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丁玲作品

第一篇：浅析丁玲作品

浅析丁玲作品

内容提要：丁玲（1904~1986），原名蒋伟，现代文坛中很有成就的女作家，擅于以细腻的笔触描写女性心理。笔下人物女性多追求个性解放，一些配角人物也个性鲜明，生动反映出当时社会景，其创作分为两个时期：前期以女性爱情生活描写为主，文风哀伤；后期逐渐转向对现实生活的细微观察，表现当时社会现象。下面我将针对丁玲两个时期一些典型作品中的人物形象进行分析从中可以体会其文风的变化及创作思想的成熟过程。

绪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经过“五四”运动机文学革命的洗礼，文坛之中已被添入更多的革命现实的因素。男性作家成就非一般，而女性作家如冰心等，虽逐渐摆脱旧时代在言律上的束缚，但其对母爱及自然的赞颂，仍无法更深刻地触动当时刚刚逃脱桎梏的青年们的心。此时，丁玲“在谢冰心女士沉默了的那时，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于文坛”，抛下一颗炸弹一样，大家都不免为她的天才所震撼。她作品中的人物尤其以一些女性形象的细微刻画使其蜚声文坛，并且随着大时代背景的转换，其描写的人物个性也趋于现实化。一，丁玲前期作品人物分析

1927年12月，丁玲发表第一篇短篇小说《梦珂》。主人公梦珂虽只是一名学生，但性格倔强，个性反叛，勇敢理智，开场时便在看见女同学被教员欺侮时挺身而出，并且对那些同龄人充满不屑。她怀念仍有浪子情愫的父亲，喜爱无拘无束的乡间生活，讨厌一板一眼的学校，在姑母奢华的家中小心翼翼的生存也体现其超越同龄人的成熟与聪颖。在这个大家庭中纠纷不断，尤其围绕梦珂竟也生出几位表兄之间的争端。梦珂也曾为表哥动了心，却因偶然发现其不轨意图而心灰意冷，最终不得不寒心离开这个虚伪的家。为独立解决经济问题而入了剧社，因感觉到自己卖掉灵魂却已身不由己而痛苦。故事终结于一个曾经纯真的少女已变为女明星的看似喜剧收场，但梦珂最后由于对于这个社会的隐忍而加在其心身的痛，却是如此悲哀。从开始时她勇救了一个被轻薄的女同学，到最终她成为被众人的浅薄的对象，无疑揭示了当时一个渴望解放个性的女性无力扭转的无奈。而小说中其他的人物，如残留着旧时代气息的父亲，善良友爱的匀珍，表面谦和温雅内心却大胆浪漫的表嫂，虚伪的表哥晓淞，有心机的澹明，整洁有礼的导演张寿琛，剧班中粗俗的众演员……他们代表了那个时代的善与恶，当这些施加在尚还单纯的梦珂身上时，她时而彷徨时而振作时而挣扎时而隐忍。但无疑，最后社会中阴暗的一面给她上了沉重的一课。

较起梦珂的少女形象，完成于1928年的《莎菲女士的日记》中莎菲，便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③几篇极富情感的日记，拼凑起一个内心痛苦复杂，追逐浪漫和解放的女性，但那个时代的沉重只会让她生下追求无果的空虚苦闷，对“不太会爱的技巧”的苇弟，他充满怜悯，但又难以忍受他的怯弱；对可鄙的凌吉士，她又爱又恨，但最后亲手遏住了对他的迷恋，因为他的市侩气与她是那样的格格不入。

她对相恋却不敢同居的毓芳和云霖表示不理解，这个大胆的描写在当时社会显然掀起了轩然大波。

《莎菲女士的日记》是丁玲的早期代表作，使之以善写女性并持女性立场的形象在文坛树立并稳固，她将一个集个人主义，叛逆于旧礼教的莎菲以细腻的心理描写展现于读者面前，引起当时大革命失败后同样陷入困境的知识青年的共鸣。

而写于1929年的长篇小说《韦护》中的女主人公丽嘉是“莎菲”式的女性，她追求与共产党员韦护的爱情，却无奈于当时的革命背景让她的爱情梦无情破灭，这是当时盛行的革命与恋爱的概念的创作模式，留有翟秋白与王剑虹爱情生活得投影，虽歌颂了男主人公投身革命的热忱，但也表达了对丽嘉的无限同情。从丁玲早期作品的女主人公身上，不难看出正值青春年华时的她满怀了感伤情愫。

1931年的小说《从夜晚到天亮》通过对第三人称她的心理描画，用女性特有的细腻笔触将两个女人复杂心理娓娓道出，写出了理性的虚伪，从而体现了丁玲对人性的深刻思考。

二，丁玲后期作品人物分析

从1931年的短篇小说《水》，丁玲开始清算过去的创作思想，克服了以往女性感伤情调，作品中融入了现实因素。《水》中没有特别明显的主人公描写，但通过对场景，语言，心态刻画，以同年中国十六县水灾为背景，将农民同洪水，饥饿抗争的惨烈情景再现。而对乡绅官吏的腐败无情充满愤慨。其语言描写十分生动，乡土气息浓厚，将对抗洪水的男人们的勇敢强悍，逃难女人们的无依无靠描述的震撼人心。

而后丁玲的作品越来越接近现实，并与时代背景紧密接轨。作于1937年的《一颗未出膛的枪弹》以抗日战争为背景，通过描述一个掉队小红军的经历表达了对国共联合的强烈支持及对广大抗日军民的赞扬。小红军机灵勇敢，善良执着，被老太婆领回家后先是竭力掩饰自己的身份以防暴露，念念不忘回到部队，因为“只有那种生活才能养活他”。被村里淳朴的人们感动后热情的向他们宣传抗日，宣传红军。被国民党抓住后敢于牺牲，并且镇定对要用枪杀他的连长说“还是留着一颗枪弹吧，留着去打日本！你可以用刀杀我。”小红军人虽小，心却伟大，让当时叫嚣着抓捕“共匪”而无心抗日的国民党自行惭愧。这句让人感动地热泪盈眶的话，却从一个小孩子口中说出，足以让那些只为自身利益着想的国民党汗颜。而文中善良的老太婆，有着爱国热情的连长，代表了民众和国民党中的有识之士，代表中国抗战胜利的希望。少年红军则是刚刚壮大的红军队伍的形象代表，但他有足够强大的信念与勇气，鼓舞中国人民不畏强暴奋起救国。

《我在霞村的时候》是创作于1940年反映抗日战争中女性生活的作品。其中女主人公贞贞是个开朗乐观叛逆善良的女孩。十八岁时被日本人掳去受尽凌辱，后被共产党重用担任情报传递工作。她的遭遇让大多数人唾弃不屑，但她仍然自尊自爱，绝不因为现实的沉重枷锁而低头屈服。在家人好心“逼婚”时据理力争，并选择远离深造。不接受夏大宝事后的同情怜悯，对别人的冷嘲热讽也视若不见，热爱生活，有追去和梦想，使“新的东西又在她身上表现出来了”。通过第一人称你“我”对她的印象，将一个个性鲜明的少女刻画的鲜活生动，也反映了当时女

性的勇敢和对梦想的热烈追求。而文中出现的一些思想短浅陈旧的人，表现了旧封建思想的残余，小农思想的庸俗。由他们烘托，贞贞的形象愈见高大。丁玲再一次用手中的笔为女性形象鸣响礼炮。

1941年的作品《夜》中塑造了一对抗战时期的平凡农家夫妇，以最平实的笔调通过极其细致的景色，语言，神态，心理描写，将已年衰的妻子内心的荒凉无力，对自己日益衰老的悲伤自卑，对丈夫的依赖淋漓尽致的表现出来。而男主人公勤奋淳朴，忠厚老实，虽与妻子的唠叨与无理取闹也有嫌厌，但仍不离不弃，忍让劝说。这是生活中很常见的一对中年夫妻。却也是很典型的。为着工作与家庭，柴米油盐而争论，但这些磕磕绊绊终在两人的平凡质朴中被化解。而正值抗日时期的二人生活也反映了当时民众的生活。文中配角信桂英，丈夫才十八岁仍不满意，对男主人公数次暗送秋波却遭拒绝，由此可见当时社会上妇女地位的提高与女性大胆的自我追求。文中男主人公的名字“何华明”也是别有深意的，即“何时中华得到光明”，以一人之身寄托作者对抗战胜利的盼望，并在文章结尾处时，对主人公的名字进行呼应“映在曙光里的这窑洞倒也显得很温馨很恬适，天渐渐的大亮了”。这篇作品中的人物形象无疑已摆脱丁玲早期时的哀伤文风，逐渐走向成熟现实的创作心境。

三、丁玲创作时期文风变化总括

丁玲的个人创作生涯中优秀作品仍有很多，其塑造的经典人物形象如莎菲等激励了一代青年尤其是当时女性对个性解放的不懈努力。他的作品明显分为两个创作时期，前期以描写女性挣扎于新旧社会交替

处的叛逆，个性鲜明，追求浪漫爱情，向往真情的复杂内心为主，刻画得细致入微。她赞扬那些不屈、敢于与旧礼教斗争，独立有思想，并为自己的梦想而努力着的女性，这无疑具有很强的时代性，并带有年轻人特有的朝气。经过前期文风与现实社会逐渐融合过度，后期作品已转向描写生活中平实的人物或一些革命者，从而表达其对广大淳朴人民的热爱及对革命人士的崇敬。

丁玲笔下的主人公们多为可敬可爱的人，他们不做作，不懦弱，对生活有热情的追求，这为那个沉寂或被极左极右思想控制的文坛注入了新鲜的血液，为女性解放吹响了嘹亮的号角。

摘自毅真《中国当代女作家论》

摘自茅盾《女作家丁玲》

参考文献：

《中国现代文学简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莎菲女士的日记》（京华出版社，2006年版）

第二篇：丁玲主要作品

丁玲[1]（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中国当代著名的作家、社会活动家，原名蒋伟，字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常德临澧人。(莎菲女士的日记》、《太阳照在桑干河》是丁玲代表作品之一，曾获斯大林文艺奖金。她是一位伟大的作家。

丁玲主要作品

▪ 莎菲女士的日记

▪ 我在霞村的时候

▪ 在医院中时

▪ 阿毛姑娘

▪ 暑假中

▪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 水

▪ 母亲

▪ 韦护

▪ 一九三〇年春上海

目录

1早年经历

2主要作品

《莎菲女士的日记》

《我在霞村的时候》

《在医院中时》 《阿毛姑娘》 《暑假中》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3感情经历

1早年经历

丁玲（1904年10月12日—1986年3月4日），现代女作家、散文家。原名蒋伟，字冰之，又名蒋炜、蒋玮、丁冰之，笔名彬芷、从喧等，湖南临澧人。1918年就读于桃源第二女子师范学校预科，次年转入长沙周南女子中学。后入岳云中学就读。1922年初赴上海，曾在陈独秀、李达等创办的平民女子学校学习。在长沙等地上中学时，受到五四运动思潮的影响。1923年经瞿秋白等介绍，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次年夏转赴北京，曾在北京大学旁听文学课程。处女作《梦珂》于同年年底发表于《小说月报》，1928年，完成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引起文坛的热烈反响。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在黑暗中》。1929年与胡也频、沈从文在上海合办《红黑》杂志。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完成第一部长篇小说《韦护》。1931年，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时期她创作的《水》《母亲》等一些作品，显示了左翼革命文学的实绩。

1930年5月，丁玲加入中国左翼作家联盟，1931年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成为鲁迅旗下一位具有重大影响的左翼作家，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丁玲被国民党特务绑架，拘禁在南京。宋庆龄、蔡元培、鲁迅、罗曼·罗兰等国内外著名人士，曾发起抗议和营救活动。敌人对她威胁、利诱、欺骗，企图利用她的名望为国民党做事，都遭到拒绝。同时她积极寻找地下党组织，终于在党的帮助下，于1936年9月逃离南京，奔赴陕北，成为到达中央苏区的第一位知名作家，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

同志的欢迎。

在苏区，丁玲历任“中国文艺协会”主任、中央警卫团政治部副主任、西北战地服务团主任、《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陕甘宁边区文协副主席等职务。创作出《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等许多思想深刻的作品。在毛泽东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精神的鼓舞下，以饱满的热情投身于根据地的革命斗争，用文艺形式积极反映我党我军和人民群众火热的斗争生活。1948年，丁玲写成著名的长篇小说《太阳照在桑干河上》，1952年荣获苏联斯大林文艺奖金，并被译成多种文字，在各国读者中广泛传播。

新中国建立后，丁玲致力于社会主义文学事业，先后任《文艺报》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后改称中国作家协会文学讲习所）所长、中共中央宣传部文艺处长、中国作协党组书记、副主席和《人民文学》主编等职；还担任了全国政协委员、常委，国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中国妇联理事、中 丁玲 丁玲

国文联委员和党组副书记、全国人大代表等社会职务。繁忙工作之余，她写出了大量散文和小说，并扶植了许多文学新人。

1955年和1957年，丁玲两次遭受极“左”路线的残酷迫害，被错划为“反党小集团”、右派分子，下放到黑龙江垦区（现今汤原农场）劳动12年，“文革”中又被关进监狱5年。粉碎“四人帮”后，丁玲的冤案逐步得到平反。1984年，中央组织部颁发《关于为丁玲同志恢复名誉的通知》，彻底推倒多年来强加给她的一切不实之词，肯定她是“一个对党对革命忠实的共产党员”。丁玲在晚年，不顾体弱多病，勤奋写出了《魍魉世界》、《风雪人间》等100万字的作品，创办并主编《中国》文学杂志，热情培养青年作家。

1986年3月4日，丁玲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

丁玲是我国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文艺战士，她的一生和中国人民的命运紧密相连。她在23岁时写出了《莎菲女士的日记》，表现出“五·四”运动后觉醒的知识青年的痛苦与追求，引起了极大的社会反响。1930年，丁玲加入“左联”。她创作的《韦护》、《水》、《母亲》等作品，丰富了左翼革命文学创作，成为具有重大影响的左翼作家。国民党反动派疯狂镇压左翼文学运动，丁玲的伴侣和战友、共产党员胡也频被杀害。面对严酷的白色恐怖，丁玲勇敢地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的主编，并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为反击国民党文化“围剿”，发展革命文艺做了大量工作。为此，丁玲遭到国民党特务绑架。后来在党的帮助下，丁玲奔赴解放区，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欢迎。这是丁玲革命生活和创作的新开端。是她，担当起陕北苏区第一个文艺团体——文艺协会主任的重任，用她的笔，为党助力；是她，在战争年代里，写下第一批赞颂红军将领的作品，刻画出左权、彭德怀的英雄形象；是她，组织并领导“西北战地服务团”，直接为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服务。在祖国西北、华北和东北的广大土地上留下了她的足迹，也留下了她的许多著名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夜》、《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其中反映华北农村土地改革运动的长篇名著《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荣获1951年斯大林文艺奖。全国解放后，丁玲致力于新中国的文艺领导工作和编辑工作，为社会主义文艺事业的发展做出了不少贡献。

1955年和1957年，丁玲先后被错误地划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的主要成员。“文革”中又受到“四人帮”的残酷迫害，曾被关进监狱。丁玲是受“左”的错误的迫害时间较长、创伤很深的作家，但是她对党始终具有坚强的信念。她说：“我是共产党员，我对党不失去希望。”

建国后，丁玲曾三次捐款，表达她对党对人民的无私奉献精神。1951年6月，丁玲响应抗美援朝总会的号召，捐款1200余万元(旧币)。1952年6月，她将荣获斯大林奖金二等奖共5万卢布全部捐给了中华全国民主妇女联合会儿童福利部。1975年春，丁玲获释后被安排到山西农村。她和丈夫陈明将补发的工资捐献出1万元，用于农村生产建设。

1986年3月4日，丁玲逝世。

丁玲在她82年的人生旅途上，历尽坎坷，为人民留下一大笔精神财富。[2]

2主要作品

《莎菲女士的日记》以描写一个痛苦的女性为主，让人看到一个卑微，痛苦，没有自主性的女性形象，这也是当时的女性形象的真实写照．莎菲生活在痛苦和无边无际的挣扎之中，有意塑造女性的软弱，不自立，也符合当时社会给女性的定位．小说通过身患肺病的莎菲写日记的方式，细致地刻画了莎菲的心理，叙述了莎菲耳闻目睹的人和事。莎菲身上存在的问题也是“五四”后一些青年普遍存在的问题。文章以其大胆的女性意识、敏锐的文学感觉和细腻的叙述风格和毫不遮掩的笔触，细腻真实地刻划出女方角莎菲倔强的个性和反叛精神，同时明确地表露出脱离社会的个人主义者的反抗带来的悲剧结果。莎菲这种女性是具有代表意义的。她的不满是对着当时的社会的。反映了当时知识少女的苦闷与追求.这部作品不仅以其独特的艺术手法和深刻的思想内涵而具有特殊的文学魅力,更由于作者在小说里使用了对疾病及有病的身体的描写这一独特手法深刻揭示了小说的主题,控制小说情节的展开,并进而界定了小说女主人公莎菲的内心世界及其个人身份认同.本文从挖掘《莎菲女士的日记》中为前人忽视而又极富暗示意义的一个关键性细节入手,剖析女主人公本我、自我与超我间激烈的较量与冲突,力图揭示这篇小说女主人公丰富而复杂的心理挣扎.《我在霞村的时候》

1941年，丁玲发表了小说《我在霞村的时候》。这篇小说写的是贞贞的故事。

贞贞是一个性格倔强的女孩子，她与村里一个叫夏大宝的青年自由恋爱，决不服从家庭的包办婚姻。为此她进了修道院。但正遭日本人扫荡，贞贞不幸被掳走，做了慰安妇，也因此成了我方的情报员。她受尽折磨，得了严重的妇科病。后被我方解救出来。当她回乡探亲时，受到乡亲的蔑视和冷眼。在乡亲眼里，贞贞是一个不知廉耻的破鞋。小说的叙述者是一个到边区开展工作的知识女性（丁玲的代言人），她对贞贞的处境，表现出极大的同情，对贞贞周围那些冷漠的群众、愚昧的言论，表现出强烈的不满和批判。《在医院中时》

1941年，丁玲还发表了小说《在医院中时》。小说写一个由国统区来投奔革命的知识青年陆萍在延安的经历。陆萍毕业于上海产科医院，像一切热血青年一样，来到了革命圣地延安，被分配到一所医院工作。医院管理混乱、不少医护人员没有受过任何专业训练。不懂护理知识。医院对病人也敷衍塞责，轻率地就给病人截肢。病房的卫生没人打扫，病人的苦痛没人过问。人们感兴趣的，倒是捕风捉影地制造谣言，传播绯闻。陆萍以一个医生的职业道德和责任心，向领导呼吁，却被领导认为她是知识分子的骄傲自大，看不起工农出身的领导和同事，结果遭来更多的误解和批评，被扣上小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帽子。最后陆萍身心俱疲地离开这所医院，学习去了。

《阿毛姑娘》

《阿毛姑娘》的主人公是一个乡下姑娘，家庭生活本来很幸福。后来阿毛姑娘接触到新的青年男女，开了眼界，产生了新的生活追求，但为家庭所不容，她受毒打后服毒自杀。有批评家认为这篇小说是批判阿毛姑娘好高骛远、爱慕虚荣，批判都市文明对淳朴乡风的污染。但事实是，追求美好生活是每个人应有的权利。丁玲并没有否定阿毛姑娘的追求，而是给予了阿毛姑娘内在的同情。小说里写到，阿毛受一对城市青年恋人的亲热的感染，在一天夜里也无意识地萌生出同丈夫小二亲热一下的愿望，所要的“仅仅用力抱她一下”。但结果却遭到劳累一天的男人在她光赤的身上打了一下，和一句伤感情的责骂：“不要脸的东西，你这小淫妇。”这就将一个乡下女人性别意识的苏醒，表现得相当微妙。离开了这种性别体贴，这部小说的意义便难以理解。

《暑假中》

《暑假中》的主人公是自立女校的几位青年女教师，她们反对肉欲的社会对女性的压抑，因而奉行独身主义。在相互依存的独身生活中，她们之间产生了同性恋情。承淑痴恋嘉瑛，春芝迷上了德珍。玉子和娟娟参加游艺会回来因为过于兴奋，竟然倒在床上“用力地拥着，并恣肆的接起吻来”，承淑甚至因为自己爱着嘉瑛而对接近嘉瑛的春芝起了猜忌之心。女性同性恋是“反男性”的一种极端形式。丁玲在自己的作品中描写此类人物的生活，并给以充分的理解与同情。

鲜明的女性意识，可以说是丁玲作品的特色。丁玲小说中的女人，既不同于冰心笔下的圣母和冯沅君作品里的闺秀，也并非庐隐故事中的痴情弱女子和凌叔华小说中走不出旧生活阴影的小太太，而是敢想敢做的激情女性，勇于追求新的生活。不过，由于社会的黑暗，她们在社会上往往碰壁，因此，又感受着寂寞与苦闷。茅盾曾说，丁玲是“满带着五四以来时代的烙印的”，她笔下的人物“是心灵上负着时代苦闷的创伤的青年女性的叛逆的绝叫者”。丁玲对这些人物是充满同情的。

1927年冬天，丁玲结识了冯雪峰，并且立即爱上了冯雪峰。丁玲这样回忆：“他生得很丑，甚至比胡也频还穷。他是一个乡下人的典型，但在我们许多朋友之中，我认为这个人特别有文学天才，我们谈了许多话，在我一生中，这是我第一次看上的人。”与胡也频相比，冯雪峰显得成熟很多。性格开朗的丁玲竟然提出要和两个男人共同生活，他们后来真的在西湖边共同相处了一段日子，结果胡也频首先坚持不住，返回上海向沈从文诉苦，沈从文告诉他夫妻应该怎样相处，胡又回到了杭州。最后是冯雪峰黯然离开杭州，丁玲和胡也频和好如初。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一部具有争议性的小说。周扬等人从左的立场上腹诽这本小说。在80年代，这部小说又被认为是一部左的作品。有人认为：“那里面简直看不到丁玲自己独特的感受，只有那一个纯粹政治性的主题，而这样的主题是其他许多作家都已经写过，以后还有更多的作家将要来写的。如果说在《我在霞村的时候》和《在医院中》里，我们还能感受到那个写作《莎菲女士的日记》的独特的女作家，这部长篇小说却明白地宣告了这位女作家的彻底的消失，作为《桑干河上》的作者，丁玲几乎完全丧失了她自己独特的艺术个性，包括她作为一个女作家的那些独特的禀赋。”

怎样看《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我认为，这是一本复杂的小说。从整体上讲，这本小说是符合当时左的文学规范的。小说是按照阶级斗争的理论进行写作的。但是这本小说也有挑战规范的地方。

首先表现在顾涌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丁玲后来说，写这个人物是有纠左的动机的。

我们开始搞土改时根本就没什么富裕中农这一说，就是雇农、贫农、富农、地主。我们的确是把顾涌这一类人划成富农，甚至划成地主的。拿地的时候也竟是拿他的好地，有些做法也很左。表面上说是献地，实际上就是拿地，常常把好的都拿走了，明明知道留下的坏地不足以维持那一家子人的吃用，但是还是拿了，并且认为这就是阶级立场稳。在这样做的当中，我开始怀疑。有一天，我到一个村子去，我看见他们把一个实际上是富裕中农的地拿出来了，还让他上台讲话，那富裕中农没讲什么话，他一上台就把一条腰带解下来，这哪里还是什么带子，只是一些烂布条结成的，脚上穿着两只两样的鞋。他劳动了一辈子，腰已经直不起来了。他往台上这一站，不必讲什么话，很多农民都会同情他，嫌我们做的太过了。我感觉出我们的工作有问题，不过当时不敢确定，一直闷在脑子里很苦闷。所以当我提起笔来写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从顾涌写起了，而且写他的历史比谁都清楚。我没敢给他订成分，只写他十四岁就给人家放羊，全家劳动，写出他对土地的渴望，写出来让读者去评论，我们对这种人应当怎么办？

其次，还表现在黑妮这一人物形象的塑造上。《太阳照在桑干河上》里，丁玲在不经意中表现了对作为地主侄女的黑妮的命运的某种关注。

丁玲这样讲述塑造黑妮这一人物形象的动机：“我在土改的时候，有一天我看到从地主家的门里走出一个女孩子，长的很漂亮。她是地主的亲戚，她回头看了我一眼，我觉得那眼光表现出很复杂的感情。只这么一闪，我脑子忽然就有了一个人物。”丁玲还说：“马上我的感情就赋予了这个人物，觉得这个人物是应当有别于地主的。”

在黑妮形象的塑造上，丁玲内心深处的女性解放的追求又浮现出来了。黑妮是一个敢于追求自己的爱、自己的幸福的姑娘。她爱上了家里的长工程仁，就不顾门第、不顾一切地大胆爱着。这爱情被钱文贵发现后自然遭到反对，为拆开这一对恋人，钱文贵辞退了程仁。但这并不能破坏黑妮心中的爱。她偷偷地将鞋袜送给程仁，悄悄地与程仁约会。她对程仁说：“你还有什么不知道的，咱一个亲人也没有，就只有你啊！你要没良心，咱就只好当姑子去。”当面表示了非程仁不嫁的决心。黑妮尽管是一个农村姑娘，她身上却有着莎菲的基因。

应该说，周扬对这本小说的腹诽确实很敏锐，他看出了这本小说的异端之处。可惜的是，八十年代的批评家反而没有看出这两点。

在这本小说中，丁玲独特地感受和展现了农村阶级关系的复杂性，写了土改斗争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特别是写农会主任程仁的心理，写他的苦恼和彷徨，贴切而细腻。

丁玲后来在回答“写好一部作品何者最重要”时，指出：“最重要的就是要写出人来，就是要钻到人心里面去，你要不写出那个人的心理状态、不写出那个人灵魂里的东西，光有故事，我总觉得这个东西没有兴趣。”丁玲小说最受左的批评所訾议之处就是写出人物内心的多重性，而她的小说最经得起时间考验之处，也就是写出人物内心的多重性。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在1951年得到了斯大林文学奖二等奖。周扬在做报告又说这本小说好，这让丁玲很看不起周扬，私下说周扬长着一张做报告的脸。两人的矛盾也在积累和酝酿。

丁玲当年的秘书张凤珠曾说：“从内心里，她瞧不起行政工作，瞧不起周扬。她认为只有作品才能说明一个人，而且作用是长久的。所以，她与周扬去苏联开会，高莽一路给他们当翻译，高莽会画画，就给他们画像。她说高莽画的周扬不像。意思是周扬没有画上的那么好。到了苏联，爱伦堡请客，名单上没有周扬。大概爱伦堡认为周扬不是作家，只是共产党的官员。但周扬是代表团团长啊，丁玲给爱伦堡的工作人员打电话希望他们注意到这个问题。那边说商量一下，后来回电话说：爱伦堡睡觉了。实际上就是拒绝再更改了。这是丁玲回来讲给我们听的。她告诉我这些，说明她是瞧不起周扬的。丁玲还讲，他们在苏联一起走时，周扬看到一个漂亮的小女孩，就说，她很像周密（周扬的女儿），又看到一个长得挺丑的孩子，就说像蒋祖慧（丁玲的女儿）。丁玲当然不高兴了。你说，就这种极小细节，都很在意。可见他们的矛盾太深了。”

不过，丁玲在建国后一段时间内，文艺思想有时表现也很“左”。对萧也牧小说《我们夫妇之间》的批判就表现了这一点。

但是，丁玲也曾私下表达对当时的文学规范的不满，她说：“我们现在就怕写落后，就只能写新人物，写英雄品质，他们不知道这种英雄品质是如何来的，如何经过斗争才能成熟，因此一切都成了概念化。”她还批评当时的创作：“不是废话连篇，就是干干巴巴，板着脸死说教，都是气不足，都像纸扎的花，其中没有水分，没有活气。”

3感情经历

文学、爱情和政治是丁玲一生的三个主题。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丁玲牵挂的唯有爱情。她对丈夫陈明说：你再亲亲我，我是爱你的。本文描述了她一生的四段婚姻经历，从爱的视角展现了一个真实的女人——丁玲。

投入真情胡也频

1924年，丁玲来到了北平。在一个社交场合结识了青 丁玲与胡也频 丁玲与胡也频[3] 年编辑胡也频。此时的丁玲正在为亲弟弟的夭折和命途艰辛而痛苦，对胡也频毫不动心。她感到自己无法在北平继续生活下去，于是选择了离开，返回到湖南老家。不料穷编辑胡也频居然借了钱追到湖南，他蓬头垢面出现在丁玲母女面前，犹如一个爱情的乞丐，丁玲紧闭的爱情大门终于被打开。他们在山上住着，有时候要到城里去买东西，胡也频一个人下山，丁玲不放心，就追下山跟着胡也频一块去。

一次他们回来的时候，经过一个淤泥地，走进淤泥地就出不来了。于是他们就站在淤泥地上看天上的星星，说说悄悄话，直到过了好长一段时间，一个过路人才把他们给拉了出来。他们住在亭子间里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来源，生活简单而又纯真，就像小孩子们过家家，虽然贫寒却过得十分温馨。

1931年2月7日，年仅29岁的胡也频被枪决于上海的龙华司令部。凄厉的枪声震撼了中国，也击碎了丁玲最初的爱情。

无限遗憾与雪峰

冯雪峰当时在北大自修日语。丁玲第一次见到冯雪峰的时 冯雪峰 冯雪峰[3] 候，感觉非常失望，她本来认为一个北大学日语的年轻人应该是很英俊潇洒的，而他看上去像一个乡下人。然而他们谈谈文学，谈谈时事，关系无意当中就改变了。于是在与胡也频相爱的同时，丁玲又爱上了文学天才冯雪峰。性格开朗的丁玲竟然提出要和两个男人共同生活，他们真的在西湖边共同相处了一些日子。结果胡也频坚持不住，返回上海，找到了好友沈从文。沈从文告诉他夫妻之间应该怎么相处，胡也频第二天就回到了杭州。最终，冯雪峰离开了杭州，胡也频与丁玲就和好如初了。丁玲心如刀绞地看着冯雪峰离去，重新回到了胡也频的身边。

噩梦一场与冯达

胡也频牺牲以后，史沫特莱采访丁玲，需要一个翻译，这个翻译就是冯达。丁玲跟冯达认识了，他们于1931年的11月住在了一起。冯达柔柔的关怀像细雨一样令丁玲无法拒绝，他们结婚了，并一起度过了长达三年的平静生活。

1933年5月14日那天，冯达出门时告诉丁玲“12点钟要是我不回来你就赶紧离开”，结果冯达一出去就被特务盯住了，一直到12点过了以后才回到家中。他回来一看丁玲还在，俩人就这样一块儿被捕了。在监狱中，冯达含着眼泪向丁玲赌咒发誓，说他没有出卖丁玲，丁玲相信了他。性格刚烈的丁玲准备以死来抗争，请求冯达帮助她自杀。她把头颈伸进绳套，一脚踢翻了凳子，冯达实在看不下去，把已经失去知觉的丁玲救了下来。在浙江莫干山的监狱生涯漫长而又阴森，丁玲在狱中怀孕了，并于1934年9月生下了一个女婴。此后她义无反顾地离开了冯达，从此他们再也没有见过面。

挚爱深沉与陈明

1937年2月，出狱后的丁玲来到延安。当时延安文艺界纪念高尔基逝世一周年，举办了一场大型的文艺晚 丁玲与陈明 丁玲与陈明

会，其中演出的一个节目就是根据高尔基的小说《母亲》改编的一个话剧，台上演巴威尔的年轻小伙子引起了她的注意。小伙子浓眉大眼，高鼻梁，英俊潇洒。丁玲在陈明的身上看见了胡也频的影子。1942年，38岁的丁玲与25岁的陈明在人们的嘲讽和挖苦声中正式结婚。他们没有举行婚礼，也没有请客吃饭，两人手牵着手在延安的街头快乐地散步，心中洋溢着无限的幸福。但没想到，1955年，丁玲作为“丁玲反党集团”的主谋遭到批判，随即被流放到北大荒长达8年；以后又被投入北京秦城监狱。5年出狱后，再被送到山西长治老顶山漳头乡村。直到1979年平反为止，陈明一直陪伴着她，他们的爱情经受了最严酷的考验。[3]（摘自《人民文摘》）

陈明著与丁玲回忆录 陈明著与丁玲回忆录

94岁高龄的剧作家陈明，出版了新书《我与丁玲五十年》，讲述了自己与丁玲跨越半个世纪的风雨恋情。

（图）丁玲（右）、陈明（左）。

1986年，丁玲在北京多福巷家中逝世。

第三篇：读丁玲作品有感

人是在艰苦中成长-------读丁玲作品有感

丁玲是我国现代著名的女作家，1927年以日记体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而震惊文坛。以大胆的披露女性的内心世界而闻名。显示了时代女性的苦闷彷徨及追求个性解放的思想。丁玲1936年到延安以后曾经陆续发表了小说《在医院中》，《我在霞村的时候》，杂文《三八节有感》，散文《风雨之中忆萧红》等作品，以她知识分子敏锐的目光，冷静的观察，独立思考的态度，写下了这些独具一格的作品。随着时代的发展，这些作品依然散发着独特的光彩，给后人以思想的启迪。

《在医院中》的主人公陆萍，为向往革命由上海来到延安。被分配在医院里工作。工农出身的医院领导对医务全是外行，既不尊重知识又不尊重人才，把医院弄得乱糟糟。“她不敢把太愉快的理想安置的太多，却也不敢把生活想得太坏，失望和颓丧都是她所怕的，所以不管遇着怎样的环境，她都好好地替它做一个宽容的恰当的解释。”陆萍以极大的热情，努力改变医院面貌，然而得到的回报却是诽谤，中伤以及一顶顶可怕的大帽子。她的结局是离开了医院。这篇小说对根据地某些单位工作中的问题，对工农出身的干部的弱点，提出了尖锐的批评。陆萍走后，作家感慨的写道：“新的生活虽要开始，然而还有新的荆棘。人是要经过千锤百炼而不消溶才能真真有用。人是在艰苦中成长。”表现了丁玲对现实的清醒的认识。

《在医院中》通过年轻女医生陆萍被分配到一座新建医院后的感受，遭遇，尖锐的揭示了具有现代科学民主思想和高度责任感的革命知识分子与农民小生产思想习气，官僚主义的矛盾。这篇小说在共产党领导的区域内首次提出反对小生产思想习气的问题，显示了丁玲对于现实生活敏锐的思想穿透力以及坚持独立思考，勇于揭露矛盾的胆识。

《我在霞村的时候》描写一位名叫贞贞的农村姑娘，因为反抗包办婚姻不幸落入火坑，当了一年多日寇的随军妓女。后来她逃出魔掌，跑回家中，又受到周围那些愚昧，自私，冷漠，毫无同情心的群众的鄙视，厌弃，于是拒绝原先爱她的夏大宝的求婚，离家治病学习去了。丁玲对于贞贞寄以无限的同情，把这受侮辱者写得比周围嘲笑她的群众都要高尚，赋予贞贞以“复仇女神”的“强硬”性格，以表示对旧的习惯势力的反抗。表现了作者一贯的对妇女深受社会欺凌的不平和愤慨。

小说把贞贞在日本军队中遭受的一切放在背景和回忆中，而把贞贞与乡土中国陈旧意识的冲突放在前景，表明丁玲已经敏锐的注意到在民族巨大的“善”之外，阴影中尚有一些“恶”。小说中的“我”正是在这里起作用的，“我”是目睹，耳闻封建陈旧意识对贞贞攻击的目击者——即阴影中的“恶”的目击者，而且知道厌恶这“恶”，正是在“我”的厌恶中，我们窥见了另一个大众，一个由几千年封建小农意识汇聚的无意识杀人团。这个杀人团仅仅由于贞贞经历了非人的蹂躏便欲将她列入无意识被杀者之伍。作品中的贞贞是一个有个性，有自我的下层人。在某种意义上，她与霞村人之间无法融合是必然的，随着她的举动超越了大多数人的道德规范，她便注定作为个人遭到大众的放逐和自我放逐。贞贞与落后村民的冲突在某种意义上类似于知识分子与大众的冲突，是先进意识形态中的个人与农村落后群体的冲突。作家对贞贞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和理解，对农村的几千年来形成的狭隘封建的小农意识进行了无情的鞭挞和揭露，很有思想的力度。对鲁迅的“批判国民性的弱点”是一个继承和发展。

杂文《三八节有感》，揭露延安生活中的阴暗面与缺点，主张发扬鲁迅“为真理而敢说，不怕一切”的精神，铲除“根深蒂固的封建恶习”，勉励女人要取得平等，得首先强己。指出必须注意的事项。

“第一，不要让自己生病。无节制的生活，有时会觉得浪漫，有诗意，可爱，然而对今天环境不适宜。没有一个人能比你自己还会爱你的生命些。没有什么东西比今天失去健康更不幸些。只有它同你最亲近，好好注意它，爱护它。

第二，使自己愉快。只有愉快里面才有青春，才有活力，才觉得生命爆满，才觉得能承受一切磨难，才有前途，才有享受。这种愉快不是生活的满足，而是生活的战斗和进去。所以必须每天都做一点有意义的工作，都必须阅读一些书，都能有东西给别人，懒惰只使人感到生命的空白，疲软，枯萎。

第三，用脑子。最好养成一种习惯，改正不做思考，随波逐流的毛病。每说一句话，每做一件事，最好想想这话是否正确？这件事是否处理的得当，不违背自己做人的原则，是否自己可以负责。只有这样才不会有后悔。这就叫做通过理性，这样，才不会上当，被一切甜蜜所蒙蔽，被小利所诱，才不会浪费热情，浪费生命，而免除烦恼。

第四，下吃苦的决心，坚持到底。生为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就要有认定牺牲一切蔷薇色的温柔的梦幻。幸福是暴风雨中的搏斗，而不是在月下弹琴，花前吟诗。假如没有最大的决心，一定会在中途停歇下来。不悲苦，即堕落。而这种支持下去的力量却必须在“有恒”中来养成。没有大的抱负的人是难于有这种不贪偏宜，不图舒服的坚忍的。而这种抱负只有真真为人类，而非为自己的人才会有。”

以上是引用了丁玲作品中的原话。说得多么好，多么中肯！丁玲的这些话直到今天依然对广大女同胞有反省和警示的意义。无论在何时何地，女性都要拥有健康的体魄，积极乐观的态度，独立思考的习惯，持之以恒的精神。《三八节有感》在21世纪的今天读起来丝毫不觉得过时，依然闪烁着可贵的理性之光。我们可以时时检点自己，是否做到了这些？

《风雨中忆萧红》是一篇怀念散文。有一些句子写得非常精彩，有内涵。“世界上什么是最可怕的呢，决不是艰难险阻，决不是洪水猛兽，也绝不是荒凉寂寞。而难于忍耐的却是阴沉和絮聒；人的伟大也不只是能乘风而起，青云直上，也不只是能抵抗横逆之来，而是能在阴霾的气压下，打开局面，指示光明。”“我不缺乏冷静，而且很富有宽恕，我很愉快，因为我感到我身体内有东西在冲撞；它支持了我的疲倦，它使我会看到将来，它使我跨过现在，它会使我更冷静，它包括了真理和智慧，它是我生命中的力量，比少年时代的那种无愁的青春更可爱呢！”“当我昂头望着天的那边，或低头细数脚底的泥沙，我都不能压制我丧失一个真实的同伴的叹息。在这样的世界中生活下去，多一个真实的同伴，便多一份力量，我们的责任还不止在于打开局面，指示光明，而且还要创造光明和美丽；人的灵魂假如只能拘泥于个体的狭隘之中，便只能陶醉于自我的小小成就。我们要使所有的人都能有崇高的享受，和为这享受而做出伟大牺牲。”丁玲的散文语言朴素精炼，感情真挚，总给人一种向上的力量。作家具有宽阔的胸襟，一往无前的勇气，坚持理想的精神，这些都是值得后人敬仰的。

阅读丁玲作品，仿佛走入了她那个特定的时代，一个具有坚定信念的革命者的形象伫立在眼前。她是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冷静的头脑的人，同时也是一个有胆有识，有责任感的人。她敢于大胆揭露当时的解放区存在的种种弊端，鞭挞落后的小农意识，暴露狭隘自私的国民性弱点。同时丁玲是一个胸怀宽阔，理想坚定的革命者。她总是面对现实，剖析现实，鼓舞人们去为实现理想而奋斗，哪怕历经坎坷，而不计较个人得失。阅读丁玲作品，使我们的思想受到洗礼，它教会我们，应该以怎样的态度面对生活，面对挫折和困难，那就是要保持乐观，积极，向上的精神，保持独立思考的精神，为了心中的目标而不懈的努力。好的文学作品总带给人以思考和启迪，以温暖和力量。朋友们，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读丁玲的《三八节有感》，所想到的

“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作为第一个到延安的知识女性，毛泽东曾赋诗于丁玲。可见当时毛主席对丁玲，抱着极高的期望值啊！原本打算可以完全借助，丁玲在文艺界的声望与地位，来打造成“我党政治文化的御人”，从而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但丁玲后来的表现，却让主席失望了。

对于丁玲来说，文学大于政治。骨子里，她愿意自己是一个纯粹的作家，而非“左手政治，右手文学”，做一个叱咤风云的革命家。而这两个选择，在那个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注定难与成功。

1942年中央机关的第一份报纸《解放日报》，迎来创刊的第一个“三八”国际妇女节，作为诞生在延安的重要的媒体，承载着极为关键的政治任务，而担任该报文艺主编的丁玲却忽视了此宗旨。从她站在的文学观点上看，只有写出好作品来，才为最重要的

丁玲的文学天赋是很高的，而且创作经验颇丰。她到延安不久，就敏锐地察觉到当时的男女不平等。于是，即兴写出了《三八节有感》，站在一个新女性的立场上，分析妇女解放的进程以及对妇女自身定位的剖析、表达了当时对革命女性的困境、生存的艰难、处境的尴尬、渗透着浓浓的女性情怀。

丁玲以一个作家的良知，揭示了滋生在革命队伍里不良的陋习与流弊。随后该篇文章发表在当年的3月9日的《解放日报》上。

孰料，以实现起千层浪，委实是“一支纤笔，胜似三千兵”，引起了轩然大波。“老子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骂我们”、“前方的同志为党、为全国人民流血牺牲，你们在后方吃饱饭骂党！”一时间丁玲被推到风口浪尖上。

虽然从文学的角度来说，《三八节有感》立足现实，充满对女性的人文关怀，但从政治角度来说，它的矛头指向性强，当时触动了某些人脆弱的神经。

当时处在“抗战救国”的大声中，作家首要的任务，理应是讴歌人民、颂扬边区政府、号召妇女起来，建立国际妇女反法西斯统一战线，为消灭法西斯而斗争。

而不能是过多地暴露所谓不好的一面，该篇文章的“不合时宜”地发表，丁玲遭到被批判，也就在所难免了。

文艺整风运动随后而来，《三八节有感》被定性为鲜花盛开的广阔原野上万劫不复的“大毒草”。迫于形势丁玲在会上做了深刻的检查：“这篇文章是篇坏文章......主要不对的地方是立场和思想，我只站在一部分人身上说话，而没有站在全党的立场上说话。文章里说的一些，并不占主要的缺点，又是片面地看问题，直指出某些黑点，而忘记肯定光明的前途......我知道，这最多也是一个正确认识的开端，我应该牢牢拿住这钥匙一步一步地脚踏实地地走，前边还有九九八十一难在等着我呢！” 果然一语见谶，这篇文章带来的灾难接踵而至。1955年丁玲被打入“反党集团”、1957年又被打成“右派分子”、1958年《三八节有感》等一批当时在延安受过批判的作品，又被重新送上在“再批判”的祭坛，一篇文章就这样扭转了丁玲的命运，从此种下了后半生的苦果。

读《丁玲作品集》有感

好早时，在书市上买了一本《丁玲作品集》，但一直未顾上看，这几天无事，抽空看完了。集中选有丁玲的处女作《梦珂》，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第一部长篇小说《韦护》以及《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时》《母亲》《阿毛姑娘》等十七部长、中、短篇。通过此次阅读，再加上以前读过的《水》《一颗未出膛的枪弹》《夜》《从夜晚到天亮》等小说，基本上丁玲的主要作品我都读过了。说实在的，丁玲那个时代作家的作品，不要说80、90后们，就是对于我，也都不太具有吸引力了（这也是为什么书买来却长久未读的原因），但它毕竟代表了一个时代。

丁玲可以说是一生坎坷。早年受五四运动思潮影响，入中国共产党创办的上海大学中国文学系学习。1927年开始小说创作，处女作《梦珂》于同年年底发表于《小说月报》，不久又完成代表作《莎菲女士的日记》，一出手就引起文坛的热烈反响。1930年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后出任左联机关刊物《北斗》主编及左联党团书记（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3年5月在上海被国民党特务绑架，幽禁三年。1936年9月在党的营救下逃离南京，经上海潜赴西安，不久到中共中央所在地陕北保安县。在陕北历任西北战地服务团团长、《解放日报》文艺副刊主编等职。丁玲在当时也算世界知名作家，那时陕北的文化人还很少。丁玲到陕北，受到欢迎。连伟大领袖都曾写诗赞曰：“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但后来在整风运动中，因杂文《三八节有感》遭批，还是伟大领袖说了一句：“丁玲同王实味不同，丁玲是同志，王实味是托派。”才得以过关（王后被冤杀）。新中国成立后，丁玲曾任中国文联委员、全国文协（后改为作协）副主席、《文艺报》主编、《人民文学》主编、中央文学研究所所长等职，并被选为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但好景不长，1955年和1957年被错误地定为“丁玲、陈企霞反党小集团”和“丁玲、冯雪峰右派反党集团”主要成员。1958年又受到“再批判”，并被下放到北大荒劳动改造。“文化大革命”期间深受迫害并被投入监狱，1979年平反。晚年的丁玲被骂成“左”，丁玲晚年曾说道：“我不管它‘左’还是右，我也不晓得什么叫‘左’和右，我只晓得现在骂我‘左’的人，都是当年打我右的人！”

我个人认为，丁玲的遭遇还是文人相轻的结果，卖力、起劲批丁玲的许多是文人。文人相轻既不稀奇也不可怕，但一和政治、权力结合就变味了，能量也就更大了。

丁玲一生著作丰富，有些作品被译成多种文字，在世界各国流传，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著作有《丁玲文集》五卷。

读丁玲《水》有感

丁玲的《水》我已读完了，在我正读这篇文章时，我的随着小说情节的发展也在不停的变化。我的心时而喜悦，时而愤怒，时而……

《水》是1931年夏作的，当时中国正处在国民党统治时期。作者就想借这篇文章，揭露国民党反动政府统治的黑暗 和农民的反抗精神，革命精神的争涨。

在读这篇文章时，对我印象最深的是几个部分。文章开头写一家子人在黑暗的灯光下谈话，在人们的谈话中，我们知道了人们是如此的相信迷信。文中说：“菩萨我不信他就这末和我们做对头，过一年涨一次水，真的只是菩萨做鬼，我们一定要将菩萨打下来……这充分的说明在当时人们的心里还有着根深蒂固的封建迷信残余思想。他们的思想还是如此了陈旧，他们的是还没能完全的解放。当我读到这时，我真的很气愤，但在气愤的同时我也为人们担忧。我起他们的愚昧、无知。

但是，他们还有让我羡慕的一面，当洪水向他们袭击时，他们却成团的向堤边飞快的滚去，振着臂，咬着牙在奋战。他们在没有官府的组织领导下，却那么齐心协力，自觉冒死护堤。这充分展示了他们的力量，团结的力量，伟大的力量。还有当女人们带着老少到堤上去时，男人们却拼死的喊着让他们离去，甚至于大声的骂他们。虽然他们是在骂他们，可是在他们的叫骂中，却有着无限的爱。这展示给我们的是男人们那种无私的爱，他们不想女人，孩子，老人们受到伤害，他们想让他们好好的活着，他们不想让他们牺牲。他们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羡慕，值得我们崇拜的。

文中在有令我气愤，令我崇拜的部分外，还有令我愤怒的部分。令我愤怒的一部分是：“当洪水淹没了农民是山地、村庄，冲走了农民的亲人，那些活着的人也有许多被饿死或得瘟疫而死时，那些官僚们却不给予他们任何东西。他们拿了农民的捐，不修堤，去赌、去讨小老婆。”这是多么令人愤怒的啊！他们简直是冷血动物，农民们都那么痛苦了，他们还要镇压他们。他们不去城里调米粮，在城里只是调来荷抢的兵士来镇压农民，他们的冷酷无情真的很令人愤怒。

文中有一部分写农民们有了一些觉悟。写他们在受了严酷的压迫和镇压下，受了这样的欺骗和打击以后，他们增长了认识。“慢慢的他们有了组织了。一个小村推举出一个头目来，头目聚在一起商量着事情。着说明了他们有了受压迫的觉悟，有了斗争的觉悟。”可是在文中还说他们推举的头目却多半是家里好些的，认的字的。在本乡就是做头目的角色。并不是他们利益的代表者，而是统治者阶级的柱石。农民们骂那些头目帮镇长、县长继续欺骗、压制他们。但他们既相信李塌鼻的话，又愿意依赖着这些头目。着充分的说明了农民们的无知，那时的他，只是初步的觉醒，而并未完全的觉醒。

文章最后写：“天将朦胧的时候，这队长，这饥饿的奴隶，男人走在前面，女人也跟跑。咆哮着，比水还凶猛的朝镇上扑去……他们开始觉醒了他们是多么勇敢啊！

读了这篇文章，使我感悟很多。我深深的感悟到当时的国民党反动派的冷酷无情，当时的人们的勇猛。国民党反动派的行为令我愤怒。人们的用们令我赞扬！我相信国民党反动派即将要灭亡了！我为农民们的勇猛而骄傲！

第四篇：浅谈丁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浅谈丁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

08教育学 0804010133 李杏

【摘要】

丁玲作为一位对生活有独到观察和深刻思考的作家,在她的作品中，可以看出这样一条发展线索：由早期短篇小说《莎菲女士的日记》中描写莎菲式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女性的苦闷和追求；到中期的小说如中篇小说《韦护》中为“革命”放弃个人爱情，写走出恋爱的羁绊，投身革命洪流以及后期作品中所反映的共产党领导的民主政权下，几千年延续下来的对于妇女的歧视和偏见依然存在。

【关键词】女性意识苦闷追求

【正文】

女性意识是指女性作为主体在客观世界中的地位、作用和价值的自觉意识。它是激发妇女追求独立、自主，发挥主动性、创造性的内在动机。女性意识再具体地说，是指女性能够自觉地履行自己的使命、社会责任、人生义务，又清醒地知道自身的特点，并以独特的方式参加与社会生活，肯定和实现自己的社会价值和人生需求。女性意识将“女”和“女人”统一起来，体现着包含性别又超越性别的价值追求。作为一位优秀的女作家，丁玲的创作中贯穿了对女性生存价值及其人生道路的探索。丁玲一直对女性命运给予极大的关注，在她的作品中，塑造了一大批形象的典型，忠实而深入的记录了女性解放这一布满荆棘的路上那些带血的足迹。像她自己所说的那样：“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得女人的缺点，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

而丁玲作品中的女性意识的凸显，也是跟她的个人经历和生活环境密切相关的，同时与她的个性也是息息相关的。丁玲从小就孤寂、敏感，骨子里藏着感伤的因子。她孤傲，喜欢默默地观察人；好幻想，思想往往脱离现实；情感炽烈，“不喜欢过于理智”；天真单纯，“太真实太爱在朋友面前裸露自己的精神”；容易冲动，情绪极不稳定。她曾经狂热地参加过一些政治运动，但由于缺乏对现实的正确认识和承受挫折的耐力，当“五•四”退潮和大革命失败以后，随即“陷入愁苦的深渊”；她有着强烈的自我意识，不愿接受任何束缚，既割断了同传统的联系，又远离革命，灵魂无所皈依，生命没有支点，终日沉溺在自我的内心世界中，“销声匿迹，慨叹人生如灰暗的深渊。”正是这种心态和对知识女性在特定时期生存困境的感受，使她与现代主义发生共鸣。不妨说，主体的感受使她从现代主义中找到了“知音”，现代主义又反过来更加强化了她的感受，并使她获得了自我表现的参照系。也许丁玲并没有刻意地向现代派学习，但由于潜移默化的作用，她还是不知不觉地与它们走到了一起，使早期创作体现出一定的现代主义特征。最大的体现就是其创作中的女性自我意识的凸显。从她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丁玲的改变，她的一步步的成长史。

一、不甘沉沦的求索

1927年丁玲发表了处女作《梦珂》。作品写的是阅世未深的少女梦珂怀着美好的理想寻找自己的生活道路，但现实生活安排给她的是一个比一个更深的陷阱。红鼻子老师侮辱模特，而她所倾慕的温文尔雅的表哥背着她却干出下流龌龊的事„„道路未找到，做人的尊严却受到损害。作者深刻地刻画了她道路追求碰

壁的痛苦历程。一个向往自由，反对束缚，向往真实，反对虚伪的知识女性在上海这样的大都市寻找出路，一次次碰壁，一次次挣扎，最终还是进入一个不如意的地方。继《梦珂》之后，1928年丁玲发表了她的另一部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在这部作品中，莎菲不再是“五四”初期那些处于新旧交替时代的“半新半旧式”女性，而是一个完全置旧礼教，旧道德于不顾的叛逆女性，在小说中，莎菲同时与两个男子苇弟和凌吉士恋爱，这本身就显示了莎菲在这种爱情关系中占据着充分的主动。由被选择而成为选择者，这表明“五四”女性的以婚恋自由，男女平等为内核的妇女解放意识获得了突破性进展。然而，莎菲在战胜凌吉士后得到的是失落和迷惘。她叹道：“莎菲生活在世上，所要人们了解她体会她的心太恳切了，所以长远的沉溺在失望的苦恼中，但除了自己，谁能够知道她所流出的眼泪的分量？”由失望而自然陷入孤寂、自怜之中，“悄悄地活下来，悄悄地死去，我可怜你，莎菲！”这是莎菲女士留给世人的凄凉的绝叫，也标志着丁玲对爱情问题的思考在一个新的高度上陷入了新的困惑。这种困惑，一直延续到新时期以来的女性创作中。

二、走出恋爱羁绊投身革命洪流的新女性

1930年，丁玲发表了长篇小说《韦护》，作品描写革命者韦护与小资产阶级女性丽嘉之间革命与恋爱的冲突，韦护为革命决然离恋人而去，丽嘉也开始有所觉悟。在这篇小说中，我们发现作者在创作意识上一个最显著的变化，就是由过去倾心于表现莎菲式的孤独、苦闷、哀叹、自怜，转变为表现丽嘉所代表的知识女性在新的境遇中的困惑、彷徨、思索与积极的追寻过程。在《一九三零春上海（之一）》中，女主人公美琳是为了追随革命者若泉而毅然抛弃了整日伏案写作、不关心革命、了无生气的丈夫子彬，这比起丽嘉的被动追随，多了几分自觉与主动，表示了作者对以往盘踞胸中的爱情至上主义更进一步的怀疑乃至放弃。在爱情与革命的对峙中，已明显绮重于革命一方。到了《一九三零年春上海（之二）》中，玛丽这位不合时宜的爱情至上主义者遭到更“不客气”的处理，她与虽然爱她但无疑更热忠于政治活动的革命青年望微的分道扬镳，标志着作者对只要爱情，不关心社会的女性意识的彻底抛弃。1931年，《田家冲》这篇短篇小说发表，我们发现其中年轻的女主人公三小姐已纯然是一位成熟而坚定的革命者，而与之具有对等质量的男性形象已被略去，整个故事已与爱情无关。这就是说爱情也已被省略，革命的内容已成为全部。而已往于爱情故事中用心设计男性主人公这种习惯做法也已改变，与女性主人公相对应的男性形象首次缺席，这种变化正暗示着一种新写作意向，即不再沿袭此前的女性通过男性革命者引领而投身革命的表达方式。也就是说，在变化了的新的女性意识中，男性个人已不再重要，重要的是以男性集体为主所担当的整个革命事业。

30年代，丁玲仍然一如既往地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敏感的心体会时代女性的心理。但她笔下的主人公不再是忧郁的女子，而是融入社会，把个人的幸福和民族的强盛结合到了一起。

三、对女性解放现状的疑虑与不甘

如果说，20年代末至30年代末这一段时期丁玲文学创作中女性意识尚处于初级阶段的话。那么，到40年代初，丁玲到达延安一段时间后所创作的作品，则标志着作者的女权主义思想进入了一个日益成熟的时期。她以往略带盲目的革命热情降温，社会理性更趋深入，怀疑意识上升，对妇女解放的现状及未来产生了一定的疑虑，并由此激发出强烈的抗拒心理。特别在《“三八”节有感》这篇文章中，作者指出：“男人们尤其是有地位的男子，和女人本身都把这些女人的过错看得与社会有联系些。少发空议论，多谈实际的问题。”当时的延安文化环境中，不可避免地出现了这样一些现象：那些当初响应号召投身革命的“现代的有觉悟的”女人们再度回到家庭中做饭带孩子，日渐变得婆婆妈妈，“皮肤在开始有褶皱，头发在稀少”，并且被指责为“落伍”，有的还遭到男人的遗弃。丁玲正是敏锐地看到了在新的体制之下女性一如既往的不平等，不合理的命运，看到了革命对女性解放所做出的允诺与实际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于是她又一次表现出了“莎菲式”的叛逆勇气，不再幻想，不再对男性充满依赖，而将女性自身的自立与自强意识提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这也是作者毕生关于妇女问题思考的制高点。

发表于1948年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丁玲深入农村生活后创作的一部反映解放区土改运动的较优秀的长篇小说。这部作品可以看做是作者正式放弃女权立场的标志性作品。作为现代女性作家的杰出代表，这种放弃也就是带有一点女性集体“最后一课”的性质。在作品中，尽管还能从黑妮等女性形象身上依稀辨出丁玲昔日的一点女性意识迹象，但是，从整体上我们可以看出，作者此时已不再留恋昨日的一切，那些昔日余影只是写作的某种惯性所致，而绝非自觉所为。我们更多感觉到的倒是作者竭力向当时主导性意识形态靠拢的努力，为此不惜放弃自己作为女人的最基本的感觉。

四、总说丁玲作品

正是通过一系列具有独特精神个性的女性形象的塑造，生动地反映了我国“五四”以后的新女性在时代的启发下，自我意识重新觉悟的曲折过程。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从来没有一个女作家这样关心妇女的命运，这样强调妇女的自身解放，这样深刻地指出妇女问题的关键；也从来没有一个女作家像她那样，为了她所塑造的女性形象，为了妇女的彻底解放手那么多的磨难。

【参考文献】

1.、张勇泉《个性主义的悲剧—解读丁玲》中国社会出版社

2、丁玲《“三八”节有感》，见《丁玲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

3、丁玲《丁玲精选集》北京燕山出版社

4、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作品选》高等教育出版社

第五篇：丁玲与张爱玲作品中女性意识的比较

丁玲与张爱玲作品中女性意识的比较

林嫦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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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定市罗平中心小学

内容摘要：丁玲与张爱玲同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的女作家，她们都在创作中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本文试图从两位作家对女性角色的态度，女性形象的塑造，女性出路的探究，女性的悲剧命运以及女性的心理描写着手，试着比较两位作家的作品中女性意识的异同。

关键词：丁玲

张爱玲

女性意识

20世纪三四十年代，在多元教育结构体制下，各级女子的教育获得了较大的发展，呈现出较明显的民主化，多样化，科学化的发展趋势，这一时期的女性教育处在保守与开放，落后与进步的斗争中逐步前进。这时期的女性，往往出现迷惘和困惑，很希望有人能做她们的明灯，让自己走出心中的黑暗，看到妇女得到幸福的曙光。而丁玲与张爱玲就是这个时期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的女作家，她们都在创作中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为女性的解放指明了前进的道路，是女性文学中不可忽视的存在。1986年3月4日丁玲同志逝世后，中央曾评价说:“她在将近六十年的革命文学道路上,创作了许多思想深刻、为人民喜爱的作品。在新文学的几个转折时期,她的创作都体现了党所倡导的文学发展的方向。“[1]丁玲在文学上的成就，是举世公认的。她曾说过：“我自己是女人，我会比别人更懂女人的缺点，我却更懂得女人的痛苦。”[2]夏志清为张爱玲辟专章 时，称她是“今日中国最优秀最重要的作家”，称《金锁记》是“中国从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3]同样，张爱玲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也是举世瞩目的。张爱玲和丁玲两位作家，是中国文坛上的两颗巨星。由于两位都是女性作家，她们作品的主人公无一例外也是女性，内容是女性的爱情与婚姻，她们和其他女作家一样，对女性角色表明态度，在作品中用女性独特的视觉刻画人物，塑造不同的女性形象，对女性的出路作出探究，明白女性的悲剧命运，擅长对女性的心理进行描写，对细节的把握得心应手。她们都在创作中体现出鲜明的女性意识。

一．张爱玲与丁玲作品中女性意识的不同点。

（一）对女性角色的态度不同

张爱玲的作品中塑造了一批在乱世生活中的平凡而又普通的女性。在她的笔下，这些女性消解了女性神话，打破了传统的观念。她不认可把女性抬上“神”的宝座。对于女性角色，她认为既不是神化的女人，也不是女人化的神。她曾用尖刻的话语说过：“

翩若惊鸿，宛若游龙的洛神只不过是个古装美女，世俗所供的观音不过是古装美女赤了脚，半裸的高达肥硕的希腊石像不过是女运动家，金发的圣母不过是个俏奶奶，当众喂了一千年的奶。”[4]这表明了张爱玲推翻了传统女性神话。她清楚地意识到，在当时的男权社会下，对女性的“神化”只是男人们征服女性的手段。男人们对“神化”女性的赞颂，实质是在向女性实施男性标准的“妇德”，是“怎样在一个多妻主义的丈夫面前，愉快地遵行一夫一妻主义”。[5]一个个与女性相关的“封号”，明显带着男性权威的痕迹。但同时她又绝对讨厌女权主义，讨厌专门卖弄学问被西方人称作“蓝袜子”的女学者。这是张爱玲对女性角色的态度，她认为女性的角色与男性的角色是平等的。

而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却带有传统观念上的神化美。无论是被视为“春天的童话”-----《梦珂》中的梦珂，“夏天的童话”------《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秋天的童话”-----《阿毛姑娘》中的阿毛，还是“冬天的童话”-----《杜晚香》中的杜晚香，以及其小说作品中的其他女性形象，大都符合传统女性神话的形象，既有外表美，也有心灵美，同时还有人性美。这很容易让人感受到丁玲对作品中女性的态度：女性像神一样“同情、慈悲、了解、安息”，女性是无私的，是优越于男性的。

由此可见，张爱玲与丁玲这两位女作家，对女性地位、角色存在着迥然不同的见解。张爱玲并不赞颂女性的“神化美”，认为这是男性征服女性的手段，同时又反对“女权主义”，不赞同女性优越于男性，从这点可以反映出张爱玲对于男女的角色，她的态度是提倡平等的。而丁玲与张爱玲的观点却恰恰相反，她十分赞颂女性，认为女性是美的，是优越于男性的，她是极力支持“女权主义”。

（二）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不同

两位作家对女性角色持有不同的态度，导致了她们在作品中对女性形象的塑造也有所不同。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无论是新派的还是旧派的，都摆脱不了对男性的依赖心理，多数是自甘为奴、麻木愚昧的。例如在《倾城之恋》中的女主角白流苏，她深深地意识到一个女人，再好些，如果得不到异性的爱，也得不到同性的爱，女人们就是这点贱。所以，她就把希望寄托在男性身上，想得柳原的爱。即使柳原再风流，即使自己明白柳原并不是真正爱自己，自己也希望得到他的爱。她如此迷恋柳原，其实是爱他为自己挣来的尊严，爱他成为自己的经济支柱，生活的靠山。作品中的流苏就是这样依赖着柳原，她能够不计较柳原的前嫌，心甘情愿地爱着柳原，却从来没有想过自立奋斗，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创造出更有意义的生活，一生只是被封建思想所束缚。又再如《半生缘》中的曼璐也是这样，为了拴住男人的心，达到一生有所依附的目的，明明知道自己的悲惨命运，明明可以选择自己生存的更好的方式，竟然忍气吞声地顺从丈夫干出伤天害理之事，把自己的亲妹妹送到自己狼心狗肺、满肚淫欲的丈夫面前，对自己的妹妹进行软禁、欺凌，亲手毁掉自己妹妹的一生幸福。她在伤害自己妹妹的同时，也深深地把一把剑插入自己的心。这样伤人不利己的事，源于她对男性的依赖心理，对充满淫欲的丈夫的纵用，自甘为丈夫的奴隶。

而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却大大不同于张爱玲的。在丁玲笔下的女性，是傲又是勇，具有自立自强，敢于抗争的思想。例如在《梦珂》中的主人公梦珂就处处流露出一股傲气，在学校，她看不惯那个矮矮胖胖的“红鼻子先生”，在人丛中解救出受辱的模特儿，她看不惯学校的众多同学，厌倦学校的生活，最后敢于反抗，选择离开学校。到了姑母家里，她目睹表哥表嫂的生活状态，自身的尊严油然而生，极不愿意过表哥表嫂的生活，最终也选择离开，成了电影明星。梦珂的选择可能不是最好，但她至少为自己而生活，可谓是一个不甘于环境，懂得叛逆，学会自立的人。又例如《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被日本人污辱了，面对村里人的嘲笑，她能以一种卓然的傲气对付，对他们的不理解，讽刺，挖苦，她不为自己的命运感到悲哀，而是选择不予理睬，投身于革命，利用安慰妇女的机会为游击队提供情报，为国家的伟大事业作出贡献。可见，贞贞是有理想的，懂得自立奋斗，从不把自己的命运寄托在男性身上，她认为自己总得为自己找活路，还要活得有意思，除非万不得已。她的傲，她的勇，令读者深深感受到她自强不息的精神。此外，丁玲自负是一个彻底解放的女青年，这点可以从施蛰存《丁玲的“傲气”》中可以看出，当时的施蛰存因鼓动“非孝”而暴得大名，当上了上海大学的教授，所以丁玲常常去他那里玩。

由此可见，张爱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是缺乏自立思想的，没有时代的奋斗精神，她们是奴性的，愚昧的，麻木的，甘愿把自己的一生依附于男人身上。而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形象，都具有一股革命奋斗抗争的热情，即使受压抑，即使失败，即使痛苦，也从不把自己终身寄托于男人身上，自己学会自立自强。两位作家中的女性形象是各具特色的，她们共同呈现出20世纪三四十年代各种女性的特征。

（三）对女性出路的探究不同

张爱玲和丁玲两位作家在作品中的所塑造的女性形象是各具特色的，对女性出路的探究也各有不同。张爱玲在作品中大胆地揭示女性的心理疾病，对女性的自审也立足于一个较高的高度。在她笔下诠释了被压抑，被迫沉默的女性。她清楚地认识到自己作品中的女性的奴性思想是源于封建思想，肯定了现世生存的复杂性。她也清楚地明白女性自身的不觉悟和沉沦是导致女性悲惨命运的根源。她在作品中处处警惕女性要解放，要发展，就必须要女性自身意识的觉醒。只有女性精神上的自身觉悟，中国妇女才能走上幸福之路。我们可以从“白流苏”、“曼璐”、“曹七巧”等，从这些人物身上，令人深深地感受到张爱玲为女性解放发掘了根源。但是，张爱玲对女性出路的探究只破不立，没有为女性的生存与解放指明方向，没有和时代的大车轮一起前进，不能将女性融入人民解放和妇女解放的斗争之中，这是她女性作品中的狭隘性。

而丁玲曾经以写《莎菲女士日记》而著称的女性主义者，竟然在党的喉舌《解放日报﹒文艺副刊》，大谈延安女性遭受“无声的压迫”，号召她们要自强，以获取平等，这样的“怪论”不仅让人难以接受的，更对政权形成了尖锐而直接的挑战，使当政者感觉到尴尬与不适应。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像一个个美丽的战士，合成一个个血肉丰满如同五月鲜花般看遍大地的新女性。她作品中的傲和勇的女性，对革命有着火一般的热情，不在乎个人命运的悲惨，将个人融于人民解放和妇女解放的斗争中。作品《我在霞村的时候》中的贞贞就是不沉沦于自我的命运，积极为解放事业而奋斗，她是幸福的，她的生命是有意义的。长篇小说《韦护》写的就是革命者韦护与小资产阶级女性丽嘉之间的爱情故事，他们两个在革命和恋爱之间的冲突，韦护为革命舍去恋人，同时丽嘉也觉悟了，投身于革命，积极追寻自己的人生。这是丽嘉所代表的知识女性在新的环境中遇到困惑和彷徨时，所表现出来的新式女性的坚强和乐观。

二.张爱玲和丁玲作品中女性意识的相同点。

（一）张爱玲和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命运都有“悲”的特点。

张爱玲与丁玲作品中的女性命运都具有悲剧色彩。在她们中作品中的女性，或许是新时代的到来给她们带来困惑，令她们沉沦；或许是逃不出当时生活的环境而成为悲剧的牺牲品；或许是以死申诉；或许是选择牺牲自己一生的幸福等等。在张爱玲作品《金锁记》中的曹七巧，她一生被贪图金钱的兄嫂所控制，逼她嫁给一个残废的富家贵公子，她掌握不了自己的青春年华，在无爱的婚姻中生活，性格逐渐被扭曲，一生是痛苦的，无意义的，不知生为何，死为何。在《小艾》这部作品中，主人公小艾不幸被五老爷强暴，没有得到天下女人的同情，反而遭到太太和姨太太的嫉妒，并且因为这点而丢掉自己的性命。小艾就成了当时环境的牺牲品。丁玲作品《莎菲女士的日记》中的莎菲，她性格乖巧，同时得到两个人的爱，但她身上具有一股傲气，一种执着，她为追求真爱而爱，所以，在面临两种不完美的真爱时，“灵魂的觉醒与醒后的痛苦，战斗的无目标性和目的的不明确感，过去的失落与未来的渺茫”，使她迷失在自己的心灵的城堡中，她很想追求真爱，渴求自由，但最终却到西山去坐以待毙，以死亡完成这人生的激情，香消玉殒，让人痛惜。又如《阿毛姑娘》的阿毛，她更具悲剧色彩，她出嫁后作为弱者，受到摧残，被挨打也好像很快乐地挨打，后来还觉得懒得活，觉得早死了好，于是自己自寻短见，就这样匆匆地走完自己的一生。莎菲和阿毛这两位女性都是以死去申诉命运和社会，但她们始终都逃不出悲惨的命运。所以，两位作家中的所写的女性的命运都是具有悲剧色彩的，令人看完沉思，得以启示。

（二）张爱玲和丁玲都注重对女性心理的描写

张爱玲和丁玲在描写女性时，都很注重对女性心理方面的描写。两位作家都没有停留在通过女性的悲剧命运来控诉社会的不公平上，而是把她们冷静的笔触深入到女性隐秘的内心深处，将各种女性的心理展现在读者的面前。张爱玲在描写心理时，注重对人物的动作，语言，心理独白等一些细节描写来对女性进行心理描写。如在白流苏受到娘家的驱逐、侮辱时，她的反应是“仿佛做梦似的，满头满脸都挂着尘灰吊子，迷迷糊糊向前一扑„„”[6]这“一扑”的动作充分流露出白流苏当时自卑，羞辱的心态。同时也通过白流苏的心理独白“他要她，可是他不愿意娶她，因为在范柳原看来，白流苏作为破落的望族小姐是不得不依附于他的经济实力的，因而不愿正式娶她而只愿把她当情妇。"来充分展示白柳苏女性意识。张爱玲在作品中对人物深刻的心理透视，折射出女性千百年来 “人为刀俎，我为鱼肉”的悲惨境遇。丁玲作品中也注重人物的动作、语言、心理独白等来描写人物的形象，注重表现人物内心的语言的种种不规律性，让人物自己的心灵说话。如《莎菲女士的日记》中对莎菲有这样一段心理描写：“用一种小儿要糖果的心情”望着那两个“鲜红的、嫩腻的、惹人的”嘴角，觉得有把自己的“嘴唇放上去的需要”，她要占有凌吉士，要凌吉士“无条件地献上他的心”，跪着求她“赐给他吻”。她说：“假使他这时敢拥抱住我，狂乱的吻我，我一定会倒在他手腕上哭了出来：„我爱你阿！我爱你阿！‟”但另一方面，莎菲又压抑自己可爱的天性。她说：“近来为要磨练自己，常常话到口边便咽住，怕又在无意中刺着了别人的隐处，虽说是开玩笑。”借住在夏那儿时，梦如大发其对感情的一种新近所获得的议论，隐隐的含着讥刺向她，她也只是默然忍受。爱上凌吉士后，更是不断懊悔自己“所做的一些不是”。[7]这段话中，通过对莎菲的语言、动作和内心的独白来展示莎菲叛逆，热情但后悔的心理。

三．总结

张爱玲与丁玲这两位活跃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文坛上的女作家，她们就像两颗明亮的巨星，以独特的方式来为读者照亮了自己作品中的女性意识，为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女性角色表明了态度，写出了当时社会的女性生存状态和困境，也对女性的出路有所探求，对女性的解放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可谓是女性的救星。她们的女性意识各具特色，或许，在她们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女性意识有其共同点和不同点，或许她们的女性作品中都存在着一定的局限性，但是，我们无可否认的是，她们的女性意识都给予世人，特别是发展中的女性一个发人深省的警示。这犹如一盏明灯，为新一代女性照明了前进的道路。这两位伟大的女性作家，在女性文学地位上，有着不可取代的位置。

注释：

[1]闻亮《有关丁玲生平的几个问题》

(J).北京：《百年潮》杂志社 2001.第1期

[2]丁玲《“三八”节有感》，见《丁玲文集》第四卷(C).湖南：湖南人民出版社 1984年6月 第390页 [3]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

(M).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7月

第55页 [4][5]张爱玲《谈女人》

(M).湖南： 湖南文艺出版社

1993.第42-43页

[6]张爱玲《倾城之恋》(M).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M).1988年1月

第 35页 [7]丁玲《莎菲女士的日记》

(M).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4.第 21页

参考文献：杨乃乔

《比较文学概论》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2年6月

王绯：《女性与阅读期待》 陕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1991年

张岩冰：《女权主义文论》 山东教育出版社

1998年10月

④张永泉：《个性主义的悲剧——解读丁玲》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5年1月

⑤唐文标：《张爱玲杂碎》 台湾联经出版社

1976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