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社会学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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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城市社会学作业

城市社会学调查研究作业

一、课题组形式完成,每组3人。

 以2—3人为组自选课题进行调研。

 课题组成员有分工,内部有组长1名,组员2名

 课题组内要经常开展讨论。

 选题是实证研究,具有可行性。

 以调查方式收集资料。

 要对资料进行分析,写出调查研究报告或论文。

 以此作为作业成绩。

二、研究方法:实证研究,资料来源为调查所得,或为一手资料,或为二手资料。 资料获取方法:田野调查、文献研究。

三、研究进度:

(1)选题,组建课题组(第4周)

(2)组长提交研究方案(第5周)

(2)提交文献回顾研究(第5周)

(3)提交阶段性研究成果(第10周)

(4)期末提交研究报告(第15周)

(5)交流研讨研究报告(第17周)

1、某城市社区居委会调查(2组)

2、某物业公司与小区管理调查(2组)

3、某业主委员会与社区自治调查(2组)

4、三坊七巷保护现状调查

5、城市农民工住房调查

6、福州城市交通拥堵情况及治理对策

7、福州城市发展史研究(1800—2008)

8、中国城市为何热衷于拆迁重建?

9、福州城市垃圾处理情况调查

10、闽江及城市内河水系在福州城市发展中的价值

11、福州如何打造临海城市?

12、大学城与福州城市发展之间关系研究

13、房地产开发小区与城市社会分层结构

14、城市拆迁改造与社区重构?

15、福州如何做大做强省会中心城市?

 第一组,课题:福州城市发展史研究(1800—2008)组长:陈志荣

组员:范升龙

2、课题:福州城市发展史研究(1800—2008)组长:林茂雄

组员:张兴荣

3、课题:福州城市发展史研究(1800—2008)组长:蔡娟

组员:陈玲玲、魏雪锦

4、课题:福州城市交通拥堵情况及治理对策 组长:林梦林

组员:林慧雪、郑佳丽

5、课题:福州如何做大做强省会中心城市? 组长:陈清华

组员:邴熙雯、林蕊

6、课题:三坊七巷保护现状调查

组长:邵明文

组员:詹彬彬、林东

7、课题:城市拆迁改造与社区重构?

组长:游俊旺

组员:

8、课题:三坊七巷保护现状调查

组长:杨玉

组员:吴多文、邱波

9、课题:中国城市为何热衷于拆迁重建? 组长:梁阳林

组员:陈雨

10、课题:城镇建设与传统建筑文化保护 组长:罗牧原

组员:谢雨泓

11、课题:三坊七巷保护现状调查

组长:翁明珠

组员:玳珩

12、课题:中国城市为何热衷于拆迁重建? 组长:钟建龙

组员:蔡燊、陈建文

13、课题:三坊七巷保护现状调查 组长:蒋晶晶

组员:任少飞、蔡婷茹

14、课题:榕城古街与福州城市发展 组长:黄瑞琪

组员:张凯将、史琼琼

第二篇:城市社会学调查报告

城市社会学调查报告

随着个人的文明素养不断提升,我们都不可避免地要接触到报告,报告具有成文事后性的特点。那么什么样的报告才是有效的呢?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城市社会学调查报告,欢迎阅读与收藏。

从人类文明发展史角度看,人类经历了蒙昧、野蛮而逐步走向文明,从渔猎文明发展到农业文明再发展到现在的工业文明,每一次文明更替都是一次社会革命,促进了社会经济的大发展、大进步。目前的工业文明虽取得很大成就,但因其固有问题的严重化,已经开始走向衰退,当前一种新的文明,作为工业文明的替代力量正在兴起,这就是说现在面临着工业文明向一种新的文明的过渡,这种新文明即为生态文明。人类社会也将从工业社会转向生态社会,从工业化发展模式转向生态化发展模式。

生态化发展模式是在工业化发展模式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对工业化发展模式的辩证否定,它扬弃了只注重经济效益不顾人类福利和生态后果的唯经济的工业化发展模式,转向兼顾人口、社会、经济、环境和资源持续发展的,注重复合生态整体效益的发展模式。生态化发展模式是人们对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以来所走过的道路进行深刻反思的结果。这是人类文明进化的历史性的重大转折,是人类改变传统发展模式和开拓新文明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城市生态化及其发展对策

在世纪之交,新旧文明转换之际,我国城市发展面临两种选择。或者走传统工业化发展道路,生产和生活方式不发生根本改变,最多只进行适当的调整;或者对传统发展模式进行根本性变革,探索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生态化发展之路。第一种选择是危险的,“边发展、边治理”或“先发展、后治理”使人类“生存危机”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甚至拖延解决,只会使为之付出的代价越来越大,到最后可供选择的余地也愈来愈小。我国应该也必须选择第二种,尽管我国城市将在发展中面临更多挑战。城市走生态化发展道路是实现城市可持续发展,走出“城市病”困境的必然选择,是提高人居环境质量,维护全球生存与发展的迫切要求,变革势在必行。

所谓城市生态化简单地说就是实现城市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整体协调而达到一种稳定有序状态的演进过程。这里“生态化”已不再是单纯生物学的含义,而是综合、整体的概念,蕴含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的内容,城市生态化强调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和整体生态化,即实现人-自然共同演进、和谐发展、共生共荣,它是可持续发展模式。社会生态化表现为人们有自觉的生态意识和环境价值观,生活质量、人口素质及健康水平与社会进步、经济发展相适应,有一个保障人人平等、自由、教育、人权和免受暴力的社会环境。经济生态化表现为采用可持续的生产、消费、交通和住区发展模式,实现清洁生产和文明消费。对经济增长,不仅重视增长数量,更追求质量的提高,提高资源的再生和综合利用水平。环境生态化表现为发展以保护自然为基础,与环境的承载能力相协调,自然环境及其演进过程得到最大限度的保护,合理利用一切自然资源和保护生命支持系统,开发建设活动始终保持在环境承载能力之内。

城市走生态化发展之路标志着城市由传统的唯经济开发模式向复合生态开发模式转变,这意味着一场破旧立新的社会变革,因为它不仅涉及到城市物质环境的生态建设、生态恢复,还涉及到价值观念、生活方式、政策法规等方面的根本性转变。我国是发展中国家,综合国力、科技水平、人口素质、意识观念与发达国家相比有很大差距,这些因素都将影响到城市生态化发展。底子薄、人口多的国情决定了必须开辟一条非传统式又非西方化的“中国特色”城市生态化发展之路。以下几点建议对促进城市生态化发展是重要的。

1.1 加强宣传教育,普及和提高公众的生态意识

实现城市生态化发展,首先必须宣传、普及生态意识,倡导生态价值观,使公众特别是领导决策层的观念转变过来,树立人与人、人与自然和谐的生态价值观。只有改变原有的价值观,人们的`态度和行为才会改变!自觉的生态意识是实现城市生态化发展的关键。

1.2 制定行动计划,实施符合城市生态化发展的政策

城市生态化应作为我国城市今后发展的重要目标和内容,并与《中国21世纪议程》结合起来,把这种思想贯彻到政策、计划中去。改变以前不符合生态要求的政策、计划,制定城市各领域、各行业生态化发展的战略、步骤、目标等,并确定优先发展领域,制定一系列鼓励政策,加快城市生态化发展步伐,使城市逐步走上生态化发展道路。

1.3 加强生态立法

建立适应城市生态化发展的法规综合体系,使城市生态化发展法律化、制度化,是保证其战略、政策顺利实施的有效途径,这样城市生态化发展得到法律保证,有法可依,对不符合生态化发展的行为采取必要的行政和经济手段,保证计划的顺利实施。

1.4 设立适应城市生态化发展的职能机构

在城市各机构中可通过联合设立综合的、跨部门的生态化发展管理决策机构,组织、协调、监督城市生态化发展战略的实施。同时也作为城市生态化发展的宣传、咨询、交流和推广中心。

1.5 重视生态技术的开发与应用

凡是破坏生态平衡,导致环境污染、社会异化、经济非持续发展的技术,都是与生态化发展相违背的,解决的根本出路在于依靠现代科学技术,结合生态学原理创造新的技术形式--生态技术。城市生态化发展必须重视增加科技投入,研制、开发生态技术、生态工艺,积极选择“适宜技术”,推广生态产业,保证发展过程低(无)污、低(无)废、低耗,提高资源循环利用率,逐步走上清洁生产、绿色消费之路,是实现城市生态化的基础。

1.6 重视城市间、区域间的合作

城市仅仅注重自身繁荣,而掠夺外界资源或将污染转嫁于周边地区都是与生态化发展背道而驰的。城市间、区域间乃至国家间必须加强合作,建立公平的伙伴关系,技术与资源共享,形成互惠共生的网络系统,城市在发展过程中应承担相应的义务和责任,确保在其管辖范围内或在其控制下的活动不致损害其它城市的利益。走向生态城市

2.1 生态城市释义

城市走生态化发展之路,为城市发展提出了明确的目标--建设生态城市(ecocity)。“生态城市”是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起的“人与生物圈(MAB)”计划研究过程中提出的一个概念。它的内涵随着社会和科技的发展,不断得到充实和完善。前苏联生态学家杨诺斯基、美国生态学家理查德·瑞杰斯特等国内外学者对生态城市进行了研究〔1,2〕。生态城市现已超越了保护环境即城市建设与环境保持协调的层次,溶合了社会、文化、历史、经济等因素,向更加全面的方向发展,体现的是一种广义的生态观。

生态城市是城市生态化发展的结果,简单地说它是社会和谐、经济高效、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住区形式,自然、城、人溶为有机整体,形成互惠共生结构。生态城市的发展目标是实现人-自然的和谐(包含人与人和谐、人与自然和谐、自然系统和谐三方面内容),其中追求自然系统和谐、人与自然和谐,是基础、条件,实现人与人和谐才是生态城市的目的和根本所在,即生态城市不仅能“供养”自然,而且满足人类自身进化、发展的需求,达到“人和”。

从生态哲学角度看,生态城市实质是实现人-自然的和谐,这是生态城市价值取向所在,只有人的社会关系和文化意识达到一定水平才能实现。从生态经济学角度看,生态城市的经济增长方式是“集约内涵式”的,采用有利于保护自然价值,又有利于创造社会文化价值的“生态技术”,建立生态化产业体系,实现物质生产和社会生活的“生态化”,太阳能、水电、风能等绿色能源将成为主要能源形式,智力将成为资源的开发方向〔5〕,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得到有效保护和循环利用;从生态社会学角度看,生态城市的教育、科技、文化、道德、法律、制度等都将“生态化”。倡导生态价值观、生态伦理,人们有自觉的生态意识,建立有自觉保护环境、促进人类自身发展的机制,有公正、平等、安全、舒适的社会环境;从城市生态学角度看,生态城市的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系统结构合理、功能稳定,达到动态平衡状态。它具备良好的生产、生活和还原缓冲功能,具备自组织、自催化的竞争序主导生态城市发生和发展,以及自调节、自抑制的共生序保证生态城市的持续稳定〔6〕。物质流、能量流、信息流高效利用,自然的演进过程也得到保护和发展;从城市规划学角度看,生态城市空间结构布局合理,基础设施完善,生态建筑广泛应用,人工环境与自然环境融合,城市景观成为城市文化的空间构成与表现。从地理空间角度看,生态城市是一城市化区域、城乡复合体,城与乡融合、互为一体,这里城与乡只是分工上的不同,与传统城市和乡村对立的二元经济模式有本质区别;从不同角度来看生态城市,它会有不同的“面目”,即从不同侧面反映了生态城市的内涵。以上几方面实际上也不是独立的,而是相互联系、交叉的。总之,生态城市包含以下几方面内容:社会生态化、经济生态化和自然生态化,社会-经济-自然复合生态化。自然生态化是基础,经济生态化是条件,社会生态化是目的,复合生态化是前提。

2.2 生态城市主要特点

生态城市与传统城市相比,有本质的不同,主要有以下几大特点。

p和谐性 生态城市的和谐性,不仅反映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自然、人共生,人回归自然、贴近自然,自然融于城市,更重要的是在人与人关系上。现在人类活动促进了经济增长,却没能实现人类自身的同步发展,生态城市是营造满足人类自身进化需求的环境,充满人情味,文化气息浓郁,拥有强有力的互帮互助的群体,富有生机与活力,生态城市不是一个用自然绿色点缀而僵死的人居环境,而是关心人、陶冶人的“爱的器官”,文化是生态城市最重要的功能,文化个性和文化魅力是生态城市的灵魂。这种和谐性是生态城市的核心内容。

p高效性 生态城市一改现代城市“高能耗”、“非循环”的运行机制,提高一切资源的利用效率,物尽其用,地尽其利,人尽其才,各施其能,各得其所,物质、能量得到多层次分级利用,废弃物循环再生,各行业、各部门之间的共生关系协调。

p持续性 生态城市是以可持续发展思想为指导的,兼顾不同时间、空间,合理配置资源,公平地满足现代与后代在发展和环境方面的需要,不因眼前的利益而用“掠夺”的方式促进城市暂时的“繁荣”,保证其发展的健康、持续、协调。

p整体性 生态城市不是单单追求环境优美,或自身的繁荣,而是兼顾社会、经济和环境三者的整体效益,不仅重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协调,更注重对人类生活质量的提高。是在整体协调的新秩序下寻求发展。

p区域性 生态城市作为城乡统一体,其本身即为一区域概念,是建立区域平衡基础之上的,而且城市之间是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只有平衡协调的区域才有平衡协调的生态城市。生态城市是以人-自然和谐为价值取向的,就广义而言,要实现这一目标,全球必须加强合作,共享技术与资源,形成互惠共生的网络系统,建立全球生态平衡。广义的区域观念就是全球观念。

2.3 生态城市创建策略

现代城市与生态城市相比,有很大差距,不能因此而认为生态城市是一种尽善尽美、不可实现的理想乌托邦。现代城市到生态城市可能是个很漫长的发展过程,需要好几代人的努力。美国生态学家Richard Register(1990)提出了“生态结构革命”的倡议,并提出了生态城市建设的十项计划〔7〕。

普及与提高人们的生态意识;致力于疏浚城市内部、外部物质与能量循环途径的技术和措施研究,减少不可再生资源的消耗,保护和充分利用可再生资源;

设立生态城市建设的管理部门,完善生态城市建设的管理体制;

对城市进行生态重建(Ecological Rebuilding),力求为居民创造多样的自由生存空间;

建立和恢复野生生物的生境;

调整和完善城市生态经济结构;

加强旧城、城市废弃土地的生态恢复;

建立完善的公共交通系统;

取消汽车补贴政策;

制定政策,鼓励个人、企业参与生态城市建设。

这十项计划比较全面地反映了西方国家生态城市建设的热点和发展趋势。当然中国城市不可照搬,只有从国情和城市实际出发来寻求适合自身发展的建设生态城市道路。但一些成功经验应该借鉴的。

建设生态城市可分“三步走”,即三个阶段:

第一步:起步期(初级阶段)大力宣传、倡导生态价值观,唤起人们对生态城市建设的重视,制定行动计划,建立示范工程,加强能力建设,对社会经济组织结构、功能进行初步调整,为建设阶段作好准备、打下基础。

第二步:建设期(过渡阶段)重在逐步调整、改造社会经济组织结构,提高生活质量,改善环境质量,加强生态重构和生态恢复,增强城市共生能力,进一步增强人的生态意识,使之自觉广泛参与生态化建设。

第三步:成型期(高级阶段)这一阶段生态城市并不是处于“静止”的理想状态,而是自觉地通过各种技术的、行政的和行为诱导的手段实现其动态平衡、持续发展,自组织、自调节能力强。但若其正负反馈失衡或自我调控失灵也会导致衰败。

以上三个阶段,对于不同城市因其发展水平参差不齐,每一阶段的时间跨度也不尽相同。第一步和第二步实际上就是城市生态化发展阶段,生态城市则是城市生态化发展的高级境界。可喜的是我国已有不少城市已处于起步阶段,但还有很多城市仍在继续重蹈传统工业化发展老路。结语

当前无论是大中城市还是小城镇和乡村,生态化建设实践已在我国蓬勃展开。人们越来越意识到城市生态化发展及建设生态城市的重要性和迫切性。

面向新世纪,人类的取向和选择必然是生态化。城市走生态化发展道路、建设生态城市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建设生态城市离不开创造性的规划设计,创造性的规划设计需要前瞻性的理论指导。开展对生态城市的研究成为城市(规划)研究的前沿课题。因为传统的城市规划价值观是“反自然”的,与生态城市价值观是相悖的,有必要在新的生态价值观指导下对当前城市规划理论进行根本性变革,系统地研究生态城市理论、原理及其规划设计方法、手段、技术等一系列问题。城市规划师、建筑师更应该改变观念,以适应时代发展潮流。

第三篇:城市社会学——读书笔记

城市社会学

本周,我阅读了美国社会学家,芝加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之一的帕克的经典著作《城市社会学》。看完这本书,我深刻了解到城市,决不仅仅是许多单个人的集合体,也不是各种社会设施,诸如街道,建筑物,电灯,电车,电话等的聚合体,;城市,也不只是各种服务部门和管理机构,如法庭,医院,学校,警察,和各种民政部门人员等的简单聚集。城市,是一种心态,是各种礼俗和传统构成的整体,我们可以理解为,城市,它本身就是一个社会,又或者是一个人。城市已经同其居民间的各种重要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了,它是自然的产物,而尤其是人类属性的产物。

而,通过大师帕克的城市社会学理论我们可以知道,他认为社会学是一种研究人类行为的自然科学。而,社会,是由小群体的社区组成的。社区的本质特征是1)有一个以地域组织起来的人口;2)这里的人口或多或少扎根于它所占有的土地上;3)这里的人口的各个份子生活于相互依存的关系之中。社区组织的研究在本书占了很大章节,可想而知作者对于社区这一研究方向的兴趣。社区是指大多数人从事工商业及其他非农业劳动的社区,它是人类居住的基本形式之一,是一定区域内有特定生活方式并且具有成员归属感的人群所组成的相对独立的社会共同体。社区,对于人们的生存有很大的影响,尤其是现在的未成年人,他们学习新事物的能力总是很强的。因此,很大一部分的未成年人犯罪事件,都是由社区直接或间接引起的。社区里,有可以在日常生活帮你忙的好邻居,当然也会有很多社会底层人士在,例如无业游民,乞丐,毒贩,妓女等。社区不可避免的会有一些治安死角,当很多未成年看到时,很容易被他们引导而误入歧途,无心上学导致总总悲剧的开始。因此,社区是一个和谐社会的重要核心,应该处理好这个核心,才能减少未成年人的犯罪案件,加快和谐发展。

在本书后半部分,作者还提及到了社区的邻里工作及流动工人的心理变化因素。作者说到,邻里工作应该具有科学基础,邻里工作,不仅仅是人文关系,而且还是地域的关系,也就是整个社区的布局城市生活存在着流动性及混杂性,必须用科学的方法规划社区的各种生活要素才可以尽可能的处理好邻里之间的关系。另外,一个城市,必定由很大一部分的流动人口组成,作者对流动工人的心理做出了思考,流动工人的意向,与其心理发展是分不开的,而这,又与社会的各种因素关联甚大。不同地区的经济发展状况,工资高低,文化理念,生活习俗,种种都会影响着流动工人的流动意向。

城市社会学,已经成为当今时代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了。城市的结构,就是由社会这一大角色来完成组建的。城市的发展,离不开最基本的社会的发展,两者不能分开研究。对于城市社会的发展,我们应该用理性的眼光去对待,而不仅仅是从经济因素去判断,这样,会遏制了城市的和谐发展。

第四篇:城市社会学名词解释

3.城市生态系统

城市生态系统是城市空间范围内居民与自然环境相互作用形成的统一,是人类在适应自然和改造自然环境基础建立起来的人工生态系统,是一个自然、经济、社会的复合生态系统。

4.城市性:

沃斯把城市特有的生活方式叫做城市性,沃斯认为城市性是从人口规模、人口密度和人口异质性三个因素及其交互的关系中发展出来的。

5.韦伯

早期城市社会学的代表人物之一,6.凯文 林奇

林奇并非学院意义上的城市社会学家,但作为20世纪城市设计最具灵感的学者,他对城市空间与人类行为的关系有着深刻的洞解。林奇相信环境对人有教化作用,城市意象能够给人带来心理的愉悦和激发人的行为和组织人的经验。人对环境的感知也绝非被动的接受。城市的经验本身就是一个有深度和完整的教育过程,认知发展的重点是建构秩序。

7.芝加哥学派

美国本土社会学创始于芝加哥大学,而芝加哥学派最早的一批学者所从事的工作就是城市社会学研究。芝加哥是美国19世纪发展最快的城市,城市的快速发展使芝加哥成为“社会学研究的天然实验室”,芝加哥学者研究的多与移民、城市扩张有关。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及理论有:帕克的人类生态学、伯吉斯的城市扩张与同心圆理论、沃斯的作为生活方式的城市性。此外芝加哥学派开创了生态学方法。

8.城市域模型

1977年美国社会学家万斯提出城市域模型,其主要观点有两个: 第一、远方城市核的独立。人口向郊外扩展,使城市的郊外中心(核)得以独立,使城市中心与郊区相互作用的等级和强度降低了。

第二、外郊城市的兴起。由于降低了与城市中心联系的强度和等级,外郊城市加强了“自我维持”的能力,并最终脱离中心商业区,其功能甚至超过了原来的城市中心。

10.家庭结构:

是指家庭中成员的构成及其相互作用、相互影响的状态,以及由这种状态形成的相对稳定的联系模式。家庭结构包括两个基本的方面:一是家庭人口要素,二是家庭模式要素

11.城市化

城市化:是指人口、地域、产业结构、生活方式等由农村型向城市型转变的过程

12.逆城市化:指人口由城市向农村地域的迁移,是城市化达到一定的阶段后出现的城市人口反向流动,是郊区化的发展。逆城市化是城市化发展的新阶段,是分散型城市化阶段的表征,被人们成为“第三次城市转变”。其主要因素是城市的推力和农村的拉力。

13.城市经营

是指城市政府将构成城市的空间和功能载体的自然生成资本、人力资源资本及其相关的延伸资本和其他经济资源要素等,运用市场经济手段,进行集聚、重组和营运,即将城市可以用来经营的各种资源资产化,实现资源配置在容量、结构和秩序上的最大化和最优化,以提升城市的价值,实现城市有形和无形资产的保值增值。

14、社会流动

社会流动是指社会成员从一个阶级向另一个阶级,从一个阶层向另一个阶层,从一种职业向另一种职业、从一个地区向另一个地区的位置移动现象。它是社会结构自我调节的机制之一,社会流动的程度与社会分层体系封闭或开放的程度密切相关。

15、新城市主义

城市建筑与规划中主张复兴传统社区空间格局的运动,也称为新传统主义。它对城市空间的兴趣在于尝试重新塑造城市和郊区形态,以创造人们能与其邻居互动的场所,享受公共空间。它认为促进人们互动和社区生活与追求效率的设计具有同样重要的价值它对城市规划者把土地分割使用,并将一种人为的和非人性的秩序强加于城市空间的方法深感怀疑。新城市主义也被说成是后现代主义,因为它反对强调机器时代的效率、规模和效率。新城市主义关注空间尺度与社会交往的关系,指向一个人文性的空间尺度。

16、增长极理论

最早提出增长极概念的是法国社会学家佩鲁,他在《经济空间:理论与运用》一文中指出,经济空间在成长过程中,总是围绕着一个极核而运行。而佩鲁的增长极概念并不是应用于地理空间,而是用于抽象的经济空间,将这一概念移植到地理空间的是法国地理经济学家鲍德维尔。他认为增长极是位于都市内的正在不断扩大的一组产业,它通过自身对周边的影响而诱导区域经济活动进一步发展。增长极理论认为,地理空间的增长不是均匀发生的,它以不同强度成点状分布,通过各种渠道影响区域经济。增长极主要通过极化效应和扩散效应影响和带动周边地区经济发展。在发展的初级阶段,极化效应是主要的,当增长极发展到一定规模后,极化效应消弱,扩散效应加强,进一步扩散效应占主导地位。由此可以看出,增长极理论是以地区内不平衡发展为基础建立的,对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发展由很强的现实意义,而且,增长极的建立和发展有利于发挥政府的作用,弥补市场的不足。不过,增长极理论在实际应用中也出现了一些问题。主要表现为扩散阶段前的极化阶段时间过于漫长,极化效应和扩散效之间往往有很长的时间差。再者,极点形成后其作为增长极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和带动作用未必能很好的发挥出来,从而导致地区发展不平等、贫富差距扩大等社会问题的出现。21.雅典宪章

1933年现代建筑国际会议在雅典召开,柯布西耶起草的《雅典宪章》成为城市规划的纲领性文件。

雅典宪章强调自然环境(阳光、空气、绿化)对人的重要性。《雅典宪章》提出城市的功能分区,认为城市应该成为居住、工作、娱乐和交通的多功能、综合性的人造环境,同时还指出城市规划的基本任务就是制定规划方案,使各功能分区达到平衡状态和最合适关系。

22.马丘比丘宪章

1977年世界各国城市规划师、建筑师在秘鲁首都利马集会,会议发表了《马丘比丘宪章》,总结了40年来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的理论和实践,进一步发展了《雅典宪章》提出的一些原则,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对于城市规划和城市发展的重要性,并将协调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作为城市规划的基本任务,强调公众参与城市规划的重要性,同时对《雅典宪章》中城市规划的思想进行了反思,认为其过分强调城市的功能分区。强调通过城市规划去创造一个综合的、多功能的、有机联系的城市体系。

17.华沙宣言

1981年国际建筑师联合会通过的《华沙宣言》确立了建筑-人-环境的整体概念,把城市建设和发展与社会整体发展统一起来。《华沙宣言》以“人类城市与环境”为题,强调对环境的保护在城市发展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强调城市规划应尊重人的基本权利,应在广大居民参与的基础上,达到改善全体人民生活质量的目的。

18.发展轴理论

发展轴理论由德国经济史学家沃纳 松巴特提出。其中心内容是随着连接各中心地的重要交通干线的建立,形成了新的有利区位,方便了人口的流动,降低了运输费用,从而降低了产品的成本,新的交通线对产业和劳动力具有新的吸引力,形成有利的投资环境,使产业和人口向交通线聚集并产生新的居民点。这种对地区开发具有促进作用的交通线被称为“发展轴”。

19.世界城市

世界城市这个概念,最早见于1915年英国人盖德斯所著的《进化中的城市》一书,指的是世界最重要的商务活动的绝大部分都必须在其中进行的那些城市。西方一些学者认为,世界城市是后工业时代全球经济一体化条件下出现的一种特殊现象,其功能是充当全球金融资本运动的空间节点和国际移民的集散地。

20.数字城市

数字城市是1998年美国前副总统戈尔提出数字地球后出现的一个新名词,核心内容是全球信息数字化,主要指用地理信息系统、遥感、全球定位系统等技术,以数字方式获得、处理有关地球的各种数据,并在此基础上解决全球各种问题。

23.文化生态学型

费瑞通过对波士顿中心土地利用的研究,波士顿的城市空间格局研究指出,情感、符号、象征等文化因素是城市发展中的重要生态因素,城市空间扩张中有经济力量还有文化因素,文化因素是价值观和情感,不受经济力量的左右,城市发展中的房地产商的作用及政府的作用也是重要因素。

文化生态学的观点:生态学理论必须从一开始就把社区看做是一个真正的社会体系,具有各种不同的功能需求以维持社区的统一性。最基本的问题是要使各项功能的空间分配能按照一定的比例分配的达到均衡标准。在一定的文化价值下,社区各个方面对空间需求的重要性存在差异。

24.续谱排列

西方社会学家对社会分层的研究,大多继承了德国社会学家的社会分层理论。根据人们在职业分工、工资收入与身分声望等方面 的具体而细致的差别,把社会成员划分成连续排列的多个小层,即续谱。这种理论不承认在社会层次结构的续谱中存在客观明显的界限。

25.生态城市

生态城市是城市生态学家杨诺斯基提出的一种理想城市模式,它是针对工业化以来城市发展中出现的问题而提出的。生态城市是指社会、经济、自然协调发展,物质、能量、信息高效利用,基础设施完善,布局合理,生态良性循环的人类聚居地。生态城市建设的目标是社会文明、经济高效、环境和谐。

26.文化堕距理论

威廉 奥格本提出的文化堕距理论认为,在文化变迁的过程中,各个部分的变迁速度是不一致的,有的部分变化快,有的部分变化慢。一般而言,总是“物质文化”先于“非物质文化”发生变迁,而非物质文化中,往往制度文化首先发生变迁,其次才是风俗、民德变迁。因此,可以根据文化变迁层次的不同,将城市文化变迁分为物质层面的变迁、制度层面的变迁、观念层面的变迁。

27.货运中转理论

货运中转理论是美国社会学家库利提出的一种假说,它强调交通运输在城市定位中的作用。所谓货运中转,是指商品在运输中不得不中断原来的运输方式,并转到另一种运输系统中去的情形。货运中转通常发生在两种不同的运输系统的相交处,货运中转处使得人口和财富集中,为城市的形成和发展提供了经济条件和生活条件。货运中转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单纯由地理因素造成的机械性中转,一种商业性中转或称贸易中转。

30.成长三角理论 成长三角最早由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提出,指几个地理上比较接近的国家的部分地区组成的小范围的经济合作形式,它依靠各国为这个地区提供的特殊政策,充分发挥经济上的互补性和地域上的便利,建立起以吸引外资、扩展对外贸易为主的外向型的,包括生产、贸易、旅游、科技、交通运输、能源环保、通讯以及人力资源开发在内的综合性经济区。

31.都市带

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认为,都市带是指由许多都市区连绵而形成的巨大的、多核心的城市密集地域系统,它是在城市发展经历了以集聚为主的城市化和集聚与扩散并行的两阶段之后形成的一种布局,是伴随着社会生产技术水平的迅猛发展,作为城市化的新阶段在地域形态上的反映。

32.卡斯特

卡斯特是新城市社会学的创始人之一,也是当代最负盛名的城市社会学家之一,经济政治学的代表人物。其主要代表作有《城市和城市的基层组织》、《信息时代:经济、社会与文化》。主要思想是集体消费与城市过程,集体消费指的是通常由国家集体性提供的服务形式,如大众住房、交通、医疗设施等。

33.斯各特

政治经济学的代表人物之一,斯各特的研究集中在产业的生产方式发生的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对城市带来的影响,主要观点是产业全球化与城市过程。

33.标注地位获得模型

一个人的地位的获得受两个因素的影响:继承与个人成就。34.城市革命

澳大利亚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柴尔德把城市的起源和发展的社会进化过程称为城市革命。

36.城市亚文化

仅为城市中一部分社会成员所共同享有的文化,包括城市民族亚文化、城市越轨亚文化和城市外来人口亚文化。

37.城市共同体

韦伯提出城市共同体的理想模型,完全的城市共同体应该具备贸易、军事、法律、社交和自治的功能。

39.库兹涅茨

著名的经济学家,将农业对城市发展的贡献归结为四个方面:第一是产品的贡献,包括非农业人口所需的食品和工业所需要的原料;第二是市场的贡献,农业人口是本国工业品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第三是要素贡献,包括农业剩余资本向非农产业的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向非农产业的转移;第四是外汇贡献,农产品出口可以为工业的发展换回外汇。

38、POET

战后生态学理论的代表人物邓肯不把城市看作一个自足的生态空间,而是把它看作更大空间的一部分,提出一个“生态复合模型”,其缩写为POET。即人口(population)、组织(organization)、环境(environment)、技术(technology),这四个元素构成一个反馈的系统,其交互作用导致某一特定的社会状态。

4、什么是城市定位理论?什么是中心场理论、货运中转理论?中心场理论?工业布局理论?

(1)城市定位理论:研究城市所处地理位置的理论,目的在于分析城市地理位置的各种社会、经济、文化因素,探索城市空间分布和位置确定的过程。

(2)货运中转理论:库利提出的一种假说,强调交通运输在城市定位中的作用。“货运中转”是商品在运输中不得不中断原来的运输方式,并转到另一种运输系统中去的情形。中转通常发生在两种不同的运输系统的相交处。在货运中转中,人口、财富汇集,商业、服务、金融机构产生,为城市形成和发展提供经济、生活条件。根据这个理论,城市常常出现在交通线的交会处,商品的存储、集散、装卸处及不同运输系统的转换处。

(3)中心场理论:城市的存在是为了向周围地区提供服务。这种具有中心集散性质的服务功能的城市被称为中心场。该理论主要依据一定地区对商业性服务的需求状况来解释城市的定位,因此更适合解释各种商业城市的分布,特别是在人口稀少的经济落后地区中城市的形成。

(4)工业布局理论:揭示影响工业布局的决定性因素及工业城市形成和定位的规律。主要因素:是否有现成市场、市场规模大小、是否有足够技术、熟练劳动力,原料产地、能源供应、运输设施条件、土地、资本条件、政府帮助、工资、税赋等。理论主张:工业城市的分布和定位,或是资源所在地,或是市场中心,或在交通线附近。

1.战后城市理论:列斐伏尔的空间的生产、戴维哈维的空间与社会再生产、政治经济学的其他代表人物:卡斯特和斯各特。

2.新城市主义理论:空间尺度与社会交往

3.城市地域结构理论的发展:增长极理论、发展轴、都市带、成长三角 4.城市地域运动:结节运动和均质运动 5.社会流动的概念。特点

6.城市发展水平的测度、未来城市的模型、城市规模 城市化测度的方法

第五篇:城市社会学论文

城市社会学论文

院系:建筑工程学院 专业:建筑学 年级:2012级 学号:12150240106 姓名:

从城市社会学角度浅析城市化背后的问题

作者:刘佳

年级:2012级建筑系一班 学号:12150240106 [摘要] 城市拆迁中的冲突现象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社会问题。在拆迁所形成的特定“场域”中,地方政府、开发商与被拆迁人等主要的三类利益主体是能动的“行动者”,已有的拆迁制度往往是他们为实现利益目标进行讨价还价的知识或策略,但制度并不完全限制他们的行动选择,拆迁制度的不断完善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拆迁中的矛盾和冲突。诉求公平和正义原则,强化利益表达机制,可以减少拆迁冲突,并可降低其中潜在的社会代价。

参考文献:

《城市社会学》 《比较社会学》 《城市与社会》 《社会科学学报》

[关键词] 城市建设;拆迁;利益主体;冲突;社会学

城市化是指随着一个国家或地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其社会由以农业为主的传统乡村型社会向以工业(第二产业)和服务业(第三产业)等非农产业为主的现代城市型社会逐渐转变的历史过程。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建设的速度之快、力度之强、规模之大,是所以人所罕见的。最直观的感受是:一边是连片的摩天大厦拔地而起,另一边则不断出现一个个格外醒目的被画了圆圈的“拆”字。就是这样一个“拆”字,街道更加宽了,广场更加大了,绿地更加多了,市容更加整洁了。同时,被拆迁人只能远离原来出行、上学、就医等较方便的熟人社区,眼看一座座高档住宅小区或写字楼挺立在自己生活过的地方,望楼兴叹,曾经栖息的屋舍在脑海中留下了久久不能挥去的沉重记忆。

我国城市化加速发展中突出的社会现象-城市拆迁,城市拆迁产生的利益冲突也变成了一个重大的社会问题。自1990年代以来,大规模城市扩张、旧城改造以及开发区建设,使房屋拆迁成为必然。这一彰显政府关爱的“民心工程”,有时却变成了某些地方官员以赢利为目的并强制执行的“扰民工程”或借以捞取升迁资本的“政绩工程”,由此引发的利益冲突呈现愈演愈烈的趋势。冲突主要发生在地方政府、拆迁人(开发商)与被拆迁人之间,焦点在于:一是强行拆迁,粗暴对待被拆迁户,使被拆迁人对房屋的使用权、收益权和处分权受到剥夺;二是补偿安置不合理,社会保障缺位,被拆迁人因拆致贫,固有生活方式被打乱。

这里列出几个近年来因城市拆迁引发冲突的典型例子。2003年8月22日,南京市39岁的被拆迁人翁彪在玄武区邓府巷拆迁指挥部办公室点燃自己浇满汽油的身体,造成一死七伤的惨剧。2003年9月15日上午,安徽省青阳县农民朱正亮因拆迁补偿不合理,在北京天安门金水桥前,往自己身上泼洒汽油后点燃,火虽当场被执勤民警扑灭,但人被烧成重伤。①2004年5月,湖南省嘉禾县委、政府为进行珠泉商贸城开发,由县委书记亲自任拆迁总指挥,在项目实施过程中滥用行政权力、动用公检法等部门强制推进房屋拆迁,打出标语:“谁影响嘉禾发展一阵子,我影响他一辈子。谁不顾嘉禾的面子,谁就被摘帽子。谁工作通不开面子,谁就要换位子。”②对11户被拆迁人下达强制拆迁执行书,多名拆迁户的家属被逮捕,并先后对11名公职人员进行了降职、调离原工作岗位到边远乡镇工作等错误处理。最后,由于国务院领导的高度重视,这起集体滥用行政权力、损害群众利益的违法违规事件才被制止。2004年5月,甘肃省清水县也发生一起类似嘉禾的地方政府强制拆迁事件,一位被拆迁人如是说:“民工们每揭一片瓦,就像在撕我的肉一样,我被数名警察架着不能动弹,大声哀求也无济于事。”③这起强制拆迁事件最后受到“嘉禾拆迁事件”影响,才被制止。

据建设部统计, 2002年1月~7月,全国因房屋拆除引发的三级以上事故共5起,造成26人死亡, 16人受伤。2002年1月~8月,建设部受理来信共4820件次,其中,涉及拆迁问题的占28%。上访1730批次,其中反映拆迁问题的占70%。在集体上访的123批次中,拆迁问题占83.7%。另据国家信访局统计,截至2003年8月底,国家信访局接到关于拆迁纠纷的投诉信件共11,641封,比去年同期上升50%,上访人数5360人次,上升47%。④从2004年始,中央政府三令五申,严禁强制或暴力拆迁,城市拆迁中利益冲突的激烈程度有所缓和,但仍没有从根本上改变这种利益冲突的事实。本文试就这种普遍现象从社会学视角作一分析。“结构”解释:步入困境的理论趋向

有关拆迁所引发的冲突问题早已受到学者的关注,研究文章犹如潮水般扑面而来。但仔细品味以往有关拆迁研究的文章,学者普遍持一种“结构”解释的立场,即城市拆迁的利益冲突是由于现有制度、法规或政策不完善导致的,也就是说,已有城市拆迁的制度规范决定了利益主体的行为选择,不改进已有的城市拆迁的制度、法规或政策,这种冲突以及由此产生的严重社会问题将会旷日持久。①由此出发,研究文章大多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完善这些制度规范上。笔者认为,这种解释不是没有道理,它从一定意义上说明了拆迁冲突的缘由,研究者还提出了一些解决问题的办法,但从整体上看,这类研究往往政策性较浓,难从本真意义上解释“利益主体”真实的行动逻辑。

个体与社会、行动与结构的关系是社会学的核心问题之一,由此形成了社会学史上整体(实证)主义范式与个体(人文)主义范式之间长期争论不休的对立状态。整体主义(结构解释)者从社会学的创始人孔德开始,经过法国社会学家涂尔干的“社会事实”决定论,到美国社会学家帕森斯的“社会系统”决定论,达到了极致。强调社会结构(包括实体结构、关系结构或规范结构)作为整体对个人及其行为决定性的制约作用,主张用客观的社会结构去解释个体行动的发生。社会不能脱离个体存在,但社会也不能还原为个体。一种社会现象只能通过另外一种社会现象解释,而不能用个体现象去解释,个人被淹没在社会结构中。换言之,在整体主义者看来,既有的社会制度、社会规范等社会结构决定了行动者个体的行为选择。就拆迁中的利益冲突而言,研究者大多认为,是现有的政策、法规等制度规范的不完善决定了在城市拆迁中的“利益主体”(地方政府、开发商、被拆迁者)发生冲突的行为选择,拆迁非利益主体能动的行为选择的过程。那么,我们来审视一下有关折迁“制度”②的变迁脉络。

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规定:“城市土地归国家所有。”从此开始,我国政府对城市土地实行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制度,城市土地所有权归国家所有,私房主对其房屋所处土地只拥有“使用权”。1988年,人大宪法修正案规定:“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即允许土地使用权可以在市场上流通。1990年国务院出台的《城镇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与转让暂行条例》第11条规定:“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应当按照平等、自愿、有偿的原则,由市、县人民政府土地管理部门与土地使用者签订。”第24条规定:“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的所有人或者共有人,享有该建筑物、附着物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土地使用者转让地上建筑物、其他附着物所有权时,其使用范围内的土地使用权随之转让。”《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43条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进行建设,需要使用土地的,必须依法申请使用国有土地。”这就是说,城市土地为国家所有,其使用权可以流转。依据以上法规,我国城市建设中的拆迁之路开启了。为了减少拆迁中的矛盾冲突,实现拆迁中的利益公平,尤其是维护被拆迁人的合法权益, 1991年3月22日,国务院公布了第一部城市房屋拆迁的法规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为了进一步维护被拆迁人的合法利益,国务院于2001年6月6日对这一《条例》进行了修改,并在《条例》中说明,各地政府可以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依据此条例制定当地的拆迁管理规定。《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第13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应当依照本条例的规定,就补偿方式和补偿金额、安置用房面积和安置地点、搬迁期限、搬迁过渡方式和过渡期限等事项,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拆迁租赁房屋的,拆迁人应当与被拆迁人、房屋承租人订立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第14条规定:“房屋拆迁管理部门代管的房屋需要拆迁的,拆迁补偿安置协议必须经公证机关公证,并办理证据保全。”第16条规定:“拆迁人与被拆迁人或者拆迁人、被拆迁人与房屋承租人达不成拆迁补偿安置协议的,经当事人申请,由房屋拆迁管理部门裁决。房屋拆迁管理部门是被拆迁人的,由同级人民政府裁决。”该法规还包括其他内容,这是我国目前针对城市房屋拆迁最重要的一部法规。

对被拆迁人房屋价格的评估是涉及如何补偿的核心问题。为了规范城市房屋拆迁估价行为,建设部于2003年12月3日出台了《城市房屋拆迁估价指导意见》,明确了房屋评估的具体内容。同时,为了规范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内容和程序,建设部又于2003年12月30日出台了《城市房屋拆迁行政裁决工作规程》。显然,这两个法规是对《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的重要补充。

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将原第13条“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的收入、储蓄、房屋和其他合法财产的所有权。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的继承权。”修改为:“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国家依照法律规定保护公民的私有财产权和继承权。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公民的私有财产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第39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搜查或者非法侵入公民的住宅。”

2004年6月6日,针对地方政府盲目扩大拆迁规模、拆迁安置补偿不落实、滥用行政权力违规强制拆迁等现象,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控制城镇房屋拆迁规模严格拆迁管理的通知》。

任何制度都具有滞后性特点,在当时都会暴露出其不完备性,这是制度创新或变迁的主要动力。从以上所述中可见,有关城市拆迁的法规或政策也经历了一个逐步完善的过程,其中的核心内容依旧是政府要“合法、公开、公平、公正拆迁,做好对被拆迁人的补偿和安置。”但仔细观察一下城市拆迁的实际状况,利益冲突的强度虽有所减弱,但多为上级政府干预的结果,而有关拆迁制度的逐步完善并没有从根本上改变拆迁中的利益冲突现象。简言之,制度的完善只是减少利益冲突的一个必要条件,而非充分条件。

整体主义(结构解释)者通过社会分析和社会决定论的方法揭示出个体身上的非自主的、被外部力量所决定的因素,无疑是个体观的一种深刻的洞见,有助于克服个体主义者在个体观上的唯意志主义和“社会化不足”的局限性。但是,整体主义陷入另一个困难,即:如何判断个体的心理———人格结构中的被决定元素和非被决定元素之间的比例。如果将个体的心理———人格因素统统都看成是被外部社会环境所决定的元素,即都是可以还原为外部社会所影响和决定的元素,那么,个人就成了毫无自主性、能动性和即兴发挥余地的、类似于机器人一样的东西,他的行动就取决于从外部输人的“指令”并按这些指令行事,尽管这个“输人”过程必须花费较长的时间(即社会化过程)。显然,与个体主义者的“社会化不足”的个体观相反,整体主义者所讲的个体常常是“社会化过度”的个人,即缺乏能动性和自主性的、被外部社会力量(如规范)所“编程化”的“类机器人”。①

从理论上讲,“结构”解释往往注重导致拆迁冲突发生的客观条件,倾向于将冲突的原因外推,认为是那些既定的制度、规范以及“利益主体”之间不平等的权力关系等所形成的社会结构制约了行动者的行为选择。然而,利益主体毕竟是有一定的主观能动性和认知能力的行动者,并不是简单地接受制度、规范等结构性条件的制约。相反,行动者会根据自身的知识,不断地反思、调节自己的行动,从而对社会结构产生某种影响。就城市拆迁中的利益冲突而言,“结构”解释夸大了社会政策等结构性条件对利益主体(行动者)行为选择的制约性,小视了行动者的认知能力和行为能力,从而染上了社会决定论的色彩,这未免对拆迁这个复杂的社会现象的认识有简化的倾向。

由此观之,在城市拆迁中,地方政府的角色是多重的,是一个掌握了“规则”和“资源”的能动的行动者,而非人们所想的那个受制度约束的“中立者”或“第三者”。于是,在政府起主导作用的房地产市场中,垄断、欺诈、暗箱操作和寻租等腐败问题非常严重的现象自然成为不争的事实。

(2)拆迁人(开发商)的行动选择。在城市拆迁中,开发商是完全以“经济人”角色出现的,追求利润最大化是他们的根本选择。所以,热衷于城市开发,在城市建设中能够以最小的投资获取最大的利润,是他们不断卷入城市拆迁冲突的强大动力。我们认为,在中国这样一个转型社会中,大面积的城市扩张建设是一个不可逆转的现象。开发商首先看到了城市土地使用权流转过程中存在巨大的利润空间,这也可称为城市建设拆迁中的灰色地带。同时,中国的土地使用权流动不是一种完全的市场行为,因为城市土地所有权不仅为国家所有,而且国家还垄断着城市土地的使用权流转市场。地方政府虽有不断扩大城市建设规模的天然冲动,但由于财力不足而难以把这种“冲动”付诸实践。同时,开发商是资本的拥有者,也有投资城市建设项目以尽快获取利润的强烈冲动,他们意识到地方政府存在缺少资本的“软肋”。于是,地方政府提供城市建设项目,开发商提供资本,如此这般,二者在城市拆迁中都能符合彼此的利益选择,自然一拍即合。

(3)被拆迁人的行动选择。笔者这里所言的被拆迁人是指那些私房财产的所有者以及对其房屋所处土地使用权拥有者。在城市拆迁的利益博弈中,由于与地方政府、开发商在权力关系上的不对等,因而在竞争、协商和谈判中往往处于弱势地位。但无论如何,他们都会用自己掌握的法规等知识争取利益笔者认为对被拆迁人而言有两种理性决定他们的行动选择: 第一,经济理性选择。被拆迁人也在拆迁中追求经济利益最大化。①房产是最重要的财产。在被拆迁人看来,他们对自己的房产应有处分权和收益权,但不会随意、盲目地处分自己的房产。因为被拆迁人一般被安置到城郊,导致生存成本大大增加,除了购买住房和家用物品外,谋生手段也往往要从头再来,交通、购物、子女入学等都立刻成为最棘手的问题。②房产也是最重要的商品。在被拆迁人看来,房产的变动流转自然必须遵从基本的市场交易规则。但他们也明白,在由政府支配、政府决策的拆迁补偿格局中,被拆迁人得到的安置补偿费与他们失去房屋后所要面对的风险与支出相比较,完全不成正比,更与政府及开发商从中获取的巨额级差地租相悬殊。因为城市中心地段地价与房价的飞涨早已对被拆迁人平素的内心产生了强烈的震撼。

第二,社会理性选择。拆迁意味着城市内部移民过程的发生,被拆迁人将要远离曾经生活的那个充满地缘与情缘关系的熟人社区。回到这个社区犹如进入“我”家,因为在这里能获得强烈的安全感和归属感;走出这个社区,不仅打破了他们对熟悉环境的依赖,而且原有的社会关系自然也被打破。走入那个新的“陌生地域”,则犹如进入“异乡他国”,原来的生活方式在这里完全不适应了。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被拆迁人已经形成的“生活方式”和对“熟人社区”的归属感并不是用货币可以计算的。这也是很多拆迁冲突的根本所在,但被研究者忽略了。

由此可见,三类利益主体在实现利益目标的博弈中都拥有拆迁制度之类的“规则”。当他们遭遇拆迁这个特定的“场域”时,一方面,利益主体是追求多元化目标的能动的“行动者”,另一方面,“行动者”之间存在一种不对等的权力关系,他们对利益的表达自然显得复杂而不确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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