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犯罪规制的比较法之维

第一篇：恐怖主义犯罪规制的比较法之维

恐怖主义犯罪规制的比较法之维

李晓光

【内容提要】恐怖主义犯罪在世界范围内的频繁发生、对社会秩序的严重冲击以及给民众造成的心理恐慌，使其成为世界各国刑法学界研究的热点，但同时由于恐怖主义犯罪形成的原因错综复杂而且涉及民族、宗教、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等各种因素，对其规制也必然成为难点。在厘清我国恐怖主义犯罪刑法规制现状的基础上，从比较法的视角出发，积极地借鉴世界各国恐怖主义犯罪规制的做法和经验，会裨益于我国恐怖主义犯罪规制的整体模式，最终完善、健全相应的反应机制，达到有效地应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目的。

【关键词】恐怖主义犯罪 刑法规制 比较法 缺陷

恐怖主义犯罪在世界范围内的频繁发生、对社会秩序的严重冲击以及给民众造成的心理恐慌，迫使世界各国运用刑法这一和平时期最具暴利性的手段来予以积极规制，考察、借鉴各国的经验与做法，对中国当前恐怖主义犯罪的规制必然裨益良多。

一、概况：我国恐怖主义犯罪的滋生原因及分类

“恐怖主义”最初是一个社会政治学概念，由于涉及到不同意识形态的冲突，“目前尚不存在一个被广为接受的恐怖主义犯罪的定义”，⑴联合国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召开的数次大会也未能就恐怖主义犯罪的定义问题达成一致意见。恐怖主义活动在二十世纪后半叶真正地蔓延“成为一种需要认真对付的时代疾病”，甚至有人称其为“20世纪的政治瘟疫”和“一场永无休止的地下世界大战”，还有人还将其与政治腐败和环境污染列为人类在二十一世纪所面临的三大威胁。

我国当前的恐怖主义活动主要集中在与民族分裂势力、极端宗教势力、国际恐怖主义势力有密切“地缘联系”的新疆和西藏等地区，恐怖主义犯罪对中国的威胁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以来愈来愈强烈，其中，尤以新疆的“东突”恐怖势力最为猖獗。“东突”，又称“疆独”，是指一批想通过暴力恐怖手段把新疆从中国分裂出去，建立所谓的“东突厥斯坦”的民族分裂分子。⑵认清我国恐怖主义犯罪产生、形成、和存在的背景和原因，对有效地运用刑法手段进行规制具有重要的意义。

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民族、宗教问题对中国所实施的“和平演变”策略，是恐怖主义犯罪滋生的国际原因。它们通过设立特务组织、分裂活动机构、广播电视设施等等方式，指导、资助境内外分裂势力，来对新疆和西藏地区实行“分化”和“西化”战略。例如，美国中央情报局炮制的“2000年解放新疆计划”就意图以巴基斯坦为基地，通过收买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等国的反动势力来援助新疆所谓的“民主力量”和“民族解放组织”，并达到最终“解放新疆”的目的。

以宗教为幌子进行恐怖主义犯罪活动也是一个惯用的伎俩，但究其实质都属极端的宗教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泛突厥主义”两种思潮与我国恐怖主义犯罪活动有密切联系，其中，前者形成于十九世纪后半叶，是近代以来的一股宗教政治思潮和社会运动，一百年来绵延不绝，其政治追求是反对以国家主权为主的现代民族国家，主张重建政教合一、贯彻沙里亚法、体现“真主主权”的国家；⑶后者是由19世纪的鞑靼知识分子萌发的，是一种极端的民族沙文主义思潮，形成于沙俄统治下的喀山、克里米亚、阿塞拜疆，主张所有操突厥语的民族共同组成一个有奥斯曼帝国苏丹统治的大突厥帝国。这两种极端思潮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传入新疆，并先后形成两个“东突厥斯坦”共和国，它们信奉必须通过武装斗争才能解放新疆。从而成为各种恐怖主义犯罪的思想动力。此外，国际恐怖势力的支持也是我国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猖獗的一个重要原因，比如盘踞在西亚的艾沙分裂集团、沙特的以“伊盟”为代表的泛伊斯兰宗教势力、以中亚为依托的“维吾尔跨国联盟”等等，主要通过提供武器、资金和人员培训等方式来实施恐怖主义犯罪。

整体来说，我国当前的恐怖主义犯罪可以划分为民族分裂和极端主义两种类型，它们的共同特点就是都采用恐怖、暴力手段。其中，民族分裂型恐怖主义犯罪主要是由极端民族主义者、自治主义者和分裂主义者等独立倾向较强的民族派别实施的，具体到我国就是指“东突”恐怖主义。他们通过有组织、有计划地不加选择地采用制造爆炸、实施暗杀、策划绑架、疯狂投毒、劫机等残忍手段袭击包括妇女、儿童、老人在内的平民以及围攻政府、执法机关，营造大规模的恐怖气氛，从心理上震慑广大民众，企业实现其分裂国家的政治目的。东突恐怖主义分子所实施的骚乱、**事件和打、砸、抢、烧、杀等恐怖活动，给我国人民的生命和财产安全构成了严重威胁。

极端主义型恐怖主义犯罪，带有明显民族、宗教狂热色彩，是当代世界上最为普遍、最为严重的恐怖活动类型之一，典型的如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为指导的恐怖主义犯罪。在我国，极端主义型恐怖主义犯罪又可以划分为极端民族主义和极端宗教主义两个子类，新疆境内所谓的“东土耳其斯坦共和国”、“大哈萨克共和国”等分裂活动，即是以狭隘的民族主义为口号来挑起民族矛盾和制造民族分裂。极端宗教主义类型，如历史上“东突”分裂势力在新疆所叫嚣的“要反对突厥民族以外的一切民族”，鼓吹“圣战”，“消灭异教徒”，实施“反汉排汉”的一系列暴力活动，都是极端宗教主义影响的结果。以“东突”为代表的中国恐怖主义犯罪目前仍然处于初级阶段，远远无法与中东地区的恐怖主义犯罪相提并论，在影响范围上是有限的，但其对中国的社会稳定和民族团结是一个现实性的威胁，并且对中国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形成严峻挑战，应当给予高度重视和密切关注。

二、考察：世界各国恐怖主义犯罪规制的新动向

比较法作为一所“真理的学校”（ecole de verite）扩充了并充实“解决办法的仓库”（“Vorrat an L．sungen”，齐特尔曼语），并且向那些有批判能力的观察家提供机会，使他们能够认识在其时其地“更好的解决办法”。⑷世界上许多国家，包括美国、法国、德国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都饱尝了恐怖主义犯罪的苦果，同时，它们也都在探索各种应对之策。基于此，我国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研究，如果立足于比较法的广阔视角，通过考察这些国家有关反恐方面的方法和举措，并根据具体国情有选择性地加以扬弃，才能把我们的研究视野从狭窄的部门法樊篱中解放出来，拓宽恐怖主义犯罪研究领域，最终达到有效地应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目的。

（一）制定、修改专门性的恐怖主义犯罪规制法律

将恐怖主义犯罪的规制上升到法律的高度，并在保障人权和遵循法治的前提下运用法律手段来应对和解决恐怖主义犯罪，已经成为世界各国所采取的一项重要而有效的方略。例如，德国在其恐怖主义犯罪规制实践中通过了《反恐怖斗争法》，并于2002年1月9日通过了《反国际恐怖主义法》，还对《联邦宪法保卫法》、《联邦情报局法》和《安全审查法》等二十余部法律进行了相应修改。美国则相继通过了《1984年犯罪活动受害者法》、《1996年反恐怖斗争与运用死刑法》、《机场和运输安全法》、《与9·11事件袭击相关法》和《爱国者法》等一些重要的法律，有力地遏制了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的蔓延。此外，英国、俄罗斯、法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也相继都出台了一些防治和应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法律。

（二）设置和完善专门的恐怖主义犯罪规制机构

成立专门的恐怖主义犯罪规制机构，主要是为了统一、协调和领导反恐事宜，从而更有力地展开反恐斗争。如，法国司法警察中央局负责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犯罪活动，该机构于2001年成立了专门打击资助恐怖主义指挥部，负责与其他相关打击资助恐怖主义相关机构的交涉；2007年，法国还成立新的国家情报机构——内政情报署。“9·11”事件之后，德国联邦外交部和内政部分别成立了危机指挥部，全权负责打击包括恐怖主义犯罪在内的国家安全工作。⑸意大利成立了一个专门查处恐怖主义犯罪资金流动动向的金融委员会，负责清查恐怖主义组织在意大利和欧洲的资产。美国则迅速成立了国土安全部。

（三）恐怖主义犯罪规制的刑罚力度逐渐上升

西方刑法学理论一般认为，重罪是指涉及三年以上刑罚处罚的犯罪。⑹以此为参照标准，德国在“9·11”事件之后，在其刑法典129条增加了一款规定，规定参加或者资助外国恐怖组织就会被视为恐怖活动犯罪行为，对这类犯罪活动人员可以判决1至10年的有期徒刑。英国在其所规定的恐怖主义犯罪规制法律中，配置三年以上徒刑的罪种蔚蔚大观，此外，英国还专门通过了《2006年恐怖主义法》，对原来的自由刑幅度进行了上调，加重了处罚，而且基本上都设定了相应的财产刑。美国主要通过单行立法的方式来规制恐怖主义犯罪，如其颁布的《1996年反恐怖斗争与运用死刑法》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最高刑罚配置是死刑。⑺

（四）注重严惩支持恐怖主义犯罪的人员和组织

为了孤立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各个国家都开始注重打击以各种方式支持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的人员和组织。例如，2013年10月，俄罗斯国家杜马通过了严惩恐怖犯罪活动修正案，确定了连带责任，规定恐怖活动的赔偿包括了精神赔偿，除了恐怖分子之外，其亲属和关系朋友也负有责任；建立严格的监察机制，有关部门将对恐怖分子家属、朋友的财产进行严格检查；严惩恐怖行为，设立“建立恐怖活动训练基地罪”，违者将被判刑15至20年：设立“建立或资助非法准军事组织罪”，违者将被判处3至10年徒刑。⑻法国则在保持原有对恐怖组织和人员的犯罪罪名指控之外，继续强化刑法对恐怖活动犯罪的震慑作用，2012年法国政府公告刊登了一项打击恐怖主义的新法律，该法律允许对在国外犯有恐怖主义罪行或在国外接受极端主义思想灌输的法国公民提起诉讼。⑼

（五）强化侦查、执法和司法等相关部门反恐的职能

为了更机动灵活地与恐怖主义犯罪作斗争，一些国家纷纷赋予侦查、执法和司法部门相应的特权。例如，英国制定了《2001年反恐怖犯罪及安全法》、《2005年预防恐怖主义法》，包括了警察权力条款，扩大了警察在侦查过程中的权力范围；赋予内政大臣核发“控制令”的权力，制约国内外恐怖分子嫌疑人的活动，包括禁止使用电话或者互联网、限制行动和自由等一系列限制措施；制定了《2008年反恐怖主义法》，规定了反恐人员情报收集和共享；讯问恐怖分子嫌疑人、告知义务以及限制涉恐资产的程序等内容。⑽美国在9·11事件之后，为应对愈演愈烈的恐怖主义犯罪，专门成立了国土安全部，颁布了《反恐怖法案》，允许政府调查人员监听恐怖嫌疑分子电话、跟踪其上网记录和电子邮件的使用，允许司法部门在提出犯罪指控和驱逐之前对有犯罪嫌疑的外国人拘留7天等措施。⑾法国则专门制定了一个针对审判恐怖主义犯罪的司法程序，其特点是将追踪、预审以及定罪都集中在一个单独设立的法庭。⑿

（六）积极采取措施预防恐怖主义犯罪

为了把恐怖主义犯罪活动控制在萌芽状态，各国都采取种种措施建立起了一套严密的监控体系，以加强对恐怖主义犯罪在初始形态的应对与规制，典型的如加强对移民事务的管理和对金融事务的监控等等。同时，众多国家根据自身的情况，建立起针对恐怖主义犯罪的应急反应机制，对与反恐相关部门的职权、任务都作出了相应的规定，试图将恐怖主义犯罪抑制在萌芽阶段。例如，法国陆续颁布了《货币金融法典》修正案，设立检察办公室，新增对乘客的检查等措施，积极预防恐怖主义犯罪的发生。⒀

三、检视：我国恐怖主义犯罪规制的立法现状

我国恐怖主义犯罪的主要诱因是民族主义，突出地表现为西藏的“独立”和新疆的“东突”问题。与世界上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恐怖主义犯罪活动仍属相对初级阶段。但我们仍然应当保持高度的警惕，2011年7月18日新疆和田市发生了十八名暴徒攻击纳尔巴格派出所，并且占领派出所后在房顶悬挂写有“真主至上，以真主名义开始”字样的黑色圣战旗帜这一“严重暴力恐怖案件”。2013年4月23日，新疆喀什巴楚县色力布亚镇还发生了一起严重的恐怖主义犯罪案件，共造成十五名民警和社区工作人员死亡和两人受伤。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恐怖主义行径，是我国对待任何恐怖主义活动的基本立场。

作为一个政治上负责任的大国，一方面，我国参加了一系列旨在打击恐怖主义的国际公约和区域反恐合作，积极履行我国的国际义务，维护地区和平与安全。我国参加的国际公约和多边公约主要包括三个反劫机东京公约、海牙公约和蒙特利尔公约，此外，我国还加入了《关于制止恐怖主义分子爆炸的国际公约》，签署了《制止向恐怖主义提供资助的国际公约》、《关于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的公约》、《反对劫持人质国际公约》、《制止危害航海安全的非法行为公约》、《制止恐怖主义爆炸的国际公约》以及《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上海公约》等等。这些多边公约和国际公约在我国都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力，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或者全国人大制定的法律可以转化为国内法，从而对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实施有效的规制。

另一方面，我国也进行了一系列的刑事立法活动。我国1997年刑法典对恐怖活动犯罪的明文规定，反映了中国反恐立法的多样化对策，大体形成了以刑法典第120条的“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为主导，以危害公共安全犯罪中的诸多相关犯罪为辅承的一个相对完整的刑事法律体系。全国人大常委会于2001年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

（三）》，集中对现行刑法典中的恐怖活动犯罪进行了系统的修补与完善：1．增设了新的相关罪名，例如资助恐怖活动罪，投放虚假危险物质罪，编造、故意传播虚假恐怖信息罪；2．修订了相关的罪名与罪状，例如将投毒罪修改扩充为投放危险物质罪，取消非法买卖、运输核材料罪，在盗窃、抢夺和抢劫枪支、弹药、爆炸物罪中增加了作为犯罪对象的危险物质，将恐怖活动犯罪增列为洗钱罪的上游犯罪等；3．重设了相关的罪刑单位，例如修改单位犯洗钱罪之法定刑，修改组织、领导、参加恐怖活动组织罪的法定刑等。⒁2011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这是我国第一个专门针对反恐工作的法律文件，意味着我国在反恐立法方面迈出关键的第一步。⒂

在刑事程序法方面，我国目前已经与一些国家签订了有关刑事司法协助和引渡等主题的国际条约，并且依据宪法规定，这些条约在国内法中应当得到相应的贯彻和实施。整体而言，我国刑事立法在恐怖主义犯罪规制上已经形成一个尽管尚属笼统宏观但却相对完善的体系，这就为我国应对恐怖主义犯罪提供了重要的法律依据，是我国在实行法治和尊重人权的前提下有效地进行恐怖主义犯罪规制的基石。

四、反思：我国恐怖主义犯罪规制的缺陷

毋庸置疑，中国当前恐怖主义犯罪规制的刑事立法体系历经多次修改和增补，尤其是1997年的刑法典全面修订和2001年刑法修正案

（三）的出台以及2011年的人大决定，已经渐趋成熟，初步形成了以宪法为指导，以刑法典为主体，以引渡法等刑事程序法为辅佐的完整系统，并在与恐怖主义犯罪作斗争的过程中取得了相当大的成绩。但是，考虑到当下恐怖主义犯罪的新特点和发展趋势，以及我国反恐斗争的实践，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目前我国恐怖主义犯罪规制的刑事立法体系仍存在着明显的缺陷和不足之处。

（一）恐怖主义犯罪规制刑事立法模式不科学

目前，世界各个国家与地区的刑事立法对恐怖主义犯罪的规制法律模式大致有三种：1．制订专门的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法律；2．在刑法典中专设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条款，规定得相对较为详细，如法国和我国澳门地区；3．在刑法中没有将恐怖主义犯罪规定为独立犯罪，只是根据行为的性质和目的，规定各种恐怖主义犯罪分别适用杀人、伤害、爆炸等具体犯罪的规定。⒃

具体到我国，既没有专门针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立法，刑法典中也没有划出专门章节来规定恐怖主义犯罪，而是根据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的性质以及目的等各种因素为参考依据，分散规定于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危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这两章之中。这样极为“分散”的立法模式存在着极大的弊端：首先，模糊了恐怖主义犯罪与一般刑事犯罪之间的界限。在我国刑事法律体系中，恐怖主义犯罪是以一般的刑事犯罪为表现形式的，这就决定了不论从犯罪的主体、犯罪的客观表现形式，还是从犯罪的客体的角度，我们都不可能找出恐怖活动犯罪与严重危害公民人身或重大公私财产安全的一般刑事犯罪之间的根本区别。⒄其次，有关恐怖主义犯罪规定的分崩离析，阻碍人们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恐怖主义犯罪的本质与特征。再次，这样极为分散的规定，也不利于司法实践活动的顺畅进行。

（二）恐怖主义犯罪规制的刑事法网不严密

对恐怖主义犯罪的规定，我国刑法经历了从79年刑法的空白到97年刑法的粗枝大叶，再到2001年刑法修正案

（三）的显著丰富。恐怖主义活动的犯罪化已经取得相对突出的成就，有关反恐的刑事立法法网已在日趋严密，但仍亟待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

首先，恐怖主义犯罪的基础定位并不清晰。对恐怖主义犯罪的相关规定分散于刑法分则各个章节之中，造成了刑法理论界对恐怖主义犯罪侵犯的法益究竟是公共安全、利益、还是个人生命与财产权利等的论争，造成了司法实践界适用法律和在定性上的困难。严密刑事法网，最重要的是有一个涵盖全部行为的中心价值判断，以此作为最根本的行为评价标准和观念指导。其次，具体罪名体系的不完善。刑法修正案

（三）的颁布，并没有彻底解决恐怖主义犯罪罪名粗疏的问题，现行刑法典仍存在着诸如缺少海上恐怖犯罪，对受国际法保护人员实施恐怖犯罪等漏洞。最后，对于特殊的行为方式缺乏前瞻性与预见性，恐怖主义犯罪的实施可能涉及到大规模买卖有害物质及其废料、微生物或生物基因或废料等行为，需要刑法典做出相应有力的回应。

（三）恐怖主义犯罪规制刑事程序法的缺失

在刑事程序法中，可以发现：对于涉及恐怖主义犯罪的诉讼程序，与一般的刑事犯罪诉讼程序并没有任何差别；对于恐怖主义犯罪的侦查和证据制度，也同样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的相关规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引渡法》和相关的引渡条约中，同样也没有对于恐怖主义犯罪分子的特殊性规定。

恐怖主义犯罪呈现以下发展趋势：由过去针对特定目标的袭击转向随机性选择目标，直接针对普通民众或者公共设施、公共场所、标志性建筑等人口密集的繁荣地区；宗旨已由“要更多的人看，不是更多的人死”转向了“既要更多的人看，也要更多的人死”；恐怖主义犯罪的目的转变为制造单纯的恐惧。恐怖主义犯罪高度的复杂性、组织性和反侦查性及其互相渗透的特征，决定了与一般犯罪相比，恐怖主义犯罪更需要使用特殊的侦查手段、取证制度等来与其规制要求相适应。我国刑事程序法在这方面却付之阙如，这无疑会大大影响刑事法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更合理和有效的反应。

（四）与国际反恐立法的接轨不充分

截止目前为止，很多国际公约中规定的犯罪在我国恐怖主义犯罪规制的法律体系中并未体现，我国对恐怖活动犯罪规定的模糊性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在认定恐怖活动犯罪时难以获得他国认同的问题。例如，对“恐怖活动组织”、“组织、领导、参加、资助”等词语的具体含义，在中国刑法学界都存有一定的争议。现代恐怖活动犯罪活动具有全球的特点，早已超越一个国家的领域范围，因此，在应对此类犯罪时仅仅依靠一国的力量很难取得卓有成效的结果。这就要求我国的反恐活动要注意与国际社会的接轨、交流以及合作，以便互通情报，并在引渡、司法协助等方面取得国际社会的认可和支持。

五、对策：我国恐怖主义犯罪规制体系的构建

（一）重塑恐怖主义规制的立法模式

反恐的立法模式直接关系着我国未来反恐格局的发展情况，从世界各国的反恐经验来看，要建立一个完善的反恐体系是一个比较漫长而复杂的过程，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完善。为有效预防和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活动，我国需要制定一部专门的、系统的反恐法案，规范反恐活动，调动反恐力量，明确反恐职责，有效打击恐怖主义活动。面对大多数以零星分散状态出现的恐怖主义活动，反恐立法是一个综合性的、系统性的复杂工程，其不仅仅关涉到一个刑法问题，实则关系到整个反恐法律制度，包括对刑事法、行政法、民事法、军事法乃至经济法、国际法等法学理论和相关立法的研究。因此，这部法律应该是一部综合性的法律，涉及多方面内容和多个部门法。同时，我国要尽快建构反恐怖犯罪的法律体系，形成以宪法为依据，各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围绕反恐怖法的专门规定，互相联系、互相补充、有机结合的法律体系。这个法律体系要实现两个衔接，一个是从效力等级上看，应当是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的有效衔接，另一个是反恐职能上看，应当是预防法、处置法、制裁法和恢复法的衔接。⒅

（二）建构严密的刑事法网体系

如果要进一步严密刑事法网体系，应在法律中明确界定恐怖主义犯罪的内涵、反恐的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的确立可以明确反恐的价值中心所在和反恐怖的目标。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可以是：反恐应从预防和打击两方面着手，其目的是国际国内和平，使人民生活安定幸福。为了这一目的，需要调动各种反恐力量，综合协调，科学设计，使各种反恐力量能够发挥最大合力。反恐的基本原则要遵循预防与打击并重原则，即不可只打击不预防，要标本兼治；遵循国际与国内相结合原则，恐怖主义具有国际性，因此要国际国内结合治理，实现情报交流、引渡协议和侦查的配合；遵循非政治化原则，要确认恐怖主义犯罪不是政治犯罪，而是一种严重地刑事犯罪活动。⒆要全面规定反恐立法的实体法内容，将已有的和未来可能出现的恐怖主义犯罪一一列出，分别予以量刑，不能让恐怖主义犯罪出现漏网之鱼；同时还要追究恐怖主义犯罪分子的民事责任，使其承担犯罪引起的一切后果。

（三）构筑特殊的刑事程序法体系

反恐刑事特别程序是专门针对惩罚恐怖主义犯罪的特别刑事诉讼程序，恐怖主义犯罪的特点决定了打击恐怖主义犯罪从侦查、调查取证、法庭审判、刑罚执行等程序都要有一套与一般刑事程序有别的特殊程序。打击恐怖主义犯罪，关键是要及时、准确，并且要注意打击过程中可能涉及法治与人权问题。可以在保证司法公正的情况下，赋予侦查人员以特别的调查取证权，也可以给检察官以特殊的检察权，使他们在合法的职权范围内，及时快速发现和惩治此类犯罪，严厉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活动，最大限度地保护人民群众的安全和幸福。当然，在程序设置上，一定要注意把握打击犯罪和保障人权、安全利益和自由价值之间的平衡度。

（四）规定专门的反恐机构与监督机构

我国需要对恐怖主义犯罪实行综合管理，同时也要用立法形式规定专门的反恐机构，具体由其负责反恐工作，这个机构可以设立在新成立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之下。该机构的职能应该比较广泛，只要与反恐有关的事宜都应该囊括其中，包括情报搜集交流共享、人员培训、机构协调、设备购置、反恐法案提出、反恐计划制定和预案、与其他反恐机构的联系、案件侦查处理等等。考虑到反恐工作的复杂性，反恐人员应具有综合性特点，包括公安、安全、检察、综合治理等方面人员参加。当然，为了防止反恐机构权力滥用而侵犯公民权利、破坏社会秩序，应当设立反恐监察机构，这个可以设立在检察院之下。

（五）实现国际国内反恐立法的无缝对接

随着恐怖犯罪活动国际化和我国反恐形式日益严峻，客观上需要加强国际国内两方面的反恐法制建设。鉴于我国反恐国际义务还没有全面地转化为国内法，其前瞻性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需要在与他国反恐活动交流中继续完善。首先，根据《制止核恐怖行为国际公约》，我国刑法应对核恐怖犯罪的基本概念做出明确界定，并可结合我国实际，将公约中列举的核恐怖活动犯罪行为列进刑事犯罪行为中，增加核恐怖犯罪罪名。其次，虽然我国尚未加入《网络犯罪公约》，鉴于我国当下网络犯罪活动的猖獗，应借鉴该公约规定，明确网络恐怖犯罪的概念、形式、处罚措施、证据规则等等。最后，中国现行法律制度应该增加执行安理会有关恐怖主义活动决议的规定。⒇

【注释与参考文献】

⑴康树华：《当代有组织犯罪与防治对策》，中国方正出版社1998年版，第96页。

⑵何秉松：《恐怖主义·邪教·黑社会》，群众出版社2001年版，第132页。

⑶刘中民；《伊斯兰主义的“伊斯兰国家”思想》，载《西非亚洲》2011年第4期。

⑷[德]K·茨威格特、H·克茨：《比较法总论》，潘汉典等译，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第22页。

⑸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反恐怖研究中心：《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恐怖政策与措施》，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164—183页。

⑹卢建平、叶良芳：《重罪轻罪的划分及其意义》，载《法学杂志》2005年第5期。

⑺胡联合：《当代世界恐怖主义与对策》，东方出版社2001年版，第420页。

⑻朱冬传：《俄通过严惩恐怖活动法律修正案》，载《法制日报》2013年10月29日版。

⑼刘维靖：《法国强化反恐 颁布打击恐怖主义犯罪》，载《国家在线专稿》2012年12月24日。

⑽杜邈；《英国反恐立法新发展》，载《时代法学》2009年第5期。

⑾刘作翔：《反恐与个人权利保护——以“9·11”后美国反恐法案和措施为例》，载《法学》2004年第3期。

⑿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所反恐怖研究中心：《世界主要国家和地区恐怖政策与措施》，时事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

⒀赵秉志：《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理论与立法》，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88页。

⒁黄太云：《立法解读．刑法修正案及刑法立法解释》，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41—52页。

⒂《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反恐怖工作有关问题的决定》，载《人民日报》2011年10月30日。

⒃张旭：《国际刑法论要》，吉林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50页；黄太云：《立法解读：刑法修正案及刑法立法解释》，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年版，第42页；另可参见陈晓济：《国际反恐立法模式与我国反恐法律构建》，载《湖南公安高等专科学校学报》2007年第1期。作者提出了分散型立法模式、专门型立法模式、综合型立法模式的划分。

⒄陈忠林：《我国刑法中“恐怖活动犯罪”的认定》，载《现代法学》2002年第5期。

⒅杨涛：《反恐：亟待立法完善——反恐立法问题学术研讨会综述》，载《人民检察》2006年第2期。

⒆王立民：《完善反恐立法有效打击恐怖主义犯罪》，载《法学》2003年第6期。

⒇尹生：《中国反恐法制的现状、问题与对策研究》，载《当代法学》2008年第3期。

【作者简介】郑州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 【文章来源】《甘肃政法学院学报》2014年第2期

第二篇：浅析恐怖主义犯罪的研究

新疆广播电视大学本科毕业论文

浅谈恐怖主义犯罪的研究

作者： 学校：

专业：法学

年级：2014秋法本 学号：

指导教师： 日期：

目 录

一、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6

（一）恐怖主义犯罪的定义........................................6

（二）恐怖主义犯罪的特征........................................6

二、国内外恐怖主义的立法研究...................................7

（一）国外恐怖主义犯罪的立法....................................7

（二）我国恐怖主义犯罪的立法....................................8

三、恐怖主义活动的类型和动机...................................8

（一）恐怖主义活动的类型........................................8

（二）恐怖主义活动的动机........................................9

四、防治恐怖主义的对策和建议...................................9

（一）加强国内外立法工作.......................................10

（二）消除恐怖主义犯罪的根源...................................10

（三）树立反恐怖主义意识.......................................10

五、结语......................................................10 参考文献...........................................................11

浅析恐怖主义犯罪的研究

【摘要】：近几年以来，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在全球范围内发生的越来越频繁，我国西北地区出现的恐怖活动日益增多，纵观过去几十年的中国，虽然没有受到严重的恐怖主义犯罪威胁，但却少之又少。但就当今世界来看，国内外国际局势严峻，恐怖主义犯罪活动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中国虽然作为国际大国但也并不能完全避免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的发生。所以，我国公民必须认识到恐怖主义犯罪的本质和危害，必须进一步加强对反恐怖主义犯罪法律的建设。通过对以往的反恐怖主义的教训、吸取经验，为我国反恐怖主义犯罪奠定基础。本文通过对我国反恐怖主义犯罪进行分析，对我国现行的反恐怖主义立法现状和内容进行研究，为打击反恐怖主义犯罪提供了理论支持。本文首先对恐怖主义的概念和特征进行定义，然后对恐怖主义的立法现状和恐怖主义的类型及其动机进行分析，以此为打击恐怖主义犯罪的实践进行有效指导，然后对相关反恐怖主义犯罪的法律进行修改，分别从恐怖主义犯罪的犯罪主体、主观方面、犯罪客体和犯罪客观方面进行归纳，从而为我国反恐怖主义犯罪立法的完善提出建议。

关键词：恐怖主义 打击犯罪 法律完善

一、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

（一）恐怖主义犯罪的定义

就当今世界局势来看，恐怖主义犯罪分子进行的恐怖主义活动在全世界范围内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高，绑架、劫持、爆炸等等此类活动层出不穷，已经严重危害国际社会的根本利益，对世界和平构成威胁。在一定程度上还阻碍了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也引发了国内外各界的高度重视，但国际法学界和政治学界却始终没有对恐怖主义犯罪的定义及范围作出明确的概念，而且也没有形成完整的反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法律，这在一定程度对反恐怖主义犯罪的打击一致性产生了影响。如果要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进行界定，必须要以打击恐怖主义犯罪为前提。首先必须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概念进行界定，才能真正打击恐怖主义犯罪。除此之外，还有利于加强国际之间反恐怖组织的国际合作，防止反恐怖注意犯罪现象的发生。本文从国际法学界、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的不同角度和立场进行了总结和分析，结合恐怖主义犯罪行为产生的根源和动机进行剖析，对恐怖主义进行了界，恐怖主义犯罪是指犯罪者以团体或者国家为单位，使用暴力进行的谋杀、爆炸、绑架等进行恐怖活动，危害国际公共秩序或社会安全的行为，或者非暴力手段对恐怖活动给予支持，造成国际恐怖氛围等的危害行为，以此来达到一些政治性目的的犯罪行为。

（二）恐怖主义犯罪的特征

1、恐怖主义的思想体系。恐怖主义虽然还没有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也没有明确的政治信仰。他们推行宗教极端主义，思想体系以宗教信仰为精神支柱，对信教群众进行教化和统治，然后培养出一批极端的宗教主义分子，使其成为“人肉炸弹”，进行恐怖活动，他们对当今的国际环境和国际社会具有强烈的排斥心理和复仇心理，产生的破坏性极大。

2、恐怖主义的组织基础。宗教极端势力和黑恶势力是恐怖主义组织的基础，是非政府组织，但又与其他非政府组织不同，恐怖主义组织是会对国际社会安全产生巨大威胁的组织，不利于国际社会的稳定和发展。

3、恐怖主义的活动形式。恐怖主义的活动形式有很多种，第一是较为先进的运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恐怖活动，采用这样的手段破坏力和危害性都很大。第二是采用军事手段和恐怖手段，以一个组织为首，然后利用民族情绪和民族信仰制造恐怖事件，在联合恐怖武装力量和反恐组织进行对抗。第三是利用比较先进的现代化武器进行恐怖活动，不仅劫持、绑架，甚至对大使馆、领事馆等公共场所实施恐怖行为。

4、恐怖主义的生存条件。恐怖主义能在当今国际社会存在必定是有一定的生存空间的，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恐怖组织在国际间的发展空间也相对扩大，更能进一步的结成恐怖主义组织。在经济发展的同时，地区间的贫富差距也进一步加大，社会矛盾突出，产生对社会不满的极端分子增加，这使得恐怖分子在社会中有生存的空间。国际社会民族之间出现的矛盾以及国与国，地区与地区之间出现的矛盾也日益加剧，这些都是恐怖主义产生的有利条件。

5、恐怖主义发展趋势。恐怖主义属于非政府组织，在国际社会中的生存空间较小，难以寻找立足点，这是各种国际因素制约的结果，在他们制造恐怖活动进而产生破坏性，对国际社会的稳定构成安全威胁，但随着国际社会反恐措施的建设和发展，恐怖主义犯罪与人类社会发展的潮流是相互违背的，只能随着国际社会的进一步发展而灭亡。

二、国内外恐怖主义的立法研究

（一）国外恐怖主义犯罪的立法

最早的恐怖主义犯罪国际立法始于1937年的《防止和惩治恐怖主义公约》，直到20世纪80年代，联合国和其他国家组织制定一系列的有关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公约，反恐怖主义犯罪的国际立法中的大部分学者把劫持、绑架等一系列的行为确定为恐怖犯罪。这也是联合国对恐怖主义犯罪的认定，公约在打击恐怖主义犯罪行为上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在接下来的20世纪90年代，联合国再一次制定了与恐怖主义相关的国际公约，依次通过了《制定向恐怖主义提供自资助的国际公约》、《公约防止和惩处侵害应受国际保护人员包括外交代表的罪行公约》等四个条约，这些都是国际社会对恐怖主义犯罪的打击力度正在加大，而且联合国安理会还通过了三个反恐会议，成立了反恐怖主义委员会还进一步加强了国际间的司法合作和信息交换。联合国这一系列的立法都表明其意图都是解决恐怖主义犯罪的问题。

但是从一定程度上看，恐怖主义犯罪的立法也有一定的局限性，反恐公约不能直接适用，《国际刑事法院规约》规定，国际刑事法院管辖的范围主要有灭绝种族、侵略罪和危害人类及战争罪等。所以说实际上恐怖主义犯罪时不属于国际刑事法庭管辖范围内的。由于缺少专门的武装力量和审判机构，国际刑事法院对恐怖组织的威慑力并不大，而且就一部分恐怖组织的规模和财力支撑来看，完全可以和当地的地方政府和武装力量进行抗衡，他们拥有的经济实力和军用设备及军事能力也很大，这些都是打击恐怖犯罪活动的原因。为了达到打击恐怖犯罪活动的行为联合国安理会《联合国宪章》第七条规定，反恐部队有权力对恐怖组织进行军事行动，然后由国际刑事法院进行判决，这不但可以有效促进国际刑法的运行机制，同时也为各国开展反恐军事行动提供了合法性。

（二）我国恐怖主义犯罪的立法

由于近年来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的蔓延和恐怖势力的扩大，我国虽然作为国际大国，但恐怖主义犯罪行为在我出现的频率也在增加，已经影响到了我国的国家安全。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的手段具有多样化，这使我国在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活动的难度系数上升，导致恐怖势力进一步扩大。同时，由于我国对世界反恐组织的支持和强大打击力度，导致恐怖分子对我国的仇视心理上升，这在一定程度上会导致极端恐怖行为的发生，也使我国的反恐形势加剧，所以制定并完善我国相关反恐主义制度的法律和措施势在必行。

就目前来说，我国反恐立法单一而且缺乏执行性，我国也没有专门的反恐怖主义立法，有关恐怖主义的相关法律也只是在刑法中有部分体现，并没有具体的法律规范。法律方面对惩治恐怖分子制定相应的法律条款，使得在惩治恐怖分子的法律相对较为单一。而且刑法中也仅是单纯的规定了恐怖主义活动罪，但是并没有对恐怖组织以及恐怖主义犯罪的类型等做出相应的法律界定，这导致在对恐怖主义活动罪认定时候容易产生偏差，恐怖分子并不会受到相应的法律制裁，这也降低了刑事立法对惩治恐怖主义犯罪的打击力度和可执行性。

就我国来说，我国并没有专门的反恐怖犯罪的立法，上世纪九十年代到现在，我国虽然没有受到严总的恐怖主义威胁，但没有完全避免恐怖主义的威胁，依然存在一些恐怖势力，他们利用宗教矛盾、政治反动等形式制造恐怖活动，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公共利益在成严重损害，由于我国的反恐法律体系并不完善，所以导致打击恐怖犯罪犯罪的进程受到严重阻碍。

三、恐怖主义活动的类型和动机

（一）恐怖主义活动的类型

恐怖主义活动的类型主要有民族主义型恐怖主义、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极右型恐怖主义、极左型恐怖主义。

民族主义类型的恐怖主义主要出现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据不完全统计民族主义类型的恐怖犯罪占世界恐怖组织的三分之一，其所造成的影响范围波及广、危害程度深、严重威胁世界和平。宗教极端型恐怖主义则带有明显宗教色彩和具有团体性，他们捍卫所信奉宗教至高无上，采用暴力手段来铲除异己，并且试图建立单一的宗教制国家的残暴行为。宗教极端恐怖主义是当今世界存在的最严重的恐怖活动类型，是最活跃的恐怖活动而且具有惨忍性和狂热性。除此之外，恐怖主义还有极右型恐怖主义和极左型恐怖主义，极右势力主要是以教条形式，阻碍社会进步，对左派政党和组织采取的恐怖活动，该恐怖主义类型具有明确的目标对象：犹太人、有色人种、外来移民等，而且还具有又有不确定性，对广大的平民与普通公共设施具有很强破坏性。与其相反的典型代表是极右恐怖组织，这类组织大多数信息比较发达，一般与现代化信息网络融为一体，制造恐怖活动的频率较高，主要表现为对现行社会政治制度的不满，以暗杀、爆炸、劫持等恐怖活动的行为。

（二）恐怖主义活动的动机

1、经济和环境的影响

随着经济社会和社会环境的日益进步和改变，恐怖分子生存的法律空间越来越来小，大多位于地理位置相对偏僻和落后的地区，这些地区大多是生产力水平不高，生活物质资源缺乏，经经济发展水平地的地区。而且这些地区生产总值普遍偏低，贫富差距较大、弱势群体多，这些原因容易导致引发暴力倾向和出现具有攻击性和一些行为。

2、国际政治因素的影响

从国际政治局势看，恐怖主义组织产生的地区大多都为专制主义的独裁地区，政治局势混乱，人民群众的利益难以得到保障。还有一些国际大国干涉他国政治，导致的霸权主义。这就导致一些国家或地区的弱势群体，因为无法维护自己的利益而产生一些极端行为，严重的直接导致恐怖主义活动的产生。

3、民族矛盾的影响

国家地区之间的民族矛盾，也是世界上的一个重要问题。部分国家和地区，由于民族政策、民族歧视和压迫，导致弱势民族群体的利益和生命财产得不到保障，遭受严重的危害。进而使民族矛盾激化，这些民族矛盾都是恐怖主义产生的原因，也为恐怖活动的产生提供的条件。在二战后，民族恐怖主义渐渐带有民族分裂的色彩，他们仇视国家政治，反对国家统治，采取一系列的恐怖活动和军事行动来达到要追求的政治目的。

4、宗教信仰的影响

宗教信仰是产生恐怖主义犯罪的一个重要因素，具有浓厚宗教主义色彩的伊斯兰教徒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因为资本主义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推行，受到伊斯兰教徒的强烈反对，特别是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国家，一些宗教信仰的极端分子也会采取一些暴力手段进行反抗。

四、防治恐怖主义的对策和建议

（一）加强国内外立法工作

随着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发展，国际间的联系加强，恐怖主义组织之间的联系也在日益加强，而且跨国跨区域之间的恐怖活动也在增加，所造成的国际危害也越来越大，加强国际反恐合作已经成为不得不重视的国际问题。因为单凭一个国家的力量是无法消除恐怖主义威胁的，只有充分发挥联合国的国际优势，对恐怖主义进行打击，加强各国之间的反恐组织合作，才能对恐怖组织的存在造成严重威胁。结合本国恐怖活动的实际情况与国际反恐公约相适应，从根本上打击恐怖主义活动的发生，联合世界各国的力量，维护世界和平。坚决打击恐怖主义犯罪活动。

我国刑法立法虽然有相关恐怖犯罪的规定，但却没有明确立法。必须以实际情况增加相应的法律条款，进而制定出打击恐怖活动的刑事立法。由于我国反恐经验不足而且反恐活动历史较短，必须要在结合国际反恐公约的条件下建立我国的反恐立法，来维护我国的社会秩序二和保障公民利益。但是想要从根本上解决恐怖主义组织的势力，加一定要建立长期的反恐组织和反恐的相关法律制度，同时还要保护公民利益和财产安全。根据我国存在的客观实际制定相应的反恐法律制度，打击恐怖主义犯罪行为。

（二）消除恐怖主义犯罪的根源

冷战结束后，国际恐怖主义不断滋生和蔓延，美国作为国际强国，在全球范围内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一些处于弱势地位的国家和地区受到不平等待遇，长期不公平的待遇导致这些国家和地区产生极端行为。所以要从根本上解决恐怖主义存在的问题，必须首先破除存在的强权政治和不公正的国际秩序。只有实现了国际秩序的政治民主化，才能解决民族分裂的问题，减少恐怖活动发生的频率。同时，宗教情绪对恐怖主义活动的行为也有严重的影响，不能把宗教信仰激化成为产生恐怖活动的根源，压迫自觉抵制利用宗教主义进行恐怖活动的犯罪行为。

（三）树立反恐怖主义意识

树立反恐意识，对恐怖组织进行打击，维护世界和平与安全。恐怖主义组织的存在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实力作为支撑，并且还要有作为依托的政治力量，当前威胁我国的恐怖主义组织主要是“东突”恐怖主义。其组织结构比较严密，而且所用的现代设备和科技手段相对先进，这在无形中加大了我国对恐怖组织打击的难度。这就要求我国在进行恐怖活动打击力度时，根据实际情况结合客观进行经验总结，建立反恐法律体系，并完善相关的法律规定。

五、结语 进行反恐怖主义，必须从我国实际情况和客观条件结合，来制定和完善反恐立法，这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没并不是短期内就可以解决的问题。近年来发生的恐怖活动给我国造成的影响不容小窥，必须对恐怖主义活动进行强烈打击。增强我国的国防实力和经济实力，从根本上消除贫富差距和地区发展不平衡的问题，解决民族矛盾，从真正意义上打击恐怖主义，消除恐怖主义犯罪。

参考文献

[1]刘帅，浅谈我国恐怖主义犯罪的主要类型及防范策略[J].才智，2011（09）.[2]王小粉，恐怖主义犯罪的新特点及应对策略[J].知识经济，2010（16）.[3]雷康，戚超英，张彦文.中国应对恐怖主义的政策措施[J].政工学刊，2011（05）.[4]邹生才，李彩云.恐怖主义的定义与特征探析[J].学理论，2012，（1）.[5]杨秉，基于地理环境分析恐怖主义的活动与分布[J].才智，2009，（30）.[6]孙晓红，恐怖主义的根源及其防治对策分析[J].政法学刊，2003，（5）.[7]李悦勤，试论国际恐怖主义蔓延的原因[J].武警学院学报，2006，（3）.[8]王梓伊，民族主义型恐怖主义刍议[J].辽宁省社会主义学院学报，2006，（2）.[9]安高乐，从文明冲突的角度浅析恐怖主义产生的根源及解决办法[J].承德族师专学报，2009，（3）.[10][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M].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11]陈静.伊战后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态势及反恐对策[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5，（3）.[12]吴宁，周艳华.恐怖主义中的非理性因素及其对策[J].襄樊学院学报，2005，（6）.[13]孙宝财，吴志飞.谈恐怖主义的形成发展及反恐对策[J].武警学院学报，2009，（5）

[13]杨琪，惩治国际恐怖主义公约研究[D];南昌大学;2010年 [14]王国飞，恐怖主义犯罪定义研究[D];中国政法大学;2004年

第三篇：精神病人犯罪问题规制之我见

精神病人犯罪问题规制之我见

近年来，精神病人犯罪数量呈上升趋势，精神病人犯罪的刑事责任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

前几日，看到这样一则新闻：一名身患间歇性精神病的妇女草菅人命，相继杀死了其两任丈夫及亲生儿子。经司法鉴定，其杀人之时处于精神病发作期，因此，该妇女对其杀人行为不承担刑事责任。对于这样的处理，邻居感到惊恐不安，他们觉得此人像一颗重磅炸弹一般，时时危及着自身的生命安全。像这样的案件比比皆是，屡见不鲜，据统计，我国目前已有1600多万精神病患者，精神病犯罪的多发性及其造成后果的严重性已不容忽视。根据我国《刑法》第十八条的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的时候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的，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

由此可见，在我国，犯罪嫌疑人一经鉴定为精神病人或者在实施犯罪的过程中处于精神病病发期时，那么，公安机关立案的应撤销案件；已移送起诉的，检察院应作出不起诉决定；在审理过程中，法院应作出终结诉讼的裁定。值得注意的是，这条规定并不意味着精神病人犯罪在法律上不被认定为犯罪，而只是表明由于精神病人不具有责任能力从而不承担刑事责任。精神病人由于意识及意志方面的缺陷，法律对其进行保护，是出于人道主义的考虑，也符合刑法罪责相适应的原则。但是，一概将行为人放回社会，不仅被害人的心理得不到慰藉，更重要的是将极大地威胁到社会其他成员的利益。这种作法的缺陷可见一斑。其一，精神病人犯罪多为凶杀等暴力性的犯罪，社会危害性及人身危险性都很大，法律采取一味的“放任”态度将不利于社会的安全和稳定；其二，精神病人犯罪不仅是法律问题，更是一个社会问题。法律对精神病人的保护仅仅停留在事后不承担责任的程度，是无法根本保护精神病人合法权益的，使得精神病人犯罪的严峻性问题的解决失去了有力的保障机制；其三，由于有关精神病人犯罪方面的法律弱化了其应有的威慑力，且对精神病的鉴定事宜，法律未作出具体而明确的规定，因此，社会上有些人可能利用法律的空白，假装精神病人来逃避法律责任。针对精神病人犯罪问题，笔者建议从以下几方面来加以完善。对于精神病人发病时的怪异行为，人们早已习以为常，然而当精神病人发病时演化成暴力犯罪时，危害后果就不得不引起人们的关注。近年来，关于精神病人暴力犯罪的案件屡见报端，对他们的治罪量刑成为各方争议的热点话题，一方面，对他们的行为按照正常人犯罪进行处罚，可能有失法律的公平与严谨，而另一方面，他们的行为的确给被害人及亲友造成无法弥补的伤痛，更给公共安全埋下隐患。

法律界人士指出，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法律上主要分为三大类，完全刑事责任能力，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以及无刑事责任能力，《刑法》对于这三类犯罪的刑事处罚也有不同的解释

案例一 发病杀人监护人被判赔106万40多岁的曲某是山东人。1989年，他从山东工艺美术学院毕业后留校任教。4年后结婚，婚后经常因琐事和妻子发生争执，1995年离婚。2002年开始，曲某的精神状态出现异常。2005年他离职去北京，并以街头卖画、画素描为生。2006年，家人将他带回山东看病，病历记载：疑心、被害感3年，被诊断为偏执型精神分裂症，但曲某否认有病，拒绝吃药，又偷偷来到北京。可悲剧却发生了，2010年6月26日，曲某在北京与邻居曹先生家人发生纠纷，一怒之下将曹先生一家3口杀害

事发后，司法鉴定显示，曲某患有精神分裂症，实施违法行为时受精神病性症状支配，丧失辨认和控制能力，评为无责任能力，因此撤销对曲某刑事责任的追究。曹先生的亲属将曲某告上法庭，索赔民事损失130余万元。法院认为，2006年曲某曾被诊断为精神分裂症，其监护人未全面履行监护职责，导致伤害事故的发生，监护人应承担相应责任。对于曲某本人财产不足以赔偿原告合理损失的部分，应由监护人负责赔偿曹先生的亲属106万余元。

案例二

锤杀好友男子被确定患精神病现年27岁的陈博林出生时脑细胞受损，体质孱弱。16岁时陈博林与同学阿亮结为至交。2008年11月28日下午5时许，失业的陈博林决定去投奔阿亮，遂徒步行走5个多小时到达阿亮供职的兰州市皋兰县忠和镇银龙加油站。次日凌晨3时许，睡不着觉的陈博林对营业室的设备十分好奇，就在阿亮的指导下试着打开保险柜密码锁。柜门打开陈博林瞥见一沓现金后顿生歹念。凌晨5时，陈博林借外出如厕之机窃得柜内的2170元营业款，准备开溜时忽听到阿亮一句梦呓，误以为被发现，竟用一铁锤将阿亮砸死。而后，陈博林还拿走阿亮口袋内的6元钱和手机逃离

2009年10月23日，陈博林涉嫌抢劫罪在兰州中院受审，其辩护律师提出陈博林具有狂想症等精神疾病的观点。休庭后，法院建议该案退回补充侦查。后经鉴定证实陈博林系精神病性状的抑郁症患者，作案时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人。后法院一审以抢劫罪判处陈博林无期徒刑，并向被害人家属支付21万余元赔偿款。

我国《刑法》规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认或者不能控制自己行为时造成危害结果，经法定程序鉴定确认，不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在必要的时候由政府强制医疗。间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尚未完全丧失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的精神病人犯罪的，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对于精神病人的犯罪行为追究刑事责任得分开来看，案例一中，曲某长期患有精神分裂症，且案发时曲某正在发病，因此他是无刑事责任能力人，所以法院对他免除了刑事处罚。需要强调一点，对于这类案件，原、被告要求进行精神病鉴定的，必须向司法机关递交鉴定申请或重新鉴定的申请，是否同意鉴定由司法机关决

定。

对于精神病人的刑事责任能力法律上主要分了三大类，完全刑事责任能力、限制刑事责任能力以及无刑事责任能力。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主要针对患有间歇性精神疾病的患者，间歇性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时候具有辨认或者控制自己行为能力，因此，对于他们在精神正常时候的犯罪行为，应当负刑事责任。第二，对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他们是介于完全刑事责任能力与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之间的精神病人。这种人并未完全丧失辨认和控制自己行为的能力，因此，不能像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精神病人那样不负刑事责任，对这种人可以从轻或者减轻处罚。案例二中，陈博林在犯罪时具有控制能力，但经过法医鉴定患有抑郁症，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因此法院作出了这样的判决。

具有杀人行为的精神病患者如果不做安置，不仅被害人家属的心理得不到慰藉，对于整个社会来说无疑是个很大的安全隐患，因此一般将他们安排到公安部门下属的安康医院进行治疗。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作为精神病患者的监护人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责任，致使精神病患者肇事、肇祸，造成他人经济损失或人身伤害的，应负责赔偿损失或承担医疗费用，情节严重的一并追究法律责任。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他的民事责任。如果精神病人杀了人，其监护人就应当承担责任，通过监护人履行民事赔偿来维护被害人的权利。

通过精神病人的监护人来履行赔偿，我想强调一点，已经成年的精神病人，且其属于限制刑事责任能力及完全无刑事责任能力的这类精神病人，《民法通则》规定下列人员担任监护人：配偶、父母、成年子女、其他近亲属以及关系密切的其他亲属、朋友等。没有以上监护人的，由精神病人的所在单位或者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或者民政部门担任监护人。如果精神病人杀了人，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可以向上述具有监护义务的个人或单位提出民事赔偿要求或追加他们为民事被告。常亮就我国现有的法规及条件来讲，一些精神疾病犯罪嫌疑人发病的时间具有不确定性，而且一旦精神病人犯罪，其强度是相当惊人的，因此，许多关押场所不能也没有条件收押这些患有精神病的人员。我认为可在现有看守所或监狱设立精神病专区，配备精神病专业医护人员，制定实施详细的监管制度，实现分区关押。同时，对这些特殊人群，收监期间必须体现出更多的人道关怀，需要给予他们必要的监测、治疗。只有这样，才能真正保障公众利益，以及这些特殊违法人群的合法权益。

更多精神病人基本上处于“家庭监管”的状态，且往往承担不了长期且巨额的治疗费用，他们一旦发病，其监护人的自身安全往往都很难得到保障，就更别说履行监护义务了。在这种情况下，政府部门应当从公共安全的高度出发，承担起更多的责任，我认为，相关职能部门应该有固定的财政预算，专门为承担精神病人的治疗费用而设立一个公益基金，将对社会公共安全有隐患的精神病人送到医院治疗。同时，还要完善对刑事被害人的国家救助制度，通过国家对特定范围的被害人予以经济照顾。

一、加快精神病卫生立法进程。

精神病人之所以会危害社会，是因为其心理健康存在缺陷，那么，对精神病人最直接的保护无疑应当是治疗。近来，由于社会生活、就业等方面的压力日益增大，人们的心理健康问题已凸显出来，因此，《精神病卫生法》的制定和实施必须提上议事日程。《精神病卫生法》主要应当对精神病人的政治权利、劳动权益、财产权益、人身权利、婚姻家庭权益等方面加以保护，同时，对政府医疗措施、费用等相关方面，以及法律责任加以规定，切实保障精神病人的合法权益。加快精神病卫生立法有利于从根本上解决精神病人的犯罪问题。

二、刑法的修改和完善。

从我国刑法的规定来看，精神病人犯罪不负刑事责任，只是责令他的家属或者监护人严加看管和医疗，仅在必要的时候，才由政府强制医疗。而“在必要的时候”这样的规定过于抽象，可操作性不强。实践中，常常因无法把握，而使该规定留于形式。因此，我国刑法应当作相应的修改。例如，规定精神病人犯罪必须送到专门的医疗机构进行强制医疗，直到其经评估被认定为确实康复，不致再危害社会，才能准许其回归社会。与此同时，应对监督评估的主体、程序等进行严格规定，保证评估认定的有效性、合法性。英国以及我国香港地区、澳门地区的法律都有相关规定。

三、设立精神病人强制医疗机构。

与法律的修改相适应，我国市级以上的地区应当设立精神病人的强制医疗机构，专门收治犯罪的精神病人。这里的“强制医疗”意味着犯罪的精神病人必须被送入强制医疗机构进行医治，而不是“在必要时”，才由政府强制医疗。“强制医疗机构”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一种监管机构，只是设施及条件更象医院罢了。

四、监护制度的完善。

精神病多由心理健康问题所引起，对犯罪的精神病人的保护，不应仅仅停留在事后控制，而更重要的，应该是“管端控制”，即事前预防。从病理学的角度来看，对病情基本得到有效控制的精神病人，家人的关怀和照顾对病情的恢复和控制更为积极有效。和谐的家庭环境不仅使病人舒心从而稳定病情，同时，可以在最初防止病人在病情复发的情况下对他人造成伤害，因此，监护制度的设立和完善必然是事前预防最有力的保障。目前，我国《民法通则》第二章第二节对监护制度进行了规定，第十七条规定了哪些人可以担任精神病人的监护人。《民法通则》第十八条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监护人依法履行监护的权利，受法律保护。监护人不履行监护职责或者侵害被监护人的合法权益的，应当承担责任；给被监护人造成财产损失的，应当赔偿损失。人民法院可以根据有关人员或者有关单位的申请，撤销监护人的资格。该条是对所有无行为能力人以及限制行为能力人的监护人的职责作出的笼统规定。目前，我国法律尚未针对精神病人的监护问题作出具体、明确、详实的规定，然而，基于精神病人的生理及心理健康的特殊性，法律应当对这

一人群的监护制度作出特别规定。例如，监护人的职责应当包括对精神病人进行严加看管和医疗，而不应仅限于作为一种精神病人犯罪后的补救措施；对于精神病人侵犯他人的合法权益所造成的损失，监护人应进行赔偿。监护人尽了监护责任的，可以适当减轻赔偿责任。但法律应当明确规定“尽了监护责任”的界定标准。笔者认为，监护制度的完善应当从监护人的范围、监护人的确定原则、监护人的职责、政府作为监护人的特殊职责以及对于流浪的精神病人监护责任的确定等方面进行。

综上所述，精神病人犯罪问题的严峻性不仅表现在数量及造成后果的严重程度方面，还包括对该问题的处置，以及社会公众的心理承受能力等方面。因此，对精神病人犯罪的管理和控制问题的研究和解决必须提上议程。法律是保护公民合法权益最有力的武器，目前，当务之急就是要加快我国的精神卫生立法工作，并对有关的单行法规进行相应的修改和完善，切实保障精神病人以及其他公众的合法权益，使法律的公平、正义价值真正得到体现。

第四篇：俄罗斯的恐怖主义犯罪及反恐措施

俄罗斯的恐怖主义犯罪及反恐措施

张杰

 2011-02-04 15:51:39

来源：《俄罗斯中亚东欧研究》2004年第1期

【内容提要】俄罗斯恐怖主义犯罪近年呈上升趋势，不论是对个人实施的恐怖主义还是有组织的恐怖主义都有所增长。本文从把恐怖主义作为犯罪的角度分析其快速增长的根源，既有社会因素，又有政府和执法机关工作不力因素。要从立法、国际合作、心理培训及加强国家主权上化解不利的根源因素，以达到反恐目的。

【关键词】俄罗斯；恐怖主义犯罪；反恐措施；

【作者简介】张杰，1971年生，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涉外警务系讲师、经济学硕士。(北京100038)

一、恐怖主义犯罪快速增长状况

(一)当前恐怖主义犯罪日趋复杂化

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恐怖主义快速增长。这时，个人恐怖暗杀不仅针对政党运动代表人物、著名新闻人士，还针对企业家、银行家、商界人士。俄联邦司法部部长曾说：俄罗斯每天有一位银行家或企业领导人被杀。恐怖分子蔑视法律，拒绝诉诸司法程序，企图改变某种社会经济进程，极大地干扰了正在形成中的俄罗斯政治经济秩序。

同时，政治、宗教、民族等交织在一起的恐怖活动愈演愈烈。车臣事件及乌兹别克斯坦、格鲁吉亚、亚美尼亚、波罗的海恐怖活动频频发生。2001年发生恐怖案件402起，2002年发生360起，两年来，比过去增长18倍。平均年增长2.5倍[1]。

(二)恐怖主义犯罪快速增长和破案率极其不相协调

俄罗斯内务部资料显示，当前俄有10多个大的恐怖组织，其中有240个小团体，总人数超过5000个。最大团体的活动扩大到44个国家[2]。

2003年初记录在案的恐怖活动比上年同期增长20%。局势复杂紧张的南部增长80%。破案率却始终停留在恐怖主义犯罪总数的5%~20%之间。80%~90%的恐怖活动都达到了目的。恐怖主义犯罪率比反恐效率高出6~8倍。2001年立案侦察的402个恐怖案件中只侦破44个，破案率为10.9%，其中11个(约3%)定性为恐怖主义。

其余的没有侦破，谁干的都不知道。2002年360起恐怖案件只侦破86个。尽管仍低于其他案件破案率，但比同类案件侦破率提高两倍[3]。恐怖犯罪是造成俄罗斯警察比美国和欧洲国家警察死亡的几率高出2.5倍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恐怖主义犯罪快速增长的因素

恐怖主义通常发生在社会政治矛盾尖锐、社会关系紧张、国家制度受到破坏、局势动荡的地区和时期。俄罗斯恐怖主义犯罪的快速上升也是基于这种背景，一方面由于尖锐的社会政治斗争、财产和政权纷争，改变某个区域法律进程的企图的驱使，有组织犯罪和贿赂罪快速增长；另一方面存在一定传统动机、利益之争、地盘争夺、经济竞争、民族动机下的民族矛盾和冲突、思想分歧和社会犯罪化、心理疾病等因素。

(一)恐怖主义与民族分裂主义、有组织犯罪等形态复杂地交织在一起

恐怖分子试图给自己的行动戴上民族自由斗争的帽子。许多宗教教育用免费的优厚条件吸引贫困信徒。目击者证实，集会上一些教长不只读祈祷文，而且组织军事训练，进行思想渗透，教信徒使用武器和爆炸设施。一些清真寺教长，是瓦哈比虔诚信徒，在“高加索”营地接受过秘密思想和军事训练。他们是许多爆炸案的设施提供者。瓦哈比派信徒1999年在塔吉克斯坦制造恐怖活动被侦破后，又转移到车臣共和国。至今仍有多民族居民被扣为人质。

有组织犯罪与国际恐怖主义结合在一起使犯罪复杂化。车臣恐怖分子夹杂着来自阿拉伯、乌克兰和波罗的海地区许多国家的极端分子。中亚一带除车臣残匪外，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交界处的费尔干纳地区仍活动着一支约2000多人的极端主义武装组织。该组织成员有阿拉伯人、印度人、巴基斯坦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吉尔吉斯斯坦人、乌兹别克斯坦人和塔吉克斯坦人[4]，成分极为复杂。各类组织间不仅享受全球化资源共享的优势，且内部也彼此共享，构成一个资源互助的“国家”，超越现有国家范围，发展到国际规模，产生更多政治与刑事交织的复杂恐怖主义形式、合理与非合理的框架以及民族、宗教极端分子等社团。

(二)车臣地区的特殊性使破案率极低

一方面，长期以来针对当地居民没有任何刑法法典的约束；另一方面，车臣氏族传统上的重要问题要按照祖辈世代相传下来的方式解决，它超越了法律的约束力。人们一般不会把氏族中的犯罪嫌疑人交给联邦政权，因为他们不想“玷污忠诚的氏族心灵”。某些透漏案情的人，多数图有不轨，作伪证和耍花招。这些都使破案率难有起色。

(三)不同阶层间分配收入差距过大，造成巨大社会分层，大部分公民处在贫困线边缘，相对不大的团体享受着奢华品

人们抱怨大多数人的劳动支撑着国家少数富有的人们，生活在变坏，酗酒和吸毒成了生活不可分割的部分。这个久治不愈的尖锐社会问题，也是社会不稳定的因素之一。

(四)业务机构存在不利因素

1.与犯罪作斗争体系还不完善。各部门间相互合作比较弱，责任很少落实到具体人。执法机关缺乏充足的犯罪情况介绍，部门业务进展计划远远脱离现实。有执法机关的资料，却没有犯罪全警图，缺少关于犯罪统一体内经济、社会、政权、政治及其他因素的信息，一些情报人员不能及时提供情报。缺乏共同“国家信息银行”。执法机关对指定必须要保障的东西，保障得不够。这种恶劣条件不利于与恐怖犯罪作有效斗争。

2.反恐方案针对性不够。对恐怖主义主体过细的分化评价扩大了社会影响和普通刑事暴力犯罪的范围。国家安全体系对矛盾准备不够充分，应对措施不配套，计划缺乏深思熟虑。对犯罪组织功能缺乏深入研究，不能根据某次具体恐怖主义行动的规模、内容、动机准确果断地确定采取这个或那个行动方案，丧失了一些打击恐怖分子的良机。

3.国家缺乏对经商官员的立法约束。某些高级官员侵吞国家财富，在利益面前不知不觉地与犯罪分子勾结在一起。部分穿着警服的官员贪赃枉法。

(五)俄罗斯目前缺乏足够的国家监督和监管，民主自由被过分夸大和利用

1.公开的媒体和书籍成为恐怖分子获得信息的途径。监察力度的薄弱制约了反恐机制的发展。许多恐怖事件的共同点是，武装到牙齿的恐怖分子，能够携带大量令人难以置信的炸药，躲过警察哨卡，到达目的地。其原因之一是国家信息过于公开化，比如媒体公开展示水库、泵站等重要设施，包括原子能站的通道等。一些恐怖组织在秘密房间学习的正是了解水库、电站和军事设施的位置，为未来行动做准备。但没有及时吸取教训，包括莫斯科人质事件中，媒体的我行我素再次给人们敲响警钟。

2.恐怖教材被扩散。一些带有恐怖思想和方式的书籍得以出版。例如，2000年出版的《没有权利的战争》，用插图和文字注释详细描述了生产和使用保护燃料设施的各种方式，用各种交通工具置人死地的恐怖主义活动。类似指导恐怖主义者实施活动的材料还有《无政府主义者的厨艺大观》、《秘密攻击》、《战争入门》和《预备侦察》等[5]。

书中目录证实大量恐怖指导和它将引发的社会危害，这种现象是犯罪学的重要基础。俄罗斯刑事侦察经验显示，这些材料不仅扩散恐怖思维，而且带有其他违反社会秩序的犯罪。

(六)导致恐怖主义犯罪上升的外部因素有：一些周边国家政治势力转化成俄罗斯领土内的矛盾；一系列宗教和民族极端主义组织的反俄罗斯化加剧

目前俄急需劳动力资源，劳动力不足300万~600万[6]，但国家长期处于移民法空缺状态，使独联体及亚洲等国移民资源无序流动，给俄安全和社会稳定带来不安定因素。内务部副部长安得烈·车尔年科说，非法移民是导致犯罪快速增长的原因之一[7]。斯拉夫民族减少的趋势使固有的文化基础发生松动，民族与移民间发生一系列冲突事件，有重复以前其他民族与俄罗斯族之间习俗和生活准则冲突之趋势。犯罪团伙按本民族价值观念，在俄罗斯缝隙中滋生，建立自己的市场和服务领域准则，逃避莫斯科商品交易和服务行业税务检查，从事非法商业活动、武器和毒品买卖。最危险的是，其中许多正是恐怖事件的制造者。

三、俄罗斯采取了一系列反恐措施

(一)从国内立法上进行专门规范

把恐怖主义作为一个社会犯罪现象来看，采取相应法律程序和有组织的斗争是十分必要的。

1.完善现有法律体系，逐渐建立独立司法体系。恐怖主义首次在1994年俄罗斯刑法中被定为犯罪，这一年划定18个恐怖主义组织。1997年颁布加强反恐措施的总统令。1998年7月25日颁布了反恐怖联邦法律，有力保障了反恐法律基础。

处理突发事件缺少法律支持时，执法机关可以此为依据。国家成立了反恐联邦委员会及独联体框架内的其他机构。刑事立法上，1994年针对1960年颁布的刑法典补充关于恐怖主义条例。1996年新刑法典中关于恐怖主义的规范主要有：第205条(恐怖主义)，第207条(故意虚假举报恐怖行为)，第211条(劫持航空器、船舶或铁路机车车辆)，第105条(杀人)中所述具有恐怖主义犯罪特征的(即与恐怖行为有关的杀人)，第295条(侵害审判人员或审前调查人员的生命)，第317条(侵害执法机关人员的生命)，第357条(种族灭绝)，第358条(生态灭绝)，第360条(袭击应受国际保护的个人或机构)[8]。这些条目所述的活动都直接或间接地造成恐怖主义后果。

2.专家对现有法律局限性提出修改建议。任何法律都不是完美无缺的。俄刑法典关于恐怖主义犯罪规范的不足是缺乏：关于买卖大规模有害物质及其废料、微生物或生物基因或废料时，有害生物污染水源，污染空气，污染海洋，危害特别自然保护区和自然客体的法律规范。一些法律专家认为它们属恐怖主义犯罪造成的后果之一，应设立相应规范；此外，缺乏关于非法获得计算机信息，建立、利用和扩散有害物质的恐怖主义犯罪责任的规范。

另外，刑法典仅规范了针对社会安全、侵害人民或对政权机关决定施加影响的恐怖主义行为，而针对个人恐怖行为(如对俄屡屡发生的打死企业主、领导人和各党派积极分子、社会活动者及记者等行为)责任缺乏规范。

缺乏对恐怖主义融资责任的规定。2001年1月10日俄联邦总统令在《关于从2001年11月28日起履行联合国安理会1373号决议措施》中直接指出了制止和惩治金融恐怖活动并追究其责任的必要性[9]。根据联合国委员会针对关于反人类和平与安全法的研究经验，一些专家建议在法典第205—1章中补充一条关于“为恐怖组织提供资金的负有法律责任”的条款。

一些专家还指出确定扩散恐怖教材刑事责任的必要性。俄刑事侦察经验显示这些书籍中大量的恐怖指导造成严重社会危害性，不仅扩散恐怖思

维，而且构成其他违反社会秩序的犯罪。这种现象是犯罪学的重要基础。专家建议在第205条中补充：扩散印有大规模信息手段的公开刊物，旨在服务于领导、信息、框架，有助于恐怖主义活动的实施，伴随着发动恐怖主义活动的号召及资金帮助的，叫做扩散恐怖主义资料的犯罪[10]。恐怖主义作为社会、经济、民族、政治根源特有的意识形态、政治结构和专门机制，仅限于停留在刑法犯罪范畴内制裁是达不到消除目的的。

(二)针对全球化对恐怖主义产生的消极影响，俄意识到应在加强国家监督权与主权前提下推进民主进程

除第二部分第五点所述根源外，国际局势也促使俄意识到推行民主自由进程中的教训和经验。“9·11”恐怖事件和安然等系列公司丑闻不完全是全球化价值危机在美国对内对外政策的体现，而是美国民主进程的教训。正是美国式的“高度”民主自由使得恐怖分子得以在其领土完成训练和飞行等一系列恐怖活动的准备，这反过来影响美国人的民主自由的实现。这证明削弱国家监察和国家监管的民主自由，是脆弱和没有保障的。

同时，美国借反恐向全球推行、承担、帮助其他国家建立美国认为的民主自由时，又是以损失本国公民民主自由为代价换取的。伊拉克战争后，美国在开始承担他国民主自由建设的同时，美国本土不得不一再将警戒颜色上升，国外美国公民也纷纷遭受各种恐怖的威胁和袭击。实际上，这种方式的民主换取呈现出双输的危险。

俄罗斯正处于民主改革和市场改革进程中，从社会主义制度国家优先的原则向民主个人优先原则过渡。俄罗斯内务部副部长叶夫根尼指出：“我们的国家被吸纳到世界进程中，包括经济的全球化。俄罗斯不可能对这一实用主义，经济效能，民族思想的基础进程视而不见。我们不应当继续对企图压制我们民族利益，限制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的世界领袖抱有任何幻想。俄罗斯面前摆着复杂和尖锐的内部与外部问题，只有强大的国家才能治理它。”[11]他再次强调只有在加强国家管理和监管下的民主自由才可能实现。自由民主的滥用，给予恐怖主义分子以可乘之机。

(三)在反恐机制中采用心理对策

一般地说，个人、集团、政党和国家等恐怖主义主体以为通过合法、民主和法制途径不可能达到某种目的时，就要采取极端绝望手段。目前世界上还没有一个国家能成功地缩小这种危机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后果或者完全消除它们。俄罗斯正视本国所存在的危机，积极利用本国成熟的心

理机制采取对策。借助新闻媒体、出版物、艺术作品以及宗教、政治、法律、历史和民族关系方面的因素，向群众揭露恐怖主义意识形态，使居民对吸引他们参与恐怖活动的企图产生免疫力，扩大反对恐怖主义的社会基础，以控制敌对意识形态的扩张。

(四)内务机构采取一系列有效动作

俄罗斯涉及反恐业务的机构有：内务机关、联邦安全局、联邦税务警察局、对外侦察局、联邦边防局、联邦保卫局和国家改革委员会等。联邦反恐怖主义法规定，这些机构负责组织、实施、联合各部委，预防、打击和消除恐怖威胁，主要协调机构是政府总理领导的联邦反恐委员会，联邦安全局负责落实反恐措施。

作为反恐重要机构之一的内务部在近年来的改革中进一步发挥其功能。

1.2003年消除腐败是内务部的重要改革内容之一。加强与财产安全局的联系。挑选领导职位的候选人，要求执行和财产安全总局分支部门共同投票选举的程序。2002年取消了一些受贿人员职务，同时新任命350名各级干部填补空缺。

2.鉴于近年恐怖主义势力的猖獗，为支持反恐，俄罗斯内务部对内务机关和内务军队在财政上予以充分保证。最近两年联邦预算的开支提高了1.7倍。2002年给警务人员提高待遇1.7倍，内务部退休人员退休金额有所增长，保证了2001~2002年内务部获得的联邦预算完全到位，超过计划的167亿卢布(比最初计划的资金供给超出了14.4%)[12]。

3.改善警察与车臣当地人的关系，提高民族待遇。内务部把给车臣百姓提供帮助作为纪律和规则执行。如车里雅宾斯克州每个月向车臣共和国第三大城市阿尔古送去大量物资，包括建筑材料、教科书、学校用的运动设施、农作物种子、食品、医疗用品和衣物等。过去几年还在当地内务临时部大门由警察医生提供无偿急诊救助、药品帮助。这种直接支持赢得了车臣百姓的心，为反恐顺利进行提供了必要前提条件。

4.内务部开始参加维持车臣共和国秩序。针对车臣地区历史上警力有限、素质不高的特点，内务部近年采取就地培训的方法，建立临时工作处。

从大城市抽调业务骨干。组建一系列在莫斯科内务总局管辖之下的教学中心，派遣各行各业的教学专家实地教学。经过几年的磨练，临时处逐渐变成固定处，配备了专门技术装备，成为地方居民组成部分。如，车里雅宾斯克州的警察已正式纳入俄罗斯内务部武装力量和阿尔古侦察小组，装备精良，承担真正的警察职责。由于车臣共和国内务部的建立，缩减了其他区域警察出差执行任务的数量。此外，2002年车臣内务军部门的应征入伍数量缩减了21%，实现了俄罗斯内务部内务军第46旅的合同军的转化[13]。

(五)与非法移民积极斗争是反恐措施之一

2002年2月23日内务部成立了联邦移民局。这是俄罗斯在10年间，第一次制定理性移民政策，建立了登记检查移民制度(填写移民卡)[14]。

针对非法移民带来的不安定因素，2002年12月19日，俄联邦政府公布《关于俄联邦移民程序管理构想草案》。该构想是俄权力机关处理境内移民问题的基本指导文件。出台新移民法，旨在规范移民流动，使之转化为积极因素，促进经济发展，改善人口形势，进而保障国家安全。

(六)加强国际合作

恐怖主义矛盾是俄罗斯民族安全概念和对外政治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俄与世界一半国家未签署引渡罪犯协议，但已意识到国际联合打击跨国犯罪的紧迫性和广阔合作前景，它正加强与欧盟的联系，作为伙伴关系的既定目标及合作内容之一是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跨国犯罪。积极加入国际反恐公约和宣言，为消除国际恐怖活动寻求国家间各层次的相互合作。

1.与独联体国家合作。1999年10月8日，独联体国家以“极端主义及其具体表现形式——恐怖主义的问题”为首要议题召开外长理事会议，并首次举行“联合反恐怖军事演习”，加强反恐联合军事行动。同年签署的关于建立反恐中心协议(自2000年12月1日起生效)和其他相关文件在独联体范围内实施[15]。

2.与亚洲地区合作。面对国际恐怖活动热点逐步向俄罗斯与中亚地区转移，俄加强与该地区反恐合作。1998年9月28日俄外长伊万诺夫在美国纽约之行中指出，许多国家的高级官员表示：“愿意提供必要的信息和在制止恐怖组织活动方面进行具体合作。”中国、印度、美国等大国均表示愿意在这方面进行协作[16]。同时，中国、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俄联邦、塔吉克斯坦国家首脑比什凯克宣言，为反恐和反有组织犯罪提供了必要法律基础。

3.与西方合作。20世纪90年代国际反恐合作开始由以往的情报交流向技术与军事合作发展。1990年5月3~4日，俄与西方国家代表在莫斯科提出系列反恐合作建议，主要包括：交流反恐怖技术手段援救成果；适当时候请求他国给予反恐军事援助；促进联合国安理会在反恐中的作用；对支持恐怖活动国家实行国际性制裁等[17]。1992年4月，俄罗斯、白俄罗斯及东西欧22国情报机构代表在索非亚召开会议讨论各国反恐情报合作与交流[18]。

1995年12月，西方七国部长会议讨论联合打击恐怖主义活动。1999年签署关于惩治自1977年1月27日恐怖主义行动的欧洲公约，国家杜马三次开会批准通过(自2000年8月7日生效的联邦法律第121—3号)。1996年1月，俄总统赞同成立跨部门工作小组，与西方七国联合反恐。1998年10月，联合国安理会一致通过由俄罗斯起草的反恐怖主义决议案，坚决谴责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并呼吁所有国家全面履行一系列反恐怖公约。

要求各国采取的具体措施包括：通过双边与多边合作来防止和打击恐怖主义活动；对所有策划、资助或从事恐怖活动的人不予庇护，确保将他们逮捕、起诉或引渡；开展司法合作和情报交流等[19]。

虽然俄罗斯反恐措施取得了一定成效。然而局势依然不容乐观。要全面彻底消除恐怖主义，依然任重道远。

(责任编辑刘庚岑)

注释：

[1]参见В.В.Лунеев《Тенденции терроризма и уголовно-правовая борьба с ним》，《Государствоиправо》，6.2002г.[2]参见http：//www.xiexiebang.com2003，5，20.[3]参见李伟《国际恐怖主义问题与反恐怖斗争合作》(续)，载《国际资料信息》2001年第8期。

[4]参见В.В.Лунеев《Тенденции терроризма и уголовно-правовая борьба с ним》，《Государствоиправо》，6，2002г.[5]参见Евгений Грязнов《Вспомнитьипоумнеть》，《Милиция》，1，2003г.[6]参见《市场报》2002年4月23日。

[7]参见ЕвгенийГрязнов《Вспомнитьипоумнеть》，《Милиция》，1，2003г.[8]参见斯库拉托夫、列别捷夫主编、黄道秀译《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释义》上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版，第269页。

[9]参见В.В.Лунеев《Тенденции терроризма и уголовно-правая борьбасним》，《Государствоиправо》，6，2002г.[10]参见В.В.Лунеев《Тенденции терроризма и уголовно-правова яборьба с ним》，《Государствоиправо》，6，2002г.[11]参见ИринаИванова《Глобализация，государство，преступность》，《Мииция》，11，2001г.[12]参见《МВД России два года на пути реформы》，《Милиция》，4，2003г.[13]参见《МВД России два года на пути реформы》，《Милиция》，4，2003г.[14]同上。

[15]参见斯库拉托夫、列别捷夫主编、黄道秀译《俄罗斯联邦刑法典释义》下册，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页。

[16]参见李伟《国际恐怖主义问题与反恐怖斗争合作》(续)，载《国际资料信息》2001年第8期。

[17]同上。

[18]同上。

[19]同上。

第五篇：未成年人参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犯罪成因与对策

未成年人参与极端主义 恐怖主义犯罪的成因与对策

【内容摘要】青少年是祖国未来，发展的希望，是我国成为社会主义强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基础。然而由于未成年人身心特点，在恐怖主义泛滥的今天，极易受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思想的影响，甚至成为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组织的发展对象，近年来的恐怖活动中未成年人参与实施者不在少数，而且具有蔓延的趋势。因此，加强未成年人参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犯罪研究，强化预防措施，构建预防网络已成为迫在眉睫的课题。本文第一部分对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犯罪的内涵和二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分析，第二部分分析了未成年人参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犯罪的原因，最后有针对性的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希望对打击和预防未成年人参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犯罪具有借鉴意义。

【关键词】未成年人；恐怖主义；极端主义

一、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犯罪

（一）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内涵

极端主义犯罪是指个人或组织为了实现其严重脱离社会公认的价值观，排斥任何与之不一致的理念，而针对自身或第三者采取暴力或非暴力手段，造成严重社会后果，被国际条约或国内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由此可见，极端主义背离社会主流价值观，在极端主义认知中，他们的强烈意识就是，“不支持我就是反对我”。极端主义最典型的是宗教极端主义，因为“宗教发展到一定阶段很可能就构成一个精神的封闭体，人们尊崇着同一精神领袖，固守着本教的教义，遵守着本教的规定，排斥异教徒甚至仇视他们，这些都具备了产生极端主义的可能。”伊斯兰宗教极端主义就是肆意歪曲伊斯兰宗教教义的典型，认为非伊斯兰教的宗教都是“异端”。极端主义犯罪为达目的往往不择手段，他们常常采用的暴力手段，主要有放火、爆炸、劫持、绑架甚至是暗杀等，这些手段具有很强的冲击力，社会影响较大。随着社会的发展，释放毒气、网络攻击、生化威胁等非暴力性手段也日益凸显。

①

① 李群英著：《全球背景下的伊斯兰极端主义》，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9 7页。恐怖主义是指任何个人、组织或团体为了达到某种政治目的或社会目的、宗教目的，有组织、有计划地针对特定群体（或个人）甚至无辜平民使用暴力、暴力威胁或暴力性、破坏性手段，残害无辜、制造社会恐怖氛围，被国际公约或国内法规定为犯罪的行为。由此可见，恐怖主义的根本特征在于其政治动机，不管是针对平民实施的暴力犯罪，还是针对国家机构或国家工作人员实施的暴力袭击都间接或直接反映了恐怖主义一定的其政治目的。

直观上，极端主义犯罪和恐怖主义犯罪似乎都是恐怖暴力犯罪的象征，实质上两者虽然在行为主体、行为手段等方面具有一致性，但在价值追求、行为对象、组织化程度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从发展的角度讲两者也不是截然分开，极端主义在发展到一定程度后就会向恐怖主义犯罪演化。正如有的学者所言：“极端主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最大；分裂主义概念的内涵和外延次之，是涉及民族、领土问题的极端主义的一种表现形式；恐怖主义则是各种极端主义的最极端表现形式，如政治极端主义、宗教极端主义和（领土、民族）分裂主义，如果它们以暴力为手段，追求恐怖效应，则演变为恐怖主义。”

（二）我国对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犯罪立法

20世纪90年代之前，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在我国基本没有，因此，我国对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的立法起步较晚。1997年恐怖犯罪首次写入刑法，2001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我国对恐怖犯罪进行了重大修正补充，2011年又进一步提高了对恐怖犯罪的惩罚力度，2015年《刑法修正案

（九）》作出重大调整，进一步严密了反恐法网、加大反恐力度。引入了包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的 ① ②①

②古丽阿扎提·吐尔逊著：《中亚恐怖主义犯罪研究》，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页。

杨晖著：《反恐新论》，世界知识出版社，2005年版，第19页。图书、音频视频资料或者其他物品”、“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行为”等概念，增设了“准备实施恐怖活动罪”、“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煽动实施恐怖活动罪”、“利用极端主义破坏法律实施罪”、“强制穿戴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服饰、标志罪”、“非法持有宣扬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物品罪”等六个罪名，并对“资助恐怖活动罪”和“拒绝提供间谍犯罪证据罪”两项犯罪罪状，以及“组织、领导、参加恐怖组织罪”和“偷越国（边）境罪”两项犯罪的刑罚配臵进行了完善，进一步拓宽了打击恐怖犯罪范围、领域，提高了打击力度。

二、未成年人参加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犯罪的现状和原因分析

（一）未成年人参加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犯罪的现状近年来青少年犯罪逐渐成为社会的焦点，而且日渐呈现低龄化、团伙化、暴力化等特征，其社会危害日益严重。在暴力化特征方面，主要是未成年人参加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趋势和潜在风险日趋明显。尤其随着网络的发展，作为网络主力军的未成年人极易受到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思想影响，这一定程度上加快了这一趋势的进程。

基于未成年人的身心特点，恐怖组织招募成员正向未成年人群体转变。2015 年 7 月，一名涉嫌为“伊斯兰国”招募年轻女孩和未成年人的女性头目于 7月 7 日在西班牙被逮捕，西班牙方面称她与叙利亚境内的“伊斯兰国”恐怖组织有直接联系。随着叙利亚内战的爆发，大批外国公民接受ISIS恐怖组织的号召，到叙利亚参战。综合媒体报道和法庭资料得到的数据，其中来自西方36名女性，他们的平均年龄只有18岁。2008 年英国宣判 ①

① 王宏彬：《IS 女“蛇头”在西班牙落网 蛊惑年轻和未成年女性》，载《北京晨报》2015年7月9日。了一名15 岁少年参加恐怖主义犯罪，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但近几年来随着国内外恐怖主义的爆发，十三四岁青少年实施恐怖主义、极端主义犯罪活动已不再是新鲜事。而我国境内未成年人参加恐怖活动犯罪也屡见不鲜，2014 年 3 月 1 日发生在昆明的暴力恐怖事件的涉案当事人就有一名年仅 16 岁的少女。

（二）未成年人参加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犯罪的原因分析 1.未成年人自身特点

未成年人与成年人不同，他们在生理、心理上都处于成长期。生理方面，青春期的未成年人身体发育速度加快，身体各器官及功能急剧变化，此时，他们对物质、精神上的渴求极为强烈。这种生理变化使他们在适应社会方面常遇到困惑与不安，若不能及时地加以保护与引导，很容易导致人格、心灵的扭曲。心理方面，青春期的未成年人心理上渐趋成熟，独立意识产生，对成年人的依赖性减弱，情感色彩强烈，易冲动，此时的心理矛盾性明显，心理处于较复杂的状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未成年人的身心发育正处于一个由不成熟向成熟的过渡时期，他们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等思想体系也正处在形成之中。这一时期不加以正确引导，受到外界不良思想的影响极易走上歧途，这也是极端组织、恐怖组织将未成年人作为招募对象的重要因素。

2.宗教极端思想的渗透

恩格斯指出：“一切能够影响群众的精神手段中第一个和最重要的手段依然是宗教”。总书记在新疆考察期间也明确指出：“暴力恐怖活动根子是民族分裂主义，思想基础是宗教极端”。新疆的宗教文化主要反映为对伊斯兰教的信仰，而伊斯兰教具有深厚的文化渊源，对信徒的生活方式、民族心理、民族文化、民族感情影响深刻，因此未成年人在思想未成熟的情况下对 ①

① 恩格斯，《“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英文版导言》，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1页。伊斯兰教具有很强的依赖性，而且辨别是非能力弱、理想主义色彩较浓、逆反心理较强、易冲动，一旦受到迷惑、煽动、挑拨，很容易变成狂热的“异教徒”。境内外“三股势力”正是抓住这一特点，借助伊斯兰教传播的背景, 千方百计利用群众朴素的民族感情和宗教感情，毒害、蒙骗、煽动信教未成年人，灌输 “圣战”思想，并极力渲染伊斯兰教的排他性和狂热性，以此培养未成年恐怖分子。

3.经济环境因素

从恐怖主义发生的地域范围不难发现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犯罪与经济、环境因素具有必然的联系。据统计，我国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主要发生在我国西部新疆地区，截止到2014年4月，我国内地遭遇过恐怖袭击的城市共有12个，其中9个是新疆的城市，这9个城市分别是乌鲁木齐、喀什、巴楚、和田、鄯善、疏附、莎车、叶城和皮山县，其他3个城市是西藏的拉萨、北京和云南的昆明。这些地区自然资源匮乏、气候条件恶劣，如我国南疆地区干旱、盐碱，还有遮天蔽日的沙尘、干热风、冰雹、洪水等，这些恶劣的自然条件使得南疆农业成为典型的弱质产业，进而使天山以南广大区域成为脱贫致富难度最大的地区。恶劣的自然环境和贫困的经济环境致使教育资源落后，虽然南疆地区已经实行高中义务教育，但是教育质量没有显著提升，落后和贫穷一定程度上激化了矛盾，埋下了冲突的根源。

4.未成年法制教育在极端思想渗透中失效

青少年自身特点致使其容易受极端思想侵蚀，但这并不是导致他们走上恐怖犯罪道路的关键。因为未成年的心理特点是任何人都要经历的阶段，这个阶段是可控的，而且基于未成年人的可塑性，如果我们加强对未成年人的法制教育，就可以阻断他们滑向犯罪的途径。因此，青少年自身的特点只说明他们具有易于走 5 上犯罪的道路的可能性，而我们对法制教育的忽视却使这种可能性在一定条件下变成了必然性。因此，青少年违法犯罪问题的关键因素，在于法制教育在极端思想冲击下失效。因为，对法律的尊重和遵守，必须建立在知法、懂法和一定法律素养的基础之上，正所谓“无知者无畏”，如果青少年不懂法，那么就很难形成对法律的敬畏，触犯法律也就在所难免。而知法、懂法和培养法律素养重在进行法制教育。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言，“加强法制重要的是要进行教育，根本问题是教育人，法制教育要从娃娃抓起，小学、中学都要进行这个教育。”这直接指出了青少年违法犯罪的根本原因，指明了预防和减少青少年犯罪的有效途径，也就是加强教育，尤其是学校法制教育。

三、阻断未成年人参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犯罪的对策研究

（一）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净化未成年人成长环境 为未成年人创造和谐稳定的成长环境是从根本上切断未成年人向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转化的重要社会因素。因此各部门要齐抓共管，各尽其职，各负其责，形成保护青少年健康成长的社会网络。一是根据《刑法修正案

（九）》关于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犯罪的规定，依法严厉打击“三股势力”，时刻对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犯罪保持高压态势，要主动出击，露头就打，尤其是要深挖幕后人，打击教唆犯，切实斩断伸向未成年的黑手。二是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加强对清真寺等宗教场所的规范和监督，利用正面讲经引导人们向善，批驳宗教极端势力；同时严禁教职人员接纳未成年人参加宗教活动，对任何人诱骗、怂恿、胁迫学生参加宗教活动的行为进行严厉打击，对严重影响教学秩序的清真寺院坚决取缔。三是加强舆论引导，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各级文化宣传部门要加强研究，占领思想文化宣传阵地，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大力弘扬少数民族先进文化，阐释党的民族和宗 6 教政策，加强爱国主义教育，为青少年提供一个洁净的社会文化环境。

（二）加快经济发展，提高教育质量

我国新疆地区尤其是南疆，由于资源匮乏，民众经济条件较差，受教育程度较低，失业率高。在这种条件下，人们极易受到蛊惑，精神依赖于极端思想，成为滋生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土壤。正所谓“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加快地区经济发展，提高民众的就业和生活水平，使民众摆脱绝望，减少在精神上求助于极端宗教思想的行为。一方面，由于未成年人对成年人的依赖性，成年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减少，未成年人接触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机会就大幅降低；另一方面，经济条件提升，未成年人受教育程度也会随之提高，也就提高了团结是福，分裂是祸；稳定是福，**是祸的观念意识。

（三）构建社会化教育体系，抵制极端主义、恐怖主义侵蚀 未成年人参加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活动，与我们的教育在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思想面前失守具有重要联系。美国著名的恐怖主义问题专家约纳〃亚历山大指出：“恐怖分子并非是天生的，他们是在后天受到经济和社会环境的影响、接受教育后，才成为恐怖分子的。教育是非常重要的。”“如果不改变相应的经济与社会环境，不重视教育问题，即使破坏了恐怖分子的训练营，消灭了那里的恐怖分子，也不能消除恐怖主义”。①因此，教育部门要加强研究，主动构建学校、家庭、社会“三位一体”教育体系。教师要充分利用好学校载体和学生对教师的依赖加强世界观、人生观教育，把学校打造成抵制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的堡垒；学校、政府要加强与家庭沟通联系，摸清学生家长的思想动向，防止家长参加极端主义、恐怖主义导致学生因家长影响而参与极 ① 胡联合著，《当代世界恐怖主义与对策》，东方出版社2001年10月第1版，第395页。端恐怖组织；政府和社会要利用好警示教育基地、展览馆等场所加强未成年学生对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直观感受和清醒认知。

（四）前移开展法制教育的阵地

当前我国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也就是说接受九年的学校教育既是公民的权利，也是公民的义务。但是有相当一部分青少年在完成九年义务教育之后便踏上了社会，中断了学业，在我国南疆等一些贫困地区，甚至有的并没有完成九年义务教育并辍学回家。而这些青少年踏上社会之后便很难再像在学校一样接受到系统的教育，更何谈对他们进行法制教育。如果这些青少年在学校期间没有受过法制教育，那么在他们的思维中便不存在任何的法律观念，甚至缺少辨别是非的基本能力，对他们来说很难抵制极端主义、恐怖主义思想的侵蚀。由此可见，法制教育的阵地应当前移到小学阶段，要根据《中小学法制教育指导纲要》要求，结合中小学生的生活实际和成长特点，采取生动、具体、灵活多样的形式，编写适合于少年儿童的法制教育教材，或通过动画、多媒体等形式进行法制宣传教育。

（五）加强对互联网的监管，切断互联网传播恐怖信息途径 随着网络时代的到来，未成年人逐渐成为网络的一支生力军，网络也成为腐蚀未成年人的阵地。通过网络宣传极端主义、恐怖主义，诱导或招募大量未成年人参加恐怖活动犯罪愈演愈烈，渐成趋势。因此要加强互联网管控，利用互联网宣扬正确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严厉打击利用互联网蛊惑人心，传播恐怖主义、极端主义思想行为，尤其是对在网络上发布含有宣扬暴力恐怖、宗教极端、民族分裂等内容的音频和视频的行为，要坚决打击。同时要利用好互联网打好情报信息战，为打击极端主义、恐怖主义犯罪提供准确情报信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