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大学:制度背后的天才与刀剑(本站推荐)
大学:制度背后的天才与刀剑
12世纪中叶,当具备民族-国家之近代色彩的崭新政治形态,在不列颠呱呱坠地之时,一些私人开始以教师的身份悄悄聚集起来,第一次向人们传授有关世俗生活的各种学问和艺术。他们所教受的对象一般是当时上流社会的青年。这些教师的教学方式和现在学院制度表现出相当的不同。至少不存在现在人们所习惯的那种拥有固定位置的教师讲坛,事实上这些教师和学生还没有明确的上课地点,双方的选择往往是随机的。师生之间的关系也并不是那么明确,不存在定期的考试制度。教师本人也决不指望靠教学谋取生计。毋宁说,教师心目中的理想乃是追随亚里士多德的雅?quot;逍遥学派“--边散步,边讨论,进而在即将到来的普遍世俗生活世界中,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教师和学生的精神共同体。拉斐尔于两百年后在梵帝冈教皇宫所留下的那副举世闻名的壁画”雅典学园“,多少也是对这些人的理智和野心的一个美妙表达。一直流传着一个古老的故事,说一个名叫帕齐的青年,因为对传统的宗教教育感到厌倦,遂转而深深迷恋世俗享乐。有一天,当他经过市政大厦时,一位教师叫住了他,问他在从事什么事情,帕齐象一般青年人所常回答的那样,说:”及时行乐。“教师对他说:”你有这么好的家世,生得如此峻峭,而对拉丁语竟毫无所知,实在是一种羞耻;如果你学会了它,它将为你大大增光,如果你不学它,你将一事无成,而青春的年华一经消逝,你就会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人。“帕齐听到这些话,立刻感到这话说得很正确,并且说他愿意努力学习,如果能找到一个老师的话。这为教师立即毛遂自荐说:”某,不才。“这个故事是否真实,我们无法考证了。但故事本身的确忠实再现了当时这个由教师和学生构成的共同体的氛围。很多年后,据说正是这个帕齐,在著名的”玫瑰战争“中表现出卓越的智慧和远见,成为了一个有学问的人和一个有崇高理想的政治家,并受人尊重。
大约一个世纪后,当牛津大学经历变迁、由这些原始的群体而初具面貌的时候,一个父亲把儿子送到大学、而不是修道院去接受教育也差不多成了更多人的选择。在年青的潘塔格鲁首次赴牛津大学学习时,曾收到父亲的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信中要求他把全副精力奉献给学术生涯。父亲之所以写这封信,其主要目的在于向儿子指明自己所希望他去致力的、带有几分英雄主义意味的事业。父亲在信中顺便作了一些贴切的警句格言式的评论,谈到了”健全的学问“所取得的重大进展。父亲指出,在他所处的这个时代,”健全的学问“已经在英格兰出现了。父亲不失惋惜地警告儿子,当他还年轻的时候?quot;时代仍处在黑暗之中,人类处于哥特人所造成的漫漫无期的苦难和灾祸中,哥特人已经摧毁了所有健全的学问。”但是,到他写这封信的时候,到处都充满了光明和启蒙,“到处都有学者、学识极其渊博的教师和包罗宏富的图书馆”。
这封信一方面刻画了一个合格的父亲形象,另一方面也表明了在即将到来的知识革命中,教师和学生将走在一起,共同书写人类历史中这堪称壮丽的一页。
至今仍铭刻在牛津大学某学院徽章上的格言“美德即高贵”,乃是对这场早期的、肇端性的生活事件的最佳刻画。也正是通过这则格言,牛津大学认可了其根之所系乃在乎这些早期的私人教师和他们的追随者群体,即现代大学生的前身。有大约两个世纪的时间,人们都怀着充分的理由,期望盎格鲁-萨克逊民族的未来领导人将一代又一代地从这所大学走出来,事实也正是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一套完整的教学制度和确定的院系划分体系逐渐成熟,大学和学院的建筑几乎成了全欧洲的荣耀之一。大学图书馆取代了中世纪的修道院,成了人类知识和智慧的储存和传播之地。教师也顺理成章地取代了修士,终于成为宇宙、世界和人们具体生活的解释者。通过对学问本身的贡献,教师和学生所构成的这个共同体,同时、并且最终地掌控了对于整个社会的精神立法权能。究其根本,这个共同体的所有成员都自觉要向大学本身致谢,正是大学为他们的这种精神权能的发挥提供了一块当然的至高领地,也为他们的活动提供了足够、悠久的合法性和正当性。一个很隐蔽的事实在于:要获得这种为任何社会所必不可少的正当立法权能,惟一一条可供替代的途径就是人民激进主义,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起的社会整体的变革、甚至革命。1790年,西耶士站在法国大革命的废墟上,面对这场由自己亲手策动的大革命,他只说了一句话:“我活过来了。”革命的枪声仍历历乎萦绕耳际,他内心的落寞却已昏昏然昭于人世。
正是考虑到这个事实,我们不妨说:法国人通过大革命所完成的大业,英国人是通过大学来完成的;在巴黎大学失败的地方,牛津大学无疑是成功的。
但是,作为一所越来越趋于稳固的大学,牛津辉煌的成就并不就意味着其道路的平坦。比如说,即使在我们的时代,人们也不能不感到,在英国的大学和中国的大学之间,存在着深刻的不同。在中国,我们可以说,北京大学本身的历史,自其突然诞生那天起,就凝聚了整
个民族国家的历史;或者,我们不妨说,若要考察中国百年来的历史,比较方便的途径就是去考察北京大学百年来的历史。暂且考虑一下新的中华帝国的缔造者毛泽东的经历。早年在北京大学,他并不享有一个正规的学生追随者的地位,而是以大学图书馆普通管理员的身份接受熏陶(还谈不上正统意义上的“教育”),砥砺眼光、锻铸意志。在他离开这所大学之时,甚至连他
自己都预感到,30年后,他要以一个新帝国之国父的身份为北京大学重题校匾。在英国,象牛津这样的大学并不如此集中、如此大规模地享有如此的尊荣。事物的本性使然,当牛津逐渐发展成熟,并“沉潜”下来之后,他的眼光转向了纯粹的学术研究;当初那些私人教师们所传授的理论和艺术,在各自的方向上获得了特殊的发展,并最终固定为今天仍在主宰大学的理科和文科两大部门;当贵族子弟挤满了这所大学之时,平民不得不在大街上、工厂中和旷野里独立争取自己的生存,并在其成长为新的有效的政治主体之时,自我诠释自我的使命。此时,一向以缓慢“演进”、尊重传统而著称的英国,已经无可逃避地溶入了席卷整个欧洲的“启蒙”浪潮。与这次风云际会的大浪潮相对,牛津的步履太过缓慢,这使得它和剑桥一起,同样无可逃避地成为了顽固派和保守派的两个庞大堡垒。这次启蒙浪潮的中坚人物名叫托马斯·霍布斯,正如他的族名和本名所示,他是个英国人。
因此,霍布斯个人和大学的关系就成了借以透视这一时期英国大学之本性的决定性桥梁。在这座桥梁的开端处,也就是霍布斯第一次准备流亡异国时,他转告幸灾乐祸的牛津教授们说:尔今时之所授,尚不及吾幼儿三岁时之所闻。在这座桥梁结束的地方,也就是霍布斯写作他的宏篇巨制《利维坦》之时,他给了包括牛津大学在内的几乎所有欧洲大学以最终的定位--“黑暗王国”的核心载体。霍布斯对当时冥顽不化的官方态度和呆板迟钝的大学教授的头脑深为痛惜,认为正是这些人构成了启蒙道路上必须拔除的障碍。
事实上,霍布斯的愤怒只是对长久以来的就已存在的一股有力潜流的明确反映。早在16世纪初,托马斯·莫尔写作他的名著《乌托邦》之时,就已经预示了随后历时数个世纪之久的、围绕大学而发生的刻薄冲突和剑与火的争斗。在莫尔对大学的集中攻击中,他着重表达这样的看法,即认为牛津在当时的倾向乃是对统治阶级、尤其是贵族,采取一种非常殷勤的态度。它一心要防止贵族的地位被社会变革所动摇,并且主动担任社会医生,帮助贵族适应陌生的社会环境。与此相反,莫尔从未给贵族写过什么东西,除非是为了辱骂他们。他坚定地宣称,在一个等级社会中,有助于人们成功发迹的那一类品质始终是令人厌恶的。贵族肯定都是些贪得无厌、寡廉鲜耻的无用之辈。而穷人一般都是些“正派淳朴”之人,他们的勤勉是社会所不可缺少的。但是,善良和顺从的习性却使得他们永远受人欺骗、愚弄,得不到应得报偿。其结果必然是那些“所谓的上流人士”为了自己邪恶的私利而把持国家大权。这些人“要么是游手好闲的懒汉,要么是纯粹的寄生虫和无聊的享乐的制造者”。而“农民、矿工、一般劳动者、车夫和木匠--如果没有他们,国家就不成其为国家--,却是在替他们卑鄙的主子当牛做马”,之后又遭到遗弃,十分悲惨地死去。
在《乌托邦》的一个几乎是十分著名的段落里,莫尔明确警告说,如果大学仍旧奉守正统,将社会财富等级中较低的阶层排除在其教育蓝图之外,那么大学将得不到新鲜血液的给养,也因此无法感受更大规模的社会使命的刺激,从而在这种贵族圈子永无休止的顽固轮回当中,耗尽肌体的活力,最终因失去其真正的天命和价值而走向消亡。不过,莫尔很清楚,大学本身的力量无法实现突破,无法独立地使其自身走出这个烟雾弥漫的深渊。在此后不久的一个判例中,莫尔以英国首席大法官的身份写出了下面的判词附录:法律依其本性无法进行自我变革,如同大学依其本性无法自我变革一样。这则判词因其抛弃了古老的“决疑法”推理的清晰,代之以类比象征的模糊寓意,而招惹众人非议。不过,时光推移,人们还是逐渐弄清楚了莫尔的真实意思:变革的力量必须来自外部,而他本人似乎正是这种力量的象征。
莫尔以他的被枭首结束了他和英国大学的这段分分合合。他所描述的这种冲突,基本上是牛津日后不断受到攻击的潜在的、却是主导性的原因。他的死毋宁更激发了未来更为波澜壮阔的大学教育改革的呼声。
后来的培根,他在牛津住了三年。离开的时候,如麦考莱所说:“他是带着这么一种心理走的。对牛津的学科深为轻蔑;对英国的大学教育制度坚决地认为根本有害;对亚里士多德派的学者虚耗精力于其上的’学问’有一种应有的藐视。”培根的这种蔑视心情,中经霍布斯的转承,一直延伸到19世纪的边沁。以边沁和老穆勒为代表的功利学派在掀起英国法律变革的波浪之后,这股浪潮逐渐扩展成为社会性的普遍动向,一直以与世隔绝的贵族理想为自豪的牛津大学,也看到了这场变革的魅力所在,或主动、或被动地迎接了它的冲击,放弃了正统向往,转而瞻望起新的大好前景,踏上大规模变革路程。
变革的结果是,大学和国家中最清醒的头脑之间逐渐建立起良好的互动关系,尽管仍有不时的摩擦和冲撞,但总体上趋于和谐。或许是出于必然,在时隔三百年之后,牛津大学返回了它的古老传统,即,将大学的知识使命和民族国家的政治命运重新溶为一体。如果我们将19世纪中叶作为考察的分界线,就不会对两种绝然不同的现象感到惊奇:此前,大不列颠民族的精神代表、或者说这个民族中最杰出的人物,很少认可大学的教育和训练,他们一般也只是在大学勉强度过一段短暂的时光后,就匆匆离开;此后,大学开始容纳越来越多的人,这些人来自社会的各个等级,他们在这里接受长时间的和系统的教育,走出大学后,他们很快就能够应用在大学之所学,成为社会的真正领导者群体。是社会本身促成了大学自身的变革,而这种变革也反过来获得了重新塑造社会的众多契机和当然力量。
不过,有一点我们必须承认,即使在离我们最近的时代,象丘吉尔这样的人,他并不具备什么大学的经历。但这更多地反映出的乃是大学和社会本身与生俱来的不和与紧张。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甚至可以说,这种紧张关系也正是大学的使命之一。一方面,作为成熟建制的大学,我们不可能指望它跟得上民族中最有头脑的天才人物的思考步伐;另一方面,在同样的意义上,我们似乎也不能合理地期望大学和社会溶为一体,最终消失在社会当中,成为贩卖文凭的“社会大学”或者“民间大学”,这就象我们决不能指望大学的课堂成为广场上的民众集会那样,嘈杂、纷乱、没有目标、没有理念。
包括牛津大学在内,欧洲大学的根实是发自文艺复兴时代的意大利。在13和14世纪,在意大利,财富的增加使得更有计划地发展教育成为可能,此时,意大利的少数几个大学才开始焕发生气。随着文艺复兴进程的加剧,竞争也活跃起来,各大学都争相罗致有名的教师;在这种情形下,据说波罗尼亚把它国库收入的一半以上用于办大学。教师的任命通常只是短期的,有时仅仅是半年,所以,他们就不得不经常象演员那样过一种流浪的生活。终身任命也并不是没有,但往往只认可象但丁、比特拉克这样过于杰出的天才。当然,也有义务的不领薪水的教师,缺少了他们,这一时期的大学就缺少了底色。
虽然作为有学问之士,教师本身的薪金很高,并且不排除其他收入来源,但大体上说,他们的地位仍是靠不住的和变化无常的,所以,同一个教师能够和很多学校发生联系。很明显,人事的更动从大学本身来说是必要的,因为从每个新来的人那里都可以期待得到一些新东西;教师的个人能力在这样的环境中具备决定一切的作用,这是很自然的事情。总之,要想对当时所采取的教学方法做一个准确的描绘,我们必须尽可能地使我们的目光远远离开我们现在的学院制度,教师和学生之间的个人接触、公开的辩论、教师的频繁更换、学生高度紧张的自我思考、以及书籍的稀少和不方便,都给那个时代的大学以一种我们现在难以想象的色彩。
不过,有一点是确定的,不管是象波罗尼亚大学这样成型的大学,还是象比萨大学这样几乎不具备基本上课场所和设施的大学,其对于大学的意识和对使命的认同是清醒、鲜明的,有时候,这种认同甚至达到剧烈的程度,比如在佛罗伦萨遭遇外辱的时刻。在但丁辞世之后,他所掀起的近代国家意识和共和理想仍是历历不爽。象巴特鲁斯这样的大法学家,他本人开始大规模地评注《查士丁尼法典》,为意大利人各城市共和国的自治、自由理想初次奠定了坚实的法律基础,使抱持“教皇至上”信条的教会法学家们哑口无言,最终也使得教会的神权政体要求,在意大利新兴的城市自由理想面前遭遇了实实在在的挫败。我们几乎可以说,是他一个人的力量推动了罗马法这个庞大体系在意大利的复兴,并使意大利多少代人以来就潜存的共和理想,第一次能够突破诗歌和文艺的教练场,而在法律领域、或者说在严格的理智领域伸张自己。波罗尼亚大学本身正是由于巴特鲁斯个人的存在,而成为后来几乎所有欧洲大学向往的中心。巴特鲁斯本人对古代罗马法典所作的详细注解、以及这种注解所采用的方法,也为后来的法国人让·博丹的煌煌巨作《六论主权》提供了实质性的素材和道路。当时的欧洲北方诸王国以一种特殊的热情接纳了博丹的思想,《六论主权》当之无愧地为现代国家的世俗生活秩序施行了第一次奠基礼。欧洲近代民族国家的自由理想也正是在这里获得了法律上的支持。
随便读读任何一本记载牛津大学历史的书籍(最好是英国人自己写的,或者是用英语言写出来的),我们都不难隐约发现,这所大学历来的命运是围绕这样一个核心问题进行的:即,一个人怎样才有资格认为自己真正受过良好的教育?答案当然是要来自大学本身,但是,最终听取这个答案、并表示赞成或反对之态度者,则是整个民族。在霍布斯之前的时代,人们普遍认为,需要维持两种不同的教育制度,一种适用于贵族和绅士;另一种适用于“小人物”或“小民”。例如,尽管乔叟的确是在意大利的比特拉克之后一代人的时间内进行写作的,这个观点仍然体现在他的《坎特伯雷故事集》中。该书序言中描写的远游者,一个是牛津的年轻学者,另一个是他的侍从。前者将其所有时间用于阅读亚里士多德的哲学和伦理学著作,后者则完全致力于学习兵法和打仗的艺术。
但是,霍布斯关于所有人的普遍利己主义的思考、及其富有说服力的细致心理分析,从反面将这种古老的“双轨制”彻底瓦解了。在当时广为流传的一篇小册子的序言中,一位年青的统治者受到了最高的赞赏,因为“在你面前有军事和文化训练两种选择,使你荣耀无比的是,你确定要精通两者?quot;一个人不能再认为自己是统治艺术、学术研究或战争艺术哪一方面的专家。只有当他能够--象奥菲利亚说到哈姆雷特时那样--成功地把大臣的眼睛、学者的舌头、士兵的刀剑和农夫的锄头结合在一起时,他才可以认为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
这样的教育设想离”每个人都有能力接受良好的教育“这一信念,只有一步之遥了,霍布斯决绝地迈出了这一步,并拥有了越来越多的追随者。当这些追随者构成一个蔚为壮观的庞大群体之时,也就是洛克为英国政治确立起”人民主权“原则之日。此时,昭然铭刻于校徽之上的”美德即高贵“的格言,就有了新的解释。”美德“仍在,但必须和财富、血缘、以及等级身份分隔开来,所有人都可以凭借个人能力确证自己的美德,美德的基础在乎个人的能力和劳动。当亚当·斯密把”劳动价值论“确立为格拉斯哥大学的主流原则时,牛津大学不失时机地跟上了。正是从”美德即高贵“和”劳动价值论“的原则当中,”日不落帝国“获得了它借以统治世界的牢固原点。
回过头来比较一下20世纪前的美国大学和欧陆大学,我们会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发现:在美国,一般来说,大学决定个人,个人的声誉取决于大学的名气;在欧洲大陆,一般来说,个人决定大学,大学的名气取决于个人的声誉。当艾略特就任美国哈佛大学校长时,他的名字也因此更为迅速的传播到全世界;当海德格就任德国佛莱堡大学校长之时,全世界都因他那篇足以撼动寰宇的就职演说,而铭记了佛莱堡的名字。在英国,象牛津这样的大学,事实上是处在两者之间的某个地方。一方面,正如诗人徐志摩在那首为中国读者所熟悉的”再别康桥“里所传达的那样,牛津和剑桥这两所独具传统的大学,数百年来已经培育了自身的精神和力量,这种力量往往使人感到其气韵绵长,同时也感到不可撼动;另一方面,正如我们所回顾的那样,牛津大学之所以能走到今天,实是缘于为数不多的几个天才人物的推动。在一个比较不为人知的意义上,我们可以这么说:在英国,象牛津这样的大学乃是社会的立法者;而时有闪现的天才人物却是这所大学本身的立法者。或者,我们不妨这么说:正是由于这些罕见的天才立法者的出现,象牛津这样的大学才具备了为民族立法的精神意识和实际能力。的确,尽管牛津大学的方式处于新大陆大学和旧大陆大学之间的某个位置上,但这个位置更切近欧洲,而不是美洲,就象不列颠群岛和欧洲大陆仅隔着一个海峡,和美洲大陆则隔了整整一个大西洋一样。一个人不可能忘记他的童年、而未来的命运也将由童年的经历来塑造,牛津大学当然不会、也注定了不可能忘记他的童年。如果这所大学真如人们期望的那样,拥有其自我的生命,那么他当然也明白,生他者,乃是12世纪时的那群居无定所的私人教师和学生追随者群体;养他者,乃是那些时时出现的天才人物。
柏拉图曾经在他一篇不为人瞩目的对话中,记述了一个”神一般的王国“(agodlycity),据说这个王国达到了人类王国所能达到的最完美状态。这个王国位于大洋深处的某座岛屿上,名为”大西岛“。当人们问起如何去往大西岛时,柏拉图只说大西岛毁于九千年前的一场洪水,无一人生还,而后以沉默终止了谈话。两千年后,培根以一部题为《新大西岛》的作品续写了这篇对话,新大西岛完全不同于先前的某些虚构的乌托邦岛,如莫尔的《乌托邦》。据莫尔确认,后者的发现乃是出于纯粹的偶然,人们也无从得知该到哪里寻找它。在培根的这部作品中,旅行者之到达新大西岛也是出于一次偶然,然而,一旦他们准确地标定该岛的位置,就不难到达该岛,人们从早到晚都能看到这片土地,正如以色列儿童在晚上知道上帝将带他们出埃及,而在白天他们也将看到上帝的荣耀。培根的本意是使新大西岛成为希望之乡、应许之地,这是很明确的。他称之为”幸福之地“、”神圣乐土“、”天使国土“。然而,在莎士比亚的《暴风雨》或者《李尔王》中,关于海的最主要形象描绘是暴风雨,与此类似,在《新大西岛》中,旅行者发现通往该岛的征途充满了暴风、骤雨,并布满了暗礁,而且随时都有迷失的危险。《克里斯提阿篇》以宙斯召集众神,决定以洪水惩罚大西岛而突然收笔;《新大西岛》则以船长召集众人,并告诉他们只要具备坚强的意志和充分的智慧,他们就能征服各种残酷命运,并最终到达该岛而告终。作为读者的我们有充分的理由推测,培根所着力描绘的新大西岛乃暗寓大不列颠岛。那个向众人发表演说,并鼓舞众人信心的忠诚而智慧的船长,似乎就是培根本人。至于这艘船,我们似乎也有充分的理由说,它就是培根变革理想中的大学。
几年前,香港著名学者金耀基先生在其名著《大学的理念》中,以一种近乎审美的笔触描写了他所感受的津桥氛围:”一种不陌生的感觉,一种曾经来过的感觉,是杜工部诗中的锦官?是太白诗中的精灵?抑是王维乐府中的渭城?“是否津桥的烟雨漫过了先生的视线,缠绕了先生的思维,使先生沉溺于这烟雨的迷离和贵族式的静谧之中呢?先生知否,牛津的历史乃是一部表征命运之残酷、无常和盲目的历史;知否隐藏在寂静烟雨背后的斗争、鲜血、罪恶和荣耀;知否那些勇于征服无常命运的伟大天才?知否这些天才在征服命运的过程中,为大学、进而整个为民族所带来的不死荣誉?
20世纪的大学生仍被说成是在追求荣誉,但这些荣誉并不是远古时代那个名叫帕齐的青年所向往的荣誉,而只是虚荣。以至于亚当·斯密不无遗憾地总结说:”所谓教育,就是把学生的虚荣引向其恰当的目标。“在校园,学生们追逐人为设计好了的、但却是虚幻的荣誉奖赏,即使在事实上他们丧失了荣誉感,但他们也尽可能地表现得是在捍卫传统;在课业结束时,学生们按照规定好了的荣誉分配体系来获得特别的荣誉:以合格、优等或优异的成绩取得学位。然而,除了这种虚有其表的历史遗存之外,那些天才人物关于大学之命运的思想早已被扫荡一空。教师因其在学识和德性双方面的普遍而彻底的堕落,再也无法吸引学生这个追随者群体,历时数百年而由教师和学生一起塑造的这个坚强共同体,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就土崩瓦解了。
黑格尔有一句名言,大意是说,智慧之神密涅瓦的猫头鹰只是在黄昏十分才展开它的双翼。世界上尚存的几乎所有古老大学的历史为这句隽语提供了最鲜明的例证,牛津因其历史过于长久,而在这方面表现尤其突出。正是在20世纪,在古老的大学理想日薄西山之时,开始出现了一些在大学的废墟上择路而行、收拾残片的人。当牛津大学的上一代校长仍然愿意让闪烁不定的乐观主义或自我安慰的微光,照亮那副否则将是十分阴暗的大学生活画面的时候,芝加哥大学的上一代校长已经一成不变地将大学领地看成是黯淡世界。在这个世界中,立法者合乎理性的措施必须随时辅之以狮子的残暴和狐狸的狡猾。海德格,在他就任由纳粹委任的不体面的佛莱堡大学校长一职时,几乎是绝望地、歇斯底里地向众人呐喊:”一个人,当他就任一所大学的校长之职时,就意味着这个人要从智识和精神这双方面来领导这所大学。“
我们不妨设想一个虚构中的有趣人物,赋予他”大学事务的公共监督者“的权能,他将凭借这个权能来审判并谴责当今的各国大学,原因在于,这些大学都未能为其学生建立起最起码的健全而有效的教育。北京大学的罪名可能是无耻的怠惰,巴黎大学的罪名可能是疯狂已极,芝加哥大学会被告知自己已是千夫所指,佛莱堡大学逃不过危险异端的罪名,牛津大学则会受到警告说,它的安宁乃是建立在不合法的思想专制的薄弱基础之上。各个大学都试图为自己辩护,但它们的理由仅仅说明一个令人忧伤的结论,那就是优秀品质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一些大学不怀好意地试图辩解它们有目共睹的错误,这实际上正是运用欺骗的手段去证明罪恶的目的。芝加哥大学坚持”慈悲和温和这些崇高品质“只会威胁大学的安宁。一些较为谦逊的大学承认他们的行为是可耻的,但是,他们坚持命运的邪恶力量、以及他们所处的普遍的逆境甚至无法使人考虑任何的改革。北京大学宣称:他所面临的问题非常之棘手,即使所罗门王再世,也会成为一个笨伯;佛莱堡大学承认他错误百出,危机四伏,但又声明,依靠自己的力量他们拿不出任何补救办法;牛津大学索性痛哭流涕而放弃为自己作任何辩护。
幸也不幸,”大学事务的公共监督者“只是虚拟的人物,这场审判因此也只是一个有趣的模拟游戏。当整个时代都遭到谴责的时候,我们也就无法从这个时代自身建立起实质性的审判标准。因此,正如当年的莫尔所见,这样一个”大学事务的公共监督者"只能从外部获得他的现实性。不同之处在于:时代已经无法让我们写下莫尔当年的判词。
但无论如何,我们都得感谢牛津这样的大学。也许它的命运并不处处皆华彩,它的历史也并不事事皆光荣。但它终究能够充分地说:这就是我的历史,我的命运;但这也是民族的历史,民族的命运;人类的历史,人类的命运。或者更具体地说,作为人类一员的我们的命运,就是培根笔下的那艘航船的命运。今天的牛津徒具空壳,但回顾他的历史,他仍然会得到人们的感谢的。感谢他的人并不限于同国之人,而是全人类大家都有份。牛津值得我们感谢的地方并不是一时的,而是将与时俱增,与年俱永。要感谢这所大学,我们首先要感谢的是数百年来走进或走出过这所大学的那些人,他们或邪恶、或高贵;或天才,或愚蠢。通过这些人,我们大可以了解培根的这艘航船的取材和建造过程,了解它所经历的残酷命运,也许,最终我们也能从中了解它是不是到达了理想中的目的地,抑或佚失中途。
大学背后有天才,天才背后有刀剑。(好范文整理)
第二篇:《天才与锻炼》华罗庚
《天才与锻炼》
作者:华罗庚
原文发表于1982年1月 《环球》 提问者写下一个201位的数:
916,748,679,200,391,580,986,609,275,853,801,624,831,066,801,443,086,224,071,265,164,279,346,570,408,670,965,932,792,057,674,808,067,900,227,830,163,549,248,523,803,357,453,169,351,119,035,965,775,473,400,756,816,883,056,208,210,161,291,328,455,648,057,801,588,067,711 解答者马上回答:这数的23次方根等于9位数546,372,891。
《环 球》杂志的一篇文章中是这样说的:印度有一位37岁的妇女沙昆塔拉在计算这道题时速度超过了一台最先进的电子计算机。这台在美国得过奖的最现代化、最尖端 的产品Univac 1180型电子计算机在算这道题时,要先馈入近2万个指令和数字单元,然后才能开始计算。它整整用了一分钟时间才算出结果。而沙昆塔拉在教授在黑板上用了 4分钟写出这个201位数后,仅用50秒钟就算出了以上的答案。美国报纸称她为数学魔术师,轰动一时!文章末尾还神秘地说,在她快生孩子的一个星期,她的 计算能力出了问题。
面对这样的问题怎么办?
看 到上述消息,可能有以下几种态度:一是惊叹,望尘莫及,钦佩之至,钦佩之余也就罢了。二是不屑一顾,我是高等数学专家,岂能为这些区区计算而浪费精力。三 是我掌握着快速电子计算机,软件有千千万,她一次胜了我算个啥!老实说,有上述这些思想是会妨碍进步的。第一种态度是没出息,不想和高手较量较量。第二种 态度是自命不凡。实际上连计算也怕的人,能在高等数学上成为权威吗?即使能成,也是“下笔虽有千言,胸中实无一策”,瞧不起应用,又对应用一无所能的人。第三种是固步自封,不想做机器的主人。动脑筋是推进科学发展的动力之一,而勤奋、有机会就锻炼是增长我们能耐的好方法。人寿几何!我并不是说碰到所有的问 题都想,而是说要经常动脑筋,来考验自己。
在我 们见到这问题的时候,首先发现文章中答数的倒数第二位错了,其次我们用普通的计算器(Sharp 506)可以在20秒内给出答数。那位教授在黑板上写下那个201位数用了4分钟,实际上在他写出8个数字后,我们就可算出答数了。所以说,沙昆塔拉以 50″对1′胜了Univac 1180,而我们用Sharp 506小计算器以-3′40″胜了沙昆塔拉的50″。但我们所靠的不是天才,而是普通人都能学会的方法。让我从头说起吧!从开立方说起 文章中提到,沙昆塔拉在计算开方时,经常能纠正人们提出的问题,指出题目出错了,可见他们是共同约定开方是开得尽的。现在我们也做这样的约定,即开方的答数都是整数。
我国有一位少年,能在一分钟内开6位数的立方。少年能想得出这个方法是值得称道的,但美中不足之处在于他没有把方法讲出来,因而搞得神秘化了。当然也考试了人们,为什么少年能想得出的方法,一些成年人就想不出来,反而推波助澜造成过分的宣扬? 这问题对我是一个偶遇:在飞机上我的一位助手借了邻座一位香港同胞的杂志看,我从旁看到一个数59,319,希望求这数的立方根。我脱口而出答数是39。他问为什么,我说,前二位不是说明答数的首位是3吗?尾数是9不是说明答数的末位应当是9吗?因此答数不该是39吗?
然 后,我告诉他,我的完整想法是:把六位数开立方,从前三位决定答数的第一位,答数的第二位根据原数的末位而定:
2、8互换,3、7互换,其它照旧(这是因 为1、2、3、4、5、6、7、8、9立方的末位分别为1、8、7、4、5、6、3、2、9)。例如314,432的立方根是68,前三位决定6,末位是 2,它决定答数的末位是8。
沙昆塔拉可以脱口而出地回答188,132,517的立方根是573。当然188决定了首位5,末位7决定了3,但读者试想一下,中间的7怎样算? 归纳起来可以看出有两个方法:一个由头到尾,一个由尾到头。我们怎样看出答数倒数第二位是错的
这一点比较难些,要运用一个结果:即a^23的最后两位数和a^3的最后两位数是完全相同的。
91^3的最后两位数是71而不是11,而71^3的最后两位数才是11,因此答数中的9应当改为7。先不管出现这个差错的原因是什么,我们这里已经做了一个很好的习题。想不到竟是Univac1180把题目出错了,这事我们后面再讲它。
我 们来证明a^23的最后两位数和a^3的最后两位数相同。当a=2或5时,容易直接验算。今假定a不能被2和5除尽,我们只要证明a^20的末两位是01 就够了。首先因a是奇数,a^2-1总能被8除尽,所以a^20-1当然也能被8除尽。其次,因a^4-1=(a-1)(a+1)[(a-2)(a+2)+5],a不是5的倍数,所以a-2,a-1,a+1,a+2中肯定有一个是5的倍数。即b=a^4-1是5的倍数,而
a^20-1=(b+1)^5-1=b^5+5b^4+10b^3+10b^2+5b。
因而a^20-1是25的倍数。从而a^20-1是100的倍数。具备些数论知识的人也可从费尔马定理推出来。我们怎样算
我们用的原则是:如果解答是L位整数,我们只要用前L位(有时只要L-1位)或后L位就够了。用后L位的方法见附录二,先说前一方法。以前
当那位教授说要开201位数的23方时,以23除201余17,就能预测答数是9位数。当教授写到第六、七位时,我们就在Sharp 506上按这六位和七位数,乘以10^16,然后按开方钮算出
(9.16748×10^16)^1/23=5.46372873,(9.167486×10^16)^1/23=5.46372892,这样我们定出了答数的前七位:5,463,728,后二位已由上节的方法决定了,因此答数应该是546,372,871。其实,更进一步考虑,只需利用这个201位数的前八位数字就能在计算器上得到它的23次方根(证明见下面的附记):
但 不幸的是,把这个数乘23次方,结果与原来给的数不相符(见附录一)。与原题比较,发现原题不但尾巴错了,而且在第八和第九位之间少了一个6。竟想不 到Univac 1180把题目出错了,也许是出题的人故意这样做的。为什么沙昆塔拉这次没能发现这个错误?看来她可能也是根据前八位算出了结果,而没对解答进行验算。我们的习题没有白做,答数错了我们发现了,连题目出错了我们也纠正了。
结论是:在教授写到91,674,867时,我们在计算器上按上这八个数字。再乘10^16,然后按钮开23方就可算出答案,总共约用20″就够了,也就是比那个教授写完这个数还要快3分40秒,比沙昆塔拉快了4分半钟。
既然已经知道答数是九位数,或者说在要求答数有九位有效数字时,我们就只需把前八位或九位数字输入计算机就够了,而无需把201位数全部输入机器,进行一些多余的计算。
附记 以a表示那个201位数,b也表示一个201位数,它的前L位与a相同,后面各位都是零。由中值公式,可知存在一个ξ(b<ξ<a)使
当取L=8时,上式小于1/2,由b^1/23的前九位(第十位四舍五入)就可给出a^1/23。下 面讲一个虚构的故事,在沙昆塔拉计算表演后,有一天教授要给学生们出一道计算题。一位助手取来了题目.是一个871位数开97方,要求答案有9位有效数 字。教授开始在黑板上抄这个 数:456,378,192,765,431,892,634,578,932,246,653,811,594,667,891,992,354,467,768,892,…… 当抄到二百多位后,教授的手已经发酸了。“唉!”他叹了一口气,把举着的手放下甩了一下。这时一位学生噗嗤一声笑了起来,对教授说,当您写出八位数字后,我已把答案算出来了,它是588,415,036。那位助手也跟着笑了。他说,本来后面这些数字是随便写的,它们并不影响答数。这时教授恍然大悟,“哈 哈,我常给你们讲有效数字,现在我却把这个概念忘了”。多余的话
我 不否认沙昆塔拉这样的计算才能。对我来说,不要说运算了,就是记忆一个六、七位数都记不住。但我总觉得多讲科学化比多讲神秘化好些,科学化的东西学得会,神秘化的东西学不会,故意神秘化就更 不好了。有时传播神秘化的东西比传播科学更容易些。在科学落后的地方,一些简单的问题就能迷惑人。在科学进步的地方,一些较复杂的问题也能迷惑人。看看沙 昆塔拉能在一个科学发达的国家引起轰动,就知道我们该多么警惕了,该多么珍视在实践中考验过的科学成果了,该多么慎重地对待一些未到实践中去过而夸夸其谈 的科学能人了。
同时也可以看到,手中拿了最先进 的科学工具,由于疏忽或漫不经心而造成的教训。现代计算工具能计算得很快很准,但也有一个缺点,一旦算错了,不容易检查出来。对于计算象201位数字开 23次方这类的问题——多少属于数学游戏性质的问题,算错了无所谓,而对在实际运用中的问 题算错了就不是玩的。“二万条指令”出错的可能性多了,而在演算过程中想法少用或不用计算机演算,检查起来就不那么难了。这说明人应该是机器的主人,而不 是机器的奴隶。至于大算一阵吓唬人的情况就更不值一提了。这里我们还可以看到基本功训练的重要性。如果基本功较差,那么就是使用大型计算机来演算201位 数开23次方也要1分多钟才能算完。而有了很好的基本功,就是用小计算器也能花比1分钟少的时间算出来。
第三篇:天才与学习作文
天才与学习作文
“一人能否成才,与天资有关,更与后天所受的教育以及自身的学习有关。”这句话给了我一个深刻的印象。在我的记忆深处,一提起“天才”二字,我便感触颇多。小学开始,老师便开始教授我们这样一句至理名言
:天才就是百分之九十九的汗水加上百分之一的灵感。这句话正是出自于一位自小便不聪慧的爱因斯坦大科学家,这可是他的亲身感受。要知道爱因斯坦四岁了才学会说话,可知他的天资还不如一个普通人,可是他为什么后来却会成一个伟大的科学家,流芳百世呢?那是因为他从小便善于学习,善于提问,由此可知,后天良好的自身学习和教育占据了多么重要的地位。看来,自古以来能够成为国之栋梁的人,或许并不一定存在着天赋。相反,文中的方仲永的确是一个不可多得的神童,他本来可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可最终却一事无成,我们要责备的不仅仅是他的父亲贪图小利,不让他学习,丧失了一个天才,但同时我们也不妨问问方仲永自己是否愿意去学习,如果他肯学习,还会落得今天这个下场吗?
自然,像方仲永这样有才能的人,古往今来,也不是从无出现过。古时候,有个人名为江郎,是个天资聪慧的人,自幼便会作诗习文,每日他都可写出许多精彩绝伦的文章,他家也是门庭若市,不少人还花钱买他的文章。可是后来,他因终日不去学习,最终再也写不出那样美妙的文章,他家自是门庭冷清,人人叹息:“真是江郎才尽啊!”要知道人的天资的确存在着差异,但这并不是关键的因素,重要的是后天好的培养和学习。也正如华罗庚所说:“聪明在于勤奋,天才在于积累。”所以,我们应正确认识自己。总而言之,“天才”与“学习”的关系就是:天才+学习=国之栋梁;天才+不学习=碌碌无为;不是天才+学习=有用之才;不是天才+不学习=蠢材。然而想到自己,我似乎感到了惭愧,我不属于天才,而面临着后天良好的教育环境,我的学习时好时差,我将成为有用之才还是蜕变为蠢材,谁能告诉我答案呢?或许能回答只有我自己。我始终牢记着这样一句话:世上根本没有什么天才,也并不存在着什么蠢材,未来要走什么路,只在一念之间,在这一念之间,或许我们攀上了高峰,或许我们跌入了万丈深渊,如此而已……/ 5 / 5 / 5 / 5
第四篇:《早期教育与天才》读后感
《早期教育与天才》读后感
1917年4月 木村久一的著作
该书由日本学者木村久一对几个著名的少年天才的教育经历的分享,提出了早期教育对于儿童教育的重要性,并较为详细的介绍了卡尔威特等几名著名天才儿童的独到教育方法,也有作者对这些早期教育成功案例的分析和见解。虽然本书是将近一百年之前的著作,但是仍然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读后不但会深刻认识到早期教育的重要性,同时也会学习到一些至今仍然很有效的早期教育方法。
1、早期教育的重要性
(1)通过对卡尔。威特、威廉。詹姆斯。赛德兹等少年天才的分析,他们都是在很早的时候就展现出与普通人的不同,在大多数人认为还应该无忧无虑玩耍的时候,就已经熟练掌握了多种语言,并开始展露头角,在十几岁就已经开始对学术有造诣并升入世界著名大学。这些少年天才并不是病态的,而是全面发展,过得非常的健康快乐,尤其是卡尔。威特。
(2)天才并不是完全是由于天赋而是得益于科学、恰当的早期教育。每个人出生的潜能肯定不同,但是如果一个潜能100的人,后天开发只有40,而一个潜能80的人后天开发能够达到60,也会出现巨大的差距。作为父母,应该重视早期教育,运用科学的方法,最大限度的开发孩子的潜能,那么就便是天赋平平的孩子也能取得不凡的成就。
(3)人的潜能是递减的法则。越是接近0岁,及早用恰当的方式引导,孩子可以激发出来的潜能更大。而到了8岁左右,潜能就已经基本定型。卡尔。威特的父亲提出,“对子女的教育应当随着婴儿智慧曙光的出现开始”.(4)人的发展也存在敏感期,宽窗口期。在恰当的时期,锻炼激发孩子的某项能力、学习某种知识,就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良好效果。语言发展存在敏感期:1-7岁。孩子的语言天赋6、7岁开始枯竭,到8岁基本已经消失殆尽。音乐学习敏感期:5岁开始学钢琴。对于音乐的敏感期:从一岁五个月出现,大约8岁结束。幼儿具备阅读能力,从2岁起就可以开始阅读。
(5)孩子在幼年时期整个大脑是完全开放的,学习毫不费力,可以说给孩子什么就能吸收什么。
(6)很早接受教育的小孩子长大后是幸福的,因为他更方面适应能力都很强,从小也比其他孩子更快乐。从早期就开始接受良好的教育,会让孩子从小就过得更加幸福。
(7)对孩子来说,学习是快乐的事情,而不是痛苦。填鸭式的教育让孩子痛苦,孩子只会被动的成为知识的储存器,却缺乏理解能力和自我学习能力。
2、早期教育的方法
(1)原则:
A、学习注意激发孩子的兴趣、多采用游戏的方式。要遵循儿童的天性,采用启发、诱导、激发兴趣,做游戏、模拟等孩子喜欢、有趣的方式进行。早期教育不完全是灌输知识的时期,更是教会孩子获取、发现知识、获得学习方法的时期,让孩子获得独立思考的能力。有效的学习都是建立在兴趣的基础上,不要强迫孩子学习。要想教给孩子什么知识,首先巧妙的方式激发孩子的兴趣,让孩子自己主动想学,再教给孩子知识,并教会孩子如何自己主动去学习相关的知识。教孩子知识,也要看时机是否成熟,是否有兴趣,理解力是否达到。早期的知识教育,并不是严谨的课堂教育一样,而是生活化的随意传授,在和孩子游戏中、散步中都是讲解知识的好时机。孩子小时候的学习不是坐在书桌前的枯燥学习,而是各种游戏、体验、感受、丰富多彩的生活中学演习,这才是真正有效的学习。要用一切机会开阔孩子的眼界,各种参观、展览、活动、旅行都应该让孩子去体验和感受。让孩子自己讲述自己的体会和见闻,可以锻炼孩子的观察力、分析力、语言表达能力、写作能力。让孩子从小养成读书和思考的习惯,而不是只是疯玩。针对孩子要学习的内容和孩子的兴趣设计出各种游戏。
B、对孩子品格的培养同样重要。防止自己和孩子出现骄傲自满的情绪十分重要。不要忽视对孩子习惯、品德的培养,良好的习惯和健康的心智非常重要。要培养孩子的品德:勤奋、自制力、勇敢、礼仪、服从、诚实、善良、自尊心。对于孩子的问题,先弄清事情真相,再讲道理,不要错怪孩子,也不要用打骂方式。善行记录,好的进行记录在一个本子上。错误的不强化,用恰当的方式指出和纠正。对孩子恰当的表扬可以让孩子建立自信,但是要适度和注意方式,不过分表扬,不空洞表扬,否则就可能导致孩子自满,狂妄自大。从小培养孩子做好事的习惯,以及培养孩子的爱心。让孩子从小养成整洁的习惯,也不要过分追求爱美。不要让孩子说我不行,要让孩子凡事学会想办法。尊重孩子,不要戏弄孩子,也不要欺骗孩子。对孩子的提问认真作答,不欺骗,不戏弄,不会的要一起寻找答案。
(2)各种能力培养的方式:
A、语言能力。语言是接受知识的工具,要让孩子尽早很好的掌握这项能力。不断的给孩子讲日常生活中的事物,不要用儿语,最好用正常、严谨的语言。语言学习,背不如练。从孩子小的时候就要像对待成人正常说话一样和孩子说话,教会孩子正确、标准、准确、完整的发音和用词用语。语言教育采用听和说的方式进行,语言的开发对思维和智力的开发有重要作用。给孩子讲故事,可以让孩子尽早了解世界,学习语言,培养想象力。孩子大一点,可以将故事讲一半不讲结尾就结束,让孩子自己想象各种结尾并讲出来,激发孩子想象力。再大一点,可以不给孩子读书,让孩子自己主动阅读。之后,可以让孩子给他人通信以及自己写日记的方式,提高语言表达能力。
B、阅读能力。阅读对于孩子智力发展非常重要。要从小培养孩子的阅读能力。2岁开始就可以教孩子阅读。但是要注意:父母的态度和方法。阅读材料的多少和顺序。让孩子觉得学习快乐。在孩子想要学习更多的时候结束,可以让孩子保持学习的兴趣。教学词汇应该从日常用语开始。学习诗歌,可以培养孩子的音律感觉。培养孩子快速阅读的能力,可以锻炼孩子的理解力,而不是慢慢的读,边读边记效果不好,快速阅读,多读几遍自然记住了。让孩子在阅读中提高理解力,而不是刻意的去记住信息。
C、想象力培养。讲神话故事,并让孩子相信是真的,不要过早扼杀孩子的想象力。做手工。让孩子自己表演故事。
D、记忆力、观察力训练。“留神看”游戏——经过商店,和孩子比赛记忆橱窗里的东西。让孩子从小记路。
E、感官、触觉训练。培养对音乐的感觉,播放古今名曲。看世界名画摹本,摆放有名雕塑模型。阅读绘本。培养对色彩的感觉——看色卡、彩色玩具、用蜡笔等进行颜色竞赛让孩子根据指令画正确的颜色。散步注意观察大自然的各种颜色。触摸感受各种材质,体验不同的感觉。
F、数学能力。生活中各种场合的数数。购物游戏。
G、社交能力。多带孩子参加各种聚会,和集体活动,并对孩子的表现关注和进行指导。
H、情商培养。让孩子学会识别情绪和自己化解情绪。在做游戏中对孩子进行干扰训练。
I、自信心、自尊心的培养。从小鼓励孩子,让孩子一点点建立起自信心。不当众批评孩子,批评注意方式,不要用打骂的方式。
J、金钱教育。不要从小给孩子大量的金钱,也不要毫无节制的满足孩子的所有愿望。要让孩子通过自己的努力劳动获得适当的零花钱,懂得付出才有回报,懂得储蓄和理财。学会节俭。
K、意志力培养。通过各种游戏,提高游戏难度等方式,培养孩子的意志力,以及克服困难的能力。
L、勇气、挫折训练。培养孩子的勇气。不要过度保护孩子,让孩子适当的冒险,孩子也能做得很好。面对现实的能力,面对挫折的能力。
M、身体健康。孩子的健康非常重要。饮食有节制,多运动锻炼。食物决定一个人的性格。让孩子有良好的饮食习惯,良好的胃和牙齿。养成勤洗手的习惯。锻炼唱歌、深呼吸锻炼肺部。
(3)有益的游戏:
对孩子的教育,游戏是非常有用的方式。游戏设计要巧妙、要目的明确,不要白白浪费孩子的精力。
角色扮演——锻炼语言表达能力。
留神看,经过的商店、马路上、桌子上的东西复述——记忆力、观察力训练。
亲近自然,散步、园艺、养小动物——培养观察力。
讲故事——激发想象力、锻炼记忆力、传授知识,锻炼语言表达能力。
卖东西、比谁的东西多数数、掷色子比输赢、给予金钱奖励——数学知识。
模仿雕像游戏,保持一个动作谁的时间长——锻炼孩子肌肉。
盲人摸像游戏——让孩子蒙眼摸东西,给予孩子物品的描述给予提示,锻炼孩子的语言表达能力和分析力。
猜东西,将家里的东西讲出来特点来互相猜。纸牌游戏,将各种知识写在纸牌上互动。
用纸、布等做手工。学习园艺——培养耐心、观察力,激发兴趣。
平静下来有戏——取棍子游戏,其他棍子不能动,锻炼专注力,控制情绪的能力。
3、感悟
(1)保护孩子好奇心、探索欲的重要性。成年后的个人职业选择能否适合自己,能否在事业上取得成就于此有很大相关性。
(2)早期教育不在于知识灌输,而在于潜能激发、能力培养。这才是整个人生幸福的基石。而死记硬背、填鸭式的灌输知识对于儿童的早期教育百害而无一利,不但摧毁孩子的好奇心、求知欲,而且错过孩子潜能开发,能力锻炼的关键时期。
(3)一个各方面优秀的孩子,不是上天赐予的,而是父母悉心培养的成果。其中必然包含了至少父母之中一个人对教育的高度重视,以及对正确教育方法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于孩子持之以恒的付出。
(4)相信教育对于孩子成才的决定性作用。只要采取科学的早期教育,正常的孩子都可能成为不平凡的人。
(5)家庭教育对于孩子的教育总要性远远高于学校教育。在入学之前孩子主要由家庭教育,入学之后学校的教育的知识也十分有限。父母要承担起孩子教育的重担。
(6)在入小学之前,一个人的人生基础就已经基本打牢固。潜能的发展已经基本定型,各种习惯也已经基本定型。在此时没有得到良好教育的孩子,入学之后也难以有良好的发展。
(7)随波逐流的教育理念和教育方法只能培养普通的孩子。取得优异成绩的孩子,起父母都必定有着对教育独到的见解,采取不一样的教育方法,有自己的坚持,坚持自己的想法去做,意志坚强。
(8)教育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欲速则不达。有条不紊的进行。
(9)对于教育重视不够,还要不断学习大师,以及成功案例,取其精华,并结合自己孩子的特点,找到最适合自己孩子,最有效的教育方法,坚持并及时调整。
(10)父母要做好早教,必须要有正确的早教方法,同时要不断学习储备充足的知识。
(11)对待教育付出才有回报,要有投入才有收获。付出时间、金钱、精力才能收获孩子的能力,不要妄想孩子的能力自己就有很大的增长。
(12)教育的一致性。父母教育主张的一贯性,以及整个家庭成员教育上的一致性,不要前后不一致,以及多人之间不一致,会造成孩子的困惑,让教育效果大打折扣。不同意,始终如一的不同意就不会产生问题。
(13)不要用打骂,而是讲道理的方式,用孩子能够理解的方式和孩子讲道理,可以让他感受,思考,从而理解。
(14)对孩子教育,父母要用心,时刻关注、了解孩子。及时发现苗头和问题,用恰当的方式予以纠正和改变。
(15)做父母,要有爱心、耐心、恒心。
(16)摆正心态,教育的效果不会立马显现出来,但要坚信,只要用正确的方法坚持下去,日积月累效果会大不一样。
(17)不要忽视音乐素养的培养,会让孩子以后的人生更加幸福和丰富多彩。
(18)让孩子有更多的体验,在体验中找到兴趣点,然后帮助孩子、引导孩子根据自己的兴趣去搜集、学习这方面的知识,掌握知识,掌握自己搜集信息、自己学习的能力。
(19)让孩子学会将知识学以致用,而不是学习一些字面上的知识。
(20)家长要注意保护孩子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
(21)孩子都喜欢新的东西,喜欢变化。抓住这个特点,对于孩子的吃、玩、学都有用。
(22)度要把握好。孩子吃、玩、学的时间,量的度家长要把握好,过犹不及。
(23)注意孩子艺术气质的培养,音乐、绘画、诗歌。
(24)品德、健康、智慧都发展得好的孩子才会幸福。
(25)身教重于言教,要求孩子做到的自己首先要做到,自己言行要成为孩子的榜样。父母自身优秀会极大的感染孩子,如果孩子发自内心的不认同你,那么教育就起不到效果。
(26)打骂对于孩子教育只会起反效果,用讲道理,孩子自己承担自然后果的方式让孩子明白道理。
(27)为孩子精心布置成才环境,布置成孩子发自内心喜欢的方式,孩子就会更快乐的成长。
(28)父母是孩子的教育者,同时也在教育中有成长和收获,自己也会有改变。
(29)成长环境的不同,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孩子未来的不同。
(30)真正的艺术来自于本能的冲动,学习的只能是技巧。
(31)教育得当,孩子在10岁时完全就可以拥有大学的水平。只要是孩子有兴趣的学习就不会对孩子造成不良的影响。
(32)早期教育对孩子来说如此重要,当父母的应该抓住这个时期对孩子进行科学有效的教育,不要让时间白白浪费掉。做父母也是有有效期的,在父母能够发挥最大作用的时候,用好这个时期,以后的教育就会顺利很省心很多。
(33)孩子3岁就已经基本具备成人的性格。在三岁之前,孩子的大脑可以吸收大量的知识。语言、文字、图形、音乐、人生的准则、态度等等。不要怕太多,孩子的吸收能力超过你的想象。
(34)学习,应当是有兴趣的基础之上才能起到好的效果,死记硬背,硬灌知识只能让孩子失去对知识的理解力和兴趣,成为知识的储存器,不能自己思考和理解。
(35)作为教育者,做好两方面工作很重要。一是做好教育记录。将教育的过程、收获、问题进行记录,可以反思和理清教育的问题。另一个是做好教育计划。设定好教育的目标,规划好教育的方向,才能够避免本末倒置。
(36)让孩子获得充足的知识,是父母教育的重要任务。
第五篇:天才与疯子的区别范文
天才与疯子的区别
天才在很多时候和疯子同义,因为都表现出对常态的严重偏离,不为大多天才在很多时候和疯子同义,因为都表现出对常态的严重偏离,不为大多数人所理解,甚至其言、其行惊扰或伤害了很多人。但天才不等同疯子:天才是对“我”的生命的放大,尽个体所能地放大。疯子的“我”是漂移的、忽大忽小的,根本不知“我”应安放在什么地方,就更不用说怎样为人处世才恰当妥帖;天才有自己想象而又明了的一个目的,也许这个目的不为人知或不为人解,但他丝毫不顾旁者是否知或解,为自己的这个目的不惜采用极端的、决绝的、疯狂的方式。疯子没有一个目的或目的太多,方式就是存活的本身;故疯子发疯多受外界影响或引诱,春气萌动时多发病,某事件的刺激时易发病;而对于天才,外在事物很难影响他内在的道路,他只根据他自身的需要来决定什么时候“发疯”。
但天才也可能发展成疯子,当他的目的逐渐变得不明确,不知自己究竟在做什么,为什么这么做,也不可控制什么时候“发疯”时,就像弹簧再也回不到本身的弹性限度,车辆再也刹不住车。尼采、阿黛尔·克洛岱尔、希特勒等很多天才后期就是这种情况。疯子也可以做出天才之举和不凡的创造。对疯子社会一般归为残疾一类,残疾有肢体残疾和精神残疾,疯子属精神残疾。残疾者若受到良好的照顾和培养,也可能在一定范围内自食其力。而疯子又因其精神上在某一方面特别专注、特别执著、特别能深入,故在条件适宜时反有远胜于常人的表现。所以没有必要天才就敬畏三分,疯子就欲去之而后快,只不过他们是异常的个体生命罢,异常也好,正常也好,重要的都是生命,以生命的平等心、关爱心待之即可。
可有时难就难在不知其是天才还是疯子,只知道他(她)“有病”、“神经兮兮”,或是你有“病”、我有“病”。更多时候我们既不是天才,也不是疯子,是有“病”,虽然表现出天才或疯子的样子。什么“病”呢?古汉语中,疾为小病,病则比较严重了。这“病”就是某种个性或人格上的明显的缺陷,每个人都不是与生俱来就是完美,可能有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不足太明显,几成缺陷,并因着这一缺陷,造成了言行和生活的异常,这就是“病”了,这“病”是比单纯肉体上的疾病危害大得多,难治得多。
有什么难治呢?缺陷嘛,弥补充足就是了。是的,其实缺陷实在没什么要紧,补上就是。难在很多人意识不到是自己的缺陷,或者意识到了却生不出力量去与之抗衡、战胜、补足。比如懦弱,懦弱得过头,就像害了软骨病,一辈子都立不起来,给自己的生命做不了主;比如贪婪,到后来什么都想要,怎么也克制不住,眼里、嘴里全是想贪之物,整个心思和身体都在里面了;比如任性,但凡有点思想个性的人都容易任性,要坚持自己的嘛,坚持自己也不见得就不是好事,可过分的任性极易偏执,又因偏执而狭隘,因为偏执一隅,难见全貌,易入歧途;比如懒散,懒则散,人散掉了,做什么都懈怠,什么都懈怠怎么可能有好收获呢,没有好收获时还偏给自己找理由,更加不努力,最后饼放在嘴边都饿死了。
意识到自身的缺陷,并尽量去弥补修正,“病”自然好了,还可能真的做出天才的创举,因为大缺陷者往往有大能量,问题是这能量是让生命更充沛,还是让生命之水流失得更多。木桶定律:一个木桶的蓄水量不取决于最高的那块木板,而是取决于最低的那块木板。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要尽力让自己的人格更完美的意义所在,某一缺陷太明显,其他再好也失去了应有的价值。天才也好,疯子也好,不是天才也不是疯子也好,不让自己因“偏”而失,而是因“偏”而得,生命日趋完满,神性的光辉自然显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