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单的法律性质

第一篇：存单的法律性质

存单的法律性质 交作业

存单同样也是类似存折的一种信用凭证，但是存单一般用于一次存取的整存整取和零存整取的定期储蓄以及定活两便储蓄。相对于存折，存单有更为严格的书面形式要求，需加盖银行储蓄所和经办人私章，同时写明存款户名、存款金额、存期、存入日、到期日、帐号、利率等。鉴于二者的相似和方便起见，我们在以下的讨论中把银行发给储户的信用凭证一概称为存单。

存单在法律意义上是表明存款人于金融机构间存在存款合同关系的重要证据，其性质属于合同凭证，用来证明存款人与存款机构之间的约定。由存款人将一定数额的款项交付给储蓄机构，存款机构在存款期满时或某个具体时间向存款人支付存款本金及利息。存款机构出具了存单，不论自己的经办人将该笔款项入帐或不入帐或部分入帐，存款机构无权单方更改，如单方更改则其更改违反合同规定。

存单(折)是用来证明银行必须无条件支付给客户一定金额的合同凭证。那么可以说，存单是一种有价证券。所谓有价证券，是指代表某种民事权利的文书，该文书与其所代表的权利密切结合，行使权利以持有相应的文书为必要。

根据不同的标准可以对有价证券作不同的分类：首先，依权利和证券结合的程度，可将有价证券分为完全的有价证券和不完全的有价证券。凡权利的发生、转移和行使都以证券的存在为必要，即权利的发生以作成证券为必要、权利的转移以交付证券为必要、权利的行使以出示证券为必要，这样的证券是完全的有价证券，票据法上的票据就属于此类，存单也属于此类;凡权利的发生不以作成证券为必要，而只有权利的转移与行使须交付、出示证券的，是不完全的有价证券，如公司股票、债券等。

其次，凡以财产权(包括债券与物权)为权利内容的，就属财产权有价证券如票据、存单、债券、提单等;凡以社员权为权利内容的，就属社员权有价证券，如公司的股东权为社员权，因此公司股票是社员权有价证券。

再次，对于财产权的有价证券，可依权利的性质进一步分为以请求支付金钱为权利内容的金钱债权证券和以请求交付物为权利内容的兼具债权与物权性质的物品证券，前者如票据和各种债券，也包括存单，后者如提单等。

根据上述分类，存单是表示金钱债权的完全的有价证券，即存单权利的产生与行使以存单的存在为必要，存单权利人可以就存单上所载的金额向银行行使支付请求权，请求支付的是一定的金钱，而非其他物品或劳务。

第二篇：承诺书法律性质（推荐）

承诺书法律性质

承诺书是 承诺人对要约人的要约完全同意的意思表示的书面形式。依据《合同法》第二十一条的规定，承诺是受要约人同意要约的意思表示。即受约人同意接受要约的全部条件而与要约人成立合同。

承诺书是真实意思表示，且不违法，承诺书有法律效力

公司与你签定的书面承诺书应当属于劳动合同的一部分，不违反法律，是合法有效的，应当具有约束力。可以依据该承诺书主张权利。

从分类来看，承诺制度可以分为民事承诺和行政承诺，区分两者最重要的标准是订立合同的目的。行政合同的内容必须符合法律、法规的规定，双方都无完全的自由处分权。而民事合同则不然，只要民事合同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规定，就应合法有效。

一般来讲，签订保密承诺书是签订人事、劳动聘用合同的一个条件，或者是补充协议，如，行政机关在录用、聘用、调用工作人员时，经常要求这些工作人员就某一事项向用人机关作出书面承诺。如果把保密承诺书与人事、劳动聘用合同结合在一起的话，保密承诺书是典型的内部行政合同，其主体、目的和内容等都具有行政性合同的性质，所以说，保密承诺书是一种行政法意义上的法律文书。保密承诺书虽然与私法合同一样，取决与双方当事人的合意，但当事人无权就违反保密义务应当承担什么样的法律责任进行约定，保密承诺书的内容也不能超出行政主体的法定职权范围。此外，虽然保密承诺书原则上应当以保密法律、法规规定的范围为基础，但由于保密行政管理的特殊性，党和政府的政策也是我国保密行政主体行使行政职权的重要渊源，保密行政主体依据政策所赋予的权限所缔结的保密承诺书也合法有效，其他超出权限范围所缔结的承诺书则属于无效。

第三篇：分家析产的法律性质

分家析产的法律性质

分家，顾名思义，把一个家分开，分成若干个家。一个完整的家解体，几个新的家庭成立、诞生。分家，主要是分财产。财产中，主要分固定资产和资金。俗话说：“树大分杈，子大分家。”由此可见，父母主持为子女分家是一种习惯,在以前漫长的时代里，“分家”是常见的现象。

一、分家析产的起源—诸子均分制

诸子均分制是自给自足农业经济和血缘拟血缘群体共有制共同规定的独特的财产继承制度，它包含着“袭位”与“析产”两个基本内涵。“袭位”是为了“传宗”，即保障父家长集权的传承;“析产”是为了接代，即保障族群分脉枝叶同生共长。二者相辅相成保证了“祖业”传承。也就是说，“袭位”是“析产”的保证;而“析产”则是“袭位”是基础，二者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二、分家析产的法律性质。

对于分家析产的法律性质，未见法律有明文规定，理论探讨也不多见，多为个案由审判实践判定。关于分家的法律性质，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分家是一种赠与性，即父母将自己所有的财产赠与给子女。另一种观点认为，分家是对家庭共同财产的分割。笔者认为这两种观点都有失偏颇，应当认为分家是赠与与家庭共同财产的分割两种法律行为的结合。根据实际情况，分家是原来共同生活在一个家庭中的家庭成员之间，为分成两个或两个以上的独立的家庭，而将原有

家庭财产分成份额给分家后的各个家庭所有的一种法律行为。至于财产所有权如何变更，则根据财产所有权原有的状况，发生赠与或分割的问题。如果用于分家的财产属父母所有，则属父母对其所有的财产以赠与方式处分的问题;如属家庭成员共同所有，则属共同共有财产的分割问题;如家庭财产中既有父母所有的财产，又有家庭成员共同所有的财产，则赠与、分割均包括在内。

三、分家析产与财产继承的区别。

财产继承，发生在被继承人死亡之时，被继承人死亡，其近亲属依据死亡人生前留下的遗嘱，没有遗嘱的按法律规定而发生的、由继承人依法无偿占有该财产的活动;而分家析产，是家庭成员间的矛盾、纠纷或其他原因，不愿意再继续共同生活在一起而对家庭中的家庭共有财产进行分割处分的活动。

首先，应区分家庭共有财产和老人的个人合法财产，两种不同性质的财产区分开来之后，分别进行继承活动和分家析产活动。其次，两种财产的性质也完全不同：

1、继承是继承死亡人生前的合法个人财产，如死者生前合法所有的动产与不动产等;

2、分家析产的财产是指全体家庭成员共同创造、共同享有的财产。

再次，在继承和分家析产活动过程中，对财产的处置方法也不同：

1、继承。按遗嘱内容或按法定继承顺序进行;

2、分家析产。按人口和其他标准平均分配。

三、在分家析产时，应注意的问题。

应注意这样几点：(一)分家析产时，要把家庭共有财产和家庭成员的个人财产区分清楚。分家析产只能是分割家庭共有财产，属于家庭成员的个人财产是不属于分割范畴的。(二)分家析产时，要根据公平合理的原则，分割家庭共有财产。对家庭共有财产的分割，特别是对某些生产、劳动工具、设备等财产的分割，要尽可能有利于生产，有利于发挥家庭成员各自的专长。对于某些特定的不便分割的财产，也可以特别协议的方式作变通处理，以充分发挥该项的效用。分家析产直接关系到家庭成员今后生活安排的问题，因此，应当通过订立分家析产协议书的形式进行，这样，就不至于有分家后因某项财产产权的归属不清发生纠纷。

四、分家析产后发生赡养纠纷，应怎样处理。

分家析产协议是一种无名合同而已,他的法律依据是民法通则司法解释第九十条:“在共同共有关系终止时，对共有财产的分割，有协议的，按协议处理;没有协议的，应当根据等分原则处理，并且考虑共有人对共有财产的贡献大小，适当照顾共有人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等情况，但分割夫妻共有财产，应当根据婚姻法的有关规定处理”。以房子为例，如果在分家前房子是家庭共同财产,如果发生赡养纠纷案件时，老人则不能要回这所房子,但可以要求分家所得人履

行赡养义务.如果分家前所分财产(房子)是老人的个人财产,则为赠与合同,根据合同法可撤消。根据《合同法》第一百九十二条规定：受赠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赠与人的近亲属的;(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的;(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的。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原因之日起一年内行使。

第四篇：招标投标的法律性质

招标投标的法律性质

招标投标是合同订立的一种方式，因此，要从合同订立的一般原理来认识招标投标中的法律问题。

（1）合同订立的一般原理。合同是当事人这间意思表示一致的结果。合同的订立一般要经由要约和承诺两个阶段。要约是一方向另一方提出的愿意按一定的条件同对方订立合同，并含有一旦要约被对方承诺时即对提出的要约一方产生的约束力的一种意思表示。提要要约的一方称为要约人，对方成为受要约人。一项有效的要约必须符合以下要求：①要约必须表明要约人愿意按照要约中所提出的条件同对方订立合同的意思表示。②要约的内容必须明确、肯定，即应该包括拟将签定的合同的主要条件，一旦受要约人表示承诺，就足以成立一项对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的合同。③要约必须传达到受要约人才能生效。要约的约束力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一个是指对要约人的约束力，另一个是指对受要约人的约束力。要约对两者的约束力是不同的。一般地说，要约对于受要约人是没有约束力的。受要约人接到要约，只是在法律上取得了承诺的权利，但并不受要约的拘束，并不因此而承担了必须承诺的义务。不仅如此，在通常情况下受要约人即使不予承诺，也没有通知要约人的义务。所谓要约对要约人的约束力，是指要约人发出要约之后在对方承诺之前能否反悔，能否把约的内容予以变更，或把要约撤消的问题。这个问题主要产生于要约已经到达受要约人之后到受要约人作出承诺这段时间。在法律上要把要约与要约邀请区分开来。要约邀请又称要约引诱，其目的虽然也是为了订立合同，但它本身不是一项要约而是为了邀请对方向自己发出要约。要约与要约邀请的主要区别在于：如果是要约，它一经对方承诺，要约人即须受到约束，合同即告成立；如果是要约邀请，则即使对方完全同意或接受该要约邀请所提出的条件，发出该项要约引诱的一方仍不受约束，除非他对此表示承诺或确认，否则合同仍不能成立。承诺则是受要约人按照要约所指定的方式，对要约的内容表示同意后种意思表示。承诺的法律效力表现在要约人收到承诺时起合同即为成立。

（2）招标投标的法律性质。招标投标的目的在于选择中标人，并与之签定合同。因此，招标是签定合同的具体行为，是要约与承诺的特殊表现形式。招标投标中主要的具体法律行为有招标行为、投标行为和确定中标人行为。①招标行为的法律性质是要约邀请。依据合同订立的一般原理，招标人发布招标通告或投标邀请书的直接目的在于邀请投标人投标，投标人投标之后并不当然要订立合同，因此，招标行为仅仅是要约邀请，一般没有法律约束力。招标人可以修改招标公告和招标文件。实际上，各国际政府采购规则都允许对招标文件进行澄清和修改。但是，由于招标行为的特殊性，采购机构为了实现采购的效率及公平性等原则，在对招标文件进行修改时也往往要遵循一些基本原则，比如各国际政府采购规则都规定，修改应在投标有效期内进行进行，应向所有的投标商提供相同的修改信息，并不得在此过程中对投标商造成歧视。②投标行为的法律性质是要约行为。投标文件中包含有将来订立合同的具体条款，只要投标人承诺（宣布中标）就可签定合同。作为要约的投标行为具有法律约束力，表现在投标是一次性的，同一投标人不能就同一投标进行一次以上的投标；各个投人对自己的报价负责；在投标文件发出后的投标有效期内，投标人不得随意修改投标文件的内容和撤回投标文件。③确定中标人行为的法律性质是承诺行为。采购机构一旦宣布确定中标人，就是对中标人的承诺。采购机构和中标人各自都有权利要求对方签定合同，也有义务与对方签定合同。另外，在确定中标结果和签定合同前，双方不能就合同的内容进行谈判。

第五篇：浅析避税行为的法律性质

浅析避税行为的法律性质

避税是指纳税人试图滥用法律形成的可能性,通过法律所未预定的异常的行为安排达成与通常行为方式同一的经济目的,谋求法律规定外的减轻税负的行为。明确其法律性质，不管是对征税主体还是纳税主体来说，都有利于他们认识自己行为的性质。

一、学界观点及浅析

从目前来看，学者们对避税行为的法律性质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但是分歧仍然很大。对于避税行为是否合法的问题，学界大致有三种观点：违法、合法和脱法。

（一）避税行为是违法行为

只有部分学者持该种观点，他们认为避税行为违反了税法的宗旨，违反了量能课税的税法原则，并且因为部分纳税人的避税行为导致在相同或者类似情况下，其他未采取避税行为的“合法”纳税人比采取避税行为的纳税人多交纳了税款，造成了纳税不公，有违法律的公平正义原则。

但该观点问题不少。税法的宗旨主要体现为保障税收三大职能的有效实现,即保障有效获取财政收入、有效实施宏观调控和保障经济与社会的稳定三个目标。而这三个目标的实现应该是政府的任务,不应该成为纳税人的负担。要求纳税人行为符合税法的宗旨,无疑是把税收职能实现的任务置于普通纳税人身上。

（二）避税行为具有合法性

认为避税具有合法性的理由是避税行为并不违反税法的文义规定,且是私法上适法有效的行为,选择何种行为方式是纳税人的行为自由。另外，对于纳税人种种避税行为，法律都是无能为力的，法律并没有明文禁止不准做出这些避税行为，亦即“法不禁止即可为”。

因为避税行为越演越烈及其导致的税收功能的发挥存在严重障碍和避税规制的现实必要性，而渐渐被多数学者所摈弃。虽然摈弃该种观点的人不在少数，但也掩饰不了该观点具有一定的合理性，笔者基本赞同该观点。

（三）避税是一种脱法行为

所谓脱法行为，是指行为虽抵触法律的目的，但在法律上却无法加以适用的情形。脱法行为的本质，在于利用法律上的漏洞，实现一定的行为目标，同时达成法律无法对其适用的目的。

该观点认为，避税行为既不是合法行为也不是违法行为，而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中间状态。按照该观点的说法，避税行为不是违法行为，因为它并没有触

犯某种法律规范，因而它并不违法。但是，不违法并不意味着它就是合法的，因为，它虽然在形式上并没有触犯法律，但在实质上，它是有违法的宗旨和税法的基本原则。然而，这种说法却是存在着极大的不合逻辑性的缺陷。根据持该观点学者的说法，避税行为不违法，也不合法，它是作为一个介于两者之间的中间状态而存在的，但是这样一个中间状态是否存在却是值得商榷的。

二、避税行为法律性质新探

笔者基本赞同避税行为是一种合法行为的观点。其合法主要基于以下原因：

（一）合法的根源在于税收法定主义的原则

也就是说避税行为合法的前提在于该行为并未被法律明文禁止，即所谓 “法无明文禁止即可为”。具体在税法上即是“无法律则无课税”或“租税是法律的创造物”。所以，避税行为合法性的基础就在于税收法定主义原则。税收法定有两方面的内容:第一，征税主体必须依法行使征税权力即国家必须依法征税,国家不能超越法律规定而以道德的名义要求纳税人承担纳税义务。第二，纳税主体必须依法履行纳税义务。

从税收法律关系主体双方的地位看，一方始终是国家或代表国家的税务机关，另一方则是企业、法人或自然人。国家拥有立法权力，可以通过制定和修改法律单方面决定产生、变更、终止税收法律关系。但是，在法律没有明文禁止的情况下，只能将避税认定为合法行为。

据此可以看出，避税行为是否合法，不应由学者们作价值判断，而是应该根据法律的具体规定，作出事实判断。法律不作规定，只能将避税认定为合法行为。

（二）避税没有违反税法宗旨和税法基本原则

纳税人只负有“依法”纳税的义务，至于税法宗旨的实现，则不是他们所应该也不是他们所能够保证的。国家应该通过科学完善和具有前瞻性的立法，以及高素质的税收征收队伍来保障合税法的宗旨的实现，做不到这一点，只能是政府的失职。纳税人有根据税法进行选择的自由，这是宪法予以保障的。宪法第56条规定:公民有依法纳税的义务(只是依法纳税的义务)。而且，避税是行为人利用税收法律的漏洞和缺陷的行为，它并没有削弱税法的法律地位。避税实质上就是纳税人在履行应尽法律义务的前提下，运用税法赋予的权利保护既得利益的手段。国家针对避税暴露出的税法的不完备、不合理，采取修正、调整举措，也是国家拥有的基本权力，这正是国家对付避税的唯一正确的办法。

（三）避税产生的原因不可归责于纳税人

从避税产生的原因来看，经济学告诉我们，人是经济的人，具有趋利避害的本性。税收是对纳税人财产的无偿的强制性转移。纳税人受利益驱动，有着强烈的减轻乃至免除其纳税义务的本能欲望。由于立法者认识能力的局限性、立法者文字表达能力的有限性以及现实社会经济生活的的飞速发展，既使是最高明的立法者制定的法律也会受存在法律的漏洞、含糊、不规范和其它缺陷。税法同样避免不了这种成文法的局限性，从而使纳税人具有了规避税法的现实可能，这是不可归责于纳税人的。

（四）避税是一种私权利

除了遵守税收法律规范的强制性规定之外，纳税人的其他行为应该是一种授权性的行为或者说是享有选择权的行为。避税行为在不违返税收法律规范的强制性规定下，可以认定为一种纳税人的私权利，纳税人享有选择的权利。纳税人为了减少税赋都会采用比较经济的考虑才能使自己的税少交或者不交，可以采用避税、税收筹划等方式来对自己的税收行为进行计划。

三、结语

避税在我国是一个比较新的问题，作为一个“经济人”，不管是法人，还是自然人，追求自己的利益最大化是其目的所在，国家不应该因为自身立法原因造成的税收减少问题来否认纳税人的自由。国家只能够通过自己对立法的完善来减少纳税人避税的机会，但是这个是一个长期、逐步的过程。所以在现阶段，避税仍然是一个合法的行为，不应该遭到法律的抵制。

参考文献

[1]刘剑文．税法专题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

[2]程燎原, 王人博.赢得神圣——权利及其救济通论[M ].济南: 山东人民出版社, 1993.[3]曹建明.国际经济法学[ M ].北京: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