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及欧盟反垄断法与行业协会立法执法实践思考

第一篇：美国及欧盟反垄断法与行业协会立法执法实践思考

摘要: 行业协会既可以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又可能被利用来作为限制或排除竞争的工具,如何将二者区分开来? 本文介绍美国和欧盟有关行业协会行为的规定和判例,意在为竞争立法和执法提供借鉴,促进我国法治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 反垄断法 行业协会 外国法

一、行业协会对市场竞争的影晌

行业协会对市场竞争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有目共睹。第一,行业协会可以通过搜集和汇编有关供求各方面的数据资料(例如成本、价格、生产规模、销售、运输、存货和生产能力等方面), 帮助其成员制订更为完善的生产计划和采取更为有效的市场策略,从而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增加利润, 增加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第二, 行业协会可以通过确定产品标准、进行产品研发等手段帮助企业提高技术。第三, 行业协会可以促使其成员在有关健康与安全、保护消费者利益、环境保护、能源有效利用等方面更好地遵守政府的规定, 使政府的管制更加有效率。第四, 行业协会可以利用团体优势帮助其成员开拓新的市场, 而单个企业做起来则可能相当困难或效率较低。

但行业协会也可能被用来作为固定价格、在成员之间分配销售机会或联合抵制交易等限制竞争行为的工具。一方面, 无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地区性的行业协会, 都是一个能供其成员讨论价格的天然场所。成员企业或者在行业协会里直接商定某种商品的价格, 或者利用行业协会交流的信息, 达到事实上控制价格的目的；另一方面, 在已经结成价格卡特尔的情况下, 可以通过行业协会交流的信息了解哪些企业没有遵守卡特尔的规定, 从而可以有效地惩罚这些企业, 以保证卡特尔的稳定性。

行业协会对于市场竞争的两面性, 向反垄断法提出了挑战。反垄断法显然不能也无法禁止行业协会的存在。它唯一能做的就是规范行业协会的行为。然而, 由于商业社会的错综复杂, 这一任务并非轻而易举。如何将行业协会正常的促进竞争的功能与违法的限制竞争的功能区分开来? 如何做到既有效地惩罚那些固定价格、联合抵制交易等损害市场竞争的行为, 又不至于将正常的商业行为当作违法行为进行处理? 美国和欧盟反垄断法在这方面的成功做法，可以为国内有关类似问题的立法和执法提供一些借鉴。

二、美国反垄断法关于行业协会的立法与执法情况

美国《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第 l 条规定:“任何合同, 以托拉斯或其他形式的联合或共谋, 限制州际或与外国间的贸易或商业的, 均视为违法。”行业协会主导下所进行的或以行业协会名义进行的联合或共同行为, 属于该条规定的范围。美国最高法院近百年的反垄断司法实践中, 有多个案件涉及到行业协会, 案件的性质也多种多样。以下介绍一些有典型意义的案例。

(一)是正常交流信息还是图谋垄断: 有关两个木材协会的判例

1、美国硬木生产商协会案

美国硬木生产商协会成立伊始, 就执行一个所谓“公开竞争计划”（以下简称“计划”）。名义上, 成员是否参加这个计划不是强制性的, 但当本诉讼开始的时候, 其400个成员中就有365个参加了这个计划。

该协会的力量非常强, 其成员数量仅占美国硬木行业的 5%, 但产量却占13%之多。该协会对“计划”的目标作了如下陈述:“公开竞争计划是一个有关价格、贸易统计和贸易行为的交流中心。通过使协会成员充分快速地了解到其他成员的信息, 该计划旨在使贸易行为保持某种统一性。”

协会秘书将这些信息汇总后再提供给成员。除此之外, 协会还要对成员的存货量和确定木材等级的情况进行检查, 目的是保证成员报告的准确性和同一性。同时, 该“计划”规定, 所有报告均需经过协会代表的审查；不向协会报告有关信息者将不能从协会接到汇总后的信息报告；在 6 个月内有 12 天不向协会报告有关信息者, 将被开除出协会。

除了报告信息外, 该协会在某些地区几乎每周召开会议。会议之前, 每一个成员都必须陈述过去的产量, 估计其今后两个月的产量以及市场的发展状况。

2、枫木地板制造商协会案

最高法院认为上述引起争议的活动不构成违法。理由是: 第一,尽管检察人员指控协会的以上活动产生了统一价格的后果, 但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 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协会的活动对消费者带来不利影响；第二, 所有关于销售额和价格的报告都是针对过去的和已经结束的交易, 而没有涉及到当前的价格。协会收集的统计资料都发表在贸易期刊上, 并送到商务部以及其他有关的机构。这些资料的性质与公开发表的资料并无不同；第三, 会员在会议上没有讨论过价格问题, 因为过去的价格已经公开, 没有必要进行讨论, 而将来的价格被认为是不适当的议题。因此,尽管会员可能利用协会提供的资料作出较一致 的判断, 从而使价格倾向于稳定, 但并不能仅由这一结果而认定协会有共谋行为。法律并不单纯地禁止资料收集和发布行为。

最高法院的结论是: 如果行业协会仅仅是公开和公平地收集和发布有关其产品成本、产量、在过去交易中产品的价格、存货量以及从生产地到销售地的大概的运输成本的信息, 以及召开会议讨论这些信息但并不就产品的价格、数量或限制竞争达成任何协议或采取任何共同行动, 则不违反反托拉斯法。

(二)行业协会的章程是否等同于限制竞争的协议

有时候, 成立行业协会所制定的章程本身都有可能违反反托拉斯法。美国最高法院在联合媒体协会(associated press, 简写为ap)抵制交易案中的判决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法院认为, 联合媒体协会的章程因含有限制在报纸出版领域的竞争的内容, 属于限制性贸易合同。ap 辩护说, 尽管章程中含有限制竞争的内容, 但实际上没有造成限制竞争的效果。对此, 最高法院认为, 只要一个合同本身有可能造成限制竞争的效果, 就已经构成了违法, 而不管其实际上是否造成了这样的效果。无可争辩的证据表明, 协会章程确实捆住了众多出版者的手脚, 以至于它们不能也确实没有向非会员的竞争者出售新闻。章程不允许非会员从这家最大的新闻机构或其中任何一个会员那里买到新闻, 会严重地限制新报纸进入该领域的机会, 这将会毁灭竞争以及挫伤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

联合媒体协会还从以下两个方面提出了辩护理由, 最高法院进行了一一驳斥:

第一, 联合媒体协会辩护说, 应该超出反托拉斯法, 或者说从财产法的角度来看待协会章程。财产所有者可以选择合作伙伴, 自己有权决定是出售还是不出售自己的财产。最高法院认为, 尽管在一般的意义上来说, 一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处分自己的财产, 但他不能过分行使其权利, 不能通过合同或联合的手段, 明示或默示地不正当地阻止或限制州际贸易的自由和自然的流动。这正是反托拉斯法的宗旨所在。

第二, 联合媒体协会又进一步辩护说, 既然有其他的新闻机构也在出售新闻, 那么绝大多数的出版商联合起来拒绝向少数出版商出售新闻并不违反反托拉斯法。但最高法院认为, 一个限制贸易的合同没有阻止全部的竞争并不能使这一合同免于追究。事实上, 没有加入协会的报纸确实在竞争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通过限制性的章程, 每个参加联合的出版商实际上把自己完全置于协会的控制之下。因此章程是阻止竞争的, 而不是正常的有助于商业和贸易的合同。

三、欧盟反垄断法关于行业协会的立法与执法情况

(一)欧盟反垄断立法关于行业协会的一般性规定

欧盟反垄断立法所称的企业协会的决定, 包括企业协会的章程和内部规则、依这些规则作出的对协会成员有约束力的决议, 以及对协会成员不一定有约束力的建议。如果企业协会的决定违反了上述规定，则欧盟反垄断主管机构或法院既可以对协会罚款也可以对会员罚款。

但该条同时规定，如果企业协会的决定有助于改进商品的生产和流通, 或者有助于促进技术或经济上的进步, 那么可以不受上述规定的限制, 但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 能使消费者享受到相当部分的由此带来的利益；第二, 所加的限制必须是为达到目标所不可缺少的, 而不能强加可有可无的限制；第三, 不能给予企业在有关产品的重大部分上消除竞争的机会。

(二)欧盟理事会no.4056/86号规章对班轮协会的豁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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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一般规定外, 欧盟理事会在其第 4056/86 号规则中, 专就班轮协会(liner conference)的联合行为作了一些豁免规定。

该规章意义上的班轮协会, 是指这样一个团体, 它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在指定地理区域范围内的一条或多条特定航线上提供货物国际运输服务的运输商船公司(vessel operating carriers)所组成，并且在他们之间有一个协议或安排(不论是何种性质), 根据这一协议或安排, 其运营执行统一或共同的运费以及就有关航运服务的任何其 他条件达成了一致的条件。

但以上所说的协议、决定或联合行为, 不能通过要求适用仅由货物起运国或目的地、或装卸货港口的不同而有差别的费率和运输条件, 而在共同市场范围内, 对有关港口、货主(transport users)或承运人(carriers)造成损害, 除非这种费率或条件有经济上的正当理由。通俗点说就是, 协议、决定或联合行为不能被利用来对特定国家或港口造成损失。

该规章还就以上豁免对班轮协会附加了一些义务。例如, 如果货主和班轮协会任何一方提出要求, 那么双方应就海上运输服务的费率、条件和质量进行磋商；货主有权对运费未包括在内的内陆运输和港口服务的提供者进行选择；如果货主要求, 协会应当以合理的价格为货主提供运价本、相关条件和规定, 或者这些东西应放在班轮和代理人办公室里供查阅。他们应当列出有关装卸货的所有条件以及服务的精确内容。

(三)一个有关班轮协会的判例

尽管欧盟法律对班轮协会的联合行为进行了豁免, 但如果班轮协会与非会员签订限制竞争的协议, 则不在豁免之列, 法院在以下的案例中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态度。世纪 90 年代中期, 一些远洋运输公司就与费用和附加费有关的商业行为进行了讨论, 试图协调立场。讨论的结果是签订了一个协议, 决定不对已公开的收费标准提供折扣。该协议被欧盟委员会裁定属于固定价格的行为, 违反了欧盟反垄断法。

当事公司认为, 根据欧盟理事会第 4056/86 号规章, 班轮协会的会员可以商定海上交通的费率, 因此该行为应享受豁免。但欧盟委员会认为, 尽管班轮协会固定价格的行为可以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享受豁免, 但在本案中, 参与固定价格的当事公司, 不仅包括班轮协会的会员, 而且也包括非班轮协会的成员，这就超出了规章规定的豁免范围。因此欧盟委员会裁定班轮协会不能与协会以外的公司协商固定价格。

第二篇：美国及欧盟反垄断法与行业协会立法执法实践思考

摘要: 行业协会既可以发挥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又可能被利用来作为限制或排除竞争的工具,如何将二者区分开来? 本文介绍美国和欧盟有关行业协会行为的规定和判例,意在为竞争立法和执法提供借鉴,促进我国法治水平的提高。

关键词: 反垄断法 行业协会 外国法

一、行业协会对市场竞争的影晌

行业协会对市场竞

争和经济发展的促进作用有目共睹。第一,行业协会可以通过搜集和汇编有关供求各方面的数据资料(例如成本、价格、生产规模、销售、运输、存货和生产能力等方面), 帮助其成员制订更为完善的生产计划和采取更为有效的市场策略,从而有利于企业降低成本、增加利润, 增加企业的市场竞争力。第二, 行业协会可以通过确定产品标准、进行产品研发等手段帮助企业提高技术。第三, 行业协会可以促使其成员在有关健康与安全、保护消费者利益、环境保护、能源有效利用等方面更好地遵守政府的规定, 使政府的管制更加有效率。第四, 行业协会可以利用团体优势帮助其成员开拓新的市场, 而单个企业做起来则可能相当困难或效率较低。

但行业协会也可能被用来作为固定价格、在成员之间分配销售机会或联合抵制交易等限制竞争行为的工具。一方面, 无论是全国性的还是地区性的行业协会, 都是一个能供其成员讨论价格的天然场所。成员企业或者在行业协会里直接商定某种商品的价格, 或者利用行业协会交流的信息, 达到事实上控制价格的目的；另一方面, 在已经结成价格卡特尔的情况下, 可以通过行业协会交流的信息了解哪些企业没有遵守卡特尔的规定, 从而可以有效地惩罚这些企业, 以保证卡特尔的稳定性。

行业协会对于市场竞争的两面性, 向反垄断法提出了挑战。反垄断法显然不能也无法禁止行业协会的存在。它唯一能做的就是规范行业协会的行为。然而, 由于商业社会的错综复杂, 这一任务并非轻而易举。如何将行业协会正常的促进竞争的功能与违法的限制竞争的功能区分开来? 如何做到既有效地惩罚那些固定价格、联合抵制交易等损害市场竞争的行为, 又不至于将正常的商业行为当作违法行为进行处理? 美国和欧盟反垄断法在这方面的成功做法，可以为国内有关类似问题的立法和执法提供一些借鉴。

二、美国反垄断法关于行业协会的立法与执法情况

美国《谢尔曼反托拉斯法》第 l 条规定:“任何合同, 以托拉斯或其他形式的联合或共谋, 限制州际或与外国间的贸易或商业的, 均视为违法。”行业协会主导下所进行的或以行业协会名义进行的联合或共同行为, 属于该条规定的范围。美国最高法院近百年的反垄断司法实践中, 有多个案件涉及到行业协会, 案件的性质也多种多样。以下介绍一些有典型意义的案例。

(一)是正常交流信息还是图谋垄断: 有关两个木材协会的判例

1、美国硬木生产商协会案

美国硬木生产商协会成立伊始, 就执行一个所谓“公开竞争计划”（以下简称“计划”）。名义上, 成员是否参加这个计划不是强制性的, 但当本诉讼开始的时候, 其400个成员中就有365个参加了这个计划。

该协会的力量非常强, 其成员数量仅占美国硬木行业的 5%, 但产量却占13%之多。该协会对“计划”的目标作了如下陈述:“公开竞争计划是一个有关价格、贸易统计和贸易行为的交流中心。通过使协会成员充分快速地了解到其他成员的信息, 该计划旨在使贸易行为保持某种统一性。”

“计划”要求每个成员向协会秘书（1）每日报告销售额和运输量, 且必须明确购买者的身份以及买卖的所有细节；(2)每月报告每种产品的生产量和储存量；(3)每月开始时报送价格清单, 该清单若有变化, 还要报送变化后的价格清单。

协会秘书将这些信息汇总后再提供给成员。除此之外, 协会还要对成员的存货量和确定木材等级的情况进行检查, 目的是保证成员报告的准确性和同一性。同时, 该“计划”规定, 所有报告均需经过协会代表的审查；不向协会报告有关信息者将不能从协会接到汇总后的信息报告；在 6 个月内有 12 天不向协会报告有关信息者, 将被开除出协会。

除了报告信息外, 该协会在某些地区几乎每周召开会议。会议之前, 每一个成员都必须陈述过去的产量, 估计其今后两个月的产量以及市场的发展状况。

对于以上案情, 最高法院认为, 详细的报告、广泛的信息交流极易使成员达成各种实际的或潜在的协议。该协会的行为超越了协会应发挥的作用, 其“计划”与签订赤裸裸地限制竞争的协议几乎没有任何区别。正常的经营者不会向竞争对手提供如此详细的有关其生产经营状况的日报、月报和年报, 不会像该协会成员那样进行如此广泛、深入的信息交流。尽管在协会成员中间没有一个具体的限制竞争的协议, 但“计划”限制竞争的目的是

非常明显的。而且, 经调查发现,“计划”的实施确实造成了木材价格的大幅度上涨。因此最高法院认定“计划”违反反托拉斯法。同时, 最高法院指出,“计划”和公开发表的有关市场信息的区别在于: 后者既对销售者公开也对购买者公开, 而“计划”只对销售者公开；在公开发表的市场信息报告中 , 没有人象在“计划”中这样不厌其烦地建议采取共同行动以

获取利润。

2、枫木地板制造商协会案

枫木地板制造商协会共拥有 22 个成员, 其中 20 个成员的主要经营场所在密西根、明尼苏达和威斯康辛三州。1992年, 协会成员的产量占了同种类型地板材料的 70%。

协会作了很多工作, 其中引起争议的活动主要包括:(1)计算并为会员提供各种类型和等级的地板材料的平均成本的信息；（2）计算并为会员提供有关运费的信息；(3)收集有关统计材料, 包括: 已售出的地板材料的质量和种类(由每个成员向协会秘书定期提供), 现有存货数量等；协会将收集到的信息汇总整理后提供给会员, 但不透露会员的具体身份；(4)召开会员代表参加的会议并讨论行业中的问题。

最高法院认为上述引起争议的活动不构成违法。理由是: 第一,尽管检察人员指控协会的以上活动产生了统一价格的后果, 但没有证据能够证明这一点, 同时也没有证据证明协会的活动对消费者带来不利影响；第二, 所有关于销售额和价格的报告都是针对过去的和已经结束的交易, 而没有涉及到当前的价格。协会收集的统计资料都发表在贸易期刊上, 并送到商务部以及其他有关的机构。这些资料的性质与公开发表的资料并无不同；第三, 会员在会议上没有讨论过价格问题, 因为过去的价格已经公开, 没有必要进行讨论, 而将来的价格被认为是不适当的议题。因此,尽管会员可能利用协会提供的资料作出较一致 的判断, 从而使价格倾向于稳定, 但并不能仅由这一结果而认定协会有共谋行为。法律并不单纯地禁止资料收集和发布行为。

最高法院的结论是: 如果行业协会仅仅是公开和公平地收集和发布有关其产品成本、产量、在过去交易中产品的价格、存货量以及从生产地到销售地的大概的运输成本的信息, 以及召开会议讨论这些信息但并不就产品的价格、数量或限制竞争达成任何协议或采取任何共同行动, 则不违反反托拉斯法。

(二)行业协会的章程是否等同于限制竞争的协议

有时候, 成立行业协会所制定的章程本身都有可能违反反托拉斯法。美国最高法院在联合媒体协会(associated press, 简写为ap)抵制交易案中的判决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法院认为, 联合媒体协会的章程因含有限制在报纸出版领域的竞争的内容, 属于限制性贸易合同。ap 辩护说, 尽管章程中含有限制竞争的内容, 但实际上没有造成限制竞争的效果。对此, 最高法院认为, 只要一个合同本身有可能造成限制竞争的效果, 就已经构成了违法, 而不管其实际上是否造成了这样的效果。无可争辩的证据表明, 协会章程确实捆住了众多出版者的手脚, 以至于它们不能也确实没有向非会员的竞争者出售新闻。章程不允许非会员从这家最大的新闻机构或其中任何一个会员那里买到新闻, 会严重地限制新报纸进入该领域的机会, 这将会毁灭竞争以及挫伤美国的自由企业制度。

联合媒体协会还从以下两个方面提出了辩护理由, 最高法院进行了一一驳斥:

第一, 联合媒体协会辩护说, 应该超出反托拉斯法, 或者说从财产法的角度来看待协会章程。财产所有者可以选择合作伙伴, 自己有权决定是出售还是不出售自己的财产。最高法院认为, 尽管在一般的意义上来说, 一个人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处分自己的财产, 但他不能过分行使其权利, 不能通过合同或联合的手段, 明示或默示地不正当地阻止或限制州际贸易的自由和自然的流动。这正是反托拉斯法的宗旨所在。

第二, 联合媒体协会又进一步辩护说, 既然有其他的新闻机构也在出售新闻, 那么绝大多数的出版商联合起来拒绝向少数出版商出售新闻并不违反反托拉斯法。但最高法院认为, 一个限制贸易的合同没有阻止全部的竞争并不能使这一合同免于追究。事实上, 没有加入协会的报纸确实在竞争中处于极其不利的地位。通过限制性的章程, 每个参加联合的出版商实际上把自己完全置于协会的控制之下。因此章程是阻止竞争的, 而不是正常的有助于商业和贸易的合同。

三、欧盟反垄断法关于行业协会的立法与执法情况

(一)欧盟反垄断立法关于行业协会的一般性规定

欧盟反垄断法对行业协会的行为作了明确的规 , 体现在欧共体条约第 81 条(原第 85 条)中: 如果企业间的协议、企业协会的决定和联合行动可能影响到成员国之间的贸易, 并且其目标或效果阻止、限制或扭曲共同市场内的竞争, 尤其是在以下情况下, 则应当被禁止, 并将被自动认为无效:(1)直接或间接地固定商品买卖的价格或任何其 他贸易条件；(2)限制或控制产量、市场、技术发展或投资；(3)划分市场或资源供应；(4)在同等交易条件下, 对不同的交易对象适用不同的交易条件, 导致其处于不利的竞争地位；(5)对合同的履行附加义务, 但就其性质或按照商业惯例, 所附加的义务与合同的标的没有任何联系。这里明确把企业协会的决定列为反垄断法调整的对象。

欧盟反垄断立法所称的企业协会的决定, 包括企业协会的章程和内部规则、依这些规则作出的对协会成员有约束力的决议, 以及对协会成员不一定有约束力的建议。如果企业协会的决定违反了上述规定，则欧盟反垄断主管机构或法院既可以对协会罚款也可以对会员罚款。

但该条同时规定，如果企业协会的决定有助于改进商品的生产和流通, 或者有助于促进技术或经济上的进步, 那么可以不受上述规定的限制, 但必须满足以下三个条件: 第一, 能使消费者享受到相当部分的由此带来的利益；第二, 所加的限制必须是为达到目标所不可缺少的, 而不能强加可有可无的限制；第三, 不能给予企业在有关产品的重大部分上消除竞争的机会。

(二)欧盟理事会no.4056/86号规章对班轮协会的豁免

除了上述一般规定外, 欧盟理事会在其第 4056/86 号规则中, 专就班轮协会(liner conference)的联合行为作了一些豁免规定。

该规章意义上的班轮协会, 是指这样一个团体, 它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在指定地理区域范围内的一条或多条特定航线上提供货物国际运输服务的运输商船公司(vessel operating carriers)所组成，并且在他们之间有一个协议或安排(不论是何种性质), 根据这一协议或安排, 其运营执行统一或共同的运费以及就有关航运服务的任何其 他条件达成了一致的条件。

根据该规章第 3 条的规定, 当一个或多个班轮协会的所有或部分会员所作的协议、决定和联合行为, 旨在固定费率和运输条件, 以及有一个或多个下列目标时, 可以不适用《欧共体条约》第 81 条第(1)款的规定:(1)协调运输时间表, 航行日期或停靠日期；（2）决定航行或停靠的频率；(3)在协会成员之间协调或分配航行或停靠事宜；(4)管制每一个会员的运输能力；(5)在会员中分配货物或收入。

但以上所说的协议、决定或联合行为, 不能通过要求适用仅由货物起运国或目的地、或装卸货港口的不同而有差别的费率和运输条件, 而在共同市场范围内, 对有关港口、货主(transport users)或承运人(carriers)造成损害, 除非这种费率或条件有经济上的正当理由。通俗点说就是, 协议、决定或联合行为不能被利用来对特定国家或港口造成损失。

该规章还就以上豁免对班轮协会附加了一些义务。例如, 如果货主和班轮协会任何一方提出要求, 那么双方应就海上运输服务的费率、条件和质量进行磋商；货主有权对运费未包括在内的内陆运输和港口服务的提供者进行选择；如果货主要求, 协会应当以合理的价格为货主提供运价本、相关条件和规定, 或者这些东西应放在班轮和代理人办公室里供查阅。他们应当列出有关装卸货的所有条件以及服务的精确内容。

(三)一个有关班轮协会的判例

尽管欧盟法律对班轮协会的联合行为进行了豁免, 但如果班轮协会与非会员签订限制竞争的协议, 则不在豁免之列, 法院在以下的案例中清楚地表明了这种态度。世纪 90 年代中期, 一些远洋运输公司就与费用和附加费有关的商业行为进行了讨论, 试图协调立场。讨论的结果是签订了一个协议, 决定不对已公开的收费标准提供折扣。该协议被欧盟委员会裁定属于固定价格的行为, 违反了欧盟反垄断法。

当事公司认为, 根据欧盟理事会第 4056/86 号规章, 班轮协会的会员可以商定海上交通的费率, 因此该行为应享受豁免。但欧盟委员会认为, 尽管班轮协会固定价格的行为可以在符合法律规定的情况下享受豁免, 但在本案中, 参与固定价格的当事公司, 不仅包括班轮协会的会员, 而且也包括非班轮协会的成员，这就超出了规章规定的豁免范围。因此欧盟委员会裁定班轮协会不能与协会以外的公司协商固定价格。

第三篇：中国反垄断法调整范围的立法思考与建议

一、合并立法还是分开立法的 问题

我们知道，一些国家或者地区，如匈牙利和我国 台湾 地区，将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统一规定在一部 法律 里，即采取合并立法的模式，而另一些国家，像德国、日本、韩国，是将反垄断法和反不正当竞争法分别规定在不同的法律里。从 理论 上讲，采取合并立法和分别立法取决于立法技术问题。可以合并立法，将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在一部法律中进行规范，也可以在两部法律里面分别规范，但是无论采取何种方式，都需要区分这两种行为的不同性质，并进而需要注意其法律责任的差异。也就是说，即使采取合并立法也需分别规定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因为，垄断行为和不正当竞争行为从性质上来看，有重大区别。因此，鉴于我国已有反不正当竞争法的立法前例，在我国的反垄断立法中不应当将不正当竞争行为纳入其调整范围中来。

二、制定一部 内容 完备的反垄断法的问题

所谓制定一部内容完备的反垄断法是指按照国际惯例，把应当反对的垄断行为都要在我国反垄断法中体现出来。也就是说，在我国即将制定的反垄断法中可以发挥我们立法的后发优势，吸收发达国家反垄断法立法和执法的经验，不但规定禁止限制竞争的卡特尔行为、禁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而且需要对 企业 购并和 经济 力量过度集中的控制做出规定。甚至可以再向前进一步，在反垄断法立法中将不公正的交易 方法 也规定进来，并与垄断行为结合起来。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可以防范不具有市场支配地位的企业通过使用不公正交易方法谋取市场支配地位；二是可以与垄断行为结合起来，共同形成轻重火力兼备的打击垄断行为的力量。

三、关于反垄断法的执法机关、程序、手段的问题

在世界各国的反垄断法中，除了规定有实体性规范外，还有大量的有关反垄断法的执法机关的组织规范和程序性规范。有人认为，有关反垄断法的执法机关的组织规范和程序性规范严格来说并不属于反垄断法。反垄断法的程序法可以从广义的反垄断法角度来理解，而有关反垄断法执法机关的规范是行政性规范，很难归属到反垄断法的范畴中来。① 这种看法并非全无道理，但是也并非全有道理。如果从机械的传统的法学部门的划分方法出发，有关反垄断执法机关的法律规范是行政法，有关反垄断的程序性规范是行政程序法或行政诉讼法（或者叫做广义的行政法）。但是如果跳出传统的法学部门划分的模式，抛弃囿于法律调整手段的特性而对复杂 社会 关系做基本定性而划分法律部门的做法，改按社会活动的领域和法律调整的宗旨来划分法律部门，就不会难以理解为什么可以将反垄断执法机关和执法程序的规范归属于反垄断法。反垄断法是一种典型的具有相对自足性的法。它将传统的行政法、民法、刑法以及程序法的规范和手段结合起来，以社会经济活动中的限制竞争行为作为调整对象，以维护自由而有效的竞争为宗旨，从而形成一个独特的法律部门。正是从反垄断法执法机关和执法程序与反垄断法的实体规定之间的这种有机、紧密的结合及其实施的共同宗旨来看，我们可以将有关反垄断执法机关和执法程序的规范定位为反垄断法规范。为了有效地实施反垄断法，为了在实践中不断 发展 和完善反垄断法，需要在将来制定的反垄断法中尽量详尽地规定执法机关、执法权限、执法手段和执法程序。我国将来制定的反垄断法的调整范围应当包括有关执法机关和执法程序的内容。因此，在反垄断法中需要进一步深入讨论的问题是：如何建立反垄断法的正式行政程序，包括立案、调查和裁决；如何建立司法审查制度；如何建立反垄断的民事公诉制度；如何强化和丰富反垄断法执法机关的执法方式、手段、工具和方法等。总之，构建 中国 反垄断法的程序制度，既要系统 研究 发达国家的制度及其实践，又要重视中国独特的国情和现有的法律传统及法律资源。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深入研究的课题。

第四篇：美国反垄断法的实践及启示

美国反垄断法的实践及启示

□ 李志刚 文/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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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垄断法常被称为“经济宪法”，在市场经济国家，对维护一国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起着基础性作用。在美国，反垄断法被称为反托拉斯法。从1890年的《谢尔曼法》伊始，反垄断法的实践在美国已有120

多年的历史，有着较为丰富的执法经验。2011年5月，我作为中国法官代表团成员到美国华盛顿就反垄断法专题进行培训交流，本文就此行所得作一简要介绍。

美国的反垄断法，成文法还是判例法？

观念中，美国是典型的判例法国家，主要依判例而不是成文法规范裁判案件。但就反垄断法而言，则并非完全如此。在成文法规范方面，美国的反垄断法的主要规定包括：《谢尔曼法》、《克莱顿法》、《联邦贸易委员会法》、《罗宾逊——帕特曼法》等。美国反垄断法的具体条文的特点是抽象、高度概括，其优点是适应性强，缺点是操作性不够，特别是对核心概念未给出明确的界定，比如何为“垄断”，这给司法和执法带来了不少争议。对此，从美国反垄断法的总体实践看，仍然遵循了普通法的方法，即判例导向的解释方法，通过司法判决来发展垄断的认定标准和反垄断执法的原则。在这一过程中，法官，特别是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法官，通过对裁判理由的详细阐述，确立了不少重要的反垄断规则，对反垄断法作出了积极的发展。

美国的反垄断法的实施机制

美国反垄断法的实施机制可以分为公共执行和私人执行。公共执行主要由司法部的反托拉斯局和联邦贸易委员会负责。二者在反垄断法的执法权限方面分工并不明确，甚至有所重叠。在长期的执法实践中，他们之间也形成了一定的协调程序，如果两个机构发现在进行同一项调查，通常会根据各自的专长、人力等因素来决定由谁来处理。比如联邦贸易委员会在制药、烈酒行业执法较为擅长，司法部对IT、红酒行业有所专长。但法律规定只限于司法部管辖的领域，比如银行业、电信业的案件以及反垄断刑事案件，只能由司法部管辖。司法部可以根据私人申诉、私人报告或者自己主动采取的审查，启动调查程序，如有必要，则会提起民事诉讼或者刑事诉讼。联邦贸易委员会有权直接实施《克莱顿法》和《罗宾逊——帕特曼法》，虽然联邦贸易委员会对《谢尔曼法》并没有直接的执法权，但根据《联邦贸易委员会法》

第5条的规定，其有权制止“不公平竞争方法”，这些方法已被解释为包括《谢尔曼法》所谴责的全部行为。其所处理的案件，通常的救济是停止令。联邦贸易委员会也有权对违法的民事处罚进行估算，但必

须是在此前曾对该行为做出了停止令，或该行为明显违反委员会规则。

私人向法院提起反垄断诉讼，被称为反垄断法的“私人执行”。据统计，美国90%以上的反垄断案件是由私人原告提起的。此外，各州司法部长也有权实施联邦反垄断法，常见的执法方式是代表本州居民提起诉讼。

反垄断司法的经济学基础

美国法院高度重视反垄断司法中的经济学基础，经济学理论的发展在一定程度上甚至直接影响到反垄断司法政策的导向。比如，上世纪30年代至60年代，反垄断经济学理论以哈佛学派的结构主义为主导，其基本观点是：市场结构决定企业行为，企业行为决定市场绩效。基于这一理论，反垄断司法主要遵循本身违法原则，依据企业行为本身来判断被告是否违法，而不用考虑行为的影响。到了70、80年代，芝加哥学派的效率主义成为反垄断经济学的主流，其主要观点是：效率是反垄断法的唯一目标，垄断并不必然是坏的，垄断也可以带来效率。因此，不能仅仅基于垄断的市场结构和企业行为本身而作出制裁，必须证明行为带来的效率损失大于对效率的提升。体现在反垄断诉讼中，效率抗辩成为重要内容。原告要取得胜诉的结果，不仅要分析被告企业所处的市场地位，而且还要对被告行为的社会成本与收益进行比较。在反垄断法的执法原则上，表现为本身违法原则的适用范围被大大限缩，合理原则成为主导。在个案的诉讼当中，双方的论辩和法官的裁决也离不开经济学理论的支持，经济模型、统计数据乃至据以论证的经济学理论，都会成为法庭论辩的重要内容。

让法官成为经济学家？

既然反垄断法与经济学有如此密切的联系，在反垄断诉讼中，还包含了大量的经济行为的定量和定性分析，那么，是否意味着法官必须对经济学理论有深入研究，才能对被诉行为是否违反反垄断法作出正确的判定？也不尽然。据介绍，即使在美国，从事反垄断审判的法官也并非经济学家。让法官成为经济学专家是不切实际的，要求法官运用复杂的经济分析来评价垄断行为也并不现实。对垄断行为和效果的经济分析，更多的是靠当事人聘请的经济学家来帮助实现的。法官可以要求经济学家以“有悟性”的非

经济学家所能理解的用语来举证，并对技术性证据辅以浅显的解释。

经济学家在反垄断诉讼中的地位与作用

经济学家在美国反垄断诉讼中的地位也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上世纪70年代，反垄断实践奉行的是结构主义原则，原告只要证明市场结构，即被告处于垄断地位即可，经济学家并非一定要参与到诉讼当中。但到了70年代末80年代初，法官开始更加关注原告的诉请是否具有合理的经济理由。现今，如果没有经济学家在反垄断诉讼中所起的核心作用，包括界定市场、论证行为的影响等，原告几乎没有胜诉的可能。通常而言，原被告双方都会聘请经济学家。但经济学家的专家资格也会成为双方论辩对象。此时，由法官对经济学家的资格进行审查，看其是否有经济学背景，并且专长于该案所处产业。

在庭前的证据开示程序中，经济学家根据当事人（包括对方当事人）提供的数据对事实进行经济分析，并据此提出意见。在法庭上，专家作证的内容主要包括相关市场的界定、对竞争影响以及进入壁垒等。一般而言，专家陈述完观点及依据后即不再发言。对方也可就采用数据的标准及理由向专家提问。通过质询事实基础，说明某些重要事实数据被忽略，以否定该专家结论的正确性和重要性。法官依据专家证言的可信度、专家专业水准的高低以及证据的重要程度及其他因素，作出最终决断。

反垄断司法的不确定性

司法判决要有确定性，不能似是而非，也不能凭空估计。但在交流中我们也发现，美国的反垄断司法实践中，在竞争效果的测定、损害赔偿的数额等方面，也面临许多不确定性的难题。这有多种原因。一是作为反垄断法基础的经济学理论具有不确定性，经济学理论中带有大量的抽象、假设乃至主观判断，因此，观点争论始终存在；二是经济模型的不确定性。反垄断诉讼中的大量经济分析是通过经济模型的方式来说明的，但模型中的核心数据（如边际成本）并非都能从会计资料中直接获取，只能依据其他相关数据推算。因此，即使在美国，反垄断司法实践也始终伴随着争论和质疑。

反垄断执法要审慎

我国反垄断法正式实施以来，人民法院受理的反垄断案件仅为十余件，并且尚未出现原告胜诉案件，这和理论界及实务界的期望似乎有一定差距。但据美国反垄断执法部门行政官员和法官介绍，反垄断案件也不是越多越好。反垄断执法对企业和特定产业都会产生重大影响，如果法官错判、判决采用的制裁措施不当或者造成反垄断法的过度实施，不仅不能促进竞争，还会妨碍竞争，损害市场效率和消费者福利，甚至危及整个产业的存亡。在美国的反垄断诉讼中，原告的胜诉比例也不是很高。不少案件以和解的方式结案。

轶事

在美期间，我们居住的地方离美国国会只有十分钟的步行距离。但由于培训交流的公务安排活动很满，我都未能有机会到国会大楼前留影。离开华盛顿的前一天，公务活动结束已近晚上7点。我拿着相机匆匆赶去，希望在这标志性建筑前留影。当我来到空旷的国会山前的广场时，并没有几个过往的行人，请谁帮我拍照呢？正好不远处有两位警察，想到国内常言“有困难找警察”，我便上前请其中一位帮忙。但结果让我有点失望，警察认真地说：“抱歉，我们不能帮你拍照，因为我们正在执行公务，你可以请其他人帮你照。”虽然被拒绝，但他们给我的理由是正当的，因此，我愉快地接受，并表示理解。

细细想来，其中体现的细微的执法理念差异，也许同样是我此行的收获之一。各国法律制度的实施各有不同文化、经济制度的背景。在反垄断领域中，美国经历了由自由竞争的市场经济发展到逐步出现垄断的过程，反垄断的对象主要是在竞争环境下成长起来的私营企业。而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由计划经济转型而来，面临的问题更多的是行政垄断、国企垄断，甚至还包括外企垄断。在反垄断法实施的过程中，我们不能不考虑这样的制度背景和经济现实的差异。

（作者单位：最高人民法院办公厅）

第五篇：美国早期特殊教育立法与实践新进展

【摘要】美国政府颁布的《障碍者教育法案(2004)》是当前与美国早期特殊教育关系最密切的法案,对美国早期特殊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该法案的最新修订文本中增加了可以获得早期特殊教育服务的障碍类型,对早期特殊教育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资质要求,进一步强调了家长的权利和义务,也对早期特殊教育服务两个阶段间的衔接作出了新的规定。美国早期特殊教育立法注重科学性和发展性,注重提高教师专业素质,强调多学科协作和家长参与,这些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关键词】早期特殊教育;障碍者教育法案;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美国

0~5岁是有发展障碍和有特殊需要的儿童发展的黄金时期。美国的早期特殊教育(early childhood special education)广义上是为所有0~5岁(有的州规定是0~9岁)有特殊需要的儿童的早期发展提供各项服务,包括早期评估和早期发现、早期干预、早期教育等,狭义上是为那些符合法律规定的0~5岁特殊儿童提供适合其特殊需要的教育和相关服务。多年来,美国政府制定、颁布和修改了大量相关法案,以突出儿童特别是特殊儿童的权利,并且对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的职责、教育经费的投入、教育对象的资格、学前特殊教育师资水平、不同学科的协作、家长参与特殊教育等规定不断细化,使美国0~5岁有发展障碍儿童和有特殊需要儿童的权利得到了较全面的保障。

通过文献检索、在美国早期特殊教育机构的观察以及与当地专业人员的讨论等,笔者对目前美国早期特殊教育立法,尤其是对《障碍者教育法案(2004)》进行了研究,并结合我国的国情进行了反思,以期为我国特殊儿童的早期教育、早期干预等提供一定的理论和实践参考。

一、《障碍者教育法案(2004)》:早期特殊教育立法的重点和新变化 1.对于障碍类型的规定:谁可以获得早期特殊教育

《障碍者教育法案(2004)》对于哪些儿童具有法定资格可以接受早期干预、特殊教育和相关服务作出了明确的规定。法案具体规定了13种障碍类型,包括自闭症、聋—盲、聋、情绪紊乱、听力损伤、智力障碍、多重障碍、肢体损伤、其他健康损伤、特定学习障碍、言语与语言损伤、外伤性脑损伤、视力损伤(包括盲)。〔3〕另外,为了与c部分为0~3岁特殊儿童提供的早期特殊教育相呼应,b部分还增加了为“3~9岁患有发展迟缓的儿童(各州情况不同,也可能是3~5岁)”提供相关服务的条款。各州可以根据具体情况,确定“发展迟缓”的评估标准。“发展迟缓”的界定标准可以是未满5岁(有的州延长到9岁)的儿童因生理、心理或社会环境因素,在知觉、认知、动作、语言及沟通、社会情绪或生活自理等方面的发展较同龄儿童迟缓,但其障碍类型无法确定者;也可以是指未满5岁的儿童在生理发展、认知发展、语言发展、社会心理发展或生活自理能力发展等方面有异常或有可预期的发展迟缓现象。“发展迟缓”概念的增加,使得按照原先的13种障碍类型的规定无法获得早期干预服务的儿童也可以获得相应的服务。在经过正式评估(多学科协作的评估)后,如果儿童被确定存在发展迟缓(根据各州的标准)或者被诊断为患有某一已知的障碍而可能会导致发展迟缓,比如唐氏综合症,他可以依法获得早期干预服务和支持。idea(2004)规定各州要为“需要获得相应服务的患有此类障碍的婴儿和学步期儿童”制定相应的计划并提供适当的早期干预服务(见表1)。〔4〕 2.对于教师的要求:谁来进行早期特殊教育

《障碍者教育法案(2004)》对于特殊教育教师的资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与《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对“高资质的教师”的要求相呼应。idea(2004)要求“核心学科的任教教师”必须有州级特殊教育教师资格证书或者通过资格考试、至少已获得本科学位等,“核心学科”包括英文、阅读或语言艺术、数学、科学、外语、公民和政府、经济、艺术、历史和地理;〔5〕而“教授多门课程的特殊教育教师”必须达到其所教学科要求达到的专业要求等。另外,教育部的官方条文解释中还指出,如果某个州的早期教育或学前教育项目是属于小学和初中学校系统的,那么《不让一个孩子掉队》中对中小学教师的“高资质”要求也适用于早期教育或学前教育教师,〔6〕即这些州的早期特殊教育教师必须符合该州关于教师资质的要求。3.家长的权利和义务:谁来参与早期特殊教育

家长在发现儿童的特殊需要、为儿童获得适当的服务和教育进行呼吁、与教师和其他服务提供者进行协作以确保儿童获得适当的服务等方面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idea(2004)确保了家长在儿童早期特殊教育中的重要作用,特别是家长在儿童的早期评估和早期干预服务过程中享有参与权和决定权,但是也明确了家长要承担的相应义务。idea(2004)强调了家长的权利和义务,对“家长同意”作出了详细的规定:在为儿童制定个别化教育计划和个别化家庭服务计划时家长必须参与,家长有权对学校系统的决定按照法定程序提出异议;家长必须同意让儿童接受早期评估,在家长同意进行评估后的60天内相关部门必须完成评估(除非该州有更短的时限),而如果家长拒绝提交同意书,地方当局要根据司法程序按照州级法律规定的评估程序进行评估;在确定儿童享有特殊教育服务资格后,如果家长拒绝或没有提交同意儿童接受早期特殊教育服务的同意书,地方教育局则不承担责任。〔7〕《障碍者教育法案(2004)》再次强调了“程序性保障”的重要性,详细规定了当儿童与家长以及学校出现纠纷时各自可以采取的司法行动。〔8〕 4.过渡和衔接:从c部分到b部分

一般而言,接受c部分早期干预服务的儿童在2岁半时开始进入一个衔接时期,以确保其能平稳地过渡到接受b部分的服务。此时要评估儿童在3岁时是否可以继续接受适当的服务或者确认其是否需要进一步的服务。一般的衔接包括两部分内容,一是通过多学科评估来确认儿童是否仍然具有法定资格享有b部分的服务和支持,二是在评估基础上制定一个特定的衔接计划。但是,因为经费和评估诊断等程序性问题,有些获得c部分规定的特殊教育服务的婴幼儿在3岁后无法顺利得到后续的适当的教育和服务。idea(2004)增加了一些要求,以促进从c部分到b部分的顺利过渡和衔接,如发展迟缓的概念在两个部分中得到统一,儿童在c部分的服务协调人可以参与后续衔接的个别化教育计划的制定会议等。为0~3岁儿童制定的服务方案被称为个别化家庭服务计划,服务协调人的工作是组织多学科评估并负责确保儿童可以获得该方案规定的各种服务。而idea(2004)规定服务协调人可以参与为3岁后儿童提供的个别化教育计划的制定会议,以此保证儿童可以享有具有延续性的早期干预服务,不会因为法律本身的年龄分段限制而中断或受到影响。

二、评论与分析

1.立法趋势:法律的科学性和发展性

美国最新的特殊教育立法,包括《障碍者教育法案(2004)》的最新修订案中都提出了一个概念,“以科学为基础的研究(scientifically based research)”,这一概念指的是通过严格的、系统的和客观的科学研究的程序来获得与教育活动和教育计划相关的可靠的有效的知识。立法的依据和教育的依据都应该立足于充分的科学研究,只有经过研究证实具有有效性的理论才能付诸实践。

美国早期特殊教育立法的进程与时代的发展、专业人员和家长的不断呼吁等有关,也表明了教育立法除了具有一定的稳定性之外,还必须与时俱进,具有发展性,反映最新的儿童发展和教育研究成果,并能在理论和实践上真正保障和促进现实中的儿童获得最大限度的发展。2.面临的挑战

第一,美国在早期特殊教育方面有多部立法,各部法律对自己涉及的领域作了明确细致的规定,但这样在实践层面上会产生很多问题,特别是衔接的问题。〔9〕尽管立法者试图加以平衡,但各部法律间还是有很多互相脱节的地方。在《障碍者教育法案(2004)》内部,从c部分到b部分的衔接问题在实践层面也一直没有得到妥善解决。

第二,虽然《障碍者教育法案(2004)》对于核心学科的特殊教育教师的资质作了规定,但是对于那些不是教授核心学科的为特殊儿童提供早期教育服务或者咨询服务的人员,比如行为干预等领域的早期特殊教育教师的资质问题,法案没有明确说明。这也是导致美国目前合格的特殊教育教师数量不足的原因之一。〔10〕

第三,虽然立法本身的出发点是为了促进每个儿童的发展,特别是让有特殊需要的儿童获得适当的平等的受教育机会,但如何应对实际操作中出现的诸多问题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第四,没有任何一部法律是十全十美的,可以涵盖并针对所有问题。美国在早期特殊教育方面的法律也存在缺陷。〔11〕正如前文提及的,目前还有很多重要问题是早期特殊教育法没有涉及或没有给予足够指导的。另外,由于美国的政治体制原因,许多法律条文的操作在各州之间存在很大差异,其中难免存在优劣之分。如何确定联邦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这也是一个很关键的问题。

三、对我国早期特殊教育的启示

我国还没有专门的针对特殊教育和早期教育的立法,但在现有的法律法规中,许多条文都指出要在早期对特殊儿童进行适当的教育和干预。例如,2008年4月24日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残疾人保障法》中规定了“残疾人教育,实行普及与提高相结合、以普及为重点的方针,保障义务教育,着重发展职业教育,积极开展学前教育,逐步发展高级中等以上教育”“普通幼儿教育机构应当接收能适应其生活的残疾幼儿”“残疾幼儿教育机构、普通幼儿教育机构附设的残疾儿童班、特殊教育机构的学前班、残疾儿童福利机构、残疾儿童家庭,对残疾儿童实施学前教育”。在《残疾人教育条例》《关于“十五”期间进一步推进特殊教育改革和发展的意见》中也有相关的倡导性规定。但是,目前我国还缺乏明确和系统的关于早期特殊教育的立法。〔12〕

我国的早期特殊教育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受到了广泛的重视,但是仍存在很多问题,如缺乏有效的早期筛查和评估系统、大量的早期特殊儿童无法接受早期干预和特殊教育(特别是0~3岁阶段)、学前融合教育的质量仍有待提高等。虽然我国和美国的国情存在差异,但美国在早期特殊教育方面的一些立法理念、实践经验值得我们借鉴。

第一,早期特殊教育涉及多领域多学科,其法规政策的科学性对于特殊儿童及其家庭的权利保障具有重要意义。早期特殊教育立法应以相关科学研究和实践为基础。政府应该增加投入,鼓励和支持早期特殊教育领域不同学科的专业人员开展各项基础性的相关研究,并为政策制定提供参考和依据。

第二,完善现有的法律政策体系,增加保障早期特殊儿童权利的内容,明确相关职能部门、早期教育机构的责任和义务,对于早期发现、早期评估和诊断、早期教育和服务、经费投入、学前教育与小学教育的衔接等问题作出规定。在发达地区可以率先试点建立特殊儿童通报系统,完善特殊儿童诊断和评估制度,并构建特殊儿童学前教育阶段的多元安置模式,探索全方位的家庭支持模式,有效开展早期干预。

第三,完善师资和专业人员建设体系,特别是早期特殊教育教师的培训、资格认证等方面的内容,在现有的学前教育师资培训和特殊教育师资培育的基础上开创符合我国国情的学前特殊教师师资培训计划,制定相应的资质要求和标准,〔13〕同时关注各类相关专业人员的培训和资质认定,如育婴师等,借鉴美国多元化的早期干预服务内容,扩充我国早期干预服务的专业队伍。我们也要加强并鼓励包括特殊教育学、医学、学前教育学、心理学等多个学科在内的早期发展领域内的多学科协作以及多方合作,提高家长和社会团体在早期特殊教育方面的参与度,以促进儿童全面发展。

第四,通过立法进一步促进学前融合教育的发展。学前融合教育的有效性和必要性已经得到很多研究的证实,它不仅对于个体发展意义重大,而且对于整个社会的发展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学前融合教育应该进一步扩大受教育对象,将年龄扩展到整个学前阶段,障碍类型从狭义的特殊教育向广义的特殊教育拓展,同时还要提升教育质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