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学论文

第一篇：城市社会学论文

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社会学理论

----社工10901曾富钢

摘要：城市社会学是用社会学理念、理论、方法和观点来分析、研究城市和城市社会的社会分支学科。它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到21世纪的现在已经有二百多年的发展历程，是社会学中最早产生的学科之一。纵观城市社会学的发展历程，可以得到两点启示：城市社会问题促进了城市社会学的发展；综合运用多种理论和方法研究城市社会问题是城市社会学理论创新的途径。我国的城市社会学应当在以构建和谐社会的目标指引下．进一步完善和发展，构建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社会学理论和城市社会学学科框架。

关键词：城市社会学社会问题和谐社会

随着我国城市化和城市发展，城市社会学研究越来越重要。城市社会学的理论创新和学科建设日益成为城市社会学发展的内在要求，城市社会学在欧美一些发达国家已经形成了多种流派和理论，也规划出了不同的学科框架，在这种情境下，我国的城市社会学究竟怎样建设和发展，是急需探讨和解决的问题。我国正在努力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构建一套完整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城市社会学理论框架已经迫在眉睫。

一、城市社会问题推动了城市社会学的发展

城市的最显著特征是人口密集，因此，社会问题集中地发生在城市里。城市社会问题是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产生不同的社会问题；不同的社会制度，社会问题的表现形式也不相同，所以城市社会问题复杂多样，问题的严重程度强弱不等。19世纪的工业革命加快了德、法等国城市化进程和城市发展速度，大量农村人口涌入城市。伴随着城市人口激增，许多城市失业问题突出，食物、住房、医疗卫生设施严重短缺，进而引起疾病流行．犯罪率上升，城市秩序混乱，城市人生存状态不断恶化。这些问题引起了社会学家的关注．他们开始研究城市。他们比较了乡村生活和城市生活，阐发了城市生活的特性；揭示了城市的高节奏和理智化的精神生活特征；虽然这些社会学家没有提出解决城市社会问题的具体方案，但是他们发掘了当时城市社会问题的根源，是“理论方式对当时城市社会问题做出的回应。

我国在城市发展中，由于长期存在忽略城市规划和管理的倾向，城市建设一度处于无规划无控制无政府的状态，从而留下了许多问题，属先是城市总体水平低。我国城市总体水平与世界发达国家相比差距较大，我国城市人口不足总人口的三分之一，城市化水平低下；其次是城市化质量差。一方面是综合效益差。城市企业各项经济效益指标不高,无力支持农村城市化,城市发展后劲不足;另一方面是基础设施差,交通、能源等基础设施滞后，还有，我国城市化成畸形发展等，我国城市发展的历史告诉我们，城市要想获得持续稳定的发展，就必须进行科学的管理，许多城市社会问题的产生与蔓延，与城市的规划不科学管理不得当有密切联系。因此制定科学合理的城市规划，采用现代化的管理方法，是保证城市稳定发展的基本条件。

二、通过对城市社会问题的研究来创立科学的城市社会理论

在19世纪，由于城市的脏乱，提出了改善市容问题。，在美国掀起“城市美化运动”。人们开始提出“城市设计理论”，要求把物质环境设计。放在社会、经济、文化、技术和自然条件之中加以考虑，以创造满足居民基本生活需要的良好环境。针对当时形式主义的习尚，他还提出了自由灵活设计、建筑单体之间相互协调、建筑群空间构成以及建筑与自然协调等一些基本原则。这样，就将城市的美化与城市的各项功能要求有机地结合起来，使城市规划思想进一步深化了。20世纪50年代以来，城市设计问题除了从视觉艺术的角度继续进行探索以外，还从心理学、社会学、生态学、人类学等角度进行更深入、更广泛的理论研究和应用研究。城市设计的理论和实践从追求美丽的城市发展到追求有效率的城市——更适宜于人们健康愉快地工作和生活的城市。城市的急剧发展，人工建筑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促使人们日益重视保持自然和人工环境的平衡以及城市和乡村协调发展的问题。“大地景观”的概念开始引起人们的注意。有的城市规划学者对此作了系统的阐述，引申出把大城市地区看作人类生态系统的组成部分等观念。现在，各国的城市规划工作都考虑保护自然环境问题。

在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对城市的发展水平和建设要求不同，因此城市规划的研究重点不尽一致，并随时代的发展而转变。多学科参与城市研究的历史自古就有，近来更趋活跃，从地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环境工程学、生态学、行为心理学、历史学、考古学等方面研究城市问题所取得的成果，极大地丰富了墟市规划理论。这个趋势将继续下去，今后还会有更多的学科渗入并开拓城市问题的研究领域。系统工程学、工程控制论等数理方法及电子计算机遥感等新技术手段在墟市规划领域中的应用在逐步推广它们在资料的收集处理，预测评价方面所提供的方法和手段，有助于提高城市规划工作的质量。由于城市问题包罗万象，有人提出在有关学科群的基础上建立以研究城市性质、城市模型、城市系统和发展战略为目的的城市学；也有人提出建立以系统地研究乡村、集镇、城市的各种人类聚居地为目的的人类聚居学等。这类新学科的建树，促进了城市社会学的发展。

当代社会正在成为城市社会，当今世界正在步入城市世界，伴随着城市化水平的不断提升，城市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综合作用与影响也在不断提升，可以预计，未来数十年，世界及我国的城市化率将不断提高，城市的辩证作用、综合影响将继续扩大。如果城市、城市社会、城市世界果真是我们现有的主体能力所能建构，现有的认识能力所能看到的阶段性或终极性的人类生存、生活与社会化的形式，那么，一个根本性的问题是：我们应该如何全面地把握城市、城市社会、城市世界的深层本质，用何种理论与态度合理、智慧地面对、应对城市化进程及后果的复杂性、辩证性。城市化伴随而来的是源源不断的城市问题，在与城市问题的不断遭遇中，人们日益认识到，城市化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问题，或单向度的社会问题、政治问题，而是一个深层涉及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科技、心理等人类生存与发展所有因素或要素的超复杂性、超系统性的过程与问题，也就是说，只从单一学科甚至没有深层关联的几个学科出发，都将无法真正把握城市的复杂本性。目前，人们从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文化学、地理学、建筑学、城市规划等诸多视角、学科角度出发，对城市化及其问题进行诸多专业研究。人们发现引起城市空间变化有集中与分散、浓缩与离散、隔离、侵入与接替等生态过程。由此人们概括出了城市地域同心圆模型，用来精确地说明城市扩展的方式，社会学家还试图提出一种观点和研究方法，供社会学系现在正在进行的城发展研究之用，即从城市的延展、城市的继承和城市的集中等几个方面来解释城市的发展变化．从而确定，在城市社会解组现象超过其组合现象时．城市的扩展对于城市的新陈代谢有些什么影响。新城市社会学是运用韦伯的理论研究城市社会问题而产生的。英国学者雷克斯和帕尔是新城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他们继承了韦伯的科层制、市场情境理论．研究城市社会冲突。雷克斯研究指出．资本主义生产，阶级冲突和国家都与城市转变为被创建的环境有直接的关系，其中住宅对阶级形成和阶级冲突有极为重要的作用。整个城市中有住宅的阶级和无住宅的阶级、住宅好的阶级和住宅差的阶级之间，因住宅产生的斗争造成了持续不断的社会冲突。帕尔研究指出，城市资源的分配不平等是造成杜会冲突的根本原因。城市资源的分配是由拥有权力的科层制官僚决定的，一群掌握住宅市场和科层制运作机制的人控制了城市资源分配。城市是一社会和空间体系．因此城市资源也含有地理空间的成分，此类资源的分布．无法同时由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个人和团体所占有，能占有良好位置者使用各项设施上自然比他人有优势。正由于此种不平等现象的存在，城市内社会冲突才不可避免。城市永远在发展，城市问题也总是相伴而生，但人类自觉地运用广泛的知识与丰富的想象力和创造力对诸多社会问题进行研究和总结，与此同时，城市社会学理论也就得到了发展和完善。

三、在城市化的过程中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社会学理论

今天，中国的城市化浩浩荡荡，横扫华夏，亿万的劳动力正在向城市转移。到城市寻觅生计之间，城市的确成了美好生活的象征，成为亿万农民奔小康的首选之地。可是进了城的农民们会发现打工者的城市梦并不是美轮美奂的，要经过多少的拼搏，这里的辛酸苦辣也许比待在农村更厉害。还有希望与失望的轮回。同时，现代社会调查表明，城市人也并不觉得城市就等于生活得美好。中国的城市化需要一个定义的重构。什么是城市化？各种文献资料说的基本上是农村人口向城市的集聚，农业劳动力向非农劳动力转移。我觉得，这只注意到城市化量的特征，而忽略质的规定，特别是自觉的城市化，不仅仅是集聚的过程，同时是辐射的过程，是城市文明向乡村的辐射，是城市现代文明的成果通过郊区向广大农村辐射，所以城市化是聚集和辐射的双向过程，不能是简单的农民进了城就是城市化。今天的城市化，应该更加注意到文明辐射，不要简单的追求扩张“市民数量”，而应该更关注“生活质量”，关于中国的城市化目标与路径的选择应该是城镇化与都市化的并进，就是为了突出城市化的自觉进程应该为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应该给现代文明的辐射给予更多的关注点，有多少人享受到现代改革开放的成果、现代文明的成果，这才是更应该关注的。城市化是人类文明史上最大规模的一次人口动迁和空间变迁。但城市化决不只是一个物理-地理空间的变迁，而是一个全方位的多纬度的空间变迁。城市是一个物理地理空间，但是它同时又是一个社会经济空间，我们三十年不到的改革开放，取得的社会和经济成绩非常巨大。但我们文化心理空间的变迁是否跟上了如此大规模的建设与变动呢？比如，我们说欧洲有移民问题，埋下了文明冲突的根源，但是中国好像没有移民问

题。但是中国城市化的问题，东南西北的广泛流动，移民是城市的活力。人们普遍承受着巨大的压力，房奴、车奴等等，还有大批的农民工群体，他们要实现“城市梦”的路漫长沉重，城市要关注他们的文化生活，心理发展空间，这个问题日益重要。今天提出建设和谐社会，更应该关注这一点，城市化绝不仅仅是物理空间的变迁。

城市的发展，产生了社会问题，社会问题推动了城市社会学的发展和城市社会学理论的创立，城市社会学诞生以来．一直致力于研究和解决城市问题，城市问题引导和推动城市社会学研究和理论创建。不同时期有不同的城市社会同题，城市社会学正是围绕解决这些问题而展开并且创立了不同的城市社会学理论。我国的城市社会学研究不是从既有理论出发，而是从我国城市社会现实出发，运用多种理论方法具体而又深人地研究城市社会问题．创立中国的城市社会学理论。这不仅是实现社会学本土化的重要途径，而且是对世界城市社会学乃至社会学的积极贡献。建构和谐社会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和谐城市建设是实现和谐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研究构建城市和谐社会的规律．创立和谐城市社会理论是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学的主题和学科建设的依据。构建和谐城市是一个不断化解社会矛盾的持续过程，应当科学地分析影响社会和谐的矛盾和问题及其产生的原因，更加积极主动地正视矛盾、化解矛盾，最大限度地增加和谐因素．最大限度地减少不和谐因素．不断促进社会和谐。在我国城市中，人与自然的不和谐．人与社会的不和谐和人与人的不和谐普遍存在。这些不和谐因素正是城市社会学研究的切入点。要想总结出具有中国特色的城市社会学理论就必须首先立足于中国的社会实际，去调查、去研究、去概括、去总结．同时，又要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史和中国社会思想史，从中国丰富的社会思想资料中，从悠久的优秀传统中吸取养料。中国是一个大国，是一个复杂的大社会，需要一套完整的城市社会学理论，因此在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指引下研究城市，概括出构建和谐城市的社会学理论．不仅是城市社会学发展规律给我们的启示，也是社会学本土化的要求和每一个中国城市杜会学研究者的使命。

第二篇：城市社会学论文

城市社会学论文

院系：建筑工程学院 专业：建筑学 年级：2012级 学号：12150240106 姓名：

从城市社会学角度浅析城市化背后的问题

作者：刘佳

年级：2012级建筑系一班 学号：12150240106 [摘要] 城市拆迁中的冲突现象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在拆迁所形成的特定“场域”中,地方政府、开发商与被拆迁人等主要的三类利益主体是能动的“行动者”,已有的拆迁制度往往是他们为实现利益目标进行讨价还价的知识或策略,但制度并不完全限制他们的行动选择,拆迁制度的不断完善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拆迁中的矛盾和冲突。诉求公平和正义原则,强化利益表达机制,可以减少拆迁冲突,并可降低其中潜在的社会代价。

参考文献：

《城市社会学》 《比较社会学》 《城市与社会》 《社会科学学报》

[关键词] 城市建设;拆迁;利益主体;冲突;社会学

城市化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建设的速度之快、力度之强、规模之大,是所以人所罕见的。最直观的感受是:一边是连片的摩天大厦拔地而起,另一边则不断出现一个个格外醒目的被画了圆圈的“拆”字。就是这样一个“拆”字,街道更加宽了,广场更加大了,绿地更加多了,市容更加整洁了。同时,被拆迁人只能远离原来出行、上学、就医等较方便的熟人社区,眼看一座座高档住宅小区或写字楼挺立在自己生活过的地方,望楼兴叹,曾经栖息的屋舍在脑海中留下了久久不能挥去的沉重记忆。

我国城市化加速发展中突出的社会现象-城市拆迁,城市拆迁产生的利益冲突也变成了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自1990年代以来,大规模城市扩张、旧城改造以及开发区建设,使房屋拆迁成为必然。这一彰显政府关爱的“民心工程”,有时却变成了某些地方官员以赢利为目的并强制执行的“扰民工程”或借以捞取升迁资本的“政绩工程”,由此引发的利益冲突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冲突主要发生在地方政府、拆迁人(开发商)与被拆迁人之间,焦点在于:一是强行拆迁,粗暴对待被拆迁户,使被拆迁人对房屋的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受到剥夺;二是补偿安置不合理,社会保障缺位,被拆迁人因拆致贫,固有生活方式被打乱。

这里列出几个近年来因城市拆迁引发冲突的典型例子。2003年8月22日,南京市39岁的被拆迁人翁彪在玄武区邓府巷拆迁指挥部办公室点燃自己浇满汽油的身体,造成一死七伤的惨剧。2003年9月15日上午,安徽省青阳县农民朱正亮因拆迁补偿不合理,在北京天安门金水桥前,往自己身上泼洒汽油后点燃,火虽当场被执勤民警扑灭,但人被烧成重伤。①2004年5月,湖南省嘉禾县委、政府为进行珠泉商贸城开发,由县委书记亲自任拆迁总指挥,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滥用行政权力、动用公检法等部门强制推进房屋拆迁,打出标语:“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谁不顾嘉禾的面子,谁就被摘帽子。谁工作通不开面子,谁就要换位子。”②对11户被拆迁人下达强制拆迁执行书,多名拆迁户的家属被逮捕,并先后对11名公职人员进行了降职、调离原工作岗位到边远乡镇工作等错误处理。最后,由于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这起集体滥用行政权力、损害群众利益的违法违规事件才被制止。2004年5月,甘肃省清水县也发生一起类似嘉禾的地方政府强制拆迁事件,一位被拆迁人如是说:“民工们每揭一片瓦,就像在撕我的肉一样,我被数名警察架着不能动弹,大声哀求也无济于事。”③这起强制拆迁事件最后受到“嘉禾拆迁事件”影响,才被制止。

据建设部统计, 2002年1月~7月,全国因房屋拆除引发的三级以上事故共5起,造成26人死亡, 16人受伤。2002年1月~8月,建设部受理来信共4820件次,其中,涉及拆迁问题的占28%。上访1730批次,其中反映拆迁问题的占70%。在集体上访的123批次中,拆迁问题占83.7%。另据国家信访局统计,截至2003年8月底,国家信访局接到关于拆迁纠纷的投诉信件共11,641封,比去年同期上升50%,上访人数5360人次,上升47%。④从2004年始,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严禁强制或暴力拆迁,城市拆迁中利益冲突的激烈程度有所缓和,但仍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利益冲突的事实。本文试就这种普遍现象从社会学视角作一分析。“结构”解释:步入困境的理论趋向

有关拆迁所引发的冲突问题早已受到学者的关注,研究文章犹如潮水般扑面而来。但仔细品味以往有关拆迁研究的文章,学者普遍持一种“结构”解释的立场,即城市拆迁的利益冲突是由于现有制度、法规或政策不完善导致的,也就是说,已有城市拆迁的制度规范决定了利益主体的行为选择,不改进已有的城市拆迁的制度、法规或政策,这种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严重社会问题将会旷日持久。①由此出发,研究文章大多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完善这些制度规范上。笔者认为,这种解释不是没有道理,它从一定意义上说明了拆迁冲突的缘由,研究者还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但从整体上看,这类研究往往政策性较浓,难从本真意义上解释“利益主体”真实的行动逻辑。

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的关系是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之一,由此形成了社会学史上整体(实证)主义范式与个体(人文)主义范式之间长期争论不休的对立状态。整体主义(结构解释)者从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开始,经过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社会事实”决定论,到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社会系统”决定论,达到了极致。强调社会结构(包括实体结构、关系结构或规范结构)作为整体对个人及其行为决定性的制约作用,主张用客观的社会结构去解释个体行动的发生。社会不能脱离个体存在,但社会也不能还原为个体。一种社会现象只能通过另外一种社会现象解释,而不能用个体现象去解释,个人被淹没在社会结构中。换言之,在整体主义者看来,既有的社会制度、社会规范等社会结构决定了行动者个体的行为选择。就拆迁中的利益冲突而言,研究者大多认为,是现有的政策、法规等制度规范的不完善决定了在城市拆迁中的“利益主体”(地方政府、开发商、被拆迁者)发生冲突的行为选择,拆迁非利益主体能动的行为选择的过程。那么,我们来审视一下有关折迁“制度”②的变迁脉络。

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从此开始,我国政府对城市土地实行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制度,城市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私房主对其房屋所处土地只拥有“使用权”。1988年,人大宪法修正案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即允许土地使用权可以在市场上流通。1990年国务院出台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与转让暂行条例》第11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当按照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与土地使用者签订。”第24条规定:“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的所有人或者共有人,享有该建筑物、附着物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者转让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时,其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随之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这就是说,城市土地为国家所有,其使用权可以流转。依据以上法规,我国城市建设中的拆迁之路开启了。为了减少拆迁中的矛盾冲突,实现拆迁中的利益公平,尤其是维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1991年3月22日,国务院公布了第一部城市房屋拆迁的法规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为了进一步维护被拆迁人的合法利益,国务院于2001年6月6日对这一《条例》进行了修改,并在《条例》中说明,各地政府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依据此条例制定当地的拆迁管理规定。《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3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拆迁租赁房屋的,拆迁人应当与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14条规定:“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代管的房屋需要拆迁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必须经公证机关公证,并办理证据保全。”第16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该法规还包括其他内容,这是我国目前针对城市房屋拆迁最重要的一部法规。

对被拆迁人房屋价格的评估是涉及如何补偿的核心问题。为了规范城市房屋拆迁估价行为,建设部于2003年12月3日出台了《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明确了房屋评估的具体内容。同时,为了规范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内容和程序,建设部又于2003年12月30日出台了《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显然,这两个法规是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重要补充。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原第13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2004年6月6日,针对地方政府盲目扩大拆迁规模、拆迁安置补偿不落实、滥用行政权力违规强制拆迁等现象,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控制城镇房屋拆迁规模严格拆迁管理的通知》。

任何制度都具有滞后性特点,在当时都会暴露出其不完备性,这是制度创新或变迁的主要动力。从以上所述中可见,有关城市拆迁的法规或政策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其中的核心内容依旧是政府要“合法、公开、公平、公正拆迁,做好对被拆迁人的补偿和安置。”但仔细观察一下城市拆迁的实际状况,利益冲突的强度虽有所减弱,但多为上级政府干预的结果,而有关拆迁制度的逐步完善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拆迁中的利益冲突现象。简言之,制度的完善只是减少利益冲突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整体主义(结构解释)者通过社会分析和社会决定论的方法揭示出个体身上的非自主的、被外部力量所决定的因素,无疑是个体观的一种深刻的洞见,有助于克服个体主义者在个体观上的唯意志主义和“社会化不足”的局限性。但是,整体主义陷入另一个困难,即:如何判断个体的心理———人格结构中的被决定元素和非被决定元素之间的比例。如果将个体的心理———人格因素统统都看成是被外部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元素,即都是可以还原为外部社会所影响和决定的元素,那么,个人就成了毫无自主性、能动性和即兴发挥余地的、类似于机器人一样的东西,他的行动就取决于从外部输人的“指令”并按这些指令行事,尽管这个“输人”过程必须花费较长的时间(即社会化过程)。显然,与个体主义者的“社会化不足”的个体观相反,整体主义者所讲的个体常常是“社会化过度”的个人,即缺乏能动性和自主性的、被外部社会力量(如规范)所“编程化”的“类机器人”。①

从理论上讲,“结构”解释往往注重导致拆迁冲突发生的客观条件,倾向于将冲突的原因外推,认为是那些既定的制度、规范以及“利益主体”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等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制约了行动者的行为选择。然而,利益主体毕竟是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和认知能力的行动者,并不是简单地接受制度、规范等结构性条件的制约。相反,行动者会根据自身的知识,不断地反思、调节自己的行动,从而对社会结构产生某种影响。就城市拆迁中的利益冲突而言,“结构”解释夸大了社会政策等结构性条件对利益主体(行动者)行为选择的制约性,小视了行动者的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从而染上了社会决定论的色彩,这未免对拆迁这个复杂的社会现象的认识有简化的倾向。

由此观之,在城市拆迁中,地方政府的角色是多重的,是一个掌握了“规则”和“资源”的能动的行动者,而非人们所想的那个受制度约束的“中立者”或“第三者”。于是,在政府起主导作用的房地产市场中,垄断、欺诈、暗箱操作和寻租等腐败问题非常严重的现象自然成为不争的事实。

(2)拆迁人(开发商)的行动选择。在城市拆迁中,开发商是完全以“经济人”角色出现的,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他们的根本选择。所以,热衷于城市开发,在城市建设中能够以最小的投资获取最大的利润,是他们不断卷入城市拆迁冲突的强大动力。我们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社会中,大面积的城市扩张建设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现象。开发商首先看到了城市土地使用权流转过程中存在巨大的利润空间,这也可称为城市建设拆迁中的灰色地带。同时,中国的土地使用权流动不是一种完全的市场行为,因为城市土地所有权不仅为国家所有,而且国家还垄断着城市土地的使用权流转市场。地方政府虽有不断扩大城市建设规模的天然冲动,但由于财力不足而难以把这种“冲动”付诸实践。同时,开发商是资本的拥有者,也有投资城市建设项目以尽快获取利润的强烈冲动,他们意识到地方政府存在缺少资本的“软肋”。于是,地方政府提供城市建设项目,开发商提供资本,如此这般,二者在城市拆迁中都能符合彼此的利益选择,自然一拍即合。

(3)被拆迁人的行动选择。笔者这里所言的被拆迁人是指那些私房财产的所有者以及对其房屋所处土地使用权拥有者。在城市拆迁的利益博弈中,由于与地方政府、开发商在权力关系上的不对等,因而在竞争、协商和谈判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会用自己掌握的法规等知识争取利益笔者认为对被拆迁人而言有两种理性决定他们的行动选择: 第一,经济理性选择。被拆迁人也在拆迁中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①房产是最重要的财产。在被拆迁人看来,他们对自己的房产应有处分权和收益权,但不会随意、盲目地处分自己的房产。因为被拆迁人一般被安置到城郊,导致生存成本大大增加,除了购买住房和家用物品外,谋生手段也往往要从头再来,交通、购物、子女入学等都立刻成为最棘手的问题。②房产也是最重要的商品。在被拆迁人看来,房产的变动流转自然必须遵从基本的市场交易规则。但他们也明白,在由政府支配、政府决策的拆迁补偿格局中,被拆迁人得到的安置补偿费与他们失去房屋后所要面对的风险与支出相比较,完全不成正比,更与政府及开发商从中获取的巨额级差地租相悬殊。因为城市中心地段地价与房价的飞涨早已对被拆迁人平素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第二,社会理性选择。拆迁意味着城市内部移民过程的发生,被拆迁人将要远离曾经生活的那个充满地缘与情缘关系的熟人社区。回到这个社区犹如进入“我”家,因为在这里能获得强烈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走出这个社区,不仅打破了他们对熟悉环境的依赖,而且原有的社会关系自然也被打破。走入那个新的“陌生地域”,则犹如进入“异乡他国”,原来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完全不适应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被拆迁人已经形成的“生活方式”和对“熟人社区”的归属感并不是用货币可以计算的。这也是很多拆迁冲突的根本所在,但被研究者忽略了。

由此可见,三类利益主体在实现利益目标的博弈中都拥有拆迁制度之类的“规则”。当他们遭遇拆迁这个特定的“场域”时,一方面,利益主体是追求多元化目标的能动的“行动者”,另一方面,“行动者”之间存在一种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他们对利益的表达自然显得复杂而不确定。

第三篇：城市社会学课程论文

微软中国

城市社会学课程论文

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城市更新与重建

班 级：

姓 名：

指导老师：

2013年4月10

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城市更新与重建

【摘要】:我国在近20多年来，经济建设得到长足的发展，城市建设也以外延式拓展为主，即使同期出现的很多旧城改造也是以推倒重建为主。在这一建设浪潮回落之后，人类对自身生活的精神和物质环境都有新的认识，老城区和原城市中心区的更新与重建将以新的价值观审视。从城市社会学的角度分析城市更新与重建，并从“新城市主义”中提炼合理的思想，为下一阶段城市更新与重建提出建议。【关键词】城市社会学 城市更新 城市重建 社会学问题 新城市主义 代写论文发表 中国论文 职称论文

一、杜区建设与城市更新—概念的设释

“社区建设”和“城市更新”属社会学基本概念和研究范围，起源于西方，实践于西方，主要是为了解决城市社会问题。对老城区进行建设和更新时，应更多地借助社会学的理论和思想进行分析，使城市更新与重建更为理性。1.社区建设的概念与内容

“社区建设”是指在政府倡导下，利用社区的资源和力量，发展社区事业，促进社区发展。其内容包括社区经济建设、社区服务、环境建设和社区文化、教育建设等诸多领域，以实现社会效益和成员心理归属为最终目标。

无论是传统社区还是新建社区，其社会学内涵的内容通常被称之为“社会网络”，它可以概括为以下四个方面生活内容、生活方式、社会角色和地域归属感。生活内容的多样化是传统住区多样化的根本基础;生活方式的多类型是传统住区多样化的重要原因;社会角色的多元化是传统住区多样化的活化因素;地域归属感的多层次维系传统住区多样化的动态平衡。

社会学家格拉斯在对居住邻里单位进行考察时，发现其中的社会网络系统是一种节点系统，由居住社区中的公共服务设施以及使用这些设施进行交往的居民共同构成。人与人、人与居住环境之间经历了较长一段时间的磨合后，形成了较为稳定的结构关系，将赋予城市空间某种极具凝聚力的内在精神，这就是舒尔茨所提出的“场所精神”。居住社区并非静止的或纯物质性的，社会网络和场所精神的存在赋予了它生命活力和内在精神使之在历史变迁中不断发展完善。

2.城市更新的概念与内容

“城市更新”是一种面向社会、经济和物质环境相结合的综合性、系统性的更新。城市更新内涵包含了城市社会、经济、政治改革乃至都市形象重塑的多重功能与目的。诸如通过城市更新改善社区公共设施和生活环境、增加住宅供应、消除城市管理死角、克服贫困导致的社会问题更新城市机能、创造就业机会、改造政府财政结构、增加公共投资、振兴中心城市活力促进公众参与管理进而改善城市的管理水平和管理形象等等。从总体上说，城市更新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政府实施总体规划的用地性质结构调查;另一方面，传统的居住区因居住条件和基础设施水平较差而亚待更新，大量居住街坊、地段将全面拆除、异地重建。

二、西方国家城市更新与我国城市更新发展的比较 二战后，西方国家城市更新的实践过程主要分为四个阶段，然而这些运动并未取得预期成果，反而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破坏。

1.战后西方国家城市更新发展历程及启示

西方国家城市更新的发展历程可以说是对早期城市更新遗留下来的“伤口”再更新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西方国家规划理论界逐渐达成了城市更新理论的某些共同认识“;人本主义”思想的回归;规划从单纯的物质环境改造走向社会、经济和物质环境相结合的综合规划;可持续发展思想成为共识;城市更新方式从大规模以开发商为主导的方式转向小规模、分阶段、主要由社区自己组织的社区开发。2.我国城市更新与重建的现状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的城市建设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城市化进程突飞猛进，成片的老城区被更新，整个中国俨然是个大工地，城市的面貌可称得上日新月异。但城市更新的规划设计大多以大规模推倒重建为主危旧房片区的改造倾向于简单化的拆除重建旧城居住社区的社会网络和城市肌理遭到了严重破坏。一是在全面拆除传统居住地时过于仓促，很少去研究其长期形成的内在的邻里空间和社会网络。另一方面，异地重建的居住新区由于时间过于急促，量大面广，难以做到精心设计，更多的是大量快速建造的极端统一化的排房。这样的大拆大建导致在更新过程中，各类保护建筑遭到破坏，城市的特有风貌正在消失，城市的文脉被切断，城市越来越走向雷同。

不同于西方国家的城市更新，我国的旧城区没有经过衰落，仍是活跃的城市经济中心。当前我国的郊区化现象还不明显，中产阶层化现象尚未形成。一些富有阶层迁入城市中心区的现象主要是政府实施旧城改造政策以及房地产商进行开发的共同结果。1970年代后，西方国家抛弃了大规模拆迁重建的更新方式采取小规模渐进式的更新改造。这种新的更新模式的重要基础之一就是鼓励社区居民参与更新计划的全过程。社区更新的经济主体已由开发商向社区居民转变，更新规划也由面向市场朝面向社区转变。但是，这种自下而上的“倡导性规划”的实施所遇到的关键问题是社区居民的经济能力和参与更新的积极性。在美国主要是通过培育“社会资本”来实现社区的发展社会资本反映的是社区组织的实力。而在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我国应将增强更新动力作为社区更新规划工作的重点使更新规划起到居民资金投入的引导者和社区环境改善的咨询者的作用。

三、我国城市更新问题的分析 1.更新的动机及方法

从更新的动机及方法来分析，在城市更新和建设中出现的这些问题主要是我国这方面理论研究落后，缺乏完善的指导实践的理论体系;城市更新和保护的观念陈旧，只重视硬件，一味追求高、大、洋，缺乏可持续发展的意识;开发方式落后，普遍采取大拆大迁的方式，破坏了传统社区的网络关系。2.更新的主体

从更新的主体来分析，参与城市社区更新大致有三种力量:以城市政府为代表的财政力量、以开发商为代表的市场力量和以社区居民为代表的消费力量。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在更新中作为经济主体只限于城市历史地段住宅的维修保护、廉租房的更新改造等有限的领域。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城市政府主要是运用税收政策、贷款政策、补助基金和奖励制度等手段来参与社区的更新。开发商作为社区更新的经济主体有利于社区居住条件的迅速改善但是这种开发行为也带来了许多社会文化和城市环境问题，如开发强度过高、传统特色破坏、邻里结构解体、城市生活多样性丧失、低收入居民生活适应能力降低等等。从经济学角度来讲开发商的经营活动是以追求经济效益和利润最大化为目的的。在社区更新中，开发商一般采用大规模拆迁重建的方式，这种开发行为首先使社区特别是具有历史特色社区的传统风貌遭到了彻底破坏。开发商对于拆迁户的补偿方式一般有回迁和外迁两种。在这种情况下开发商必然会加大用地的使用强度.争取尽可能高的密度和容量更新改造中突破规划控制的现象是屡见不鲜的。另外还建户与新住户被人为地隔离也造成了不良的社会文化问题。拆迁户外迁又不可避免地导致了原有邻里结构的破坏、城市生活多样性丧失、低收入者生活适应能力降低等一系列社会问题。

四、西方“新城市主义”城市更新与，建理论对我国现状的启示 “新城市主义”运动是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兴起的一股城市规划和设计运动，它是针对西方国家郊区化和城市中心衰败问题提出的，它强调完整的城市结构、城市文脉、人际关系、令仔里和社区环境等理念，这些理论对于正处于城市化进程加快、“郊迁”、“城乡一体化”等浪潮不断涌起的我国来说有很多借鉴意义。1.更新观念—“新城市主义”的四“新”思想(1)“新经济”思想

新城市主义注重对“城市经营”的质的提高，而不简单看城市数量(城市面积)的扩大。这种城市经营的“新经济”理念，注重经营所需的资源是泛资源的概念，即没有什么不是资源，注重经营主体能动性的发挥，注重全方位营造‘.创新”环境。(2)“新社区”思想

新城市主义的“社区”主要有以下特点适宜步行的邻里环境，多样化的住宅类型，以人为本的社区服务设施等。这些新社区的组成元素与传统开发模式的社区相同，但是他们以完整的社区形式被更加综合的形式整合在一起。(3)“新社会”思想

工业文明下的现代城市规划理论，更多地体现市场经济条件下的竞争理论—强者生存，而缺少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必要关怀。新城市主义的所倡导的“新社会”是一个与自然和谐、融合并实现可持续发展的“社会”;是一个具有宽容和学习品性的多元文化的“社会”;是一个人与人之间沟通、协调的“社会”。(4)“新生态”思想

新城市主义的‘’新生态”观融和了现代生态学生物演进的规律，他认为虽然城市永远不断地变化，但变化有一条健康的主线。应当把一个城市的文脉、历史、文化、建筑、邻里和社区的物质形式当作一个活的生命来对待，当作一种生命的形式、一种生命体系来对待，要根据它的“生命”历史和生存状态来维护它、保持它、发展它和更新它。

2、更新开发方式—“新城市主义”的开发实践(1)灰区的更新

灰区即衰落的区域商业中心区，其特点是规模不大，并且与区域交通系统联系不紧密。其特点是销售额已经降得不能再低，对于它的拥有者来说，只有重新开发才是最有希望的方式。新城市主义者把这些商业区中的很多看作是建造交通导向混合使用社区的理想地点。他们中有些已经不适应当地的零售业氛围，不过许多商业区的位置很适合开发囊括住宅、零售商场、办公楼、服务业和公共空间的新城市主义社区。(2)废弃工业区旧的更新

主要采取填充式再开发，这样可以利用现有的基础设施并保护好原始的开敞空间环境。(3)郊区的再开发

主要有交通导向模式和传统邻里开发模式前者偏重于整个大都市区域层面，后者偏重于内部街坊社区层面，在规划实践中两者是嵌套在一起运作的。他们都具有新城市主义规划的基本特点:紧凑、适宜步行、功能复合、可支付性以及珍视环境。(4)旧社区的更新

旧社区主要包括内城旧邻里社区、小城镇中心街区等，主要采用TND的开发方式，旧社区因为靠近城市中心，所以有较好的城市绿化、古老而迷人的建筑、完善的商业和服务设施，所以通过更新旧社区的公共空间环境和居住环境，就可以吸引居民进城居住。(5)公园、车站、地铁站等的更新

主要目标是让这些衰老的城市公共中心恢复人气，营造活力，使其功能综合化、现代化、人文化，满足城市发展的需求。如美国亚特兰大车站重新开发，其倡导的“生活、工作、娱乐”口号，已经成为可持续发展的典范。

3、“新城市主义”对我国城市更新和改造的启发 在我国有一些成功的城市更新，如北京菊儿胡同为代表的小规模、渐进式的有机更新，上海里弄为代表的多元与共生保护规划，苏州古城9号街坊保护中有发展等改造思想，他们虽然不是受到新城市主义理念而产生的，但是他们的改造方式及其终极目标与新城市主义不谋而合。这说明结合我国国情，在城市更新过程中运用新城市主义理论可以指导我们的城市向着健康的方向发展。

在我国进行城市更新与重建，可以适当地采用“新城市主义”提出的渐进式小规模更新改造，替代以往的大规模更新的主张提倡一种“小而灵活的规划”，发挥其灵活性的优点。顺应城市更新代谢的规律进行连续的、渐进的、复杂的、细致的改造。借鉴国外Greenfields、Brownfields、Greyfields等小而渐进的规划方法，客观审视我国在上阶段城市更新的实践中那种大规模改造的方式，分析确定不同类型的城市旧区及其社会网络，确定各自的更新改造手段，在改造过程中考虑新城市主义的基本原则和理念，创造宜人的都市生活环境。

此外，引入新城市主义提倡的公共参与。在城市老区和原中心区，利益群体相对多样，只有在设计过程中，设计者与政府官员、社区百姓和各种利益集团进行商谈，召开发布会和展示会，邀请请当地建筑师、规划师和居民进行合作，使专家的意见、居民的要求和管理者的意见都能充分表达，才能使规划设计方案更为普遍地体现人文关怀。[参考文献] 康少邦、张宁等编译：《城市社会学》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夏建中：新城市社会学的主要理论，《社会学研究》1998年 宋林飞：《西方社会学理论》，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 《现代西方社会学》，尹恩·罗伯逊，河南人民出版社。

【澳】马尔科姆·沃特斯:现代社会学理论，杨善华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

第四篇：从城市社会学论文

从城市社会学角度浅析城市拆迁中的矛盾和冲突

[摘要] 城市拆迁中的冲突现象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在拆迁所形成的特定“场域”中,地方政府、开发商与被拆迁人等主要的三类利益主体是能动的“行动者”,已有的拆迁制度往往是他们为实现利益目标进行讨价还价的知识或策略,但制度并不完全限制他们的行动选择,拆迁制度的不断完善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拆迁中的矛盾和冲突。诉求公平和正义原则,强化利益表达机制,可以减少拆迁冲突,并可降低其中潜在的社会代价。

[关键词] 城市建设;拆迁;利益主体;冲突;社会学

拆迁现象:不得不正视的社会问题

城市化是人类从落后走向文明不可抗拒的铁律。改革以来,中国城市建设的速度之快、力度之强、规模之大,是世人所罕见的。最直观的感受是:一边是连片的摩天大厦拔地而起,另一边则不断出现一个个格外醒目的被画了圆圈的“拆”字。就是这样一个“拆”字,街道更加宽了,广场更加大了,绿地更加多了,市容更加整洁了,同时,也让整个城市越来越“失忆”了。同时,被拆迁人只能远离原来出行、上学、就医等较方便的熟人社区,眼看一座座高档住宅小区或写字楼挺立在自己生活过的地方,望楼兴叹,曾经栖息的屋舍在脑海中留下了久久不能挥去的沉重记忆。

城市拆迁是我国城市化加速发展中突显出来的社会现象,由此产生的利益冲突也变成了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自1990年代以来,大规模城市扩张、旧城改造以及开发区建设,使房屋拆迁成为必然。这一彰显政府关爱的“民心工程”,有时却变成了某些地方官员以赢利为目的并强制执行的“扰民工程”或借以捞取升迁资本的“政绩工程”,由此引发的利益冲突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冲突主要发生在地方政府、拆迁人(开发商)与被拆迁人之间,焦点在于:一是强行拆迁,粗暴对待被拆迁户,使被拆迁人对房屋的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受到剥夺;二是补偿安置不合理,社会保障缺位,被拆迁人因拆致贫,固有生活方式被打乱。

这里列出几个近年来因城市拆迁引发冲突的典型例子。2003年8月22日,南京市39岁的被拆迁人翁彪在玄武区邓府巷拆迁指挥部办公室点燃自己浇满汽油的身体,造成一死七伤的惨剧。2003年9月15日上午,安徽省青阳县农民朱正亮因拆迁补偿不合理,在北京天安门金水桥前,往自己身上泼洒汽油后点燃,火虽当场被执勤民警扑灭,但人被烧成重伤。①2004年5月,湖南省嘉禾县委、政府为进行珠泉商贸城开发,由县委书记亲自任拆迁总指挥,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滥用行政权力、动用公检法等部门强制推进房屋拆迁,打出标语:“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谁不顾嘉禾的面子,谁就被摘帽子。谁工作通不开面子,谁就要换位子。”②对11户被拆迁人下达强制拆迁执行书,多名拆迁户的家属被逮捕,并先后对11名公职人员进行了降职、调离原工作岗位到边远乡镇工作等错误处理。最后,由于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这起集体滥用行政权力、损害群众利益的违法违规事件才被制止。2004年5月,甘肃省清水县也发生一起类似嘉禾的地方政府强制拆迁事件,一位被拆迁人如是说:“民工们每揭一片瓦,就像在撕我的肉一样,我被数名警察架着不能动弹,大声哀求也无济于事。”③这起强制拆迁事件最后受到“嘉禾拆迁事件”影响,才被制止。

据建设部统计, 2002年1月~7月,全国因房屋拆除引发的三级以上事故共5起,造成26人死亡, 16人受伤。2002年1月~8月,建设部受理来信共4820件次,其中,涉及拆迁问题的占28%。上访1730批次,其中反映拆迁问题的占70%。在集体上访的123批次中,拆迁问题占83.7%。另据国家信访局统计,截至2003年8月底,国家信访局接到关于拆迁纠纷的投诉信件共11,641封,比去年同期上升50%,上访人数5360人次,上升47%。④从2004年始,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严禁强制或暴力拆迁,城市拆迁中利益冲突的激烈程度有所缓和,但仍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利益冲突的事实。本文试就这种普遍现象从社会学视角作一分析。“结构”解释:步入困境的理论趋向

有关拆迁所引发的冲突问题早已受到学者的关注,研究文章犹如潮水般扑面而来。但仔细品味以往有关拆迁研究的文章,学者普遍持一种“结构”解释的立场,即城市拆迁的利益冲突是由于现有制度、法规或政策不完善导致的,也就是说,已有城市拆迁的制度规范决定了利益主体的行为选择,不改进已有的城市拆迁的制度、法规或政策,这种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严重社会问题将会旷日持久。①由此出发,研究文章大多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完善这些制度规范上。笔者认为,这种解释不是没有道理,它从一定意义上说明了拆迁冲突的缘由,研究者还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但从整体上看,这类研究往往政策性较浓,难从本真意义上解释“利益主体”真实的行动逻辑。1?“结构”解释的分析逻辑

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的关系是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之一,由此形成了社会学史上整体(实证)主义范式与个体(人文)主义范式之间长期争论不休的对立状态。整体主义(结构解释)者从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开始,经过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社会事实”决定论,到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社会系统”决定论,达到了极致。强调社会结构(包括实体结构、关系结构或规范结构)作为整体对个人及其行为决定性的制约作用,主张用客观的社会结构去解释个体行动的发生。社会不能脱离个体存在,但社会也不能还原为个体。一种社会现象只能通过另外一种社会现象解释,而不能用个体现象去解释,个人被淹没在社会结构中。换言之,在整体主义者看来,既有的社会制度、社会规范等社会结构决定了行动者个体的行为选择。2?有关拆迁的制度安排

就拆迁中的利益冲突而言,研究者大多认为,是现有的政策、法规等制度规范的不完善决定了在城市拆迁中的“利益主体”(地方政府、开发商、被拆迁者)发生冲突的行为选择,拆迁非利益主体能动的行为选择的过程。那么,我们来审视一下有关折迁“制度”②的变迁脉络。

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从此开始,我国政府对城市土地实行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制度,城市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私房主对其房屋所处土地只拥有“使用权”。1988年,人大宪法修正案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即允许土地使用权可以在市场上流通。1990年国务院出台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与转让暂行条例》第11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当按照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与土地使用者签订。”第24条规定:“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的所有人或者共有人,享有该建筑物、附着物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者转让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时,其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随之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这就是说,城市土地为国家所有,其使用权可以流转。

依据以上法规,我国城市建设中的拆迁之路开启了。为了减少拆迁中的矛盾冲突,实现拆迁中的利益公平,尤其是维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1991年3月22日,国务院公布了第一部城市房屋拆迁的法规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为了进一步维护被拆迁人的合法利益,国务院于2001年6月6日对这一《条例》进行了修改,并在《条例》中说明,各地政府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依据此条例制定当地的拆迁管理规定。《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3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拆迁租赁房屋的,拆迁人应当与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14条规定:“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代管的房屋需要拆迁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必须经公证机关公证,并办理证据保全。”第16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该法规还包括其他内容,这是我国目前针对城市房屋拆迁最重要的一部法规。

对被拆迁人房屋价格的评估是涉及如何补偿的核心问题。为了规范城市房屋拆迁估价行为,建设部于2003年12月3日出台了《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明确了房屋评估的具体内容。同时,为了规范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内容和程序,建设部又于2003年12月30日出台了《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显然,这两个法规是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重要补充。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原第13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2004年6月6日,针对地方政府盲目扩大拆迁规模、拆迁安置补偿不落实、滥用行政权力违规强制拆迁等现象,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控制城镇房屋拆迁规模严格拆迁管理的通知》。

任何制度都具有滞后性特点,在当时都会暴露出其不完备性,这是制度创新或变迁的主要动力。从以上所述中可见,有关城市拆迁的法规或政策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其中的核心内容依旧是政府要“合法、公开、公平、公正拆迁,做好对被拆迁人的补偿和安置。”但仔细观察一下城市拆迁的实际状况,利益冲突的强度虽有所减弱,但多为上级政府干预的结果,而有关拆迁制度的逐步完善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拆迁中的利益冲突现象。简言之,制度的完善只是减少利益冲突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3?“结构”解释的理论困境

整体主义(结构解释)者通过社会分析和社会决定论的方法揭示出个体身上的非自主的、被外部力量所决定的因素,无疑是个体观的一种深刻的洞见,有助于克服个体主义者在个体观上的唯意志主义和“社会化不足”的局限性。但是,整体主义陷入另一个困难,即:如何判断个体的心理---人格结构中的被决定元素和非被决定元素之间的比例。如果将个体的心理---人格因素统统都看成是被外部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元素,即都是可以还原为外部社会所影响和决定的元素,那么,个人就成了毫无自主性、能动性和即兴发挥余地的、类似于机器人一样的东西,他的行动就取决于从外部输人的“指令”并按这些指令行事,尽管这个“输人”过程必须花费较长的时间(即社会化过程)。显然,与个体主义者的“社会化不足”的个体观相反,整体主义者所讲的个体常常是“社会化过度”的个人,即缺乏能动性和自主性的、被外部社会力量(如规范)所“编程化”的“类机器人”。①

从理论上讲,“结构”解释往往注重导致拆迁冲突发生的客观条件,倾向于将冲突的原因外推,认为是那些既定的制度、规范以及“利益主体”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等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制约了行动者的行为选择。然而,利益主体毕竟是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和认知能力的行动者,并不是简单地接受制度、规范等结构性条件的制约。相反,行动者会根据自身的知识,不断地反思、调节自己的行动,从而对社会结构产生某种影响。就城市拆迁中的利益冲突而言,“结构”解释夸大了社会政策等结构性条件对利益主体(行动者)行为选择的制约性,小视了行动者的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从而染上了社会决定论的色彩,这未免对拆迁这个复杂的社会现象的认识有简化的倾向。

“结构化解释”:利益表达的不确定分析 1?“结构化理论”的分析框架

英国当代著名社会学家吉登斯是“结构化理论”的始作俑者,他终生对社会学理论的抱负是力求跨越传统社会学理论中个人与社会、主观与客观、行动与结构二元对立的两极化格局,其“结构化理论”的基本观点是:结构是潜在于社会系统不断再造过程中的规则和资源。“规则”属于行动者的知识与理解部分,是行动的内在因素,是潜在的、非具决定性质的情境界域,行动者的“知识”具有反思性,自我反思与相互反思构成的“相互知识”成为行动的内在要素;“资源”属于行动的外在条件,是行动者用于具体行为的材料,它未必是有形的,可指对日常互动起传输作用的中介能量。资源可分为权威性资源和分配性资源,前者指在权力实施中的非物质资源,源于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支配,是强加于人的指挥能力,后者指在权力实施中所有物质性资源,是强加于物的能力。规则与资源的不组合会形成不同的结构,“实践”在二者的组合中充当重要角色。离开实践,规则和资源都成了不能自动运作、不能腾空出世的抽象体。结构在实践中才具有灵活性:(1)当行动者实践时,会以自己的领悟对规则进行新的组合;(2)行动者会因知识不完满,而有意外后果;(3)行动者在实践中创造新资源,即有机会改变人与人的关系(权威)及人与物的关系(分配);(4)两者在实践中可以有不同的组合,人可以在这些变化中发挥作用。②换句话说,在吉登斯看来,在实践中,结构才获得了某种能动性,也即“结构的二重性” 特征。整体主义者强调社会中的结构、制度和制约性,个体主义者强调人的主观性、能动性、创造性,这两类因素在社会生活中都是实际存在的,既不可简单否认,又不可把二者对立起来。在社会实践过程中,这些因素是通过人的行动而动态地相互作用、相互转化的。一方面,社会本身是存在结构的,这些结构通过制度关系和规则限制,制约着人们的社会行动,人们是按原有结构关系制约自己行动的;另一方面,人们不仅以其自觉性认识原有社会结构、调整自己的行为,而且按照自己在行动中不断产生的新要求来调整行为规则和社会制度,进而使社会结构发生变化,社会结构从客观上的制约地位转入主观的创造过程中。社会结构由此而具有客观制约性和主观创造性两种品格,而且这种品格是融会而存的。①这样,社会结构既是由人类的行动建构起来的,同时又是人类行动得以建构的条件和中介。2?行动者(利益主体)识别

利益主体是直接或间接对某一事件进行干预并影响干预结果的个人、群体和组织。在城市拆迁中,所涉及的利益主体主要有地方政府、拆迁人(开发商)和被拆迁人(房屋所有权与使用权拥有者)三类,这里我们可以称之为行动者。面对同一个“拆”字,三类行动者的利益一拆迁事件所持的基本立场和态度自然也不同。如果我们把有关拆迁的制度或规范当作三类行动者在拆迁实践中发生互动时所应遵循的“规则”,那么三者之间的权力关系就成为三类行动者在拆迁实践中所不可回避的“资源”。如果要明白三者在拆迁实践中利益冲突的缘由所在,就必须清楚这些“规则”与“资源”是如何结合成“结构”的以及由此形成的“结构”与行动者之间在拆迁实践中如何被“结构化”的。3?行动者(利益主体)的选择偏好(1)地方政府的行动选择。地方政府向来有着改造城市的雄心和蓝图,既是城市更新政策的制定者,也是城市更新实践的推动者和直接参与者。同时,当拆迁中的利益冲突发生时,又自然变成了拆迁人(开发商)与被拆迁人之间矛盾的调停者。对地方政府而言,对“经营城市”有着一股强烈的冲动,因为城市建设在短期内使城市形象美观化,很容易产生政绩。还有,在地方政府看来,城市拆迁本身是一项关乎市民的“公共利益”,拆迁尽管损害了一小部分被拆迁人的利益,但最终有利于整个城市的“公共利益”,所以,被拆迁人要理所当然地支持拆迁。如此这般,地方政府根本无从体会被拆迁人的真实感受。当然,地方政府是权力资源的直接拥有者,但我们不妨追问一下,有权力就可主导城市拆迁并必然引发利益冲突吗?如果地方政府站在被拆迁人的立场上考虑,就可能让拆迁变成一个让各方都能接受的水到渠成的“利民工程”。可是地方政府往往是拆迁实践的快速推进者,让拆迁实践更多地变成了一种追求“短期效益”的“形象工程”。这肯定不能被还没有回过神来的被拆迁人接受,因为被拆迁人对房屋拆迁需要一个较长时间的认同过程。地方政府为什么在城市更新中如此急不可待呢?这是由我国政府行政体制特有的激励机制导致的。

著名社会学家周雪充教授认为,政府官员关心的主要利益是他们在职业生涯中进一步晋升或者避免被淘汰出局的问题。在现行的行政体制中,工资、地位、成就感与其他待遇都与一个人的职位有关。这样,政府官员最关心他们在任期间的短期政绩,因为这是影响他们职业生涯最为关键的因素。其背后的激励机制是:①现行的干部晋升制度诱使政府官员去关注任期内的“政绩工程”。政府官员在职业上的发展,需要具体实在的政绩表现,这样,就把官员的注意力引导到那些可以实际测量的政绩方面。②由于上下级信息不对称性,导致了基层官员以“资源密集型”工程发出有关自己政绩的信号。“委托-代理”理论可以分析这一情形。如果把上级部门看作“委托人”一方,基层政府官员为“代理人”一方,那么在这两者的关系中,存在着严重的信息不对称。从业绩考核的角度来看,这种信息不对称性主要体现在下级官员对自己工作中需要克服的困难、工作绩效等方面有着比上级领导更多的信息;相比之下,上级官员对下级官员的所作所为难以准确了解、把握。这种信息不对称性情形意味着,下级官员通过各种方式发出信号,将自己的能力、政绩告诉上级,以便解决信息不对称的状况。③这些行为又由于同级政府官员之间的竞争而强化和延续。中国是一个人口大国,人口压力和干部年轻化的双重过程,使干部政策在干部队伍中培养了十分强烈的短期政绩期待。一方面,政府官员受到短期利益的驱使,需要超出通常的资源动员来把“政绩工程”做大,得到上级的注意和认可;另一方面,上级领导也追求短期目标,诱导地方政府官员快出成果,出大成果。

由此观之,在城市拆迁中,地方政府的角色是多重的,是一个掌握了“规则”和“资源”的能动的行动者,而非人们所想的那个受制度约束的“中立者”或“第三者”。于是,在政府起主导作用的房地产市场中,垄断、欺诈、暗箱操作和寻租等腐败问题非常严重②的现象自然成为不争的事实。

(2)拆迁人(开发商)的行动选择。在城市拆迁中,开发商是完全以“经济人”角色出现的,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他们的根本选择。所以,热衷于城市开发,在城市建设中能够以最小的投资获取最大的利润,是他们不断卷入城市拆迁冲突的强大动力。我们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社会中,大面积的城市扩张建设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现象。开发商首先看到了城市土地使用权流转过程中存在巨大的利润空间,这也可称为城市建设拆迁中的灰色地带。同时,中国的土地使用权流动不是一种完全的市场行为,因为城市土地所有权不仅为国家所有,而且国家还垄断着城市土地的使用权流转市场。地方政府虽有不断扩大城市建设规模的天然冲动,但由于财力不足而难以把这种“冲动”付诸实践。同时,开发商是资本的拥有者,也有投资城市建设项目以尽快获取利润的强烈冲动,他们意识到地方政府存在缺少资本的“软肋”。于是,地方政府提供城市建设项目,开发商提供资本,如此这般,二者在城市拆迁中都能符合彼此的利益选择,自然一拍即合。

(3)被拆迁人的行动选择。笔者这里所言的被拆迁人是指那些私房财产的所有者以及对其房屋所处土地使用权拥有者。在城市拆迁的利益博弈中,由于与地方政府、开发商在权力关系上的不对等,因而在竞争、协商和谈判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会用自己掌握的法规等知识争取利益笔者认为对被拆迁人而言有两种理性决定他们的行动选择:

第一,经济理性选择。被拆迁人也在拆迁中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①房产是最重要的财产。在被拆迁人看来,他们对自己的房产应有处分权和收益权,但不会随意、盲目地处分自己的房产。因为被拆迁人一般被安置到城郊,导致生存成本大大增加,除了购买住房和家用物品外,谋生手段也往往要从头再来,交通、购物、子女入学等都立刻成为最棘手的问题。②房产也是最重要的商品。在被拆迁人看来,房产的变动流转自然必须遵从基本的市场交易规则。但他们也明白,在由政府支配、政府决策的拆迁补偿格局中,被拆迁人得到的安置补偿费与他们失去房屋后所要面对的风险与支出相比较,完全不成正比,更与政府及开发商从中获取的巨额级差地租相悬殊。因为城市中心地段地价与房价的飞涨早已对被拆迁人平素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第二,社会理性选择。拆迁意味着城市内部移民过程的发生,被拆迁人将要远离曾经生活的那个充满地缘与情缘关系的熟人社区。回到这个社区犹如进入“我”家,因为在这里能获得强烈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走出这个社区,不仅打破了他们对熟悉环境的依赖,而且原有的社会关系自然也被打破。走入那个新的“陌生地域”,则犹如进入“异乡他国”,原来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完全不适应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被拆迁人已经形成的“生活方式”和对“熟人社区”的归属感并不是用货币可以计算的。这也是很多拆迁冲突的根本所在,但被研究者忽略了。

由此可见,三类利益主体在实现利益目标的博弈中都拥有拆迁制度之类的“规则”。当他们遭遇拆迁这个特定的“场域”时,一方面,利益主体是追求多元化目标的能动的“行动者”,另一方面,“行动者”之间存在一种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他们对利益的表达自然显得复杂而不确定。

结束语

以上分析表明,中国的城市拆迁现象是政府选择而非完全意义上的市场选择的结果。假如是市场选择,也并非能够从根本上消除其中的矛盾或冲突。从一定意义上说,拆迁制度的不断完善可以缓解这种矛盾或冲突,但不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充分条件。当拆迁中发生利益冲突时,制度或政策法规等往往成为利益主体维护自身利益,进行讨价还价的知识、策略或武器。也就是说,城市拆迁形成了一个利益博弈。

参考文献： 《城市社会学》 《比较社会学》 《城市与社会》 《社会科学学报》

姓名：张海宁

班级：08城建城规2班

学号：07290030228

指导老师：吕露光

第五篇：城市社会学调查报告

城市社会学调查报告

随着个人的文明素养不断提升，我们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报告，报告具有成文事后性的特点。那么什么样的报告才是有效的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城市社会学调查报告，欢迎阅读与收藏。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角度看，人类经历了蒙昧、野蛮而逐步走向文明，从渔猎文明发展到农业文明再发展到现在的工业文明，每一次文明更替都是一次社会革命，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大进步。目前的工业文明虽取得很大成就，但因其固有问题的严重化，已经开始走向衰退，当前一种新的文明，作为工业文明的替代力量正在兴起，这就是说现在面临着工业文明向一种新的文明的过渡，这种新文明即为生态文明。人类社会也将从工业社会转向生态社会，从工业化发展模式转向生态化发展模式。

生态化发展模式是在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工业化发展模式的辩证否定，它扬弃了只注重经济效益不顾人类福利和生态后果的唯经济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转向兼顾人口、社会、经济、环境和资源持续发展的，注重复合生态整体效益的发展模式。生态化发展模式是人们对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来所走过的道路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这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历史性的重大转折，是人类改变传统发展模式和开拓新文明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城市生态化及其发展对策

在世纪之交，新旧文明转换之际，我国城市发展面临两种选择。或者走传统工业化发展道路，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发生根本改变，最多只进行适当的调整；或者对传统发展模式进行根本性变革，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化发展之路。第一种选择是危险的，“边发展、边治理”或“先发展、后治理”使人类“生存危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甚至拖延解决，只会使为之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到最后可供选择的余地也愈来愈小。我国应该也必须选择第二种，尽管我国城市将在发展中面临更多挑战。城市走生态化发展道路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走出“城市病”困境的必然选择，是提高人居环境质量，维护全球生存与发展的迫切要求，变革势在必行。

所谓城市生态化简单地说就是实现城市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状态的演进过程。这里“生态化”已不再是单纯生物学的含义，而是综合、整体的概念，蕴含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的内容，城市生态化强调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和整体生态化，即实现人-自然共同演进、和谐发展、共生共荣，它是可持续发展模式。社会生态化表现为人们有自觉的生态意识和环境价值观，生活质量、人口素质及健康水平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相适应，有一个保障人人平等、自由、教育、人权和免受暴力的社会环境。经济生态化表现为采用可持续的生产、消费、交通和住区发展模式，实现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对经济增长，不仅重视增长数量，更追求质量的提高，提高资源的再生和综合利用水平。环境生态化表现为发展以保护自然为基础，与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自然环境及其演进过程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合理利用一切自然资源和保护生命支持系统，开发建设活动始终保持在环境承载能力之内。

城市走生态化发展之路标志着城市由传统的唯经济开发模式向复合生态开发模式转变，这意味着一场破旧立新的社会变革，因为它不仅涉及到城市物质环境的生态建设、生态恢复，还涉及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政策法规等方面的根本性转变。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科技水平、人口素质、意识观念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这些因素都将影响到城市生态化发展。底子薄、人口多的国情决定了必须开辟一条非传统式又非西方化的“中国特色”城市生态化发展之路。以下几点建议对促进城市生态化发展是重要的。

1.1 加强宣传教育，普及和提高公众的生态意识

实现城市生态化发展，首先必须宣传、普及生态意识，倡导生态价值观，使公众特别是领导决策层的观念转变过来，树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价值观。只有改变原有的价值观，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才会改变!自觉的生态意识是实现城市生态化发展的关键。

1.2 制定行动计划，实施符合城市生态化发展的政策

城市生态化应作为我国城市今后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内容，并与《中国21世纪议程》结合起来，把这种思想贯彻到政策、计划中去。改变以前不符合生态要求的政策、计划，制定城市各领域、各行业生态化发展的战略、步骤、目标等，并确定优先发展领域，制定一系列鼓励政策，加快城市生态化发展步伐，使城市逐步走上生态化发展道路。

1.3 加强生态立法

建立适应城市生态化发展的法规综合体系，使城市生态化发展法律化、制度化，是保证其战略、政策顺利实施的有效途径，这样城市生态化发展得到法律保证，有法可依，对不符合生态化发展的行为采取必要的行政和经济手段，保证计划的顺利实施。

1.4 设立适应城市生态化发展的职能机构

在城市各机构中可通过联合设立综合的、跨部门的生态化发展管理决策机构，组织、协调、监督城市生态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同时也作为城市生态化发展的宣传、咨询、交流和推广中心。

1.5 重视生态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凡是破坏生态平衡，导致环境污染、社会异化、经济非持续发展的技术，都是与生态化发展相违背的，解决的根本出路在于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结合生态学原理创造新的技术形式--生态技术。城市生态化发展必须重视增加科技投入，研制、开发生态技术、生态工艺，积极选择“适宜技术”，推广生态产业，保证发展过程低(无)污、低(无)废、低耗，提高资源循环利用率，逐步走上清洁生产、绿色消费之路，是实现城市生态化的基础。

1.6 重视城市间、区域间的合作

城市仅仅注重自身繁荣，而掠夺外界资源或将污染转嫁于周边地区都是与生态化发展背道而驰的。城市间、区域间乃至国家间必须加强合作，建立公平的伙伴关系，技术与资源共享，形成互惠共生的网络系统，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应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确保在其管辖范围内或在其控制下的活动不致损害其它城市的利益。走向生态城市

2.1 生态城市释义

城市走生态化发展之路，为城市发展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建设生态城市(ecocity)。“生态城市”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它的内涵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前苏联生态学家杨诺斯基、美国生态学家理查德·瑞杰斯特等国内外学者对生态城市进行了研究〔1，2〕。生态城市现已超越了保护环境即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持协调的层次，溶合了社会、文化、历史、经济等因素，向更加全面的方向发展，体现的是一种广义的生态观。

生态城市是城市生态化发展的结果，简单地说它是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住区形式，自然、城、人溶为有机整体，形成互惠共生结构。生态城市的发展目标是实现人-自然的和谐(包含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自然系统和谐三方面内容)，其中追求自然系统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是基础、条件，实现人与人和谐才是生态城市的目的和根本所在，即生态城市不仅能“供养”自然，而且满足人类自身进化、发展的需求，达到“人和”。

从生态哲学角度看，生态城市实质是实现人-自然的和谐，这是生态城市价值取向所在，只有人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意识达到一定水平才能实现。从生态经济学角度看，生态城市的经济增长方式是“集约内涵式”的，采用有利于保护自然价值，又有利于创造社会文化价值的“生态技术”，建立生态化产业体系，实现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的“生态化”，太阳能、水电、风能等绿色能源将成为主要能源形式，智力将成为资源的开发方向〔5〕，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循环利用；从生态社会学角度看，生态城市的教育、科技、文化、道德、法律、制度等都将“生态化”。倡导生态价值观、生态伦理，人们有自觉的生态意识，建立有自觉保护环境、促进人类自身发展的机制，有公正、平等、安全、舒适的社会环境；从城市生态学角度看，生态城市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结构合理、功能稳定，达到动态平衡状态。它具备良好的生产、生活和还原缓冲功能，具备自组织、自催化的竞争序主导生态城市发生和发展，以及自调节、自抑制的共生序保证生态城市的持续稳定〔6〕。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高效利用，自然的演进过程也得到保护和发展；从城市规划学角度看，生态城市空间结构布局合理，基础设施完善，生态建筑广泛应用，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融合，城市景观成为城市文化的空间构成与表现。从地理空间角度看，生态城市是一城市化区域、城乡复合体，城与乡融合、互为一体，这里城与乡只是分工上的不同，与传统城市和乡村对立的二元经济模式有本质区别；从不同角度来看生态城市，它会有不同的“面目”，即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生态城市的内涵。以上几方面实际上也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交叉的。总之，生态城市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社会生态化、经济生态化和自然生态化，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化。自然生态化是基础，经济生态化是条件，社会生态化是目的，复合生态化是前提。

2.2 生态城市主要特点

生态城市与传统城市相比，有本质的不同，主要有以下几大特点。

p和谐性 生态城市的和谐性，不仅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自然、人共生，人回归自然、贴近自然，自然融于城市，更重要的是在人与人关系上。现在人类活动促进了经济增长，却没能实现人类自身的同步发展，生态城市是营造满足人类自身进化需求的环境，充满人情味，文化气息浓郁，拥有强有力的互帮互助的群体，富有生机与活力，生态城市不是一个用自然绿色点缀而僵死的人居环境，而是关心人、陶冶人的“爱的器官”，文化是生态城市最重要的功能，文化个性和文化魅力是生态城市的灵魂。这种和谐性是生态城市的核心内容。

p高效性 生态城市一改现代城市“高能耗”、“非循环”的运行机制，提高一切资源的利用效率，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人尽其才，各施其能，各得其所，物质、能量得到多层次分级利用，废弃物循环再生，各行业、各部门之间的共生关系协调。

p持续性 生态城市是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的，兼顾不同时间、空间，合理配置资源，公平地满足现代与后代在发展和环境方面的需要，不因眼前的利益而用“掠夺”的方式促进城市暂时的“繁荣”，保证其发展的健康、持续、协调。

p整体性 生态城市不是单单追求环境优美，或自身的繁荣，而是兼顾社会、经济和环境三者的整体效益，不仅重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更注重对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是在整体协调的新秩序下寻求发展。

p区域性 生态城市作为城乡统一体，其本身即为一区域概念，是建立区域平衡基础之上的，而且城市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只有平衡协调的区域才有平衡协调的生态城市。生态城市是以人-自然和谐为价值取向的，就广义而言，要实现这一目标，全球必须加强合作，共享技术与资源，形成互惠共生的网络系统，建立全球生态平衡。广义的区域观念就是全球观念。

2.3 生态城市创建策略

现代城市与生态城市相比，有很大差距，不能因此而认为生态城市是一种尽善尽美、不可实现的理想乌托邦。现代城市到生态城市可能是个很漫长的发展过程，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美国生态学家Richard Register(1990)提出了“生态结构革命”的倡议，并提出了生态城市建设的十项计划〔7〕。

普及与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致力于疏浚城市内部、外部物质与能量循环途径的技术和措施研究，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保护和充分利用可再生资源；

设立生态城市建设的管理部门，完善生态城市建设的管理体制；

对城市进行生态重建(Ecological Rebuilding)，力求为居民创造多样的自由生存空间；

建立和恢复野生生物的生境；

调整和完善城市生态经济结构；

加强旧城、城市废弃土地的生态恢复；

建立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

取消汽车补贴政策；

制定政策，鼓励个人、企业参与生态城市建设。

这十项计划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西方国家生态城市建设的热点和发展趋势。当然中国城市不可照搬，只有从国情和城市实际出发来寻求适合自身发展的建设生态城市道路。但一些成功经验应该借鉴的。

建设生态城市可分“三步走”，即三个阶段：

第一步：起步期(初级阶段)大力宣传、倡导生态价值观，唤起人们对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视，制定行动计划，建立示范工程，加强能力建设，对社会经济组织结构、功能进行初步调整，为建设阶段作好准备、打下基础。

第二步：建设期(过渡阶段)重在逐步调整、改造社会经济组织结构，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环境质量，加强生态重构和生态恢复，增强城市共生能力，进一步增强人的生态意识，使之自觉广泛参与生态化建设。

第三步：成型期(高级阶段)这一阶段生态城市并不是处于“静止”的理想状态，而是自觉地通过各种技术的、行政的和行为诱导的手段实现其动态平衡、持续发展，自组织、自调节能力强。但若其正负反馈失衡或自我调控失灵也会导致衰败。

以上三个阶段，对于不同城市因其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每一阶段的时间跨度也不尽相同。第一步和第二步实际上就是城市生态化发展阶段，生态城市则是城市生态化发展的高级境界。可喜的是我国已有不少城市已处于起步阶段，但还有很多城市仍在继续重蹈传统工业化发展老路。结语

当前无论是大中城市还是小城镇和乡村，生态化建设实践已在我国蓬勃展开。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城市生态化发展及建设生态城市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面向新世纪，人类的取向和选择必然是生态化。城市走生态化发展道路、建设生态城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建设生态城市离不开创造性的规划设计，创造性的规划设计需要前瞻性的理论指导。开展对生态城市的研究成为城市(规划)研究的前沿课题。因为传统的城市规划价值观是“反自然”的，与生态城市价值观是相悖的，有必要在新的生态价值观指导下对当前城市规划理论进行根本性变革，系统地研究生态城市理论、原理及其规划设计方法、手段、技术等一系列问题。城市规划师、建筑师更应该改变观念，以适应时代发展潮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