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科技史话(上)_菑、新、畲[推荐5篇]

第一篇：农业科技史话(上)_菑、新、畲

周代称初垦之田为，次年、第三年者为新、畲。从西周早期到周末这类名称一直存在。

《尔雅•释地》说：“田一岁曰，二岁曰新田，三岁曰畲。”毛诗、鲁诗及马融的说法与此相同。《说文解字》对菑之解释是“三岁治田也”，而《易释文》引《说文》则作“二岁”。《诗正义》引郑玄《易注》，说法同《尔雅》。惟《礼记•坊记》郑注作“田一岁曰，二岁曰畲，三岁曰新田”。由于后人引用许、郑说法时产生讹误，现无法判断其是非。

为一岁田，各家无分歧。孙炎《尔雅注》和郭璞《尔雅注》认为的本义指除草木。《诗经》中常见的字，是指拔除草木、整治田亩、开荒耕种。《尚书》也认为，周人的除草木和耕种是一种连续性的工作。《说文解字》对茁的解释是“不耕田也”，则与《诗》、《书》所记不合。但清代学者王念孙、陈等都认为“不”是“才”之误。“才”有开始之意，“才耕田”即初耕田，这种解释和古制相符。《淮南子•本经》有：“榛秽，聚埒亩，芟野(莽)，长苗秀。”汉朝人对太古农耕情况的这种描述，也适用于周代。杀草木确是周人农耕过程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环节。据《周礼》、《礼记》，周人将草木除去后，待其干枯即用火焚烧，这既能起到清除田中秽莽的作用，又能为作物提供灰肥，和后世所说的“刀耕火种”颇有相似之处。

周人称苗以后一年和再一年之田为新、畲，而前人对新、畲的解释甚少。孙炎《尔雅注》云：“畲，和也，田舒缓也。新田，新成柔田也”。《易》董遇注以为“悉耨曰畲”。清代毕沅、陈奂等人受其影响，认为第一、二年之田刚杀除草木，到第三年才开始耕种。这种原理和魏晋南北朝时开生荒的情况相合。《齐民要术•耕田》说，当时“开荒山泽田”需要三四年治理，“乃中为谷田”。但《诗》、《书》中所说的亩是指轮番抛荒的熟荒地，这种地经过杀草木后即可播种。《诗经》中提到的菑亩、新田都是指正在生长作物的田地，若是抛荒之地则应称菜。由于当时还不能精耕细作并缺乏较好的施肥条件，新开的亩经过几年种植，便地力耗竭，不能种植。这和后世开生荒经过数年才成为熟田的情况正相反，而和唐宋时今四川、广东有些地方的畲田较相似。

畲田属于刀耕火种。在田中先把草木除去，晒干后以火焚之，等天雨时再播种。类似的情况在后来的有些少数民族中也能见到，如清人黄叔敬的《台湾使槎录》说，当时台湾“土性浮松，三年后即力薄少收，人多弃旧业，另耕他地，故三年一丈量，蠲其所弃而增其新垦，以为定法”。这和周代的情况很相像。人们对田地经过、新、畲后，便放弃原来的耕地另择他土，即古书上所说的“爰田易居”。田地一般连续耕种三年，故每隔三年要换土和进行相应的调整，如《诗•魏风•硕鼠》：“三岁贯女，莫我肯顾，逝将去女，适彼乐土。”郑玄以为“古者三年大比，民或于是徙”。在《周礼注》中他对“大比”的解释是：“谓使天下更简阅民数及其财物也。”大比以三年为期，这和田地连续耕作三年有关。在三年的种植过程中，地力发挥的作用年与年之间各不相同，周人为了有所区别而给予所种田地相异的名称。

西周以后，农作技术发展，、新、畲之制随之消失。春秋或以后的文献中不复有这方面的记载。

第二篇：农业科技史话(上)_租庸调

唐朝前期实行的赋税制度。北魏在实行均田制的同时，制定了与之相适应的租调制度，规定以一夫一妇作为交纳租调的单位，但对徭役的规定不详。北齐对租调和服役年龄都作了具体规定。

隋朝建立后，开皇二年(582)新令规定：一夫一妇为一床，交纳租粟三石，调绢一疋(四丈)或布一端(五丈)、绵三两或麻三斤；单丁和奴婢、部曲、客女依半床交纳；丁男每年服役一个月。

开皇三年又令：成丁年龄由十八岁提高为二十一岁，中男由十一岁提高到十六岁；每年服役期由一个月减为二十天；调绢由一疋改为二丈。开皇十年又规定丁年五十岁，免役收庸。以庸代役的制度开始部分推行。

隋炀帝即位后，“除妇人及部曲、奴婢之课”。租调徭役完全按丁征收。

李渊建立唐朝后，武德二年(619)二月制，每丁纳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此外不得横有调敛。武德七年四月，又颁新的赋役令，规定：每丁纳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每年交纳绫(或绢、拖)二丈、绵三两，不产丝绵的地方，则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丁役二十日，若不役则收其庸，每日折绢三尺。如果政府额外加役，十五天免调，三十天租调皆免，正役和加役总数最多不能超过五十天。赋役令还规定：遇有水旱虫霜为灾，十分损四以上免租，十分损六以上免调，十分损七以上，课役俱免。这就是租庸调制的主要内容。以后虽不断修订，增加了一些新内容，但上述基本内容一直未变。

唐朝赋役令还规定，五品以上高级官僚及王公的亲属都可以按照品级在规定范围内免除赋役。六品以下、九品以上的中下级官吏只免除其本人的课役。征发课役的原则是，先富强，后贫弱；先多丁，后少丁。唐律禁止官吏在征发课役时违法及不均平。

租庸调由县尉负责征收。庸调绢每年八月开始收敛，九月从州运往京城和指定地点，租则根据各地收获的早晚进行征收，十一月开始运送。一般是物之精和地之近者运往京城，送交司农、太府、将作、少府等寺监。物之固者与地之远者则送交边军及都护府以供军用。

租庸调以人丁为本，不论土地、财产的多少，都要按丁交纳同等数量的绢粟。这是建立在唐初自耕农大量存在，并且都占有一定数量土地的基础上的一种赋税制度。唐高宗、武则天以后，直到唐玄宗统治期间，土地兼并日益发展，农民逐步失去土地，按丁征收的租庸调逐步成为农民沉重的负担。许多农民破产逃亡，成为地主的佃户。租庸调制与当时的土地占有情况日益不相适应。到了玄宗天宝(742～756)年间“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而天下户籍久不更造，甚至戍边死亡者也不为之除籍，户部按旧籍征敛租庸调，地方政府则把虚挂丁户的租庸调均摊到没有逃亡的贫苦农民身上，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租庸调制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实行两税法时，正式宣布废止租庸调制。

第三篇：农业科技史话(上)_耒耜

先秦时期的主要农耕工具。耒为木制的双齿掘土工具，起源甚早。《周易•系辞》说神农氏“揉木为耒”，而《世本》则以为黄帝时人亻垂“始作耒”。现在所知，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已发现有保留于黄土上的耒痕。甲骨文中耒字作，刻画出商代木耒的大致形象。双齿之上有一横木，表明使用时以脚踏之，以利于耒齿扎入土中，也即古人所说的“耒而耕”。耒在战国文献中也很常见，或和薪并提，据《考工记》，耒通高为六尺六寸，合今1.4米左右。耜为木制的铲状耕田工具，西周时为人们普遍使用，《国语•周语》所引《周制》，其中有“民无悬耜”之语。春秋战国时仍继续沿用，《孟子•滕文公》：“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吕氏春秋•孟春纪》说每年之春，天子要亲载“耒耜”而来到籍田。《周礼》中还谈到制作木耜的情况，《地官•山虞》：“凡服耜，斩季材，以时入之”，即选择较小的树木以作为耜材之用。《吕氏春秋•任地》：“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亩也；其博八寸，所以成也。”可见耜之通高和耒相近。“其博八寸”是指其刃口的宽度，而《考工记•匠人》则说“耜广五寸”，则耜刃的宽度似随地而异。

战国时耜也称为，故《说文》云：“耜，也。”当时将苗和耒连在一起，如《韩非子•五蠹》说：“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以为民先。”由于方言关系，像东齐一带称为木里，如《孟子•滕文公》：“盖归反木里而掩之。”赵岐注：“木里，笼之属。”

在铁器出现之后，木耒、木耜也开始套上铁制的刃口。如《管子•海王》说到当时铁官时，以为“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这是这类工具变为铁制的明确证据。在出土的实物中也有这方面的材料，如湖北江陵曾出土战国时的耒。其形制是，从柄到齿皆为木制，柄略向后屈，双齿则略向前弯，齿端套有铁制的刃口。战国时的实物未见。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木上面也套有铁刃。战国时的与此不会有太大差别。

汉代学者以为耒耜为一物。如许慎以为耒为上部，耜为下部，但都属于木制。而郑玄也认为上为耒，下为耜，所不同的是，以为耜为金属刃口的专称。现在根据《管子•海王》等记载来看，战国时耒、耜为两种农具，而且也为出土的实物所证实。

第四篇：农业科技史话(上)_灵渠

秦时开凿，位于今广西北境的运河。又称言言氵零渠或零渠，也称秦凿渠。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着手开拓岭南一带，派尉屠睢率军南下。为了运输军粮，命监禄督率士兵在今广西兴安县境内开凿运河，以沟通湘、漓二水，联系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这条运河自此成为联络中原与岭南地区的水路通道，除有舟楫之利外，又用于灌溉。它的主要工程包括铧嘴、大小天平、南渠、北渠等。铧嘴是分水坝，在湘水支流海洋河中，状似犁铧，以石筑成，角端所指与河水流向相对，把海洋河水一分为二，一流入南渠，一流入北渠。大小天平是位于铧嘴尾端用石筑成的拦河坝，呈“人”字形堤，高度略低于河水堤岸。与河水东岸相近的一段称大天平，同北渠渠口相衔。与河水西岸相近的一段称小天平，同南渠渠口相衔。天平作用是提高湘江水位，拦河蓄水，枯水季节，大小天平拦截全部河水入渠，以便水运。大水季节，洪峰漫过天平坝顶，流入海洋河故道，减煞水势。从而使渠内流水，涨而不溢，枯而不竭，经常保持安全流量。南渠全长约30多公里，其中4.5公里为人工开凿，以下利用原有河道前进。北渠约长4公里。南渠与漓江上游大溶江接通；北渠通入湘江。南渠、北渠流量为三比七，故有“湘七漓三”之说。

灵渠之名始于唐时。汉以后历代对这条运河都有疏浚改建，并增添了新的工程。如泄水天平，在南北两渠共有五处，主要用来调剂渠道水量。陡门为唐代宝历年间(825～826)李渤主持修渠时创建，多建于渠道浅狭、水流湍急处。经过陡门拦阻，水位提高，流势平缓，便利行船，其作用有如后世的船闸。”

第五篇：农业科技史话(上)_白渠

西汉武帝时在关中平原上修筑的沟通泾水和渭水的人工灌溉渠。因太始二年(前95)依照赵中大夫白公的建议开凿，故称白渠。或与北面战国末年修筑的沟通泾水和洛水的郑国渠并称郑白渠。渠起自谷口(亦作瓠口、洪口，今陕西礼泉东北)，引泾水东南流，经池阳(今陕西泾阳西北)、栎阳(今陕西临潼栎阳东北)，东到下邦(今陕西渭南东北)，南注入渭水。长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渠成，人乐其利，作歌赞美道：“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苗为云，决渠为雨。水流灶下，鱼跳入釜。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东汉迁都洛阳，郑国渠和白渠渐废，对渭水流域农业地区的衰落很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