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土地征用补偿机制的问题研究

第一篇：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土地征用补偿机制的问题研究

《我国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土地征用补偿机制的问题研究》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市场经济迅猛发展的同时，对农村土地的需求随之膨胀，涉及少数民族聚居地土地征用需求量日益扩大。我国现行的征地补偿制度是计划经济的产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出现了许多问题，其关键在于补偿标准偏低、配套补偿措施不完善。因此有必要基于法律、制度安排等角度对我国现行的少数民族农村土地征用补偿问题进行系统分析与研究，找到并提出解决农村土地征用补偿问题的对策。

关键词：少数民族地区 土地征用 补偿机制

一、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土地征用补偿问题的意义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国家征用征收农村土地的现象越来越频繁，需要对农民进行补偿的情况也相应增多，土地的征用对民族地区的发展影响不可估量，对民族地区农村土地征用机制问题的研究是势在必行的。在对部分少数民族地区（广西壮族自治区、云南省、内蒙古、重庆市等地）的农村土地征用补偿机制进行研究和分析，是基于法律、制度安排等角度来考虑，具体如下：

第一，虽然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对土地补偿款的分配进行调整，但是所有的法律法规仅仅只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并且我国幅员辽阔，法律法规赋予了各个省市、各个地区制定本地地方法律法规的权限，各个省市、各个地区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在进行征地补偿时给出的标准也在实践中就产生了许多纠纷。

第二，近些年来, 由于城乡二元经济结构因素的存在, 土地征用机制出现突出的非合理性。合理征收利用土地资源, 保持农业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 已是我们必须重视和认真对待的一个极为紧迫和重要的问题。

第三，我国的农村集体组织以村委会的形式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以致当村民委员会的决议出现了明显对某部分成员不公的现象时，该部分成员得不到政府部门的帮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

[2]理，那么也丧失了最后寻求司法救济的途径的机会。尤其在少数民族聚集区中，[1]

如此现象极易引起民族矛盾、民族不团结现象，甚至有可能上升到国家政治问题，引起不可预见的影响，因此，研究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土地征用补偿机制问题势在必行。

二、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土地征用补偿机制的主要问题

2.1.征地补偿法律体系具有单一性

我国尚无专门的《土地征用补偿法》，土地征用由《宪法》和《土地管理法》来调整，但未规定应给予相应的补偿，同时，与之相配套的法律规范对于补偿制度的规定也缺乏可操作性。

虽然我国有多部法律法规对土地补偿款的分配进行调整，但是所有的法律法规仅仅只做了原则性的规定，并且我国幅员辽阔，法律法规赋予了各个省市、各个地区制定本地地方法律法规的权限，各个省市、各个地区结合当地经济发展水平，在进行征地补偿时给出的标准也在实践中就产生了许多纠纷。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七条规定：“征用耕地的补偿费包括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以及地上附着物和青苗的补偿费。”

《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实施条例》第二十六条的规定：“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所有；地上附着物及青苗补偿费归地上附着物及青苗的所有者所有；需要安置的人员由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由农村集体组织管理和使用；由其他单位安置的，安置补助费支付给安置单位；不需要统一安置的，安置补助费发放给被安置人员个人或者征得被安置人员同意后用于支付被安置人员的保险费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十六条 承包方享有下列权利：

（一）依法享有承包地使用、收益和土地承包经营权流转的权利，有权自主组织生产经营和处置产品；

（二）承包地被依法征用、占用的，有权依法获得相应的补偿；

（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权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十九条规定：“涉及村民利益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必须提请村民会议讨论决定，方可办理”。该法第二十条规定，“村民会议可以制订和修改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备案；村民自治章程、村规民约以及村民代表讨论决定的事项不得与宪法、法律、法规和国家的政策相抵触，不得有侵犯村民人身权利、民主权利和合法财产权利的内容”。[3]

从以上的的法律法规不难看出，对于征地补偿都是比较原则性的规定，导致实践中产生了许多问题。我国的农村集体组织以村委会的形式存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对村民委员会的工作给予指导、支持和帮助，但是不得干预依法属于村民自治范围内的事项。村民委员会协助乡、民族乡、镇的人民政府开展工作。以致当村民委员会的决议出现了明显对某部分成员不公的现象时，该部分成员得不到政府部门的帮助。《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第一条第三款规定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就用于分配的土地补偿费数额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那么也丧失了最后寻求司法救济的途径的机会。[4]

另外，在《土地管理法》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或个人进行建设，需要

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第2条第4款规定“国家为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对集体所有的土地实行征用”。

法律规定了征用土地的前提是国家为公共利益，但是公共利益的界定法律却没有明确的给出。这就给某些人以权谋私提供了便利和借口。而农民的素质普遍不高，法律维权意识也明显不足的情况下，更给了钻法律漏洞的人可趁之机。即使是用正当借口征用土地，其手续繁琐复杂，可参与性差，这也使农民在这个过程中被坑骗的几率大增。

土地管理法第47 条规定：征收土地的，按照征收土地的原用途给予补偿。征收耕地的补偿费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6到10倍。每一个需要安置的农业人口的安置补偿费标准为该耕地被征收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4到6倍。

即使没有遇到上面两种情况的坑害这种低标准的一次性买断使得农民的根本利益受到侵害。鉴于征用买断的土地大多都有增值，而农民本身在其中的获利甚至不足10%。

更令人忧心的是，上述3种情况往往不是单独出现，甚至常常全都存在。这更充分的体现了我国土地补偿的不合理性。农民对于土地的情怀是流淌在血液中的传统。而土地赔偿制度的缺陷却从根本上站在了农民的对立面上，我国自古作就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是立国之本。这种法律和制度上的缺陷是动摇国本的，必须引起重视。

2.2.征地补偿分配方式不合理

一是平均分配，即不考虑土地承包关系，全体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平均分配。二是分类分配，即结合土地承包关系，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进行分类，有土地承包关系的在享受土地补偿费的同时，也享受安置补助费；无土地承包关系的，只享受安置补助费。

三是按居分配，即将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分为常住人口和非常住人口，常住村民享受全额分配，非常住村民不享受或部分享受分配。

四是简易分配，即谁承包土地，土地征用款就归谁所有。

五是按权分配，即按照土地权属分配，土地补偿费归集体所有，由集体用于公益事业或用于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安置，安置补助费归征地农民所有。

从近年来的各地土地征用款分配纠纷来看，以上每种分配方式，都占一定比例。平均分配与《土地承包法》抵触，直接损害了土地承包人的合法利益，造成承包人上访不断。分类分配，由于各地掌握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所占比例的尺度各有不同，也带来了很多的矛盾和纠纷。[6]

2.3.部分集体成员资格不予认可，补偿标准失准

土地对于农民来说，不仅具有生产性收益，且具有非生产性收益。目前，个别地方在征地过程中，存在着土地征用目标泛化、征地补偿标准偏低等缺陷，并在一定程度上侵害了农民的土地权益。尤其是在部分地区，对农民的补偿又被层层截留，农民所得甚少，部分农民“种田无地、上班无岗、低保无份”。作为一[5]

个利益群体，农民虽人数众多，但在农村土地征地制度安排上处于不利地位。

我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风俗习惯差别较大，各地对于部分人员的成员资格认定的情况不一样，比如：入赘女婿、超生子女、丧偶或离婚妇女、养子女等是否属于本集体成员，各地做法不尽相同。在对该部分人员采取了与其他集体成员不同的待遇，完全不予补偿或降低补偿标准，从而损害了该部分人员的利益。

除此之外，随着我国经济飞速发展，随之引起物价上涨，各地的征地补偿标准多年没有变动，征地的货币补偿值普遍偏低，就会造成给予农民的补偿过低，而土地是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丧失了土地，农民就失去了经济来源。部分地方给予农民征地补偿款还不够农民在该土地上一年的经营收入高，必然引起农民抵制征地，暴力抗拒征地，例如南宁市良庆镇村民在补偿新法颁布前，农民因补偿过低不肯出让土地的例子，特别是部分地方领导在处理征地事件时态度蛮横，强制征地，采用非法手段，导致农民越级上访或群体上访事件增多。

三、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土地征用补偿机制问题的对策建议

3.1.完善相关法律体系

从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一些常委委员建议，应尽快修订和完善法律法规体系。全国人大常委会应根据执法检查发现的问题和新情况，进一步修订完善土地法，国务院也应当制定、修订和晚上相关的配套法规体系和土地赔偿的标准，使土地征用工作切实做到有法可依。

常委委员们指出，目前在实施土地法方面还存在一些问题。一是，对贯彻土地征用补偿法的意义宣传不够，公众的知晓度不高，参与度不强。二是，土地征用需要补偿还没有变成大多数公众的自觉行动。三是，一些地方政府认识不到位，土地征用补偿还只是停留在为了单纯的完成征用目标，没有同调整经济结构和转变发展方式紧密结合。除此之外，最高人民法院应能对征地补偿掌握权威司法解释：

(一)权威。所有“解读”均由亲自起草司法解释的最高人民法 院法官撰写，并经有关庭室负责人审定，最能体现司法解释的要旨，具有高度的权威性和专业性，从而保证司法解释不被误读、曲解、歧解，亦免“隔靴搔痒”或“泛泛而论不得要领”。

(二)全面。“解读”的对象应涵盖最高人民法院自2004年公布的所有司法解释，并收录对审判工作有指导、参考意义的司法文件。

3.2.严格少数民族地区农村土地征用程序

应建立和完善土地征用程序，将土地征用纳入规范化、法制化的轨道，坚决克服随意突破、调整、修改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的现象。同时，应加强对土地征占的监管力度，建立和完善土地征用合法性调查、审批和监督程序，杜绝少征多占、滥征滥用等违法行为，建立和完善土地征用听证制度，建立土地纠纷仲裁机构，做好土地征用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工作，保证土地征用的合法性及公平性。

3.3.规范政府的征用行为

土地征用过程中地方政府行为的偏失土地征用是指国家为了公共目的而强制取得其他民事主体的土地并给以补偿的一种行为,是政府的强制购买。具体到我国,土地征用是指发生在国家和农民集体之间的所有权转移,是指国家为了社[8][7]

会公共利益的需要,按照法律规定的批准权限和程序批准。

一、在政府征用土地过程中，要保障农民权益，首先要规范政府土地行为，将土地征用严格控制在公共利益限定的范围内，使征地权的行使限于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公共交通、公共卫生医疗、灾害防治、科学文化教育、环境保护、公共水源及水利、森林保护等非赢利性项目的用地，实行土地征用并做到公平补偿；对以赢利为目的的经营性项目用地，要打破政府垄断土地征用的坚冰，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等控制下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允许农村非农建设用地进入市场。

二、应提高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完善土地征用补偿机制。在确定征地补偿标准时，不仅要考虑土地的生产性收益，而且要考虑土地的非生产性收益；不仅要考虑土地资源的经济产出价值，而且要考虑土地资源的总价值。应严格实行征地公告、征地补偿安置方案公告及征地补偿登记制度，通过召开村民代表大会或听证会，使征地方案及补偿标准与被征地农民见面，实行“阳光操作”，确保被征地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10][9]

三、应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为农民提供基本的社会保障，减少土地征用的阻力。有条件的县（市、区）可以将失地农民纳入城镇社会保障体系，消除因土地征用造成的社会不稳定因素。建立有效约束机制，进一步弱化集体所有权，强化农民承包经营权，明确农民的农地部分所有者主体的资格。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在加强农村社区性合作经济组织、专业性合作经济组织等基础上，将农民组织起来，使农民在土地征用中能够直接表达与他们人口比例相对称的意见，把农民真正置于各级政府的公共财政之中，让各种公共服务更加深入农村，惠及农民。

参考文献

[1][6]陈磊，《我国集体土地征收补偿机制》，[J]重庆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Journal of Chongqi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2011年03期

马新民《现行农村土地征收补偿立法存在的缺陷及完善》[J]乡镇经济 , Rural Economy,2007年04期

[2]郭洁，《土地征用补偿法律问题探析》，[J]当代法学，2002年08期

[3][7]于文波《农村土地征收补偿制度若干法律问题探讨》[J]法制与社会 , Legal System and Society, 2009年10期

朱仁友《土地征用制度改革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

[4][5][8]靳慧芳《土地征收中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关系刍议》[N]陕西教育学院学报 , Journal of Shaanxi Institute of Education, 2010年01期

陈年冰王凯锋《论土地征收制度的完善与农民权益的保障》[J]甘肃社会科学 , Gansu Social Sciences, 2009年05期[9][10]刘民培《农村土地征收程序与补偿机制研究》[M] ：中国农业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07-01，36页，43页，79页，92页

第二篇：浅谈农村土地征用补偿制度[范文模版]

浅谈农村土地征用补偿制度

摘要：征地补偿安置关系到被征地农民的切身利益和长远生计，关系到国家的建设用地，也关系到保障国家经济建设和维护社会稳定大局。国家因公共利益的需要，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而又未能妥善安置好征地农民的生产、生活。因此农地征用补偿问题是导致政府和农民关系紧张的要害问题。完善我国土地征用补偿制度已经成为一个等待解决的问题。关键词：征地补偿 缺陷 完善

土地是一切生产和一切存在的源泉，是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资源。土地的归属和利用涉及到社会的安宁和发展，与涉及的兴衰与人民的福祉息息相关。在当下，随着我国城市化步伐的大大加快，城市向郊区迅速扩张。以及各地掀起了建设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热潮，农民的土地被大量征用，出现了大量的种地无土地，进城无工作、拆迁无家园、“非农”无保障、告状无门路的“五无农民”群体。我国目前的征地补偿制度还不完善，无论是从具体规定的一致性，程序选择的灵活性、申请主体的合法性还是征地人和被征地人之间协商的平等性都欠缺明确的表述，不利于权利主题的权利保护。

我国现有土地征用补偿制度缺陷

土地征用补偿标准过低，不合理

我国土地征用补偿包括土地补偿、安置补助、地上附着物补偿和青苗补偿费四项内容。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释义》中作出的解释是：“土地补偿费是因国家征用土地对土地所有者和土地使用者对土地的投入和收益造成损失的补偿。”“地上物的补偿费，包括地上、地下的各种建筑物、构筑物如房屋、水井、道路、地上地下管线、水渠的拆迁和恢复费用，被征用土地上林木的补偿或砍伐费等。”“青苗补偿费是指农作物正处于生长阶段而未能收获的，因征用土地需要及时让出土地而致使农作物不能收获而使农民造成损失的，应当给予土地承包者或土地使 用者以经济补偿。”安置补偿费是为了安置以土地为主要生产资料并取得生活来源的农业人口的生活所给予的补助费用。就目前来讲，主要安置的应当是耕地的土地使用者或承包经营者，因征地使之终止了土地承包经营合同或土地使用权，应当由国家予以安置或发给安置补助费。”从上述解释来理解的话，土地补偿、青苗补偿、地上附着物补偿都可以被视为是一种对所有者和使用者的所有权和使用权的补偿，但就上文所谈到的集体土地所有权的限制来说，土地补偿仅对法律规定的土地上的投资和收益进行补偿，而且法律规定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费一起要承担维持被征地农业人口的原有生活水平的责任。因此，土地征用中关于被征地农民生存权与发展权保障的补偿内容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第一，支付的土地补偿费中用于保证被征地农民生活水平的；第二，对被征地农民的安置补助；第三，物权法规定的安排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险费用。而实际的补偿标准并不能做到“足以保证被征地农民的生活水平”物权法也仅仅是空泛地规定了要求安排农民的社会保险费用。总之，现有的补偿，无法做到对被征地农民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有效保障。

土地征用项目不明确，征地程序缺乏透明度

我国《土地管理法》将土地征用称之为“国家建设”征用土地，使这项公共目的的外延过于宽泛，标准过于笼统。目前，我国实际土地征用可分为两大类型：一种是真正体现公共目的征用，如交通、水利、国防、文教卫生、国家机关等公共公益事业单位所需用地而进行的土地征用；另一种则是为满足土地市场一般需求而进行的土地征用，目前存在的许多成片土地商业开发出让就基本属于这种土地征用，名为公共

目的，实际并非公共目的，在世界上也是绝无仅有的。政府为建设用地市场供地，常常使用强制手段，从而导致土地征用权被滥用，腐败现象在这里也表现得极为突出。为此，必须合理公正地提出土地征用补偿标准，即逐步实现以接近市场地价作为征收土地补偿的标准，避免土地征用与地产经营中出现过大差距而引发的滥用土地征用权现象。

征地补偿法律程序不完善

1、程序性法律规范本身有漏洞

2、农民的程序性权利无保障，缺乏有效的法律救济机制

如何完善我国土地征用补偿制度

（一）提高补偿标准，保障失地农民生活水平

在补偿的标准上，应该以市场价格作为主要参照依据。对于城市郊区的土地，由于土地市场比较发达，对这部分土地的补偿标准可以以市场价购为主。对于远离城区的土地，因价格偏低，而农民的生活主要靠土地的收益，因此，对于土地征用的补偿标准，除了按价格补偿外，还应考虑为失地农民维持今后生活提供额外的经济补偿，以保障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水平。

（二）完善土地征用程序，建立土地纠纷仲裁机构

完善农村土地征用程序，在原有的程序上还需要注意完善和增加几个步骤：其一，加强对农村土地征用的审批程序。其二，增加农村土地征用的听证程序。其三，强化农村土地征用的民主参与制度。其四，完善土地征用救济制度，（三）建立失地农民生活和就业保障机制

关于被征地农民的安置途径：农业生产安置。征收城市规划区外的农民集体土地，应当通过利用农村集体机动地、承包农户自愿交回的承包地、承包地流转和土地开发整理新增加的耕地等，首先使被征地农民有必要的耕作土地，继续从事农业生产。重新择业安置。应当积极创造条件，向被征地农民提供免费的劳动技能培训，安排相应的工作岗位。在同等条件下，用地单位应优先吸收被征地农民就业。征收城市规划区内的农民集体土地，应当将因征地而导致无地的农民，纳入城镇就业体系，并建立社会保障制度。入股分红安置。对有长期稳定收益的项目用地，在农户自愿的前提下，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与用地单位协商，可以以征地补偿安置费用入股，或以经批准的建设用地土地使用权作价入股。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

户通过合同约定以优先股的方式获取收益。异地移民安置。本地区确实无法为因征地而导致无地的农民提供基本生产生活条件的，在充分征求被征地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和农户意见的前提下，可由政府统一组织，实行异地移民安置。现行征地补偿制度中采取的是一次性货币补偿方式。结合现在农民的具体情况，这种补偿方式存在明显弊端。征地补偿方式的确定，既要考虑到农民的眼前利益，又要考虑到农民的长远利益。建立失地农民保障基金，切实加强基金筹集、运营和管理。加强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筹集、运营和管理是做好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基础和保证。要坚持国家、集体和失地农民个人三方合理分担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的来源。

第三篇：关于农村土地征用问题

农村土地征用直接关系广大农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在土地征用工作中，正确处理好国家、集体、农民三者关系，不使农民群众利益受到侵害，是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具体体现。从总体上讲，在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和各部门的共同努力下，广大农民群众对政府的征地工作是理解和支持的，土地征用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随着我县工业经济不断增长，城市化进程持续加快，建设用地的需求量迅速增加，征用土地规模不断扩大，涉及征地农民的人数剧增，一些深层次的问题也相继暴露出来。为此，我们经过多次专题调查，对土地征用过程中存在的问题、成因及对策作了一些思考研究。

一、存在问题及成因

（一）征用土地规模呈攀升态势，“征而不用”造成土地资源浪费。

从2000年以来，我县共征用农村集体土地20661亩，平均每年为5165亩，最多的一年是2002年为8220亩。减少的耕地集中在丹城、石浦、西周等工业发达乡镇，尤其是丹城镇，已经出现了不少无地村。被征用土地中，以工业和公益性基础设施用地最多。从2003年来说，共报批农转用土地7263亩，其中以协议方式出让的工业用地占30．6%，以行政划拨方式供给的公益性用地占43．4%，以招拍挂方式出让的房地产开发为主的经营性用地占26%。由于利益的驱使，一些单位“征而不用”，超过规定期限而迟迟不动工开发建设。据统计，中心城区大约征而未用闲置土地34．18亩左右，另有264亩为政府控制性用地和村集体留地。一面是农民无地耕种，一面是土地闲置浪费，这种现象是引发农民不断上访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失地农民”缺少生活保障制度，后顾堪忧。

土地是农民的命根子，是农民赖以生存的保障。长期以来，我县对土地征用补偿实行的是单一的货币政策，不利于农民长远生活保障。由于广大失地农民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普遍较低，自谋职业的能力较弱，因而大部分失地农民对今后的生活顾虑很大。他们强烈要求政府解决失地后的生活保障问题，有的甚至提出了只要政府给他们安排好基本生活保障，土地可以白送给政府的呼声。

（三）留地政策未能实施到位。

为谋求村集体经济发展和给村民提供生存空间及生活保障，各村对留地要求十分强烈，主要是提出留好两类地，一类是村经济发展地，另一类是个人建房用地。我县也陆续出台了留地政策，2000年规定留地条件必须是征地总面积达到该村耕地2/3以上，留地面积按被征地面积10%计算，留地位置规定除象山港路、天安路、环城东路、新丰路等主要道路两侧以外的区块。2003年县政府规定村留地不准非法买卖，不准搞房地产开发，要求以土地入股，或建标准厂房出租等形式利用留地。但各村对留地位置要求较高，往往要求留在主要街道两侧，并允许他们搞房地产买卖，对此政府难以满足他们的要求。由于留用地政策上存在分歧，造成土地征用工作难度增大。

（四）征地补偿标准执行力度不足。

征地困难的核心是补偿。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现行征地制度是按照被征用土地的原用途进行补偿，具体测算按被征用土地前3年平均年产值的倍数确定补偿费用。由于年产值不确定，倍数标准又存在较大幅度，政府征用土地往往在法定范围内尽可能以低限补偿费用。这种补偿办法，造成同一区块甚至同一宗地由于用途不同而补偿标准差距悬殊的现象。况且，经营性用地出让中，从农民手中以较低的价格征用，却以高出数十倍甚至上百倍的价格出让，导致被征地农民心理失衡。此外，政府为壮大发展本地企业，对重点扶持的企业征地行为实行特殊优惠政策，低价从农民手中取得土地；有些镇乡、街道为了招商引资

增加本地区的投资吸引力，往往把征地补偿标准降得很低，作为给予投资方的优惠措施，侵害农民的利益，引发众多失地农民逐级上访，造成社会不稳定因素。如西周华翔汽车城、县经济开发区东陈区块、天安电工城等，都是今年群众信访举报的要件。西周镇村民集体上访市、省直至国土资源部，就是因为未批先占耕地千余亩，而安置补偿不到位所致。

（五）土地补偿费用管理不够严格。

征地补偿费事关稳定大局，事关失地农民切身利益。《象山县土地征用暂行办法》规定，征地补偿费用由土地补偿费、安置补助费、青苗和地上附着物补偿费组成。其中，土地补偿费归农村集体所有，纳入公积金管理，用于被征地农民参保和发展生产、公益性建设，不得平分到户。但在实际工作中，由于政府指导监督力度不足，有些村干部迫于村民的压力，往往把土地补偿费平分到人，有的村甚至发生村干部截留甚至借机挥霍土地补偿费的现象。

（六）违法征地现象普遍，影响征地工作开展。

根据《土地管理法》规定，征地必须经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大会上2/3通过，方才有效。而部分镇乡、街道为了加快引资速度，往往包办征地工作，直接与村干部签订征地协议，忽视广大村民的要求，侵犯村民的合法权益。有些镇乡甚至自行设定开发区，变相圈地，未经报批而广建厂房，既扰乱了土地征用秩序，也造成了土地资源的极大浪费。

二、对策与建议

（一）建立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制度

建立基本生活保障制度，其保障资金来源可以按照“农民与政府按一定比例出资，农民自愿申请加入的方式。可由以下几部分构成：一是申请加入基本生活保障的失地农民的全部安置补助费。根据目前标准我县每亩耕地安置费为1万元左右。不想加入基本生活保障的安置费归农民自己所有，相对来说也减轻了政府一些负担。二是政府从土地出让金的收益中切出一大块，作为失地农民的基本生活保障金，以维持失地农民的长远生计。

（二）探索多种安置途径，拓宽就业门路

目前，我县实行单一的货币安置政策，很多村民在获得货币补偿后，基本上都用于日常生活消费，补偿款花光后生活就无法保障。因此，帮助失地农民拓宽就业门路，探索多种安置方式势在必行。

1、将被征地农民统一纳入城镇就业渠道。建立城乡统一就业组织体系，帮助失地农民尽快在非农岗位上就业。在城市公共项目用工中（如环卫、物业、绿化等），应划出一部分就业指标专门用于安排被征地农民再就业。要鼓励用地单位把适合农民就业的工作岗位优先安排给失地农民。

2、积极开展失地农民再就业培训。政府必须高度重视失地农民再就业培训工作，加强对失地农民的再就业技能培训，安排一定资金，专项用于培训，尤其要有针对性地举办一些从事二、三产业的技能培训。要引导和鼓励失地农民转变观念，自立创业，在经商办企业等方面给予优惠政策，扶持鼓励失地农民承包农业园区基地，从事种养业获取经济收益。

3、大力推行留地安置政策。把村级留用地落实到有较好区位优势，较大升值空间的地块。为被征地村留足、留好村级集体发展留用地。村级集体留用地的具体使用，必须服从城市总体规划，允许村里发展商业、工业、仓储业等等，使村级集体留用地保值增值，为村民长远生活提供保障。

（三）强化征地补偿费用管理，规范分配使用

1、严格按规定分配征地补偿费用。失地农民为了改善生活，提高自谋职业能力，都希望多分配一些征用补偿费，而实际在分配过程中也已出现分多留少的趋势。对此，必须严格按照《象山县土地征用暂行办法》规定，将安置补偿费合理地分给村民，而土地补偿费必须留作发展集体经济用途。同时，政府有关部门必须加强对这部分补偿费使用的监督与管理。

2、加强对土地征用安置费的分配指导。安置补偿费的分配涉及千家万户的切身利益，必须坚持公正、公平、公开、合理的原则，坚持法律、政策规定前提下开展民主讨论的原则。因此，在制订分配方案时，要广泛征求群众意见，通过村民代表或村民会议决议的方式来确定分配方案。为了保证分配方案的合法性和合理性，分配方案必须经有关部门和单位审查批准后方可实施。

3、有效利用土地补偿费用，发展村集体经济。引导村民谋求长远发展，并积极推行民主决策、科学决策机制，避免村经济投资决策失误。根据城区发展需要，结合村集体留地政策，大力发展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以建设厂房出租等形式，实现村集体经济保值增值的目标。同时，建立健全村级民主理财、民主监督制度，加强对村土地补偿费用使用管理的审计监督和财务监督，确保村土地补偿费的正确使用。

（四）强化依法征地意识，遏制违法征地现象

1、强化土地征用权限。《土地管理法》规定，土地征用只能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组织实施，县级以上国土部门负责承办，隶属于县国土资源局的县统一征地事务所代表政府行使征地职能。镇乡、街道只能配合做好征地工作，而无权进行征地。任何未经县统一征地事务所签订的征地协议一律无效，并要追究违法征地者的责任。

2、严格执行征地工作程序。依据国家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及国土资源部关于土地征用有关规定，严格按照征地受理、补偿协商和草签协议，征地方案报批，“两公告”及等程序实施。征地协议必须经得村民代表大会或村民大会2/3以上通过，让农民享有充分的知情权、参与权、诉讼权。

3、切实按照规定标准补偿。必须切实按照我县征用补偿的“区片价”和“最低保护价”政策规定标准进行补偿。今后，应加紧建立宗地价格评估制度，通过评估，科学合理地确定补偿标准。

4、加快征用土地的利用建设。对闲置土地应及早收回，重新落实项目，政府控制土地和村留地应尽快办理用地手续或落实项目，及早建设利用。

依据《宪法》、《民法通则》、《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农村和城市郊区的土地，除由法律规定属于国家所有的以外，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是一种集体所有制形式。按用途可划分为农用地和建设用地。农村土地管理就是依照《土地管理法》及相关法律法规行使对农村集体所有土地的保护、开发和利用等行为的管理，对土地违法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行政职能。农村土地管理工作开展至今，时间仅二十余年，有许多不规范之处，笔者结合实际工作经验做浅显分析，认为普遍存在以下几种现象：

一、农村土地的产权制度不够完善，由此诱发了大量土地违法行为，农民的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 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首先是集体土地所有权很模糊，《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用于非农业建设”。一方面法律规定土地归村民集体所有；另一方面村民对自己拥有的土地没有处置权。缺乏处置权的所有权，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所有权，正是这种土地所有权的被弱化，导致了农民集体在许多征地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合法权益得不到保障。其次就是农村集体土地所有权主体不明确，《土地管理法》第十条规定，“农村集体所有的土地可由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委员会管理，也可以由村内各该农村集体经济组织或者村民小组经营、管理，也可以由乡（镇）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经营、管理。”由村民居委会经营、管理的，很难避免缺乏监督机制的村干部为了自己的私利，不做出损害农民土地权益的违法行为；由村民小组经营管理的，大多数村民小组无组织机构、法人资格和独立帐户，而且“集体”一词不是我国民法上的主体概念，本身在法律上就无主体地位，管理者自身也就不硬了。第三就是被弱化的所有权对所有权主体内部成员的约束也是软弱无力的。据调查，还有不少农民认为农村土地是属于国家的，虽然同为公有制的所有制形式，但国家与集体所有的制度本质仍是大有不同。正是由于忽视了这种不同和集体观念的淡薄，导致农村集体土地几乎成了农民的私有财产，谁占到了就是谁的，强行割占宅基地，土地权属纠纷层出不穷。而作为集体土地所有者的农民集体经济组织却无法处置自己的土地，严重丧失了所有权主体的所有权利，对内部成员的管理也就必须是松散的。

要改变这一现状，必然要触及我国土地产权制度的改革，强化农民集体土地所有权的权能，确立农民集体土地所有者的法律主体地位，强化农村土地集体所有的观念。土地是农民集体的，管理也是农民集体应尽的职责，充分调动所有权主体的主观能动性。

二、农村集体土地管理是一种静态管理，没有建立土地市场机制，土地缺乏流动性，土地的资产价值不能显化，土地利用效率很低

导致这一现状，有其立法上的主要原因，《土地管理法》第四十三、六十二、六十三条规定，“农村村民只能使用本集体经济组织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所以在法律上是禁止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的。这种静态管理模式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第一，它不利于农村城镇化建设的发展，小城镇建设需要大量农民向建制镇、集镇、中心村集聚，而缺少农村集体土地的供给，城镇化建设是不可能进行的。我国在加快城镇化建设步伐的同时，农村集体土地市场建设却滞后了。第二，它不利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土地作为生产要素，当然也离不开市场的优化配制。农民的集体土地的资产价值要显化，必须要通过市场运作，农民的土地收益才能得以体现。第三，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依法流转，是农民集体最大限度实现所有权的强烈要求。只有让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在流转中获得土地收益，他们的积极性就会发挥出来，对土地管理、保护和利用就会重视，土地利用效率自然会得到提高。第四，允许农村集体建设用地依法流转，有利于形成农村土地市场，土地供应、需求的增加，必然加速土地资产的流通，从而促进土地交易市场化的建设。

由于我们现行法律禁止农村集体土地流转，时下城市郊区、集镇的农村集体土地只能隐形交易。因无规范的程序和标准的价格体系可参照，隐形交易就成了没有规则的交易，交易者的利益难免遭受损失，引发诸多土地权属纠纷，给社会带来不安定因素。农村集体土地流转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要解决，就是要防止借“流转”之名，行商品住宅之实，为切实保护耕地，必须要严格执行土地用途管制制度，严格按照土地利用规划确定的用途使用土地。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就是农村集体土地能否流转的决定性门槛，要严把规划关。

三、农村集体土地的利用严重缺乏规划，管理很不规范，是土地管理中存在的另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

大部分的农村村庄，宅基地没有规划，房子不整，样式、座向不一，村庄里的道路弯弯曲曲，东抹西拐，两边又没有排水设施，污水满地横流，一到下雨天就根本无法行走，居住环境十分恶劣。这里面有其历史原因和体制问题，我认为主要有以下四点：

1、尽管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花了很大篇幅强调土地利用总体规划，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都要编制本级的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但到了乡一级的建制镇、集镇规划，村一级的村庄规划的编制几乎是空白，农村土地管理根本就无规划可依，也无规划可言。要想从根本上改变这个现状，必须要加强、加快农村集体土地利用规划的编制，加大规划的执行力度，树立规划的严肃性、法律性。

2、农民的土地“私有”观念还根深蒂固，认为谁使用的土地就是属于谁的，许多村庄的宅基地都划分为一块一块，每户都“霸占”了一块，没有一个统一的规划。建房时宅基地界址不清，隐藏和出现了大量土地权纠纷，甚至大打出手、对簿公堂者也为数不少，这种无序的“霸占”导致农村村庄建设非常混乱。

3、还有许多农民的封建迷信思想很严重，建房时都要请风水先生来选地址、定座向，时兴避邪，本来规划好好的宅基地，被分割的支离破碎。国土资源部门的科学规划执行严重受阻，从另一方面正好反映农村基层国土资源部门无得力执法措施可采用，执行力度也不大。

4、还有许多村庄是由于地形原因而无法规划，这些村庄大多建在山坡上，地形比较陡，建房不便于规划，农民都是零星分散建房。

站在国土资源管理的角度来说，土地利用规划在其职能中占据了首要位置，可以说规划就是土地管理的龙头，规划搞好了土地管理工作就可以做到事半功倍的效果。特别是针对农村土地利用无规划可依的现状而言，规划就是规则，规划就是规范，只要搞好了规划，至少可以达到以下四个目的：一是更有力地保障我国土地管理基本国策的执行，合理利用土地资源和切实保护耕地。未经批准规划的农用地，一律不得转为建设用地。二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改变土地利用方式，由传统的粗放型经营向集约型经营转变，提高土地利用集约程度。三是根据市场导向和宏观调控，有计划地调整土地利用结构。四是改善农村面貌，美化农民居住环境，建设新农村。

农村土地管理其实就是一种监督行为。职能部门充当“裁判”角色，监督农村土地的所有者、使用者在管理、开发和利用时是否符合我国现行土地管理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只要是合法，其它的许多事项可以交由土地所有者和使用者自行主张，充分发挥主体的积极性，提高土地利效率。因此建立一套切合实际、可操作性强的土地管理法律体系就显得尤为重要；其次就是依法行政，违法必究，强化土地执法监察力度。从这一个意义上来说，在法律完善和土地制度理顺后，农村土地管理要重规划和监管，轻土地供给的审批。只要规划土地的使用范围和方向，不能随意乱建；在规划使用的范围内，土地的供给者和需求者可以对土地自由买卖和出租，职能部门只对土地的使用情况进行监管。

（一）申请用地

建设单位持经批准的设计任务书或初步设计、基本建设计划以及地方政府规定需提交的相应材料、证明和图件，向土地所在地的县级以上地方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申请建设用地，同时填写《建设用地申请表》，并附下列材料：

１、建设单位依法设立的有关证明；２、项目可行性研究报告批复或其他有关批准文件；３、土地行政主管部门出具的建设项目用地预审报告；４、初步设计或者其他有关材料；５、建设项目总平面布置图；６、占有耕地的，提出补充耕地方案；７、建设项目位于地质灾害地区的，应提供地质灾害危险性评估报告； ８、提供地价评估报告。

（二）受理申请并审查有关文件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管理部门负责建设用地的申请、审查、报表工作，对应受理的建设项目，在３０日内拟定农用地转用方案、补充耕地方案、征地方案和供地方案，编制建设项目用地呈报说明书，经同级人民政府审核同意后报上一级土地管理部门审查。

（三）审批用地

有批准权的人民政府土地行政管理部门，收到上报土地审批文件，按规定征求有关部门意见后，实行土地管理部门内部会审制度审批土地。

（四）征地实施

经批准的建设用地，由被征用土地所在地的市县人民政府组织实施。１、征地公告。公告的内容包括：批准征地的机关、文号、土地用途、范围、面积、征地补偿标准、农业人员安置办法和办理补偿的期限等；２、支付土地补偿费、地上附着物和青苗补偿费；３、安置农业人口；４、征收用地单位的费税；５、协调征地争议。

（五）签发用地证书

１、有偿使用土地的，应签订土地使用合同；２、以划拨方式使用土地的，向用地单位签发《国有土地划拨决定书》和《建设用地批准书》；３、用地单位持使用土地证书办理土地登记。

（六）征地批准后的实施管理

建设用地批准后直至颁发土地使用权证书之前，应进行跟踪和管理，其主要任务是：１、会同有关部门落实安置措施；２、督促被征地单位按期移交土地；３、处理征地过程中的各种争议；４、填写征地结案报告。

（七）颁发土地使用证

用地单位向当地土地管理部门提出土地登记申请，经测绘部门测绘，核定用地面积、确认土地权属界限，地籍管理部门注册登记后，由人民政府颁发土地使用证，作为使用土地的法律凭证。

第四篇：农村土地征用存在问题及对策

一、镇农村土地征用主要存在问题及原因

1、征地是政府行为，即由地方政府或相关部门直接介入征地活动，这就使得农民在征地中处于比较被动的位置，当农民和政府或开发商就补偿、安置等问题无法达成协议，申请政府或职能部门协调裁决时，由于政府或职能部门既是“运动员”又是“裁判员”的双重身份，农民要求解决的问题有时得不到解决。

2.农村征地款使用管理问题。据近期对新联村被征地农民社保问题的调研，目前该村征地费的使用方式主要是：村集体所有，按其土地使用面积分配到户。土地属集体所有，征地补偿费由村集体掌握。村集体根据本村土地下放时分田到户的底册，按每户的土地使用面积登记造册，一次性分配到户，由农民自由支配使用，据了解，在1993至1994年间，新联村大夫坣村小组平均每户能分到征地补偿费及附着物补偿款3至4万元，这种方式，村民在当时可以建房出租，有的弃农从商，一定程度上解决村民的生活问题。但是也存在一些问题，如出租给本村村民，村集体往往收取租金较困难，出租给本村集体以外个人又影响着本村的社会稳定，处于两难抉择的困境，村民也同样面临着养老等生活风险。

3、有关农村土地征用的法律法规急待完善。目前，土地征用的补偿安置标准普遍偏低，主要是套用国家标准进行征地补偿，补偿费明显较低。按国家新《土地管理法》征地补偿标准，耕地补偿费为该地被征前三年平均产值的6—10倍；安置补助费为该地前三年平均产值的4—6倍。安置措施不到位，有的地方出台土地征用办法时，更多地考虑政府或开发商的利益，低价征用，高价出售，牺牲农民利益。而对于农民来说，失地就意味着失业，因为拿不到足够的补偿，得不到妥善的安置，又失去了收入来源，他们的生活出现了困难，甚至重返贫困，同时也给社会稳定埋下了隐患。

二、我镇解决被征地农民的情况及主要做法

一直以来，我镇征用土地由地方政府直接介入征地活动，用地单位只需与镇政府签订协议，预收征地补偿费，政府再与村集体和农民协议征用，补偿款由村集体造册登记，政府依据册子发放补偿款。这种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征地款被拖欠、挪用的现象。但使农民在征地中处于比较被动的位置，当农民和政府就补偿、安置等问题无法达成协议时，农民要求解决的问题有时得不到有效地解决。

三、对加强农村土地征用管理的几点建议

1、各级地方政府及相关部门应提高对“土地是民生之本”的认识，在依法行政中牢固树立“以民为本”的理念，加强管理，逐步完善有关法律法规，进一步规范农村土地征用行为。

2、各地政府及有关部门要从严把好征地关，严格界定公益性和经营性建设用地，征地时必须符合土地利用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计划，慎用征地权力，切实控制征地规模，要进一步发挥市场配置土地资源的基础性作用。

3、从我国国情出发，实行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尤其是要重点保护基本农田，同时还要做好土地占补平衡工作，充分挖掘土地资源潜力，以促进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保障国家粮食安全。

4、切实维护被征地农民的合法权益，进一步完善征地程序，着重解决征地规模过大、补偿安置不到位、同农民协商不够等突出问题。建立补偿标准听证制度，严格按法律规定落实补偿安置措施；急农民之所急，想农民之所想，补偿标准要合理公正，土地补偿费要及时到位。严厉查处拖欠、挪用、截留土地补偿费等违法行为。

第五篇：户籍改革中农村土地退出补偿机制研究

户籍改革中农村土地退出补偿机制研究

——以重庆市为例

滕亚为

2010年8月重庆市户籍改革政策出台，放宽了本市农村居民转为城镇居民的门槛，分主城区、远郊区县城、其他乡镇三级城镇设置了更加宽松的准入条件。这一政策出台后，社会各界普遍认为户籍改革加快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社会进步和克服城乡二元结构的良策。但是，目前的户籍改革有大量的问题需要解决，尤其在农村土地退出方面。本文仅就户籍改革中农村土地退出补偿机制问题进行探讨。

一、农民对户籍改革、退出土地的态度及原因

（一）农民对户籍改革态度积极农民对制约自身发展的户籍制度期盼改革，特别是本身在城市工作稳定、有住房的农民工，在遇到孩子上学、生病住院等问题时，意愿特别强烈。重庆市从2010年8月15日正式启动户籍改革，在不到8个月的时间，就有190万农民进城，成为城市居民，说明户籍改革很有必要。在户籍改革前，重庆市各地对农村人口流向和居住意愿进行了专题调查，结论是广大农村居民进城意愿强烈。以重庆市江津区为例：“目前江津全区农村人口108万人，其中外出进城42.3万人，占农村人口的39.2%，通过江津区农村人口流向和居住意愿专题调查结果，愿意到江津主城购房居住的占11.7%，到镇（街）购房居住的占36.1%。”

从重庆市目前已转户分布情况看，不同地区和不同人对户籍改革的期待不同，“转户进城人员中，进入“一小时经济圈”的占63%、渝东北地区占12%、渝东南地区占25%；18-60岁（女55岁）农村劳动力转户占转户总人数的53%，18岁以下转户占16%，60岁以上转户占31%。从区县进度来看，合川、江津、璧山转户人数最多。”

（二）多数农民不愿退出土地在农民强烈的转户意愿下，有多少人愿意放弃拥有的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呢？其主要顾虑又是什么呢？为此笔者组织调研组对“一小时经济圈”及远郊区县的农民的退地意愿进行了抽样调查。

表1重庆“一小时经济圈”农民转户退地意愿调查表(略)从调查中也发现，农民进城愿望强烈，却不愿放弃承包地、宅基地，特别是主城区、近郊区的农民，以及青壮年农民。愿意放弃承包地、宅基地的主要是远郊、丘陵和山区的农民，以及年老体弱、希望得到养老金、医疗保险，以及生活方便的农民。

“截止2011年4月22日，重庆户籍改革半年内，全市已经有180万人的户籍从农村转入城市。转入主城区约占26万占15%。转户的人群中有一半以上是农民工以及新生代群体，约90万，占502%。全市共受理转户居民宅基地退出申请406户，914人，实际有18户，共35人办理了宅基地退出。同时，有165万人办理了社保，还有210户转户居民申请到了首批公租房。” 由此可见，农民对退出承包地、宅基地持保守态度，政府也很谨慎。

（三）农民不愿退出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的主要原因农民转户意愿强，却不愿退出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一些农民即便让土地撂荒，无偿请人代耕，也不愿退出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究竟主要是什么原因呢？就此，我们对受访的180人进行了进一步问卷调查，调查结果如下：

表3农民转户不愿退出宅基地、承包地和林地的主要原因(略)调查显示，农民不愿退出承包地、宅基地的主要原因是土地的保障功能，担心如果一旦在城市失业，有低保也无法维持城市生活。其中，害怕失业是最主要原因，其次是住房问题，担心无钱买房，房屋租金太高，水、电、气等基本生活成本无法承受。重庆进城农民在主城区租房成本较高，首批进入公租房的租金达10元/m2，这是多数进城农民无法承担的。主城和近郊区农民想法不同，他们一般经济状况较好，期望通过土地获得高额补偿，获得较大物质利益。

因此，重庆户籍改革最大的阻力与东部发达地区有共同之处：“怕失去承包地是已进城农民不希望农转非的首要原因。”

二、户籍改革对重庆城乡统筹的重要意义

（一）促进农业规模化经营、推动现代农业建设“农业经营规模小、组织化程度低、比较效益差等问题已成为制约我国现代农业发展、增加农民收入的重要瓶颈。”特别是重庆市地理环境特殊，深丘、山区占农村幅员面积百分之八十以上，市东部库区、南部乌江流域及綦江、江津、南川、万盛等区县深丘山地，山高沟深，交通不便，生产环境差。农户散居，各自生产，加之农产品价格过低，农民辛辛苦苦种一年庄稼，不如外出打工两三个月的收入，农业生产比较效益差，青壮年劳动力多数外出打工，承包地临时委托他人耕种，甚至一些地方，农民举家外出、承包地没有人愿意代耕，土地撂荒现象严重。农业生产全靠老弱病残维持，效率低下，农业发展受到严重影响。

（二）调节城乡人口比例，缩小城乡差别重庆作为西部直辖市，要解决大农村问题，提高农民收入，使城乡收入增加，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并成为重庆城市发展的生力军，需要农民工在城市稳定下来。在城市就业稳定，居住稳定的情况下，退出无法继续耕种的承包地、林地、宅基地归还集体经济组织，使农村人口减少，人均土地增加，再通过政府指导下的土地流转，适度规模经营，可以大大提高农民收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

（三）满足城市劳动力需求初步统计，2010年重庆全市工业销售值突破1万亿元，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超过400亿元、增长28倍。今后三到五年内工业产值将会增加到3万亿，劳动力需求加大，能够再增加500-600万个就业岗位。户籍制度改革对吸引农民到城市就业、为缓解“用工荒”也有一定作用。

三、户籍制度改革中农村土地退出补偿机制存在的问题

（一）土地立法先天缺陷现行立法对农地所有权的制度构造存在两个明确的缺陷：一是所有权主体界定不明，二是权利内容残缺。根据《宪法》、《土地管理法》、《民法通则》相关规定，农地所有权的主体有三种类型：乡镇农民集体、村农民集体和村民小组农民集体，三者之间关系模糊。《民法通则》规定农民集体对集体土地有占有、使用、收益、处分权，而《宪法》、《土地管理法》又规定集体对其所有的土地没有买卖、出租、抵押等处置权。这些立法上的先天缺陷留下许多隐患，导致实际运行中权属支配关系混乱，不同利益主体之间权责不清，纷争不断。

上述立法的先天缺陷让农村土地退出补偿产生一系列问题。农民宅基地、承包地、林地退出由哪个农民集体补偿和受益？由谁对退出的农民补偿是否到位进行监督？产生纠纷由谁解决？农民进城后如果失业，城市低保不足以维持租房等基本生活开支，想回农村又怎么办？这一系列问题都无法解决。

（二）重庆地方制度设计存在漏洞《重庆市人民政府关于统筹城乡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渝府发〔2010〕78号）中明确了“自愿有偿”的基本原则，“对自愿退出宅基地使用权及农房的，参照同时期区县（自治县）征地政策对农村住房及其构附着物给予一次性补偿，并参照地票价款政策一次性给予宅基地使用权补偿及购房补助，今后征地时不再享有补偿权利。对自愿退出承包地的，按本轮土地承包期内剩余年限和同类土地的平均流转收益给予补偿，具体补偿标准和办法由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制定。”

根据该规定重庆市各区县制定了相应的实施细则。然而，各地的实施细则存在许多问题，如重庆市荣昌县荣昌府办发2010年222号文件第九条规定：农村居民自愿转为城镇居民的，其宅基地及建（构）筑物退出按下列规定补偿：转户居民自愿退出宅基地及建（构）筑物的，参照县征地政策对农村住房及其构筑物、附着物给予一次性补偿。对宅基地使用权参照地票政策以合法使用权面积（以集体土地使用权证为准）按8000元/亩的标准一次性给予补偿。购房补助按荣昌县城入户购房1万元/人、城镇规划区国有土地购房7000元/人的标准一次性给予补助。今后征地时不再享有补偿权利。而重庆潼南县潼南府办[2010]222号文件规定县城规划区内14000/亩，乡镇规划区内13000元/亩，其他规划区内12000元/亩。这里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

第一，补偿标准不统一。具体补偿标准和办法由区县（自治县）人民政府制定，各地补偿标准不一。同一个城市的不同区县对农民退出宅基地和承包地的补偿标准不一样，甚至有的同一个县城、同一个乡镇的补偿标准都不统一。

第二，补偿标准低。重庆2010年上半年主城区出让的房地产类用地的平均地价为274万元/亩，重庆市地票交易的平均价格10万元以上，荣昌县补偿给农民8千元/亩，潼南县最高可补偿到1.4万/亩。补偿标准与市场价值相去甚远。

第三，退出程序存在问题。虽然《重庆市公安机关办理转户流程图》非常清楚地规定了转户程序，《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退出与利用办法》规定了申请退出宅基地及建构（筑）物的程序，然而，实践中一些地方土地确权都还未完成，农民究竟拥有多少财产，承包地剩余年限，承包地、宅基地权利人与集体之间利益如何划分？土地退出归集体所有后又如何分配？归集体所有集体是受益者，集体如何承担对退地的补偿，其中承包地不能改变用途，宅基地复垦后做农用地，除地票交易价外，集体应承担什么样的补偿责任？上述问题都没有明确的规定，实践中程序混乱。

第四，土地退出参照标准有问题。目前重庆土地退出是以征地标准为参照，但是征地的前提是公共利益，而土地退出应以市场为标准，应由市场定价。单纯参考市场定价也有许多问题，比如市场变化大，土地价值波动大，农民能否承受先后退地差价太大等等。

第五，远期考虑不足。目前，国家经济形势好，重庆市财力雄厚，农民工办户籍退地时往往有工作。如果宏观经济形势变化，一旦农民工失业情况突出，都需要社保救济，国家财力如果不足以支撑，可能会出现较大的问题。尽管重庆市政府官员多次表示，重庆经济发展，足以提供农民工作岗位。但接受采访的农民普遍担心：所得补偿，进城难以购房，或购房所剩无几。另外其文化程度不高,多靠体力干活,如失去工作或年老,如何生存?特别在若干年后，进城群体收入比留乡农民低，生活差，可能会导致进城农民对政府不满，引发大量社会问题。

（三）政府行为面临拷问第一，政府在制度设计和执行中是否可以强势推进。重庆市户籍改革中土地退出机制设计与政府关系密切。与以往的户籍制度改革不同，“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是典型的由重庆市政府发起的自上而下强制性制度变迁”。在重庆模式的操作中,无论是宅基地拆迁后的农民集中居住,还是农村宅基地复垦后将新增建设用地指标进行“地票交易”,其推动主体都是地方政府。重庆市政府是户籍制度改革中土地退出机制的具体设计者和安排者，区、镇政府是相关规则的制定者、实际指标转移操作的管理者,也是复垦项目的投资主体和参与收益分配的利益主体, 具体的转户农民是被安排者。基层政府组织(区县、乡镇及村集体)对参与宅基地复垦、农民集中居住、地票交易及其利益分配热情高涨。

有学者将重庆模式的户籍制度改革界定为：“在不根本改变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农村土地管理制度框架下，以政府行政力量为主要推力，以转户为基本动力的驱动农村剩余劳动力大规模进城的加速工业化和城市化运动。”城市化本是随经济社会发展自然演变的过程,但目前做法是以行政力量强势推动,产生矛盾不可避免，政府在整个制度设计中的行政性所产生的深远影响必须认真考察。

第二，农民财产权是否受到侵犯。按照《农村土地承包法》和《物权法》，农民最重要的财产是土地，包括承包地和宅基地。在家庭承包制度框架下，农地产权结构可分解为：所有权、承包权、经营权（使用权）。农民的承包地使用权、宅基地使用权、林地使用权等土地物权,是农民的独立财产,这个财产权益不与成员身份挂钩。农民退出承包地和宅基地是农民正常自愿交易的结果，而不应作为获得城市户口的先决条件。目前的做法要进城农民最终在“城市户口”和“农村土地”之间做出二者择一的选择，3年过渡期后不退出农地，则必须转回农村户口，把农民财产权与身份混为一谈。

第三，农民对政府行为的信赖利益是否受到保护。政府的政策、决策和制度出台应具有长期性、稳定性。如果制度出台不久就发生变化，特别涉及利益问题，会发生纠纷，也影响到政府公信力，损害公民对政府行为的信赖。行政法上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信赖保护原则，也就是说如果行政相对人对政府的行政行为有值得保护的信赖利益，在行政行为变更、撤销、废止时，政府应当对行政相对人的信赖利益给予补偿，由此原则来进一步维护政府诚信和法治。比如前面调查中一些农民不愿退出宅基地，承包地，宁愿土地撂荒或者无偿转包给其他人种植，就是担心几年后，用地指标费大涨，现在退出不划算。前些年，重庆城市周边征地过程中就出现过类似情况。事实上2010年7月出台的《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农村土地退出与利用办法（试行）》（渝办发〔2010〕203号）与2010年9月《重庆市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推进重庆市户籍制度改革有关问题的通知》（渝办发〔2010〕269号）相比就发生了较大变化，后者补偿明显大于前者。虽然后者是为了解决实际运行中存在的问题，然而，制度上的不稳定让农民不敢轻易相信政府，对户籍制度和土地推出补偿产生怀疑和抵触。

四、改革与完善

（一）发挥政府行政指导作用，尊重农民退地意愿土地规模经营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趋势。在现有法律法规不变的情况下，要解决好农村资本要素、土地要素以及劳动力要素的流动，政府必须首先进行科学的设计、规划和安排。通过对农民进行指导，让农民清楚地知道自己的权利、义务，知道土地规模经营给自己带来的利益和好处，同时，加大对退地农民的补偿力度，让进城农民切实体验自愿退出宅基地、承包地、林地所得到的利益与市场价值相吻合，甘心情愿按政府的指导，退出宅基地、承包地、林地。

政府应充分尊重农民退地意愿，有的农民进城后由于各种原因不愿退出土地，政府应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不能强迫，只能进行引导。农民感觉退出土地，宅基地对自己有利，会配合政府政策自动退地。有了退地的成功案利，进城农民自然会效仿，充分利用自己手中的财产进行理财，投入农民自己认为该投入的地方。由于农民完全出于自愿退出土地，转让按当时的市场价值进行，即便以后土地使用价值大涨，退地农民也不会找政府的麻烦。

（二）协调补偿机制，规定最低保护价农村土地规模经营是发展的必然趋势，无论是农民自己自由流转，还是在政府指导下流转，关键是财产转让利益的保障。目前重庆尝试对退地农民穿上“五件衣服”，即住房、养老、教育、医疗、就业。然而，农民退地积极性并不高，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认为“五件衣服”的含金量不足，对退地的补偿不认同。“在就业方面，市场化就业中进城转户农民并不比未转户农民具有优势，在养老和医疗方面，全国基本的养老和医疗保险正在快速趋向城乡一体化”。今后政府在农民退地方面主要应该起指导作用，通过市场进行价值交换，帮助农民获取应得的利益，并通过政府规定最低保护价，保障农民利益。目前重庆规定了地票的最低保护价为每亩9.6万元,有利于对农民财产的保护。随着重庆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最低保护价还应当逐步提高。

另外，在多数国家和地区，土地征收补偿通常由两部分组成：土地征收费和土地赔偿额。其中土地征收费相当于土地价值，一般按照征收时的市场价格给足补偿；土地赔偿额是对土地权利人因征收而造成的经济及其他损失的补偿。在很多国家，法律给予被征地者的补偿往往要超过土地的市场价值，这既有利于保证被征地者原有的生活水准不降低，也有利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设立失地农民社会保障基金是各国保护失地农民的通行做法，这有助于降低他们面临的风险，促进社会稳定发展。失地农民社会保障的内容应包括失地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失地农民养老保障、失地农民医疗保障、为失地农民提供受教育和培训的机会、为失地农民提供法律援助等。

我国在土地流转过程中也应考虑退地农民土地转让金和土地补偿金，土地转让金相当于土地流转价值，土地补偿金保证土地退出者原有的生活水准不降低，降低退地农民的风险，让农民放心退地，也有利于土地资源的优化配置。

（三）健全纠纷解决机制目前对土地纠纷解决主要是依据《土地管理法 》、《农村土地承包法》、《物权法》以及《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法》等。随着城乡统筹力度加大，农民转户、退地会越来越多，土地流转量加大，由此产生的土地纠纷也会大量增加，退地纠纷可以通过何种纠纷解决渠道解决是不明确的。应当建立协商、调解、信访、仲裁、复议、司法等多渠道的土地纠纷调处机制，特别是诉讼制度应当成为有效解决土地退出和流转纠纷、维护农民合法权益和社会稳定的制动阀和灭火器。

另外，在土地退出和流转过程中应加大防腐力度，从政策制定上，平衡户籍改革主体各方利益，在执行程序中，以及事后救济上加强监督，防止各种侵害农民权益情况发生，确保农民权益不受损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