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新乡村运动的方向之争

第一篇：中国新乡村运动的方向之争

中国新乡村运动的方向之争

是自上而下由官方来推动，还是自下而上由农民自己来进行？就在中国新乡村运动呈现明显的方向之争的时候，《南风窗》主笔章敬平的新著《南平寓言》尝试着给出了一个已被验证的答案。出版此书的浙江人民出版社宣称，或可在政界学界新闻界引起轩然大波的《南平寓言》，以“中国农民问题是个球”为隐喻，倡导了一种解决中国农民

问题的新思维。这本继《我向总理说实话》后三农领域的另一力作，在中国新乡村运动的方向之争上，既反对简单的自上而下，又不同意纯粹的自下而上。

近年，中国最显赫的经济智囊，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主任林毅夫教授，一直在大张旗鼓地号召中国进行一场“新乡村运动”，以改变乡村的落后情境。主张“新乡村运动”的人们很多，只是在路径和方向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一般而言，处江湖之远的“在野派”学者主张“自下而上”。居庙堂之高的官方学者倡导“自上而下”。

“自下而上论”是国际上颇具影响的“通论”，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哈耶克等西方经济学家们都有过充分的论证。农民的问题是穷，但穷的问题又是什么？部分中国精英知识分子的基本认识是，我们的制度设计有问题，农民没有民主，没有国民待遇。应该给农民以民主，让他们用民主的方式组织起来，以市场经济的规则发家致富。

“自上而下论”是官员阶层广泛流行的“共识”。他们认为，民主，国民待遇这些制度要素不能在一夜间还给农民。在政治素质文化素质最为底下的农民阶层享受最高层次的民主，并不能解决中国的农民问题。过去的经验告诉他们，自上而下是执政党历史上屡试不爽的办法，从1960年代初叶人民公社体制下放、搞“队为基础”以后必然进行的“四清”，到1980年代大包干推行以后随即进行的“清财”，都证明这种观点的实用和有效。正如著名三农专家温铁军所说，由于我国仍然具有其他发展中国家没有的“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越性，因此，只要党中央重视，让下去的干部带着资金、技术等农村稀缺资源，即可收立竿见影之功。

章敬平在考察执政党主导的南平实验后，于《南平寓言》中倡导自上而下与自下而上相结合的“南平经验”。三度考察过南平实验的温铁军认为，自上而下论的缺陷在于，与我国当前仍然维持“集中统一”的政治体制和“党管农村”的政治传统，确有本质上难以协调的问题，且时间太长，对于迫在眉睫的、日益严峻的“三农问题”，也可能有远水不解近渴之虞。“自上而下论”的缺陷在于，可能起作用于一时，难以维持长远。而南平实验恰恰在于创造性地把这两个不同办法有机地结合起来。以自上而下地派干部为手段，以帮助农民自下而上地建立基层民主制度为目标。此外，下派干部把资金、技术等在农村属于高度稀缺的要素带下去，能够启动农村过剩资源加快向资本转化，同时以执政党的制度建设保证农民分享资本化的收益。

《南平寓言》的可爱之处，在于它没有像温铁军等学者的论说那样晦涩，也不是像西学背景深厚的人们论述的那么浪漫，希望把历史写得像小说一样生动的章敬平，经由跌宕起伏的故事冲突和人物命运，将中国新乡村运动的方向诠释得简单明了。

第二篇：乡村建设运动

梁漱溟就比较注重将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 他的乡村建设方案是：把乡村组织起来，建立乡农学校作为政教合一的机关，向农民进行安分守法的伦理道德教育，达到社会安定的目的；组织乡村自卫团体，以维护治安；在经济上组织农村合作社，以谋取乡村的发达，即“乡村文明”、“乡村都市化”，并达到全国乡村建设运动的大联合，以期改造中国。

我们都知道，晏阳初拥有着西方多国大学的文凭，所以他后来接受的教育也使得他具有很强的民主精神，他被称为是“世界平民教育运动之父”，所以在中国民国期间的乡村建设运动中，他极力推行平民教育，启发民智为主，他指出中国农民普遍存在“愚、贫、弱、私”四大病害。他提出要实施四大教育：即以文艺教育治愚，以生计教育治穷，以卫生教育治弱，以公民教育治私，以此达到政治、经济、文化、自卫、卫生、礼俗“六大建设”。

我国这几年一直在政策 资金投入 众所周知，政策资源有很强的滞后性，只有当农业问题严重到一定程度才会出台相关政策加以干预，且政策资源只起干预作用，不是直接生产力。而农民素质对农业增长的影响是直接的和长期的。虽然梁漱溟 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失败了 但时至今日 依然具有可借鉴的地方 其实无论是梁漱溟的伦理道德 还是晏阳初的知识教育 他们都意在提高农民素质 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农村的经济社会有了长足的发展，农村面目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并未有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城乡居民收入不断拉大。农业是弱质产业，农村是弱势区域，农民是弱势群体，“三农”问题日益严峻。为从根本上解决“三农”问题，建设新农村，必须造就一大批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毋庸讳言，今天中国农村“愚、穷、弱、私”四病还广泛存在。中国是一个农民的大国，没有农民现代化就没有中国的现代化。

农民素质与农业增长关系极为密切。如果农民素质跟上，我们将有近30%的技术可以转化为效率收益。即是说，对农民素质进行的投资如果与一个国家农业科研投资相适应，农民就能够比较好地理解并应用最新的农业研究成果，这样的增长潜力将是巨大的。实际上，20世纪30年代晏阳初、梁漱溟搞的新农村运动的核心就是对农民进行教育，尤其对转移到非农领域的农民进行培训。今天的新农村建设必须把挖掘农民素质潜力放在第一位（谭向勇，2004）。目前提高农民素质的途径很多，职业教育是很好的手段，县、乡、村、户四级是重要环节，其中县是教育科技投入的重点，乡村主要起到教育组织作用，户是科技帮扶的对象。除此之外，科技入户工程，劳动力转移培训，动员大学教育资源兴办“贫民学校”，建立“农村基层人才振兴基金”，公开招标农民工培训机构等都是提高农民素质的办法和途径。.最近电视上报道新闻 很多品种的菜卖到几分钱一斤，却也无人问津，这就导致很多菜农经济上很大的亏损，将农业保险作为政府保护和支持农业的手段以建立农民的心理安全

从经济学原理上说，保险本身并不创造财富。但从经营风险的角度考虑，保险可以增大经营者的风险承受力，在遭受天灾人祸打击时不至于破产，帮助受灾人迅速恢复经营。从这个意义上说，保险起到间接创造财富的作用，尤其对于高风险农业产业意义更是重大。我国一方面灾害频繁，灾害来临时轻者颗粒无收，重者倾家荡产、债台高筑而无法复原。另一方面农民投保困难。农民投保困难有两个原因：一是保险公司不愿涉及这个领域；二是农民经济力量薄弱，无力交纳保险费。

新农村建设必须把抗御农业风险放在重要位置。鉴于农业保险的上述难题，政府出力协助组织公营的农业保险机构，或实施政府财政补贴保险效果最好。根据国外经验和我国的实际，政府将农业保险作为保护和支持农业的一个手段比直接补贴更有意义。一方面通过这种方式把政府资金真正用到农业生产上去，另一方面起到安定收益的效果。对于尚不富裕的农民来说，安定收益就是安定他们的生活。这是一种心理安全建设，对新农村建设有积极作用。

第三篇：乡村建设运动

乡村建设运动与新农村建设运动的比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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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村建设运动概述

（一）、乡村建设运动兴起的缘由

兴起背景既有其所针对的社会问题，即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农村经济社会日益走向衰落。同时，它的发生又与知识界对中国社会的思考和认识有密切的关联。

主要缘由既有内部因素也有外部因素。内部因素（直接动因）是旧中国农村的贫穷落后，中国绝大多数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民以土地为生，但北伐战争胜利后，军阀混战，封建统治者对农民的掠夺有增无减，广大农村不断成为内战的战场和土匪侵扰的对象；又缝特大水难灾害，农村问题更为严重。20 世纪前半叶的中国，农业生产手段落后，生产水平低下，农民生活不能温饱，无法接受最基本的教育和医疗保健，身体病弱，文化落后。

外部因素是20年代末的世界经济危机深度波及在世界经济体系中处于弱者地位的中国，由于我国的进出口结构以出口农产品和工业原料、进口工业成品为特点，本来就不堪一击的小农面临深渊。帝国主义将经济危机转嫁到中国，倾销其洋货，争夺中国的城乡市场。

（二）、“复兴乡村”的不同主张

持改良主义的知识精英中主要有三种不同的意见：一是从建设乡村入手。由乡村的建设已实现“民族再造”和“民族自救”；二是由发展都市来救济农村之路。代表：社会学家吴景超；三是“接受全盘西化”。走资本主义道路，代表：社会学家陈序经。

其中，我们想要讨论的是“乡村建设运动”。主张从建设乡村入手的乡村建设派又分多种意见和实施方式：一是从教育农民入手。平民教育派。代表：晏阳初，河北定县实验。以“除文盲，做新民”为目标，最终达到“农村建设”、“民族自救”。另外陶行知。二是从改良农业技术、提高农家收入入手。经济建设派。代表：金陵大学农学院农业经济系于乌江农业推广实验区的主张与做法。三是从组织乡村自治入手。代表：乡建派，梁漱溟，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实验。主张“乡治”。村治派，王鸿一。中华包派，米迪刚。职业教育派，黄炎培。教育改革派，陶行知。以上各派只是表明各自的主张和希望解决的问题有所不同，并非对立，价值取向都是以农民为本。

（三）、乡村建设运动的理论

晏阳初“民族再造”思想：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村的问题最根本的是人的问题，主张在农村进行整治、教育、经济、自卫、卫生和礼俗“六大整体建设”，根治中国的贫穷落后的愚贫弱私“四大病根”，已达到“民族再造”，强国救国的目的。

梁漱溟的“乡村建设理论”：1928年，梁漱溟在前人的“村治”的基础上，提出“乡治”主张，随后提出“乡村建设理论”。乡村建设实非仅建设乡村，其目的在于整个中国社会的建设，也即一种建国运动。建设新的组织结构，其中最要紧的是，培育农民自觉和乡村组织。

（四）、乡村建设运动两种模式

与乡村建设的两种理论相对应乡村建设的两种模式是邹平模式以及定县模式。邹平模式是指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主持的邹平实验区，主要体现了梁漱溟的乡村建设思想。定县模式是中华平民教育促进会主持的定县实验区，主要体现了晏阳初的平民教育思想。

两者具有一定的差别：一是与政府的关系不同。定县模式没有得到政府的直接支持，对政府的依赖性小，经费主要来自美国民众的捐助；邹平模式是在山东省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建立的，对政府的依赖性强，经费主要来自政府的拨款。二是主导领导者的文化思想、背景不同。定县模式的领导者对西方文化有系统的了解，具有西化倾向；邹平模式的领导职受中国传统文化影响深，具有保守倾向。三是对中国农村基本问题的认识不同。定县模式认为中国农村的基本问题是农民的“愚、穷、弱、私”；邹平模式认为中国问题极为严重的是文化失

调。从而采取措施也就大相径庭：定县模式借鉴西方现代教育尤其科学实验的方法，把定县作为乡村建设的社会实验室，任何一项计划，都先在一定范围内研究实验，取得经验后推广致全县；邹平模式主要是师法古人，既不重视社会调查，也没有建立一套研究试验、推广程序。四是在乡村建设的措施上不同。定县模式始终坚持以培养“有文化的中国新农民”为中心，文艺、生计、卫生、公民四大教育连锁进行的原则；邹平模式始终坚持复兴传统文化，用“古人的道理”教育农民，企图在伦理本位的基础上，重建中国社会新秩序。

（五）、乡村建设运动的内容

乡村建设的领导者和参加者在乡村建设运动过程中做了许多具体的事，具体内容涉及八方面：

1、兴办教育，培养农村人才；

2、推官农业科学技术，改良农业；

3、流通金融，主要措施是成立借贷处或称借贷合作社、信用合作社等，向农民发放贷款，解决他们生产上的困难；

4、提供合作组织，指导农民成立各种（运销）合作社；

5、办理地方自治，期望还政于农，实行宪制；

6、建立乡村公共卫生保健制度；

7、移风易俗；

8、引发学术研究，推动农村社会学发展。

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概述

（一）、建设内容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指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按照新时代的要求，对农村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等方面的建设，最终实现把农村建设成为经济繁荣、设施完善、环境优美、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目标。

经济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经济建设，主要指在全面发展农村生产的基础上，建立农民增收长效机制，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

政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政治建设，主要指在加强农民民主素质教育的基础上，切实加强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建设和农村法制建设，引导农民依法实行自己的民主权利。

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文化建设，主要指在加强农村公共文化建设的基础上，开展多种形式的、体现农村地方特色的群众文化活动，丰富农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

社会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社会建设，主要指在加大公共财政对农村公共事业投入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农村的义务教育和职业教育，加强农村医疗卫生体系建设，建立和完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以期实现农村幼有所教、老有所养、病有所医的愿望。

法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法制建设，主要指在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建设的同时大力做好法律宣传工作，按照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理念完善我国的法律制度。进一步增强农民的法律意识，提高农民依法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法行使自己的合法权利觉悟和能力，努力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整体建设。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必须依法进行，把保障农民利益的相关制度用法的形式确定下来，是依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必然要求。尽管宪法和法律对公民的权利和利益作了许多规定，但是在具体的法律制度方面，尤其是涉及农民切身利益法律制度方面还需大力加强，所以国家高度重视农村的法制教育与宣传工作，努力提高广大农民的法律知识。

（二）、总体要求

2005年10月，中国共产党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十一五规划纲要建议》，提出要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生产发展，是新农村建设的中心环节，是实现其他目标的物质基础。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好比修建一幢大厦，经济就是这幢大厦的基础。如果基础不牢固，大厦就无从建起。如果经济不发展，再美好的蓝图也无法变成现实。

生活宽裕，是新农村建设的目的，也是衡量我们工作的基本尺度。只有农民收入

上去了，衣食住行改善了，生活水平提高了，新农村建设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

乡风文明，是农民素质的反映，体现农村精神文明建设的要求。只有农民群众的思想、文化、道德水平不断提高，崇尚文明、崇尚科学，形成家庭和睦、民风淳朴、互助合作、稳定和谐的良好社会氛围，教育、文化、卫生、体育事业蓬勃发展，新农村建设才是全面的、完整的。

村容整洁，是展现农村新貌的窗口，是实现人与环境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社会主义新农村呈现在人们眼前的，应该是脏乱差状况从根本上得到治理、人居环境明显改善、农民安居乐业的景象。这是新农村建设最直观的体现。

管理民主，是新农村建设的政治保证，显示了对农民群众政治权利的尊重和维护。只有进一步扩大农村基层民主，完善村民自治制度，真正让农民群众当家做主，才能调动农民群众的积极性，真正建设好社会主义新农村。

（三）、建设背景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不是一个新概念，上世纪50年代以来就曾多次使用过类似提法，但在新的历史背景下，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具有更为深远的意义和更加全面的要求。新农村建设是在我国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新阶段后面临的崭新课题，是时代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当前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点难点在农村，没有农村的小康，就没有全社会的小康。目前，我国国民经济的主导产业已由农业转变为非农产业，经济增长的动力主要来自非农产业，根据国际经验，我国现在已经跨入工业反哺农业的新阶段。因此，我国新农村建设重大战略性举措的实施正当其时。

（四）、建设实质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实质是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全面发展、全面进步，以推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进程。1.农村要毫不动摇地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 2.农村要从实际情况出发，采取符合自身发展的措施，充分发挥自身的优势； 3.坚持对内进行改革，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对外坚持开放，充分吸收和利用外来的资金、人才以及一切可利用的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自己； 4.要落实科学发展观，正确处理好经济发展与人口、资源、环境的关系。

（五）、新农村建设融资渠道

1、中央专项资金

2006年国家支农资金将达3397亿元，中央支持新农村建设的决心之大，可见一斑。

2、金融机构支持

银行业金融机构为促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提供了有效支持。农村信用社和商业银行贷款。

3、经营土地资源的融资

以政府垄断土地一级市场为手段，充分利用土地规划和土地储备进行融资。经过对土地的开发，实现不同地段，不同价格，利用转让、租赁、拍卖等方式获得土地资源的经营收益进行城镇建设投资。跳出传统的“先基建、后招商”和靠贱卖土地置换基础设施的老路，改为以市场运作，整合经营城镇资源，以整合实现增值，在增值中推进整合，边开发、边增值、边经营、边发展的思路。

4、以特许经营为主要方式的市场化融资

这种方式以国家与民营相结合、民营投入为主。特点是以少量国家投资带动大量民间资金(外资、内资)参与基础设施建设，运作中实行建设项目的法人责任制，确保资金及时到位，责、权、利明确。

三、比较

（一）、提出背景不同

乡村建设运动提出背景是当时农村的贫困落后，而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运动的提出背景是我国总体上进入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发展新阶段后面临的崭新课题，是时代发展和构建和谐社会的必然要求。但两者的最终目的都是促进农村的发展。

（二）、筹资手段不同

乡村建设运动的筹资手段主要不是依靠与政府就是来自国外社团，而新农村建设运动的筹资手段更加丰富，来源更加广泛。

（三）、主要内容不同

乡村建设运动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教育来扫盲，或者进行乡村基层组织的建设。而新农村建设除了经济建设、文化建设，还注重农民的民主建设、发挥农民的自主性，除了注重他们的物质文明建设，还关注他们的精神文明建设。

四、启示

（一）、推进社区参与

尤其要注重农村主体——农民的积极参与的重要性。使他们有自动自发的精神，发挥他们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然后的工作才不会被架空。但在建设过程中，我们也不能忽视政府和知识分子的参与。

（二）、站在宏观的角度以解决农村问题为主要出发点

（三）、广泛开展农村教育

以多种方式展开教育，并想方设法让教育为生产服务。在教育的过程中使农民增加知识长见识，培养社区居民的价值创造力和改变现状的意识和竞争力。

（四）、发展农村经济

乡村建设派十分强调经济在乡建中的重要性．均主张以经济为乡建的主要内容。现在新农村建设要实现生产生活现代化．走社区化的建设道路．也必然的要大力发展农村经济。在社区化建设的过程中国家对农业的继续投入和农村土地的大规模集聚，走产业化、集约化、规模化的经营道路必然会增加农业投入需求和农业产出．在此基础上开办农产品加工企业建立代理销售组织就很容易形成初级的农业产业链。

（五）、加强农村社区组织建设

作为社区建设的主题之一，各类社区志愿者组织和服务组织的发展也应摆到日程上来。

我们今天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具备了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和社会意识等有利条件,必然与民国时期的乡村建设、平民教育运动命运不同,必将大大推进小康社会建设。

【参考文献】

[1]郭云波.梁漱溟乡村建设实践对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启示[J].理论月刊,2009(4)

[2]许园,王正中.“乡村建设运动”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J].聚焦新农村,2007(6)

[3]刘豪兴主编.农村社会学[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43-48

第四篇：盘点中国名人故里之争

盘点中国名人故里之争

中国历史悠久，名人辈出，若干年后，斯人已去，其故里蕴含着丰厚的人文价值，自然就成为惠及后人的一方宝地。从黄帝、炎帝、尧帝、舜帝，到老子、姜尚，再到诸葛亮、赵云、李白、曹雪芹，乃至众多文学作品中的虚构人物如孙悟空、西门庆等，都引起了诸多城市之间的争抢，好不热闹。

1、黄帝故里之争

事件背景：河南省新郑市是黄帝出生、创业、建都之地，陕西黄陵县是黄帝的陵冢，两地都和黄帝有关。由此，祭拜黄帝，去陕西还是去河南，引发了一场不小的争论，腾讯网、搜狐网等门户网站甚至开辟专栏解析陕西、河南的“黄帝之争”，陕西人认为陕西桥山上的黄帝陵，早已成为海内外华人每年清明公祭始祖的场所；但河南人则认为河南新郑是黄帝的出生地，黄帝在这里建都立业，所以更应该在这里祭拜。轩辕故里是以轩辕诞生在天水市清水这一史实为基础，随着历史前进的步伐，不断发展延伸，不断融合辐射的特定地域文化。它是中华文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十分丰富，影响颇为深远。清水，这个陇上古县，虽然至今还鲜为人知，但他却是中华人文初祖黄帝的诞生地，是名副其实的“轩辕故里”。

争夺地：河南新郑、陕西黄陵和甘肃清水。

2、炎帝故里之争

事件背景：湖北随州自称“炎帝故里”，此乃湖北省文化旅游整体布局的结果。《湖北省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服务业）》明确提出开发“随州炎帝故里”。湖北倾力打造的“鄂西生态文化旅游圈”，随州亦跻身其中。随州的炎帝故里项目是“炎帝神农故里名胜风景区”，规划总面积3000亩，预期投资4.4亿元。第二个“炎帝故里”在湖南株洲炎陵县。湖南省在其《“十—五”旅游业发展规划》中明确提出，打造“以炎帝陵为代表的历史人文旅游品牌”，打造省级精品旅游路线——长沙一株洲（炎帝陵）一南岳一永州（舜帝陵）的寻根祭祖旅游线。而《株洲城市总体规划（2006—2020）》规定的株洲市四大城市职能之一就是“面向海内外华人的炎帝历史文化纪念地”。陕西省宝鸡市渭滨区亦自称当地为“炎帝故里”，力推自己“全球华人老家”的城市名片，这使得包括笔者在内的所有华人似乎都“被故里”了。宝鸡的炎帝故里项目是“炎帝故园景区综合开发”，总投资约1.6亿元，预计建成后将达到国家4A级景区标准，年接待游客80万人次，实现利润 2000万元，8年收回投资。第四个“炎帝故里”在湖南省会同县，其城市名片即是“炎帝故里·易学源头”。会同县《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强调着重连山“炎帝文化景区”基础设施建设。2009年5月7—9日，会同县人民政府在北京举办“全国首届会同炎帝故里文化研讨会”，其新闻发布会放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山西省高平市在其《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按照‘打造炎帝文化品牌，开发长平古战场’的思路，加大对神农炎帝根祖文化、长平古战场军事文化和特色民居文化的挖掘、研究和宣传力度，提高该市文化品牌的知名度。”

争夺地：湖北随州、湖南株洲、陕西宝鸡、湖南会同和山西高平。

3、尧帝故里之争

事件背景：“帝尧故里当然在临汾！”在临汾市采访，无论是专家学者，还是街头市民，回答如出一辙。据尧都区文物旅游局党委书记、当地公认的尧文化研究专家高树德介绍，古称平阳的临汾市“已经是史学界公认的帝尧古都”。临汾的众多史迹，更是有力的佐证。临汾城南有伊村，与帝尧姓氏伊祁吻合；城西姑射仙洞，有传说中帝尧成婚的洞房和尧教丹朱下棋的棋盘石；城南有金殿，是平阳最初的所在，史称尧墟；城东有尧陵，为三皇五帝中最巍峨的陵墓。“尧之故里在长子”则是近年出现的新说法。2005年底，太原师范大学李蹊教授发表长篇论文《丹朱封长子考——兼论尧的生地、发祥地和兴旺地》，认为尧王的故里和发祥地，极有可能就在今天的长子县。一文激起千层浪。2006年3月，长子县政协邀请李蹊赴当地作学术报告，并把演讲的内容刻录成光盘，在当地电视台连续多日播放。随后，县政协又牵头在全县展开大调研，搜寻与尧王有关的古籍记载、诗词歌赋、民间习俗等资料，并汇编成《尧王与长子》一书。长子县尧文化研究会会长申修福说，尧文化研究会搜集到的论据更加丰富和生动，初步认定，长子就是尧王的故里，是尧文化的发源地。其实，“帝尧故里”之争并不限于山西临汾尧都区和长治长子县。山东的菏泽、定陶、曲阜，河北的顺平、唐县，浙江的兰溪，湖南的桃源、常德等地都加入了这场“故里之争”。早在上世纪90年代初，河北顺平县就在权威报纸上刊登广告，说尧王故里在顺平；江苏也召开研讨会，论证尧的故乡是江苏；山东某媒体宣称，“尧帝陵最终确定在菏泽”。

争夺地：山西省临汾市、山西省长治市、山东的菏泽、定陶、曲阜，河北的顺平、唐县，浙江的兰溪，江苏金湖县、高邮县、宝应县，湖南的桃源、常德等地。山西省临汾市和长治市竞争最为激烈。

4、舜帝故里之争

事件背景：《史记·五帝本纪》中记载，舜，冀州之人，姓姚，名重华，号有虞。二十岁时以孝闻天下，受到尧的赏识。舜帝登位后，推行“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五种美德，被后人尊称为“五帝”之一。现在舜帝的故里在哪里的争议并没有停止，东夷之人和冀州之人是两大代表学说。郑樵《通志·氏族略》言：虞有二姓，曰姚曰妫。舜因姚墟之生而姓姚，因妫水之居而姓妫。因而史称妫、陈、田、姚、胡为妫汭五姓。妫汭，古水名，又作沩汭，在今山西永济南，源出历山，西流入黄河。前文已述，舜帝本为姚姓，因后居妫汭而得妫姓，故有时籍贯也被认为是在山西，但舜原籍姚地（今河南濮阳，一说浙江上虞)。

争夺地：山东诸城市、菏泽市，浙江省余姚市，山西垣曲县、永济市，河南濮阳市和湖南宁远县。

5、女娲故里之争

事件背景：当今，随着文化已成为城市的对外宣传名片，不仅能提高一个城市的形象和知名度，而且能转化为一种经济资源。许多地方都对同一文化资源的争夺，表现出异乎寻常的兴趣，试图通过宣传和寻找证据，来证明自己和该文化的亲缘关系。同时，也表现出了对于同自己拥有同种文化根须的城市的“排他性”。对“女娲故里”的争夺同样如此，目前全国有多个地方和女娲、女娲文化扯起了“裙带”关系。女娲故里之争关于女娲各地流传着很多美丽的传说,也有不少文明遗迹和史料记载。湖北省十堰市竹山、河北涉县、山西长治、甘肃秦安、陕西临潼等地纷纷公祭女娲认定故里。

争夺地：河北涉县、山西长治、湖北竹山、河南西华、甘肃秦安、和陕西临潼。

6、伏羲故里之争

事件背景：伏羲是三皇之首，百王之先。他和女娲同是中华民族的人文始祖。由于人们敬仰崇拜伏羲，各地都有关于伏羲的传说。由于近年来远古文化祭祖文化热，三省五地抢争伏羲故里论战不息硝烟滚滚。

争夺地：陕西、河南和甘肃。

7、观音故里之争

事件背景：名人故里之争是属于区域经济和文化范畴的激烈竞争，但唯独中国观音故里之争，堪称“娱乐冠军”，三百多名佳丽跻身“观音”选美活动，胜出的三人将成为年薪10万的“观音”代言人，如此擎起“菩萨选美”旗号的故里之争，可谓空前绝后、香艳无边。四川遂宁、河南平顶山和新疆昌吉市，均自称“观音故里”，因为基于中国的观音传说，所以，必须冠以“中国”之前缀。先看四川遂宁，其自称“中国观音故里”，旅游的主题为“许愿观音故里度假水都遂宁”，按照品牌化、国际化标准规划，打造观音故里景区，先后推出“心灵度假朝圣之旅”、“观音故里寻根之旅”等精品旅游线路。平顶山市自称“汉化观音故乡”，平顶山的“观音牌”同样是真金白银，财大气粗，项目为“白雀寺观音文化旅游开发”，是集礼佛休闲、度假为一体的观音文化旅游圣地，投资总额1亿元。第三个“观音故里”远在新疆昌吉市，其城市名片是“宜居之城、休闲之都、名吃之乡、花儿之地、观音故里”，其中“观音故里”尤为响亮。

争夺地：四川遂宁、河南平顶山和新疆昌吉。

8、孙悟空故里之争

事件背景：最近几年，中国文化学界对中国古典名著《西游记》中孙悟空的“户籍”问题一直争论不休，专家尚无定论。于是，孙猴子的户口从吴老先生笔下的一块顽石，相继有了新的版本，山东、甘肃、河南、福建、江苏连云港纷纷跳出来争抢这个名头。6月17日，山西省娄烦县也加入争夺大战，并由娄烦县文物旅游局也出面表态：当地文物旅游部门决定，由娄烦县花果山生态苑有限公司着手开发建设“花果山孙大圣故里风景区”。中国网有消息说，山西学者孟繁仁、李国成与中国西游记文化研究委员会会长李安纲教授等多位专家经过20多年的考察研究后认定，孙悟空老家为山西娄烦说的依据最多、文化内涵最丰富。理由是：

一、史上号称“楼烦骏马甲天下”，与《西游记》中孙悟空当过的“弼马温”相吻合；

二、娄烦县存有西游记寺钟等文物实体；

三、娄烦也有花果山；最雷人的是，这里的居民大多数都姓孙。

争夺地：山东、河南、福建、甘肃、江苏连云港和山西娄烦。

9、嫦娥故里之争

事件背景：“皎皎秋月八月圆，嫦娥端正桂枝鲜”、“未必素娥无怅恨，玉蟾清冷桂花孤”„„中秋从来不乏美丽的故事，嫦娥奔月就是其中一个。而在版本不一的嫦娥奔月故事中，有关奔月的具体地点也众说纷纭。当前的说法主要有四种?，即山东日照、河南新密、山东潍坊以及江西宜春。当前，日照正斥资上亿元开发相关旅游项目。相比之下，先行一步的江西宜春明月山，已连续举办五届月亮文化节，甚至还一度成立了嫦娥文化产业办公室。很显然，神话故事中的嫦娥姑娘，已经成为各地发展经济的一大筹码。

争夺地：湖北咸宁市、江西宜春市、山东潍坊市、山东德州市、山东日照市、河南新密、河南南召县和江苏射阳县。

10、后羿故里之争

事件背景：在苏北黄海之滨，有一个亚洲最大的后羿射日球形雕塑。这座雕塑极具形象地告诉人们，此地便是江苏射阳，因后羿射日的神话传说而得名。在山西省长治市屯留县城西北30公里处的三嵕山(现名老爷山)，其山名因由三峰所聚而得。老爷山因远古神话传说羿射九乌之地，山上至今供奉后羿，当地百姓称后羿为羿神。

争夺地：山西屯留县和江苏射阳县。

11、中韩孔子、西施、李时珍之争

事件背景：韩国每年都会举办大型的祭孔大典。有消息称，韩国学者有打算将几百年历史的传统祭孔大典申请为世界文化遗产。还有不少韩国学者认为孔子是朝鲜民族祖先的后代。按照他们的考证，朝鲜半岛最早建立政权的是商朝贵族箕子，西周封建的宋国的第一个国君就是箕子的亲戚微子，孔子是宋国贵族后代，也就是韩国祖宗箕子的后代了。

同样被归入“韩国籍”的还有西施和李时珍。不少论坛转载的帖子称不少韩国人认为东北、山东、河北、浙江是韩国人的故居，文化发源地，因而西施也成了韩国的“文化名人”。

而李时珍的“韩国籍”考证，则是一个自称旅韩多年的网友介绍，在韩国的草药材市场，《本草纲目》被视作重要文化遗产，而李时珍也被韩国学者考证为“高丽人”。

事实：史书已然记载文化名人事迹功德。

孔子，生于前552年，卒于前479年，年七十三岁。山东曲阜人。是春秋末期思想家、教育家，儒学学派的创始人，任鲁国司寇；后携弟子周游列国；最终返鲁，专心执教，相传收弟子多达三千人，是当时社会上最博学者之一，并且被后世尊为至圣、万世师表。

西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越国人，国难当头，越王勾践卧薪尝胆，西施忍辱负重以身许国，把吴王迷惑得众叛亲离，后被勾践所灭。传说吴被灭后，西施与范蠡泛舟五湖，不知所终，一直受到后人的怀念。

李时珍更不是高丽人，李时珍是明朝时的著名医学家，著有《本草纲目》。

争夺地：中国和韩国。

12、大禹故里之争

事件背景：青海说：“大禹生西羌”，青海喇家遗址为大禹故里；河南说：禹父鲧被尧封于崇，禹早期随父住于此；四川汶川说：“禹本汶山郡广柔县人”，绵镇为大禹故里；四川北川说：“禹生石纽”，北川自古称“神禹故里”；《史记·集解》：“崇国盖在丰、镐之间。”户县就是古崇国（陕西西安户县）。

争夺地：四川、河南、青海和陕西。

13、李白故里之争

事件背景：李白的故乡在何方呢？往事越千年，如今，四川江油、湖北安陆、甘肃天水、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纷纷自称是李白的故乡，从而打响了李白故里争夺战。其导火索源于湖北安陆的一则城市宣传片。2009年8月中旬，湖北安陆在央视4套投放城市宣传片，每天播出三次，宣传片内容是“李白故里，银杏之乡，湖北安陆欢迎您。” 8月21日，江油市委宣传部致函中央电视台、湖北省安陆市委宣传部，认为江油才是李白的故里，安陆涉嫌“侵权”，要求该宣传片停播。特别是江油和安陆两地，干脆放弃了学术争鸣，当地政府赤膊上阵，文攻笔战，一个名人故里之争，上升到官方层面，这在国内极其罕见。

争夺地：四川江油、湖北安陆、甘肃天水和吉尔吉斯斯坦的托克马克市。

14、西门庆故里之争

事件背景：阳谷将建设“水浒传·金瓶梅文化旅游区建设项目”，复原西门庆和潘金莲的幽会地点，临清则提出打造“西门庆旅游项目”，黄山声称将投资2000万元开发“西门庆故里”。

争夺地：山东阳谷、山东临清和安徽黄山。

15、董永七仙女故里之争

事件背景：2002年10月26日中国邮政局发行了一套《民间传说——董永与七仙女》邮票（共 5枚），在争论该邮票“最佳首发地点”时引发了董永故里之争，山东博兴、湖北孝感、江苏东台与丹阳(包括丹徒、金坛)、安徽安庆都认为自己是“最佳原地”。董永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那么，其故里何在呢？诸说基本相同。东汉时代的武氏墓群石刻中，董永故事画面就点出“董永，千乘人也”。另外，《孝子图》、《搜神记》、《中国人名大辞典》及《中文大辞典》也都点明了董永是汉代千乘人。千乘始于战国时期，“以齐景公有马千乘，常猎于此而得名。”在汉代为郡，县名。千乘郡与千乘县其治所均在今高青县境东部，东邻今博兴县。百年来众说纷纭。山西万荣、山东博兴、湖北孝感、河南汝南、江苏东台等纷纷加入战局。

争夺地：山东博兴、湖北孝感、江苏东台、江苏丹阳、安徽安庆、河南汝南和山西万荣。

16、盘古故里之争

事件背景：中国民间文艺家协会2005年先后把“中国盘古之乡”、“中国盘古圣地”的牌子分别授给了河南桐柏县和泌阳县。两县闹上法庭，引发了轰动一时的中国首例神话传说著作权案。湖北黄袍山更是声称要引资亿元围绕黄袍山大盘山湖打造“盘古圣地”风景区。

争夺地：河南泌阳、河南桐柏、湖南沅陵、陕西宜川和湖北黄袍山。

17、姜尚故里之争

事件背景：司马迁著《史记齐太公世家》记载：“太公望者，东海上人。其先祖尝为四岳，佐禹平水土甚有功。虞夏之际封于吕，或封于申，姓姜氏。夏，商之时，申，吕或封枝庶子孙，或为庶人，尚其后裔也。本姓姜氏，从其封姓，故名吕尚。”《史记齐太公世家》的集解引《吕氏春秋》讲：东海上，乃“东夷之土”。东夷指当时东方各少数民族，东夷之土，即泛指淮河中下游这些少数民族居住之地。其先祖伯夷帮助大禹治水很有功劳，受封在吕国，而吕国何地也成了姜子牙故里之争的焦点

争夺地：山东、安徽、江苏和河南。

18、朱熹故里之争

事件背景：说到朱熹故里。除了福建的尤溪、建阳（尤溪、建阳原来都属福建省南平市，上世纪70年代后分属三明、南平两市）两县都宣称自己是朱熹故里以外，江西、安徽两省也都标榜朱熹是本省婺源人氏。这些朱熹的“故里”分别都为他准备了镶嵌着各种宝石的金交椅，你争我夺，都要掠夺性地把他抢到手，最后五马分尸一样各扯一块。

争夺地：福建尤溪、福建建阳、江西和安徽。

19、诸葛亮故里之争

事件背景：围绕诸葛亮故里、故居、躬耕地的现代经济故事的演绎，也如八阵图一般，扑朔迷离，异象环生。而且，此乃名人故里之争中唯一一桩持续数百年的历史旧案，从大清国一直到现在，三地越争越复杂微妙，旁观者越看越疑惑丛生。

争夺地区：河南南阳、湖北襄阳和山东临沂。

20、彭祖故里之争

事件背景：传说彭祖活了八百岁，世人不信，提出了种种解释。从彭祖故里网得知，彭氏文化网《彭祖文化之彭祖山》提出了彭祖130岁说，在彭氏内部颇为盛行，其主要依据是所谓的“彭山历法”，说彭祖是彭山人，而彭山以60天为一年。徐州只是彭祖的第二故里、彭祖的发祥之地、彭氏的得姓之地，不是彭祖的第一故乡，那么，彭祖的第一故乡在哪里？彭氏如何寻根祭祖？彭氏文化网《彭祖故里初探》、《彭祖——彭山人也》认为彭祖故里是四川彭山，其主要依据是作者猜想的黄帝迁徙路线图，彭祖到商朝河亶王时“克邳”后才有了封地彭城而“正式启用了彭姓”，“彭”字像彭山彭水是在彭山发明的。

争夺地：江苏徐州和四川彭山。

21、西施故里之争

事件背景：2006年6月10日,第一个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日，国务院公布了我国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西施传说”榜上有名。这一纸认定，无疑为这位绝代美人颁发了出生证。西施故里“诸暨说”和“萧山说”的对垒，终于以“诸暨说”大获全胜而告终。一位诸暨人欣喜地说：“西施出生地在诸暨，这已经是不争的事实！” 然而，“不争”之后又起纷争。同年10月28日，萧山举行“临浦与西施”学术研讨会，萧山人仍坚持对美人的“所有权”：坚持西施的出生地在萧山，萧山也将逐级申报“西施文化”非物质文化遗产。

争夺地：浙江诸暨和萧山等地。

22、梁山伯与祝英台故里之争

事件背景：梁祝传说是我国最具魅力的口头传承艺术，也是唯一在世界上产生广泛影响的中国民间传说。梁祝故事在民间流传已有一千四百六十多年，可谓家喻户晓，流传深远，被誉为中国式爱情的千古绝唱。从古到今，有无数人被梁山伯与祝英台的悲惨爱情所感染。关于梁祝传说，有众多权威专家学者考证历史上确实存在过，而且他们之间的爱情故事也是历史上确实发生过的真实事件，并有众多历史资料及文物古迹可供佐证。据统计，全国有十多个地方自称梁祝故里，各说各的故事，都打梁祝牌。

争夺地区：浙江鄞州、浙江杭州、河南汝南、江苏宜兴、山东微山、广西马山和安徽舒城。

23、二乔故里之争

事件背景：从“二乔”的姥姥家到“二乔”老爹的祖籍地，再到“有墓即故里”，围绕故里争夺所开展的项目建设，从顶级的商务会所到采摘瓜果的农家小院，旅游创意从观光游、温泉游、会展游到购物游、农家乐，不一而足。“二乔”生前倾国倾城，曾诱得曹操挥师百万，南下与周瑜决斗于赤壁；“二乔”死后，一越千年，其倩魂丽影既折腾了国人，又被国人折腾。

争夺地：湖北嘉鱼县、河南商丘市、湖南岳阳市、浙江义乌市、安徽的潜山、庐江、南陵。

24、老子故里之争 事件背景：老子是中国历史文化名人之一。他的不朽之作《道德经》是世界文化史上一部神奇非凡的“百科全书”般博大精深的“哲理诗”和气势恢宏的“万经之王”。史书记载，老子故里“在濑乡之东，涡水处其阳”、“涡水北有老子庙”、“距谷水流汇涡河处附近”。

争夺地：安徽涡阳、河南鹿邑和甘肃临洮。

25、孙子故里之争

事件背景：“广饶说”在新编的《山东历史》、《辞海》等资料文献中都有所体现，其地挖掘出的一系列古墓石碑上的记载也可以确定“孙子故里”广饶说的正确性。目前越来越多的史学界、军事界学者认同“广饶说”。但在郭克勤编写的《孙子故里新考》中，则充分阐述了孙武故里“惠民说”的论点和论据，其结论也得到孙子兵法研究会及相关专家学者的初步认同——流传已久的“惠民说”是指曾经包含广饶县在内的“惠民地区”而并非今天的“惠民县”。“临淄说”是根据《左传·襄公二十八年》和《山东通志》，说孙武的祖父陈文子家居临淄鱼里。想必孙武及其父亲陈无宇都应该出生并生长在临淄鱼里。大连图书馆资料库《孙子年谱》载，公元前515年，30岁的孙武才挈妻子奔吴。也就是说，孙武30岁以前是在临淄鱼里度过的。若按现代意义上的故里概念而论，临淄鱼里即为孙武故里。

争夺地：山东广饶、惠民、临淄。

26、庄子故里之争

事件背景：关于庄子的籍贯故里，最早、最权威的记载是司马迁《史记》的庄子本传，其文曰：“庄子者，蒙人也，名周。”蒙（今河南商丘，一说安徽蒙城）。其后刘向《别录》即谓庄子乃“宋之蒙人也”。班固《汉书·艺文志》在“《庄子》”下注曰：“名周，宋人。”张衡《髑髅赋》拟庄子云：“吾宋人也，姓庄名周。”高诱《淮南子·修务训》注亦云：“庄子名周，宋蒙县人。”汉代这些著名学者都认为庄子的国属为宋，乃“宋之蒙人”，众口一词，别无异议。此说为晋皇甫谧、唐成玄英、宋陈振孙、林希逸以下历代绝大多数治庄者所接受，成为古今关于庄子籍里最通行的说法。而唐初陆德明《经典释文·庄子序录》所谓“梁国蒙县”之说，乃因蒙在汉代封属梁国，是未审历史沿革同地异属的不准确说法，实则与汉代以来的“宋蒙说”名异而实同。只是至宋代才有人提出“楚蒙”之说，此说最早来自北宋乐史《太平寰宇记》对《水经注》的误改误增，上述朱熹等人的说法即是由此生发的想象之辞。1981年，国家文物局编辑出版的我国第一部《中国名胜词典》，庄周故里条目：“庄周故里在安徽蒙城东门外”。山东冠县说，《汉书·地理志》谓蒙县属梁国，司马贞《史记索隐》、裴骃《史记集解》等，皆从其说。因冠县境内古代有蒙县，故部分学者便认为庄子故里在冠县。山东曹县说，唐代李吉甫所编《元和郡县图志》说：“宋州小蒙故城，县北二十二里，即庄周之故里。”据考，小蒙城在今山东曹县西北，县境内尚有漆园、庄子垂钓之濮水、钓台、庄子观等。

争夺地：河南民权、安徽蒙城、山东冠县和山东曹县。

27、虞姬故里之争

事件背景：一说，虞姬(？—公元前202)，秦末人，史称名虞，一说姓虞，今沭阳县颜集乡人。该乡境内有虞姬沟蜿蜒半境，此沟因人得名，沟畔有胭脂井、霸王桥、九龙口、点将台、项宅等史迹。二说是江苏苏州常熟人，据说楚国灭亡后，项羽在苏州一带率领江东子弟起义并在此结识虞姬，而常熟别称虞城，有传虞姬即出生于常熟虞山脚下一个村舍——虞溪村里。三说虞姬乃古越绍兴塔石村人，并非江苏人。塔石村位于美女山下，这里有很多虞姓人家，比邻西施故里诸暨和书法胜地兰亭，当地还流传着一代名爰虞姬的传说，另有虞姬庙，但毁于旧时战火。

争夺地：江苏沭阳县、浙江绍兴县和安徽灵璧县。

28、司马光故里之争

事件背景：据史记载：司马光，山西夏县人。其远祖可追溯到西晋皇族安平献王司马孚。司马光的父亲司马池曾为兵部郎中、天章阁待制（属翰林学士院），在藏书阁担任皇帝的顾问，官居四品，一直以清廉仁厚享有盛誉。司马光出生时，他的父亲司马池正担任光州光山县令，于是便给他取名“光”。但近年四川学者对此提出异议，因为在四川发现不少证据：司马光诞生于四川郫县。据《郫县志》收录的宋代邛崃人张行成《司马温公祠堂记》记载：“故谏议大夫司马君池以某年作县尉郫邑，越明年某月生公于官廨，字之曰岷，以山称也”。

争夺地：山西夏县、四川郫县和河南光山。

29、魏征故里之争

事件背景：在河北省晋州市区西南部，有一个占地面积706万平方米的魏征公园。这个始建于1994年10月的公园，是“晋州人民为纪念祖籍晋州庞表村的大唐贞观名相魏征兴建的”。去年，河北省馆陶县“成功举办了‘魏征故里馆陶——台州产业合作恳谈会’”。近日，号称魏征故里的河北省巨鹿县举行了500人规模的世界魏氏宗亲恳亲大会。互联网上还有以“唐代石碑”来论证魏征故里在陕西的。广元剑阁魏征故里争论：有大量历史记载和民间传说，证明魏征出生于剑阁(今广元市剑阁县)。剑阁武连镇现存一块清代石碑，碑高约一丈，宽四尺，正中刻有：“唐魏文贞公故里”(魏征谥号文贞)七个大字。在武连镇十五公里处的天字山下，也有一唐朝时代的建筑——“魏公祠”。

争夺地：河北晋州、馆陶、巨鹿，四川广元，陕西。

30、杨贵妃故里之争

事件背景：杨玉环（公元719－756年）：唐玄宗李隆基的宠妃，原名杨芙蓉，小字玉环，道号太真，出生地为容州（今广西容县），祖籍陕西华阴。杨贵妃自小习音律，善歌舞，姿色超群。曾祖父杨汪是隋朝的上柱国、吏部尚书，唐初被李世民所杀。父杨玄琰，是蜀州（四川崇州）司户，叔父杨玄璬曾任河南府土曹，杨玉环的童年是在四川度过的，10岁左右，父亲去世，她寄养在洛阳的三叔杨玄璬家。后来又迁往永乐（山西永济）。从上段文字可知，杨贵妃故里之争至少有五处。

争夺地：陕西华阴、山西蒲州、河南弘农、广西容州、四川导江。

31、曹操故里之争

事件背景：2009年8月，中国秦汉史研究会第12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河南永城举行。部分与会历史学者认为，曹操和华佗的家乡原来确属谯郡（安徽亳州）管辖，但按照现今的行政区域划分，两人的家乡已经被划在河南省境内。永城市汉文化研究会某副会长更是放言，曹操出生在永城，而在亳州置下房产。安徽社科院历史研究所某位安徽籍学者也承认“曹操和华佗的故里今属河南”这个观点很新颖。河南永城利用秦汉史国际学术研讨会的平台，放出“曹操故里在河南永城”的信号，一举吹响了曹操故里之争的号角。2009年曹操墓惊天破土，又引发了安徽亳州与河南安阳的墓地之争，从故里到墓地，豫皖两省三地围绕曹操的“生死”较量尤为惊心动魄。

争夺地：安微亳州、河南永城和河南安阳。

32、武则天故里之争

事件背景：历来武则天的故乡就颇受争议，目前西安文水和四川广元都打出了“女皇之都”的旗号，后者呼声似乎更大。广元有唐代古寺皇泽寺，是当今唯一一座纪念武则天且保存完好的古代寺庙。还有地方特色“女儿节”，以及城中为其修建的凤凰楼，和郭沫若的诗句：“政启开元治宏贞观，芳流剑阁光被利州。”这些优势使广元更有底气着力打造中国唯一一位女皇品牌。

争夺地：山西文水、陕西西安和四川广元。

33、屈原故里之争

事件背景：端午节的习俗，各地也同中有异，除了龙舟竞渡和食粽，在屈原故里湖北秭归，还有临江祭祀、屈原庙会和女儿回娘家等特色习俗；而在屈原投江地湖南汨罗，则有划干龙船、喝姜盐豆子茶和集历史传奇、戏剧艺术、杂技竞技于一体的“长乐故事会”等习俗；在湖北黄石西塞山，则有“神州会”大型民俗活动，包括“四月

八、收禁、授像、点光、布神、游龙、唱太戏、偷炉灰、偷童鞋、打耙会、交接酒”等等数十个相对完整的习俗。在以纪念伍子胥为端午起源的苏州，则有喝雄黄酒、配挂香囊、探采百草、悬挂菖蒲等习俗。

在湖北秭归，屈氏后裔在屈原寺祭祀，龙州径渡，龙州招魂祭屈原是每年端午节的惯例。在秭归人眼中，屈原出生在秭归县乐平里村是不争的事实。而在离秭归不远，同属湖北省的荆州江陵，同样以屈原故里自居，并进行大规模祭祀仪式的行为，让这里的人们愤愤不平。

争夺地区：湖北秭归、胡北临江、湖南汨罗和湖北江陵。

34、貂蝉故里之争

事件背景：甘肃康乐计划投资4.8亿元打造“貂蝉故里”景区，正忙得热火朝天之际，“貂蝉”丢了，已花掉的银子也几乎打了水漂。再看山西忻州投入重金建成的貂蝉陵园，如今陷入荒芜，成为周围农民的养鸡场。为“貂蝉”大兴土木，让这些地方闪了腰，吃了大亏，累了百姓，教训不浅——这份责任，谁人承担？

争夺地：甘肃临洮、康乐、陕西米脂和山西忻州。

35、朱元璋故里之争

事件背景：朱元璋故里争夺自古延续至今。600年前“凤阳说”就是明代史家们的主流声音，近几十年来，异议又甚嚣尘上。上世纪80年代初期出现安徽“嘉山说”，90年代初期出现“盱眙说”，2008年出现“明光说”，争论到最后，众多专家又有认为朱元璋出生地‘凤阳说’反映了历史事实。

争夺地：安徽凤阳、江苏省盱眙县和安徽明光市。

36、曹雪芹故里之争

事件背景：在尚无国家级的学术定论情况下，各地资源已经开始投入并且声势浩大，堪称中国名人故里争夺“第一战”。实际上，关于曹雪芹祖籍的学术争论自上世纪30年代起就开始出现，胡适、周汝昌、冯其庸等学者观点各异，也因此产生了“丰润说”“辽阳说”“铁岭说”等不同观点。但关于曹雪芹故里大规模的产业争夺战，却是近十年才打响。

争夺地：河北丰润、辽宁辽阳、辽宁铁岭和江西武阳。

37、赵云故里之争

事件背景：早在2009年，河北省正定、临城两地打响了赵云故里争夺战。后来随着媒体关注、曝光，两地间为此展开的争夺也日益升级。有机会在同一间会议室内召开的协调会，双方并没有“交集”：主办方将临城安排在上午，正定安排在下午。“从上至下，双方涉及的政府有关方面可谓应到尽到。

争夺地：河北正定和临城。

38、花木兰故里之争

事件背景：当年投拍历史传奇巨片《花木兰》的星光国际传媒集团，曾分别收到来自河南虞城及湖北黄陂的邀请——二者都以花木兰故里之名盛情邀请剧组返“乡”拍摄。一首《木兰辞》，传诵一个女子替父从军的故事，抒写了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人物传奇。与此同时，史上有关花木兰故里之争众说纷纭，主要集中在河南虞城与湖北黄陂两地。

其一，木兰故里在虞城，有花木兰祠为证。在京九铁路线上，有个虞城木兰站，不远处即为花木兰祠，是隋朝木兰故居所在地。祠始建于唐代，占地面积72000平方米，自南而北依次有大门、大殿、献殿、后楼和各院落，共有百余间。大门过道内，塑有花木兰的高大战马；大殿内，塑有花木兰戎装出征像和两侧侍卫；后楼塑有花木兰少女像、全家合欢像；祠殿内外，有历代官吏、名人赞美花木兰的撰文、题诗、书画等碑刻十余通。如唐代杜牧诗：“弯弓征战作男儿，梦里曾经与画眉。几度思归还把酒，佛云堆上祝明妃。”可惜，原祠毁于1943年一场战火，近年重修，尚有清代祠碑保存完好。

其二，木兰家在亳州，至今遗址尚存。《亳州志烈女志》载：木兰，魏姓，西汉谯城东魏村人(今亳州魏园村)。魏园村为淮北一普通村落，高约5米的木兰出征塑像，为故里平添无限光彩。村民指其村后即木兰故居，墓冢犹存。墓周苍松环护，翠竹成林，春来芍花飘香，蔚为壮观。《光绪亳州志》载：木兰祠在关外，相传祠左右即木兰之家。今祠已毁，遗址尚在。

其三，木兰为黄陂人氏，木兰山下是其家。木兰山在黄陂城北30公里处，山高600余米，峰峦耸翠，风景秀丽，古迹甚多。传说当地有朱氏名木兰，女扮男装，代父从这，立功封为木兰将军。她不受朝禄，解甲归田，恢复红装，侍亲以终。历代在山上祭祀木兰，唐建木兰庙，明建木兰宫，后修木兰殿。现木兰殿在绝壁之上，朱柱青瓦，殿门额刻“忠孝勇节”四个大字。殿内端坐木兰鎏金塑像，男装女貌，英俊神武。两侧山墙，有“登山求嗣”、“河畔习武”、“代父出征”、“凯旋归时等木兰故事彩色壁画，栩栩如生。

其四，木兰葬于延安，尤有胜迹。木兰家住延安城南花山乡花塬头村，为花姓，北魏人。死后葬于村旁山上，称“花家陵”。皇帝还派人送葬，墓下有石阶，两旁分列石人、石马、石狮、石羊。1984年，在延安万花山修复了木兰陵园。该园雕梁画档，典雅壮观，依山建有墓冢，石碑上刻有舒同所书的“木兰诗”、“花将军墓”，以及白居易、杜牧等著名诗人歌颂花木兰的诗词。园内遍植木兰喜爱的牡丹花，塑有木兰戎装石像，跃马横剑，逼真再现了木兰当年的飒爽英姿。

史家关于木兰记载甚少，究竟魂归何处，如云彩一般飘忽难定，以至传说众多。

争夺地：河南虞城、安徽亳州、湖北黄陂和陕西延安。

39、夜郎故里之争

事件背景：2000多年前，夜郎国里的那个天真地问汉朝使臣“汉与我孰大？”的国王大概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国名竟然成为后人争夺的目标。湖南省新晃侗族自治县曾在长沙召开“夜郎古国”策划评审会并通过《中国新晃夜郎文化旅游项目概念性规划》，宣布将斥资50亿元重建夜郎古国。消息一出，贵州、云南等地立刻有学者表示“新晃此举，不会动摇我省学界倡导大西南各省区联合打造夜郎文化品牌的决心”；同时学者们也提醒当地政府，“打造夜郎文化品牌不应老是停留在学术研究的层面，应该拿出具体的行动来。”贵州省作协副主席欧阳黔森说：“夜郎国在贵州是有定论的，新晃县的50个亿就能抢走夜郎的归属？50个亿存银行一天的利息是多少？得来多少游客才能赚回来？我不看好这个项目的前景。”

争夺地：贵州、湖南、云南、广西、四川和重庆。

40、“牛郎织女”起源地之争

事件背景：长期以来，牛郎织女故事的起源地一直在河南鲁山、山西和顺和山东沂源之间争执不休。中国民协先后命名山西和顺县与河南鲁山县为中国“牛郎织女文化之乡”。在山西和顺乡间，一直传承着许多与牛郎织女故事相关的古老地名与景物名称，一段段优美的故事也被当地百姓传诵着。山东沂源拥有一处传说与实地实景相对应的建于唐代的织女洞和牛郎庙。其他地方没有任何景观可供游人参观，但即便如此，各地争作牛郎织女故事起源地，以期发展旅游业，当中牵扯的经济效益也是不言而喻。

争夺地：河南鲁山、山西和顺与山东沂源。

第五篇：从中国早期乡村建设运动看中国新农村建设

从中国早期乡村建设运动看中国新农村建设

新中国成立后，全国经济工作的重心在于推进国家工业化，与之相适应，长期实行城乡分隔的体制、政策。因此，建国后的历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运动，都不过是农民依靠自己的力量从不同方面为建设新家园而做出的种种努力。《十一五规划建议》将中央今后解决“三农问题”的基本方略概括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一轮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提出、开展是否又回到了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路径？从我国早期乡村建设学派的乡村建设运动到如今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它们之间有何区别何联系？早期乡村建设运动对新农村建设有何借鉴意义？本文试就这些问题谈谈个人的粗浅认识。

一、早期中国乡村建设学派的乡村建设运动

民国时期，帝国主义的入侵以及封建势力和腐败政治的统治，它们加速了农村社会的衰落、农村经济的破产和农民的日趋赤贫。当时已呈现土地的高度集中，农产品价格低落，耕地荒芜，大批农民流离失所。在这种背景下，在日趋凋敝的中国农村当中国共产党领导农民在苏区进行轰轰烈烈的土地革命的同时，在国统区一些开明人士和知识分子也在进行各种各样的乡村建设试验，就是划定一个或几个自然村，成为一个区域。依照一种理想或目标，采用适当的方法与技术，引导农民学习文化，善导风俗，改善生产方式和生产技术，建立合作组织。通过对教育、卫生、生计、自治等全方位的改良，以改善农民的生存状态，把农民培养成现代社会的健全国民，为国家与民族的复兴奠定基础，为全国的振兴和建设提防方略与借鉴。因而，在20世纪的二三十年代，中国的大江南北兴起了一个由乡村教育演变为乡村复兴、乡村建设的潮流，形成了颇有声势的社会改良运动。这场声势浩大的乡村建设事业，学术界一般称之为“乡村建设运动”。在乡村建设运动中，当时一批知识分子到农村去身体力行，努力将自己的方案付诸于实践。这些实践活动虽然分布在山东、河北、江苏、广东等地，但最为著名的是梁漱溟主持的山东邹平乡村建设实验和晏阳初主持的定县乡村建设实验。

梁漱溟主持下的乡村建设运动是中国乡村建设的旧派。1931年在邹平创办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并选定该县作为乡村建设的实验县。他认为中国问题的内涵虽包有政治问题、经济问题，而实则是一个文化问题。因此，他主张在农村建立传统文化即封建社会宗法文化为本位的社会，其实现途径就是在农村办“乡学”、“村学”。办学的依靠力量是回乡的知识分子。学校的领导机构是学董会，其成员包括县政府礼聘的乡村领袖、由县政府委任的理事和搞乡村运动的教员三种人士。通过“乡学“、”村学“，对广大农村民众进行教育，使农民成为有觉悟、有组织的社会群体，进而建设”伦理本位“、”职业分立“的社会..乡学村学在将一盘散沙的乡农组织起来，注意培养他们新政治习惯与团体合作精神的同时，也推行了一些社会改良的工作。此外，乡民通过接受现代农村科学技术教育，也推动了农作物品种的改良、先进农业机械的运用与耕作方式的改进，有利于农产品产量的提高，从而带动农民生活的增进。梁漱溟以“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八个字来概括他在邹平试验县所开展的乡村建设工作，并号召全体村民“齐心向上，学好求进步“。这些正好体现了他所主张的中国新的组织结构的形成应以中国固有的精神为主，同时吸收西洋文化科学技术的长处的精神。

晏阳初主持的定县乡村建设实验是中国乡村建设的新派。于1926年在河北定县开展平民教育运动与乡村改造运动的实验。晏阳初认为，中国农民有四大基本问题，就是“愚”、“穷”、“弱”、“私”。解决四大问题的办法就是教育，即：用“文艺教育”治农民之“愚”；用“生计教育”治农民之“穷”；用“卫生教育”治农民之“弱”；用“公民教育”治农民之“私”。实施这些教育的方式，又有“社会式”、“学校式”和“家庭式”。

这俩个最为著名的乡村建设实验对全国的乡村建设事业起到了示范与推动作用，而从这些乡村建设实验不难看出，早期的乡村建设运动主要就是农民教育运动，也可以视为“教育救国论”在农村中的实践。撇开社会根本制度不说，仅就其内容和方式而言，“乡村建设运动”与《十一五规划建议》提出的包括农村经济发展、社会发展、农村民主政治建设和生态环境建设在内的新农村建设，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但是，乡村建设学派关于“建设新社会必须从乡村做起”的理念，与我们目前“将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没有农民的小康就没有中国的小康，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没有全中国的现代化”的理念是有其相通之处的。

二、中国新农村建设运动

自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在党的文件和各种报刊文章中就有“建设新农村“这一类的提法，但在不同时期，起内涵是各有差异的。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要内涵十在农村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1953年2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农业生产互助合作的决议》指出，在农村的最后目标十要引导全体农民走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通过互助组、初级社、高级社逐步把农民组织起来，建立苏联集体农庄式的社会主义农业组织，就是当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主旨和工作重心。合作化之后建立的以工农商学兵相结合、政社合一为特征的农村人民公社更被誉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更高形式。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寨等一些农业典型成为我国新农村建设的样板农业学大寨运动几乎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代名词。通过阶级斗争，开展大规模的农田基本建设，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就是该时期建设新农村的主要方式和基本内容。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使用开始减少，代之以“建设农村小康社会”之类的提法。从内容上看，在实现了由人民公社到双层经营的体制转变以后，广大农民积极开展农村产业结构调整，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农村工业化、农工商综合发展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要标志，并首次提出“以工补农”的口号，即在农村内部，通过乡镇企业利润支持农业发展。同时，在“人民事业人民办”的思想指导下，农村的教育事业等也有一定程度的发展。这一时期，农业生产和农民生活水平得到一定程度的提高，并在总体上结束了农产品供不应求的短缺经济时代。然而，与城市经济发展和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相比，农村依然落后，城乡差距越来愈大。

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又一次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提上了重要日程，胡锦涛总书记在2006年召开的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专题研讨班上用20字“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官立民主”对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基本特征进行了集中概括。后中央对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行了统一部署，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新世纪解决“三农”问题的重大战略举措，国各地都先后启动了新农村建设的有关工作。

三、新农村建设新在何处

1.新内涵，从片面建设到全面建设。早期的乡村建设或侧重于文化建设，或侧重于制度建设或侧重于农田基本建设等它们都不是全面意义上的农村建设。《十一五规划建议》将新农村的内涵概括为“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二十个字，涉及到农业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一系列正确的农村政策的汇集，是党和国家农村工作经验的历史积淀。所有这些，不仅是早期乡村建设运动所无法比拟的，而且也超越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历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涵和外延。

2.新动力，从从单一动力到双擎驱动。早期乡村建设运动的局限性的表现之一就在他们与农民的关系上，尽管他们希望与农民打成一片而开展试验工作，但实际上，他们与农民的沟通存在许多障碍，使得就像梁漱溟所说“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运动”。而我国现阶段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已进入新的阶段，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客观基础已经或正在形成，国家将有能力在财力、物力等硬件方面对新农村建设予以支持，从外部为新农村建设注入巨大推动力。不仅如此，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洗礼，中国亿万农民在思想观念，技术水平，经营能力，文化素质等方面有了长足的进步，适合中国农村实际的新体制已经形成，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内在动力也比以往更加充足。

国家向农村注入强大推动力，农村内部焕发空前活力，双擎驱动加快发展，将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又一新亮点

3.新前景，从理想到现实。目前我国已进入城市化的快速发展期，农村数量减少，农村空间缩小，已成为大势所趋。农村建设的动力在逐步增大，农村建设的负荷在逐步变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外部环境和内部条件越来越好，以“十一五”规划的实施为标志，社会注意新农村将迎来由“理想”到“现实”的历史性跨越！

四、早期乡村建设运动对新农村建设的启示

曾经兴盛一时的乡村建设运动，终因日本侵华战争与内战的漫延而告终。但在中华大地前后持续近20余年的这一民间社会改良运动，给人们留下了许多值得思考与借鉴的问题与启示。

1.通过改良，化解社会矛盾。虽然在当时的社会背景、现实条件下，改良主义在中国行不通，但实事求是的看待改良主义在历史上的得于失，可以看出中国近代不少知识分子为寻求社会的进步和国家的富强，提出了教育救国、事业救国、工读主义、新村主义等改良主义主张。这些主张的共同点是在不改变原有社会制度的基础上，进行社会改良。梁漱溟认为，中国现代社会，在经过了辛亥革命和北伐革命之后，需要的不是民族社会内部的斗争式的破坏性行动，“不是阶级斗争，而是文化改造与民族自救”。这种改造是用和平的、教育的方式，也就是“社会运动者走教育的路，走理性的路”。无疑，这种思潮在过去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当旧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三座大山”，没有根本解决之前，中国的农村问题乃至整个社会问题是不可能有根本性改观的。但长期以来，人们把改良与革命才是社会进步的动力，而改良主义则是蒙蔽群众，转移视线，削弱与抵抗革命影响，维护统治阶级利益的反动思潮。因此，对近代的改量运动进行了半个世纪之久的严厉批评是不够科学客观的。经济学家薛暮桥早在20世纪30年代就对改良主义给予理解，比较客观的评价了乡村建设派的改良措施。认为“他们主观上是企图改造乡村，改造中国，他们不是为着维护地主资产阶级，甚至不是为着个人的金钱或地位，而是着追求光明，追求自己的空洞的理想，在这里艰苦的工作着“。今天，我们提倡的改革就是一种在保持社会制度不变的前提下积极主动的改良，是一种对现实情况下，积极主动的进行改革，消除腐败，完善公平、公正的社会秩序，调整社会成员间的利益分配，及时疏导社会矛盾，化解冲突，保证社会的和谐稳定，是广大人民群众的深切愿望。应当看到，在社会转型和实行现代化的进程中，乡村建设运动的历史经验也是一笔可资借鉴的宝贵财富。

2.农村问题是中国现代化的关键。近代以来，从马克思对东方“亚细亚生产方式“的论述到关于中国社会史的大论战；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与”耕者有其田“到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与”打土豪、分田地“、”合作社“、”人民公社“、”大跃进“；栽倒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与“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与土地问题一直是政治家、理论家、社会改革家以及知识分子关注的焦点。同时也是至今没有解决好的问题。现在，我们还不得不面对“城乡分割、对立的二员体制”。农民赖以安身立命的土地的主动权、支配权至今没有完全落实。“农村真苦，农民真穷，农业真危险”的“三农”问题，切切实实的成为制约中国社会现代化的瓶颈。梁漱溟在1973年指出：“中国经济建设，头一步当先集中解决农业上八个问题：1.治安问题2.运输问题3.农民负担问题4.灾害问题5.土地问题6.农业金融问题，树立农业金融系统7农业技术问题，推进科学技术8.农业经营问题，发展合作组织。70年前罗列这些问题，70年后依然需要加大力气去解决。像中国这样一个具有庞大农业人口的国家，”三农“问题决不仅仅是只关乎农民的问题，而是关系到整个全中国人的问题。正因为大家认识到这一问题的严重性，所以1930年之后，全国上下都在一致呼吁要救济农村，复兴农村。“农为国本”，农民富，则天下富，农村稳，则国家安。尖锐复杂的现实问题，自然而然的使人们联想到七八十年前的那批知识分子对解决当时农村问题的探索，联想到解决当前“三农”问题知识分子可以起到的作用。

3.知识分子到农村去，为解决“三农”问题贡献力量。20世纪二三十年代兴起的乡村建设运动，是继“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面对社会最地层的广大农民，以启迪民智，培植国本，振兴民族的一次新的启蒙运动。是启发农民行动起来自觉培养现代国民意识，养成合格公民的一次伟大实践。是近代知识分子超越“学而优则仕”的传统生存路径，走出象牙塔，深入民间，实现自身社会价值的一个壮举。梁漱溟当年曾指出：“在城市过剩的知识分子，挪至乡村，即有伟大的作用。”可以为乡村“添喉舌，添耳目，添脑筋”，进而“划除愚蔽，喊出祸害”。如此“乡村建设便成功了一半，中华民族的前途有了希望”。当年晏阳初从耶鲁大学毕业的次日，就只身于奔赴大西洋彼岸法国的华工营，投身于华工平民教育。1920年，他回到中国，又立即义无反顾的投身于平民教育与乡村建设运动，掀起了“博士下乡”热潮。20世纪50年代，梁漱溟“为同情农夫而执严”，敢于“廷争面折”而发“一代直声”。晏阳初则远赴亚、非、拉，为“除天下文盲，作世界新民”投入到国际乡村建设中去，继续苦干！毛泽东曾指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大有作为”。今天，中国需要更多知识分子走向农村，走向民间，为农民的福祉而工作。农村的变革即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正在召唤新一代知识青年重返民间。

4.调动农民的主观能动性，实现三种力量的合作。在长期的实验中，乡村工作者共同的感悟是：要与农民打成一片，充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否则，就会出现“号称乡村运动而乡村不动”的结果。历史上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及当今的“三农”问题、“新农村建设”，谁是主力？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对此，晏阳初始终都有明确的认识。1937年在定县开展实验时，他说：“乡村问题的解决，天然要靠乡村里的人为主力。”，“从事这一实验的主力应当时平民自己，他们时社会改革的主力„„一切计划、方案及方法，都需要与他们共同商量研究”。“我们切不可操之过急，一厢情愿，简单从事，包打天下。社会改造事业，没有千百万觉悟了的劳苦大众积极参加，是一定不会奏效的，是注定要失败的。”

历史经验表明，在乡村改造、新农村建设中，三股力量的通力合作，积极配合是取得成功反而重要条件。这三股力量就是农民、知识分子和政府.5.强化村镇建设。中国自古就是一个以农立国的国家，乡村是农民世代赖以生存的地方，是中国社会系统的基础及细胞，村政是检测社会政治清明程度的晴雨表。历史上的农民起义、农民暴动，不少是与基层的弊政有关。今年来发生在各地的农民上访、请愿等群众性聚集事件，也多由村、乡、镇、县基层干部的处置失当或作风不良甚至腐败、恶政引起。如今，中央把“三农”问题列为各项工作的“重中之重”，全面推动农村改革。如何保证中央的亲民政治落实到基层的乡村，是关系到社会能否长治久安的关键。在农村实行民主政治、引导农民自治，进行民主管理，普及教育，提高农民及基层干部的文化素质、政治素质和现代公民意识，是一项不容忽视的重要任务，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广泛注意。近代以来，曾有人提倡所谓“村政理论”、“村本主义”、“村本政治”抛开其封建内核不论外，应当说人有可借鉴的价值。

6.注重“团体组织，科学技术”，着力文化改造。梁漱溟曾把乡村建设的要旨概括为“团体组织，科学技术”。在他看来，这八个字正是近代西方文化的两大长处，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最大缺陷。乡村建设实质上就是一种文化改造的工作。因此，乡村建设的第一要务是引导农民改变千百年来各顾身家和疏离散漫的陋习，引导他们组织起来，以“人”为本，走合作的道路，健全政治机构，以集团的力量参与国际大竞争。此外，单就乡村的经济建设而言，也必须走合作的道路，走“从农村引发工业的”道路，而不是如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商业来发达工业的路子”，以实现农业、工业自然均宜的发展。其次，乡村工作者还认识到：科学若不与乡村发生关系，科学在中国就不会成功。没有科学技术，中国不会进步。缺乏团体组织，中国不可能自保与独立，甚至无法在充满竞争的现代世界生存。所以，当时的许多组织，几乎是不约而同的把工作的重点放在引进科学技术于农业生产，推行科学耕作、科学经营、科学生活。而科学技术的引进与利用，也一定要依靠联合起来的合作组织。二者的相辅相成，才可以保证中国的自主独立。

所以，新农村建设是一个动态的发展过程，而且是一项长期的历史任务，无论从时间和现实的空间来说，新农村建设是一项实践着，进行着的事物，所以，在当下新农村建设中，应当注重历史与现实的结合。通过对其早期乡村建设运动，建国以来所经历的农村建设及经济社会发展进程的历史的研究，才能更好的揭示今天提出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历史必然性和可行性，并从中汲取经验，得到启示，从而更好的实践和开展新农村建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