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凌云土司文化的保护与利用

第一篇：浅谈凌云土司文化的保护与利用

浅谈凌云土司文化的保护与利用

□罗宗壮杨光茂

凌云，是古泗城州府的建制之地，具有漫长的土司历史，土司文化积淀厚重，据《凌云县志》记载：从元朝至正四年（1344）岑怒木罕始为泗城世袭土司至清朝雍正五年（1727）改土归流，岑氏土司在凌云有383年的历史。而今，土司文化遗存散落分布于凌云的山川、城郭、摩崖与秀水之间，在民间，土司风物故事还广为传说，在县城及近郊的壮族村寨，“壮家夜婚”等土司习俗仍沿袭至今。由此可见，土司历史是凌云历史极其重要的组成部分，抛砖引玉地吸取凌云的土司文化，对于发扬凌云历史传统，构建和谐凌云以及开展“三个文明”建设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如何保护和利用好凌云的土司文化，笔者想谈谈自己的意见和看法。

一、凌云土司文化的历史及现状

土司制度是封建社会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一种特殊的政治制度，即“土官土吏制度”，其前身是隋唐时期的“羁縻政策”，据《桂海虞衡志》记载土司制度曰：“地方水土，一并归附，尺寸土地，悉属官基；男女相配，给田使耕，教以武伎，世世隶属，谓曰家奴”。凌云的土司制度始于元代，明代至清初为鼎盛时期，止于清朝雍正五年，古凌云在岑氏土司的统治下，社会现象纷乱复杂，土司奴役属民，刮民脂膏，使得民不聊生，内部争权夺利，割据一方，讨伐不断，社会动荡不安。当然，土司对我县地方的经济建设、社会建设以及科技文化的传播是有积极贡献的，如清代泗城州土官岑继禄，他治理了龙渊河水患，开始在泗水河上修建中桥、接龙桥和太平桥，方便人们的通行，他也曾带兵出征滇黔，征讨明代最后一位皇帝永历帝，由于有功，泗城州被升格为泗城军民府，简称泗城府。

然而，在沧桑的历史变迁中，到今天我县的土司文化遗存已是寥寥无几，“天顺铁钟”、“火药碾槽”、“垫棺石龟”、石人和石马是我县馆藏的土司文物，而土司文物保护单位还有土司莲园、下甲钓鱼台石刻、五指山石刻、翠屏山石刻、中桥、接龙桥、太平桥和岑氏古墓等。另外，“壮族夜婚”习俗和一些土司风物故事是我县的土司非物质文化遗产。

二、凌云土司文化的保护

要保护好凌云重要而分散的土司文化，应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一是做好土司文物保护单位的“四有”工作，即树立有保护标志说明，划定有保护范围和建设控制地带，设立有保护机构，建立有保护档案。

二是博物馆需派专职人员定期巡查保护，做好防火、防人为破坏工作，严禁人们在保护范围内砍柴、放牧、从事生产劳动和建筑活动，发现问题要及时汇报和处理。

三是做好土司文化保护的宣传工作，向广大群众特别是保护单位周边的群众宣传文物法律法规，宣传文物是一种不可再生的文化资源，让他们树立“保护文物，人人有责”的思想。

四是在不改变原状的前提下，争取上级部门资金支持，抢救性地修复濒临灭绝的土司文化遗存。

五是对土司非物质文化遗产，注重抢救挖掘、收集整理、编撰研究和创新传承。

三、凌云土司文化的利用

在开发利用土司文化遗存的过程中，必须遵守“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加强管理”的文物工作方针，着眼长远利益，坚持永续利用、合理利用、科学发展的原则，在此基础上，开发利用我县的土司文化遗存来为凌云的社会建设和经济建设服务。

一是利用有教育意义和科学价值的土司文化遗存来开展精神文明建设，把土司文物保护单位建设成为爱国主义、革命传统主义和廉政文化等教育基地，把博物馆建设成为精神文明建设的阵地和窗口，例如2007年我县把“土司莲园”连同中山纪念堂一块开辟成廉政文化教育基地，让广大党员、干部职工和中小学生来接受教育，取得了很大的社会效益，社会反响热烈。

二是整合土司文化资源，把土司文保单位开发成旅游景点，开展土司文化旅游，提升旅

游的文化品位，例如开展土司文化一日游活动，线路为下甲钓鱼台—云台山—中山纪念堂—水源洞—博物馆—啸天龙洞（纳灵洞），这一线路的景点蕴含了厚重的土司历史文化。

三是结合凌云“山上、水乡、古府、茶城”的城市定位，正确处理城镇规划建设与土司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做到城镇现代化与土司历史文化相融合，传统古朴与宏伟气派相协调，突出凌云古府的文化特色。

四是以实物形式再现土司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包装创新土司习俗在舞台上演出，例如2009年凌云县茶文化节期间，在泗水河上以实物形式展现了土司文化传说故事“西村五姐”和土司习俗“壮家夜婚”，其中，“壮家夜婚”还多次与现代的婚俗相结合，在舞台上进行演出，这些形式，群众喜闻乐见，在展现我县厚重土司文化底蕴的同时，也让人们受到了教育和启发，使土司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得到了活灵活现的传承。

（作者单位：凌云县博物馆）

第二篇：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

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

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第三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学术研讨会发言摘登 钟义见

核心提示：10月19日，第三届“中国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学术研讨会在渝召开。在为期3天的会议中，专家学者围绕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进行了研讨。为充分阐释土司制度与土司文化深刻内涵，中国社会科学网记者特将大会发言进行了摘录，以飨读者。

土司研究中名词概念亟须规范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李世愉）

在土司制度的研究中，对规范使用某些名词概念尚未形成共识。比如，对土官、土司概念的讨论由来已久，然未形成定论。有人坚持认为，土官、土司分别指文、武土二职，也有人认为二者实质相同。后者更多强调今天的使用，众多文献也有充分的证实。前者则忽略了更多文献的不同用法，这样表述既不准确，也不能反映土司制度的全貌。

土官一词是土司制度建立后演变为土司制度的专用语，并赋予了新的内涵。土司一词是土司制度建立过程中出现的新概念，且使用极为普遍。以《清实录》为例，土司出现3678次，土官只有339次。我认为，使用“土司”一词更为恰当。我建议，在今后的研究论述中应统一使用“土司”、“土司制度”。这样不仅遵从多数人的习惯，更是为了规范化。

治专史者须重断代史之制度研究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商传）

明之土司见于《明史土司传》，所谓“西南夷来归者”不过湖广、四川、云南、贵州、广西五省。今有学者误将辽东诸卫列为土司，依据为《明史职官志五》于土官后附：“又有番夷都指挥使司三，卫指挥使司三百八十五……并以附寨番夷官其地”云云。此段文字附于土官之后，且无标题，故极易被误作土官之设置。其实，著史者于此段文字前已冠“番夷”二字，意在以有别土官。众所周知，辽东诸卫，为清起家之地，其事为清廷所深讳，修明史诸人焉敢直书其事？然于此亦不能无所记述，故含混书之。据《明会典兵部铨选》记，少数民族之官有“土官”与“夷人”之别，故分列“土官袭替”、“夷人袭替”二条，其制有所不同，虽亦有“达官”、“夷官”“依土官例”者，则更可知其非“土官”也。今日学者切不可潦草读史，治专史者，亦须重断代史之制度研究，以免误读历史。

应深化对土司制度的研究

（云南大学教授方铁）

我们应深化对土司制度的研究。1949年以来，土司制度是学界研究的重点之一，取得不少研究成果。随着近年研究视角的扩展，土司制度领域显现出广阔的研究情景，对诸多问题的探讨也需要深入。例如：中原王朝统治边疆的制度和做法，经历了从初期的简单、混同到后期的细致化和个性化发展的过程，其中以羁縻治策和土司制度最为典型。土司制度可研究的问题，包括边疆地区的社会结构、阶级关系、统治形式、社会文化、边疆各民族的观念和行为方式等。过去对边疆社会史的研究十分薄弱，我们可凭借土司制度这把钥匙，打开少数民族社会史研究之门。借助土司制度，可深入探讨土司地区社会的演变史、文化传承史以及居民观念和心态的变迁史等。

土司之乱成明代严重边害之一

（国家清史编纂委员会研究员李治亭）

西南地区的土司，“自元迨明，代为边害”。有明一代，270余年间，大约每隔七八年间，土司之间或土司与王朝之间就发生一次军事冲突，甚至大规模战争。土司之乱，已成为明朝的严重边害之一。入清以后，康雍乾三朝也多次爆发过规模不等的与土司的军事冲突。探索西南土司之乱的根源，是当今土司学术研究的一个重大课题。土司历来“各长其部，割据一方”，必然与中央集权的体制不相容。当其势力强大时，或为其经济利益的驱使，不时进入汉族地区劫夺人口，双方的冲突就不可避免；或受国家的管理体制所限，对土司的管辖不能直接进入中央行政管理体制。质言之，土司地区还没有实行郡县制，而土司自行其事，必与中央行政管辖权相冲突。土司制度被称为“天地间一大缺陷”，土司之乱，实质是国家统一的问题。清雍正时，依据国家与民族“大一统”理念，实行大规模“改土归流”，与土司割据势力展开激烈的斗争。废土司制即废除其特权，代以“流官”管辖地方，归入中央直接管辖，才从根本上铲除土司之乱的乱源，实现了国家对西南边疆地区的真正统一。

土司研究需要进行学术转型

（吉首大学中国土司历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教授成臻铭）

我国自1987年成功地加入《世界遗产名录》后，实现了世界遗产“零的突破”。目前，我国已有45个遗产列入名录，位列世界第二，在申遗方面累积了丰富的经验。土司遗产申遗，无论给地方政府还是专家学者，在文本编制和基础研究方面均提出了诸多挑战，这在基础研究方面表现较为突出。开展了一个多世纪的土司研究在土司遗址与土司、土司制度、土司文化的关联研究方面，仍存在诸多学术盲点。例如，“土司”一词的语境问题，封建王朝借助土司在高原、山地、河谷、海岛等不同地域进行差异化治理的问题，土司的民族版块分布与空间变化，对以土司遗址为代表的土司遗产学术价值与文化价值的挖掘问题等，仍然有待挖掘。

鉴于此，为适应学术发展趋势，加强土司遗产申报力度，土司研究需要进行学术转型，需要在多元文化整合和多样文化并存的视域下，以广泛分布于高原、山地、河谷、海岛的“土司区”为主体对象，与国内外致于力高原、山地、河谷、海岛区域治理研究的各个学科形成理论、方法及其他研究内容的对接，进而促成中外比较研究。唯有如此，才能顺利且准确地找到土司遗产蕴含的突出价值，才能更好地服务于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发展。

警惕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研究存在的不良倾向

（云南师范大学传媒学院教授邹建达）

近年来，随着研究的深入，有关土司制度和土司文化的研究出现令人欣喜的局面，但研究中存在的一些倾向应当引起关注和警惕。例如，一些国外学者和极少数国内学者，以一些现代西方理论来解释中国历史上的土司制度，把土司的设置或“改土归流”视为东方的殖民主义，把封建国家一体化的进程等同于西方的殖民扩张。另一个较严重的倾向是将土司制度泛化，将其存在的时间上推到秦汉时期，空间扩大到西南以外的东北、西北等边疆地区，把封建王朝的一些特定边疆民族政策均视为土司制度的内容。上述倾向有悖历史事实，必然得出一些错误的观点和结论，不利于学术的发展和学科的构建。还有，研究中理论归纳总结的缺失和碎片化问题也值得特别重视。

“改土归流”有利于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湖南吉首大学张家界学院副教授罗维庆）

土司制度的推行及废除，都是在少数民族主政中央王朝时进行的，这应该是站在少数民族自身的立场上，对治理多民族“大一统”封建国家考虑的结果。在我国封建社会发展过程中，尚未成熟的封建专制制度，既无能力也没必要将深山僻野的少数民族地区纳入其直接统治范围。“欲揭上腴之征以取不毛之地，疲易使之众而得梗化之氓，诚何益哉。”就是当时统治者心理的真实写照。但当封建制度发展到其顶峰时，既无法征税，又不可驻军，只能依靠世袭土司实行间接统治的土司制度，显然不能被己非常完善的“大一统”封建专制制度所容忍。解决土司割据一方的问题，自然提上了议事日程。康雍乾时期强盛的国力，保证了雍正及后继者“改土归流”政策的推行，土司制度的终结也就瓜熟蒂落了。“改土归流”并非是“拯土民于水火，救土民于倒悬”的民族解放，而是中央王朝以直接统治取代间接统治、仅限于少数民族地区的一项政治制度改革。不论封建统治者目的如何，“改土归流”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影响极其深远，不可否认导致了民族文化的迅速同化，但它同时也消除了割据，打破了闭塞，促进了交流，使少数民族群体逐渐融入了社会主流圈，形成了大一统国家的共识化意识、伦理道德、价值观念等，有利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和发展。

第三篇：土家族土司文化

土司文化

据资料搜集证明：茅冈土司内覃姓最盛，其次为田、向、彭、黄、庹、罗、秦等姓，这些姓氏全都是当地土民。经过几次征剿和通婚,特别是“改土归流”后，汉民族逐渐增加，茅冈也杂居有土汉苗族的人民。

茅冈土家人的个性：刚劲淳朴，勇于拼搏，守其信义，敢于追求争议，不惜自我牺牲，其类皆衲于言，而敏于行，易激愤，不善言巧。这就是土家族山水造成的“辛辣精神”。茅冈土家族民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接近彝语支的一种独立语言。土家族因受种种条件限制，有语无文。存于乡间土语略举稍许：土家族自称毕兹卡（本地人的意思）祖父叫爬铺，父亲叫阿巴，母亲叫阿业，叔叫安杯，叔母叫业捏，兄叫阿可，弟叫阿矮，儿子叫卵必，女叫必优，孙子叫惹必，孙女叫惹必优，外祖父叫嘎公，外祖母叫卡不，吃饭叫直戛，大米叫司里，肉叫食，碗叫切必，筷子叫不支，茶叫（日阿）泽，喝杯茶叫（日阿）泽、拉术服等等。土家族语法有一显著特点，即多为倒装语，如公鸡叫鸡公等。目前还流行的土家语言有：哈太（不懂），哈拉糊（傻瓜），冲（枪），赶仗（狩猎）放快（早晨说龙蛇虎）等等。土语地名有：杉那子、毕笼、土家旮、哈溪等等。

茅冈土家族服饰：男人裹青头巾，穿青灰色对胸布扣上衣，下穿青兰色大裤脚，脚穿草鞋，雨天带脚马。女人头插水红色小花，带银耳环，银手镯，上身穿绣花边青兰色满襟，下穿青兰色绣花边大裤角，脚穿绣花鞋，不裹脚。

土家族的文化，历史悠久，内容丰富，多姿多彩，并且贯穿于广大群众日常生产生活之中，如开荒锣鼓、薅草歌、澧水号子、放牛山歌、散花调等等。乐器主要有唢呐、大号、二胡、锣鼓等。特别逢年过节、集会就要跳“摆手舞”、“唱山歌”、“踢踺子”、“打飞棒”、“摔撑腰”、“卖龙车车”、“金二排”等。春节期间群众最喜闻乐见的是闹“花灯”、“阳戏”（俗称杨花柳）、“武术”、“气功”常伴于“狮子灯”、“龙灯”表演。各村寨还札有二、三丈高的“秋千”，男女青年打起来最为壮观。

茅冈土家族信仰与禁忌：土家族人崇拜祖先迷信神鬼，如供奉“大老爷、二老爷”（土家先祖）和“龙王三神”、“黑保大神”，并把士老司（巫师）、土医奉为尊敬的人。多数小孩在三至九岁的时候都请土老司“渡关”、“还愿”、“托帛”、“泼水犯”，如果成年长期生病，请郎中治疗不愈，就请土老司祛邪，土老司身穿法衣，手执宝剑，为病人“赶鬼”，还要“上刀山”（把罐头烧红），“摸油锅”（把油在锅里烧开），最后是“砍草人”、“扛马脚”（马脚抬着神飞天坎、溪坎）等。

土家的禁忌较多，如：过年吃年饭不能喝汤，年初一不准向外泼水，不能扫地，不能向外倒垃圾。早饭前不能说龙、蛇、虎、猴，早晨听见乌鸦叫是不吉利。进主人的屋不能脚踩撑架鼎（土家多在火坑用鼎罐煮饭吃），借水桶不能送空水桶，或挑担水，或在门外改双手提空桶送进厨房，借药罐不能送，只能主人去取。买药不能背，只能提在手里，嫁出去的女回娘家不能夫妻同房，妇女坐月后，母亲去陪女同房，三十天时，母女一起回娘家坐十八天，才能回婆家。寡妇不能引新娘入洞房等。

《六月六日——覃垕忌日》：茅冈土家族确信六月六日是覃垕被朱元璋的大将周德兴利用朱思济（覃垕的女婿）把覃垕从千山万峒中骗出来抓去杀害的，其时间按《明实录》记载的几件大事可以推断：明洪武五年（1372）四月长江大水，汤和入川大军在三峡被阻隔不能入川，便派曹良臣等约六万人增援周德兴围攻覃垕起义军，七月西上行军，六月六日覃垕牺牲时间是真实的。

茅冈土家族纪念覃垕的方式，这一天不晒衣，不晒书，以表示对覃垕的哀思，同时举行大的群众集会，“跳摆手舞”、“茅古斯舞”、“土司舞”、“气功”、“武术”表演等。“卫所区”的土家人，这天都晒皮袄、棉衣、字画。附会意思是免得蛀虫蛀坏覃垕偶像。（传说朱元璋杀害覃垕后，天昏地暗，闪电雷霆，朱元璋传圣旨扎成覃垕偶像，让他世世代代坐“位”七天。）

《过赶年》：茅冈土家族是腊月，月小二

十八、月大是二十九日下半夜，最迟天亮以前吃完年饭，这叫做“过赶年”。意思是土家族常被外族突然袭击，以防三十外族袭击，故提前一天过年。过赶年延至今天，只是一种传统从俗而已。

《赶仗》：茅冈土家人，一到冬天，很多男人，身背火枪，领着猎狗，去大山中“赶仗”（狩猎），一旦打得野兽，实行一种特殊分配方法，即至将死兽双脚捆绑好为止，所有到场的人平均分得一份，山中野物，见者有份，枪手则分得兽头。这种分配方法现在仍然在实行。

《打白工》：茅冈土家人，凡是私人建房、挑新田、开新塘、嫁女、结婚、老人丧事等，一律实行“打白工”，帮工者只在主人家吃饭，不取任何费用，不计任何报酬，不管五天十天都一样。尤其是丧事，不用主人邀请，同村同寨的乡邻会自动前往帮忙，不计任何报酬。

《婚俗特异》：茅冈土家人除了同姓不通婚以外，还有庹田二姓，覃秦二姓互不通婚。据说庹田、覃秦在大庸原来都是一姓，在历史上为了逃避“族灭”之灾，才由田、覃改庹、秦。截止目前，庹田、覃秦基本仍不开亲。

婚姻嫁娶礼仪：茅冈土家族的男女婚姻多为父母之命，媒娘之言，部分也有男女对唱山歌恋爱，但结婚都必须遵照繁琐的礼仪，如经双方父母同意后，要经过“订八字”、求婚、送上头礼、出嫁、迎亲、拜天地、拜父母、闹房等等。

闺女出嫁，家族陪以嫁妆，如：被、棉套、衣物等，闺女要在出嫁一月时间对长辈哭嫁，一直哭到嫁为止。男方到女方娶亲，女方族人在大门外拦门（摆两条长凳），男女双方的“迎亲”和“来亲”进行对话，答对了才敞开大门，让大轿进门，否则不准进门，如果两家新娘大轿在路上相遇，双方要停轿，新娘互换小手帕，然后各走一边通行。新娘进屋拜天地时，男双方亲不能当面在堂前，而是避在屋后（防止新郎新娘拜天地时，外族突然袭击）。新娘入洞房要“抢房”（看谁先进房今后就是主人），给新娘新郎送的“交杯茶”，双方都不能喝，只是接好放下。女子哭嫁，有的从婚前半月开始，有的从“上头”后开始。

《大丧夜唱丧歌》：茅冈土家人的老父老母去世后，举行“大丧夜”追悼活动，入夜近亲进邻的男女，都来点香扣头，哭诉一阵，同时打“围鼓”、吹“唢呐”。半夜以后，一些人就绕殡而行唱“丧歌”，直到天明，子女直接亲属都不能入睡，老母就唱“十月怀胎”、“二十四孝”、“目连寻母”等。挽歌：父母一梦入黄梁，永离幽冥痛感伤，生我深恩愧未报，养身大德怎能忘，鹤声啼断层悉云锁，猿泪洒干恨雨扬，更有许多添愁处，檐前滴水情愈长。安葬前要在灵前摆桌吃“分家饭”，给死者同样摆上一份。

《上梁》：土家族人把起新屋作为人生最大的喜事之一。因此，起屋时除选好屋场和设计好房屋试样外，把立架上梁作为根本吉兆，主人对此特别重视。上梁分选梁树；做梁画梁；吉日良辰上梁（即立屋当天）。上梁由主管木匠和请当地一位贤人进行赞梁，一问一答，如问：主梁主梁，生在何方，长在何地，何人见它长长？何人拖斧砍树？何人来把尺量？答：主梁主梁，生在峨眉山上，长在九龙头上，张郎拖斧砍树，鲁班来把尺量„„开始上梁，二人又唱：乙：手提酒壶闪金光，壶中美酒喷喷香，欢欢喜喜上屋去，要为主东赞主梁。甲：手端茶盘四四方，张郎造就鲁班装，四角造起龙凤样，金漆盘子摆中央，手攀梯子把梯上，满堂宾客喜洋洋。乙-：上一步，一步高升，天官赐福金满堂；甲：上二步，二步成祥，永保主东出贤良，万代富贵金满仓；乙：上三步，中三元，刘备关张访大贤，南阳有个诸葛亮，三顾茅庐下高岗。„„上十步，十美十全，张郎鲁班下凡间，修起高楼和大厦，主东富贵万万年。二人上至屋脊梁时，赞者喜气洋洋赞道：鸽子翻坐梁头，恭喜主东楼上楼，自从今日

上梁后，衣食住行样样有。另一人赞道：坐梁头观四方，主东住的好屋场，前面八步朝阳水，后面八步水朝阳。两人各坐一头边饮酒边赞一阵后，开始抛粑粑。首先是给主人做的两个大粑粑，赞梁者问主人要富，是要贵？主人答富贵都要。于是赞者将粑粑抛给主人，主人在下面用宽布接着。然后赞者将若干小粑粑往人群中抛，大家故意争着抢粑粑闹着玩。接着就是亲友用各色布挂在梁上，表示祝贺，谓之“搭梁”，此时鞭炮齐鸣，山乡一派沸腾。

《岩墓葬》：从前茅冈土家人曾实行“岩墓葬”，就是茅冈的七年寨西南的悬崖上还有岩墓葬遗址，青安、罗塔也有发现。

《土民的住房》：土民的住房都很简陋，多系低矮的茅棚草舍，少数土官拥有土砖木柱瓦房。

第四篇：土司皇城保护现状

土司皇城的历史及现今面貌：唐崖土司皇城始建于元朝末年（1346年），元朝时期在此设立唐崖司，到清雍正十三年（1735年）改土归流废止，历时389年。在明朝天启年间，土王覃鼎奉调出征，功勋卓著，朝廷赐建牌坊：正面书“荆南雄镇”，反面书“楚蜀屏障”。从第一代土司至末代土司覃梓椿止，共经历了18代。现存的遗址，规模宏大壮观，原貌可辨，南北宽约1500余米，东西长约2500余米，设东、南、西、北四处城门，街巷排列井然，正街分上中下三街，条石铺砌。自改土归流260余年来，虽几经兵燹，但至今街道墙垣仍清晰可辨，部分建筑尚保存完好，是湘、鄂、川、黔边少数民族地区最典型、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一处唐崖土司城遗址。司城内外，遍布人文景观，最主要的有石人、石马、石牌坊等大型石雕，土王墓葬及古墓葬群、夫妻杉、妃子泉等数十处景点。虽至今日,街巷残垣断壁，柱础遗迹，依然错落有序，石阶踏砺，涡穴成槽。

土司皇城的保护现状：

一、虽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却无人问津

唐崖土司皇城在2006年5月24日国务院下发的《关于审核并公布的第六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通知》中确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至1980年进行大规模修缮以来，直到修缮完成至今，由于游客较少，文物管理部门就将土司皇城的保管工作交给一位老人负责，并没有正式的文物单位工作人员来管理。虽唐崖土司皇城有着丰厚的文化底蕴，是土司文化中的一块瑰宝，却并未发出耀眼之光芒。

二、唐崖土司皇城遗址，既是一部土司制度的兴衰史，又是一部土家族的断代史，具有

较高的史学价值。但是却未见有史学家对其史学价值进行开发

土司皇城始土司制度的产物，与土司制度的发展演变密切的联系在一起，唐崖土司皇城的兴衰是我国西南地区（尤其是土家地区）土司制度兴衰的缩影，为我们研究土家族土司制度时期的军事、文化、政治等各个领域提供大量的实物依据。可是面对丰富的史学实证却不曾看见有多少的考古专业人员入住土司皇城，对其价值进行较深的研究。

三、唐崖土司皇城既是历史文物，又是土家人民建筑艺术和文化等方面的体现，有配合周边的景点，有较大的旅游开发价值，却未见有何等表示

土皇陵虽全是用当地石料建造，看起来却更像是一所仿木结构的行宫，带有雕刻的小格窗、屋檐、筒瓦及可以开合的石门，窗眼的钱纹图案、室顶的花卉雕饰以及石雕的麒麟小兽，均彰示着墓主人显赫的地位，同时也显示着当时土家工匠精湛的工艺水平，石牌坊、土王庙、罩马亭、石人石马等都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和旅游欣赏价值。如今的土司皇城确实人迹罕至、门可罗雀，何等冷清。

唐崖土司皇城不仅既有史学价值，又有考古学和民族学的学术价值，其建筑还有艺术价

值，更有旅游价值，是建立民族文化村的理想场所，为何我们不能将其好好利用一番，既可以满足史学等一系列的研究，还可以带动当地的经济发展，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却像如今这般弃之于不顾呢？

第五篇：文化文物开发及利用保护方案

非遗开发及利用保护方案

随着当今全球一体化文化的不断交流，更让我们认识到保护、利用与开发卓尼县 “非遗”的重要意义：首先，要提高全民的“参与意识”；其次，加强政府的领导和政策扶持；再次，让非物质文化遗产走进校园走近未来；最后，使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提升自身价值，打造出卓尼文化的品牌。

为认真实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切实保护、传承好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特制定本方案。

一、指导思想

认真贯彻落实国家、省、州关于实施民族民间文化遗产保护工程的通知精神，遵循“政府主导、部门配合、社会参与、重点突破、整体推进”的原则，按照“普查先行、重点保护、立法保障、合理利用”的基本要求，立足现实，把握机遇，趋利避害，循序渐进，努力营造文化遗产保护的舆论氛围和社会环境，逐步建立全方位、多层次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体系，切实将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引入全面规范的轨道，使我县民族民间文化得到有效保护、良好传承和合理开发，努力为实施“民族文化强县”战略，打造文化咸丰、魅力咸丰积累文化资源，促进全县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开发利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应当支持代表性传承人开展传承活动，保护属于该项目组成部分的实物和场所。

二、保护范围

(一)民间文学：策墨林轶事、宗教故事、战斗故事、族源史故事、石媳妇传说、周茂周措传说、二郎缸的传说、藏族民间谚语、北山完冒语群、洮河沿岸语群、东部藏巴哇语。

（二）民间舞蹈：藏族舞蹈（巴郎鼓、阿伽）、土族舞蹈（换帽子、）法舞（载护神）、巫舞。

(三)民间戏剧：藏戏（南木特）。

(四)民间音乐：藏族民歌（拉依、强勒、哇杰勒、巴热）、土族民歌（卡西、鲁西）

(五)民间美术

1、唐卡、2、壁画、3、碉序、4、塔板房、5、洮绣、6、酥油花制作、7、剪纸、8、刺绣、9、木雕、10、棺木彩绘、11、一扦套平房。

(六)民间技艺：洮砚工艺制作、编制扎制技艺、书画装裱、麦索制作技艺、藏族服饰（三格毛服饰）

(七)民间知识：藏医藏药：

（八）人生礼俗：藏族婚礼（三格毛婚礼、土族婚礼）、藏族葬礼（三格毛葬礼）

（九）游艺、传统体育与竞技：

1、赛马

2、赛牦牛

3、大象拔河

4、举皮袋

5、拔腰、6、板棍

（十）岁时节令：

1、少数民族节日（插箭节）

（十一）民间信仰：1原始信仰（白塔寺、禅定寺、贡巴寺、达勿巴郎鼓舞）、2、庙会（草岔沟、石达滩庙、）

3、四月十五禅定寺相巴赛佛节、4、四月初八白塔寺庙会

三、工作任务

（一）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建立全县非物质文化遗产数据库和保护名录

由县文广局牵头，县民宗局协助，各乡镇（区）配合，组建工作专班，在全县范围内开展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普查。普查内容涉为上述保护范围所列的十一大类64小项，重点摸清我县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种类、数量、分布状况、生存环境、艺术传人、发展现状等。普查方式以个别采访、群众座谈、观看表演、问卷调查、查阅资料相结合，对所有民间艺术、民间艺人进行登记，建立名录，撰写单项介绍材料，、对于优秀的、特别是濒临灭绝的民间艺术运用文字、录音、录像、数字化多媒体等多种方式进行真实、系统、全面的记录。

在认真整理普查资料的基础上，建立《卓尼县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撰写各个艺术门类单项材料，并附图片，如《洮砚制作技艺简介》、《巴郎鼓舞简介》等；建立《卓尼县民间艺人资料库》，每个艺术门类各选择1-2人，撰写艺术传人单项材料。

（二）开展卓尼《民间艺术集成》和《文化遗产丛书》编修工作

县文广局、县民宗局负责组织专班，广泛收集各方面资料，并在原有基础上筛选和增补，认真修改，精心编排，提前完成各项准备工作。尽快印制成书。加快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的撰写和出版工作。一是对现在已成形或正式出版的书籍进行摸底登记；二是文化、民族部门组织力量选择重点撰写并出版1-2本。三是动员文联各协会及社会有识之士参与撰写。

（三）突出重点，切实抓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申报工作

1、将洮砚制作技艺和巴郎鼓舞申报世界级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2、将木雕、“三格毛”服饰裁剪技艺、土族民歌申报国家级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3、将棺木彩绘，麦索制作技艺，啊迦善巴等申报省级文化遗产项目名录；

4、县文广局、县民宗局负责全面普查，广泛征求意见，排列出亟待保护的其它重点对象，并组织力量修改加工，使之成为我县新的文艺品牌。条件成熟后，继续搞好注册申报和全国第三批或其它批次的重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申报工作。

（四）开展民间文化保护区和特色村的命名活动

各乡镇、村结合实际提炼1—2种本土特色文化，加紧打造、精心提高，并开展各项文化活动，使本土特色文化更鲜明，更具影响力。

1、命名民间文化保护区：

洮砚乡

文化艺术之乡

2、命名特色文化传统村落： 尼巴乡尼巴村

（五）加强对民间艺人的保护，壮大民间艺术保护队伍

1、鼓励和扶持社会力量积极创办民间艺术团体，对现有各类民间艺术团体和文化组织进行登记、适当时命名授牌。

四、合理利用与传承发展

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文化事项，它也要尊重事物的发展规律。不论是开发还是保护，只要违背了事物的发展规律，也总会变得不切合实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加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意见》（国办发[2005]18号）提出了“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方针，同时明确指出：“正确处理保护和利用的关系，紧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真实性和整体性，在有效保护的前提下合理利用，防止对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误解、歪曲和滥用。”“合理利用、传承发展”这给我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利用工作提出了一个基本方针，在这个大方针下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开发之间的矛盾也似乎并非不可调和。适度的保护与合理的开发会相辅相成的促进文化遗产的传承发展。但在适度保护与合理开发的过程中还有一些要点值得注意：

1、不能将开发置于保护的对立面上

要走出保护与开发“非黑即白”的二元论怪圈，保护可以是为了开发而保护，开发也可以是为了保护而开发。不能盲目的将开发置于保护的对立面上，单纯为了保护而禁止开发或为了开发而拒绝保护。开发者要有效利用保护者的工作成果，依照文化传统进行传承性的开发，而保护者则应当针对开发者的工作给出有效建议，以便开发工作在合理的范围内进行。

2、可以利用遗产开发当代文化产品但要与遗产加以区分

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都来源于民间，来源于生活并非为表演和旅游而设计，在需要进行商业演出和旅游开发时就难免会对遗产的部分内容进行变更，比如为了增强视觉效果在民间戏剧中加入声光电元素，为了增强音响效果在民间音乐中加入新式乐器的伴奏，为了提高制作效率在民间手工艺制作过程中加入现代工艺等等，经过这样的变更原本非为商业演出和旅游开发需要的文化遗产，就成为了一种既具有全新形式，又带有遗产元素，适合商业演出和旅游开发的当代文化创意产品。为了经济开发需要而利用传统文化遗产开发当代文化创意产品是应当给予支持的，因为它一方面带动了经济增长，另一方面也扩大了遗产的社会影响。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当代文化创意产品应当在推广时与传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加以区分，让当代创意产品的受众对于其改动内容有明确的认识，防止对于遗产的误解。

3、要允许遗产的自然发展但不能人为干预其发展

如前所述，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一种活态的遗产，需要由传承人代代相传，随着时代的变迁，随着传承人所生活的社会不断发展，遗产也会随着时代发生变化。比如在部分传统的苗族村落，火把节中的火把早已被工业文明的手电所取代；又比如在部分原来生产力落后民族地区，随着先进生产工具，人们已经在一些传统手工艺使用原来没有的电动工具。这些都是遗产的自然发展，是社会变革的必然结果。对此遗产工作者要持一种相对宽容的态度，不能过度的干预。但是文化遗产的自然发展也要尊重自然归律，不能人为的“拔苗助长”加速其变化，防止“邦子演员穿上歌剧演出服”的闹剧重演，防止对于遗产的歪曲。

4、通过科学记录的方式保护遗产的现状并努力保护遗产的活态传承

许多非物质文化遗产来源于生产力不发达的民族地区和农村，当今在这些地方正发生着快速的社会变革。在社会变革中人们思考的往往不是如何保护文化遗产，而是如何摆脱落后文化的束缚。当他们有朝一日过上他们盼望的“幸福生活”时，他们会发现他们的传统文化已经消逝，一些与时代发展“不适应”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已经消亡。面对这种情况遗产工作者不可能人为的阻碍社会变革，让遗产的传承人选择他们不愿接受的生活。我们应该做的是积极的通过多媒体的科学记录方式保护对于遗产记忆，通过收集与遗产有关的作品、工具保护遗产的现状，并通过改善传承人生活状态努力保护遗产的活态传承。尽可能真实的保持文化遗产的原貌，让后人更加真切的了解遗产的全貌，防止以后可能发生的对于遗产的滥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