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学需要什么样的理念

第一篇：中国大学需要什么样的理念

中国大学需要什么样的理念

“大学不是工厂，不是流水线，它的每一位学生看每一位老师，每一位老师看每一位学生，都应该是独一无二的，是一份‘杰作’。”

“我理想中的大学像一座千年庭园。她古朴，但不古板。她是庭园，却敞开门扉。他进来的时候，双眼迷茫，走出时，双眸澄澈。智慧之火点燃了他的心，他的使命是传扬这生生不息的智慧之火。”

“我希望大学像知识的海洋，有丰富的书籍和优秀的教师。我希望教师能走下讲台，走近学生，带给我们更多的人生哲理。”

“大师面对年轻的学子，不沾世俗的交流开始了。他们从高处审视这个世界，把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用睿智的语言教诲我们。”

经典著作中用概念表达的思想，学生们用诗化的语言表达了。但这充满诗情画意的大学理想，似乎成了缥缈而虚幻的梦。

一位蜚声海外的华裔美国学者说，清华园、未名湖，甚至哈佛、耶鲁，都充满着浓郁的商业气息，也许只有康桥河畔，还静静地流淌着徐志摩式的优雅大学梦。

未来国家间竞争的某些关键方面，可能在各自的大学之间展开。但是，承担着伟大历史使命的大学出现了制造伤熊事件的学生、剽窃别人学术成果的知名教授……大学到底怎么啦？理想的大学该是什么样的？北京大学的人事制度改革，中国人民大学的校园改建工程，都促使人们思考，大学应该如何改革，是回到象牙塔？走出象牙塔？还是超越象牙塔？

不久前，在京的十余位教育科研学者参加了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周作宇教授和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蒋凯发起的一次题为“大学理想的思考与重建”的论坛，对于回答上述问题，他们的观点或许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启迪。

一、沉溺象牙塔：大学社会功能的丧失

1.孤芳自赏的象牙塔

近代德国著名教育家洪堡把大学界定为“以纯知识为对象的学术研究机构。而纯学术的研究活动正是大学孤寂和自由的存在形式的内在依据。据此，大学应有一种精神贵族的气质和对纯粹学术的强烈追求，而不考虑社会经济、职业等种种实际需要”。

美国著名教育家弗莱克斯纳说：“我一向主张大学与现实世界保持接触，同时继续保持不承担责任……工业界已经发现了利用纯科学研究的方式，因此它不需要大学的实用性；医学界也在探索类似的联系——如果医学院试图同时具备上述两种服务能力，它将毁于一旦。如果社会科学要作为科学来发展，它们就必须脱离商业行为、政治行为以及这样那样的改革，即使他们需要不断与各种商业现象、政治现象和社会实验现象保持接触。”的确，大学的发展应该超越功利，但是，这种“双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大学，是纯粹的“象牙塔”，只存在于理想的社会中。

2.与时俱进的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

创始之初，大学并不是高尚的殿堂。中世纪，大学就如皮鞋匠行会一样，也是职业性的行会组织；大学也不是要教什么虚无飘渺、一无所用的“纯粹的高深知识”，而是要培养牧师、医生、律师、教师这样的职业人士。文艺复兴时期，古典人文学科才开始在大学中得以传授。经过几个世纪的积淀，大学才养成人文主义的理智传统。受教会与皇权的双重制约，大学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注意：不是为了发现真理）获得自治权。直到18世纪末，大学基本上是与世隔绝的，受宗教思想的影响非常大。19世纪初的柏林大学使科学取代了宗教和道德哲学，大学探究自然和陶冶心灵的任务几乎平分秋色，甚至有所胜出，科研与教学一样重要。德国大学很快成为世界大学的典范。在二战和冷战中，美国大学全面、深刻地卷入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各种社会活动中，标志着大学的社会性越来越强，大学不再是象牙塔。

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叶赋桂副教授认为，从大学的发展可以看出，大学的理念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不断变革与发展的。伟大的校长和大学都是在社会进行变革的时代产生的。正是促成了中世纪大学向现代大学的变革，才有了伟大的洪堡和柏林大学；正是把大学从象牙塔变为社会服务站，才成就了科南特、康普顿、威尔伯和哈佛、斯坦福等大学。中国的社会正经历着转型，中国的大学无疑应当承担起历史的使命。中国的校长和大学如果能顺应和引导大学和社会的变革，也必将出现一些伟大的校长和世界一流大学。

二、失落象牙塔：大学理念主要话语主体的失位

1.考量标准：需要倾听各种声音

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大学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知识越来越成为一种影响命运的重要资本，个人、家庭和社会的“知识趋性”成为一种时代特征。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大学的社会责任、功用及组织目标等关涉到大学理念的问题，任何一个利益相关者都需要做出批判性考察、衡量和建设性洞察。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周作宇教授认为，讨论大学理念无疑是对大学进行合理地反思，将有助于扩展人们观察大学的视界，增加表达大学价值观的话语资源。然而，反思大学实践，进而反思实践背后支撑性的假设或理念，只是

考察大学理念的一个层面。如果不把实践者、反思者、思想者、研究者等主体纳入研究视界中，就有可能使讨论停留在一个平面上而无法深入。而一旦我们把大学实践、大学理念与大学理念的论者放在一起重新考察，我们就会遇到错综复杂的问题。其中，谁是大学理念的话语主体？讨论大学理念问题最应该考虑谁的利益？谁最有发言权……诸如此类的疑惑成为人们最应该解决的问题。

2.尊重私人话语：回到理念主体

周作宇这样开始他关于大学理念主体的思辩：“我”是谁？当“我”阐明大学理念时，是阐明谁的理念？这样的理念与“我”的大学生活或与别人的大学生活有何关系？谁的理念最有价值？周作宇认为，这是回到理念主体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

话语主体是论述或可能论及大学理念的人，所有与大学利益攸关的人都是潜在的主体。政府、用人单位、学生、教师、校长等构成大学理念话语主体的不同类型。在现实中，各种主体的话语地位是不均衡的。从现有文献看，我们可以发现，直接以大学理念为题作文研究、探讨的大多为研究者，推动大学变革的又往往是政府部门（如合并问题），而受就业影响，用人单位的声音越来越强。关于大学理念的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大学的一个最大的主体——学生，在大学理念的表达中远离公共论坛。是学生的声音真的没有价值，还是因为“人微言轻”，失去了话语权利？

在主要话语主体失位的情况下讨论的大学理念，是缺少动力和活力的理念。在这种理念照射下的大学，是苍白、空虚的大学。

难进象牙塔：中国大学精神的缺失

1.大学精神的内核

北京师范大学博士生刘生全认为，大学精神是人们投射到大学这种社会设置上的一种精神祈望与价值建构，是大学发展的理想、信念、追求和动力，更是大学之为大学的确证依据。大学精神是大学在扮演一种特殊社会角色过程中所操持的某种“追求”，就其具体内容而言，它是大学的使命、功能、目标和理想等内容的概括和浓缩，是大学思想的重要内容。

根据刘生全的分析，大学职能所体现的大学精神，包含了几个不同的取向与层面：

个体取向层面。体现为大学“追求”再生产（内化）知识，培养人的素质与能力，从而增进个体的力量和人生幸福。强调大学的教学功能的观点集中表现了这种取向。

社会取向层面。体现为大学重视科学研究，生产知识，并将其转化为社会财富和力量，从而推动社会进步。大学的科研功能与社会服务功能是这种取向的典型表现。

组织取向层面。大学作为一种社会组织，存在自己的“地位”和“利益”，大学精神里应有比较鲜明的组织取向，如重视和强调大学的独立和自主等。其动力在于保存、发展大学自身，这样才能与社会发生积极互动，避免被社会“牵着走”。

究其实质，大学精神的不同层面所体现的主要无非两点：独立与创新。前者是大学的基本属性、社会地位及其社会“边界”，是大学在“确证”自身之为大学方面的一种“警戒”和努力；后者体现在大学生产和再生产知识、生产和再生产人才、提供社会服务等方面，是大学为“实现”自身价值而进行的追索。

2.中国大学缺失了什么

独立和创新是大学精神的内核，中国大学在这两点上都是比较欠缺的。

依照刘生全的观点，中国的大学向来有着异常浓厚的“官学”传统。非现代意义上的、本身即为“官学”的中国传统“大学”暂且不论，自成立于1898年、开创了中国现代高等教育之先河的京师大学堂，到“文革”结束前的中国高校，莫不因此承载着太多的政治功能。作为一种独特的社会组织的大学，其职能仅仅被“窄化”为政治职能，其他职能被摆在次要的位置。后来，教育又受到市场经济的冲击，转而依附于经济。在这种情况下，大学的独立性显然无从谈起。

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属“伦理类型”，具有重人伦而轻自然、重整体而轻个体、重思辩而轻实证等特征，这一点导致中国近现代自然科学不发达，缺少以创新为精髓的科学精神。中国的大学往往缺乏应有的创新精神，这既表现在教学、科研等职能的发挥上，更表现在所培养人才的创造性上。

四、超越象牙塔：建构中国理想大学

1.理性和理性的激情：理想大学的象征

《中庸》曰：“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大学具有重要的社会使命。蔡元培说：“大学者，高深学问者也”，大学之“进入象牙塔”，一个重要“通行证”就是“高深学问”。

在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杨旭东眼里，大学由向往、追求理性的人相聚在一起，这些人具有理性的激情和理性的态度。

理性的激情既是理性的原动力，又是理性保持活力的基本力量。无论是毕达哥拉斯学院派推崇的“沉思默想”，智者学派以降的论辩传统，还是中国书院的会讲制度，稷下学宫的争鸣，都洋溢着理性的激情。理性的态度是大学学者独立工作的基本态度，是大学薪火相传的精神。所谓理性的态度，是指看问题时“面向事情本身”，还原事情的本来面目，运用科学的论证方法进行分析，即“是其所是”。大学学者将理性态度迁移到日常生活中，构成了学者气质。大学教师和学生都是理性的追随者。

理性和理性的激情是大学推不倒的“围墙”。

2.知识与道德：评价大学的必要尺度

近代以来，科学技术的崛起奠定了知识尤其是科技知识在社会生活中的坚实地位，并不断地塑造着大学的办学目标。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蒋凯认为，在现代社会，大学教育的主要目的已经演变成为市场培养劳动力，为经济发展、科技进步生产知识，价值体系及道德观念已经陷入微不足道的境地。倡导教育商业化的人士甚至认为，大学是社会的职业训练机构，它向“顾客”（学生）售卖产品（教育服务），以获取相应的回报。

但是，怎样评价大学生伤熊事件？怎样评价大学生中得到贷款后不再考虑还款的现象？怎样评价某些大学的“道德漠视”行为？

有人悲观地认为，大学教育丰富了学生的知识，提高了能力，但是，并没有相应地提升大学生的道德水准。有人认为，教师是神圣的职业，但是，教师，包括大学教师在内的教师群体的道德状况难令人满意。也有人认为，大学是神圣的殿堂，但是，学校的一些作为有失道德水准。仔细省察当今大学的精神氛围和道德状况，这种观点并非毫无根据。

究竟是什么原因造成了当今道德教育的这种尴尬局面？

在我国，大学的评估和排行主要看各校的生源、师资力量、学科建设、科研产出等，是一种“知性取向”。对教学质量的评价，也大抵采取可以量化的“知性”衡量指标和手段。评估大学办学质量，总得有一些相对的“硬指标”，但是将“硬指标”过于夸大，必然造成道德教育在大学中失位，这是大学理想的失落，背离了大学的本义。大学的一切活动从根本上说具有社会性，它不仅要产生知识与思想，还要为社会提供道德理想；不仅要培养负责任的、合格的公民，还要为社会提供实践的行为模式。在生产、传播知识的同时，大学还要遵循道德准则，负载道德理想，培养学生的道德人格。

跨越知识与道德的鸿沟，是重建当代大学理想的必需。

3.时代精神：在大学理想中扮演重要角色

十年中，北大南墙曾经一拆一建，大学破墙开店的经商风承载了特殊的意义。高校追求办学层次高、规模大、学科专业全的升格风，追求科层等级的行政风，甚至出现学术制假等等，都曾是媒体上的抢眼话题。

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刘振天研究员认为，这些问题一方面说明，我国大学正处于大发展、大改革之中；另一方面说明，我国大学缺乏对大学理想、办学规律、办学特色的真正理解。

对中国来说，现代大学是舶来品，严格说来，西方大学的本性、传统及其理想，并没有很好地在中国扎下根。历次政治运动对大学破坏最为严重，相当一个时期，大学缺乏独立性，自我意识淡薄。改革开放后，某些大学面对汹涌而来的商品经济冲击，变得认不清方向，出现了理想的真空。

按照刘振天的观点，梳理或重建我国大学理想，既要很好地吸收中国大学精神传统，借鉴西方大学的教育理念，同时，更要体现时代精神。时代精神在我国就是实现现代化。大学必须用现代精神作为自己的理想建构基础，创新现代文化理念，并用它来培育现代化社会需要的现代公民。

4.规范和制度：大学理想的有力保障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强调大学为社会服务，大学要适应社会的发展。社会除了经费投入外，制定了大学准入制度，规定办大学需要具备一定的条件，遵守一些规则等。社会更多的是在规范大学，对大学的服务显然不够。

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研究员刘振天认为，从长远来看，社会要充分服务于大学。大学是很脆弱的，文化的包袱、政治的压力、经济的危机等都可以给大学以沉重的打击。社会对大学的失范和失语，意味着大学的发展上没有了规范和责任感。

大学的理想不仅是大学本身所应追求和推崇的价值观念，也是社会必须遵从的规范和规则。否则，只能是约束了大学，宽容了社会。在某种意义上，大学理想是制度稳定与积累的产物，是制度化作观念的结果。在我国，研究大学理想，要紧的与其说是观念层面，不如说是制度层面。比如，我们倡导学术自由理念，那么，学术自治与大学独立就是其制度化条件。我们提倡办学特色，那么兼容并包与多种形式办学就是其制度性保障。依据法律办学，加快现代教育法制化步伐，都会对大学产生积极影响。

5.大学之用：大学有巨大能量

培根说过：“知识就是力量”，也可译为“知识就是权力”。可以预料，大学，特别是世界一流大学，将在未来社会中表现出更加巨大的力量，甚至表现出某种形式的社会权力。

在人类进入21世纪之际，当代社会出现多元化发展趋势。中央教科所蒋国华研究员认为，大学及大学之用也必将是多元的。在多元化发展过程中，大学要领先靠什么？大学的兴衰在什么？大学影响国家兴衰的关键点在何处？从近十年来的文献看，这是个见仁见智的问题。但是，蒋国华认为，对大学来说，无论怎么多元发展，其主要矛盾运动依然是知识的生产与传播。在北京大学建校100周年大会上，江泽民同志指出了“知识贡献”和“人才支持”对于大学的重要意义。根据这个论断，未来大学将重新分类：一类是所谓名牌大学、世界一流大学、研究型大学，其主要之用在知识贡献。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一流大学的出现与集聚总是跟着近代世界科学中心走的道理。另一类是所谓“大众大学”，包括不论专业、学科、年限的各种高中后教育机构和传统的所谓正规大学，其主要之用在人才支持。

未来国家之间竞争的某些关键方面，可能在各自的大学之间展开；而大学之间的竞争，归根到底是各自拥有的知识资本之间的竞争。任何口号式的豪言壮语，任何文字游戏式的“知识创新”，任何“回到象牙塔”的呼号，都无济于事，社会进步需要的是真正能改造现实世界的知识创新、科技创新和教育创新。

学术看点

1.伟大的校长和一流的大学都是在剧烈变革的时代产生的，中国的校长和大学如果能顺应和引导大学和社会的变革，也必将成为伟大的校长和世界一流大学。

2.政府、用人单位、学生、教师、校长等构成大学理念话语主体的不同类型。

3.大学精神是人们投射到大学这种社会设置上的一种精神祈望与价值建构，是大学发展的理想、信念、追求和动力，更是大学之为大学的确证依据。

4.大学精神的核心是独立与创新，中国大学在这两点上都是比较欠缺的。

5.理性的态度是大学学者独立工作的基本态度，是大学薪火相传的精神。理性的激情既是理性的原动力，又是理性保持活力的基本力量。理性与理性的激情是大学永远推不倒的“围墙”。

6.道德教育在大学中失位，背离了大学的本义。跨越知识与道德的鸿沟，是重建当代大学理想的必需。

7.大学必须用现代精神作为自己的理想建构基础，创新现代文化理念，并用它来培育现代化社会需要的现代公民。

8.大学的理想不仅是大学本身所应追求和推崇的价值观念，也是社会必须遵从的规范和规则。大学理想是制度稳定与积累的产物，是制度化作观念的结果。

9.未来国家之间竞争的某些关键方面，可能会在各自的大学之间展开。社会进步需要的是真正能改造现实世界的知识创新、科技创新和教育创新。（好范文整理）

第二篇：中国大学需要什么样的理念

“大学不是工厂，不是流水线，它的每一位学生看每一位老师，每一位老师看每一位学生，都应该是独一无二的，是一份‘杰作’。” “我理想中的大学像一座千年庭园。她古朴，但不古板。她是庭园，却敞开门扉。他进来的时候，双眼迷茫，走出时，双眸澄澈。智慧之火点燃了他的心，他的使命是传扬这生生不息的智慧之火。” “我希望大学像知识的海洋，有丰富的书籍和优秀的教师。我希望教师能走下讲台，走近学生，带给我们更多的人生哲理。” “大师面对年轻的学子，不沾世俗的交流开始了。他们从高处审视这个世界，把世界的过去、现在和未来，用睿智的语言教诲我们。” 经典著作中用概念表达的思想，学生们用诗化的语言表达了。但这充满诗情画意的大学理想，似乎成了缥缈而虚幻的梦。一位蜚声海外的华裔美国学者说，清华园、未名湖，甚至哈佛、耶鲁，都充满着浓郁的商业气息，也许只有康桥河畔，还静静地流淌着徐志摩式的优雅大学梦。未来国家间竞争的某些关键方面，可能在各自的大学之间展开。但是，承担着伟大 历史 使命的大学出现了制造伤熊事件的学生、剽窃别人学术成果的知名教授„„大学到底怎么啦？理想的大学该是什么样的？北京大学的人事制度改革，中国 人民大学的校园改建工程，都促使人们思考，大学应该如何改革，是回到象牙塔？走出象牙塔？还是超越象牙塔？ 不久前，在京的十余位 教育 科研学者参加了由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周作宇教授和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生蒋凯发起的一次题为“大学理想的思考与重建”的论坛，对于回答上述 问题，他们的观点或许能提供一些有益的启迪。

一、沉溺象牙塔：大学 社会 功能的丧失 1.孤芳自赏的象牙塔近代德国著名教育家洪堡把大学界定为“以纯知识为对象的学术 研究 机构。而纯学术的研究活动正是大学孤寂和自由的存在形式的内在依据。据此，大学应有一种精神贵族的气质和对纯粹学术的强烈追求，而不考虑社会 经济、职业等种种实际需要”。美国著名教育家弗莱克斯纳说：“我一向主张大学与现实世界保持接触，同时继续保持不承担责任„„ 工业 界已经发现了利用纯 科学 研究的方式，因此它不需要大学的实用性；医学界也在探索类似的联系——如果医学院试图同时具备上述两种服务能力，它将毁于一旦。如果社会科学要作为科学来 发展，它们就必须脱离商业行为、政治 行为以及这样那样的改革，即使他们需要不断与各种商业现象、政治现象和社会实验现象保持接触。” 的确，大学的发展应该超越功利，但是，这种“双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大学，是纯粹的“象牙塔”，只存在于理想的社会中。2.与时俱进的大学理念和大学精神 创始之初，大学并不是高尚的殿堂。中世纪，大学就如皮鞋匠行会一样，也是职业性的行会组织；大学也不是要教什么虚无飘渺、一无所用的“纯粹的高深知识”，而是要培养牧师、医生、律师、教师这样的职业人士。文艺复兴时期，古典人文学科才开始在大学中得以传授。经过几个世纪的积淀，大学才养成人文主义的理智传统。受教会与皇权的双重制约，大学为了维护自身利益（注意：不是为了发现真理）获得自治权。直到18世纪末，大学基本上是与世隔绝的，受宗教思想的 影响 非常大。19世纪初的柏林大学使科学取代了宗教和道德 哲学，大学探究 自然 和陶冶心灵的任务几乎平分秋色，甚至有所胜出，科研与教学一样重要。德国大学很快成为世界大学的典范。在二战和冷战中，美国大学全面、深刻地卷入国家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各种社会活动中，标志着大学的社会性越来越强，大学不再是象牙塔。清华大学教育研究所叶赋桂副教授认为，从大学的发展可以看出，大学的理念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与时俱进、不断变革与发展的。伟大的校长和大学都是在社会进行变革的 时代 产生的。正是促成了中世纪大学向 现代 大学的变革，才有了伟大的洪堡和柏林大学；正是把大学从象牙塔变为社会服务站，才成就了科南特、康普顿、威尔伯和哈佛、斯坦福等大学。中国的社会正经历着转型，中国的大学无疑应当承担起历史的使命。中国的校长和大学如果能顺应和引导大学和社会的变革，也必将出现一些伟大的校长和世界一流大学。

二、失落象牙塔：大学理念主要话语主体的失位 1.考量标准：需要倾听各种声音 随着国际竞争的加剧，大学在国家发展中的地位日益突出。知识越来越成为一种影响命运的重要资本，个人、家庭和社会的“知识趋性”成为一种时代特征。在这样的背景下考察大学的社会责任、功用及组织目标等关涉到大学理念的问题，任何一个利益相关者都需要做出批判性考察、衡量和建设性洞察。北京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周作宇教授认为，讨论大学理念无疑是对大学进行合理地反思，将有助于扩展人们观察大学的视界，增加表达大学价值观的话语资源。然而，反思大学实践，进而反思实践背后支撑性的假设或理念，只是考察大学理念的一个层面。如果不把实践者、反思者、思想者、研究者等主体纳入研究视界中，就有可能使讨论停留在一个平面上而无法深入。而一旦我们把大学实践、大学理念与大学理念的论者放在一起重新考察，我们就会遇到错综复杂的问题。其中，谁是大学理念的话语主体？讨论大学理念问题最应该考虑谁的利益？谁最有发言权„„诸如此类的疑惑成为人们最应该解决的问题。2.尊重私人话语：回到理念主体 周作宇这样开始他关于大学理念主体的思辩：“我”是谁？当“我”阐明大学理念时，是阐明谁的理念？这样的理念与“我”的大学生活或与别人的大学生活有何关系？谁的理念最有价值？周作宇认为，这是回到理念主体首先必须面对的问题。话语主体是论述或可能论及大学理念的人，所有与大学利益攸关的人都是潜在的主体。政府、用人单位、学生、教师、校长等构成大学理念话语主体的不同类型。在现实中，各种主体的话语地位是不均衡的。从现有 文献 看，我们可以发现，直接以大学理念为题作文研究、探讨的大多为研究者，推动大学变革的又往往是政府部门（如合并问题），而受就业影响，用人单位的声音越来越强。关于大学理念的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大学的一个最大的主体——学生，在大学理念的表达中远离公共论坛。是学生的声音真的没有价值，还是因为“人微言轻”，失去了话语权利？ 在主要话语主体失位的情况下讨论的大学理念，是缺少动力和活力的理念。在这种理念照射下的大学，是苍白、空虚的大学。

第三篇：中国大学你需要仰望天空

中国大学，你需要仰望天空

中国大学，你需要仰望天空

一个民族有一些关注天空的人，他们才有希望；一个民族总是关心脚下的事情，那是没有未来的。

—黑格尔

大学是什么？大学是学习科学文化知识的殿堂，大学是一个人文精神的摇篮，大学更是教会人们学会关注天空的场所。它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希望的源泉。蔡元培说：“大学者，研究高深之学问者也，为囊括大典，网罗众学之府。” 以此为尺，来丈量如今的中国大学，我们很容易知其胖瘦，而结果实在是让我们汗颜。

我们看到中国的许多大学都生病了，而且普遍病的不轻。庸俗、功力、虚无侵蚀着中国大学学生及教师的思想，官僚化、商业化、不人性化，这便是如今我中华大学的现状。难怪有人说，中国大学已经失去了脊梁，泯灭了精神，只剩下赤裸裸的追名逐利。更有人说，中国20多年来根本没有大学，有的只是一个“打工仔岗前培训机构”。

今天读到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的文章，心中感慨良多：“这个曾经代表着社会良心的机构现在在中国究竟扮演什么角色呢？” 原文转载如下： 曾任耶鲁大学校长的小贝诺·施密德特，日前在耶鲁大学学报上公开撰文批判中国大学，引起了美国教育界人士对中国大学的激烈争论。对中国大学近年来久盛不衰的“做大做强”之风，施密德特说：“他们以为社会对出类拔萃的要求只是多：课程多，老师多，学生多，校舍多”。“他们的学者退休的意义就是告别糊口的讲台，极少数人对自己的专业还有兴趣，除非有利可图。他们没有属于自己真正意义上的事业。”“而校长的退休，与官员的退休完全一样，他们必须在退休前利用自己权势为子女谋好出路。”“新中国没有一个教育家，而民国时期的教育家灿若星海。” 对于通过中国政府或下属机构“排名”、让中国知名大学跻身“世界百强”的做法，施密德特引用基尔克加德的话说，它们在做“自己屋子里的君主”。“他们把经济上的成功当成教育的成功，他们竟然引以为骄傲，这是人类文明史最大的笑话。” 中国大学近来连续发生师生“血拼”事件，施密德特认为这是大学教育的失败，因为“大学教育解放了人的个性，培养了人的独立精神，它也同时增强了人的集体主义精神，使人更乐意与他人合作，更易于与他人心息相通”，“这种精神应该贯穿于学生之间，师生之间”。“他们计划学术，更是把教研者当鞋匠。难怪他们喜欢自诩为园丁。我们尊重名副其实的园丁，却鄙视一个没有自由思想独立精神的教师。” 中国大学日益严重的“官本位”体制，施密德特也深感担忧，他痛心地说：“宙斯已被赶出天国，权力主宰一切”。“ 文科的计划学术，更是权力对于思考的祸害，这已经将中国学者全部利诱成犬儒，他们只能内部恶斗。缺乏批评世道的道德勇气。孔孟之乡竟然充斥着一批不敢有理想的学者。令人失望。”施密德特为此嘲笑中国大学“失去了重点，失去了方向，失去了一贯保持的传统”，“课程价值流失，效率低，浪费大”。他嘲笑说“很多人还以为自己真的在搞教育，他们参加一些我们会议，我们基本是出于礼貌，他们不获礼遇。” 由于当前经融危机引发的一系列困难，导致大学生就业难。施密德特对此说，“作为教育要为社会服务的最早倡议者，我要说，我们千万不能忘记大学的学院教育不是为了求职，而是为了生活”。他说大学应该“坚持青年必须用文明人的好奇心去接受知识，根本无需回答它是否对公共事业有用，是否切合实际，是否具备社会价值等”，反之大学教育就会偏离“对知识的忠诚”。对中国大学的考试作弊、论文抄袭、科研造假等学术腐败，施密德特提出了另一种观察问题的眼光，他说“经验告诉我们，如果政权是腐败的，那么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同样会骇人听闻的腐败”。他还说“中国这一代教育者不值得尊重，尤其是一些知名的教授。” 施密德特认为中国大学不存在真正的学术自由，他说中国大学“对政治的适应，对某些人利益的迎合，损害了大学对智力和真理的追求”。他提出“大学似乎是孕育自由思想并能最终自由表达思想的最糟糕同时又是最理想的场所”，因此，大学“必须充满历史感”，“必须尊重进化的思想”，“同时，它倾向于把智慧，甚至特别的真理当作一种过程及一种倾向，而不当作供奉于密室、与现实正在发生的难题完全隔绝的一种实体”。他甚至说“红色中国没有一所真正的大学”。他说“一些民办教育，基本是靠人头计算利润的企业。” 如果非要用一个成语来概括当今中国大学教育的话，我认为应该是：毁人不倦！今天日本钞票最大面额是一万日元，上面那个头像既不是天皇，也不是任何政治军事人物，而是只写了几本书，办了一份报纸，办了日本第一所大学的福泽谕吉，这样一个人成了现代日本民族的灵魂人物；今天中国大学教育之最终目的都只是为了印有毛主席的百元大钞；今天的美国大学是一个言论自由、倡导学生全方位发展的学术天堂；今天的中国大学是一个充斥黑暗、单调、势力和种种不公平的人间地狱；今天的世界正在仰望天空；今天的中国只是关心脚下„„ 中国人、中国大学该醒醒了,是时候抬起你们高贵的头颅仰望天空了。我们看到愈来愈多的有识之士开始关心中国大学教育，我们看到有那么一些人正在一点一点的医治中国大学教育的疾病。这一切的一切都是一个好的开始，包括今天我能够、也有这个机会在这里肆无忌惮的谈论中国大学教育问题，这所有的一切都是一个好的开端，因为一个国家它一定能够接受不一样的声音。但是，这远远不够。不是因为我要求太多，而是我真的希望，希望这个国家能够变得更加美好，真的希望有一天中国的大学没有给学生施加的枷锁，势力、虚无、庸俗„„这样的词汇只会在辞海里作为历史出现。而有一天当我们重新踏上中国大学的土壤时，我们看到的是一群在仰望天空的民族的未来。如此，我中华大地何愁没有高等学府？如此，诺贝尔奖台上何愁没有中华儿女的足迹？如此，我泱泱中华何愁没有未来？

第四篇：大学理念[最终版]

论“大学去行政化”

论“大学去行政化”

摘要：“去行政化”实质：治学与治校分开，教授治学，校长治校。提高学术权力地位，降低行政权力地位。政府尊重高校办学自主权。“去行政化”原因：高校行政化弊端非去不可，重塑高校与政府关系的必然要求。“去行政化”途径：教育制度改革，政府尊重并支持高校办学自主权，高校与社会改变心态，重拾大学精神。

关键词：高校去行政化，原因，途径，大学精神

记得大一时有次老乡会想组织个小聚会，去申请个教室，必须填各种表，找各种负责人签名；不胜其烦，最后直接在教室黑板上写道“今晚几点有班会”，最后也如愿举行了聚会，但对学校制度的繁琐与“严格”深有不解。大二了，选学了 “大学理念与文化”，终于知道这并不是学校制度多么的严格优越，只是大学里“行政化”太严重了而已。

何为大学“行政化”？百度百科指出：“所谓‘高校行政化’，主要是指行政权力和行政管理模式的滥用，即把高校作为完全的行政机关来管理，而忽视了高校作为学术机构的特殊性，其实质是行政权力对学术事务的过度干涉，是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分界不清。”当你需要借用学院的器材或实验室时，你必须填各种表，找各种负责人签名；当你有问题想和老师共同探讨时，老师以各种开会作为理由推辞；当你坐在偌大的教室时，人多嘈杂的环境让你听不清讲台上老师在讲什么，但更多的时候你对老师讲得不怎么样的课感到越来越感到失望；当一个个教授为了一个处级职位争先恐后时„„相信此时的你已经深深感受到了大学“行政化”对你深深的伤害，“行政化”在大学里愈演愈烈。

联想到近年层出不穷的学术丑闻，学术腐败，高校管理人员贪污受贿“下马”，教授抄袭他人论文评职称，甚至有大学校长让他人为自己写博士论文，这一切都让大学这个本应钻研学问不闻窗外事的神圣的地方蒙上了一层阴影。究其原因，就是大学的“行政化”造成的，领导权力过大，监督的乏力必将使个人私欲膨胀，用权力的大棒扫清仕途的障碍，获取不应得的荣誉。大约大学之所以不满人意者,一在学科之凌杂,二在风纪之败坏。[1]

综合课堂学习与个人见解，高校“行政化”会造成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第一，资源分配行政化

中央部门掌握着资金、项目分配的权力，为此，大学不得不与地方一样“跑部钱进”，甚至用颁授博士等头衔去换取官员的支持；另一方面，在学校内部，“官老爷”把持一切，在职称评定、课题申报等重要学术资源的分配中，各级领导都享有“特权”，行政领导往往挤占了有限的学术资源。

第二，教授地位的弱化

教授本应是大学里地位最高的群体，但现在变了，不管你声望多盛、贡献多大，照样得每年填许多表格，申报一级学科，申报研究基地，申报研究资金••讽刺吧，因为国家重点学科，重点实验室，研究基地的数目这关乎领导的政绩。难以想象，一个终日忙于填表和完成工作任务乃至剽窃的教授，有朝一日竟能成为学术大师。而没有学术大师，所谓世界一流大学又从何谈起。

第三，学生变得世故化

我身处软件园这一隅，不知学校较大的社团实际世故化程度，但以管窥 豹，可见一斑，就是软件园这么小的地方，也会有勾心斗角。在一次随堂检测中我就写过，现在学生团体到了病入膏肓的地步，不少学生已学会说官话，打官腔。这就是学生会设立的初衷吗，学生会不应是培养干部的“摇篮”，它应该为学生服务，而其成员应该是学生的“公仆”。

大学怎样去行政化呢，我觉得这不仅仅只是制度的改变就行了，更难的是学生，老师以及这个社会意识形态的改变。

首先取消院校等级制，建设“985”大学和“211”大学生是必要的，可以将有限的财力、物力、人力多投入一点到这些学校，确保我国有一批高水平、创新型大学，以承担培养高素质、创新型人才的重任，承担国家重点项目、科技攻关的任务，但没有必要划分为副部级、厅级、副厅级。行政级别高低与高水平大学

建设没有直接关系，反而助长了官本位思想，助长了其它高校为了升等级而在“高、大、全”上下功夫。全国高校只有类型、层次不同，没有等级高低之别，每所高校应是平等的，决不能在政策上、制度上歧视一般高校。现行的高考规定考生按一本、二本、三本、大专顺序填报志愿，用人单位只招聘“985”大学和“211”大学的毕业生。都是将高校分成等级的表现，歧视一般高校和高职高专的表现，应予取消。本学期有节形势与政策讨论课很让我震惊，因为在刚举办的“齐鲁软件大赛”中我们被非重点院校完爆，不管是技能还是创意。然后不只一位同学提出某些非211大学软件专业技能课程太密集，我们985院校不注重这些，等级优越感油然而现，这种意识是要不得的。

其次，恢复教授治学，高校去行政化，但不能去行政管理。去行政化不能理解为把这批优秀学者因为有了一个职务而从学术活动中排挤。[2]教授治学不是教授治校，教授可以自荐、应聘到各级行政机构任职，以发挥他们的管理才能；以教授为主体的学术委员会可拥有较大的权限。另外，学校具有大量的行政管理工作、事务工作、服务工作、保障工作，必须有一批专职管理人员来做，不可能都让教授们去做。应发挥教授在教学科研和学术方面的优势、在治学方面的作用，而不能让他们陷入具体的行政事务堆里。山东大学前校长徐显明说：“学术委员会所行使的学术公共权力，本质是判断；校长所行使的行政执行权，本质是处理。学术判断追求的是接近真理，行政管理的追求是公共利益与公共秩序。这两者有本质上的不同。学术判断应由最懂得学术规律的人做出，而校长并不是最佳人选。”山东大学校长退出学术委员会是个好的开始，山东大学随后开展了大部制改革，着力减少行政人员数量，但效果还是不佳，因为校部管理人员减少了，但他们都成了院管理人员。

最后，政府也应尊重高校自主办学权，高校重大人事任免交由校方通过民主选拔决定，而不是由教育部直接任命。今年浙大校友抗议新校长任命决定；组织部在山大青岛校区尚未完成就将徐显明校长调走，引发师生“先帝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的感慨。这两件事就揭示了这一问题。而在学校内，具有中国特色的党委要大胆放手、大力支持校长和行政的工作，确保他们独立自主地行施权力，开展工作。其意就在不要有桎梏，不要先有马列主义的见解再研究学术，也不要学政治。[3]

本学期的最后几节课中，老师带我们领略了西南联大的历史，它存在的时间不长，才8年，但大师云集的它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学校行政管理机构简约，校务最初由当时清华大学梅贻琦、北京大学蒋梦麟和南开大学张伯苓组成的常务委员会共同管理，不久后梅贻琦任常务委员会主席，长期主导校务。从领导到职工，各尽所能，各司其职，工作效率高超。对于不属于职能

部门的临时性重要工作，则由校务委员会讨论研究，请教授会推荐适宜教授人选，组成各种临时工作委员会主持工作。工作任务完成后即行解散，保持主体常设机构精干灵活。被推选参加这些临时工作委员会的人员，也是兼职不兼薪，没有任何工作津贴，完全是义务工。“大学是民族灵魂的反应。”[4] 在西南联大教授的权力之大是我们今天难以想象的。对于来自上边的命令，如果感觉不合理，要么据理力争，要么就公开抗议。教授们反对行政当局的事是常有的，因为那时的大学教授是自由流动的，在校内他们不必害怕校长，更不必害怕教育当局，不合适就走人，此处不留自有留处，整个心态是从容而平静的，因为教授都知道自己的价值，管教育的人也都知道是因为有了教授才有大学，而不是有了大学才有教授。

如果有一天，我们的教授能像抗战不胜誓不剃须的闻一多，为女生搬凳子的吴宓，喝茶吟诗泡温泉的钱穆一样，有自己的教育风范与人格魅力：我们的学生永远追求真理，关心民心疾苦，胸怀壮志，我们也就能给“钱学森之问”[5]一个满意的答案了.参考文献：

【1】 蔡元培全集第三卷《致吴敬恒函》

【2】 黄达人.高校“去行政化”会弱化高等教育地位[N].南方日报, 2010-03-

10.【3】 节选自 陈寅格《对科学院的答复》

【4】 霍尔丹勋爵：《大学与国民生活》，伦敦，1912年版，第29页。

【5】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这就是著名的“钱学森

之问”。

第五篇：大学理念

深圳大学研究生课程论文

题目《大学的理念》读书笔记

成绩

专业比较教育课程代码142001120010

年级2013级高等教育学姓名

学号2130011137时间2014年 07 月

任课教师肖海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