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机构对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医疗改革的评价与建议

第一篇：研究机构对计划经济体制下中国医疗改革的评价与建议

一、计划经济时期，中国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取得过显著成就，有很多值得总结的经验。

(一)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成绩非常突出

计划经济时期，在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低的情况下，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中国用占gdp百分之三左右的卫生投入，大体上满足了几乎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国民健康

水平迅速提高，不少国民综合健康指标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成绩十分显著，被一些国际机构评价为发展中国家医疗卫生工作的典范。

（二）这一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经验

1、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布局与服务目标合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20多年里，通过政府的统一规划、组织和大力投入，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形成了包括医疗、预防、保健、康复、教学、科研等在内的比较完整的，布局合理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在层次布局上注重基层医疗服务机构和农村医疗服务体系的建设。在城市地区，形成了市、区两级医院和街道门诊部(所)组成的三级医疗服务及卫生防疫体系；在农村地区，形成了以县医院为龙头、以乡(镇)卫生院为枢纽、以村卫生室为基础的三级医疗预防保健网络。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大幅度提高。

计划经济时期，各级、各类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目标定位明确，即提高公众健康水平，不以营利为目的。之所以能够实现这种社会公益目标优先的定位，是由当时特定的组织与管理方式决定的。医疗服务体系的骨干部分是政府部门直接创办的国有机构，末端为隶属于城乡集体经济的集体所有制机构。政府通过计划手段进行管理，同时确保医疗卫生事业的资金投入。医疗卫生服务收入与机构和从业人员个人经济利益之间没有联系。

2、医疗卫生工作的干预重点选择合理。其一，突出“预防为主”，重视公共卫生事业发展。在整个医疗卫生投入中，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一直处于优先地位。逐步建立了包括卫生防疫、妇幼保健、地方病控制、国境卫生检验检疫机构在内的、基本完整的公共卫生体系。公共卫生机构与医疗服务机构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协作关系。此外，群众性的爱国卫生运动也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结果是：各种烈性传染病被完全消灭或基本消灭，法定报告的发病率迅速下降；多种地方病和寄生虫病得到有效控制，发病率大幅度降低。其二，基于医疗服务机构的公益目标定位，医疗领域的干预重点集中于成本低、效益好的常见病和多发病治疗上；技术路线选择上注重适宜技术，强调中西医结合。政府对医疗服务标准的规范及其他相关制度安排，使医患双方保持了良好的互动关系。医疗卫生干预重点的合理选择，不仅实现了医疗卫生资源的低投入、高产出；而且在不同地区之间、不同群体之间形成了更加公平的医疗卫生资源分配。

3、形成了广覆盖的医疗费用保障机制。一方面是医疗保障体制获得了长足的发展。在城镇地区，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基本上覆盖了所有的劳动者；按照当时的有关制度设计，多数职工家属在发生疾病时，也能够报销部分费用。在农村地区，合作医疗制度逐步普及，鼎盛时期覆盖了90%左右的农村人口。通过以上三项保障制度，全国绝大部分人口在发生疾病风险时都可以得到不同程度的费用保障。另一方面，公益性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本身，也具备很强的转移支付和医疗费用保障功能。由于各种医疗服务机构的人员工资、基础设施以及医疗设备投入主要来自政府和各经济集体，药品价格也受到政府的严格控制，因此，医疗服务体系在提供基本医疗卫生服务的同时，也具有转移支付和医疗费用保障的功能。即使未参加任何形式医疗保障的居民，看病时就已经获得了政府公共投入的补贴。公益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这种转移支付功能，是各种保障制度特别是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得以顺利发展的重要前提之一。由上述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转移支付功能带来的费用保障机制，确保了全国绝大多数居民特别是经济困难群体能够看起病，从而大大提高了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平性。

（三）这一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也存在问题

当时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总体投入和专业技术教育赶不上医疗服务体系的迅速扩张，致使医疗卫生服务的总体技术水平较低；经济、社会发展的不平衡状况，导致地区之间，城乡之间，在医疗服务体系发展和医疗保障水平上依然存在很大差距；过分严格的政府计划管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医疗服务机构及医疗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此外，城镇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制度一直存在着对患者约束不足以及一定程度的资源浪费问题，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则存在互济功能不足的问题，如此等等。但总的来看，计划经济时期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所取得的成就是巨大的，在国际上是得到公认的。

（四）计划经济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取得成功的决定性因素是政府发挥了主导作用

计划经济时期，中国之所以能够在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方面、在干预重

点选择方面以及在费用保障机制发展方面取得突出成效，政府的主导作用是决定性因素。医疗卫生的投入以政府为主，医疗卫生资源在不同卫生领域以及不同群体间的分配由政府统一规划，具体服务的组织与管理也由政府按照严格的计划实施。从而保证了全国绝大多数居民都能够得到最低限度的医疗卫生服务，确保了中国人民健康水平的迅速提高。这些成绩的取得，说明中国

当时的选择符合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要求和规律。

二、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在某些方面也取得了进展，但暴露的问题更为严重。从总体上讲，改革是不成功的。

（一）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发生了很大变化

1、在医疗卫生服务体制方面：医疗卫生机构的所有制结构从单一公有制变为多种所有制并存；公立机构的组织与运行机制在扩大经营管理自主权的基础上发生了很大变化；不同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之间的关系从分工协作走向全面竞争；医疗卫生机构的服务目标从追求公益目标为主转变为全面追求经济目标，不仅非公有制的医疗机构如此，公立医疗服务机构乃至公共卫生服务机构也是如此。

2、在医疗保障体制方面：随着80年代初期人民公社解体，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在绝大部分地区迅速瓦解；由于该制度赖以生存的体制基础已经不复存在，各级政府及社会各界试图恢复合作医疗制度的努力一直未见明显成效。城镇地区，随着国有企业以及其他方面的体制改革，传统的劳保医疗制度和公费医疗制度也遇到了很大困难，经过多年的改革探索，目前确定了统一模式的、社会统筹与个人账户相结合的城镇企业职工医疗保障(保险)体制。

3、除此之外：政府对医疗卫生事业的行政管理体制、药品生产与流通体制等等也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在医疗卫生事业的行政管理及资金投入方面，中央政府的统一协调职能不断弱化，各种责任越来越多地由地方政府承担。药品生产与流通走向全面市场化。

4、医疗卫生体制变革的基本走向是商业化、市场化。在供给层面，基本形成了商业化、市场化的服务提供模式。各种资本都可以进入医疗服务领域，基本上不存在进入和退出限制，新建医疗机构的布局以及服务目标定位主要取决于市场需求状况。包括公立医疗机构乃至公共卫生机构在内的所有医疗服务机构，都已经成为实行独立经济核算、具有独立经营意识的利益主体。在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微观组织和管理方面，普遍转向企业化的管理模式。各种医疗服务机构之间则逐步走向全面竞争；医疗服务的价格形成机制也主要依靠市场供求关系来决定。在需求层面，医疗卫生服务需求越来越多地演变为私人消费品。目前在城镇地区，医疗保障(保险)制度所覆盖的人群大约有1亿人左右，不足全部城镇从业人员的半数；在农村地区，则只有全部人口的10%右。另外，无论是农村还是城镇的医疗保障体制本身都不具有强制性。改革开放后，农村合作医疗制度一直坚持自愿原则。城镇医疗保障(保险)制度虽然名义上具有强制性，但在实际操作中因过分追求小范围的收支平衡，也只有确保缴费才能享受相关待遇。对于绝大部分社会成员来说，医疗服务上的需求能否被满足以及被满足的程度，基本上取决于个人和家庭的经济力量。在公共卫生领域，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

（二）医疗卫生体制变革的主要成效。

商业化、市场化走向的体制变革带来的成效主要表现为：通过竞争以及民间经济力量的广泛介入，医疗服务领域的供给能力全面提高。医疗服务机构的数量、医生数量以及床位数量都比计划经济时期有了明显的增长，技术装备水平全面改善，医务人员的业务素质迅速提高，能够开展的诊疗项目不断增加。此外，所有制结构上的变动、管理体制方面的变革以及多层次的竞争，明显地提高了医疗服务机构及有关人员的积极性，内部运转效率有了普遍提高。

（三）体制变革所带来的消极后果，主要表现为医疗服务的公平性下降和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低下。

1、在公平性方面：不同社会成员医疗卫生需求的实际被满足程度，由于收入差距的扩大而严重地两极分化。富裕社会成员的医疗卫生需求可以得到充分的满足，多数社会成员(包括相当多农村人口以及部分城市居民)的医疗卫生需求，出于经济原因很难得到满足，贫困阶层则连最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都享受不到。在世界卫生组织对成员国卫生筹资与分配公平性的评估排序中，中国列188位，在191个成员国中倒数第四。

2、在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方面：尽管全社会的卫生投入水平大幅度提高，居民综合健康指标却没有明显的改善。，卫生总费用占gdp的比重已经增至5.42%，但在某些领域特别是公共卫生领域，一些卫生、健康指标甚至恶化。改革开放前已被控制的部分传染病、地方病开始死灰复燃，新的卫生、健康问题也不断出现。在世界卫生组织对191个成员国的卫生总体绩效评估排序中，中国仅列144位，结果令人深思。

3、公平性和宏观效率的低下，导致了消极的社会与经济后果。它不仅影响到国民的健康，也带来了诸如贫困、公众不满情绪增加、群体间关系失衡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多数居民在医疗问题上的消极预期，已经成为导致宏观经济需求不足的一个重要因素。长此以往，不仅影响经济发展，而且危及社会的稳定以及公众对改革的支持程度。

（四）问题的根源在于商业化、市场化的走向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

1、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共品性质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与一般消费品不同，大部分的医疗卫生服务具有公共品或准公共品性质。具有公共品性质的服务是营利性市场主体干不了、干不好或不愿干的。同时，也是个人力量所无法左右的。因此，必须而且只能由政府来发挥主导作用。否则就一定要出问题。sars所暴露的公共卫生危机以及其他诸多问题的出现已经充分显示出问题的严重性。

2、医疗卫生服务可及性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医疗卫生的普遍服务性质，决定了它必须能够及时满足每一位患者的需要。因此，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本身必须是多层次的、布局合理的。商业化、市场化的服务方式不仅无法自发地实现这一目标，而且必然导致医疗服务资源在层次布局上向高端服务集中，在地域布局上向高购买力地区集中，从而使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大大降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大城市的医院密集程度和拥有的高端服务设备数量已经达到了西方发达国家的水平，广大农村地区则重新回到了缺医少药的状态。

3、医疗卫生服务的宏观目标与商业化、市场化服务方式之间的矛盾。从全社会角度来讲，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合理目标应当是以尽可能低的医疗卫生投入实现尽可能好的全民健康结果。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只有选择成本低、健康效益好的医疗卫生干预重点及适宜的技术路线，才能实现上述目标。在商业化、市场化的服务体制下，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及医务人员出于对营利目标和自身经济效益的追求，其行为必然与上述目标发生矛盾。在医疗卫生干预重点的选择上，只要将经济效益放在首位，就必然出现轻预防、重治疗，轻常见病、多发病、重大病，轻适宜技术、重高新技术的倾向。更为严重的是，一些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基于牟利动机提供大量的过度服务，甚至不惜损害患者的健康。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医疗服务价格以及全社会卫生总投入迅速攀升、但全民综合健康指标却没有得到相应的改善，其源盖出于此。

4、疾病风险与个人经济能力之间的矛盾。不同社会成员可能遇到的疾病风险以及相关的医疗服务需求是不同的，个人及家庭之间的经济能力也是不同的。如果将医疗服务需求视为私人消费品，主要依靠个人和家庭的经济能力来抵御疾病风险，则必然有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的医疗服务需求无法得到最低程度的满足，他们的基本健康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这不仅有失社会公平，也会带来其他一系列经济与社会后果。因此，在医疗保障体制的设计上，必须在广覆盖的前提下，建立风险分担和社会共济机制。中国城乡医疗保障体制改革的实际结果，就是将医疗服务需求逐步演变为私人消费品。其消极后果已经显现。商业化、市场化的道路不符合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规律和要求是一个早已被理论和各国实践充分证明了的问题。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的问题是重新走了一遍已经被认定为错误的道路。这种倾向必须纠正。

（五）导致医疗卫生体制变革中出现偏差的主要原因

1、在于改革和发展模式选择中过分重视经济增长，包括医疗卫生事业在内的社会事业发展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经济体制改革开始以后，由于体制基础的变动，传统的医疗卫生体制特别是医疗保障体制受到了严重冲击，实际的保障范围迅速下降。面对这种现实，在相当长时间内都没有形成明确的体制调整和事业发展思路，而是被动地修修补补、维持局面。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逐步提上议事日程后，在改革的目标设定上存在明显的偏差。更多地是服从于其他体制改革的需要，将医疗卫生体制改革视为一种工具性政策，忽视了其服务于保护公众基本健康权利目标的重要性。

2、对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性缺乏清醒的认识。在服务体系改革和建设方面，简单将医疗服务机构视同于一般企业，选择了一条过度市场化的改革道路。集中计划体制解体以后，医疗服务机构从全部依靠政府拨款，转向在相当程度上依靠医疗服务收入，强化自身经济核算是正确的选择。但政府因此而放弃自己的责任，企图通过鼓励创收来实现医疗服务机构的自负盈亏，就偏离了医疗卫生服务于社会的大目标。医院与社会、医务人员与患者之间的信息是不对称的。鼓励医疗卫生机构追求经济目标，必然损害社会和患者的利益。在医疗费用筹集与分配方面，忽视疾病风险与个人经济能力之间的矛盾，忽视风险分担与社会共济，也违背了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基本规律和要求。此外，将医药生产流通企业视同一般的生产企业，放弃了必要的监督和规制，也是一个明显的失误。

3、其他方面的体制变动对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影响。其中最突出的是财政体制的变动因素。80年代实行多种形式的财政分级包干体制以后，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责任特别是政府的投入责任主要由地方财政承担。由于地区间经济发展水平和地方财政能力上存在很大差距，使得不少落后地区缺乏发展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能力，以至不得不采取一些错误的改革和发展方式。90年代税制改革以后，中央财力有了很大增强，但依然没有形成有效的转移支付制度。另外，医疗卫生事业管理体制上的条块分割，也导致了改革方向和目标上的不协调、不统一问题。

4、既得利益群体的影响。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在总体上陷入既不公平也缺乏效率境地的同时，自然会产生既得利益群体。在前一阶段医疗卫生体制的市场化改革中，既得利益群体主要是部分医疗服务机构和从业人员，以及部分享受较高医疗保障待遇的社会成员。由于信息不对称、谈判能力的差别，以及其他体制缺陷因素的存在，既得利益群体对改革方向的影响不容忽视。它是导致合理的改革措施难以推行，医疗卫生事业发展逐步偏离合理方向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当前的一些改革思路和做法，不少仍与医疗卫生事业基本规律和发展要求存在矛盾，难以取得突破性进展。

（一）目前的不少改革思路与做法都值得商榷

中国医疗卫生事业发展中的问题及其严重后果已经引起了社会各界的高度关注，全面推进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也得到了社会各界的高度认同，各个领域的改革也都开始进一步推进。能够面对问题、正视现实，加快推进改革固然值得肯定，但改革能否获得预期的进展及良好的效果则是另一问题。从总体上看，目前正在推行的不少改革思路及做法都值得进一步商榷。

1、公共卫生领域的改革没有抓住问题的实质。“非典”过后，强化公共卫生体制建设得到了各级政府的高度重视。目前的政策着眼点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增加政府投入；二是强调应急体制建设。这种思路存在明显的问题。

政府投入不足的确是近年来公共卫生事业出现问题的一个重要因素，但并不是唯一的因素。除投入不足外，医疗服务体系与公共卫生体系的割裂问题、公共卫生组织体系之间的条块分割问题、公共卫生机构组织与管理上的体制缺陷，以及由此导致的行为偏离等问题都是非常严重的。没有综合性的配套改革，仅靠增加政府投入，解决不了以上这些矛盾。即使在投入问题上，也需要以体制完善为基础，尤其是要建立不同层级政府间规范的责任分担与资金筹集机制。否则即使增加了政府投入，也无法确保公共卫生事业的稳定发展。

强化公共卫生领域的应急体制建设固然是必要的，但应急体制不能简单地被理解为由各级疾病控制中心、防疫站和传染病专科医院组成的应急医疗系统。“非典”暴露的决不仅仅是应急医疗系统问题，而是整个医疗卫生体制，特别是常规医疗卫生体制的失效问题。离开了常规医疗卫生体制，只靠应急医疗系统，不仅解决不了传染性疾病的早期发现问题，也解决不了大量传染病患者的救治问题。此外，公共卫生不仅包括传染病防治，还包括地方病防治、职业病防治、健康教育、妇幼保健以及环境卫生控制等等。除传染病防治外，中国目前在上述领域存在的问题也不容忽视。而所有这些问题的解决，都离不开有效的常规医疗卫生体制。回避常规体制的失效问题，只因特定问题的出现而强化应急系统的思路和做法显然是不合理的。

2、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中的商业化、市场化倾向依然十分严重；“抓大放小”难以保证“可及性”。尽管商业化、市场化的医疗卫生服务体制改革已经带来了极为严重的社会后果，但至今国内学术界对此不愿意进行认真的反思，商业化、市场化的舆论和呼声依旧很高。很多地方政府在医疗卫生领域实际推行的改革措施依然是进一步商业化、市场化。除鼓励竞争、放开价格，以及在公立医疗卫生机构进一步引入企业管理模式外，不少地方还套用国有企业改革的做法，通过股份制改造、整体出售、授权经营等多种方式将公立医疗卫生机构民营化。如果这种倾向得不到有效遏制，后果将不堪设想。

上述倾向来源于一个简单化的、有诱惑力的思路：通过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的市场化竞争，可以提高机构自身的运行效率并降低服务价格；政府转而采取补贴需方或购买服务的方式来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保障，财务负担可以因此而大大减轻。这种思路貌似有理，其实是行不通的。只要医疗服务机构走向全面市场化，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布局及服务目标偏离问题就不可避免；竞争无法保证医疗服务价格降低，也早已被各国的实践所证明。在以上前提下，政府补贴需方和购买服务不仅无法保证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健康发展，也减轻不了政府的财务负担，最后必然因医疗卫生的总体服务水平下降而招致公众激烈的批评。

中央政府有关部门虽然没有主张医疗卫生服务体制全面商业化、市场化，但是强调分类改革。其政策要点是将医疗卫生服务机构分为两类，一类放开，定位为营利性机构，按照企业模式进行组织和管理；另一类为非营利机构，主要追求公益目标，政府继续给予经济上的支持。鉴于中国国情(国家投入能力)并考虑到国际上的普遍做法，对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进行分类改革，形成多元化的服务提供主体是合理的选择。但在抓什么、放什么的问题上，有关改革政策的基本导向是“抓大放小”。这种思路存在重大缺陷。在医疗服务体系建设方面，要想充分保证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要想真正提高卫生投入的宏观效率，需要优先发展和政府确保的是初级医疗卫生服务机构，而不是那些三级以上的大型综合医院。从这个意义讲，可能“抓小放大”比“抓大放小”更为合理。

还有一个值得深思的问题是，目前对包括医疗服务机构在内的事业单位改革思路中，非营利机构的组织管理模式备受推崇。但中国并没有发展非营利机构的传统和经验，相关法律、法规也几乎全部是空白。另外，非营利机构本身也有其固有弱点。由非营利机构来担当某一公共服务领域的主要责任，在国际上并非是普遍的做法。

3、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本身存在明显缺陷，发展前景不容乐观。在城镇医疗保障制度建设方面，目前尚没有新的改革计划。制度建设的重点是全面推进“统帐结合”的医疗保险制度的实施。问题在于，目前正在推进的城镇医疗保险制度本身存在明显缺陷，发展前景不容乐观。

（1）在医疗保险制度中引入积累制的个人账户，不符合医疗保险制度设计的基本原则。其一，医疗保险所依据的基本原则是社会共济，个人账户的设立显然降低了医疗保险的互济功能。其二，个人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是随机性的，不可能先积累后消费；引入积累制并不符合医疗需求规律。从国际经验看，除新加坡外，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在医疗保险(保障)制度中引入个人账户。况且，新加坡的个人账户功能与中国制度设计中的功能也相去甚远。新加坡个人账户中积累的资金主要用于住院治疗中的个人自付部分；而在中国，却要求个人账户支付平时的门诊费用，实质上是要求个人自己来解决基本医疗服务问题。这种“大病统筹，小病自费”的制度设计，违背了“预防为主”的医学规律。

（2）现行城镇医疗保险制度的目标人群只包括就业人员及符合条件的退休人员，将绝大部分少年儿童、相当一部分老人以及其他无法就业的人员排除在外。这样的制度设计必然导致如下结果：一是上述人群的医疗需求难以得到制度化的保障，个人及家庭面临的医疗风险难以化解，从而带来经济、社会方面的消极后果。二是在一部分人有医疗保障而另外一部分人没有医疗保障的情况下，无法避免体制外人员以各种方式侵蚀体制内医疗资源的问题。

（3）现行医疗保险制度设计及相关配套措施没有解决对医疗服务提供者的行为约束问题，以至医疗服务费用仍无法控制。在这种情况下，维持资金平衡就成为医疗保险自身的难题。在实际操作中，主要做法就是强调参保者享受的待遇与缴费紧密挂钩，不能缴费甚至不能及时缴费就无法享受相关保障待遇。长此以往，医疗保险事实上就演变成自愿参加的，且只有具备缴费能力才能参加的“富人俱乐部”。在无法控制服务提供者行为的情况下，有关制度转而将控制重点改为患者，通过起付线、封顶线、多种形式的个人付费规定，实施对患者的全面经济限制，以至于能够进入该体系的参保者也无法得到应有的保障。

（4）另外，现行医疗保险设定的统筹层次过低，以至于无法在较大范围内实现风险共担。在参加医疗保险的不同类型人群中，也存在保障标准上的差异，影响到制度的公平性。

上述问题的存在，影响到城镇医疗保险制度自身的可持续性和实际效果，继续推行下去的难度很大。

4、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设计同样存在明显的缺陷。在农村医疗卫生状况急剧恶化、恢复传统合作医疗制度努力普遍失败的情况下，中央政府的有关部门于出台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改革思路，明确提出了政府增加投入的责任。这一点值得充分肯定。问题在于制度设计原则上依然存在明显的缺陷，很难发挥保障广大农村居民基本医疗需求的作用。

（1）农村居民自愿参加并需要按年度缴纳费用。这事实上就设定了一个费用门槛，以至于最贫困的农村居民，通常也是最需要帮助的人，必然因为缺乏缴费能力而无法参加。这与社会(医疗)保障制度需要突出对经济弱势群体保护的一般性原则是明显矛盾的。另外，自愿参加的制度必然形成体制内和体制外的群体区分，难以避免体制外人员对体制内资源的侵蚀问题。

（2）政府的补贴与自愿参加相结合。由于自愿参加必然形成对经济困难群体的排斥，能够参加的是农村中相对富裕的群体。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对参保者的财政补贴，就变成了一种典型的逆向转移支付，加剧了农村医疗卫生领域的不平等，违背了社会保障制度应当对贫困者进行转移支付、以缓解社会不平等的基本原则。

（3）保障目标依然定位为保大病。事实上放弃了对大多数人基本医疗需求的保障责任，也不可能获得良好的投入绩效。在农村的现实生活中，真正影响农村居民整体健康水平的是常见病和多发病。许多农村居民的大病也是因为“小病无钱治而扛成大病”的。从医疗卫生投入的绩效看，对大病的干预所获得的健康效果远不如对常见病和多发病的及时干预。

（4）与城镇医疗保障制度设计一样，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设计，缺乏医疗服务体系改革的同步支撑，以至于不得不突出对患者的约束。制度设计中也引入了城镇职工医疗保险制度的起付线、封顶线以及分段按比例报销等做法。这些做法对于维持资金平衡是有益的，但对患者过分严格的约束特别是过高的患者自负比例必然会导致参保积极性的下降。

（5）缺乏组织能力和管理成本上的分析。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确定以县为单位进行组织。实施费用发生后，以县为单位集中审核、报销。表面看来，统筹层次已经很低了。但中国的实际情况是，绝大部分县都有数十万甚至上百万的人口，且农村居民居住分散。合作医疗面对千家万户，县政府是否有足够的组织能力，管理成本有多高，都值得进一步研究。

（6）相关领域改革的一些做法也需要进一步商榷。近年来对医疗卫生体制的改革还涉及其它一些内容，部分做法和思路也值得质疑。一是医药体制改革问题。与一般消费品不同，消费者在药品消费方面缺乏足够的选择能力，无法摆脱对医生的依赖。要想保证合理用药和药品价格的合理性，规范医院和医生的行为是关键。从国际经验看，基本着眼点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政府干预严格控制药品的生产许可、质量标准、使用范围和价格；二是切断医院、医生收入与药品销售收入之间的联系，实施医药分开。中国的医药体制改革却逆向而行。政府对药品生产许可、质量标准、使用范围及价格的管制日益放松，形成了药品产生和流通的过度竞争局面。与此同时，医院、医生收入与药品销售收入之间的联系却不断增强。其结果是：医院、医生与药商同流合污，以自身利益最大化为目标选择和使用药品，操纵药品市场，药品价格失控、低性价比药品驱逐高性价比药品、伪劣药品泛滥以及药品滥用等问题愈演愈烈。面对有关问题，近年来一个比较明确的改革措施是实施药品集中招标采购，试图以此切断医生和药商之间的交易关系。以此作为政策重点的问题在于，药品流通方式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单纯通过流通体制改革不可能全面解决药品使用与价格方面的混乱；更突出的问题在于，有关政策将招标采购的主体定位为医院。作为利益主体且作为医生个人利益的共同体，医院仍必然以其自身经济利益最大化为目标进行选择，有关问题和矛盾不可能解决。改革实践已经证明了这种改革思路的问题。二是医疗救助制度建设问题。近年来，经济困难群体的医疗问题日益得到关注，一些部门开始探索建立针对经济困难群体的医疗救助制度。这种探索的出发点值得充分肯定。问题在于，针对经济困难群体的医疗救助制度必须与整个医疗保障体系的建设同步推进。单独推进医疗救助体系很难达到良好的效果。原因之一是在大部分社会成员都享受不到制度化医疗保障的情况下，只针对部分经济困难群体提供医疗救助，医疗资源侵蚀问题难以避免。原因之二是无法回避的贫困陷阱及群体矛盾问题。对最贫困的群体实施医疗救助后，贴近贫困线的家庭和个人就有可能因为疾病问题而沦为最贫困者，而自然产生救助要求。因此，救助范围不得不逐步扩大，直至制度无法支撑。否则，就必然出现群体间的矛盾和冲突。

四、未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需要首先解决的一些原则性问题。

（一）结合中国国情，明确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目标定位

在所有国家的医疗卫生事业发展过程中，特别是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无法回避的基本矛盾是：社会成员对医疗卫生的需求几乎是无止境的，而社会所能提供的医疗卫生资源则是有限的。从这一基本矛盾出发，一个必须回答的原则性问题是：有限的医疗卫生资源如何在社会成员之间，以及不同的医疗卫生需求之间进行合理的分配？换句话说，必须首先解决保障谁和保什么的问题。上述问题的解决方式有三种选择：一是优先满足部分社会成员的所有或大部分的医疗卫生需求。二是对所有社会成员按照实际需求提供均等的、有限水平的服务保障。三是优先保障所有人的基本医疗需求，在此基础上，满足更多社会成员更多的医疗卫生需求。

第一种选择的优点在于便于操作，将医疗卫生需求作为私人消费品，购买与服务方式采取市场化的方式即可。这种选择的最大问题在于其会产生非常严重的不公平问题，整个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也会很低。中国近年来的改革实践及其后果已经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所以，这种选择应当彻底放弃。第二种选择的优点是可以确保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平性，以及医疗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其主要的问题在于管理和操作上都非常困难，世界上也没有一个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能够真正做到这一点。中国的现实情况也不可能接受这种选择。相比之下，优先保障所有人的基本医疗需求，在此基础上，尽可能满足更多社会成员更多的医疗卫生需求是较为合理的选择。尽管这种选择也有其不足，但毕竟可以在较大程度上实现对全体公民健康权利的保护，大大提高医疗卫生服务的公平性，而且也便于操作。世界多数国家的医疗卫生体制，大体上都属于这种类型。舍此选择，别无它路。

医疗卫生事业的基本目标定位选择不仅关系到社会目标的实现，而且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也很大。一个不好的医疗卫生体制在影响社会目标实现的同时，必然制约经济增长。中国近年来的实践已经充分说明了这一点。与此相反，一个好的医疗卫生体制则会促进经济增长。如果中国能够尽快建立一套保证所有老百姓都能享受到基本医疗服务(广覆盖的)的医疗卫生保障体制，一是可以促进社会公平和社会稳定，社会环境的改善必然有利于经济增长；二是对国民基本健康的有效保护必然会降低疾病负担，减少疾病带来的经济损失，同时也有利于提高人口素质，强化国家竞争力；三是可以大幅度提高居民的生活预期，刺激消费并带动宏观经济的增长。

（二）必须合理选择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和干预方式

基于医疗卫生资源有限性与公众医疗卫生需求无限性的矛盾，还有一个原则性问题必须解决：一定要合理地选择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和干预方式。这不仅直接关系到医疗卫生投入的宏观绩效，也关系到社会公平问题。选择的唯一标准是使有限的医疗卫生投入获得尽可能大的增进国民健康的效果。选择的基础则是在不同的医疗卫生干预目标、干预成本和效益(增进国民健康的效果)之间进行比较。不同的医疗卫生干预环节、对不同类型疾病的治疗、对同一类疾病不同人群的治疗、以及对同一种疾病不同治疗手段的选择，在成本和效益上都有很大甚至是巨大的差别。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在干预重点和干预方式上的选择尤其重要。首先，应当突出公共卫生服务；第二，在疾病治疗方面，应将医疗资源集中于成本低、效益好的基本临床服务；第三，对于那些按照现有技术可以取得较好治疗效果，但成本非常高昂的临床服务，在现阶段不宜广泛提倡；第四，必须彻底放弃那些成本高、效益极差的临床医疗服务；第五，应注重选择更加适宜的医疗技术路线。

目前，中国无论是在城镇医疗保障制度设计还是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设计上，都将“大病统筹”作为医疗保障的重点。这种办法得到很多人的认同：大病由于治疗费用高只能通过医疗保障制度来解决，小病则因治疗成本低可以由个人和家庭自行解决。这种思路看似合理，事实上却根本行不通。如果所有的大病问题都可以通过社会统筹来解决，则意味着公共筹资与个人筹资相结合的医疗保障制度可以解决所有人的所有医疗服务需求，这显然不符合中国的基本现实。按照这一思路进行制度设计，基本结果只能是以牺牲大部分人基本医疗需求来满足部分社会成员的大病保障需求，医疗卫生事业的公平性无法实现。另外，医疗卫生的理论和实践已经证明，很多疾病特别是部分大病的发生是无法抗拒的自然规律，对很多大病的治疗和控制是成本很高而效益却很低的，将保障目标定位为大病，也不符合效益原则。将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集中于公共卫生以及成本低、效益好的常见病、多发病的治疗与控制是无可非议的选择。但有几个问题需要强调。第一，这种选择主要是针对政府责任而言。如果部分社会成员有特殊医疗需求，而且其个人和家庭力量抑或其他筹资方式(比如购买商业保险等)可以承担相关费用，这种需求应予以满足。第二，常见病、多发病与大病的界限不能简单以治疗费用的高低来区分，而是需要综合考虑多方面的因素。第三，对于部分治疗成本很高、治疗效果很差甚至无法治愈的大病，出于人道主义考虑不可能放弃治疗，合理的治疗方案是采用低成本的维持性措施来尽可能减轻患者的痛苦，实施临终关怀。在医疗卫生干预重点选择问题上，除了要通过有效的制度设计确保选择的合理性外，应当对所有社会成员进行理性思维教育。不少疾病的发生、演化属于自然规律，是人类现阶段无法抗拒的。即使不存在资源约束，以高投入且很多情况下以增加患者痛苦方式来对抗自然规律是缺乏理性的。

从中国的情况看，尽管卫生资源与医疗需求之间的矛盾依然很大，但与计划经济时期相比，整个国家的经济能力以及卫生投入能力均有了大幅度的增长。如果能够很好地选择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充分发挥资源投入的健康效用，全民的健康状况比计划经济时期有更大幅度的改善是不成问题的。

（三）核心问题在于强化政府责任

基于医疗卫生事业的特殊性，无论是基本保障目标选择还是医疗卫生的干预重点选择，靠市场都无法自发实现合理选择，出路只能是强化政府职能。中国计划经济时期医疗卫生事业取得巨大成效的决定性因素也在于此。政府的责任应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强化政府的筹资和分配功能，二是全面干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

1、在筹资方面，首先要确保政府对公共卫生事业的投入。公共卫生事业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提供公共卫生服务是政府的基本职责。这一点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动摇。除此之外，在一般医疗领域，基于个人疾病风险的不确定性及个人经济能力的差异，政府也必须承担筹资与分配责任，这是实现社会互济和风险分担的前提，也是实现合理干预目标的基本条件之一。

在一般医疗领域如何发挥政府的筹资和分配职能是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从国际经验看，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直接通过政府一般性税收筹资，为国民提供医疗保障；二是政府组织实施社会医疗保险计划，对国民提供医疗保障。两种筹资和保障方式各有利弊。考虑到中国国情，尤其是考虑到中国二三产业尚不发达，工薪劳动者占全社会劳动者的比重较低，保险方式不是理想选择。相比之下，政府直接投入可能更加便于组织和管理。

2、在全面干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建设和发展方面：一是要干预医疗卫生服务的地域布局，避免医疗卫生资源过分向城市及发达地区集中，以确保医疗卫生服务的可及性；二是要干预医疗卫生服务的层级结构，大力扶持公共卫生及初级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发展，避免医疗卫生资源过分向高端集中，这是实现合理干预重点选择的基本条件之一；三是要干预医疗卫生服务的服务目标，突出公益性，在此基础上，发挥医疗服务机构及医务工作者在医疗卫生干预重点选择方面的积极作用。四是要干预医疗卫生服务的质量和价格，确保公众能够得到优质服务。

如何更好地实现政府对医疗卫生服务体系建设和发展的干预是另一个需要讨论的问题。首先，如果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以营利性机构为主体，无法保证社会公益目标的实现。其次，目前很多人崇尚的个别西方国家的非营利机构主导模式，受文化传统、法律和制度基础等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在中国也行不通。合理的选择可能还是由政府直接举办多数医疗卫生服务机构，特别是承担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责任的机构。当然，由政府直接举办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也有其难以克服的弱点，但这种组织方式在确保政府意志的实施、确保医疗卫生事业服务不脱离社会公益目标方面的优势是其他体制所不可比拟的。对于公立机构可能出现的效率低下问题，可以通过人事制度、分配制度的改革在很大程度上给予改善。迄今为止，多数发达国家的医疗卫生服务机构仍以公立机构为主体。这一事实值得中国认真考虑。

五、对未来中国医疗卫生体制的一个框架性设计

（一）打破城乡、所有制等各种界限，建立覆盖全民的、一体化的医疗卫生体制。建国以来，中国的医疗卫生体制建设特别是医疗保障体制建设，一直是分别城乡、分别所有制乃至分别就业状态来组织实施的。这种制度建设方式已经落后于当前的经济发展阶段。在未来的改革中，必须打破城乡、所有制等界限，建立一个覆盖全民的、一体化的医疗卫生体制。这样不仅可以更好地实现社会公平，保障全体公民的基本健康权益，也可以避免体制分割所造成的利益集团分化以及由此产生矛盾和冲突，还能够从根本上扫清传统医疗体制对劳动力流动、国有企业改革，以及多种经济成份共同发展等形成的障碍。更为重要的是，通过城乡一体化的医疗卫生体制建设，可以真正增进对农民权益的保护。此外，过去只针对少数群体的保障体制所难以解决的体制外侵蚀问题，自然也就不存在了。

（二）划分医疗卫生服务的层次和范围，实行不同的保障方式。为了合理的分配医疗资源，有必要将医疗卫生服务分为公共卫生、基本医疗服务和非基本医疗服务三个层次。包括计划免疫、传染病控制、妇幼保健、职业卫生、环境卫生和健康教育等在内的公共卫生服务属于典型的公共产品，应由政府向全体社会成员免费提供。在基本医疗方面，以政府投入为主，针对绝大部分的常见病、多发病，为全民提供所需药品和诊疗手段的基本医疗服务包，以满足全体公民的基本健康需要。具体实施方式是，政府确定可以保障公众基本健康的药品和诊疗项目目录，政府统一组织、采购并以尽可能低的统一价格提供给所有疾病患者。其间所发生的大部分成本由政府财政承担。为控制浪费，个人需少量付费。对于一些特殊困难群体，需自付部分可进行减免。对于基本医疗服务包以外的医疗卫生需求，政府不提供统一的保障，由居民自己承担经济责任。为了降低个人和家庭的风险，鼓励发展自愿性质的商业医疗保险，推动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保”。政府提供税收减免等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在自愿和自主的基础上，为职工购买补充形式的商业医疗保险；也鼓励有条件的农村集体参加多种形式的商业医疗保险。对不同层次医疗服务的界限划定，尤其是基本医疗服务包范围(包括药品和诊疗项目)的确定，可以依据医疗服务领域对各种常见病、多发病的诊疗经验，并结合政府和社会的保障能力来确定。制度建设初期，基本服务包的范围可控制得小一些，随着经济增长和政府投入能力的提高，再逐步扩充服务包的内容。

（三）构建与目标体制相适应的医疗卫生服务体系。既然在公共卫生问题上政府要承担全部责任，为了便于工作上的统一组织与协调，最好由政府直接组织的公共部门来提供相关的服务。从中国目前的情况出发，基本医疗服务也应主要由公立机构来提供。鉴于公共卫生事业和基本医疗服务之间的紧密联系，二者可以采取合一的体制。即建立同时承担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服务职能的公立医疗卫生服务体系。这样做，可能更加符合医疗卫生自身的规律，突出预防为主，实现防治结合；同时也可以避免多元服务体系并存带来的资源浪费。非基本医疗需求属于私人消费品，至少在现阶段如此。因此，主要靠市场化的方式来提供服务，不需要政府来统一组织。在这一领域可以充分引入竞争机制，鼓励营利性医疗机构的发展。但是由于医疗服务的特殊性，不可能将全部非基本医疗服务都交给营利性机构去提供，还是需要保留一部分承担非基本医疗服务责任的高端公立医疗机构。其作用之一是在服务价格方面发挥导向作用，二是在技术路线选择方面发挥导向作用，三是仍需要承担一些相关的政府职能。例如诊疗新技术的推广、新标准的示范，以及特殊时期的应急医疗服务等。除此之外，也应借鉴国际经验，积极创造条件，发展非营利的医疗服务机构；与营利性医疗机构、公立医疗机构一起，共同为居民提供非基本医疗服务。

公立医疗机构由政府直接举办，其基本职能是提供公共卫生服务、基本医疗服务以及部分非基本医疗服务。此类机构不得有营利目标和行为，收支要严格分开。对于只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机构，政府应确保投入。提供非基本医疗服务的公立医疗机构运转费用来源以服务收费和政府投入相结合，可以有盈余，但盈余应当进入国家预算收入并用于推进医疗卫生事业发展。公立机构的医务人员为公职人员，但需通过合同聘任等方式引入激励与约束机制。公立医疗机构的布局由政府统一规划。其中，只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机构，可以参照政府行政机构的管理方式；承担非基本医疗服务责任的公立医疗机构，可以在确保政府基本意志得到贯彻的前提下，给机构以更大的独立性。营利机构完全按照企业方式运作。政府对医院和医务人员的资质条件、服务价格、服务质量等实行全面监管。非营利医疗服务机构按照一般非营利机构的模式运作。机构不以营利为目的，盈余只能用于事业再发展。政府给予相关税收等方面的优惠，同时进行全面监管。

（四）全面推进医药分开。按照以上制度设计，在基本医疗服务领域，前述医药不分、以药养医等问题应当可以彻底杜绝。政府工作的重点应主要集中于非基本医疗领域，特别是营利性医疗服务机构。主要的调控手段一是在调整医疗服务价格的基础上严格限定医院的收入比例，全面推行医药分开；二是辅之以严格的价格监管和相应的惩戒手段，最大限度地控制医药合谋问题。

（五）建立并逐步完善筹资与组织管理体制。基本政策框架、服务内容和标准由中央政府来确定。在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保障领域，保持全国大体上均等的水平。但公共卫生服务和基本医疗保障涉及千家万户，具体的组织实施责任还是要更多地依靠地方政府。从中国目前的情况看，以县级政府作为组织实施的责任主体，应该是比较适宜的选择。

为了实现医疗卫生事业特别是公共卫生及基本医疗事业的均衡发展，实现服务的公平，筹资责任应以中央政府为主，各级政府合理分担。可以考虑由中央政府承担医务人员工资、基本药品和诊疗手段的采购费用，而诸如医疗设施的基本建设等费用，则主要靠地方政府来承担。地区间的财政能力差异问题，可以通过强化一般性的财政转移支付来逐级解决；为了尽可能做到财权与事权的统一，财政上需要做出相应的安排。例如，调整中央政府财政支出结构，增加医疗卫生支出；适当调整中央和省级政府的收入比例；中央财政设置专项预算科目用于补贴落后地区的医疗卫生费用等。长期来看，则应在税制改革的基础上，调整中央、省、县级政府之间的收入比重；设置专项税收用于医疗卫生事业。同时根据按保障目标测算的人均费用标准和各地(县)的人口数量，核定各地(县)的基本医疗服务总费用，列入中央财政的年度预算，并按季度通过省级财政直接拨付给县级执行机构；为了确保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的稳定，必须改进各级财政的预算制度，对公共预算中的医疗卫生科目实行分账管理，禁止任何形式的相互挤占和挪用。此外，可以在中央和省两级建立专门的医疗卫生基金，以应付各种不时之需。

（六）新旧体制的衔接方式。一是现有医疗保障体制与目标体制的衔接问题。关键是保证目前享有较高水平保障的社会成员的实际待遇水平不发生明显降低。出路是为他们提供补充保障。例如，对政府公职人员以及其他获得过医疗保障承诺的国有经济部门的中老年职工等，可采取由政府统一提供附加商业医疗保险的方式予以解决。对企业职工，则政府可以通过税收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参加商业性大病医疗保险。二是对现有医疗服务机构的分类改革问题。对现有医疗服务体系的改革只能是“抓小放大”，同时承担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责任的公立医疗卫生机构，主要应通过对现有各级公共卫生机构、二级以下的公立综合性医院、以农村乡镇卫生院和城市社区医院为主的基层医疗服务机构的改革、调整、合并形成。对目前三级以上的大型专业性或综合性医院，则应进行分类改革，部分改制为营利性机构，部分改制为非营利机构，还有一部分应继续保留其公立机构的性质。

（七）对有关体制设计可行性的简单分析。对于这样一个“全覆盖”的制度设计，可能的担心来自筹资能力问题。我们认为，从整个国家的经济能力看，这一担心没有根据。一个最简单的逻辑推理是：在计划经济时期，尽管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很低，但通过合理的制度建设，就已经基本上解决了绝大部分城乡居民的卫生防疫和基本医疗保障问题。改革以来，中国的经济实力已经增长了10倍以上，承担全体公民的基本医疗保障，在筹资能力上不应当有问题。

从宏观数据来看，目前中国卫生费用总支出占gdp的比重已经超过5%，这种投入水平在发展中国家位居前列。按照这种投入水平，解决所有居民的基本健康保障是没有任何问题的。改革的实质是要进行筹资方式、分配方式和资源运用方式上的调整。说到底，这只是一个政治决策和制度设计问题。无数事实表明，现实生活中不仅存在医疗资源分配的不公平问题，也同时存在医疗资源的浪费、流失及投入效率低下等问题。如果能够通过体制改革解决这些问题，甚至通过更低的投入解决公众的基本健康保障都是没有问题的。

第二篇：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住房制度与现金的公积金制度

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住房制度与现金的公积金制度

摘要：通过回顾我国不同时期在不同的市场体制下我国住房制度的差异，借鉴彼此的优点进行融合，探究我国的住房体制发展与未来的方向。

关键词：计划经济体制，住房制度，改革，公积金制度

现今由于房地产经济的膨胀，房价的高涨，加上住房本来就是人们日常生活所需，这就使得无论是房地产投资商还是老百姓都在关注住房问题，关注住房就不可避免的让人关注住房的政策制度。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住房制度也处在于发展改革当中。如今的住房制度已经过多次的调整，按市场体制来看可分为前期计划经济制度下的住房制度和至今的市场经济体制下的住房制度。

一、计划经济体制下住房制度的内容

中国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城镇住房制度是一种以国家统包、无偿分配、低租金、无限期使用为特点的实物福利性住房制度。这种制度的内容具体表现如下：

 国家统包、无偿分配、低租金、无限期使用为特点的实物福利性住房制度  住房建设投资由国家、单位统包

 各单位统一建房、分房和维修、管理住房

 住房以实物福利分配的方式

在这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住房也表现出集体性的特征，住房投资建设是由集体或单位为投资个体，这样在整个社会住房的投资个体数量就较少。

二、旧住房体制的改革

在从计划经济体制到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中国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经历了三个阶段：

1、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探索和试点阶段。1982年开始实行补贴出售试点，即政府、单位、个人各负担房价的l／3。

2、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全面推进和配套改革阶段。1991年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取得了重大突破和实质性进展，国务院办公厅下发了《关于全面进行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意见》，这是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一个纲领性文件，住房制度改革进入全面推进和综合配套改革的新阶段。

3、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深化和全面实施阶段。1994年7月，国务院下发了《国务院关于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标志着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已进入深化和全面实施阶段。在此次的住房制度改革的决定中，房改的基本内容可以概括为“三改四建”。

“三改’’即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福利性的旧体制，包括：改变住房建设投资由国家、单位统包的体制为国家、单位、个人三者合理负担的体制，改变各单位建房、分房和维修、管理住房的体制为社会化，专业化运行的体制；改变住房实物福利分配的方式为以按劳分配的货币工资分配为主方式。

“四建”即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新的住房制度。

在此阶段最终改革较成熟较具体的是1998年7月3日发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加快住房建设的通知》，该《通知》宣布了从1998年下半

年开始，全国城镇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新的深化城镇住房制度改革的基本内容是：

①停止住房实物分配，实行住房分配货币化；②建立和完善以经济适用住房为主的住房供应体系；③继续推进现有公有住房改革，培育和规范住房交易市场：④采取扶持政策，加快经济适用住房建设；⑤发展住房金融；⑥加强住房物业管理。

对旧住房制度进行改革的目的在于实现市场机制转换，创立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住房制度，实现住房商品化、社会化。

三、现今的住房制度——住房公积金

住房公积金是我国在住房改革过程中借鉴新加坡住房管理制度产生的。

1住房公积金在《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中的定义是：是指国家机关、国有企业、城镇集体企业、外商投资企业、城镇私营企业及其他城镇企业、事业单位（以下简称单位）及其在职职工缴存的长期住房储金。

职工个人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和职工所在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属于职工个人所有，是政府管理的社会公共基金，实行属地化管理，实行完全的个人账户管理模式，不属于财政资金，不设统筹基金。住房公积金应当用于职工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挪作他用。

2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基本原则是：

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决策，住房公积金管理中心运作，银行专户存储，财政监督。

3、住房公积金的缴纳机制:职工个人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和职工所在单位为职工缴存的住房公积金，属于职工个人所有，属于基金型管理模式。每个职工只能有一个住房公积金账户，职工个人缴存的住房公积金，由所在单位每月从其工资中代扣代缴；单位应当于每月发放职工工资之日起５日内，将单位缴存与职工代扣部分统一为职工汇缴到住房公积金专户内，由受委托银行计入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

4、住房公积金的领取条件：

（１）购买、建造、翻建、大修自住住房的。

（２）离休、退休的。

（３）完全丧失劳动能力，并与单位终止劳动关系的。

（４）出境定居的。

（５）偿还购房贷款本息的。

（６）房租超出家庭工资收入的规定比例的。

职工有以上情形之一的，可以提取职工住房公积金账户内的存储余额。

四、公积金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

个人认为现行住房公积金存在一个较为突出的特点：购房的个体数量多，增加商品房的需求。

由于住房是人们生活的必需品，人人都需要住房，进而出现各地房地产的火爆。在计划经济时代，现行公积金制度之前，由于是集体投资建设，整个单位，整个集体的，这样整个社会相对的住房投资个体就少；而在实施住房公积金后则是职工小个体购房，这样整个社会相对的住房购买投资个体就会变多。

五、综合论述

对比计划时期的住房制度与当今现行的住房制度，很好看出现今的住房公积金就是代替计划经济时期的实物分房制度。

这时出现了一个让人关注的交点就是：集体投资建房变为个人购房，投资方式改变了。

由于所需生活住房数量是由社会需购房家庭决定的。现今由个体家庭独自“争”购房，另外随着经济的发展财富的两级分化的出现，很多有钱者进行投机性购房而真正生活需购房的则看着房价的高涨可望而不可及。这样房产资源的配置就与市场的实际需求相矛盾。此外，国内外资本炒控市场加快了房地产泡沫的产生。

借鉴之前集体配房制度的部分方式，如果由单位集体按职工数所需进行集体购房，职工再向所在单位购买，这样需购房者有房可买，就减少了房产投机的需求。结合现行的经适房与廉租房政策，可以更合理的进行房产资源的优化配置，减少房地产泡沫的产生或延长其产生的时间。

参考文献：

 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２６２号），１９９９年４月３日．  房地产经济学王全民主编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

钱凯．改革和完善我国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观点综述．经济研究参考，２００７（２４）．

第三篇：基层医疗改革调查情况与建议

基层医疗改革调查情况与建议

为贯彻落实《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开展基层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情况抽样调查的通知》精神，11月下旬，省医改办会同调查总队联合在全省17个医改试点市县开展全省基层医改情况抽样调查。通过调查，着重了解基层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的成果和现状，进一步掌握基层卫生院和村卫生室实行药品零差率销售后存在的问题与建议，及时总结基层医改的基本经验，为政府完善改革提供参考依据。

一、调查样本情况

根据医改调查方案规定，我县以基层卫生院服务人口为标识排队，随机等距抽取6个卫生院、24名基层医务工作者和52名群众进行直接调查，当场检查收回问卷，保证调查资料的完整性、独立性和公正性，确保调查数据的真实可靠。

二、基层医改情况

年初，县人民政府根据省政府和省医改办具体部署，及时成立由分管县长、县发改委、财政局、人社局、卫生局等单位分管领导组成的基层医疗机构改革领导小组，设立县基层医疗机构改革办公室，负责指导全县28个乡镇卫生院(含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218个农村(社区)卫生室的基层医疗机构改革工作。全县加强组织领导、政策宣传、制度建立、人员分流、药品采购配送、药品零差率销售、基层医疗收费统一结算和协调管理等综合配套性改革工作，保障全县基层医药卫生体制综合改革的稳步实施，取得了一定成效。据调查统计，到今年9月底，全县28个乡镇卫生院和218个村卫生室全部实施了基本药物零差率销售和基层医药卫生综合体制改革。改革后，全县28个乡镇卫生院共核定646名编制；其中：现有乡镇卫生院职工621人，空编率为3.9%。经调查发现，在一些偏远山区卫生院空编数较多，在职人员出现了满负荷工作，任务重、压力大。

在基层卫生院改革后，全县现配有管理人员31人，有医疗专业技术人员464人，执业医师174人，还配有专职或兼职公共卫生服务人员116名，有效地提高了基层公共卫生处置能力与水平。我县在改革初始，县医改办就对全

县乡镇卫生院财务进行了统一结算和管理，有效地改变了基层卫生院财务管理松散的格局。同时，加大基层卫生院及村卫生室建设投入，使各基层卫生院（室）整体卫生环境、医疗条件、管理与服务态度都得到了改善和提升。如今,全县统一对村卫生室医疗用房进行了改建，配备了1--2张治疗床和4--6把治疗观察椅，大大方便了基层群众就近治病。

三、基层医改成效

从全县卫生院诊疗方面看：到今年9月底止，累计诊疗人数达260376人次，比上年同期增长56.3%；其中住院人数4286人次，比上年同期下降62.8%。1—9月份累计医疗服务收入为1110万元，同比减少11.0%；药品销售收入1472万元，同比下降25.2%，呈现“一增三减”态势。全县基层卫生院10月份采购使用药物品种数达430种，其中基本药物品种288种；药品配送企业达20家，基本药物配送量占87.5%；10月份药品购进总额109.5万元，比今年1月份增长16.3%。改革后，广大医务工作者面向基层、服务群众，立足做好公共卫生和公民健康保健意识宣传工作明显加强，小伤小病能就近得到及时医治，基层卫生院医疗安全风险大大降低。

从基层卫生院经费支出看：1—9月份，全县基层卫生院人员经费累计支出1139万元，同比增长8.3%。基层卫生院行政性费用支出457万元，同比减少35.0%。在全县基层卫生院机构改革中138人得到了分流，其中提前退休19人，占分流总数的13.8%；非在编分流111人，占分流总数的80.4%。基层卫生院通过改革和医疗资源整合后，基层医务人员结构得到了充实与调整。在调查中，多数卫生院医务人员和广大群众对基层医疗机构改革表示赞同，98%的公众对卫生院和村卫生室提供的医疗服务较满意；92%的公众认为卫生院(室)医务人员的服务态度比以前好；还有92%的公众认为卫生院(室)的药价比去年便宜了。希望政府坚持下去，继续加大改革力度，完善改革措施，切实缓解老百姓看病难、看病贵难题，让广大群众普受改革后的实惠。

第四篇：浅析中国个人所得税与改革建议

浅析中国个人所得税与改革建议

学 院 专业班级 学生姓名 学 号

二 ○ 一 三 年六月 1

摘要

个人所得税从征收以来一直到现在，在我国税收比重中占的份额越来越大。我国的个人所得税也经历了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是，在实践中仍存在着很多的不足。个人所得税是对个人(自然人)取得各项应税所得征收的一种税。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和全民收入水平的提升，个人所得税在中国经济发展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愈发重要。但是随着经济形势的发展，逐渐暴露出税收征收制度的不规范和执行过程中所体现的税负不公平，同时个人所得中的应税项目。税率和减免政策方面开始与现实生活不相符。因此建立一套公平合理、行之有效的个人所得税法律体系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 个税改革 免征额 税制改革

目 录

一、中国个人所得税的认识 ··················(01)

（一）概念························(01)

（二）个人所得税的特点··················

（三）个人所得税的地位··················

（四）个人所得税的历史沿革················

二、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存在的问题 ············

（一）分类课税模式弊端多 ·················

（二）征管全归属不当 ···················

（三）税收征管不力 ····················

（四）征收模式不公平···················

三、对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建议 ·················

（一）扣除费用标准应因地制宜···············

（二）改变税率设置····················

（三）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减除费用标准制度·········

（四）尽快实行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参考文献 ························

(01)(01)(01)(02)(02)(02)(02)(03)(03)(04)(04)(04)(05)

(05)浅析中国个人所得税与改革建议

一、中国个人所得税的认识

（一）概念

个人所得税，是指对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的所得，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不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取得的所得征收的一种税。

（二）个人所得税的特点

个人所得税及其相关法律在新中国经历了一个从无到有，在发展中不断认识、不断完善的过程。作为税法体系重要组成部分，个人所得税法既具有税法的基本特征，又具有自身的特点。

在征收制度上实行分类征收制；费用扣除上定额和定率扣除并用；税率上累进税率与比例税率并用；申报缴纳上采用自行申报和代扣代缴两种方法。

（三）个人所得税的地位

随着中国市场经济的发展，税法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第一，它是国家组织财政收入的法律保障；第二，税法是国家宏观调控经济的法律手段；第三，税法对维护经济秩序有重要的作用；第四，税法有效地保护纳税人的合法权益；第五，税法是维护国家利益、促进国家经济交往的可靠保证。

（四）个人所得税的历史沿革

新中国个人所得税法的立法实践可以追溯到1950年，当时由政务院颁布的《全国税政实施要则》中, 曾设置薪金报酬所得税, 但未能开征。1950 年曾对个人的存款利息所得、公债和其他证券利息所得以及其他利息所得征收开征过利息所得税, 但此税已于1959 年停征。改革开放后, 随经济发展,全国人大、国务院于1980 年后通过《个人所得税》、《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和《个人收入调节税》等法律法规开始向个人征收收入所得税。但三个税种在发挥积极作用的同时，也暴露出一些不能回避问题，如由于税制和税法不统一, 使不同税种的纳税主体之间的纳税差距加大。因此我国于1994年进行了个人所得税制度的全面改革,将原来按照纳税人类型分别设立的个人所得税、个人收入调节税和个体工商户所得税合并为统一的个人所得税,并从纳税人、征税项目、税率、费用扣除等方面加以完善,从而形成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比较完善的、统一的和符合我国国情的个人所得税制度。1994年1月1日，“三税合一”后的《个人所得税法》正式开始实施。其后，《个人所得税法》经过多次完善，如1999 年10 月起对居民 4 储蓄存款开征利息税；2000 年1月起对个人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由征收企业所得税改为征收个人所得税； 2005年，国家根据经济发展的实际，将个人所得税的扣除额由800元提高到1600元；2007年，第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再次修订，又提高到2000元。2011年，个人所得税免征额将从现行的2000元提高到3500元，同时，将现行个人所得税第1级税率由5%修改为3%，9级超额累进税率修改为7级，取消15%和40%两档税率，扩大3%和10%两个低档税率的适用范围。

尽管如此，由于立法之初的经验、条件所限，个人所得税立法与征收等方面很多深层次的问题还没有被解决，同时中国经济快速持续的发展也使得个人所得税法“立法置后”的矛盾日益突出。因此有必要全面审视现行《个人所得税法》的不适之处，并找到相应的改进对策。

二、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存在的问题

（一）分类课税模式弊端多

我国目前的个人所得税采用分类所得税制。这种模式将应税项目划分为11大项，采用9套税率，有的采用按月征收；有的采用按月预缴，年终汇算清缴；有的则采用按次征收方式。虽然这种课税模式具有纳税人无需申报、源泉扣缴、税务工作量小、课征方便等优点，但在实际运行中却暴露出不少问题。一是缺乏公平性，二是容易诱发逃税和避税行为，导致税款流失。三是费用扣除标准不合理。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费用扣除实行综合扣除办法，即定额扣除与定率扣除相结合。现行个人所得税制没有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各种负担，自然也就不能按照纳税人的负担能力，贯彻税收公平的原则。工薪收入减除费用标准内外差距过大，在2005 年以前，外籍人士减除费用标准为4000 元，是中国公民800 元的5 倍；2006 年调整为4800 元，为1600 元的3倍，2000 元的2.4 倍。外籍人士在中国取得收入，其大部分时间居住在中国，主要在中国消费，其减除费用标准可适当高一些，但差距不能太大，否则必然造成税收负担不公平。

（二）征管权归属不当

首先，个人所得税具有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公平分配的职能应主要属于中央政府而非地方政府。征管权归属地方，显然不利于收入分配职能的实现。其次，个人所得税是国际税收涉及的主要税种，归地方征管不利于维护国家的税收管辖权和处理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税收分配关系。最后，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和征税对象流动性大，税收来源在地区间纵横交错，将它划归地方，不仅增加地方征管的难度，而且会造成税源流失和地区间税负不公平。

（三）税收征管不力 个人所得税是所有税种中纳税人最多的税种，征管工作量相当大，必须有一套严密的征管制度来保证。我国目前实行的代扣代缴和自行申报纳税两种征收方法，在实际操作中出现一些问题：一是代扣代缴难落实。近年来全国税务专项检查和国务院开展的财政税务大检查都揭示，个人所得税征管中的代扣代缴问题严重，一些代缴义务人向税务机关作虚假申报，或公然不履行代扣代缴义务，以致出现“逢查必有漏”的现象。二是自行申报制度不健全。目前还没有健全的可操作的个人申报法规和个人财产登记核查制度，许多达到征税标准的纳税人，只要不“自行申报”，又无人检举揭发，就可以轻易地逃避纳税。

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改革与发展，公民的收入已经打破了单一工资收入制的格局，收入来源已经扩展到各种实物、有价证券、各种形式的福利，甚至是“灰色收入”。这些收入普遍以现金支付，较为分散隐蔽，进一步增加了实施监控的复杂性和难度，尤其是对一些特种行业、高收入的阶层的监控更显薄弱。而众所周知，个人所得税应该是对高收入者通过累进税率调节收入，如果对这部分人群的税收征管失效，个人所得税在国民经济发展中所起的作用将大打折扣。

（四）征收模式不公平

个人所得税税制包括分类税制、综合税制和混合所得税制三种模式。我国个人所得税采用的是分类所得税征收模式，即对纳税人的不同应税项目分别按规定税率计算征收。这种模式，虽然能对纳税人的不同应税项目分别进行源泉扣缴，提高个人所得税征收效率，但是难以掌握纳税人的总体收入水平和负担能力，那些从多渠道取得收入、应纳税所得额较大但分属若干应税项目的纳税人会承担相对较轻的税负，而使那些收入渠道单

一、应纳税所得额较小的纳税人税负相对偏重，难以真正实现税负公平。如一人每月工资收入3500 元，另一人 则每月有3000 元工资和500 元的劳务报酬，前者需要纳税，而后者则无需纳税。这种模式就会迫使纳税人将收入化整为零，或偷税漏税以减轻负担，寻求公平。

综上所述，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法，由于立法时的历史局限性，当时国民生活水平普遍较低，生活费用低廉，因此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起点处于比较低的水平；同时，由于当时中国经济的市场化程度布告，缺乏有效的资本和货币市场，国民收入来源有限；加之我国税收制度的不健全和税收征管基础的薄弱，因此采用了比较简单的分项征收和按月计提的税务模式；再有，出于扩大财政收入的比较现实的考虑，在过去的十年中，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重点集中在工薪阶层。而今天看来，以上这些特征，与中国市场化和现代化的进程是脱节的，同时与“缩小贫富差距、建立和谐社会”的目标也有距离，因此对于现行个人所得税进行改革是十分必要的。

三、对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建议

（一）扣除费用标准应因地制宜

在工资薪金税目中, 我国目前的扣除标准是2 000元。也就是说, 当月工资低于2 000元不需要缴税, 如果高于2 000元, 仅就超过的部分作为计税依据来缴税, 因此费用扣除2 000元实际是免征额。工资薪金的扣除数实际是人们维持正常生活所需的生计费, 我们认为用来解决基本生活保障的生计费是不应该缴税的, 因此应该从当月工资中扣掉。而随着人们普遍经济水平的提高, 维持当月最基本生活需要的费用越来越高, 扣除数一成不变会使越来越高的生计费也成为个税的计税依据。但是, 目前生计费的扣除存在问题, 依据当前的消费能力2 000 元其实不够每月的日常支出。每个人、每个家庭的情况不尽相同, 维持正常开支所需的生计费也不尽相同。人与人之间、地域与地域之间的消费水平都存在很大差距, 在我国实行统一的、定额的扣除额显失公平。比如同样是月薪5 000元, 在北京工作的王某是一位已婚女士, 每月吃饭、租房、抚养孩子这三项费用就会花去6 000元, 工资不够维持基本的生活；而在太原工作的李某是一位单身女士, 吃、住都跟着父母,几乎没有什么花销。对于王某和李某如果不考虑区别, 同样都要扣除2 000 元的生计费来计算每月应缴的个税, 对于王某来说显然是不公平的, 这不符合和谐社会的要求。因此, 最好的办法是按照不同部门、不同岗位, 考虑住房、孩子、老人、教育、医疗等多方因素, 设定各自的比例做好计算模型, 把扣除数从简单的具体数额变为能综合考虑各类情况的计算公式, 全国都使用统一的扣除标准的计算方法。

（二）改变税率设置。

现行个人所得税的税率包括两大类, 一类是比例税率20% , 另一类是九级和五级的超额累进税率。在工资薪金所得中所使用的超额累进税率就是九级税率, 根据所得额与2 000元的差额的不断增加, 税率按照档次不断提升, 第九级税率达到了45%。这样的税率设计并不合理, 在我们常见的计算中, 最多涉及到第五级, 第六级到第九级的税率几乎无人问津。这样繁琐的税率设置在国际上也是几乎没有的。按照国际惯例, 个人所得税的税率改革趋势是减少级次, 简化设置。因此不管是符合国际惯例也好, 还是围绕我国国情也好, 个人所得税的税率首先要降低级次, 另外要降低边际税率。

（三）建立以家庭为单位的减除费用标准制度

目前的个税征收体制，按照个人月收入进行征税，没有考虑赡养系数和家庭人口。这样人均税收负担差异很大，违背了个人所得税的公平原则。因此，个税体制设计应当充分考虑每个纳税人家庭情况和个人收入情况，在家庭收入中允许扣除收入者个人和配偶的生计费用、抚养子女、赡养长辈、伤残人士等扣除额，以其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积极创造条件实现以家庭为单位申报纳税；当然，抚 7 养子女的费用扣除规定应考虑计划生育政策要求。目前，以家庭为单位申报纳税和减除费用，不同家庭的人口结构与所处地区等不一样，减除费用不相同，操作难度比较大，可先在部分地区试点，待条件成熟，再逐步推向全国。以个人为纳税主体，不区分家庭成员的经济、家庭人口以及经济负担等状况，导致了很大的税收不公平。同样的两口之家，第一家人月入均为2000元，而第二家一人月入3000元，一人月入1000元，而第三家一人月入4000元，同样的家庭总收入，第一家不需要缴纳，第二家需要缴纳75元个税，第三家需缴纳175元。

个人所得税按照家庭征收，避免家庭人口负担差别带来的税负不公，有助于让中产阶层利用税收扣除优惠政策来实现合理避税，同时加大对高收入群体的收入监管。

（四）尽快实行分类综合所得税制

我国目前实行的是分类所得税制，这不仅由于很大一部分人的收入来源多样化，增加了税务部门监管难度、监管成本，对于纳税人而言也有失公平。如果受条件制约,暂时难以实行综合所得税制，可选择分类综合所得税制。对连续性、经营性、劳动性所得，如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承包所得等综合课税；而对非劳动性所得，如财产租赁、转让，利息、红利所得等分项课税。也可以将个体工商户的生产、承包经营等所得，参照企业所得税的办法，按年计算，按月（或次）预缴，年终汇算多退少补；而除此之外的所得，按次或按期计算，源泉扣缴。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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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浅谈对中国快递业改革发展建议

浅谈对中国快递业改革发展建议

近年来，随着中国电子商务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各大B2C、C2C网站的兴起，快递越来越多的参与到了我们的生活当中。据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监测数据显示，2010年国内网络购物快递企业营收规模突破400亿元，达412.8亿元，较2009年涨幅达108.5%。对比传统邮政以信函传送，快递的实物流性特点更加明显，快递业又多运输体积小、重量轻货物，运输时间明显快于普通物流业，是一种正在我国快速发展的新兴产业，特别是近年快递业进入了最新国家鼓励发展产业名录，进入战略发展期。

但每到淘宝等电子商务网站促销活动或到节假日，快递明显减速，甚至出现“爆仓现象”，从10年10月至11年春节期间，全国绝大多数快递不断“爆仓”，“快递不快”，已成为一种普遍而待解决的现象。而随着快递市场的急速扩张，消费者对快递业的投诉却逐日攀高，快递延误、快件丢失及短少、快件毁损、服务态度差正成为消费者投诉率居高不下的四大顽疾。中国电子商会主办的315消费电子投诉网的调查数据显示，快递行业投诉人满意度不足五成。

一、中国本土快递业存在的普遍问题

1979年至今，快递业在中国已经走过了27个年头，现有规模不等的快递企业约两万家，基本形成了三大市场板块，即国际快递、国内异地快递和同城快递。我国国内快递市场，由中国邮政部门控制40％份额，其余由民营和港资快递企业占据。快递业近年来发展迅猛，行业增长逐年飞速递增，但在飞速的背后，却涌现了许多问题。

恶性竞争。中国各快递公司除邮政EMS外多为民营企业，在长期时间竞争中，目标市场集中、价位低、时效要求不严，相互低端价格竞争，长期以来使用“低价竞争”策略，有的甚至以低于综合成本的价格取件，相互通过圧价来打压竞争对手，同时也大大降低了企业的盈利空间，导致了行业的恶性竞争。多数快递公司只重视了价格，却完全忽略了服务质量。基础设施投入少。我国除EMS有30000多个营业网点外，其他快递明显网点过少，分拨中心建设缓慢，基础设施投入过少，绝大数分拨中心缺少传送带等设施，由人工选件，导致了较多人工错误与暴力分拆等现象发生。对比世界知名快递公司，我国快递公司还明显缺少专运货车、货运飞机等大型设施，多数快递公司还是跟舱运输快递，受航空公司等制约较大，与国外快递公司专机运输还有较远差距。

法律监管力度不足。虽然我国新《邮政法》实施不久，但对于快递业专门法律条文还严重不足，针对快递业常发生的物品丢失、快件损毁等问题，现行《邮政法》只是作出了按邮资3倍赔偿的规定，这也造成了快递业管理混乱，快递件丢失时常发生，特别是贵重物品，时有新闻报道。邮政部门及中国快递协会应尽快制定一个专门的行业标准，规范快递公司及从业人员各项行为准则。

企业管理混乱。国内多数快递公司缺少直营网点，存在加盟商或者代理商，甚至同一加盟商代理多家快递，从而大大提高了快递丢失的风险及管理上的混乱，使客户对企业认同感降低，难以形成客户忠诚度。国家邮政局颁发的《快递业务员职业技能鉴定办法（试行）》规定了从业人员需要有《快递从业资格证》上岗，而多数快递业从业人员缺少《快递从业资格证》，多数快递公司也忽视了对员工职业规范的培养，导致了从业人员良莠不齐，服务质量明显不能让顾客满意。同时多数快递公司缺少相应管理人才、管理方法、专项技术，缺少必要资产融资。

忽视客户服务质量。快递业作为一种服务行业，本应更加重视客户的服务体验感，而如今多数快递公司只重视价格战，忽视客户体验感，上门取件不守时、送件拖延、送件不达具体收

件人、交件时拒绝先验货后签字等现象已严重损害了公司在顾客中的形象。

二、中国快递业改革建议

1、应尽快健全相关法律法规。

国家有关部门应尽快出台专门的快递法规或相关细则，规范快递公司相关行为，防止资金雄厚企业开展低价竞争，挤垮刚起步的小型快递企业，破坏市场竞争秩序。尽快规范从业人员持证上岗，加大处罚力度。提高快递赔偿标准，对相关故意丢失、损毁快递业务进行相关制裁。设置相关快递行业行为准则，防止出现暴力分拣货物等现象。给予快递车合法地位，在我国快递车属于货车，而货车白天不能进城，现在快递公司多用小面包车送货，而我国小面包车又禁止拉货，应尽快解决这个矛盾，提高快递最后几公里送到速度。

2、优化公司供应链。

多数快递公司管理混乱，应优化公司供应链，重新设计投递流程，尽可能提高工作效率与服务质量，树立公司品牌差异，尽可能实施高中低不同品牌战略，避免陷入价格争夺战，加速转型渗透新领域，积极寻找新的利润增长点。逐步向电子商务、金融、代理、运输、仓储等与物流相关的诸多领域渗透，开拓新的市场。为目标客户量身提供货物保险、物流仓储、供应链管理、VIP套餐等服务，提升利润空间，拓展发展平台。建立信息化数据库快速查询平台，提高快递相关信息查询速度与准确度。合理改变员工工资结构，现在多数快递公司只有收件给予员工相应提成，忽视了送件，导致员工送件积极性不高，应改变这种工资结构，提高员工送件服务质量。

3、加大基础投入。

面对越来越多发生的“爆仓”等现象，各快递公司应尽快引入更多人才、管理与专项技术，加大企业融资力度，建立更多分拨中心与配套网点，并健全传送带等基础配套设置，提高工作效能。尽可能通过置换股权、收购等方式获得对加盟商、代理商的控制权，提升公司统一管理力度，建立公司品牌效应。对员工进行专项培训，提高员工专业技能水平，并要求员工持证上岗，防止暴利分拆等现象，并将服务至上的理念传达给每位职工，提高服务质量，在顾客中建立良好口碑形象。

4、建立品牌差异性

中国电子商务小型快递件的消费人群主要为80、90后，而大型件主要为企业客户。快递公司可建立自己独特品牌行为，详细区分送达的客户群体，推出不同服务，细化送件时间，提高服务质量，扩大品牌价值。面对不同的潜在客户群体，在快递单上增加送货时间、一日送到、特殊要求等人性化选项，主动给客户贵重物品快递件保险，上门时主动验货，积极处理纠纷，提高企业服务质量，提升服务附加值，只有建立自己独特差异性才能相应提高自己快递价格并获得消费者的认可，树立高端品牌形象。

5、加强国际竞争力

国际快递领域，我国只有邮政EMS控制了一小部分快递市场，而民营快递业多以间接方式将快递转入DHL、FedEx、TNT和UPS四大国际快递企业网络，对外进行销售，实际上仍依赖四大网络的渠道，缺乏自身的渠道。我国新《邮政法》虽禁止国际快递企业投资经营信件的国内快递业务，但我国快递公司不应安于现状，应主动学习世界知名快递企业先进管理经验，引入管理人才，加强国际竞争力，主动走出去，参与到国际竞争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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