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推进城镇化的实践与思考[5篇模版]

第一篇：关于推进城镇化的实践与思考

关于推进长子县城镇化的实践与思考

中国经济新闻网 2013-04-17 14:43:07

■丁向东

长子县注重城镇化始于上世纪的九十年代。那时，改革开放强劲，乡镇企业振兴，经商大潮汹涌，外出打工自由，想融入城镇实现更大发展的人多了，城市接纳农民工的环境也宽松多了，逐渐有少数农民迁居长治、晋城、太原等大城市，但更多的是在县城购房创业，这一势头一直长盛不衰延续下来。最近三五年，长子县委、县政府更加顺应民意，因势利导，坚持加强领导，一把手全盘抓负总责坚持规划引领县城、小城镇、中心村建设齐头并进坚持招商引资，为城镇化提供产业支撑；坚持资金扶持，年年在城镇建设、普惠民生方面增加财政投入；坚持督促考评，将城镇化率列为小康社会综合考评指标之一。诸多措施使这几年成为长子县城镇化投入最多、发展最快、成效最为显著的加快发展时期。

实施城镇化的初步成效

——县城建设提质扩容，亮点纷呈

截至２０１２年年底，与１９９７年相比，县城总面积由１５．６２平方公里增至２５．５平方公里，房屋居住建筑面积由３９万平方米增至２８０万平方米，县城人口由３．２万人增至８．５万人，分别增长０．６倍、６．２倍和１．７倍。县城不仅有高档漂亮的长子会堂、五星级大酒店、商贸大厦、古建一条街、北高庙等一座座标志性建筑，配套齐全的一个个居民住宅小区，还有水上、森林、神农三大新建公园和东湖新区，以及学校、医院、供水、供电、供热、邮电、电视、集贸市场、免费公交等名目繁多、门类齐全的设施与建筑。县城绿地面积由过去的近２０万平方米增加到３５０万平方米，扩大了１７．５倍。县城空气质量二级以上天数连续四年天天达标，先后获得了全国文明县城、全国卫生县城、中国宜居宜业典范县等含金量很高的荣誉称号。

——小城镇建设各具特色，星罗棋布

长子县历史上就有“四大镇、八小镇”，承担着为辐射范围内的农村人口提供生产生活服务的功能。现在行政区划内的七镇五乡两个中心的所在地，普遍加强基础设施和精神文明建设，注意保持优秀传统文化特色，吸纳时代新的元素，追求绿色、集约、环保、便民，集镇容貌焕然一新，服务功能更加完善，成为周边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如同一颗颗光彩各异的明珠，镶嵌在长子县１０２９平方公里国土面积中的不同区位。

——新农村建设扎实推进，变化卓著

长子县大胆探索，勇于创新，坚持每年重点抓好１０个新农村建设示范村，２０个中心村建设推进村，培育出宋村乡西郭村、色头镇和平庄、石哲镇良坪、大堡头镇大堡头等一批新农村建设先进典型。去年又完成农村新的五个全覆盖工程，使农村全部实现通电、通路和合作医疗、农村养老制度，大部分有了自来水，对农村老党员、老干部、老模范、老艺人和

年龄在六十、七十、八十岁以上的老年人，分别给予定期补助，进一步加快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步子。

城镇化显示出诸多好处：一是缩小了城乡差别，提升了城镇化率，加快了城乡一体化进程。全县城镇化率２０１２年达３１．８４％，较１９９７年提升了１８个百分点。二是加强了城乡协助，发挥了集聚效应，降低了政府行管成本。全县城乡联手，优势互补，合作双赢，和谐美丽的事例举不胜举。三是调整了生产结构，拉动了消费内需，增加了地方财政收入。去年全县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达１１．９３亿元，同比增长１６．５％。财政收入首次达到３０．２８亿元，绝对值位列全市第四，全省第十九名，一举跨入了全省财政２０强的先进行列。

推进城镇化中的一些问题

——思想认识问题

城镇化是农村人口持续向城镇聚集的过程，是世界各国工业化过程中必须经历的阶段。积极稳妥推进城镇化是党的十八大作出的重大部署，是事关我国长远发展的大战略。丹朱、大堡头、宋村、慈林等乡镇，对此认识早、行动快、力度大，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成效较为显著，已成为全县的经济强镇或特色名镇。而有一些乡镇除了自然资源、区位优势、经济基础、生活习惯存有差异外，思想上认识差，创新举措少，加上部分农民还不想离开农村，导致变化不大，进展不快，对农民和外企缺乏吸纳入住魅力。

——质量问题

推进城镇化，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如果光追求进城农民数字，甚至人为地“造城”，赶农民“上楼”，不管农民进城如何实现幸福生活，就违背了中央政府推进城镇化的初衷。现在有的地方就存在重数量轻质量的问题，入住城镇的一些农民，因户籍制度改革滞后，配套措施跟不上去，难以享受到城镇的公共服务设施和福利待遇，孩子入学、就业、医疗、社保、计生等手续，还需回原籍办理，还种着村里的承包地，成了迁而不移的半城市化的城里人。

——建设用地问题

长子县３５万人口，８０％是农民，且分布在３９９个行政村。要引导他们中的一部分人离开自己的家园进入城镇，必先将城镇规模扩大，让他们有安居乐业之地。但现实是，城镇有限的土地资源越来越少，已逼近保护１８亿耕地规定的红线，难以通过扩大征地来建盖住宅小区和配套的幼儿园、小学、医院、商店、养老院等民生工程。加快城中村改造，本是破解县城建设用地瓶颈的良策，但操作起来也是矛盾复杂，困难重重，牵涉到方方面面利益，由此引起的产权纠纷、补偿争执、阻挠拆迁、上访告状等时有发生。

——乡村古建筑保护问题

散布在县城、集镇、农村的古村落、古民居、古庙宇、古遗址，如何很好地传承保护下来，不至于在推土机、挖掘机的拆旧建新的轰鸣声中遭到破坏绝灭，也是推进城镇化值得注意的问题。

——资金问题

目前，全国经济增速放缓，地方政府大幅减少土地财政收入，而财政供养人员开支和惠民政策费用都是刚性支出，政府必将过紧日子，从而导致城镇化必需的巨额资金筹措难度加大，不加以解决，推进城镇化也将无从谈起。

提升城镇化水平的主要路径——凝聚共识，用新型城镇化理念指导行动

要组织广大群众，尤其是县乡村三级主干，认真学习十八大精神和新一届中央领导同志有关论述，借鉴国际上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统一思想，形成共识，真正从早日实现“中国梦”的高度上，认清城镇化已成为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历史任务，成为扩大内需最大潜力所在，成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王牌”引擎。认清新型城镇化应该也必须走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农业现代化同步发展；人口、经济、资源、环境协调发展；大中小城市与小城镇统筹发展、着力实现人的全面发展的新路子。认清推进城镇化的目的，就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我们必须以人为本，有效应对和积极防治城镇化快速发展中可能带来的人口膨胀，交通拥堵、水源短缺、生态恶化、贫富悬殊等城市病的发生，同心共筑中国梦。

——统筹规划，搞好全县城镇发展布局的顶层设计

长子县城位于上党城镇群西部、基础条件较好，吸纳农民进城，应以县城为主，要对县城高起点规划、高标准建设、高速度推进、高水平管理。要加快推进长子会堂、金融大厦、霍尔辛赫公寓楼、潞安小区等一批重点在建工程，全面完善博物馆、图书馆和各类活动中心等功能以及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特别要将千亩东湖打造成宜居、宜业、宜商、宜游的高品质现代化新区，以新区建设引领长子城市发展。要加快编制全县的小城镇发展规划，将按照区位、产业、资源、市场发展潜力等不同情况，把全县集镇合理规划为商贸型、工矿型、劳务型、旅游型、农产品加工型等不同特色的类型，着力建设已具规模的宋村高新技术园区和大堡头物流园区。同时要借鉴西安、杭州等一二线城市由政府统筹规划、集中开发管理的经验，加快城中村改造和中心村建设，注意农村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保护，完善“三山三寺两湖一城”旅游开发格局，进一步提高全县城镇化水平，力争创出又好又快发展的长子模式。

——改革创新，破解制约城镇化的各个难题

要改革户籍制度，允许人口自由流动，将在城镇有稳定职业和住所的流动人口逐步实现本地化。要改革土地审批制度，探索城乡用地置换、增减挂钩政策，实现耕地占补平衡，兴建高层农民公寓，建设紧凑型城镇，解决城镇化推进中用地指标不足的问题。要改革投融资渠道，严格按照政策规定，政府埋单构建城镇保障性住房体系，同时，积极吸引民资、国资、外资竞相参与，为城镇化广泛筹措资金。要加大招商引资力度，推进项目建设，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注重可持续发展，为进入城镇农民安居乐业提供强有力的支撑。另外，还要用更大的政治智慧和勇气，实现体制机制改革创新，破解城中村改造、小产权房处置、集体用地流转、增加农产品供给、文化素质培养等有关问题。

——改进作风，着力打造一支高素质的基层干部队伍

实现县域城镇化中的大量工作，如落实城镇建设规划、引导农民离村进城、帮助农民融入城镇、实现农民进城后所留土地的充分利用等，都要靠乡村、社区的基层干部去做，他们必须有敬畏百姓、关注民生的情怀，敢于负责、勇于担当的精神，攻坚克难、直面矛盾的勇气，恪尽职守，廉洁高效的作风。为从根本上保障高质量的城镇化推进，我们必须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为契机，加强对基层干部队伍的建设，对他们政治上关怀，工作上支持，生活上关心，深入开展以为民务实清廉为内容的群众路线教育实践活动，狠刹庸、懒、散、奢等不正之风，把城镇化的工作实绩做为基层干部选拔重用、培训教育、奖励惩戒的重要依据，从根本上调动基层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确保我们的城镇化能够政策到位、工作落实、稳妥推进。

第二篇：新型城镇化的思考与实践

新型城镇化已成为新时期的国家战略。总书记强调指出，新型城镇化的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是提升发展质量，并确立了要努力实现包容性增长、绿色的增长的目标。明确了新型城镇化的重要性及其主要内容之后，其关键是如何科学、合理、有效的进行推广和实行。为此，本刊采访了重庆市市长黄奇帆，就如何建设新型城镇化给予了新的思考。

新型城镇化的思考与实践

——访重庆市市长黄奇帆

本刊记者 张永军 陈宇宏

城镇化之所以成为世界性大趋势，是因为城市显著优于农村的三个特征：一是城市的规模扩张产生集聚效应和放大效应，使资源配置更趋优化，经济发展更具效率；二是城市规模经济促进集约节约，可以摊薄公共基础设施的高成本，提供比农村价廉质优的公共服务；三是城市的专业化分工创造更多更好的就业岗位，并为消费者提供更大选择空间，从而使生活更加美好。可以看出新型城镇化是稳增长、扩内需的最大潜力所在，是转方式、调结构的重要抓手。

把握科学规划的基本体系

《西部大开发》： 新型城镇化是党的十八大确定的重大国家战略，其核心是以人为本，关键是提升发展质量。增长、绿色、包容是新型城镇化实现的三大目标，但增长不会自然实现，绿色不会自动到来，包容性问题也不可能自发解决，只有通过科学规划、系统管理和改革创新才能达成。那么，科学的规划基本体系是什么？应如何规划把握？

黄奇帆：规划是城市建设管理的龙头。规划水平的高低，不仅关系城市建设的质量和品位，也直接影响城市运行成本和效率。各级领导干部尤其是一把手都应重视规划、懂得规划、抓好规划，全面把握规划的基本体系。

科学规划建设城市群。城市群是人口大国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北美大西洋沿岸城市群、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都是所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火车头。我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发展，也得益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带动。最近讨论的长江经济带，从规划角度讲，也有一个依托长江黄金水道构建大都市连绵带的问题。考察这些城市群或大都市连绵带，一般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城镇化水平较高；二是大中小城市规模协调；三是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网络完善；四是城市功能布局合理、分工明确，产业优势互补。我们推进城镇化，应当以构建城市群为目标，积极培育包括特大城市、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城镇体系，促进城市间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和产业、功能互补。

合理布局城市功能集聚区。任何大城市，都有居住、商务、产业、教科文卫、基础设施和生态休闲娱乐等功能集聚区，在布局上应结合城市地形地貌和人文特色，按照“大联通、小分布”原则，实行“多中心、组团式”策略。每个组团内部，都配建上述功能设施，但要分类布局、相对集聚、互相配套；各个相对独立的组团之间，依靠自然山水体系和城市绿化带合理分隔，并通过城市快速路、轨道交通等互联互通。这种板块特色鲜明、整体效益最优的现代化大都市，能够有效疏导人流、物流、资金流，促进城市资源优化配置和提升基础设施利用效率。

规划完善综合交通网络。一是承载区域枢纽功能的大交通，包括铁路、机场、港口通道等，这是城镇群提升辐射带动能力的基础要件。二是承载城市群各城市之间连通功能的交通，如城际铁路、高速公路、快速干道等，是城镇群的动脉血管。三是承载市民日常出行功能的城市内部交通，要通过城市道路、地铁轨道及公交站场建设，确保城市平均车速达到30公里每小时，高峰时段不低于15公里每小时。四是承载各种交通方式衔接过渡的换乘枢纽。这些交通基础设施，影响城市的运行效率和区域地位，对助推城镇化极其重要。

精心做好五种规划。一是城乡总规，这是全局性、综合性、战略性的规划，一经确定，要管一二十年甚至更长时间。二是控制性详规，涉及建设区块的土地使用性质、开发强度和道路、管线、建筑等布局结构，是城市建设的路线图。三是重点区块的形态规划，应高低结合、疏密有致，尤其要注意保护天际线、楼际线、水际线，彰显城市轮廓之美。四是地标性建筑设计，包括色彩搭配、建筑风格，应与周边协调统一、和谐有序。五是各类专业规划，包括“七通一平”基础设施、安全设施等，应相互匹配、结构完善。上述五种规划的覆盖面和整体质量，决定着城市的未来面貌，一定要精心谋划。

城市管理者要心中有“数”。领导干部应掌握一些宏观的、战略性的城市规划数据，在决策时体现出经济学逻辑。总之，规划是控制总量的学问，要求总量平衡、动态调整，只有明了这些参数，规划时才能收放有度。

转动好投融资这个杠杆

《西部大开发》：新型城镇化建设，说到底是要靠资金来支撑，要靠好的投融资平台来支撑。有专家匡算，实施《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至少会新增50万亿元的投资需求。那么，在新型城镇化建设中，如何转动好投融资这个杠杆？

黄奇帆：城镇化建设是相当“吃钱”的事业。按照政府财政管理要求，预算内用于保民生、保运转的保障类资金应收支相抵，不能搞“赤字财政”，而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投资量大、回报周期长，一个项目大都是三五年建好，三五十年使用，只能投资一步到位、资金逐年偿还、重在远期平衡。因此，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是可以负债的，全球皆然。实际操作中，城建资金往往依托于政府信用，获取长周期、低利息的融资。国际上通常以发行市政债券来解决，我国地方政府过去不能发债，主要是通过投融资平台融资，但相当部分是短期的、高利息的融资方式，由此加大了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推行PPP模式的关键在于建立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机制。PPP模式其实并非新生事物。它起源于英国，是对公共私营合作融资机制的总称。改革开放30多年来，我国城市建设领域不乏此类实践，BT、BOT、BTO、BOO、TOO都是PPP原则下的案例。但这些融资为何大多沦为地方政府性债务呢？要害在于利益共享、风险共担机制没有建起来。利益共享，就是让参与各方都能赢利，但无暴利；风险共担，就是不要把所有风险都集中于一方。而过去我们的BT、BOT等，往往陷入风险政府独担、利益企业独享的泥潭。

推广PPP模式，必须明晰具体操作的边界条件，我认为应注意区分五种类型：一是靠市场价格可以实现平衡的，就放手去做。比如高速公路收费定价较合理，企业都抢着干。二是靠现有价格平衡不了，但通过调整可以平衡的，应适时启动价格改革。比如水价调整后，自来水厂就能搞PPP融资。三是考虑到公共服务性质和民生保障需要难以调价的，要靠政府采购、明确财政补贴额度，为PPP创造条件。四是可以通过资源优化配置平衡的，比如香港地铁票价7港元一张，本身难以平衡，但他们通过加盖1000多万平方米物业，就实现了平衡。五是存在暴利的领域，比如土地一级开发会大幅提高地价，要搞PPP，就必须设定开发商利润上限，避免国有资产流失和利益输送。总之，只有公共服务定价机制改革到位了，PPP融资模式等配套改革才能快速跟进。

规范并加强土地管理，管好用好土地出让金。通过发行市政债、推广PPP融资模式，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地方政府债务负担，但实现城镇化建设的投融资平衡，还需要做好土地批租这篇大文章。随着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特别是随着大量基础设施投入和环境配套，土地会有较大幅度的增值。必须通过政府土地储备和开发管理，拿来弥补城市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投入。

发挥好投融资平台的作用。搞PPP融资谈判，与外资、民资合作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不能与政府机构直接混合，而应由政府委托的法人介入。因此，地方政府投融资平台依然有其存在的价值，关键是把握五个方面：一是合理控制平台数量和规模。二是规范资本金注入来源。三是平台运营要抓好“三个平衡”，即资产与负债平衡；现金流平衡；投入与产出、投入与资金来源要平衡。四是风险防范方面坚持“三个不”：政府财政不担保；平台之间互不担保；各类投资集团专项资金不能交叉使用

管好用足城市土地资源

《西部大开发》：土地，是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基础保障。我国人多地少，推进新型城镇化既要坚守18亿亩耕地保护红线，又要努力保障合理用地需求，城市用地矛盾尤为突出。那么，如何通过科学合理的制度安排，才能实现节约集约用好每一寸土地，管好用足每一笔土地增值收益？

黄奇帆：土地收入一般占到地方财政收入的1/3，是地方政府名副其实的“第二财政”和平衡城建资金的主要“钱口袋”。因此，必须加强土地管理。

加强土地管理，应把握五条原则：一是坚持深度规划后出让，开发地块尽量做到控制性详规、形态规划、专业规划全覆盖，这能使土地出让价格提高30%，最多可达一倍以上。二是坚持生地变熟地后出让。由政府土地储备机构负责动拆迁，土地整治好后再出让，不仅能保障依法拆迁、公平补偿，确保各方利益，还能大幅提高土地资产价值。三是坚持招拍挂出让。这是国家三令五申的要求，体现了公开、公平、公正原则，既能预防腐败，又可避免协议出让导致国有资产流失。四是坚持依法收回闲置土地。对久划不拆、久拆不完、久拆不建、久建不完的“四久”工程土地，必须依法收回，挽回不必要的经济损失。五是坚持土地储备制度。加强土地储备是国务院的明确要求。建立土地资源配置“一个渠道进水、一个池子蓄水、一个龙头放水”的良性机制，可以为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有力的用地保障，也能防止公共资源增值收益流失。

具体到土地储备环节，也有五条原则：一是一步到位储备，细水长流使用。土地储备是有技巧的，必须在城市起飞阶段一次性完成，然后细水长流。二是储备权集中，储备收益各级政府共享。相对集中储备权，有利于土地整体开发利用，但土地储备不应改变公共财政收入分配比例，收益应在各级政府间合理分配。三是储备地使用兼顾公益事业和商业开发，大体对半开。四是做好两个循环。第一个循环，即土地储备手续办完后，成为有价资产，通过银行抵押融资，搞征地动迁和“七通一平”，生地变熟地；第二个循环，是“七通一平”后，及时完善规划并分批招拍挂出让，回笼资金用于清偿贷款，抵扣一级开发的成本后，增值部分纳入财政预算，用于滚动开发或其他片区建设。两个循环正常滚动，不会诱发泡沫和债务危机。五是严格设置风险“隔离墙”，即做到“大对应、小对口”。大对应，就是做到土地收入与城建资金需求长期总体平衡；小对口，就是当期单个地块开发与一捆重大基础设施项目时间对应、资金平衡，“一个萝卜一个坑”，确保微观平衡、风险可控，以免形成糊涂账。

打好房地产调控组合拳

《西部大开发》：房地产业，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动力和关键环节，与国计民生强相关，既影响整个经济的健康运行，也影响社会心态、事关社会稳定，应如何对其进行积极稳妥的调控？

黄奇帆：房地产业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要动力和关键环节，与国计民生强相关，既影响整个经济的健康运行，也影响社会心态、事关社会稳定，必须对其进行积极稳妥的调控。

由于房地产具有商品、不动产、资本品、金融品、民生品等多重属性，必须构建以政府为主提供基本保障、以市场为主满足多层次需求的住房供应体系，更多采取市场调控办法，打好组合拳。一是实施供需调控。房地产价格受供求规律影响，调控中既要按照人均30平方米的住房标准控制开发总量，也要按房地产年投资占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25%左右的比例调节流量，确保供需基本平衡。二是实施地价调控。原则上，要把楼面地价控制在当期房价的1/3左右。如果地价过快上涨，就要调整供地力度和节奏，避免地价抬高房价。三是实施税收调控，关键是增加持有环节成本。近年来，重庆在中央支持下开展房产税试点，收到了调节房价、减少空关、改善房产结构、完善地方税体系等四重功效。五是实施双轨调控。不管房地产怎么调控，总有20%~30%的低收入群体买不起房，必须由政府托底保障。其中，通过危旧房、棚户区改造安置，能覆盖10%左右的城市人口；建设公租房，覆盖面大体是20%左右。这些工作做好了，人民群众“住有所居”就更有保障，房地产市场也会健康平稳。

在公租房推进过程中，我认为要把握好五点：一是明确保障对象，主要针对进城农民工、新生代大中专毕业生和城市原住民中的住房困难家庭。二是优化规划布局。公租房项目要与城市大型聚居区的商业楼盘有机“混建”，共享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避免贫富隔离，促进社会和谐共融。三是坚持“三个同步”，做到公租房竣工、基础设施配套和社会管理机构服务到位基本同步，确保群众安居。四是堵住两个“黑洞”。承租户不得转租当“二房东”，不能利用低房租去赚高房租；租满一定期限后可购买有限产权，今后想转让，要么卖给公租房管理机构，要么按共有产权的商品房出售，从制度上防止无休止修建和利益输送的“黑洞”。五是强化投融资平衡，可通过出售配套商业设施和一部分公租房偿还贷款本金，形成良性循环。

推进以人为本的城镇化

《西部大开发》：城镇化的过程实质是农民融入城市的过程。与之相随的户籍问题将会成为推进城镇化的主要问题。而户籍制度的合理化改革更能体现出以人为本的主体思想，为此，针对城镇化过程中的推进的户籍制度改革问题我们应把握好哪些原则？

黄奇帆：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应注意把握五项原则。一是明确对象。以在城镇稳定就业并有固定住所的农民工为主。二是保障到位。农民工转户后，就业、养老、医疗、教育、住房“五件衣服”一步到位，享受城市居民同等待遇。三是农村权益自主处置。农民工转户之初，在城市立足未稳，从保护其权益出发，应尊重其意愿，允许其保留农村的承包地、宅基地和林地，并在制度设计上提供保留、流转、退出等多种选择。四是合理分布。通过科学设置落户条件，引导转户居民在大城市、区县城和小城镇按4:3:3的比例梯次分布，既避免人口过度向大城市集中，也防止小城镇就业和社会管理不堪重负。五是建立政府、企业、社会长周期共担成本机制。农民工转户人均成本10万多元，我国2亿多农民工转户需近30万亿元资金，看似难以承受。实际上，改革成本并非由政府独担，企业补足社保缺口要占40%，转户居民会自担30%，需要政府配套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投入仅占30%。同时，农民转户及相应的成本支出并非一次性完成，而是一个长周期的过程，分摊到每年的成本完全可以承受。

新型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实现“增长、绿色、包容”三大目标，除了上述五个关键环节外，还需要加快构建城乡一体化发展机制、开放型经济体制和生态文明制度等，这些都是深水区的改革，都是难啃的硬骨头。改革需要壮士断腕的勇气和决心，更需要善做善成的智慧和理路。我们要深入学习总书记关于新型城镇化系列重要论述，认真贯彻《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坚持问题导向，强化改革思维，健全体制机制，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夯基出力。

第三篇：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思考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思考

城镇化是伴随工业化发展，非农产业在城镇集聚、农村人口向城镇集中的自然历史过程，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趋势，也是国家现代化的重要标志。当前我国城镇化正处于深入发展的关键时期，鉴于人口多、资源相对短缺、生态环境比较脆弱、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中央明确提出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这就要求我们在推进城镇化的实践中，不能盲目按照固有的传统模式布局城镇化的空间体系，而是要从深层次上把握城镇化的内在发展规律，更加注重人口、空间、产业、公共服务和管理、文化等要素的协调互动，走以人为本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第一，城镇化首先是人的城镇化。城镇是因经济、文化或政治的原因，促使大量人口聚集而形成的。合理引导人口流动，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城镇化的重要途径。随着工业化和城镇化的发展，农业剩余人口不断向城市转移，既为城市经济发展提供了更多的劳动力，也创造了更大的消费市场需求，进一步促进了城镇化的发展。正因如此，在城镇化水平和质量的研究中，衡量城镇化率的高低就是以常住人口在区域总人口中的比例作为衡量指标。推进新型城镇化，一方面要以人的城镇化为核心，推动农业人口向非农人口转变；一方面要不断提高人口素质，教育引导城市居民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由传统向现代转变，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公平正义，使全体居民共享现代化建设成果。

第二，城镇化必然带来空间的扩展。人口和产业的不断聚集，促使城镇区域不断扩大以容纳更多的人口，更多的人口又为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提供更广阔的空间。城镇空间的扩展，既表现为城镇人口、地域规模扩大和城镇数量增加，也包括基础设施的改善。如今，现代化交通极大地扩展了城市的辐射范围, 城市圈的半径不断向外延伸, 使许多区域置于更强的城市影响之下，从而加速城镇化的进程。例如，我国苏南地区城市群的成功发展得益于现代化的交通设施，拉近了与上海的距离，更有效地接受上海辐射。

第三，城镇化的发展离不开产业支撑。农业为城镇居民提供粮食、蔬菜、肉、蛋等，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是城镇化发展的根基；工业是经济发展的基础，为城镇化发展提供强劲动力；服务业发展为城镇居民提供就业岗位和各种服务，为农村人口向城市转移提供支撑。城市的繁荣就是产业的繁荣，没有产业的支撑，城市就会衰退和没落。实践证明，只有结合城镇资源禀赋的比较优势，发展特色产业、主导产业，提高核心竞争力，才能为城镇的持续发展提供生生不息的动力。

第四，公共服务和管理为城镇化持续发展提供有效保障。从城镇发展历史看，最早的城镇几乎没有公共服务和管理。但是随着城镇规模的扩大，人口大量增加，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客观上要求城镇提供越来越多的公共产品和管理服务。而且，随着城镇人口的扩张和空间的扩展，公共产品供给和管理对城镇发展的制约作用日益凸显，公共产品供给不足，管理水平不高，“大城市病”就会应运而生。

第五，独特的地域文化是城镇发展的魂魄。城镇从诞生之日起，就打上了传统文化和地域文化的烙印，形成了独有的特色文化内涵。特色是由事物赖以产生和发展的特定的环境因素所决定的，独特的历史、文化、自然条件都会使城镇逐渐形成不同于其他地区的文化特质，从而增添这个城镇与众不同的魅力，进而提升其核心竞争力。城镇失去了特色文化就失去了精神内涵，失去了魂魄，失去了竞争力。

城镇化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人口、空间、产业、公共服务和管理、文化等要素都是实现城镇化的基本要素系统的有机组成部分，城镇的产生和发展有赖于各要素的健康运行和相互协调。任何一类要素的缺失都会导致城镇化基本要素系统的不完善，导致城镇化过程中出现各种问题和缺陷。因此，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切实把握城镇化要素支撑系统及其相互间的协调关系，更加注重要素的协调互动。

第四篇：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几点思考

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几点思考

卢 斌

2013年第6期 ——经济建设

党的十八大报告明确指出，要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推进“四化同步”。新型城镇化是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抓手，也是未来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引擎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推进新型城镇化要廓清“五大关系”，正视“五大问题”，打牢“五大基础”。

一、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廓清“五大关系”

1、新型城镇化与新农村的关系。2005年以来，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如火如荼。随着党的十八大胜利召开，广大农民开始熟悉起“新型城镇化”。放眼世界，无论是韩国的“新乡村运动”、日本的“造村运动”，还是德国“城乡等值化建设农村运动”，都加速了本国的现代化进程。推进新型城镇化也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加速器”。2011年，我国宣布的城镇化率接近52%。按照国际惯例，过了50%，就意味着城镇化到了快速发展阶段。这一重大转变是推动新农村建设中的新的“里程碑”。如果要论及新农村和新型城镇化的区别，前者偏重农村的“独唱”，后者则是农村与城市的“合唱”。

2、新型城镇化与工业化的关系。城镇化创造需求，工业化创造供给。通俗地看，城市二字，既要有“城”，更要有“市”，互促互长，不可偏废。按照工业发展指数的分法，我国目前大概处在工业化的中期或者中后期，而欧美等发达国家，处在后工业化时代。英国从1760年蒸汽机时代开始，工业化用了近300年，美国用了100多年。新中国的工业化进程才50多年的历史，工业化这一课，基础尚不牢固、体系尚不完善、机制尚不优化，必须“补课”。

3、新型城镇化与小城镇的关系。日本、韩国，以及台湾地区，在推进城镇化进程中，耕地数量是“增减挂钩”。日本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还出现了3个耕地面积增长时期，土地节约集约利用程度极高。2/3的日本人口集中在东京等三大都市圈，韩国50%的人口集聚在首尔。我国的人地矛盾突出，世界少有。新型城镇化不能走大中城市已有的“城市病”老路，对县城以下的小城镇，务必最大限度地把住“土地财富的闸门”，让耕地的数量随着城镇化的脚步“多起来”。

4、新型城镇化与生态保护的关系。近期有一组发布的数据，未经权威部门核实：我国30多年的改革成果，人均GDP增长了100倍，货币供应量增长了700倍，汽车增长了1万倍。而现在我们80%的城市缺水，石油、煤、矿等资源大约还可以持续开采50年左右。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如何避免“沙尘暴”、“雾霾”等问题，不致于也“上山下乡”，是对最后一方净土的“生态大考”。

5、新型城镇化与乡村文化的关系。五千年中华文明，儒家思想一直占居主导地位，其倡导的是“乡村文化”。像我们这样一个农业农村农民大国，推进城镇化，必须传承“天人合一、万物和谐”的乡村文化脉络。背离了这一主脉，势必会将“千城一面”，复制为“千镇一面、千村一面”。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这才叫做乡村，古训不可忘。

二、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正视“五大问题”

1、“人多地少”的矛盾。土地制度、户籍制度的双重束缚，是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核心障碍。我国农民人均土地经营规模在世界上最少，户平7.5亩，仅为美国的1/400、欧盟的1/40、日韩的1/4。改革开放以来，我国耕地不断减少，人地矛盾日益突出。同时，我国现

有2.6亿农民工，且每年以4%的速度递增，由于大部分农民工无法也不愿放弃赖以生存的土地，人地矛盾正以新的形式表现出来。

2、“人多钱少”的矛盾。我国有1.9万个建制镇，但2012年我国人均GDP为6100美元，世界排名第84位，约占美日的1/

8、韩台的1/4，城镇化资金投入缺口巨大。农村产业发展缓慢，城镇经济支撑乏力，难以发挥小城镇的聚集与辐射作用。由于撬动民间资本的吸引力不强，地方政府的融资渠道单一，小城镇基础设施建设和社会保障的支出捉襟见肘。

3、“人多话语权少”的矛盾。社会建设的重要趋势，是公民主体和公众参与。城镇化必须抓住主体不放。当前，农村社会的公众主体地位“被忽略”、“被自愿”，农民的财产权、参与权和收益分配权“被虚化”、“被代表”，绝非偶然和少数。农村社会常态化的“空巢现象”，更让新型城镇化中的“主体虚位”。

4、城市化滞后工业化。目前，我国城镇化与工业化率之比约为0.63，不足世界平均比值的一半，城镇化明显滞后于工业化。我国人口过百万的城市集中度，比中等收入国家低11%，比高收入国家低21%。从事非农产业的农民，没有市民化。农村土地难以规模经营，农业现代化难以推进。

5、城市化滞后社会化。城市与农村被形象地描述为：城市是拥挤而快乐着，农村是闲散而寂寞着。改革开放和信息时代的到来，正改变着这一景象。我国庞大的“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回不去“祖上的家园”，带来了城市管理的新问题。农村社会对公共服务需求也与日俱增，城市与农村的基础建设远远落后于社会建设对城市化浪潮的需求。

三、推进新型城镇化，必须打牢“五大基础”

1、资源基础：坚持节约集约用地，防止“圈地运动”。土地是财富之母，是政权之基。必须坚持节约集约用地，把住土地的数量、质量和用途“关口”，真正实现“一样的土地、更好的生活”。借“土地流转”之手，治“二元结构”之病。以土地规划为“母规划”，来统筹好城市规划和经济社会发展规划，坚决防治“大占大用、大拆大建、造镇造村”现象，避免新型城镇化建设沦为新一轮的“圈地运动”。

2、经济基础：坚持培育本土工业，防止产业“空心化”。没有工业化的城镇化，就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必须突出产业在城镇化中的核心支撑作用，将工业化作为推动城镇化的强力引擎。除招商引资外，更重要的是要坚定不移地培育本土工业。千方百计鼓励和引导市场主体“上山下乡”、“出城进镇”和“落地生根”，防止产业“空心化”，让农民在家门口就业，真正形成“政策引导企业、企业壮大产业、产业支撑发展”的良性互动格局。

3、组织基础：坚持推行农民合作，防止“主体错位”。日本和韩国的农民，80%都在农协里，台湾的农民90%也在农会中。新型城镇化中，“谁当主人、谁来推动”，这是区别以往历史的关键所在。我们必须用全新的组织方式，把广大基层农民组织起来，切实防止“主体错位”，防止“新坛装陈酒”、“新法走老路”。

4、决策基础：坚持推行公众参与，防止决策“碎片化”。科学决策，才能保障科学发展。一定要将公众参与作为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动力，提高公众参与城镇化建设的积极性，实现由“行政领导决策”向“公众参与决策”的转变。切实保障公众的知情权、监督权、参与权和决策权，让公众在主动参与新型城镇化建设过程中，共享发展成果。

5、生态基础：坚持生态可持续，防止农村“城市病”。改革开放仅仅30多年，但农村“青山绿水”的“田园画卷”却似乎离我们已十分久远。干净的水，新鲜的空气，几乎快成了农村人的“奢侈品”。新型城镇化建设，必须遵循自然生态禀赋，决不能搞“开山造城”运动。必须坚持生态循环可持续，防止“先污染后治理、边治理边污染”。坚持把城镇建设与资源保护的有机结合，为新型城镇化建设夯实生态基础。■

（作者系宜昌市夷陵区人民政府区长）

第五篇：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思考

关于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思考

发布时间：2014-4-6信息来源： 人民日报

党的十八大把推进城镇化作为解决制约我国经济持续健康发展结构性问题的一个重大举措，强调坚持走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要求我们准确把握城镇化规律，确立科学的推进新型城镇化的行动框架。

城镇化的基本规律

城镇化是工业革命以来人类文明发展的大趋势，是实现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世界各国的城镇化进程虽因国情不同而存在差异，但又呈现众多共性特征，从中可以发现一些规律。

城镇化是一个自然演进历程，阶段性特征明显且具有后发加速趋势。一般认为，城镇化率低于30%为城镇化的初期阶段，此时工商业提供的就业机会和农业释放的富余劳动力相对有限，城镇化进展缓慢;城镇化率在30%—70%之间为中期阶段，此时工业化提速，为大批农业富余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人口快速向城镇集聚，城镇化进程明显提速;城镇化率高于70%为后期阶段，此时产业结构由工业向服务业转换升级，城乡一体化加速，城镇化质量明显提升。科技进步和工业化是推动城镇化的基本力量。英国的城镇化大约用了100年，美国大约用了80年，日本大约用了40年。工业化进程明显缩短，固然有各国具体情况等因素的影响，但主要是科技进步与工业化、信息化加速所致。

城镇化是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的结果，与农业现代化互生共进。国际经验表明，凡是城镇化水平高的国家，农业现代化水平及农村发展效率亦高。比如，美国在20世纪40年代工业化与城镇化快速推进阶段，农业已基本实现机械化。1960年—1975年，日本城镇化率由63%上升到76%，同期农业机械化的支出增长了10倍多。相反，一些拉美国家在城镇化中长期忽视农村和农业发展，一方面造成农村凋敝，另一方面造成城市失业与“贫民窟”问题。

城镇化以市场机制为基础，以合理布局为前提。城市及城市群的发展是市场力量、技术进步与环境承载力共同作用的结果。从世界城镇化的趋势看，各国城镇化形态特征各异，但都以市场体系的发育为基础支撑，以合理布局为前提，形成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格局。美国纽约区、五大湖区和大洛杉矶区的三大城市群集聚了全国超过50%的人口和约67%的国内生产总值;德国则有1/3左右的人口居住在2万人规模的小城镇，是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发展的成功范例。

城镇化与产业发育相协调，以产业集约为支撑。工业集群与城市群有机结合，是城镇化的发展趋势。比如日本东京湾区、美国三大都市圈和硅谷、德国鲁尔区等，其产业发展都推动了城市高质量、可持续发展。因此，城镇化既是产业效率效益递增、发展动力转换的过程，又是注重资源节约、环境保护的过程，而不只是城镇面积的扩张。

城镇化是文明的提升，以公共服务体系为保障。城镇化不仅意味着更多的农民进入城镇，还意味着人们对教育、社会保障、住房等公共需求的增加，需要政府注重提供全覆盖、均等化的公共服务。忽视基本公共服务的城镇化，必然带来严重的社会问题。比如，一些国家大量人口居住在城市“贫民窟”，难以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不仅影响城镇化及其质量，而且导致社会阶层过度分化，容易引发社会动荡。

我国城镇化面临的突出问题

当前，我国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城镇化进入新的发展阶段，同时面临一些独特问题和前所未有的挑战。

土地利用效率低。土地流转开发等制度不健全，容易带来用地扩张冲动与效益低下问题。一是建设用地利用粗放。上海市是我国城市建设用地产出效率较高的城市，但也仅相当于纽约的1/

29、香港的1/14。二是土地城镇化明显快于人口城镇化。近10年全国城镇建成区面积扩大了64.45%，而城镇居住人口仅增长了45.9%。三是城市开发强度过大。上海、北京、深圳已分别达到50%、48%、50%，而伦敦、东京分别只有23.7%和29.4%。

产业政策约束多。产业准入不平等造成的“玻璃门”、“弹簧门”和“天花板”等现象广受诟病。一些产业准入门槛过高，直接影响了产业发育发展，影响了市场公平竞争、产业创新与效率提升，难以有效支撑城镇化持续发展。农业对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的吸纳能力不足，劳动生产率过低。

投融资体系不健全。我国城镇化融资渠道比较单一，地方投融资问题还未纳入国家统一规划和制度安排，规范、稳定的投融资机制尚处于探索阶段。金融体系不健全，政策性金融与商业性金融界限不清，金融工具和模式单一;直接融资渠道有限，信贷支持政策、银行监管政策等与城镇化建设的资金需求、建设周期、投资风险控制等难以匹配。一些地方政府过度利用融资平台进行城镇建设融资，形成了较大规模债务。

公共服务体系建设亟待加强。近几年我国公共财政体系建设取得历史性成就，公共产品和服务供给实现了跨越式增长，但由于历史欠账过多，基本公共服务的规模和质量仍难以适应城镇化的需求。尤其是长期将公共服务、社会福利供给与户籍挂钩，导致基本公共服务城乡分割，造成进城农民难以融入城镇社会。

“城市病”过早出现。长期存在的“重面子轻里子”、“重地上轻地下”、“重硬件轻软件”、“重短期轻长期”等问题，造成城市功能不完善、不协调。一些大城市、超大城市过早出现交通拥堵、能源与水资源紧缺、环境污染、生态空间不足等现象。

推进新型城镇化的重点

根据城镇化的规律，针对我国城镇化中存在的问题，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应正确处理政府与市场、速度与质量的关系，抓住以下几个重点问题。

加强顶层设计和全国统筹规划。综合考虑区域资源禀赋、产业布局、生态环境、交通运输等因素，统筹规划、分层次设计城市群、大中小城市及中心乡镇的发展规划。在不突破环境、资源等方面硬约束的前提下，尽可能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

推进两项重大制度改革。应加快土地制度和户籍制度改革。土地制度改革应打破目前单一的城市建设用地征用模式，深入研究推进征地制度改革，探索集体建设用地入市的方式和途径，实现同地同权同价;完善各类用地标准，提高土地利用效率;注重发挥市场机制作用，使农民可以公平转让土地承包经营权和宅基地使用权，提高农民进城能力。户籍制度改革应建立以身份证管理为核心的人口流动制度，实现人口自由迁徙居住和安居乐业。当前，应逐步使公共服务和社会福利与户籍分离，推行居住证制度，分步放开落户条件。

健全三次产业政策。首先，加大财政强农惠农富农政策力度，支持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和企业化经营模式。通过土地制度改革，规范农地流转，创新农业经营体系和模式，推进农业产业化、规模化。其次，全面放开产业发展，实行负面清单制，加快推进行政性垄断领域改革。同时，大力促进工业园区化、集群化和城镇绿色发展。第三，结合税收制度调整，加快第三产业尤其是现代服务业发展，大力发展养老服务等新型业态，为城镇化提供产业与就业支撑。

构建四项主要投融资机制。统筹规划财政资金、信贷资金、金融机构系统化建设和国有资产变现等渠道，使之有机结合，构建稳定的城镇化融资机制。注重发挥财政资金的引导作用，在投入对象、环节和运作机制等方面推进政策创新;鼓励信贷资金支持城镇化建设，根据城镇化的特殊需求设计信贷政策与监管措施，重点支持工业集群、各类园区及中小企业发展;有序发展村镇银行等新型农村金融机构，盘活农村资源;研究以一定比例国有资产融资推进城镇化建设。

完善五项公共政策。加快完善以人为本的劳动就业、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和保障性住房五项公共政策。推动城乡劳动者同工同酬，构建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实现教育政策的城乡统一，促进教育机会均等。加快推进医疗卫生政策及医疗保障政策的城乡统一。推进基本养老等社会保障政策城乡统筹，尽快提高社保基金的统筹层次，改进转移接续制度。将农民工纳入城市住房保障体系，建立以公租房为主体、以货币化补贴为主要形式的保障性住房制度，积极探索建立包括住房合作社在内的多渠道、多形式城镇商品住房供给模式，改变居民只能从开发商手中买房的住房单一供给模式。作者： 王保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