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业科技史话(上)_算赋

第一篇：农业科技史话(上)_算赋

秦汉时政府向成年人征收的人头税。创于商鞅。这种作为军赋征收的人头税，在秦时或称口赋。汉四年(前203)汉高祖刘邦下令，确定民年十五以上到五十六岁出赋钱，每人一百二十钱为一算，是为算赋(东汉时也称口算)，从此成为定制。

汉代每年八月进行户口调查，称作“案比”，即于此时征收算赋，因此称“八月算人”。算赋是汉政府财政收入中的一个主要项目，归大农经管，“为治库兵(兵器)车马”，仍是军赋性质。元帝时贡禹上书主张把算赋起纳年岁从十五推迟到二十岁，但未被采纳。算赋一律用货币缴纳，除昭帝时因谷价过贱伤农，有两次特诏暂用菽粟代钱外，几乎没有例外。算赋数额偶然有因特殊情况而减轻的，如文帝时曾减到四十钱，宣帝甘露二年(前52)曾暂减民算三十钱(收九十钱)，成帝建始二年(前31)每人暂减四十钱(收八十钱)。算赋也有因各种原因而蠲免的，如武帝元封元年(前110)令巡行所经郡县特诏免算，宣帝地节三年(前67)令流民欲还本土者免算；武帝初即位时(前140)免民八十以上家两人算赋以示敬老；东汉章帝元和二年(85)免产子之家三年算赋，怀孕女子之夫一年算赋，以奖励人口增殖；明帝永平九年(66)诏与徙朔方的罪犯同行之妻，若死而又无父兄的，复其母口算；章帝元和元年免无田而应募徙往他处的贫民三年算赋；安帝永初四年(110)，桓帝永寿元年(155)暂免战乱地区算赋；安帝元初元年(114)免受灾的三辅地区三年口算等。另方面，算赋也有偶然增加的，灵帝时南宫着火，即曾令敛天下口四十钱供修治宫室。

算赋数额一般为每人一年一算。但也有几种特殊情况。秦时曾有“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的法令。惠帝六年(前189)为鼓励户口增殖，提倡早婚，令女子年十五以上至三十未嫁五算，即算赋五倍于常人。又，《汉书•惠帝纪》六年注引《汉律》，贾人与奴婢倍算，即为了抑商和限制蓄奴，商人与奴婢的算赋比常人加一倍。新莽时为限制私人占有奴婢，曾令上公以下要为其占有的奴婢每口出钱三千六百，即为常人的三十倍。令下未久，新莽就告败亡。

算钱，还有口赋、更赋的征收货币，使农民不得不出售相当多的农产品来换钱交赋，从而加强了同市场的联系。汉代商品经济之所以比较活跃，赋税的货币化也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第二篇：农业科技史话(上)_租庸调

唐朝前期实行的赋税制度。北魏在实行均田制的同时，制定了与之相适应的租调制度，规定以一夫一妇作为交纳租调的单位，但对徭役的规定不详。北齐对租调和服役年龄都作了具体规定。

隋朝建立后，开皇二年(582)新令规定：一夫一妇为一床，交纳租粟三石，调绢一疋(四丈)或布一端(五丈)、绵三两或麻三斤；单丁和奴婢、部曲、客女依半床交纳；丁男每年服役一个月。

开皇三年又令：成丁年龄由十八岁提高为二十一岁，中男由十一岁提高到十六岁；每年服役期由一个月减为二十天；调绢由一疋改为二丈。开皇十年又规定丁年五十岁，免役收庸。以庸代役的制度开始部分推行。

隋炀帝即位后，“除妇人及部曲、奴婢之课”。租调徭役完全按丁征收。

李渊建立唐朝后，武德二年(619)二月制，每丁纳租二石，绢二丈，绵三两，此外不得横有调敛。武德七年四月，又颁新的赋役令，规定：每丁纳租粟二石；调则随乡土所产，每年交纳绫(或绢、拖)二丈、绵三两，不产丝绵的地方，则纳布二丈五尺，麻三斤；丁役二十日，若不役则收其庸，每日折绢三尺。如果政府额外加役，十五天免调，三十天租调皆免，正役和加役总数最多不能超过五十天。赋役令还规定：遇有水旱虫霜为灾，十分损四以上免租，十分损六以上免调，十分损七以上，课役俱免。这就是租庸调制的主要内容。以后虽不断修订，增加了一些新内容，但上述基本内容一直未变。

唐朝赋役令还规定，五品以上高级官僚及王公的亲属都可以按照品级在规定范围内免除赋役。六品以下、九品以上的中下级官吏只免除其本人的课役。征发课役的原则是，先富强，后贫弱；先多丁，后少丁。唐律禁止官吏在征发课役时违法及不均平。

租庸调由县尉负责征收。庸调绢每年八月开始收敛，九月从州运往京城和指定地点，租则根据各地收获的早晚进行征收，十一月开始运送。一般是物之精和地之近者运往京城，送交司农、太府、将作、少府等寺监。物之固者与地之远者则送交边军及都护府以供军用。

租庸调以人丁为本，不论土地、财产的多少，都要按丁交纳同等数量的绢粟。这是建立在唐初自耕农大量存在，并且都占有一定数量土地的基础上的一种赋税制度。唐高宗、武则天以后，直到唐玄宗统治期间，土地兼并日益发展，农民逐步失去土地，按丁征收的租庸调逐步成为农民沉重的负担。许多农民破产逃亡，成为地主的佃户。租庸调制与当时的土地占有情况日益不相适应。到了玄宗天宝(742～756)年间“丁口转死，非旧名矣；田亩移换，非旧额矣；贫富升降，非旧第矣。”而天下户籍久不更造，甚至戍边死亡者也不为之除籍，户部按旧籍征敛租庸调，地方政府则把虚挂丁户的租庸调均摊到没有逃亡的贫苦农民身上，迫使更多的农民逃亡，租庸调制已经无法继续下去了。唐德宗建中元年(780)实行两税法时，正式宣布废止租庸调制。

第三篇：农业科技史话(上)_耒耜

先秦时期的主要农耕工具。耒为木制的双齿掘土工具，起源甚早。《周易•系辞》说神农氏“揉木为耒”，而《世本》则以为黄帝时人亻垂“始作耒”。现在所知，在新石器时代晚期的遗址中，已发现有保留于黄土上的耒痕。甲骨文中耒字作，刻画出商代木耒的大致形象。双齿之上有一横木，表明使用时以脚踏之，以利于耒齿扎入土中，也即古人所说的“耒而耕”。耒在战国文献中也很常见，或和薪并提，据《考工记》，耒通高为六尺六寸，合今1.4米左右。耜为木制的铲状耕田工具，西周时为人们普遍使用，《国语•周语》所引《周制》，其中有“民无悬耜”之语。春秋战国时仍继续沿用，《孟子•滕文公》：“农夫岂为出疆舍其耒耜哉”，《吕氏春秋•孟春纪》说每年之春，天子要亲载“耒耜”而来到籍田。《周礼》中还谈到制作木耜的情况，《地官•山虞》：“凡服耜，斩季材，以时入之”，即选择较小的树木以作为耜材之用。《吕氏春秋•任地》：“是以六尺之耜，所以成亩也；其博八寸，所以成也。”可见耜之通高和耒相近。“其博八寸”是指其刃口的宽度，而《考工记•匠人》则说“耜广五寸”，则耜刃的宽度似随地而异。

战国时耜也称为，故《说文》云：“耜，也。”当时将苗和耒连在一起，如《韩非子•五蠹》说：“禹之王天下也，身执耒以为民先。”由于方言关系，像东齐一带称为木里，如《孟子•滕文公》：“盖归反木里而掩之。”赵岐注：“木里，笼之属。”

在铁器出现之后，木耒、木耜也开始套上铁制的刃口。如《管子•海王》说到当时铁官时，以为“耕者必有一耒一耜一铫”，这是这类工具变为铁制的明确证据。在出土的实物中也有这方面的材料，如湖北江陵曾出土战国时的耒。其形制是，从柄到齿皆为木制，柄略向后屈，双齿则略向前弯，齿端套有铁制的刃口。战国时的实物未见。长沙马王堆汉墓出土的木上面也套有铁刃。战国时的与此不会有太大差别。

汉代学者以为耒耜为一物。如许慎以为耒为上部，耜为下部，但都属于木制。而郑玄也认为上为耒，下为耜，所不同的是，以为耜为金属刃口的专称。现在根据《管子•海王》等记载来看，战国时耒、耜为两种农具，而且也为出土的实物所证实。

第四篇：农业科技史话(上)_灵渠

秦时开凿，位于今广西北境的运河。又称言言氵零渠或零渠，也称秦凿渠。秦始皇统一六国后，着手开拓岭南一带，派尉屠睢率军南下。为了运输军粮，命监禄督率士兵在今广西兴安县境内开凿运河，以沟通湘、漓二水，联系长江与珠江两大水系。这条运河自此成为联络中原与岭南地区的水路通道，除有舟楫之利外，又用于灌溉。它的主要工程包括铧嘴、大小天平、南渠、北渠等。铧嘴是分水坝，在湘水支流海洋河中，状似犁铧，以石筑成，角端所指与河水流向相对，把海洋河水一分为二，一流入南渠，一流入北渠。大小天平是位于铧嘴尾端用石筑成的拦河坝，呈“人”字形堤，高度略低于河水堤岸。与河水东岸相近的一段称大天平，同北渠渠口相衔。与河水西岸相近的一段称小天平，同南渠渠口相衔。天平作用是提高湘江水位，拦河蓄水，枯水季节，大小天平拦截全部河水入渠，以便水运。大水季节，洪峰漫过天平坝顶，流入海洋河故道，减煞水势。从而使渠内流水，涨而不溢，枯而不竭，经常保持安全流量。南渠全长约30多公里，其中4.5公里为人工开凿，以下利用原有河道前进。北渠约长4公里。南渠与漓江上游大溶江接通；北渠通入湘江。南渠、北渠流量为三比七，故有“湘七漓三”之说。

灵渠之名始于唐时。汉以后历代对这条运河都有疏浚改建，并增添了新的工程。如泄水天平，在南北两渠共有五处，主要用来调剂渠道水量。陡门为唐代宝历年间(825～826)李渤主持修渠时创建，多建于渠道浅狭、水流湍急处。经过陡门拦阻，水位提高，流势平缓，便利行船，其作用有如后世的船闸。”

第五篇：农业科技史话(上)_白渠

西汉武帝时在关中平原上修筑的沟通泾水和渭水的人工灌溉渠。因太始二年(前95)依照赵中大夫白公的建议开凿，故称白渠。或与北面战国末年修筑的沟通泾水和洛水的郑国渠并称郑白渠。渠起自谷口(亦作瓠口、洪口，今陕西礼泉东北)，引泾水东南流，经池阳(今陕西泾阳西北)、栎阳(今陕西临潼栎阳东北)，东到下邦(今陕西渭南东北)，南注入渭水。长二百里，溉田四千五百余顷。渠成，人乐其利，作歌赞美道：“田于何所?池阳谷口。郑国在前，白渠起后。举苗为云，决渠为雨。水流灶下，鱼跳入釜。泾水一石，其泥数斗。且溉且粪，长我禾黍。衣食京师，亿万之口。”东汉迁都洛阳，郑国渠和白渠渐废，对渭水流域农业地区的衰落很有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