2003年贵州12.03特大金融票据诈骗案

第一篇：2003年贵州12.03特大金融票据诈骗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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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亿金融票据诈骗案

数次签订虚假购销合同从银行骗取贴现金5263万,在作案过程中又贿赂多人并将一银行行长“拉下水”。昨日,震惊全国的周洪元票据诈骗案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涉案4名被告同时出庭受审。

原珠海经济特区红大发展总公司老总周洪元及其妻子李帮仪、下属业务员易云因涉嫌票据诈骗而被押上被告席,原贵州东龙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凡勇也因涉嫌同样的罪名,被一同押上了法庭。这桩惊天诈骗案的始作俑者周洪元,现年47岁,湖南邵阳市隆回县人,中专文化,捕前系珠海经济特区红大发展总公司、珠海中元科技投资有限公司总经理。

狼狈为奸

公诉机关指控:2002年下半年,被告人周洪元准备到中国工商银行郑州市经纬支行(以下简称经纬支行)办理商业承兑汇票贴现业务。同年9月,周洪元到贵州认识了被告人易云,将其招为珠海经济特区红大发展总公司(以下简称红大公司)职员。被告人周洪元称要在贵州做番“大事业”准备购买国有资产。周洪元的“豪言壮语”让易云相信自己的老板是个做大事的人,便带其到荔波县介绍认识了原荔波县国税局局长董藩。同年11月,董藩引荐被告人周洪元、易云购买荔波县的国有资产。在此期间,周洪元向董藩提出要找荔波县一公司签订购销合同,以此开具商业承兑汇票从银行骗取贴现资金,并许以好处费。董藩介绍周认识荔波县朝阳镇经济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朝阳公司)的法定代表人伍英万。经过商谈,周洪元与伍英万签订了交易额为6160万元人民币的虚假合同。合同约定:红大公司向荔波县朝阳公司提供挖掘机、装载机等,朝阳公司向红大公司支付货款6160万元。同年12月12日朝阳公司开出8份总金额为6160万元的商业承兑汇票。随后,荔波县农行行长陆世勤(另案处理)在周洪元答应贴现后将2000万元存入荔波县农行,并向经纬支行出具了《商业承兑汇票(不可撤销的)担保函》,自愿为上述商业承兑汇票提供连带保证责任。与此同时,为了证明荔波县农行有出具担保函的资格,易云伪造了一份荔波县农行的上级行——黔南州农业银行行长签字的授权函。以证实荔波县农行可以为朝阳公司开出的6160万元商业承兑汇票提供担保。

2002年12月27日,经纬支行将金额为6160万元的人民币商业承兑汇票予以贴现,扣息后的6000余万元划入红大公司在经纬支行开立的账户上。同日,为增加该行存款量和多获取贴现利息,经纬支行指令周洪元将其中的6000万元转为红大公司单位半年定期存款存入该行,为河南盛和投资有限公司另办商业承兑汇票贴现提供质押保证。随后,又办理了一次贴现,再次扣息的5900余万元,其中2600余万元转入珠海工行夏美支行的红大公司账户,1300万元转入工行郑州市二七路支行(以下简称二七支行)的红大公司账户,2000万元转入农行荔波支行的红大公司账户。

贪得无厌

2002年12月31日,周洪元将二七支行红大公司账户上的200万元划至工行郑州市正法法律律师事务所的账户上,通过该律师事务所律师张俊超(另案处理)交付给李晓燕作为好处费;2003年1月,周洪元又通过张俊超向李晓燕支付贿赂款现金100万元,此后,李晓燕又从周洪元处索要现金18万元。2003年4月,周洪元向经纬支行客户经理部副经理陈松鹤(另案处理)行贿人民币40万元,同年6月,陈松鹤将40万元通过转账方式退还给周洪元。2003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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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6日,周洪元按照荔波农行原行长陆世勤提供的账户,将人民币92万元存入荔波县立化镇地鑫公司存款账户作为付给荔波县农行的好处费。2003年4月8日,陆世勤向周洪元借款100万元。其间周洪元送给荔波国税局原局长董藩现金22万元,之后董藩分给朝阳公司经理伍英万现金4万元。

故伎重演

为继续从国有银行诈骗巨额资金和归还6160万元的贴现款,2003年5月,周洪元在贵阳经易云介绍认识被告人贵州东龙贸易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林凡勇。三人经过商谈,林凡勇与周洪元的红大公司签订虚假的工矿产品购销合同。同年6月6日,林凡勇以虚构的贵州东龙实业集团公司(以下简称东龙集团)名义与周洪元的红大公司签订了5份工矿产品购销合同。6月9日,东龙集团按照合同向红大公司出具了总金额为3．9亿元人民币的43张商业承兑汇票。

为了取得银行担保,周洪元通过林凡勇介绍认识了中国农业银行贵州分行营业部瑞金支行芳非法向经纬支行出具《商业承兑汇票(不可撤销)担保函》。

之后,周洪元、易云带着上述虚假资料到经纬支行办理贴现。同年6月13日,经纬支行将金额为6646万元人民币的7张商业承兑汇票予以贴现。扣息后为6500余万元。之后经纬支行指令周洪元将其中的6500万元以半年定期存入该行,为中元公司另办商业承兑汇票贴现提供质押保证。随即给红大公司又办理了一次贴现,再次扣息后,周洪元实获贴现6300余万元,其中万元转入珠海工行夏美支行红大公司账户。在此过程中,周洪元指示易云付给林凡勇好处费50万元,易云从中占有10万元,林凡勇实得40万元。

东窗事发

2003年12月10日,周洪元的妻子被告人李帮仪得知红大公司账户被查封,随即了解到周洪元被贵阳市公安机关抓获。为逃避赃款被追缴,李在珠海5家银行进行突击提现消户,并将大量赃款以罗立果、贺冬青的名义存入广东省珠海市、中山市的多家银行,之后藏匿于其表弟贺冬青家中。与此同时,李帮仪将周洪元用赃款为其购买的一辆奥迪车藏于其女婿黄秋锦家中。并于12月30日晚,将两箱红大公司、中元公司账册及公章等物藏到黄秋锦家。2004年1月16日,公安机关查获李帮仪藏在贺冬青家中的保险柜,搜查出现金85万元、港币14．4万元、存折16个,现金和存折合计568万余元。

金黔在线讯 经过6个月的艰苦侦查,我省首例央批、部督的“12．03”特大经济犯罪案件成功告破,11名犯罪嫌疑人全部落网。该案涉案金额高达6．7亿元。

今年7月,贵阳市中级法院一审以受贿罪判处原农行贵阳市瑞金支行行长石世芳有期徒刑13年,并没收财产人民币10万元。

第二篇：“飞单”2.25亿元北京惊现特大金融诈骗案

“飞单”２．２５亿元北京惊现特大金融诈骗案

司向某银行海南支行贷款5000万元，逾期不能归还。1991年8月他悄悄跑回了北京躲了起来。

体外循环“开口子”刻假章“做钱”

陷入资金困境的商海骄子陆锋首先想到的是重操旧业，即在银行搞“体外循环”。

1996年初，陆锋结识了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东城支行和平里分理处主任刘柱民，以及该分理处工作人员孙玉良。在刘柱民的办公室，陆锋与刘柱民商量，由陆锋以高息拉来存款，由和平里分理处给存款单位出具存单，将款打到陆锋公司的账上，供陆锋使用。这就是所谓的“体外循环”，而对于银行来讲是“账外经营”。双方最后商量妥当：和平里分理处收取存款的13％的手续费，由陆锋支付存款单位高息，并且存款到期后，由陆锋的公司付给存款单位本金和利息。孙玉良帮助陆锋在和平里分理处开了中恒公司的账户。

不久，陆锋以高息为诱饵拉来了4笔共8000万元存款，和平里分理处出具了5张存单，交给了存款单位，将钱直接人到了中恒公司在分理处的账户上，陆锋共付了657万元高息。

其后，陆锋还要求刘柱民也给他拉些存款，并许诺存款额15－20％的高息。不久，中恒公司的账户上又多出了6000万元，这笔钱是刘柱民动用了银行房地产信贷部专管账户中为某单位代管的房款。由于这部分资金是银行监管资金，刘柱民、孙玉良还要求陆锋加付被监管单位15％的高息，陆锋想都没想就同意了。在这之中，银行实际按定期存款利息10.98％付给被监管单位，而其中有4.02％的息差，即人民币300余万元，陆锋分几次转成现金交给了刘柱民。

为保险起见，刘柱民、孙玉良要求陆锋提供抵押。陆锋随即伪造了3张存单，交给刘柱民和孙玉良作为抵押物收存。当时，刘柱民和孙玉良发现存单是建设银行的，但存单上盖的公章却是合作银行的，刘、孙二人却没有再提出异议。案发后，公安人员就这3张存单的真伪讯问刘柱民时，刘柱民说：“我不知道是假的，当日我们还想到台行核对的。”

1997年，陆锋拉来的4笔存期一年的存款先后到期，陆锋连本带息偿还了其中两笔。另外两笔各还了一部分之后，就说没有钱还了。在刘柱民多次催要之下，陆锋依然没有还上任何一点钱。刘柱民见中恒公司无力偿还拆借的资金，便向本单位自首，2001年5月1日，刘柱民因涉嫌犯非法发放贷款罪、挪用公款罪被逮捕。

关于这笔1.4亿元的资金，法院经审理查明“造成和平里分理处最终损失人民币8500余万元。”而在此案中的涉案的孙玉良由于精神压力太大，最终导致精神失常。

时光步入1997年，银行“银根”收紧，四处找资金的陆锋接连找了几家银行想做“体外循环”都没有成功。中恒公司业务部经理张重德成为陆锋的“破坚尖兵”，这个张重德曾于1977年9月因盗窃被劳动教养三年。1997年年10月，张重德拉来一笔1000万元的存款，存款单位是哈尔滨保利公司。有了存款，银行里没有人也不能把这笔钱弄到自己账上使用，这就得“开口子”。专业术语中所谓的“口子”，就是银行里面有人配合，把客户预留银行的印鉴拿出来，用于造假。

张重德想到了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丰台支行南苑分理处的工作人员朱刚毅和该分理处主任李建忠，中恒公司曾与该分理处有过存款往来。

为了能够使用哈尔滨保利公司这笔钱，陆锋和张重德多次带李建忠、朱刚毅到贵宾楼饭店吃喝玩乐，还经常送刘、朱一些“小礼物”，向他们表示要在他们的银行“做”这笔资金。在李建忠拒绝做“体外循环”后，陆锋提出要存款单位存款时留在银行的预留印鉴卡，并要张重德做李建忠的工作。

没几天，张重德就带着哈尔滨保利公司的人出现在李建忠的办公室。他们拿着在北京注册的全套手续来到银行，李建忠终于同意存款，并让朱刚毅为他们办手续。就这样，张重德得到了一张预留印鉴卡。

张重德将印鉴卡交给陆锋，陆锋又很快搞了保利公司的财务章和法人名章。陆锋又让人到南苑分理处假冒保利公司的人买来支票，伪造了转账支票，从工行南苑分理处划出人民币9995万元，一部分入到中恒公司账户，另一部分入到北京市海淀区昆氏科技发展公司。这个昆氏公司是陆锋朋友开的。陆锋用这个账户进行转款，支付存款单位的高息和中间人的好处费。

这是法院认定的陆锋“做钱”的第一笔。所谓“做钱”，就是利用高息拉存款户，让存款单位到指定的银行开户存款，等钱入账后，再伪造存款户的财务印章将钱从银行划出。法院认定这笔“做钱”造成损失人民币838A万元。

“做钱”的关键是“做口子”。陆锋、张重德想尽一切办法开“口子”、找“口子”。本案中的另一犯罪人员陈杰，在1998年3月间，为能够使用这伙人拉来的一家出版社一笔500万元的存款，找到很早就认识的中国农业银行北京市西城区支行西直门分理处的工作人员宁学茹，将其拖下水。宁学茹接受了陈杰给予的1.6万港币的好处费，利用职务的便利，向陈杰提供了印鉴卡的原件，致使他们“骗划出人民币499.6万元，造成损失202.6万元”。

通过这样把银行工作人员拉下水的方式，陆锋和他的手下先后故了十几起。

甩开“口子”高科技“飞单”搞钱

但是，非法拆借的巨额资金仍不能满足陆锋企望中恒公司的事业向全国辐射的雄心，而且这些钱是有使用期限并且要支付高额利息的，对于急需资金的公司经营情况来说，按期还贷和付息是一付沉重的负担。陆锋又开始谋求新的筹资方式，这时，一个老朋友成为陆锋的新搭档，直到一起走进监狱的高墙，他就是成敬。

50岁的成敬1982年因犯诈骗罪、投机倒把罪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刑满释放后无所事事又没正当职业，过着漂泊的日子，后来注册了北京金世野建筑装饰材料有限公司，也是赔多赚少，人不敷出。当九十年代上半叶悄悄出现以高息揽存为幌子，用伪造的票据从银行骗取存款单位资金的犯罪并渐盛行后，只有初中文化的成敬加入进来。

陆锋和成敬早在1986年的海南就认识，后两人先后回到北京。成敬与陆锋共谋并共同实施了20起诈骗案。1997年10月至1999年10月的3年期间，涉及被诈骗的有北京市的工商银行、农业银行、建设银行、北京市商业银行以及天津、大连等地的工商银行和建设银行的10家分理处，有的分理处甚至连续被骗。不断卷入犯罪的人员中，有银行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工作人员、公司人员和无业人员。

1997年12月，成敬通过赵某拉来炎黄艺术馆的500万元存款，成敬陆锋商量要“做”这笔钱。他们就让炎黄艺术馆的人把款存到与陆锋认识的李建忠所在的工行北京市分行东城支行和平里分理处。而此时，成敬已经通过赵某得到了炎黄艺术馆的预留印

鉴卡。他们将预留印鉴卡交给张重德，要张找人刻假章。为了能自己掌握造假章这个环节，成敬和陆锋甚至当晚就飞到香港，想买一台电脑刻章机回来。但到香港后，听说那个机器不好用，结果两人空手而归。

回来后，张重德就拿来了一个章。陆锋让自己公司具有多年财务经验的财务总监曹尊钢检验一下，曹尊钢折角比对了一下说：“不行，没法用”。

陆锋没有办法，只好另外找人，他们很快就找到据说可以刻假章的吴京湘。吴京湘吹牛说说：“只要你有存款单位的财务印章和法人样章，我能保证做出一模一样的。”

怎样得到存款单位的财务印章和法人名章呢?再要预留印鉴卡是行不通了。陆锋想了个办法，要存款单位写个承诺书，要求在承诺书上加盖单位财务印章和法人的名章，为不让存款单位怀疑，还要求加盖存款单位的公章。

吴京湘拿来盖好章的支票后，成敬和陆锋拿出吴京湘做的支票仔细研究，发现像是用彩色喷墨打印机打印上去的。随即，成敬叫来公司的高级工程师沈恺平。问他：“你能把支票上的章弄到一张纸上吗?”沈恺平说：“试试吧。”沈恺平不愧是电脑高级工程师，他先用扫描仪将印章和人名单扫进电脑，进行修补，很快打印出来交给成敬。成敬这才恍然大悟。

用扫描打印的方式制造图章，实在是最简单直接的方式了。陆锋不无庆幸地说：“这下没问题了，只要有承诺书，哪个行都能做。”

此后，他们就大胆地甩开“口子”，让存款单位出具存期一年的承诺书，并要求在书上加盖单位财务印章和法人的个人名章，名为保证，实为得到这两个章，便于他们伪造。然后，通过电脑技术伪造支票购买凭证购买支票，再用伪造的支票划走存款单位的钱。这就是所谓的“飞单”。上世纪90年代末，京城出现了“飞单”名人，成敬和陆锋就是其中的“枭雄”之一。

为了能做出更精确的伪造支票，陆锋和成敬花5万元买来精雕机，要沈恺平学着使用。他们越做越熟练，有时头一天做了支票购买凭证，第二天，钱一到账就买支票，造好假支票，第三天就划走存款。尽管轻车熟路，细致的陆锋每次都要公司的财务总监曹尊钢或自己将章仔细比对，并在买支票之前先打个电话。当然，有的单位也是很精明的，在承诺书上只盖半个章。他们就再找“口子”，拿银行的预留印鉴卡。

在整个“飞单”搞钱过程中，陆锋、成敬负责组织决策，指挥分工，决定被骗资金转入的账户，分配同案人员的分赃数额和支配赃款的使用，并支付存款高息和中间人的好处费；张重德则在存款单位和中间人之间穿针引线，与对方谈判存款数额、存款期限，指定开户银行，取得预留印鉴卡或承诺书，并经手支付高息；沈恺平受成敬指使负责在各种银行手续上复制印鉴章；其它人与存款单位谈判，假冒存款单位财务人员购买凭证或支票，办理转账手续，从银行获取印鉴卡等。

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在判决书中确认：1997年10月至1999年9月，被告人陆锋、成敬、张重德等人分别结伙，大肆进行票据诈骗犯罪活动。其中，被告人成敬参与票据诈骗17起，未遂1起，诈骗人民币1.25亿余元；被告人陆锋参与票据诈骗12起，诈骗人民币7000余万元。这个团伙总计诈骗人民币2.25亿元。

在这几起高达数亿元的大案中，却从没有被骗单位报案。究其原因，一是存款没有到期没有发现；二是有的被骗单位多次讨要，陆锋予以归还；三是陆锋许诺的高息已经至4手。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他们利用手中的存款获取高息本身也是见不得人的违法行为。

1999年5月，华夏银行以借款合同纠纷向法院起诉并申请诉讼保全，与此同时，北京某公司以陆锋伪造文件为由向公安机关报案。1999年7月14日，陆锋因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东城支行和平里分理处主任刘柱民非法拆借资金1.4亿元案被监视居住。9月16日，陆锋因涉嫌伪造市政某公司公章、文件被逮捕。本案其它人员相继自首，或被抓获归案。

本案以陆锋、成敬为主，涉及12人，涉及10家银行分理处，法院认定：“被骗金额高达人民币二亿二千五百余万元，其中有七千二百五十万元诈诈骗未遂，案发前后被追回和追缴发还部分赃款脏物，除陆锋分得的赃款主要用于中恒公司的经营外，其它赃款主要被其特被告人挥霍，造成国家经济损失一亿二千余万元。”

本案从1999年案发至今，历时6年，经过北京市两级法院的多次慎重审理，北京市高级法院于2006年12月20日作出终审判决：以犯票据诈骗罪、金融凭证诈骗罪判处成敬死刑，缓期二年执行。以犯票据诈骗罪、伪造金融票证罪，判处陆锋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陆锋、成敬团伙的其他被告人也相继被判处不同刑期的徒刑。

责编 高 山

第三篇：关于四川雅堂集团特大金融诈骗案联名举报材料

关于四川雅堂集团特大集资诈骗案

报案材料

四川成都天府新区公安分局: 我们是四川成都雅堂集团特大金融诈骗案的部分受害人(报案人信息附后)，现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有关规定，联名向你们报案。

成都雅堂集团现位于成都市天府新区兴隆湖科学城D区A3栋，法定代表人杨定平，2016年9月被四川省有关方面作为重点招商引资企业引入天府新区。雅堂集团旗下核心板块就是雅堂金融，其前身叫搜搜贷，2012年杨定平接手后几经易名，2016年1月改名为雅堂金融，2016年9月，在成都重新注册为“成都雅堂金融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其声称是一家深耕产业链为核心的专业投资管理机构。雅堂金融在深圳期间就应其涉嫌自融，长期被业内质疑，并被深圳有关方面列为重点监控平台。

雅堂集团入驻天府新区后，大肆宣传、渲染其政府背景，领导重视，与四川各地政府广泛签约，为其打着发展雅堂小超的幌子，以成都雅堂金融的名义肆意违法自融。其后愈演愈烈，进而发展到从2017年6月开始精心谋划，恶意设局实施特大金融诈骗。从事发后情况看，雅堂设局诈骗主要采取了以下手段:一是大量注册空壳公司融资圈钱。2017年6月后雅堂集团注册了大量空壳公司，这些公司开展的唯一一项业务就是发股权标圈钱，据初步统计从2017年8月初至2018年元月23日共圈钱12亿以上，除极少数量的3月股权标外，都被雅堂集团非法占有。二是发虚假标融资。从事发后情况看，雅堂集团原来声称拥有的红木资产早已转移，家俱生产厂家早已成为空壳，但其在2017年7月后仍然发标圈钱。三是授予其诈骗团伙成员个人无限度的融资额度，融资圈钱转移。四是以秒标、名目繁多的虚假活动诱惑投资人充值投标。从初步统计数据看，2017年12月17日至2018年元月22日，平台共发秒标12.2亿，发抢现金券标2.2亿。为尽可能多的圈入资金，以与眉山市政府签定雅堂智慧城项目为名，从2018年元月17日至元月21日连续5天发了6个大秒，圈进资金约3亿。清盘前的最后一段时间，雅堂集团与杨定平圈钱诈骗可谓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不断以各种方式麻痹投资人，不惜采用由客服打电话、QQ、发邮件、私信等手段诱惑投资人充值投标。雅堂诱骗的手段到了无耻之极，令人发指的地步，甚至在今年元月22日，其内部己部署清退，提现已停止，但平台仍通过种种手段诱骗投资人充值。从我们的统计情况看，雅堂金融从2017年12月17日至清盘资金净流入在8亿以上。

当雅堂金融待收达历史最高点，雅堂集团元月23日收网。2018年元月23日上午11时许，雅堂方面召开新闻发布会，杨定平宣布:为积极响应政府政策，雅堂金融主动退出p2p。此前，从元月19日下午16时开始到期的回款，雅堂集团以谎称系统数据错误为由，予以冻结，不让提现，非法占有。现有信息显示，雅堂集团此前可能已通过以下手段转移了资金与资产:一是转移了红木的所有权。位于广东惠州的红木是雅堂集团与杨定平长期声称拥有的大额资产，2016年8月30日，杨定平还在央视二套公开接受采访时声称，拥有缅甸黄花梨1.4万吨，市值约7亿，并称不会变卖。但清盘后此笔大宗资产已不知去向。二是红木家具。在元月22日雅堂集团公布的清算方案中，雅堂集团称拥有市值8亿的红木家具，这所谓的8亿元红木家具，到底价值几何?此前是否以购买红木家具为名，转移资金应为其所圈资金所购。三是雅堂集团杨定平为首的诈骗团伙核心成员及关联人，包括杨定平、严荣康、张长江、孙静雯、杨盼、彭娟、陈适、龚主琪、陈辉丽、祝年涛、朱晓、葛旭、王华君、颜锦标、余义华等核心成员及关联人在清盘前已将其在平台本金及包括平台授予融资额度所赚收益提现转移。四是清盘前，雅堂集团已将其所圈部分资金，用于填补其公司经营亏损。

雅堂集团在收网清盘后，为了使其非法占有所圈资金合法化，逃脱罪责，从元月23日开始上演新一幕骗局。其在清盘公告中声称，将组织投资人委员会代表与平台共商清退方案，三日内拿出方案。但整个谈判过程，雅堂方面只字未采纳投资人的任何意见与要求，并在26日夜23时单方公布了其还款协议，这一方案不仅只字未采纳投资人的任何诉求，还把其自己谈判时公布的方案一拆为二，即将原方案一第一期可同时提现23日可提现的10%与相当于本金总额0.83%的利息，拆解为限提一项各为一方案。由于只有选择方案才能拿到本金的0.83%，不然1分钱拿不到，迫于无奈，受害人陆续选择了方案。还款协议兑付一期后，2月27日，雅堂集团单方发布了“雅堂金融分批兑付公告”，所谓的分批兑付即停止了还款协议的执行。此后，雅堂与杨定平从3月初开始，以降低债权，引入风投救公司等名义，操纵开始了无限期的债转股，在其操纵下，受害人向空壳公司四川雅堂小超公司转移了约12亿债权作为股权。事实证明，雅堂集团的所谓主动退出，其实就是主动收网，其后的还款协议、债转股协议都是欺骗投资人，以达到非法占有其诈骗所得。截止本报案日，每位投资人仅拿回了约相当于其本金的0.83%，投资人25亿以上资金被雅堂集团与杨定平非法占有。

从以上情况看，雅堂集团利用注册的空壳公司，融资圈钱，直至清盘前一天还在利用虚假活动，诱骗投资人充值。清盘后，以种种借口拒不归还，其非法占有投资人资产的目的十分明确，铁证如山。且涉案总金额约300亿，非法占有了受害人25亿以上资金。其手段特別卑劣，一是从2016 年元月易名为雅堂金融开始，就通过其官方网站公开宣传其是供应链金融，非p2p，而在2018年元月23日退出时则宣布其退出p2p。是或非?只有一种可能！2018年元月23日说是，目的就是为其非法占有！二是其官方网站长期宣传其拥有市值6亿以上的红木，拥有红木家具厂，拥有二块价值数亿的地皮，至今年元月23日，所有这些都不翼而飞！三是其在元月26日的三个还款方案，有任何资金保证措施吗？四是债转股。以降债引入机构为名，向一个空壳公司转入11.6亿债权，其真实目的何在?

天府新区公安分局的领导与同志们，打击犯罪，惩治犯罪分子，匡扶正义是人民警察的天职！你们已进行了近4个月的调查了解，想必你们已掌握大量雅堂集团与杨定平重大集资诈骗犯罪的事实与证据。为严厉打击犯罪，严惩犯罪分子，我们在此联名向你们报案，希望你们以你们对党和人民的担当，以自己的良心与良知，公正执法，严查此案，严惩犯罪分子，追偿转移的资产与资金。有鉴于雅堂控股集团特大诈骗案是互联网金融领域的新型犯罪，主犯杨定平在互联网金融业务混迹多年，且此设局诈骗经过长期谋划，精心准备，案情特别复杂，侦破难度非常大，建议你们把案情及时向四川省公安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汇报，组织金融、互联网专家参与此案侦查，尽快查清案情，严惩犯罪分子。

雅堂集团特大金融诈骗案部分受害人:

年 月 日

此报案材料同时报:四川省公安厅、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安部、最高人民检察院、中央政法委员会、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国家监察委员会

附 件 清 单

1，2016年9月在成都注册雅堂金融，2017年11月核准;2，2017年6月谋划，设局诈骗;3，供应链，股权，资产标，高管自融套资金;4，最后一个月疯狂融资，资金流入8e;5，毁约，强行逼迫签订方案,非法占有投资人资产;6，雅堂核心资产流失;7，核心成员提前套现;8，仅执行一期利息，开始套路投资者.9，报案人署名

1，2016年9月在成都注册雅堂金融，2017年11月28日核准。

最后3个月，利用四川政府背书，疯狂融资，仅在核准不到2个月，就宣布清盘。

天眼查的成都雅堂金融信息服务股份有限公司信息如下：

2，2017年6月谋划，设局诈骗

杨定平，杨盼，张长江，严荣康等高管注册大量空壳公司。

，供应链，股权，资产标，高管无限额度自融

供应链为红木家具厂融资，股权为各地雅堂小超子公司融资，资产标是为雅堂金融用户提供融资。雅堂金融，在2017年3月处理所有家具厂以后，依然在利用供应链疯狂融资。其后，给高管500甚至无限额度融资，清盘后，更是将所有资产标资金非法挪用。

股权标

供应链标

资产标

管理层的股东账户，利用高额融资额度（甚至无限额度）非法自融，套取投资者资金，获取高额利息。

4，雅堂金融为了骗投资者投资，无所不用其极。利用各种虚假促销活动，以积分，红包，酒，年货等，打电话，短信，发邮件，私信等诱导充值。最后一个月疯狂融资，资金净流入8e。

部署好清盘前一周，雅堂运营总监彭娟（QQ名为小鱼）唆使雅堂高级客服经理徐茹萍（QQ名为大大苹果）诱骗投资人通过电商退款方式充值的对话

最后一个月，利用各种利好活动，发秒标诱导充值，总共发12.2亿。并在2018-01-19号16:00以后，就以技术问题为借口不允许提现，其中20号和21号仍然发秒标诱导投资者充值。

下图为雅堂金融的投资者统计2017-12-17日到2018-01-21日发的秒活动，诱骗投资人投秒1011111093元，新充值的钱款不知所踪。

5，以分期还款为名，行强行锁定，非法占有之实

以签协议给第一期利息为由（本金的0.83%）强迫雅堂金融投资者签订

6，雅堂核心资产流失

附事发后，雅堂集团对投资人做的承诺，明确表示有8亿红木家具和广州惠州红木基地（盛世鸿红木基地）的大红木（缅甸花梨）可供还债，根据当时央视采访，投资者实地考察以及杨定平个人投保的红木保单，红木价值6.5亿以上。目前，由于公安机关不及时立案追赃，该批红木已于事发后不久（平台宣布退出后，农历年前几天）被犯罪分子转移（大卡车拉了三天），目前不知所踪。

7，核心成员提前套现

雅堂集团杨定平为首的诈骗团伙核心成员，关联人和代理人，包括杨定平、严荣康、张长江、孙静雯、杨盼、彭娟、陈适、龚主琪、陈辉丽、祝年涛、朱晓、葛旭、王华君、颜锦标、余义华等核心成员及关联人在清盘前已将其在平台本金及包括平台授予融资额度所赚收益提现转移。

8，欺骗债权人签订还款协议，仅仅执行一期利息（本金的0.83%），便拒不执行。在成都政府默认下，各种套路债权人，债转股，利息强制转股，债权展期等等，拒不还钱。2万余名雅堂金融的投资者，妻离子散，有病无钱医，甚至已有2名雅堂投资者含恨逝去！仅仅以 一个分批对付公告就停止执行协议。

接下来，各种套路雅堂金融的投资者，债转股，利息转股以及即将公布的债权展期，至今连个道歉都没有，连起码的账本都不对投资者公布，无耻之极。债转股系统

利息强制转股预告（择机实施）

9，报案人信息

我们自愿联名举报雅堂集团集资诈骗

第四篇：案例十五 彭氏兄弟特大诈骗案揭秘

案例十五 彭氏兄弟特大诈骗案揭秘

中华财会网(www.xiexiebang.com)2003-06-26

被工行深圳分行开除的彭氏俩兄弟，几年间，摇身变成身价数亿元的港商，掌控27家公司的大老板。他们对工作过的深圳工行以及深圳其他几家银行疯狂诈骗。1999年7月审计署查出此案并上报国务院。最近，深圳市检察院以涉嫌骗开信用证7000万美元对彭海生提起公诉。

此案惊动了国务院高层领导,朱容基总理在《审计要情》上批示“彻查严惩”，李岚清副总理批示“骇人听闻，应立即查处”。审计署深圳特派办将此案移送公安部，由深圳市公安局立案查处。现经专案组人员两年多时间艰苦缜密的追捕侦查，出逃后的彭氏兄弟之一彭海生已被抓捕归案。近日，深圳市检察院以涉嫌信用证诈骗罪对彭海生提起公诉。经查，彭氏兄弟在短短的几年内骗取银行信贷达20亿元，诈骗消费者、供货商上亿元。]

揭出彭氏兄弟6.14亿元特大金融诈骗案

精心准备，布下罗网——

1999年3月16日，国家审计署深圳特派办（以下简称：深圳办）根据审计署统一布署赴工商银行深圳分行，对该行1998资产负债损益进行审计。这是朱总理提出“全面审计，突出重点，注意发现大案要案线索”指示精神的第一年审计，审计组决心以实际行动贯彻落实总理的指示精神。

为了搞好这次审计，办领导重兵投入，调集全办四分三的审计力量投入，甚至把办公室等综合部门能上阵的一起动员上阵，保证全面审计不留死角。这次审计由一、二把手和一名特派员助理共三名办领导共同负责抓。审前调查一改以往开会座谈、索取资料的方式，由金融处先对该行一个业务量较大的支行进行试点审计，通过“解剖麻雀”，摸清情况，在充分调查研究的基础上，编制出周密的审计方案，为正式审计作好了充分的准备。值得一提的是，在审计思路上，审计组根据当时金融领域防范风险的紧迫形势和国有商业银行面临的风险，明确提出审计工作紧紧围绕信贷资产质量进行，把审计重点锁定在信贷资产质量上，跳出了以往财务收支审计的旧框子，这对后来的审计起到了重要作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在工行审计中，发现了两起大案要案，发现四个重大违法违纪问题，除11亿港元特大骗汇案外，其他问题均是在审计信贷资产质量中查出的问题。彭氏兄 弟骗贷案仅是其中之一。

信用证巨额垫款露马脚——

5月16日，审计组按计划开始对蛇口支行进行审计，从其提供的自查报告和信贷资产五级清分表反映，该行信贷资产质量问题较多，审计组立刻调出所有列入不良资产的信贷档案资料仔细审阅。

很快，泰明实业股份公司、蛇口航明实业有限公司、新宇通实业有限公司三个贷款户引起审计人员关注，审计发现，这三家公司欠款占不良资产比例较大，三家公司是关联公司，均由彭海怀、彭海生两人掌控，在1996年到1997年一年多时间里，通过互相担保（或其他关联公司担保），以进口大理石等原因，在该行开立大量信用证和部分承兑汇票等形式融资，因到期不付款赎单，造成该行大量垫款。到1998年末，三家公司共欠蛇口支行本金36005万元、欠息5199万元，其中信用证垫款本金28197万元。经搜索，还发现彭海怀、彭海生所属的深圳盛平公司等2家企业，在东门支行、分行离岸部以开信用证等方式融资拖欠本金折人民币17584万元（信用证垫款17304万元），欠息2850万元，均形成不良资产。5公司共欠深圳工行本金53589万元，欠息8049万元，其中信用证垫款81笔，开证金额45501万元，占总欠款的85%。

这一问题引起审计人员高度的敏感。信用证（简称L/C）是国际贸易结算的主要方式，它是开证银行应进口方（申请人）的请求向出口方开立的在一定条件下保证付款的凭证，银行付款的条件是出口方（受益人）向银行提交符合信用证要求的单据。我国自推开这项业务以来，改善了国际贸易结算方式，但也被一些企业当成了向银行融资的途径，甚至被一些人当作骗取银行信贷资金的手段。此前审计署济南办曾在青岛查出一起信用证诈骗案。会不会又是一起信用证诈骗案呢？

怀疑归怀疑，但最终要靠铁的事实来证明。

审计人员从了解公司背景入手，经银行方介绍，彭海怀、彭海生是俩兄弟，1984年深圳工行成立初期，俩兄弟就在该行工作，直到1990年先后被开除，开除前两人同在深圳工行东门支行信贷科工作。但几年间，彭氏俩兄弟摇身一变，成了身价数亿的港商、老板，据说很有来头，是省政协委员、市警察基金会名誉副会长、高级检察官基金会理事等。彭氏兄弟“传奇般的经历”，引起审计人员的警觉，根据经验，越是那种拉大旗做虎皮的人，欺骗性越大，问题越多。

但从贷款资料看，除关联关系外，其他几乎看不出有什么问题，经事务所审计的会计报表显示，各关联公司当时业绩都不错，贸易合同、发票等单据一应俱 全，银行方审批手续也没有问题。

那问题出在哪里呢？细心的审计人员哈承斌把5家公司开立信用证按开证期、付款期、开证金额、受益人、担保人、保证金额等一一列出，仔细地研究分析，终于发现了开证的特点和疑点：一是化整为零，绝大部分每笔开证金额都控制在48万美元左右，以规避额度监管；二是时间集中，开证频繁。开证时间主要集中在1996年至1997年6月间，连环、大量、频繁地开证，付款期主要集中在1997年6月至10月，这样一旦发生问题，银行来不及反映。三是开证期限长，多为远期信用证。如在泰明公司等三企业在蛇口支行共开110笔，仅有6笔是即期，其余均为远期信用证；四是提前支取保证金（本金的30%），如泰明公司等三家企业提前支取保证金达6718万元；五是5家信用证资金集中流向受益人（出口方）香港恒基公司。

审计人员立刻对香港恒基公司背景进行了解，结果发现该公司居然是彭海怀、彭海生在香港设立的全资公司（占股99%）。同时，审计人员对5公司以承兑汇票、打包放款、流动资贷款等其他形式融资流向单位（收款人）进行调查，结果发现也都是彭氏兄弟的关联公司。审计人员进一步对开证量最大的泰明公司（2434.8万美元）贸易对象进行调查了解,发现大部分是泰明系列公司中的关联公司。

这样情况一下就明朗化了，信用证等各种融资的申请人和受益人（或收款人）都是彭氏兄弟的公司，银行被夹在中间，很容易被骗。

从种种迹象研究分析，巨额垫款很象是有计划、有预谋的行动，象一个预先布好的圈套和陷阱。

虚假会计资料、编造贸易合同现原形——

根据经验判断，关联公司互相串通骗取银行资金的可能性大。要弄清事实，关键要延伸到企业，看其会计资料、贸易背景是否真实，是否具备还款能力等。这是一项辛苦而繁琐的工作，要跑5家企业最快也要三天，但这次却让审计人员经历了一次“高效率”。经联系，只有盛平公司有人在，于是审计人员直奔盛平公司。来到公司，审计人员发现冷冷清清的公司只有两、三个留守人员，墙上赫然挂着彭海怀与某位高级领导人的合影，一位30多岁的财务接待了审计人员，并提供了该公司财务资料，当审计人员问及其他几家公司情况时，他呼拉抱出一堆资料，说那几家公司财务资料都在这里，当审计人员将资料复印好要求盖各公司章时，他又象变戏法似地捧出一堆大大小小的印章，一一对应地盖好。后他告诉审计人员，他是被聘人员，几个公司业务基本都停了，由他们几个人负责留守。本来需要跑五个公司看账、取证，没想到只跑一家公司就搞定了。

此时，彭氏兄弟坐不住了，直接或间接地想方设法与办领导和审计人员联络, 以坐一坐为由，许以吃请和重金等笼络行贿手段请求高抬贵手，多多关照，但被断然拒绝。他们一看软的不行，又来硬的，通过打恐吓电话等其他途径散播欲通过上层和动用黑社会等手段来威协吓唬审计人员, 企图以势压人，阻止审计工作。但审计人员始终不为所动,坚持依法审计。

经过认真核实，审计人员吃惊地发现，4家公司提供给银行经事务所审计的财务资料，严重虚假，与提供给审计人员的财务资料有天壤之别，他们开立信用证、承兑汇票等融资所列贸易背景，如进口大理石、买卖钢材等经营活动，在当期财务资料上毫无反映，均属凭空编造，且据4家企业报表资料反映，截止1998年，除泰明公司还有390万元的经营收入外，其他公司均无收入，基本处于停滞状态，累计未弥补亏损达8500万元。同时还发现，其他10家负有连带责任的关联公司财务资料均无营业收入，大部分是空账，是仅办理注册手续，而从无实际经营的“空壳公司”。

至此，彭氏俩兄弟诈骗银行巨额信贷资金的真象基本清楚。经初步查明，1996年至1997年6月，彭氏俩兄弟以其掌控的深圳泰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深圳蛇口航明实业有限公司等5家家族式关联企业，利用虚假的财务资料，编造虚假贸易事项，向深圳工行蛇口支行、东门支行、分行离岸部骗取巨额融资，到1998年止，本金余额达5.35亿元，欠息达8049万元，本息合计6.14亿元，全部形成不良资产，巨额资金流到彭海怀、彭海生兄弟控制的境内外家族公司，去向不明。

情况上报，惊动高层——

7月中旬，深圳办领导立刻赴京，将此案向审计署专题报告。审计署迅速以《审计要情》19号上报国务院，朱容基总理在这份简报上批示“彻查严办”，李岚清副总理的批示是“骇人听闻，必须立即查办”。此案移送公安部，由深圳市公安局作为特大金融诈骗案立案查处。后2000年深圳特派办又在对农业银行深圳分行的审计中，查出彭氏兄弟的海怀房地产公司特大骗贷案9000万元，国务院领导人批示后，移送深圳市公安局并案查处。

专案组及有关部门经两年多时间的艰苦追捕侦查，主要事实已基本查清，最近深圳市检查院以涉嫌信用证诈骗，对出逃后被抓捕归案的彭海生进行公诉，彭氏兄弟特大诈骗案终于大白于天下。

触目惊心的真象

彭氏俩兄弟大肆行骗，大到银行，小到个体户，甚至连学生的钱也不放过；除骗钱外，他们还骗得一个个头衔和荣誉„„。

虚假注资9亿元，成立27个空壳公司——

彭海怀、彭海生兄弟生于广东紫金县，于改革开放之初随父迁居深圳，并进深圳工行工作，后因回扣等问题，于1990年先后被开除。从此俩人联手混迹深圳。凭着曾在银行工作的经验，彭氏两兄弟于1992年1月至1996年2月间，在香港注册成立恒基企业有限公司、泰明国际控股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随后，于1993年4月至1997年12月间又在深圳虚假注资9亿元，一口气成立了包括泰明公司在内的27家股权关系盘根错节的公司，为大规模行骗作准备。

经深圳工商局查明，这些公司都是利用虚假的验资报告，骗取营业执照而成立的无资金、无场所、无人员的“三无”公司，除海怀房地产公司仍然在注册地址外，其余27家公司地址大部分下落不明。如1993年泰明实业股份有限公司虚假注册资本1200万美元，但经深圳工行及中鹏会计师事务所证实，银行的账号分文没有，验资报告是假的； 1998年8月海怀房地产发展（深圳）有限公司虚假注资2亿元，深圳农行证实，验资账号分文没有，验资报告也是伪造的„„。彭氏兄弟正是利用这些公司，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大肆行骗。

诈骗银行20亿信贷资金——

经有关方面查证，他们以流动资金贷款、信用证、承兑汇票等方式诈骗银行信贷资金20亿元。其中，骗开信用证金额达7000万美元。据检查机关起诉书指控：1992年1月至1996年2月间，彭海生和彭海情兄弟俩在香港注册成立恒基企业有限公司等5家公司。1993年4月至1997年12月间，彭氏兄弟又在深圳注册成立了包括泰明公司在内的27家公司，这些公司均由他们直接操控。1996年8月至1997年10月间，彭氏兄弟为骗取银行信用证，在没有任何贸易背景的情况下，编造购买大理石、电器、摄影机、彩电等虚假事实，指使时为泰明公司融资部部长的余东政所在的融资部负责制作虚假合同及伪造各种单证，以泰明公司等7家由其掌控的公司为开证申请人，以恒基公司等香港公司为受益人，又以其深圳注册成立的相关公司为保证人，分别到深圳工行和深圳发展银行骗开信用证。据查证，在1年多时间里，他们共骗开信用证80余单，开证金额近7000万美元，贴现金额更超过7000万美金，这些贴现款项均由被告人彭海生和彭海怀控制使用。被告人彭海生、余东政和彭海怀骗开信用证后不按时赎单，造成开证 银行垫付，扣除开证时存入的保证金，尚欠开证银行垫付款5000余万美元，构成信用证诈骗罪，且数额特别巨大，深圳市检察院因此诉请法院依法惩处。

诈骗学生、供货商等上亿元——

除诈骗银行信贷资金外，他们还不择手段地诈骗个体户租金、下岗员工就业押金，租户租费、供货商货物、消费者购卡款，甚至连学生都成为他们的行骗的猎物。据工商部门调查发现，1995年以来，发生在深圳、广州和韶关等地9起商业诈骗事件都与彭海怀、彭海生有直接关系。他们设计了一个个圈套、导演了一系列的骗局。1995年9月以湖北大学和武汉大学招生为名骗取36位青年学生108万元；同年11月，在深圳罗湖商业城骗取434位租户120万元；1996年1月在深圳广信大厦骗取230位租户2000多万元；同年在广州天河商业广场有限公司骗取155租户1000多万元。1997年粤民百货案骗取消费者资金400多万元，企业及供货商品3000万多元，租户租金200多万元，员工押金及工资180万多元，拖欠租金100多万元。1998年6—7月，在宝安成立广客隆公司，骗取2万多个消费者、140多家租户和580家供货商共计2800多万元。

解剖一下泰明国贸的例子，便可足见其骗术一斑。彭海怀成立泰明国贸商场有限公司后，便指使谢锦福等人大耍欺骗手法，他们先是在深圳市各大媒体大做广告，吹牛。本来市场每月平方米起码要700元的租金，他们却可以降到100元出租。大批小业主以为这是天大的便宜，纷纷前往抢租，于是中招。这些小业主不知，这些物业是彭海怀通过夸大资产和相互循环提供担保从银行获得巨额贷款购买的。彭海怀在套得租金后，将这些物业向其他银行抵押，又获得了一笔巨额贷款，继而将已抵押给银行的物业公开招租、骗取大批小业主的租金，等捞得差不多的时候，就卷款而逃。后经调查发现，泰明系列公司所购买的深圳国贸广场及深圳国贸商业大厦商铺有1400多平方米的物业面积是彭海怀伪造13份假房产证从房屋租赁部门骗来的。

让不相干的人顶包——

狡猾的彭氏兄弟，甚至连行骗败露的后路都想好了。他们随便找来社会人员充当行骗一线公司的法人，一旦出事，则由这些人顶包兜着。去年4月公安局在对被抓获归案的泰明国贸商场法人冯延海调查时，冯向办案人员供述：这家公司何时成立、注册资本多少、营业执照是怎么办出来的，他均不知情，连自己做了公司的法人也是事后彭海怀告诉他才知道的。象冯延海这样稀里糊涂做上法人的还有原在南方国际大洒店前台工作的打工妹黄玲，她充当的是广客隆的法人。

拉大旗作虎皮—— 在行骗的同时，他们还不忘大捞政治资本和荣誉。他们用骗来的钱大搞捐献，得到了广东省政协委员、广东省工商联理事、罗湖区政协委员、深圳警察基金会名誉副会长、高级检察官基金会理事、爱国港商、民族企业家等一连串头衔，以此为自己行骗打掩护，找保护伞。1997年6月4日，彭海怀通过向深圳市某警察基金会捐款人民币150万元，当上了某警察基金会的名誉副会长；通过捐款几十万元给某高级检察官基金会，彭海怀被委任为该会理事；通过在香港回归时向全国政协赠送“华龙迎珠”、通过赈灾捐款20万元、通过在柴金县捐资小学，骗得爱国港商及民族企业家、慈善家的美名。1997年间，彭海怀先后给中国高级检察官教育基金会、北京的教育机构、体育比赛等损资300多万元，骗得了更多的荣誉。

本案尚未画上句号

其实，在审计署深圳办进行审计前，随着“粤民”“泰明”、“广客隆”骗局相继败露，许多有正义感的新闻媒体对这些骗案进行了曝光，但彭氏兄弟却依然逍遥法外，他们甚至狂妄地地吹嘘自己有“背景”和“后台”，谁查他们就要查谁。他们对追查他们劣迹的深圳市罗湖区消委会的杨剑昌等人实施了报复，进行诬告，甚至推上法庭。还到处拉拢一些新闻媒体，为自己贴金，并将矛头指向有正义感的人士„„。

深圳特派办在审计中还发现，企业利用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虚假报告问题突出，企业利用经审计的虚假会计报表骗取银行贷款。同时也发现银行本身在监管上存在漏洞。

审计署深圳办将此案查出后，引起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高度重视，要求有关部门“彻查严惩”，“立即查处”。公安部门迅速立案查处，彭氏兄弟的犯罪终于被终止。1999年6月，彭氏两兄弟闻风而逃，有关方面对他俩发出了红色通辑令，并分别于1999年、2000年，以涉嫌信用证诈骗、虚假注册资本犯罪对彭海生、彭海怀发出逮捕令。2001年9月25日，彭海生到澳门旅游时被抓获归案。最近，深圳市检察院以涉嫌骗开信用证7000万美元，对彭海生、余东政提起公诉，彭氏兄弟终将受到法律的严惩。

本案随着彭海生被公诉，似乎可以暂告一段落，但远未到画句号的时候，除主犯彭海怀尚未抓获归案外，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深思。为什么彭氏兄弟并不高明的骗术能频频得手？甚至在被媒体曝光、被正义人士揭露后仍能逍遥法外、气焰嚣张？为什么两个被开除的人能卷土重来，在开除他们的银行大肆行骗？如果是私人开办的银行，还会象这样被人大骗特骗吗？国有银行如何扎紧篱笆，有效防止国家资金的流失？防止类似案件的发生？解决好这些问题，远比我们查处一两个彭氏兄弟更有意义。

第五篇：防范票据诈骗案的进一步蔓延

正确引导、疏导民营资本有序运作

防范票据案的进一步蔓延、确保银行承兑汇票顺利流通的

建议书

最高人民法院、公安部并银监会：

最近看到各大媒体报道：《浙江曝900亿元倒卖汇票案》，杭州市公安局7月11日通报称：‚每天所涉金额超3亿，该市警方在7月10日至11日展开 ‘决战1号’集中整治行动，打击金融领域非法经营票据贴现犯罪，统一收网抓获涉案人员254人，初步核查非法经营额达900余亿元，为浙江省涉案金额最大的非法票据贴现案件，所有立案案件正在进一步侦查之中‛。

当再次看到类似报道的时候，我切身的感受不再是对政府打击犯罪的拍手称快，更不是对公安经侦部门所谓‚重拳出击‛战果的景仰，而是能够清晰的感受到对民营资本的冲击和伤害，以及对中国第一批挣了第一桶金富裕起来，试图从经营实体产业转型到经营资本市场的人群的打击。

再回首从前类似报道（附：‘中国农业银行呼和浩特市某支行副行长严重违规出具承兑汇票，酿成了我国最大的承兑汇票诈骗案，涉案金额高达3.7亿元，给国家造成7599万元巨额损失；山西银行女职员倒卖银行承兑汇票亏空1.13亿、倒卖银行承兑汇票10.84亿元 浙江首例倒卖银行承兑汇票案7人获刑、江苏宜兴曝5亿银行承兑汇票诈骗案 主犯在逃、石家庄农行员工倒卖银行承兑汇票涉2亿’等等案件）不难得出如下结论：政府对票据案件相关当事人的处罚和惩罚并没有有效制止该类案件的反复爆发。如果政府职能部门无法找到解决方

案并进一步采取有效措施，仅仅是‘脚痛医脚头痛医头’，仅仅是‘罚款罚金、充公了事’，那么，该类案件绝对不会被制止，还会再次发生，总之不会停止。

当金融秩序发生混乱的时候，就类似于交通事故的发生。如果也对该类案件的发生进行《事故责任认定》的话，谁的责任更大？我个人认为：负首要责任的主体就是政府职能部门（比如银监会），其次是各大商业银行总行制定考核指标的主体，再次是出具银行承兑汇票的基层银行，最后才是非法经营票据贴现的主体。

银行承兑汇票的签发和流通领域的金融秩序乱象发生，造成的危害是巨大的：

1、相关企业不敢用票、或者用票时胆战心惊。

2、许多不明真相的群众听说倒卖银行承兑汇票是个‚钱生钱的买卖儿‛，于是加入到这个击鼓传花的‘行业’里，由于参与进来的主体尤其是自然人（在我接触的案例里还有下岗职工）其自身的经济基础十分薄弱，资金链一旦发生断裂，票据纠纷案件大范围爆发。

3、票据纠纷案件管辖的乱象、裁判的不一致以及公安机关滥用侦查权干预经济纠纷（我们接触的案例公安机关竟然将帮助当事人取得的证据直接提交给法院）。由于票据案件大部分都是大案要案，损失都是致命的，因此各方当事人使出浑身解数，找关系找权利，将公权当私权用，势必滋生

腐败。这些现象直接影响公权力的形象。

基于上述事实，我个人认为，有效制止该类案件的发生势在必行，必须制定有效的可行性的解决方案并落实。

以下是我办理案件过程中想到的解决思路，供参考：

一、针对‚倒卖银行承兑汇票资金链一旦发生断裂，票据纠纷案件大范围爆发，票面上显示的前手根本不知道其票面上的显示直接后手是谁，中间环节无法查明导致票据挂失现象丛生问题有两项措施可以有效预防：

1、为了保证票据的凭借文义性顺利流通，必须立即废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9条，仍然严格执行《票据法》第30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9条规定：‚依照票据法第二十七条和第三十条的规定，背书人未记载被背书人名称即将票据交付他人的，持票人在票据被背书人栏内记载自己的名称与背书人记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在实践中许多企业不仅不记载被背书人名称，甚至许多企业在票据上连‚背书‛的行为都不做。从票面上看，根本无法确定票据在流转使用的过程中，究竟有哪些企业单位使用过该票据。直到票据到期去银行委托收款的时候，最后一名持票人才全部代替所有前手填写上‚被背书人名称‛。这样一旦填写错误或者资金链断裂发生票据纠纷，请求不是自己的直接前手出具证明会遇到许多麻烦，对方会

以持票人不是其直接后手、没有直接转让给现持票人、同时也没有授权现持票人补记被背书人名称为由抗辩。这样势必导致了票据使用主体在票面上形成断层。也为无序的挂失票据埋下了隐患。因此，为了保证票据的凭借文义性顺利流通，必须立即废止《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票据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第49条，仍然严格执行《票据法》第30条：‚汇票以背书转让或者以背书将一定的汇票权利授予他人行使时，必须记载被背书人名称。‛使用过该票据的主体必须进行背书，必须同时记载加盖被背书人名称章。不能偷懒或者放任票据的随意流转。

2、各企事业单位必须立即启用‚被背书人印章并备案‛，在票据背书流转过程中必须在被背书人一栏加盖备案的印章（制作成细长条型章即可）。这样一来，既可以有效保证被背书人明确避免背书人恶意挂失，也可以有效保证背书人担心用笔记载错误带来的麻烦。书写被背书人名称难免出现误写，统一规范的要求背书人让被背书人在‚被背书人处签章‛，及可以保证票面的规范干净，也可以保证前手滥用挂失权。

二、银监会必须负起最起码的两项监督职责

1、严格监控银行签发承兑汇票环节，银行为开户企业签发银行承兑汇票时，必须与该企业每产量、产值挂钩，确保有真实的贸易关系并且给付了对价（以税票为证）。

2、严格监控各大商业银行总行制定存款指标总量的合理性，如果全国各大商业银行总行制定的存款指标总量与货币发行和经济增长由较大差距，说明指标制定不合理。如果不合理不可能完成的存款指标最后从基层就、逐级上报的报表竟然完成了，说明存款肯定被虚拟的造假了。不要单纯的打击基层银行的造假，总行领导要扪心自问：你们制定的那些不可能完成的存款指标是‚逼人造假、逼人为娼‛的行为。

三、政府应该合理、合法引导民营资本有序运作。江浙人民很富裕，因为家家都有小实体。在中国第一批富裕起来的普通公民大部分都是靠实业起家的。现在赚取了第一桶金之后，如果合法、有序的从经营实业领域转型到经营资本市场，需要国家的疏导和引导。我个人认为：只要银监会严格监督各大商业银行‚签发票据‛的环节，严格监管各大商业银行确保有真实的贸易做支撑才可以签发。那么，票据签发之后的流转贴现环节，可以让有资质、有实力的合法的民营资本介入。

建议人：河北天捷律师事务所

郭玉棉律师

二零一二 年八月八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