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地利益问题的核心是土地制度改革

第一篇：土地利益问题的核心是土地制度改革

土地利益问题的核心是土地制度改革

土地问题在中国一直都是最基础、最敏感的问题，而国内房地产业的过快发展，又将这一问题推至风口浪尖之上。因为征地补偿能够得到的钱要远比辛勤耕作的收入高出成百上千倍，在可能获得征地收益的情况下，不少农民存在着“不耕地、等征地”的想法。不过，征地、拆迁过程中所产生的利益在分配缓解中却存在着极大的不公，因为级差地租中较大的一部分并没有被农民得到，而是落入了少数人囊中。在安邦研究团队看来，征地与拆迁的收益分配在国内是个大问题，目前国内与农民有关的拆迁矛盾和群体性事件，大部分是这个原因。国内由于农民不拥有土地的产权，耕地、宅基地都不是农民的，也无法进入市场转让，因此30年承包权的收益，只有在拆迁、征地之下才有可能产生类似于产权的收益，因此不少农民愿意被征地。但问题是，农民只分到土地增值收益中的很少一部分。只有中国实行土地制度改革，明确私有产权和农民对土地的利益，才能解决这个问题。在现有社会制度下，土地制度的再次改革是个难点，因为这涉及修改宪法。未来的土地制度改革，我们并不期望一步就实现确认农民对土地的完全产权，但可以采取分步走的方式，在明确农民对承包地拥有长期使用权，对宅基地拥有更多的收益权，这样才能为土地制度的改革打下一个基础。经验表明，土地确权加流转，才能实现同地和同价。这个顺序不可颠倒，否则一哄而起的“土地流转”，有可能歪曲改革并让改革背上黑锅。在“成都模式”中就强调确权先行，消除了土地制度改革的系统性风险，为深化改革加上了一道保险阀。土地制度改革是土地利益分配的核心和前提，如果不深化土地制度的改革，那么谈土地利益分配就如同为一栋危楼添砖加瓦。土地改革必会伴随着阵痛，但唯有如此才能为中国今后的工业化、城镇化、现代化铺平道路。

第二篇：土地制度改革

土地使用制度改革成就

一、土地使用制度改革（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使农民的利益与生产成果紧密联系，极大地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农业生产迅速发展，农民收人增加较快。从总体来看，中国广大农村已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向小康社会迈进。

二、在发展农业的同时，党和政府还大力支持农民在集体的土地上兴办乡镇企业，发展二、三产业，后来的土地管理法对此加以确认。乡镇企业的异军突起，使农村经济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使大量农民参与工业化、城市化的进程。

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经验

一、农村改革中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深受广大农民的欢迎和拥护，必须长期坚持下去。家庭承包制也需要随实践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和完善，对按人分包、不断调整、难于流转的土地承包办法，必须进行改革。政策既要保持长期稳定又要根据实际情况的变化及时调整。

二、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中央有部署，基层和群众都有要求，势在必行。要稳定、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为总的指导原则，坚持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坚持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妥善解决改革中出现的新问题、新矛盾，保持农村形势的稳定和农村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

三、必须以统一组织实施；以强化所有权、明确发包权、稳定承包权、放活使用权为基本内容；具体形式，可因地制宜，不搞一刀切。尊重群众的意愿、农民实际利益。

四、各地可根据实际情况，采取多种形式，放活农用土地使用权，逐步建立和完善土地流转机制。

五、农村土地承包制度改革要与村镇、道路、水利、学校、基本农田保护区等项建设以及计划生育、陈欠清理、农村产业和经济结构调整等项工作相结合。

现行农村土地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

近年来，我国农村土地制度建设取得了积极进展，促进了经济社会快速发展。但是，也存在一些值得关注的问题：

1.集体土地产权不完整。我国土地所有权主体还有待明晰，集体土地所有权同几级集体组织与农民的权利关系，法律规定不够明确，集体土地权未能受到严格限制。农民作为土地使用权人，其对集体土地享有的用益物权及收益权都缺乏法律保障和规范，权利行使渠道不完善。

2.农村土地确权登记工作还需加强。土地确权登记发证是土地管理和利用最核心的环

节、最基础的支撑。我国农村集体土地确权登记发证工作总体慢于城镇，且确权登记质量还不够高，没有完善而系统的农村土地地籍档案作支撑，承包地、林地、建设用地还未实现统一登记、一张图管理。

3.农村土地规划管理相对薄弱。土地规划是落实土地用途管制制度的主要措施。目前，农村土地规划却只落实到了乡镇一级，缺少村社层面的土地规划指导农村建设布局。

4.农村土地市场不健全。长期以来，农村土地的流转大多为自发、私下的，没有统一的交易规则，其流转更类似于大海捞针式的选择机制，不仅流转规模不大、价值实现形式相当有限，更缺少统一规范的农村土地交易市场。

5.农民财产性收入增收渠道狭窄。土地是农民最重要的资产，受市场不健全、流转范围有限等制约，农民很难在现行法律框架下变现其土地财产、获得财产性收入的跃增和财富的积累。

6.征地制度亟待改革。近十几年，我国农村土地征地的政府强制性、行政定价以及对公共利益的界定等始终存在争议，导致征地政策制定、实施中仍面临重重矛盾和压力，改革征地制度、缩小征地范围呼声仍然很高。

7.耕地保护缺乏市场化的奖惩机制。目前，耕地保护手段仍较单一，引导集约节约合理用地的价格杠杆、财税制度等尚未有效形成，尚未形成市场化的耕地保护利益机制，没有调动起市场主体参与耕地保护的积极性。因此，必须探索建立市场化的耕地保护制约和激励机制，让保护耕地有利可图。

第三篇：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是当务之急

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是当务之急

河北定州因征地引发的6位农民被打死的事件是令人悲伤的。不论这件事情的具体诱因是什么，其背后所隐藏的制度缺陷是不容否认的。如果不从制度变革上做文章，类似河北定州所发生的事情恐怕还会出现。遗憾的是我们的一些同志还想通过一些技术性的调整来解决现在的难题。如果坚持这种思路，只能使问题越来越严重，贻误改革时

机，产生更大的祸患。

“半截子土地产权”的特征

现行农村土地承包制是上世纪80年代初开始推行的。在这个制度下，农民获得了很大的生产自主经营权。农民用“交够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是自己的”这样的俗语来概括这个制度的特点。实行这个制度之后，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得到空前释放，粮食生产总量迅速增加，绝大部分农民在短期内解决了温饱问题。这个制度还支持了我国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使一部分农村实现了城市化，一部分农民走上了致富之路。

然而，现行农村土地承包制还是没有解决农民的土地财产权问题。过去的改革称得上是“半截子土地产权”改革。这种“半截子土地产权”有以下两个显著特征：

第一，农民在农业土地使用中的所谓承包权不稳定。承包地常常被村集体领导重新分配，农民俗称“三年一小调，五年一大调”。越是经济发达的农村地区，土地承包期限越是极不确定。据了解，最近某中部大省正在全面调整土地，主要原因是种地比较利益提高以后，一部分原来“放弃”承包权的农民重新要求归还承包权，并形成了社会稳定的压力。为了保护农民的土地承包权，中央政府做了许多努力。先是规定第一轮土地承包15年不变；第一轮承包到期后，政府又规定承包期再延长30年。针对一些乡村干部刻意歪曲土地承包制30年不变的含义的错误说法，中央有关文件明确指出，不仅农村土地承包制度不变，农民对自己所承包的具体的地块也不变。针对人口变动的影响因素，中央政府明确提出“增人不增地，减人不减地”的硬性政策，以约束一些乡村干部随意变更农民承包地的行为。但是，在实际工作中仍然未能纠正农民土地承包权被随意侵犯的行为。

农民土地承包权难以稳定有复杂的原因，但根子是“半截子土地产权”。农户家庭人口变动使土地承包的人均数量发生变化，一些农民希望调整土地，是重要原因。一些乡村干部通过变更土地承包捞取好处是更为重要的原因。现行法规的不配套、不完善也给土地承包权的变更留下了漏洞。虽然有相当多的农民拥护中央的政策，但因为土地的“集体所有”在实践中总被理解为村干部的控制权力，这些农民很难在土地承包权受侵犯时与干部们抗衡。正是由于这些复杂原因，土地承包权15年或30年不变的国家政策始终没有得到不折不扣地执行。这次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用“永远不变”这样强烈的语气表达了他对稳定土地承包制本来意义的坚定认识，也预示着中央政府将下决心为稳定土地承包权作出更有效的努力。

第二，农业用地在转变为非农业用地时，农民几乎没有议价的权利，导致大量土地交易徇私舞弊，养肥了一些开发商和一些腐败分子，让国家和农民双双吃亏。因为农民没有议价的权利，使得一些地方的土地交易成为一种黑箱操作，农民极度不满。为了解决这方面的问题，中央政府也出台了许多政策，但因为政策执行主体的利益往往与农民的利益不一致，结果使政策的执行总是被大打折扣。从记者的报道看，这次河北定州的土地交易纠纷与地方政府的违规操作有密切关系。去年中央政府出台了新的土地征用补偿标准，使农民的利益得到了较高程度的保障，但有效实行这个制度的成本仍然很高，因此很难真正消除一些地方政府在土地征用中对农民利益的损害。

“半截子土地产权”的危害

土地承包不稳定对农村发展乃至国民经济成长有极大危害。只要土地承包期限过短，承包地块被经常调整，农民就不会在土地上认真投入，农业经济效率的提高将受到影响。承包权不稳定还将导致土地的使用权价格被严重扭曲，土地使用权的转让市场难以发育，土地资源的合理配置难以实现。更严重的是，现实土地承包制下使农民仍然有强烈的“占夺”公有土地的意识，导致农村大量土地成为农民的宅基地，出现农民住房大量空置与农民继续申请宅基地同时并存的现象，使农村空置房屋难以成为农民交易的对象。对“公地”更强大的掠夺力量来自乡村干部乃至各类“官商”，以至近些年农村耕地流失速度触目惊心，失地农民达到数千万之多。目前的土地制度还成为中国农村城市化的严重障碍，它使大量农民在放弃土地之后不能得到合理的补偿价格，无力在城市购买住房。不合理的土地使用权转让价格鼓励农民守住土地不放，使他们成为身份在农村、打工在城市的长距离迁徙的“候鸟”，创造出一种浪费无穷、痛苦无边的社会生活画面。如果把土地承包权永久化改革看作下一步推动农村发展、深化农村改革的焦点，一点也不为过。

目前这种“半截子土地产权”还导致农村

社会的不稳定。据了解，引起农村“群体性事件”的首要原因是土地纠纷，特别是征地中发生的土地纠纷。

“半截子土地产权”还给国民经济的宏观运行带来了不小的危害。按现行法律，农民进入设区的城市工作和生活，其所承包的土地必须交回村集体，不再享有作为集体成员之一的那种抽象的土地所有权。这个制度使农民在进入城市以后得不到放弃土地财产

权的任何补偿，农民也不愿意放弃土地，使得农民不得不选择定居农村、做工于城市的生活。这个法律规定显然不利于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到城市，也不利于城乡经济的统筹协调发展。这个由政策导向所产生的结果，造成了国民经济的深刻的结构性缺陷，极大地约束了国家对经济总量平衡和结构协调的控制能力。

由于现行土地制度及其关联作用的约束，劳资关系的某种可能的平衡受到破坏，给政府调节企业行为增加了困难。从资本方面看，一个国家的城市经济部门中一半左右的劳动力不是居住在就业点附近，而是不稳定地在大的地域范围里流动，无疑会给城市工商企业的发展增加风险。工商企业因此难以制定用工计划，也难以执行定货合同。2004年上半年出现的“民工荒”已经显示出这方面的后果。企业经营本来要面对产品价格变动的风险、资金运用的风险和各种竞争所产生的风险，现在平添劳动力供应的风险，这自然给国家使用传统手段调节经济增加了困难。从劳动方面看，目前的制度也不利于公正的劳资关系的建立，不利于人力资本的积累。本来，决定劳动力流动方向的主要因素是地区间的平均收益水平，而目前的制度结构使得土地远期收益以及劳动者流动成本也成为决定劳动力流动的因素。后两个因素很难成为政府调节劳动力区域布局的手段，这便增加了政府调节劳动力市场的难度。

现行土地制度给国民经济总量平衡的调节增加了困难。农民工进城就业，他本来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他占有了城市的就业岗位，同时也带来了消费的市场，从这个意义上说，不存在农民工与城里人抢饭碗的问题。但是，中国的农民工往往在城里扮演生产者角色，又在乡里扮演消费者的角色。在这里，“萨伊定律”（供应等于需求）的作用被打了折扣。这种情形导致两方面的效率损失。一方面，在宏观上，因为存在收入的转移，城市经济部门的总量均衡状态为总供给大于总需求，而农村经济部门表现为总需求大于总供给。产生“事后均衡”的途径是物价变动。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县以下的物价水平常常高于大城市的物价水平。另一方面，在微观方面，这种情况又导致农民作为消费者的福利损失，农民是高昂物价的直接承受者。这种状况同样增加了政府对宏观经济实行调控的难度。

土地制度的缺陷及其关联作用还压缩了中国市场，产生了“资本过剩”与“劳动过剩”一并存在的深刻的结构性问题。因为劳动者的利益保护的困难，使得中国廉价加工业品包含了制度性因素产生的成本“节约”，为国外市场保护主义者所诟病。同时，因为我们并不熟悉国际市场，而国内市场在低工资之下变得狭小，这就造成了“资本过剩”（表现为利率低）与“劳动过剩”一并存在的结构性问题。中国是一个有“有教无类”传统的国家，基础社会的百姓曾经享有高于欧洲国家的教育水平，可是现在竟然成了一个提供廉价劳动力的国家，想来让我们羞愧。我们的廉价劳动力主要是制度的结果，而不是所谓“素质”低下的结果。这个结构性问题加深了中国经济的二元结构的矛盾，同样给政府的宏观政策时时带来了困难。

如何改革“半截子土地产权”？

今年3月14日，温家宝总理在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答记者问时指出：农民对土地的生产经营自主权将长期保持不变，也就是永远不变。温家宝总理的回答不仅是指我国农村实行的家庭承包经营制度长期稳定不变，也是指农民对现有承包地的承包权长期稳定不变。总理的回答表达了中央政府准备进一步强化农民土地财产权利、真正实现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预期目标的决心。

农村土地制度如果再不做调整，将误国误民，贻害无穷。解决问题的出路是按照温家宝总理“永远不变”的指示下决心把土地承包权永久地固定给广大农民，使农民的土地承包权成为一种包含使用权、转让权、继承权和抵押权的土地财产权。为了实现这个目标，需要慎重工作，作好各项配套改革。要根据现有农村人口状况，适当调整承包土地，让土地承包更加合理，然后再使土地承包权“永久化”。要对农民的土地财产权的交易给予约束，防止短期内出现“大土地所有制”，避免一部分农民因丧失土地流离失所。要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和医疗保险制度，防止农民因天灾病祸出卖土地承包权。无论商业占地还是国家公益性征地，都要依市场价格与农民交易，使农民在丧失土地后有能力转移到城市从事其他工作。只要方向对头，这些技术性改革并不难做到。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只要有完善的制度，特别是有公正的法制环境，农民不会因为有了明晰的土地财产权而大量地随意出卖土地。常常出现的情况反而是农民不愿意放弃土地而导致土地集约经营出现困难。我们相信，中国农民也会珍惜自己的土地承包权；这种承包权越是因为“永久化”而固定为土地财产权，农民就越会珍惜自己的土地承包权。

当我们通过进一步深化改革，建立起农民的土地财产权以后，农村社会自然不会立刻变成天堂，一些问题不免要发生，但那时的问题一定比现在少得多。那种患得患失、不思进取的保守观念该抛弃了；尤其是那种固守教条、专挑改革毛病的左的思维惯性该改一改了。在关键时刻，政治家的决断具有扭转乾坤的作用。我们希望温家宝总理的土地改革理念能被付诸行动，依此推动新一轮中国农村改革走向深入。至于新的土地改革所产生的一些技术性问题，我以为并不难解决，只是在这里不适宜讨论。“好范文”版权所有

第四篇：土地问题

安徽宣城：村民组侵害准村民权益广德法院做帮凶被举报

作者：葛树春 来源：中国反腐维权网 时间：2009-06-23 00:25:32

尊敬的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刘顺道 院长 ： 您好！

本人中国反腐维权网（民间舆论监督联盟）总监葛树春，现致信阁下主要反映贵辖下广德县长安社区第 14 村民组村民傅祖汉所承包的土地被征用后 14 村民组却未全额分配其补偿款，起诉至广德法院却遭受司法不公等诸多悲惨遭遇。

2007 年傅祖汉户籍所在的广德县长安社区 14 组所有土地被广德开发区征用，14 村民组积极配合政府征地的同时也得到应得征地补偿款，在村民依法得到土地补偿款的同时，同为 14 组村民的傅祖汉却没有取得应得的土地补偿款，据了解傅祖汉家所承包的土地数量并不少于其他村民。

（傅祖汉指向自家先前的土地）

应取得 130500 元土地补偿款的傅祖汉却只得到该笔款项的 20% 这让傅祖汉十分无奈，多次找到村民组理论后却被告知这是大多数 14 组村民的意见，无论傅拿出哪条法律法规来反驳村民组的做法但都无济于事。为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07 年 9 月傅祖汉依法向广德县人民法院提起民事诉讼。07 年 10 月广德县人民法院依法判决傅祖汉享有 全额土地补偿款的分配权，赢了官司的傅祖汉并不乐观，原因是 14 村民组并没有依法履行广德县法院的生效判决文书，而广德法院也以没有执行内容为由拒绝为傅祖汉执行傅应得的补偿款。咨询相关律师并在中国法院网查询相关给付之诉和确认之诉案例后，傅祖汉再次向广德县法院递交起诉书诉求长安 14 村民组依法履行先前的判决书(给付之诉)，然而傅祖汉从 08 年 4 月递交判决书至今，广德法院也未将其“给付之诉”予以立案。傅祖汉曾采取多种方式向广德县法院递交起诉书，包括亲自到法院递交和通过邮寄的方式，但收到起诉书的广德县法院就是不为其立案，并且还无任何书面答复，令傅更为气愤的是因为此事上访至安徽省高院得到高院书函后广德法院某庭长面对高院的书函声称书函就是一张废纸，对此我们捉摸不透高院的书函在基层法院怎会变为一张废纸？！

面对法院法官嚣张的态度，广德县法院面对相关法律不去执行的错误做法后，傅祖汉求助于有关媒体，在记者介入该事后却出现了滑稽的一幕：知错的广德法院在傅祖汉没有申请再审的情况下主动为傅祖汉提起再审，顺应法院的做法傅祖汉依法增加了判令被告 14 村民组给付傅祖汉 108422 元的诉讼请求，诉讼的同时傅祖汉向广德法院申请财产保全，14 村民组的 108422 元至今仍在保全中（冻结中）。

最后法院下达再审判决书，纠正了先前审判中的错误后，判决傅祖汉享有与其他 14 组成员同等的土地补偿款分配权。对于傅祖汉请求 14 村民组给付其 108422 元的诉讼请求，法院却没有体现甚至只字未提。经咨询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不仅仅是确认之诉，其诉的性质是确认之诉兼有给付之诉。如果法院不依法作出给付傅祖汉应当获得的具体补偿费金额的判决，傅的起诉就会失去意义。傅多次找到广德法院理论得到的答复只有一个，既然上诉了便等中院的判决，另据了解此份判决是经过广德县法院审判委员会数名专家级法官的探讨后得到的结论，对此我们认为审判并探讨此案的法官并不资深，甚至其有违一名法官的职业道德，当事人提出的诉讼请求判决书里竟只字未提，这让其他闻听该事的新闻记者惊愕不已。根据 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 说明傅的户口是因合法迁入的，傅是该村民组的成员。另外 《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处理农村土地纠纷的指导意见》以及我国婚姻法及其相关司法解释中明确的证明了傅祖汉应依法享有与其他村民应有的土地补偿待遇，而有关部门却以长安社区 14 村民组的行为属于村民自治行为，并以此否定了傅祖汉的合法请求，对此傅祖汉认为这个理由太牵强。根据村民自治的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村民自治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侵犯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的财产权利。

在建设和谐社会法制中国的今天我们请领导在百忙之中过问一下此案，而还法律尊严以及事主公道！此致 恭呈 葛树春

2009 年 4 月 21 日于皖广德 本人联系邮箱： fanfucn@sina.com 本人联系电话： 010--87836605 附：傅祖汉相关上访材料。

上 诉 词

尊敬的审判长，审判员：

感谢法庭今天开庭审理我的上诉案件，我就上诉状的内容以及事实依据作如下发言；

被上诉人不按村民同等待遇给付我应该享有的土地补偿费全额的分配款是对我的岐视，是违反法律的行为。一，《宪法》第49条规定“婚姻，家庭，母亲和儿童受国家的保护。《民法通则》第4条‘民事活动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第5条：‘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10条：‘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一律平等’第74条：‘劳动群众集体组织的财产属于劳动群众集体所有。。。等等。’

二，我自1989年就招亲到被上诉人村民组吴开胜家，同时户口也迁到被上诉人处，已有20年（有我的身份证，派出所的户籍证明和被上诉人村民组和长安社区的证明为证）我并在1995年有二轮承包土地，（有吴开胜家的土地承包证为证）。根据安徽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办法，第8条。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本村人员，为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第2款：与本村村民结婚且户口迁入本村的；第4款：刑满释放后户口迁回本村的；之规定：说明我的户口是因合法婚姻迁入的。

尽管我在2002年与前妻吴之月离婚，但我离婚后仍在承包土地。于2005年和非农业居民张芝菊结婚，我并没有取得非农业户籍，(本案中我也是嫁到城市的“入赘婿”)（有我的结婚证，我妻子的户口本和身份证为证）被上诉人如果这样对我，我岂不成了‘两头空’的人？

根据《安徽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处理农村土地纠纷案件的指导意见》第2条第一款规定；对于对于嫁入城市的妇女，如果其没有取得非农业户籍，应视为具有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入赘婿”的成员资格参照前述精神处理.。对于离婚、丧偶的妇女不论其户籍是在嫁出地，还是已迁入嫁入地现又回嫁出地生活的，均应以现户籍所在地确定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

被上诉人因土地被征用，在07年9月5号已经决定的分配方案及给付分配款时，人均分得130500元。依法应该给予我全额的分配款，到现在（包括青苗补偿费）我只拿到22078元。所以被上诉人还有108422元没有分配给我（有被上诉人村民组的分配方案和分配款到户表为证）.我的合法权利应受到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均无权剥夺。我是否有被上诉人村民组的成员资格，不能以该组“多数人的暴政”来决定，只能由法律做出统一的规定。

三，组 通过一审二次的审理，我的户籍在被上诉人村民已经有20年，我具有被上诉人村民成员资格已是不争的事实。对照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若干意见》的通知：第2项第2条第5款、“依法妥善处理农村集体土地征用案件，切实保障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等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4条的相关规定：村民小组，可以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征地补偿安置方案确定时已经具有本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人，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应予支持。正如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 庭长 辛正郁对《审理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中所说：土地补偿费在受分配主体范围内，权利是均等的，土地补偿费分配不是集体组织收益分配，不应该体现权利义务对等。只要是成员，就生而平等。如果没有法律的特别规定，我就应该和被上诉人村民组的全体成员共同平等参与分配。

四，一审法院应该判决被上诉人给付我土地补偿费的具体金额。确没有判，这是一审判决的瑕疵所在。正如上诉状中所说，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不仅仅是确认之诉，其诉的性质是确认之诉兼有给付之诉。如果法院不依法作出被上诉人给付我应当获得的具体补偿费金额的判决，我的起诉就会失去意义。我已具有被上诉人村民组成员资格，而被上诉人不支付给我应当分得的，已经分配的土地补偿费份额，法院又没有明确被上诉人应支付给我具体的土地补偿费金额。被上诉人应该怎么履行生效判决呢﹖法院如何执行生效判决呢？这种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判决对我就如同一张白纸。也是对法律的亵渎，对当事人的愚弄。直接动摇了法律的威信和权威性民事审判必须贯彻“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 指导原则，本案的一审判决不符合这一原则的。同时，裁判文书是一个案件处理结果的载体，给付裁判的可执行性和不超诉讼请求范围的原则。对判决结果应该明确、具体、完整到标的物的名称、数量或者数额、给付时间以及给付方式。因此一审的判决书，实体判决不具体，不明确。实际上就是一份不能执行的判决书，或者说是人为的制造“执行难”。

五，综上所述：请求中级人民法院根据《民法通则》第106条，第108条和《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24条之规定：判决被上诉人再向我支付108422元的土地补偿费，请支持我的上诉请求。谢谢。

回复

傅祖汉 发表于 2009/6/27 14:11 2楼 民 事 上 诉 状

上诉人(原审原告)：傅祖汉，男，1966年3月4日生，汉族，农民，住广德县桃州镇长安社区夏汤村11号《第十四村民组》。电话：*** 被上诉人(原审被告)：广德县桃州镇长安社区第十四村民组。住广德县桃州镇长安社区夏汤村《第十四村民组》。

负责人邹武旗，该村民组长。电话：*** 上诉人因与被上诉人广德县桃州镇长安社区第十四组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一案，不服广德县人民法院2009年02月23日(2008)广民一再初字第6号判决，现提出上诉。

上诉请求：

1.变更广德人民法院(2008)广民一再初字第6号判决； 2.改判由被上诉人立即给付上诉人土地补偿费108422元；

3、一、二审诉讼费用由被上诉人承担。上诉理由：

广德人民法院(2008)广民一再初字第6号判决书，由于没有明确具体的给付数额，因而其诉的性质为确认之诉。土地补偿费分配纠纷案件诉的性质，不仅仅是确认之诉。而是兼有确认之诉和给付之诉，因而在裁判上必须既确认资格，又判决给付义务。理由是：

一，征地补偿费分配纠纷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尚未决定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分配已经收到的土地补偿费，原告起诉要求确认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这种情形下仅仅确认之诉。第二种情形是本案这种情形。也就是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依照法律规定的民主议定程序，制订了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并在本集体经济组织内部已经分配了收到的土地补偿费。这种情形下，原告起诉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就包含了确认之述和给付之诉两种性质。即使从司法解释使用的请求“支付”相应份额的用词来看，也应当含有给付之诉的意义。

二，法院执行的困难并非法院作出给付的法定障碍。法院不能因为判决可能存在执行上的困难就拒绝作出给付的判决。法院决不可能因为债务人没有偿付能力而拒绝作出债务人履行债务的判决。三，如果法院不依法作出被上诉人给付上诉人应当获得的具体补偿费份额的判决，上诉人的起诉就会失去意义。如果法院判决确认了上诉人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后，集体经济组织仍不支付其应当分得的土地补偿费份额，由于确认之述的判决不具有可执行的内容，上诉人应当怎么办﹖被上诉人如何履行？是否还要另行提起一个给付之诉﹖这是不是意味着上诉人就只能得到一个空洞的、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这种不具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判决如同一张白纸，是对法律的亵渎，是对当事人的愚弄。直接动摇了法律的威信和权威性。

四、裁判书主文制作的技术要求应遵循：简要、明确、穷尽、用词规范、给付裁判的可执行性和不超诉讼请求范围的原则。所谓明确就是指裁判书主文应当严谨准确，便于当事人、其他读者和执行法官立即领会和准确执行。判决主文不满足可执行的条件，实际上是给执行出了难题，要么放弃执行，要么“违法”即根据自己的判断和解释执行，这是一个两难选择。无论作何选择，执行官都有不依法行使职权的嫌疑。实际上就是一份不能执行的判决。为此，判决书不能人为的制造“执行难”。基于上述理由，请求人民法院依法改判，支持上诉人的上诉请求。

此致

宣城市中级人民法院 附： 1.本上诉状副本 1 份 2.财产保全续保申请书 1 份

上诉人：傅祖汉

2009 年4 月23 日

村民代表会议决议侵犯村民权益时，村民是否可以诉讼维权？起诉的诉讼请求是什么？

推荐答案

只要个人的利益受到不法侵害就可以提出诉讼。不管这个不法侵害是来自个人的，还是来自某一单位或某一组织的。法律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三条：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

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

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2、《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条：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

补充回答，只要是确实受到侵害，即使是村民代表会议决定的，也是不合法的。村民委员会组织法只是规定了其决策程序必须是合法的，但程序合法不等于实体合法，只要是实体不合法，确实无理无补偿对某一村民或某部分村民造成伤害的，也是不合法的。可以提起诉讼。

初探村民自治决议引发诉讼之司法对策

作者：张政 发布时间：2010-12-09 17:34:47

199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七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随着这部法律的实施，广大农村地区民主意识深入人心，民主进程明显加快。农民通过投票表决形成自治决议，实现自我教育、自我管理，自我服务的自治模式。但是伴随着村民自治的深入，在农村地区也出现了一些新的矛盾。在法院受理的涉农纠纷中，村民以自治决议侵害个人合法权益为由，提起的诉讼案件数量大量增加。2008年最高法院作出《关于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若干意见》，对此类涉及村民自治案件的审理作出了原则性的规定:“在审理涉及村民自治决议的案件中，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当尊重和维护村民自治决议的效力。村民自治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要依法予以撤销”。但在司法实践中，地方法院对此类涉及村民自治案件的认识存在差异，导致裁判结果并不统一甚至大相径庭。写作本文，作者意在探究此类案件的本质问题，从实践角度出发，为案件审理和矛盾化解提出一条可能的思路。

一、对涉及村民自治案件的基本认识

（一）什么是涉及村民自治案件。最高法院对涉及村民自治案件并未作出明确的界定，我们来看看现实生活中人民法院已受理的案件情况。

例

1、周春华等14人与广元市经济开发区下西坝社区街道办事处活力村3组承包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纠纷案。活力村因集体土地被政府征用，而获得一笔土地补偿款。该村原有的村规民约中，明确规定凡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女孩的家庭，只能有一个女孩可以招赘女婿上门并享受村民待遇，其他女孩嫁出本村后不保留本村村民身份、不保留土地。在分配此次土地补偿款时，村民小组会议依据村规民约形成决议，明确周春华等17人属于“姑娘户”，不得参与此次土地补偿款分配。因此周春华等17人以村民小组为被告向法院起诉，认为村民小组会议决议侵害自己的合法权益，请求判令村民小组向自己分配该次土地补偿款。

例

2、王双玉与北京市昌平区沙河镇王庄村民委员会侵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案。被告王庄村委会制定《关于王庄村迁入人员缴纳集体积累的决定》，并将该方案在全村进行入户征求意见，70.9％的农户同意该方案。后因集体土地被征用，被告王庄村委会制定《王庄村关于高教园征占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再次进行入户征求意见，238户中169户同意该方案。后被告召集村民代表会议再次将上述2个方案付诸表决，34名代表中29名代表同意。原告王双玉认为上述两个方案未经法定程序，致使相关条款不尽公平，被告依据上述两个方案向外来户分配土地补偿款侵害了包括自己在内的全体村民的合法权益，向法院起诉，要求确认被告作出的《王庄村关于高教园征占土地补偿费分配方案》无效①。

通过以上案例作者认为，所谓涉及村民自治案件是指：人民法院受理的，村民不服村民自治决议决定事项，以自治决议侵害村民合法权益为由，请求撤销自治决议或主张享受村民福利待遇的案件①。

（二）涉及村民自治案件的主要分类

1、从最高法院民事案件案由分类：一个是“承包土地征收补偿款分配纠纷”;一个是“侵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

2、从原告特定身份分类：空挂户纠纷；外嫁女纠纷；外孙子女纠纷；外来户纠纷；入学、入伍户纠纷；超计划生育户纠纷；收养子女户纠纷等等。

3、从起诉依据分类：有户口有土地类（如外嫁女、外孙子女）；有户口无土地类（如空挂户、外来户）；无户口无土地类（如超计划生育户、收养子女户）；无户口有土地类（如入学、入伍户）。

二、对涉及村民自治案件中主要矛盾的认识

作者认为涉及村民自治案件共同存在以下两个主要矛盾：

1、村民自治决议与村民个人经济权益的冲突。例1中村民小组通过决议，决定周春华等17人不参与本次土地补偿款分配，导致原告未取得土地补偿款；例2中村民代表会议决定向外来户发放土地补偿款，导致原告认为自己应分得的份额减少。农村的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基础，而多数地区人多地少的矛盾非常突出，土地相对有限人口不断增加更加剧了这一矛盾。当农村土地被征用后，作为土地替代物的土地补偿费就必然成为村民为了失地后维持生存而争夺的焦点。

2、村民自治决议体现的多数村民与特定少数村民之间歧视及反向歧视的冲突。在我国农村地区现在仍然存在歧视外人、歧视女性、男尊女卑的观念。在集体利益分配的时候，这些腐朽的观念正好用来作为掩盖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的借口，从而引发纠纷。

三、实践中需要解决的认识问题

1、对村民自治决议的基本认识。

要在司法实践中处理好涉及村民自治决议的案件，首先应对村民自治有个基本的理解。村民自治按照民政部的解释②是：广大农民群众直接行使民主权利，依法办理自己的事情，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实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一项基本社会政治制度。它发端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发展于80年代，普遍推行于九十年代，伴随着人民公社体制的解体而迅速普及，成为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农村基层民主制度和农村治理的一种有效方式。村民自治的主体是全体农村居民，而不是局限于某一阶层或某一行业的成员；自治的区域是村，即与农村居民生活联系十分紧密的社区；自治的内容为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业，即村务；自治的目的是使广大农村居民在本村范围内实现自我管理、自我教育和自我服务，处理好与村民利益密切相关的公共事务，保证国家对农村基层社会的有效治理。

其次，必须明确村民自治组织的主体。《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二条“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由此可见村民委员会是村民自治组织的主体。

问题是，在审判实践中村民小组往往也被作为被告起诉。那么村民小组是否具有法律上的主体资格呢？《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条规定“村民委员会可以按照村民居住状况分设若干村民小组，小组长由村民小组会议推选。”。从这段文字我们看不到村民小组在村民自治中具有主体资格。再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八条“村民委员会向村民会议负责并报告工作”、第十七条“村民会议由本村十八周岁以上的村民组成”分析。村民自治的决策机构是全村村民会议，执行机构是村民委员会。村民小组会议并不是自治决策机构，村民小组当然也不具备（或者至少现在还不具备）法律意义上的村民自治主体资格。再次，村民自治决议的形式。村民会议通过的决定、制定的村规民约、自治章程，可以统称为自治决议。

最后，必须明确村民自治决议的性质和地位。村民自治是我国宪法赋予农民的一项基本民主权利，即在特定地域内的农民，享有在本村召开的村民会议上，直接投票决定本村的公共事务和公益事务的权利。村民自治决议，就是本村多数村民对付诸表决事项的最终意见，是村民会议的最终结果。全体村民都应当遵守村民自治决议，按照村民自治决议的内容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

特别说明一点，村民小组决议的性质和地位问题。《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了村民小组具有独立于村一级的土地所有权，独立行使集体土地的管理、使用和收益的权利。第十四条第二款、第十五条第二款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八条都规定了类似的土地管理民主议定程序。另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虽未将村民小组纳入村民自治主体，但将村民小组作为村的组成部分。所以，作者认为村民小组对集体财产作出的决议具有村民自治决议性质，是本小组村民集体意志的体现，在本村民小组内部全体村民应当遵守。对村民不服村民小组决议引发的诉讼，人民法院应当受理。

2、村民自治决议引发诉讼的原因

计划经济的惯性、传统习惯的影响、有限土地的制约、集体经济的发展、个人维权意识的加强、法律规范的缺陷。

3、司法实践中适用法律的问题

针对村民自治，现行的部门法只有《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会组织法》。该法虽授权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大常委会制定实施办法，但地方人大常委会一般也只对村委会选举制定了配套规定。理论界对将实体法与组织法合二为一的状况有很多研讨，主要集中在呼吁设立单行的农村村民自治法以及呼唤司法介入两个方面。这些观点对于法院也非常有借鉴意义，但就目前的审判实践而言，却只能立足现行法律、法规、司法解释来裁判具体案件。下面我们对这些法律法规和司法解释做一个归纳和分类： 第一、涉及村民自治内容的法律和司法解释:《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一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若干意见》第二部分

（六）1项、“在审理涉及村民自治决议的案件中，只要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就应当尊重和维护村民自治决议的效力。村民自治决议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侵害农民合法权益的，要依法予以撤销”。

第二、涉及村民个人权益保护的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三条、第二十四条；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提供司法保障和法律服务的若干意见》第二部分

（二）5项“要按照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等相关规定，妥善处理好征地补偿费用分配等纠纷。案件涉及农村集体成员资格界定标准的，要在现行法律规定框架内，最大限度地保护农民特别是妇女、儿童的合法权益”。

四、司法对策

1、审理规则：

⑴、承包地征收补偿费用分配纠纷案件，最高法院出台了《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受案法院应当直接按照此司法解释的规定处理。

⑵、侵犯经济组织成员权益纠纷中因不服村民自治决议的案件按以下规则处理。

第一、立案时，对原告进行释明，要求其明确是否主张撤销村民自治决（决议涉案部分）。主张的予以立案，不主张仍坚持起诉的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实践中，大量的原告仅要求判令被告向自己支付相应款项，而没有要求撤销侵害自己权益的自治决议。作者认为无论其主张的是土地补偿费还是集体福利，均属集体财产。集体财产的处分应当由全体村民自治决定，处分权在全体村民，而不在法院。人民法院仅能对自治决议是否合法合理作出裁判，不能直接对处分的具体结果进行裁判。否则，就有司法干涉村民自治的危险，村民自治就可能流于形式。当村民认为自治决议不符合自己诉求时，都可能一纸诉状告上法庭，这时法院面对巨大的案件数量，也是难以应对的。

第二、审理中重点审查自治决议程序是否符合法律规定，自治决议涉案内容是否违反了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程序合法，内容合法的，维持自治决议效力，判决驳回原告诉讼请求；程序或内容有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情形的，判决撤销自治决议。前文案例2，北京昌平区法院认为被告作出的土地款分配方案，经过村民代表会议形成了自治决议，原告主张确认该分配方案无效没有法律依据，判决驳回了原告的诉讼请求。原告不服一审判决上诉，二审终审维持了一审判决。

第三、关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问题。作者发现很多地方法院在案件审理中将原告是否具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作为审查重点和案件裁判的关键，比如陕西省高院出台了《关于审理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收益分配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详细规定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取得与丧失情形，与之配套对农村易被剥夺或限制参与分配的几种主体（如外嫁女）的收益分配作出了直接规定。作者认为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取得与丧失，在理论界尚有较大争议并没有形成通说。在没有出台全国性法律法规前，应以地方人大制定地方性法规为宜。在没有地方性法规作为依据的地区，法院审理案件需要确认取得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的，以尊重村民自治决议为宜；对原告认为自治决议剥夺已有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违法的，以法律法规有明确保护个人权益的规定为原则。比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中明确规定“承包期内，妇女结婚，在新居住地未取得承包地的，发包方不得收回其原承包地”。外嫁女基于仍然拥有承包土地就应认定并未丧失原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自治决议剥夺其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资格就是错误的。

2、处理原则：

对涉及村民自治案件，作者认为可从以下四个原则进行整体把握：“慎立案、慎撤销、重调解、重建议”。

⑴、慎立案原则。对涉及村民自治的案件法院应当慎重立案。村民自治制度本身就是一项农村治理制度，就是要通过村民自治的民主方式，达到农民的事务农民办、农村的事务农村办、农民内部矛盾由农民内部解决的目的。而我国农村地区受地区差异、经济发展差异等因素的影响，村民之间、村民与村委会之间的纠纷类型千差万别，解决纠纷的方式也是异常丰富。当村民个人权益受到侵害时，往往是村民内部没有达成共识和妥协。如果在村民民主决议前设置一个类似于听证或者讨论的程序，这样的共识和妥协更加容易达成。这样做有利于加强村民之间的沟通理解，有利于避免矛盾的产生和升级，有利于维护农村的稳定和谐。在司法实践中，应当对涉及村民自治决议的案件，除判断是否为人民法院受理案由外，还应以有无书面自治决议为是否立案的标准，慎重立案。对没有形成自治决议的起诉，当事人所主张的款项并没有被实际剥夺，侵权事实并没有形成。可以告知当事人首先寻求其内部解决或者向所在乡镇政府寻求救济。

⑵、慎撤销原则。对涉及村民自治案件，法院要慎用撤销权，保障农民民主权利，促进农村民主管理制度的健全。

村民自治的实质是一项农村村民自我管理的民主制度，本文反复强调这一点，就是希望法院同仁引起高度重视。法治与民主是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直接体现，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前进方向。在中国农村地区推行村民自治，既是我们党的重大决策，也是广大农村兄弟的热切期盼。民主来之不易，民主进程长期而艰巨，司法应当有所为，有所不为。“有所为”是指在我们的审判实践中，对涉及村民自治的案件，争取做到“以促成村民内部解决为主，以法院裁判为辅”。在案件处理的全过程，通过以案讲法的形式，向原被告进行法律释明，减少村民之间的对立情绪，强化村民依法行使民主权利意识，引导村民会议制定符合法律法规的自治决议。“有所不为”是指在案件处理过程中慎用撤销权，给制定了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自治组织自我调整纠正的时间，帮助自治组织在法律框架内正确行使自治权利。

⑶、重调解原则。一份自治决议引发了诉讼，必然是该自治组织内部村民之间发生了冲突和对立。这种冲突和对立既有经济利益的因素又有日常生活矛盾的因素（比如家族矛盾、宗族矛盾、派系矛盾、邻里纠纷等），这两方面因素共同作用下以自治决议的形式形成了对少数村民权益的侵害。这种现象在农村地区仍然大量存在，在短时期内即使是司法机关也难以解决，还需要村组通过各种渠道自行消化。所以法院在处理涉及村民自治案件时，必须工作的重点放在调解上，将自治过程中产生的矛盾，放在自治的框架内化解。

首先通过案件立案和审理环节，查清矛盾产生的直接原因。

其次采用走访的方式，到纠纷发生地的村组去。在村组干部和村民熟悉的环境中，与他们进行面对面的座谈。掌握纠纷深层次的矛盾，引导村民寻求正确的矛盾解决途径，避免将一般矛盾带入村民自治这一民主事项中去。针对村组干部在村民自治中的重要地位和重要作用，应当将调解工作的重点放在村组干部身上。现实生活中，村组干部普遍都是村民直选产生的，或者文化程度高，或者社会阅历丰富，当地的情况也非常熟悉，村民比较信赖。他们的公正程度、民主意识程度、法律意识程度，在现阶段能够极大的左右一项自治决议的合法合理程度。我们应当争取将自治决议中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问题向村组干部讲清楚讲透，争取将村民矛盾首先应当在村民内部解决这个观念灌输给村组干部。引导村组干部积极主动去教育说服其他村民，积极主动、合理合法的管理村务、化解本村组村民的矛盾。

最后应当对提起诉讼的原告进行教育疏导工作。一方面肯定他们通过司法途径保护自己权益的意识；另一方面应当向他们宣传村民自治的意义和作用，弱化他们与其他村民的对立情绪，引导他们接受与被告达成和解。

⑷、重建议原则。司法实践中，当法院的调解工作遇到被告坚决抵制时，或者法院依法撤销了自治决议时，为真正实现案结事了，真正实现受侵害的合法权益的保护，人民法院可以采用向地方政府发出司法建议、向地方党委、人大专题报告的形式，形成党委、人大、行政、司法四种力量的合力，促成合法的自治决议。

村民自治是国家对农村农民的管理制度。虽然人民公社解体后，政府退出了农村管理体系，但现阶段政府不能一退了之。村民自治是一个新事物，相应的法律法规远远没有健全，政府有责任有义务帮助村民正确行使自治权利。人民法院可以向纠纷发生地乡镇甚至县区政府发出司法建议，建议政府通过行政途径参与到矛盾化解工作中。

我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对人大负责并报告工作，当法院工作遇到自身难以克服的困难时，应当向人大报告，建议在立法途径寻求解决办法。同时，可以建议地方人大指派纠纷发生地的人大代表参与到矛盾化解工作中。

人民法院审判工作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人民法院审判工作也是围绕党的改革发展、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大局服务的。涉及村民自治案件的发生，大多具有国家或地方重点建设项目、城市基础设施项目、地方招商引资项目建设背景。化解土地征用过程产生的矛盾，保护农民依法取得失地补偿，就是对这些项目建设的重要保障。纠纷发生地的党组织和党员，同样应当承担起化解村民矛盾，维护地方和谐稳定的任务。法院可以通过党内程序提出建议，由其上级组织要求村党支部和党小组及其全体党员，严格执行党的政策，积极主动的化解本村组村民矛盾。本文案例1就是作者所在法院采用向地方党委政府建议的方式，由党委政府法院共同工作。促使被告转变观念，重新形成了向周春华等人分配土地补偿款的决议，并实际履行，周春华等17人全部在开庭日前撤诉。

综上所述，在法律法规尚未健全的情况下，人民法院审理涉及村民自治案件，应当慎之又慎，寻求多种渠道化解矛盾，努力实现保护村民个人合法权益与维护村民自治决议权威性相统一。

注明：

①检索自法律图书馆网站http://www.xiexiebang.com/cpws/cpws_view.asp?id=200401318300

②出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政部网站

第五篇：土地制度改革如何顺利推进

土地制度改革如何顺利推进

土地制度改革牵一发而动全身，建议先选取若干典型地区进行试点，再予以总结，上升到国家政策。与此同时，就改革进程和优先顺序进行全面部署。我的看法是，第一阶段，在总结现有土地改革试点经验基础上，扩大土地制度综合改革试点范围；完成承包地、宅基地、林地等确权登记颁证；推进土地利用结构优化和存量建设用地进入市场改革；实施以公平补偿为核心的征地制度改革；规范地方融资平台、扩大地方自主发债范围。第二阶段，重点形成城乡统一的土地市场；探索国有土地资本化经营模式；建立土地财产税制度，形成新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形成多渠道的地方政府融资体系。第三阶段，基本确立两种土地所有制权利平等、市场统一的现代土地制度和已规划和用途管制为手段的现代土地管理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