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底警察的保护与规制之研讨[模版]

第一篇：卧底警察的保护与规制之研讨[模版]

文章标题：卧底警察的保护与规制之研讨

随着无间道、生死卧底等优秀影视作品在国内的持续走热，人们开始逐渐熟悉“卧底警察”这样一个字眼。但是大多数人可能更关心剧作中卧底者生命的安危，很少有人会去关注这些刀尖上跳舞的人所引发的众多法律问题。

然而时至今日，新型犯罪频发，犯罪方式日益多元化、组织化，毒品犯罪、集团犯罪和恐怖犯罪

已经成为威胁全球各国社会安全的三大毒瘤。由于它们往往具有“分工行为的精细性、犯罪成员的职业性、犯罪活动的高度掩饰性、组织体系的严密性与重纪律性”这样一系列区别于普通犯罪的特色，使得瓦解该类犯罪相当不易。一般的犯罪侦查手段只能网罗外围分子，无法触及核心部分，所以有点黔驴技穷。而卧底警察地运用被认为是一种对付此类犯罪的最后有效手段。遗憾的是，这样一种颇为有效的侦察方式，在我国依然游荡于法律的边缘，无论是《人民警察法》，还是《刑事诉讼法》都没有关于此的规定，由此衍生了众多相关问题：卧底警察的生命随时岌岌可危，我们如何才能保障；卧底警察在侦查犯罪中可能倾注自己的情感，认同了帮派组织，发生了角色转换甚至变节，我们又如何避免之；由于侦察方式的特殊性，卧底者必然会相当程度地使用许多不正当行为，侵害当事人或无辜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如此“以不正对不正”是否妥当，如何运用方不至于失控，都有疑问。于是填补当前卧底警察运用上的立法空白并对其进行有效规制，成为我们亟待研究解决的问题。

一、卧底警察与相关概念的辨析及其选任

一般的犯罪侦查模式，无非是侦查者接到报案后主动依职权去找寻并分析犯罪证据，再依循犯罪线索逮捕嫌犯。而卧底这种侦查模式却正好相反，它往往更依赖于潜藏于犯罪组织内部的卧底人员提供的秘密情报和相关证据，来里应外合地摧毁犯罪组织，遏制正在形成的犯罪并指证犯罪成员。大致有三种近似的概念会包含在其中，即线民、卧底者与卧底警察。而卧底警察正是这其中最典型又最具争议的卧底方式。为了使讨论的焦点明确，首先应当将上述概念予以厘清。我们认为，线民是指就个别犯罪事件在刑事侦查程序中充当情报提供者的角色，并可按其情报的价值获得一定奖励的人。他们同侦查机关的联系往往具有松散性与随机性。卧底者则是指不具有警察等刑事追诉机关公务员身份的人，在不特定的期间内，受信赖且有意愿，协助侦查犯罪或者阻止犯罪，身份保密之人。如计程车司机、旅店老板、餐馆服务生甚或帮派成员等等。[1]而卧底警察，依德国刑诉法第110条a第2项的见解，是指服警察职务的公务员，于一定期间内，使用经过批准的化名，隐瞒真实身份，打入犯罪组织内部，较长时间地秘密执行刑事侦查与收集犯罪证据的任务，以对抗特别危险或使用一般侦查手段难以破获的案件（如毒品犯罪、黑社会的集团犯罪）。很显然，它与前两者的主要区别在于，卧底警察属于侦查机关的工作人员，具有警察之公务身份。相较于线民及一般卧底者，它往往是经过特殊培训和层层选拔所产生的，以适应高度危险复杂的犯罪环境。因而具有较高的职业素养和强大的心理抗压能力。

由于卧底警察时常身处虎穴，往往自己赤手空拳，对付的却是眼镜王蛇、坐山雕一类的狡诈凶险犯罪分子，还要面对形形色色的诱惑与承受巨大的心理压力，谁来支撑他，只有崇高的信念和对事业的无限忠诚，真正堪称刀尖上跳舞的无名英雄。因此并非任何警察都可以胜任这样高风险的职业。在国外，根据《德国警察百科全书》的描述，要成为一名卧底警察必须具备以下一些条件：①有自由意愿、有工作经验并且在相关的犯罪侦查上有实务经验②乐于出勤并有活力③值得信任④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可承受压力，与所要侦查犯罪的背景环境年龄相当⑤在所要涉入的犯罪环境中，可以表现相对应的行为模式，可随环境不同而有良好的适应能力⑥与不同的人和团体有良好的接触能力（如可以见人说人话，见鬼说鬼话）等。

二、安置卧底警察的正当性及理论依据

运用卧底警察进行专门的卧底侦查在我国刑事侦查实践中由来已久，在国际上，也被通认为最适于对付毒品犯罪、黑社会性质的集团犯罪、恐怖犯罪这类的有组织犯罪，因为该类犯罪往往具有较强的隐蔽性、集团性和破坏性大的特点。犯罪分子强大的反侦查能力，使得侦查机关单凭传统的侦查手段、取证方式难以克竟全功。在这种情况下，侦查机关惟有对整个犯罪组织的行为、动态，犯罪成员、犯罪内容与犯罪手法等全面掌握之后，并且为避免事后证据落失，更详尽地获取有关犯罪素材，才有可能将全体参与犯罪者科以相当之罪责。为实现这一特殊的侦查目的，在现代刑事侦查手段中，似乎也只有依赖秘密而有效的卧底侦查，方能符合现代法制“真实发现”的刑事程序要求。[2]然而,由于卧底侦查这一形式的特殊性,使得卧底警察在办案时必须使用假名参与社会活动及经济交易；或使用伪造的文件来取信其他犯罪分子和一般公众；甚至在卧底期间还不得不参与一些犯罪行为或者放任轻微犯罪的发生

而坐视不理。这些行为都可能侵犯到无辜第三人的合法权利，与法治社会的理念也是格格不入。于是，这里便产生了一个悖论，现代社会为了建立起良好的法治社会与秩序，为什么要容忍并放任这样一些在善良民众看来都是不正的“罪恶”，这样的“罪恶”为什么即使在一些标榜重视民主与人权、隐私保护的西方国家也被视为是一种“必要的恶”而大行其道呢。显然，这样的一种“悖论”，只有当学者在理论上建构起坚固的法律基础和正当性依据后，才可以使侦查机关在委派卧底警察执行任务时能够“名正言顺”，而不致使民众混淆，无端背上“违宪”的骂名和“欺诈性司法”的嫌疑。

笔者认为，安置卧底警察进行卧底侦查用以对付重大犯罪行为，实际上正是出于司法应对社会现状的无奈之举，也是我们对刑事司法两种不同价值“公正”和“功利性价值”进行比较选择后审慎作出的决定。任何一种刑事诉讼模式，无论其是强调实体公正，还是奉行程序正当，都不会否认实现案件的“实质正义”是刑事侦查所追求的终极目标。因而卧底侦查尽管有很多违反“程序正当”的嫌疑（如不适当地侵犯公民的隐私权进行窃听、窃录，伪造证件从而滥用公众对政府的信任），但其主要功能还是为了及时发现案件的“实体真实”，从而不放过那些穷凶极恶的犯罪分子，荡涤社会污秽，稳定社会治安。当这样一种基于人类朴素的善良情感的“公正”信念与现代法治国所崇尚的“程序正当”原则发生价值上无可避免的冲突时，究竟该如何选择，才能称善？这就牵涉到我们对法律上特别是刑法上所保护的不同法益在发生冲突，维护一法益的同时势必会侵害到另一法益时的抉择标准问题。我们认为，以较少的代价维护较高价值的法益，要比以毁损同等价值或更高价值来挽救一法益，更能够被判断为合法。因此，当我们将安置卧底警察这样一种侦查手段运用于打击那些用常规侦查手段难以有所突破的重大组织犯罪时，其恰恰做到了保护的法益（主要是社会安全和公众利益这样的法益）远大于其所牺牲的代价法益（如犯罪嫌疑人的隐私权和个别善意第三人的轻微法益）。这当中尽管可能伴随着“欺骗性”侦查方式的存在，也是被刑事司法的特殊目的所容许，从根本上讲是由与犯罪作斗争的行为性质，实际需要以及社会道德体系在一定程度上的灵活性所决定的。[3]另一方面，从国外学者所提倡的相对性原则来看，“用于反对犯罪的手段必须与罪行的严重程度和怀疑程度相适应，警察应当以最少激烈的手段对付犯罪，如果一个较少强制的行为足以获得证据，一个较强烈的强制行为将不被允许。”[4]这样一种标准来衡量，卧底警察的运用也正符合这一点。因为有大量的实践研究表明，大约有96的毒品买卖案件，是警方主动展开侦查工作(像利用线民或者卧底警察的手段)才被发现并瓦解的；在破获一起重大组织犯罪案件中，情报重要性要占到80甚至90，而行动只拿出10到20就可以。而采用卧底警察这种工作方式，则被认为是破获此类案件手法中成本最低与效率最高的。例如，美国以前有个“雪崩行动”，专门打击国际网络贩婴团伙的重大案件，耗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久未成功，后来还是通过派遣卧底把犯罪分子给抓获了。英国有一个价值三亿多英镑的毒品案，卧底警察潜伏两年多，最后破案，如果不采取这些特殊侦查手段，破案成本和难度将会更大。由此就能解释为什么运用卧底警察尽管是一种众所周知的“恶”，却还是现代社会必须予以容忍的“必要的恶”。笔者先前提出的“以不正对不正”的道理正在于此。

三、卧底警察犯罪行为的可罚性研究

卧底警察被安置于犯罪组织内部后，为了顺利地开展工作，完成任务，必须取信于其他犯罪分子，以证明其是一个好的“成员”。为此，他可能不得不实施一些犯罪行为：伪造假证件；参与组织的犯罪活动；放任一些轻微犯罪的发生而不阻止或报告等等。在这种情况下，对卧底警察的上述行为事后值不值得追究，具不具有可罚性，就产生了争议。原本，按照“法律普适性”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观点，任何一部制定法特别是刑法应当普适于公民，任何公民都不得以任何一种冠冕堂皇的“名义”使得自身脱离法律适用之外，这与法治的原则也是背道而驰的。然而，时至今日，卧底侦查已经被我们运用得如此广泛，如果我们不去承认其具有某些阻却违法性事由的存在，而只看到其表面符合刑法的犯罪构成要件，从而推翻整个目前行之有效的制度，无疑更会得不偿失。于是，学者纷纷阐述了卧底警察行为免责性的法律基础。大致有三种：①依照法令的行为。认为警察是服公务职责的人员，其受侦查机关的委派打入犯罪组织内部，是依法令的职务行为。这种观点能否成立，值得怀疑，至少在我们国家主张这种观点来为卧底警察的犯罪行为开脱，可谓是没有看到国情。因为一般来说，要主张依照法令的行为来免责，那么前提必须有国家法律的明文存在（连行政规章都不行，因为刑法的效力是不容一般行政规章来排斥的），而在我国，安置卧底警察这样的特殊侦查行为显然缺乏相应的法律规定。因此，其在实务上的运用，不能不说是违背了法治国家“授权性明确”原则。[5]②依上级命令的行为。这种观点亦主张卧底警察对于自己实施的犯罪行为，本身主观上毫无罪过可言，只是依上级指示开展任务的行为，因而缺乏必要的主观罪过而不构罪。显然，这种观点也有失偏颇。因为一个犯罪行为要采用“依上级命令的行为”这样的阻却违法性事由来免责，其前提必须是“上级命令”形式上和内容上都要合法正当。而现实情况是，由于卧底侦查的危险性和复杂性，对卧底警察的突发性犯罪事件应变能力要求很高。他不可能有机会随时都请示上级的命令来决定自己下一步的行动。这对一个卧底来说是致命的，因为过多的请示上级命令就会暴露自身，还贻误了战机，所以很多情况下卧底警察享有极大的自由裁量权。另一方面，即使请示了上级，由于上级往往没有亲临现场，自然没有卧底警察本身对案情那么熟悉，这种匆忙之间做出的“口头授权”，其方式和内容的合法性都是值得怀疑的。可见，以“依上级的命令”来作为借口，只会演化成权力滥用。③紧急避险。这种观点试图解释卧底警察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造成对无辜第三方合法权益的侵害，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其最大的缺陷则在于，紧急避险必须是“威胁合法利益的风险正在现实发生。”而卧底侦查又常常是一种相对于“回应性侦查”（responsive

investigations）的“主动性侦查”（proactive

investigations），因而现实危险常常尚未发生。[6]甚至有时是卧底警察故意制造了风险，比如诱惑侦查。能否适用“紧急避险”，就颇让人质疑了。

因此，我们认为，虽然警察的天职是“危险防御”，排除任何对公共安全或秩序所造成的威胁，而不能去参与实施犯罪或者放任犯罪，同时还应当信守“不能诱人犯罪”这样一个基本原则。但是随着现代社会犯罪形态的日益复杂化，特别是有组织犯罪的猖獗，刑事侦查也进入了一个科技化和智能化的时代，诱惑侦查、电子监听、卧底侦查已成为打击犯罪的有效手段。因此，我们有必要对上述警察的基本原则随时代变迁做出少许修正。其理由在于：一方面，我们面对的是肆无忌惮的有组织犯罪之类的造成极大社会危害性的破坏性行为日益上升的趋势，运用通常的适法的侦查手段却显得苍白无力，放任之，则会形成对法益的极大破坏和社会的动荡不安。另一方面，运用卧底警察虽然功效巨大，有力打击了犯罪，却不可避免地侵犯了另外一些法益。当两种正当价值发生冲突时，如何权衡与选择，显然是摆在所有人面前不得不做的艰难抉择。一个基本的法理和人类善良的情感告诉我们，“两害相权取其轻”，“两利相衡取其大”，道理正是如此，这也成为安置卧底警察及其行为免责性的理论依据所在。当然这并不是绝对的，还需要一些条件来规制，方能不发生适得其反的效果。

四、对安置卧底警察的规制与保障原则

诚然，不可否认，卧底侦查制度是一把双面刃，如果滥用这一手段，就可能会侵蚀人的基本权利，潜藏着侵犯个人隐私、利用人际间的信赖，致使无辜第三人受害，给不肖警员有贪赃枉法的机会。甚至在一些以治安为重的“警察国家”和“警察地区”，会被用来监视政治反对者，以至是当作铲除异己、镇压人民的政治工具。我国历史上已经太多这样的例子（从明朝的两厂、锦衣卫弄得人人自危、民不聊生到国民党的中统、军统，大肆镇压人民群众）。因此，在民主社会中，即使被视为“必要的恶害”而有其存在空间，也必须审慎运用。结果是，我们为了侦查犯罪而安置卧底警察，必须做出一定规制，紧守一些基本方针，才不至于造成滥用。

首先，立法必须明确规定卧底侦查适用范围，以符合“授权明确性”的法治原则。在西方国家，无论是英美法系，还是大陆法系，都通过了一系列完善的“卧底立法”的规定。例如德国的《刑事诉讼法》第110条a至110条e的规定，建立起了完善的卧底侦查制度，堪称典范。法国的《刑事诉讼法》和美国的《洗钱控制法》都有类似规定。而我国目前正缺乏这样的法规。仅有的公安部2002年制定的《刑事特情侦查工作细则》的规定，又显得过于原则而不适于司法运用。因此，填补法律空白，明确授权卧底侦查的合法性，才是当务之急。我们认为，卧底侦查适用范围必须是针对特殊而且重大的犯罪才行。这主要是出于刚才所言的法益权衡的考量。因为只有当卧底侦查所可能侵害的法益远远小于所保护的法益，这种安置卧底警察的行为才有其现实价值。显然，它不能被适用于轻微犯罪。另外，它必须具有特殊性，即并非所有重大案件都可以适用卧底警察进行侦查，唯有那些适用普通手段难以奏效而非得运用卧底侦查手段的案件才行。从这个意义上看，卧底侦查是最后手段，具有补充性。根据国际惯例，主要是毒品犯罪、集团犯罪和恐怖犯罪这类有组织犯罪方可适用。为此，警察机关必须事先有周详的计划，拟定预期的侦查结果才行，当然不能妨碍卧底警察实际操作中的自由裁量。

其次，制定富于操作性的卧底警察运作程序。我国的《刑事特情侦查工作细则》规定卧底侦查作为特情侦查的一种，其审查批准权与实施指挥权皆由公安机关独立主管领导，有学者对此提出异议，认为这样做容易导致“暗箱”操作，内部监督往往流于形式，可能由此滋生利用办案的隐秘性特点而行公报私仇或者发生私下与犯罪集团勾结的情况，并主张在检察机关，设置独立专业的“特案检察官”，由其专门负责特情侦查的审查，然后报由检察长批准后交由公安机关具体负责实施。[7]笔者以为，这种主张参考了德国的经验模式，无疑是合理的，既有效规避了现行卧底侦查自审自批的巨大风险，又符合刑事政策历来所主张的公、检、法三机关“互相监督、互相制约”原则。

最后，完善卧底警察选拔和权益保障机制，明确违法侦查的责任原则。由于卧底警察是一个高风险的职业，时常深入虎穴狼窝，承载着巨大压力，又要时刻保持对人民的忠诚与事业的热忱，心里要是没有一个春天的话，绝对经受不住考验。因此只有极少数优秀的警察才能胜任这样的工作，这就需要我们建立起严格的选拔机制，以免将那些素质不过硬的警员也混入其中，滥用卧底侦查权，甚至变节，与犯罪分子沆瀣一气、同流合污。另一方面，卧底侦查是一项高危险的活动，在侦查过程中，如果卧底警察身份不慎暴露，极有可能招致杀身之祸，即使卧底警察在破案后恢复身份，也极有可能遭到犯罪分子的疯狂报复。因此建立卧底警察的身份保密制度和出庭作证豁免制度就十分必要。而这一切在我国都没有相关法律保障，无疑对出生入死的卧底警察是极不公平、极不妥当的，亟待加以完善。此外，还必须明确违法侦查的责任原则，严禁卧底警察实施陷害教唆的不正行为，对于卧底侦查所涉的无辜被害人应当实行救济，应视为因公益保护而做的特别牺牲，因而得以请求国家赔偿。

五、结语

相对于西方国家对卧底警察制度的完善法律规定来说，我国的立法至今仍是一片空白，无疑是过于落后了，与我们今天大力打击有组织犯罪活动，经常性运用卧底警察的现状也不相适应，实践中发生的大量关于卧底侦查引发的案件，正凸现了缺乏规则矫治的弊端。笔者认为，在法治的视野下，政府的任何公权行使，都应当有一套明确而完善的制度来加以规制，方能使善良的民众可以预见公权将如何行使，合理规避自身的风险，也防止自由裁量权的行使逾越特定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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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警察出庭作证一些基本问题研讨

文章标题：警察出庭作证一些基本问题研讨

一、警察出庭作证问题的相关法律规定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8条有关证人资格问题的规定不甚明确，导致在理论上和实践中对警察是否具备证人资格的理解各持一端。我国《刑事诉讼法》第28条则明确规定，曾担任过本案证人的侦查人员应适用回避，实际上否定了承担侦查任务的侦查人员作为本案证

人的资格。

不过，“两高”的司法解释则明确规定了警察的证人资格，即警察有义务对其收集证据的相关情况向法庭予以说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称《解释》）第150条规定，当庭出示的物证、书证、视听资料等证据，应当先由出示证据的一方就所出示的证据的来源、特征等作必要的说明，然后由另一方进行辨认并发表意见。控辩双方可以互相质问、辩论。《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以下简称《规则》）第340条也有类似的规定。并且《规则》第343条明确规定，公诉人可以建议合议庭通知负责侦查的人员出庭陈述有关情况，以澄清控辩双方就笔录等诉讼文书发生的争议。《解释》第138条也规定，经审判长准许，公诉人、被害人及其诉讼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的原告人及其诉讼代理人都有提请审判长传唤勘验、检查笔录制作人出庭作证的权利。显然，在这里警察的证人资格已经得到了确认。

由于“两高”的司法解释未能在《刑事诉讼法》中寻求到有力的支持，公安机关对其解释又缺乏积极的反应，因此刑事司法实践中警察出庭作证的情况并不普遍。如果《刑事诉讼法》现有的规定不修改，警察出庭作证率将不会有显著的提升。

二、警察出庭作证问题的立法动向

近几年法学理论界和立法机关一直致力于证据立法，而证据立法究竟采取什么样的法律体例则经过了一个探索过程。国外证据法律体例主要有三种形式：一是制定涵盖刑事诉讼证据、民事诉讼证据和行政诉讼证据的统一的证据法典；二是分别制定三大诉讼证据法典；三是像大陆法系各国一样分别在三个诉讼法典中加大证据立法的成分。经过论证，我国证据立法将采用第三种形式。刑事证据立法将以《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形式予以颁行，此前，相关条款已经在充分论证的基础上形成了初步意见。（注：樊崇义等《刑事证据法原理与适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P309-319。）警察出庭作证问题就是《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一项重要立法内容。酝酿中的各项立法内容，将随着论证的不断深化或得以通过，或暂缓实行，或遭到否定，但可以预见的是，警察出庭作证问题将会得以确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将包括以下基本内容：删除《刑事诉讼法》第28条关于曾担任证人的侦查人员适用回避的规定；确定警察的证人资格，规定其在必要时以证人的身份出庭作证的义务；确认检察官指令警察出庭作证或法官传唤警察出庭作证的权力，并赋予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向法官申请警察出庭作证的权利；明确规定警察出庭作证的范围；如果确立证人拒证制裁条款，警察也将同普通证人一样对拒证承担法律责任，警察出庭作证的保障机制亦将确立……。一旦《刑事诉讼法》修正案颁行，出庭作证将成为警察日常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警察出庭作证的法理依据和诉讼价值

之所以说警察出庭作证问题将会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得以确立，是因为，一方面，确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具有充分的理论根据，另一方面，警察出庭作证在诉讼实践中具有不可替代的重要功能。

（一）警察出庭作证是刑事诉讼构造重构的必然要求。重构刑事诉讼构造是中国法制现代化进程和司法改革进程中的一个亮点和重点。重构的核心就是逐步推进“流水作业”的诉讼构造向“以裁判为中心”的诉讼构造的转变。新《刑事诉讼法》实施之前的中国刑事诉讼构造是典型的“流水作业”的诉讼构造，这种诉讼构造是以侦查为中心的诉讼构造，它根植于追求实体真实的、传统的一元诉讼目的观，即公检法司几家在刑事诉讼活动中承担着揭露犯罪、打击犯罪、维护社会秩序稳定的共同职责。基于这样一种追诉型的诉讼构造，审判实际上就是对侦查机关获取的、由起诉机关移送的证据资料的一种确认，对诉讼活动起决定作用的环节是侦查环节。公安“做饭”、检察“端饭”、法院“吃饭”、律师“要饭”的比喻虽然失之粗俗和简单化，但基本反映了在“流水作业”诉讼构造之下不同角色的诉讼参与者在诉讼中的功能作用。在这种诉讼构造之下，警察一方面是证据的获取者，另一方面，他们自身又是证据的证据能力和证明能力的重要评判者，当庭质证、特别是将警察作为质询的对象显然会被视为是多余的。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扩大，随着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一些为国际社会普遍接受的诉讼理念和国际社会通行的诉讼规则、诉讼模式，已逐步为我国所接受和推行。1997年起实施的新的《刑事诉讼法》吸收了无罪推定原则的基本精神，扩展了辩护律

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辩护权，改革了强制措施制度，改革了第一审审判程序，实行了对抗式诉讼模式。“以裁判为中心”的诉讼构造已具雏形。而正在积极运作中的《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以推进与完善“以裁判为中心”的诉讼构造为主要目标，将进一步完善证据立法，确立一系列证据规则，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诉讼权利将会得到进一步的保障，辩护律师在刑事诉讼中的辩护

权将会进一步扩展，未来的审判活动将具有更强的对抗性。在“以裁判为中心”的诉讼构造之下，审判机关充当着超然、中立的仲裁者的角色，高居控辩双方之上。侦查对于起诉、尤其对于审判不再具有支配作用，反过来，侦查阶段获取的证据要经受来自于法官和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的实体性与程序性的质询、审查和评判，一旦其真实性或合法性受到质疑，其证据价值就会受到否定。在此诉讼构造之下，警察出庭作证就成为无可置疑的题中应有之义；换言之，没有警察出庭作证的对抗式诉讼模式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对抗式诉讼模式，“以裁判为中心”的诉讼构造中如果没有警察出庭作证，就不能称其为“以裁判为中心”。

实际上，包括警察出庭作证问题在内的证人出庭作证问题已构成制约庭审方式向纵深改革、刑事诉讼构造向深度重构的瓶颈。这就是说，警察出庭作证不是一项孤立的制度，其是否确立及其确立的急缓亦不能就事论事。尽快确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是法制现代化和司法改革深入推进的必然要求。

（二）警察的职务行为是他们作证的最大资源，警察出庭作证也是世界多数国家通行的做法。在由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的侦查中，警察是案件的受理者，他们或目击了犯罪过程，成亲自抓捕了犯罪行为人，或是自首、检举、控告的接受者；同时，警察又是勘验、检查、搜查、扣押、辨认、侦查实验、拘留、逮捕、讯问等侦查措施和强制措施的组织者和实施者。警察既可以是某些实体法事实的见证人，又是某些程序法事实的不可替代的见证人。特别是承担特定侦查任务的侦查人员，是了解案件特定情况的不可替代的见证人。他们的职务行为是他们作证的最大资源，而这种资源或这种资源中的相当一部分不可能由其他证人所获得，所以他们在法庭上作证，既是支持公诉人的控诉的需要，也是满足辩方行使质证权的需要；既是证实犯罪的需要，又是保障人权的需要；既是实现实体正义的需要，又是实现程序正义的需要。因此，英国有“警察是法庭的奴仆”的著名谚语，英美法系的司法实践中，警察通常作为控方证人出庭作证，辩方也可根据需要提请传唤特定警察出庭作证。在美国，半数以上的法庭证人是警察。大陆法系国家，尽管依据传统理论，警察不得在同一案件中兼有侦查和作证的双重身份，但一些国家早已突破了传统理论的禁锢，在司法实践中确立了警察出庭作证的制度。在前苏联、日本及我国台湾，司法警察出庭作证都得到了法律的确认。

（三）确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是直接言辞原则或者传闻证据排除规则的要求。直接言辞原则是大陆法系国家普遍确立的一项证据法原则，它是直接审理原则和言辞审理原则的合称。这一原则的一个重要要求是：法庭上提出的任何证据材料均应以言辞陈述的方式进行，或对感知的事实当庭作出陈述，或以口头方式对实物证据发表意见。任何未经在法庭上以言辞方式提出和调查的证据均不得作为法庭裁判的根据。（注：樊崇义等《刑事证据法原理与适用》，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1年，P47。）英美法系国家尽管没有确立直接言辞原则，但确立了实质内容与之大体一致的传闻证据排除规则。（注：刘善春、毕玉谦、郑旭《诉讼证据规则研究》，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P133-134。）无论是直接言辞原则还是传闻证据排除规则均要求证人亲自出庭。显然，警察出庭作证是直接言辞原则和传闻证据排除规则的必然要求。

（四）确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有助于保障被告人的合法权利，促进司法公平与正义。我国《刑事诉讼法》第47条和《解释》第58条都明确规定了对出庭作证的证人，必须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询问、质证，其证言经过审查确实的，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如果警察不出庭作证，就等于剥夺了被告人、辩护人对相关证据的质证权，使其无法充分地行使辩护权，从而影响案件的公正审理，甚至会导致冤假错案。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确立后，有利于被告人对警察实施的非法取证行为的揭示，使法庭及时排除对被告人不利的非法证据，使被告人的防御能力切实得以提高，使其合法权利切实得以保护。警察出庭作证，兼具接受事后司法审查的功能作用，可以克服警察长期以来存在的重实体轻程序、重打击轻保护的片面的执法观念和特权思想，可以比较有效地遏制非法取证行为，尤其对于根治刑讯逼供这一顽症意义重大，这对于促进司法文明，保护犯罪嫌疑人在侦查阶段的合法权益将发挥积极作用。

（五）确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可以有效地支持公诉，有利于提高诉讼效率。警察出庭作证，可以及时有效地揭穿被告人、证人恶意翻供的谎言，如果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辩称警察有刑讯逼供等非法取证行为，也可得到及时有效的澄清。这既是对公诉的有力支持，又提高了诉讼效率，避免审判过程中出现不必要的延期审理、甚至久拖难判的现象。

（六）警察出庭作证将对提高证人出庭率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确立后，将有助于转变社会舆论对证人的偏见，警察的出庭作证行为将以其积极的表率和示范作用，带动广大公民出庭作证，提高证人出庭率，推动对抗式庭审方式的完善和“以裁判为中心”的诉讼构造的深度重构。

当然，在确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问题上学术界亦有不同见解，但持异议者拿不出比较充分的富于理性的论据，去阻挡这一已形成广泛共识的必然的立法选择。他们从法理上否定警察出庭作证制度的种种观点，不仅已为许多国家警察出庭作证的实践证明是缺乏说服力的，同时在理论上的根据也并不充分。

1.有人认为，证人身份具有不可替代性，承担侦查任务的警察是可以替换的，因而不符合证人的特征。事实上，就警察证人作证的内容看，其具有确定无疑的不可替代性，因为其一旦承担了某项侦查任务，他就成为了解和掌握特定案件特定情况的不可替代的特定人，对这些情况不可能由亲历侦查活动的警察以外的人员代为作证。

2.有人认为警察出庭作证是“自我证明”，会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其实，警察出庭作证，不仅具有支持公诉的功能，并且还承担接受辩方质证的义务，并不是警察说什么法官就自动采信什么，警察出庭，给具有丰富法律知识和诉讼经验的辩方律师一个当面就有关证据的收集情况进行质询的机会，有瑕疵的证据将会在辩方律师的步步进逼下露出破绽，同时有助于查明控辩双方就有关证据所发生的争议的症结所在。因此，如果说警察出庭作证的过程是一个“自我证明”的过程的话，其又何尝不是一个“接受审查”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不会影响案件的公正处理，而且有助于促进案件的公正处理。

3.有人认为警察出庭作证，有悖刑事诉讼中的回避原则。对此，笔者的观点是，警察出庭作证的全面执行，必须以废止《刑事诉讼法》第28条规定（即担任过本案证人的侦查人员应当适用回避的规定）为前提，并明确规定警察的证人资格。从实质上看，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并没有发生身份竞合，其侦查在先，出庭作证在后，在其出庭作证时，其身份已由侦查过程中的侦查主体转换为审判过程中的证人，并且其所需要证明的仅仅是其在侦查活动中亲历的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换言之，其在法庭上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对其在侦查中收集的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关联性作出说明，回答质询。对于这样的作证内容，承担侦查任务的侦查人员不仅没有回避的必要，而且其必须因此承担不能推卸的作证义务。

四、警察出庭作证的范围

警察出庭作证的范围，即警察就什么问题在法庭上作证，实际上是指警察出庭作证的证明对象。无论从国外司法实践的通行做法看，还是从我国有关专家学者的立法主张看，警察出庭作证的证明对象应包括两个大的方面：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

（一）实体法事实。实体法事实，主要是指警察在执行职务的过程中亲自感知的有关犯罪行为实施的过程以及对被告人定罪量刑有意义的犯罪情节或其他法定情节。其中包括：1.目击犯罪发生的事实；2.当场制止、抓获正在实施犯罪行为的犯罪嫌疑人的过程；3.受理案件情况，包括有无自首情节等；4.拘留，逮捕过程；5.讯问中犯罪嫌疑人的态度，其中包括供述态度、有无立功表现等；6.其他实体法事实。

警察就实体法事实出庭作证时，主要是就自己感知的案件情况和情节，以言辞的方式向法庭陈述，并接受交叉询问。这时出庭作证的警察的诉讼地位同普通证人相比并无两样，不同的仅仅是其作证内容来源于其职务行为。

（二）程序法事实。程序法事实，主要是指有关警察在侦查过程中采取专门调查手段与措施，收集、固定、保全、检验、鉴定证据，采取强制措施等活动过程的事实。其中包括：1.警察实施勘验、检查、搜查、扣押、辨认、侦查实验等活动的过程；2.讯问的手段与过程；3.特定证据收集、固定、保全、检验、鉴定的过程；4.其他程序法事实——其中有关技侦、卧底侦查和所谓诱惑侦查过程的问题在本文的第五个问题中将予以专门探讨。

警察就程序法事实出庭作证的目的在于证明其侦查、取证行为的合法性。通常是在辩方对相关程序法事实提出异议，或对警察执法行为的合法性提出指控，并导致法官产生合理怀疑的情况下，由法官决定侍唤警察到庭作证，接受法官和辩方的质证。这里的质证活动实质上具有对侦查行为的程序性进行司法审查的性质，属于事后司法审查。

基于如上所述的警察出庭作证的范围，通常出庭作证的警察包括侦查人员，侦查人员以外的进行现场先期处置工作的其他警察，具有警察身份的鉴定人员。

五、警察出庭作证对公安机关的挑战及应对措施

（一）警察在出庭作证过程中，将承担起证明其讯问过程合法的责任，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将失去其赖以存在的法律土壤，侦查工作必须强力开拓揭露、证实犯罪嫌疑人的新途径、新措施。警察出庭作证的证明对象包括实体法事实和程序法事实，而程序法事实中最引人关注的一个问题就是有关获取口供的程序合法与否的事实。此前，虽然刑讯逼供早已为法律所明文禁止，非法口供排除规则也已初步确立，但由于刑讯逼供的举证责任实际上由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的被告人承担，因此，刑讯逼供、特别是变相刑讯逼供仍有其赖以存在的空间，禁而不止。目前，法学理论界及司法实践部门围绕获取口供的程序及讯问的规则问题提出了种种立法主张，诸如：赋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拒绝自证其罪的基本权利和讯问中的沉默权；废止《刑事诉讼法》有关犯罪嫌疑人如实陈述义务的条款；确立刑讯逼供举证责任倒置规则，由讯问主体承担起证明其讯问过程合法的责任；确立讯问中的律师在场权；实行讯问过程的同步录音录像。笔者预测，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中，不可能一蹴而就地将上述立法主张全部予以确认，与口供问题相关的立法问题将可能在调和各种观点、兼顾现代法制理念和具体国情的基础上跨出较大的一步，其结果可能是：犯罪嫌疑人如实陈述义务的条款将被删除；拒绝自证其罪的规则将得以确立（这是加入《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公约》必须履行的承诺）；刑讯逼供与否的举证责任将由讯问主体承担；讯问中律师在场权及讯问中同步录音景像的问题未必能得以通过，充其量只能规定其适用部分案件或某种特定的情况。即使如此，警察在出庭作证时，必须有充分的证据证明其未强迫犯罪嫌疑人自证其罪，更未实施刑讯逼供，否则，一旦被告人指控警察在讯问中强迫其自证其罪或进行了刑讯逼供，相应的口供将会作为非法证据被排除。这就使得在目前的侦查实践中普遍存在的依赖口供、由供到证的侦查模式以及一定程度上的刑讯逼供或变相刑讯逼供必须彻底画上句号，在未来的侦查中，对案情的揭示和对犯罪嫌疑人的揭露将不得不依赖于物证和技术手段，侦查办案的法制化程度必须尽快提高。在这种情况下，为了避免破案率和有罪判决率的大幅度下降及治安秩序的恶化，侦查人员必须彻底抛弃根深蒂固的口供本位观念，树立物证本位观念，不断探索依法侦查的新途径、新模式；同时，国家财政对侦查的技术投入、装备投入、经费投入必须超大幅度的增长。

（二）警察出庭作证，将使有限的警察人力资源显得更为匮乏，公安机关在配置警力资源、立法部门在设计警察作证内容时，均应对此有所考虑。警察出庭作证，意味着警察在刑事诉讼中的活动范围由庭审之前延伸到了庭审结束，警察尤其是刑事警察不得不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投入到出庭和作证之中，从而使本来就捉襟见肘的警力显得更加短缺，在总警力不变的情况下，投入到庭审前侦查活动中的警力的有效工作时间必将大大减少。一方面，犯罪发案数在增加，另一方面侦查的人力投入将减少，这必将导致破案率和破案数量的下降。因此，实行警察出庭作证，应首先对警力投入进行匡算，在此基础上增加相应的警力编制，特别是应增加刑事警察的编制。同时，公安机关应积极参与《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立法论证，力争在设计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时，规定一些警察出庭作证的例外情况，以避免不必要的警力资源浪费。

（三）警察出庭作证势必增加诉讼成本，加大相应的经费开支，因此必须有财政上的相应保障。警察出庭作证必将加大警方的经费开支和整个诉讼成本，使得公安机关办案经费严重不足的问题雪上加霜。比如，警察为了在法庭上成功地证明讯问过程的合法性，即使法律不强行规定讯问中进行同步录音录像及讯问中律师必须在场，他们也会在一些案件的侦查讯问中主动地进行同步录音录像或邀请律师到场。那么，录音录像设备和大量的消耗材料需要巨额资金的支持，足够的律师人数及其相应的报酬都是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再比如，警方为了更好地证明自己侦查结论的正确性，还可能在相当数量的案件中聘请专家证人出庭，对警察自身的证言形成呼应，而聘请专家证人必须支付高额的报酬。因此，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必须有一系列配套制度作保证，必须有足够的资金保障，程序正义不可能是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经费则是其必不可少的一个基石。

（四）短期内警察自身素质不适应出庭作证要求的问题将会凸显出来，公安机关应采取超常措施提高警察特别是刑事警察的素质。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带来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警察要对自己行为的合法性承担责任。“警察在带着镣铐跳舞”就是从这种意义上而言的。

警察自身素质不适应出庭作证要求将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从总体上看，警察受自身法律知识和专业素质水平及办案客观条件的限制，短期内很难保证侦查办案质量普遍达到较高的水准，在作证过程中证据的瑕疵必然会在质证的过程中暴露出来。其二，中国警察缺乏出庭作证的实践经验和技术技巧培训，必将在法庭上表现出诸多问题。出庭作证的侦查人员在未来的庭审中将不可避免地面临两个方面的强劲对手：一是具有良好法律素养和丰富诉讼经验的律师。从国外的审判实践看，诱使警察证人出现技巧性错误，“尽量使职业警官在法庭上的表现像一个笨蛋或者不能胜任其工作任务”是大多数辩护律师在法庭中的一个近乎本能的选择。二是具有良好科学素养，熟悉侦查、勘查、检验、鉴定工作并洞悉其中漏洞的专家证人。在庭审中，证人不仅包括作为相关事实感知者的目击人、知情人，还包括对相关证据的科学性、证据能力、证明能力进行阐释和评断的专家证人，控方可以聘请专家证人，辩方亦可聘请专家证人。

确立警察出庭作证制度对警察队伍而言，既是一种严峻的挑战，也是提高警察队伍特别是刑事警察（这里是指包括从事经济犯罪侦查，毒品犯罪侦查、狭义刑事犯罪侦查等侦查任务的广义刑事警察，即司法警察，下同）队伍素质的绝好机遇。它将推动公安机关从改革人事制度入手，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提高警察队伍的整体素质，督促警察个体自觉增强素质意识，提高侦查办案质量，从而激活竞争机制，形成优胜劣汰的用人机制，真正实现严进宽出的人事管理目标。笔者认为，承担犯罪侦查、参与刑事诉讼的刑事警察除了必须具有精湛的侦查业务知识外，还必须具有同检察官、法官、律师水平相当的法律知识及综合素质。因此，刑事警察应有不同于其他警种的特殊任职资格要求、特定的管理序列、专业化的晋级晋升条件、高标准的培训与考核办法、优厚的工资待遇。1.高门槛的学历任职资格：刑事警察应具有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原则上应是公安、法律专业的毕业生，非公安、法律专业的毕业生从事侦查工作应经过相应的培训。2.高标准的业务经历资格：刚刚毕业的本科生、研究生，除技术性较强的专业外，原则上不能直接从事侦查工作，应从事一定时期的其他性质的警务工作，刑事警察部门应具有从基础性警种选调人员的优先权。或者对初任侦查员实行见习期制度，见习期工作不合格者不得从事侦查工作。3.高水准的岗位任职资格考试：应实行全国统一的侦查人员岗位任职资格入门考试，考试在难度、规范性、严肃性上应同司法考试相对应。4.实行等级侦查员制度：对从事侦查工作的侦查员应实行等级侦查员制度，见习侦查员只有通过严格的培训和高水准的、严格的晋升考试方能升任初级侦查员。初级侦查员的一步步升级亦应经过相应的规范化的培训和考试。5.高薪制度：侦查员的工资待遇应与其任职等级挂钩，其等级补贴应参照检察官、法官等级补贴确定。鉴于侦查员素质上的高标准，及其工作内容的高风险与极度的艰苦性，因此对侦查员的工资待遇，在等级补贴之外还应有较大幅度的倾斜，真正体现优质优酬的原则。上述改革将使刑事警察在人事制度和管理体制上与主诉检察官和主审法官制度相配套，并最终使刑事警察的素质能同检察官、法官、律师的素质相匹配。为了适应出庭作证的需要，在警察培训特别是刑事警察培训中，应设置出庭技术培训项目，强化相应的培训。

（五）在警察出庭作证的过程中，通过技侦等秘密手段获取的证据也将面临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的质疑和质问，因此，相应的立法活动和制度建设亟待进行。

1.加快立法步伐。积极建议有关立法机关同步进行技侦立法，否则，一旦技侦活动的法律根据在法庭上受到质问，警察将难以应对。

2.规定警察出庭作证的豁免内容。积极建议在设计警察出庭作证制度时规定作证内容的豁免事项，涉及秘密取证手段的内容，警察只接受检察官和法官庭外质询，不当庭接受质证，以免暴露侦查机密。有学者认为，警察通过秘密手段获得的证据，也应包括在其出庭作证的范围内，理由是，在庭审阶段，警察的秘密侦查行为已经完成。已无继续保密的必要。其实不然，对通过秘密手段获取的证据保密的目的不在于案件本身，而在于保证实施秘密手段的方法和途径不为外界所了解，同时保证实施秘密手段过程中涉及到的、仍需在未来的侦查活动中发挥作用的特殊场所和情报提供者不会暴露，为此，规定警察出庭作证豁免事项是必要的。

3.建立相应的证人保护制度。在一些极为特殊的案件中，如果警察在作证中必须暴露采取秘密手段中涉及的人员，并且该人员也必须出庭接受质证，那么，为了保证特殊证人尤其是“线人”的安全，应启动证人保护机制。证人保护制度应明确规定适用的对象、条件、保护措施，并且所需费用应由国家财政无条件地予以保障。

4.探讨证据获取手段的转换机制。公安机关应积极探讨秘密手段所获证据的转换机制，依法通过秘密手段获取相关证据或证据线索后，尽可能通过公开的取证措施将其再次“获取”，这样警察在出庭作证时就不至于暴霹秘密侦查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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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如何有效地进行警察权力的规制？

如何有效地进行警察权力的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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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有效的进行警察权力的规制，是司法机关和各有关部门积极稳妥地推进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的重中之重。之所以要对警察的权利进行制约，是因为现代的警察明显存在着权利泛滥的情况。

举个简单的例子，在一些基层派出所，有很多的案子都堆着不去理会，但是一旦有案子牵扯到有权有势的人，那么派出所将会竭尽全力去破案，甚至可以说是“不惜一切代价”。尽管这些案子只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但是往往一些大案子都放着不管，唯独对这些鸡毛蒜皮确实相当上心，没几天就能破案。这就从侧面反映出了现代社会警察的权利确实泛滥了。

那么，有什么方法能够有效的限制警察的权利呢？我认为媒体的监督可以促进警察权力依法行使。

首先，媒体监督警察权力在法理上具有正当性。一般而言，媒体对警察权力的监督有着特别的“偏好”。这是因为，警察权力是国家权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涉及社会生活的范围广、程度深，具有直接强制性、单向性等特点，一方面是对公民人身和财产安全等合法权益的有力保障，另一方面由于权力主体理性不足等人性固有的缺点而极易侵犯公民权益。

其次，媒体监督警察权力经实践检验具有有效性。近年来，在媒体监督下党政部门对警察执法不公不廉现象“知错纠错”的案例不断增多。实践中，媒体监督的影响力和实效性往往按照这样的路径展开:“媒体报道有关案件——公安机关公布的事实失真或用权不公、不廉——公众质疑形成舆论压力——上级领导重视、职能部门介入调查——公布事实真相——对责任人实施问责——事件平息。”由此，媒体通过报道和评论警察权力滥用行为，引发公众关注，满足公民的知情权、表达权;促请职能部门介入，监督调查处理过程，跟踪整改情况，达到纠错的目的，维护了法制的尊严。

当然，其他的很多方法也能够有效的制约警察的权利泛滥，但是我认为媒体的监督比其他的一些方法有着更加有效的效果。

第四篇：警察之累

警察感觉很累

——谁能为民警减压

6月13日，县“两会”召开的第一天。民警小张比平常更加警惕地在街上巡逻。这几天，本该是小张与新婚妻子共度蜜月的美好时光，但为确保“两会”期间的安全，他主动把婚假延后了。

“两会期间，工作量比平时增加了1/3。他们这种舍小家顾大家的做法，让大家很感动。”巡警大队的几十名民警，不单要负责整个城区的接处警，还要担负着全县的机动巡逻、处置突发事件的任务。

公安局一位警官说，去年以来的专项行动比较多，校园周边治安整治行动、打击涉枪犯罪的“屠狼”专项行动、“粤安11”专项行动、“开门评警”大走访活动、扫黑除恶专项行动、“断源”行动、“清网”„„行动一个接一个。一线执勤民警吃饭的时候都很难完完整整吃完。有时刚坐下，还未动筷子，电话一来，人就走了；有时刚扒了两口，又被派出去了。通过一系列的严打整治行动，电白实现了刑事案件发案率下降，破案打击率上升的目标。但民警很累，还有多位民警在执行任务时受伤。

如今的公安派出所，一个月内每个民警有10天时间连续值班24小时，有时候任务重，没日没夜连续工作好几天。有时候警情多，警力不够，而且还得保证白天正常的工作：接待群众、社区警务、侦查破案、出差等。全局从局长到派出所民警，人人都要到第一线。有人以为当警察很威武。其实，许多人不知他们有多苦。他们常常起早贪黑，节假日也经常加班。遇上临时有通知，不管凌晨5点或深夜12点，穿上制服就出警了。乡镇派出所的民警长时间住在所里，对家里照顾更是少。在一些民警家属主动提出离婚的案件中，家属抱怨得最多的是工作太亡命，工资又少，整天让人提心吊胆。

据报道，某市公安系统首次对全体民警进行了一次体检，结果堪忧：民警约有50%身患不同程度的慢性病，在职民警因公或因病死亡的平均年龄已从8年前的44岁，降至现在的40岁。呼吸系统疾病、胃肠系统疾病、心血管系统疾病等公安职业病占据了绝大部分比例，不少民警长期处于亚健康状态。

去年，全国公安战线则有492人因公牺牲，6920人因公负伤。这些牺牲的民警，年龄大多在30岁左右。新中国成立以来，全国已先后有9000多名民警为国捐躯，还有十几万名民警光荣负伤。

死者长已矣，生者长戚戚。正值年轻力壮，却英年早逝。他们的离去，留给人们太多的悲痛和深思。他们为何这般辛苦

“现在多元化的社会，人们混乱的价值取向混乱，各种利益矛盾凸显，加上人、财、物大流动，警力不足，非警务事多，治安压力大，公安工作要求越来越高，有时群众还不理解，当公安怎么不累？”一位老民警说。

水东城区为例，随着城市建设的加快，人口增加了，与10年前相比几乎番了两翻。但警力并没有明显增加。目前全县现有民警约580人，辅警300余人，警力约占全县总人口的万分之四点五，配置低于万分之十二的全国平均水平。与北京万分之三十七，上海万分之三

十、天津万分之二十七等数据相差甚远。其他三个直辖市不仅有庞大的公安队伍，还有数以万计的协勤人员员。警力不足，使得大多数民警超负荷工作，造成民警工作压力大，身体素质下降。不仅如此，个别群众不断的骚扰和纠纷还严重挤占了警力资源。据县公安局指挥中心介绍，2010年，110报警台平均每天接警500余起，其中骚扰电话就有200多起。110、119、122(交警事故现场处置台)将实行三台合一后，又与120形成联动，匪警、火警和交通事故市民都拨打110，任务更重了。而在公安派出所，每位民警平均每年都要处理很多大小纠纷，有的一两年都难以处理下来。“到法院不但要缴诉讼费，还要讲程序，到司法所也要交钱，而且办事的效果没有那么大。到派出所不但不要钱，而且速度很快，效果又好。”一位民警苦笑。

公安部对酒、枪、赌、车等作的‘五条禁令’是高压线，谁都不能碰。另外《内务条令》也得遵守。公安工作要求越来越高，民警不得不给自己加压。现在的一些公安派出所，特别是一些一级派出所，一定要要符合治安管理、执法办案、服务群众等8方面的48条要求。如在服务态度方面，要求群众对派出所民警服务态度的满意率达90%以上，所以要求民警每做一件事都谨小慎微。

一位内勤民警说，“他经常熬夜到凌晨三四点，写不出东西就揪着自己的头发着急。他打电话跟我们说自己压力太大，记忆力也衰退了，对不起领导。”

“一位民警长期睡眠质量不好，常梦见犯人跑了，自己受到了严厉处罚。我想这与他们大多数觉得公安工作要求高，怕出错，压力非常大有关。”一位公安局的政工干部如此说。

“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打不还手，骂不还口，确实在很长一段时间树立了人民公安为人民的良好形象。但一些群众无理辱骂、乱投诉民警却不知该怎么办？2010年，电白县公安局接到76件对民警的投诉，结果调查属实的只有5件！民警被乱投诉，心理压力很大，但又无法追究乱投诉人的责任。”茂名市公安局督查支队一位民警说。

“群众对警察的依赖性很高，有事就找警察，他们看到民警或警车，安全感会明显增加。但有时群众对公安工作的不理解，让我们觉得更累。”公安局一位陈姓警官，“说实话，很多同事是因为感情和对这份警察事业的敬畏，才不辞辛劳。”

第五篇：警察的自我保护

警察的自我保护

在当今社会中，警察处在社会矛盾的最前沿，总会面对各种各样复杂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警察执法过程中的自我保护能力尤为重要。警察防卫能力是安全执法和提高自身战斗力的有力保障。在警务实战训练中,应强化安全意识培养,强化解脱与防卫技术的掌握,将战术配合与安全防范相结合,法律知识灌输与防护技术训练相结合,以达到真正提高警察防卫能力和队伍整体执法作战水平的最终目的。警察防卫能力是警察综合素质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表现在善于利用相关法律武器保护自身的权利,更体现在警察执法办案过程中能动的利用技战术保护自己的能力,是警察安全执法和提高自身战斗力的有力保障。实践证明,警察没有较好的防卫能力,就不会产生真正的战斗力。在警务实战训练中注重培养警察的防卫能力,无论从当前的治安状况着眼,还是从未来犯罪的发展趋势来看;无论对规范警察执法程序,还是对提高警察自我保护能力而言,都有重要的意义。

第一，与时俱进，牢固树立安全第一的思想意识。

在打击犯罪，抓捕犯罪嫌疑人、保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司法办案过程中，如何才能做到最大限度的减少不必要的伤亡，减少个避免公安民警被暴力侵犯，我认为必须从思想意识开始，在当前新旧执法观念碰撞时期，警察执法时所面临的不完全像过去那些一见警察就胆战心惊、束手就擒的犯罪嫌疑人，其中不乏穷凶极恶之徒。如果警察没有相应的防卫措施，也常有遭受袭击的事情发生，警察的生命安全受到极大的威胁。所以警察必须要转变以往陈旧的执法观念，克服轻敌大意思想，加强先进理念的技战术训练，提高自我保护意识，其中特别要强化领导者的自我保护意识，要求他们对保护警察生命安全要有高度的思想重视，对以人为本，安全第一的思想要有深刻的认识，通过他们影响到其下属重视养成自我保护和安全执法的理念，这是保障队伍具有战斗力的关键。例如，2011年1月4日，山东省泰安市山东科技大学附近发生一起歹徒持枪袭警案，事件共造成3名民警1名协警死亡，歹徒1人被捕1人自杀身亡，另有5人受伤。从这一起严重的暴力事件中，我们不难看到警察的自我保护意识是多么的重要。几名警察手无寸铁，身上没有任何的自我保护的武器装备，自己毫无安全防卫的思想意识，最终酿成了悲剧。

第二，提高警察摆脱危险与防卫技术。

目前我国警务实战训练中对安全防范能力的技术培养主要体现在擒敌教学中,如散打和擒拿格斗等课程。这些课程往往只作为制式的课程来开展教学,在具体教学内容的选择方面往往偏重如何主动出击抓捕犯罪嫌疑人,而对于被动防守或处于劣势时如何保护自己则较为忽略,这与一线民警在值勤和处理突发性事件时面临的真实状况常常脱节。因此,在警务实战训练中强化对警察防卫能力的培养,应加大对被动防守或处于劣势时如何安全防范技能的学习和训练比重,尤其是应强化对摆脱危险和防卫技术的学习与掌握。在解脱技术方面,警察应当掌握手腕等关节部位被抓的解脱技术。在执法过程中,民警的手腕等关节部位被抓住时要迅速解脱,才能在实现个人安全的基础上实现对犯罪嫌疑人的抓捕和控制。还应当掌握腰颈及大腿等部位被抱时的解脱技术,一旦被犯罪嫌疑人抱住上述部位,或遭遇该类型袭警、扰警状况,必须迅速解脱,更不能让对方摔倒自己。此外,还应掌握枪支警械被抓握被抢夺时的解脱技术,枪支警械是执法工具,绝对不能被犯罪嫌疑人夺走,否则可能造成严重后果。在泰安这起枪击案中，参与执法的警察在面对穷凶极恶的歹徒时，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没有掌握摆脱危险与防卫技术，头脑中没有清醒的思想意识，以至在抓捕的过程中造成了巨大的人员伤亡。

第三，警察要加强自身的警务技战术训练

警察如果不提升自身的实战能力，谈自我保护就会变成一句空话，甚至是一种消

极的保护。因此，要增强警察的自我保护和防卫能力，必须开展求真务实、紧贴实战的警务技战训练

1、增强评估意识训练。遇到什么事情，急躁、冲动、只凭一腔热血往前冲，是没有经过训练的实战表现。警察要在每次执行任务之前，对面临的情况进行评估，是提高自我保护意识的基本途径。《孙子兵法》中的“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同样适应指导现在的警务执法办案。现代的执法行动，情况信息瞬息万变、危机四伏、真伪不清，要先不打无准备、无把握之战，就必须充分估势。

2、加强警惕性训练。由于“警察是刺向敌人的利剑，保护人民的盾牌”这一指导思想在实践中被过多强调了警察的制敌功能，有忽略了“盾牌”自身安全性和职业技能培训的重要性。这在实际工作中造成了不利的后果，应及时纠正过来。在强调警察制敌功能的同时，要重视对“盾牌”自身安全的自我保护意识的培养，增强敌情观念，时刻保持高度的警惕性。要把握好完成任务和自我保护的关系，讲究防危技术。在执行具体任务时，特别是在与一些亡命之徒斗争的过程中，为有效的保护自己，要把握好明确分工与密切配合的关系。要按照事前的明确分工、协同配合，相互策应，保障能发挥最佳状态的整体威力。

3、临战心里调节与激发训练。保护意识的提高和警察进行自我心理调节和心理激发有密切的关系。警察在执法活动中因公牺牲或受伤，虽然造成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由于主观上对执法对象的认识、分析不够，在执法办案行动中不同程度的存在一定的心理障碍，如轻敌、草率、贸然行动、随意、缺乏应变等，也会导致在执法办案过程中出现这样那样的意外和伤亡。因此，对影响警察在执法办案过程中应用心理调节与激发进行强化训练是很有必要的。进行临战心理调节与激发训练，要体现在压力的情况下，警察能创造良好的心理状态，临阵不惧，消除紧张。要善于调动自己的主观能动性，培养警察的意志，在敌我力量悬殊，敌暗我明等不利形式下，沉着应战、化被动为主动，变阻力为动力，激发自己的才干和智慧，与对方斗智斗勇，在心理上战胜对方，树立必胜的信心，这是赢得胜利的关键。在泰安枪击袭警这起案件中，当地民警在这一方面就做的明显不够，他们缺乏临战心里调节，在面对这种危机情况时，完全失去了分寸，不知道该如何应对，可见我们一些一线民警缺乏在压力面前的冷静沉着的良好的心理素质。

第四，开拓创新，将法律知识与防护技术训练相结合。

合法防卫、依法控制是和谐社会背景下警察个人防卫与自我保护的关键。在警务实战训练中,应该渗透和体现合法防卫理念,使防卫技能训练和律知识灌输密切结合,使警察在熟知关法律知识的前提下合理运用防卫技术,从而对防卫适用情形和尺度把握有更清晰的理解,做到武力使用随着危险状况合法地升级,侵害到了什么尺度,就以相应的防卫技能进行应对,并使防护与进攻合理转化,这无论对犯罪嫌疑人还是警察自身的权益来说,都是一种保护,也才能真正做到合法防卫、依法控制,提高警察的合法防卫能力。泰安这起恶性事件中，我公安民警要清楚地认识到事件所处的危险等级，依据我国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要采取与此对等的防卫手段与自我保护措施，这样在处置此类事件时就不会出现这么大的牺牲，付出这么惨痛的代价。

近年来,我国公安系统推行人性化执法,由于宣传力度、报道角度等多方面原因,使社会各界对人性化执法的理解产生了一些认识上的误区。有些人把人性化管理视为警察的软弱,或理解为群众的要求不受法律和规范的约束,从而使得袭警、扰警、诽警等现象增多。一些基层警察也由于相关法律知识的欠缺,对自我防卫不甚了解,总担心防卫行为尺度过大,造成违法违纪,甚至面对一些违法人员的大打出手,仍心存顾忌,不敢还手。实际上,警察人性化执法并不意味着执法者应当放弃正当防卫的权利。警察也是公民,人身安全依法受到保护,刑法赋予公民的正当防卫权同样适用于警察,当生命安全受到暴力威胁时,警察完全可以正当防卫,而不是一味的打不还手。我国人民警察

法也赋予了警察执法中遭遇危险时自卫的正当权利。作为战斗在维护社会治安,依法打击违法犯罪第一线的人民警察,在执法活动中无需因为自身职业的特殊性、敏感性就放弃必要的自卫行为,一味打不还手是对人性化执法的曲解。从另一方面来看,警察的自我防卫必须在合法的尺度下进行。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要求警察执法达到更高的水平,特别是在防护过程中的武力使用,如徒手或使用警械开展防卫的适用情形和尺度方面,均需要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和尺度内进行。因此,在警务实战训练中,警察树立牢固地思想意识，加强自身的警务技战术训练，将防卫训练和相应的法律知识相结合,在合法规范执法中才会更好地自我保护自己。

20102149李顺达

山东警察学院

治安系本科四中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