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教育论文（范文模版）

第一篇：美国教育论文（范文模版）

近几年来，美国一直致力于大规模的教育改革。教育研究者们在考察了各类中小学后发现，部分地区部分学校学生的品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种变化小学花了约三年，中学花了六年左右。考察成功地区成功学校教改的历程，可以发现这样三种现象：

1、内部激发动力的现象，即学校为求更好地发展，激发出巨大的内部动力。

2、积极面对外界变化的现象，也就是学校在面对外界各种各样的冲击时能卓有成效地采取应对措施，既充分利用外部的有利因素，又能将外部的消极因素转化为内部动力。„„

有识之士指出，美国的教改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同时存在着两个严重的问题：其一，这些成功只发生于为数不多的学校，也就是说改革的努力并未获得广泛的成效，我们无法一个又一个地“复制”成功的学校；其二，虽然有些学校教改初见成效，但我们却不能确保这些成效长期保持下去。考察一下这些学校的成功过程，我们不难发现，这些学校虽然积极采取种种教改的举措，却疏于对其进行梳理，使之条理化和系统化。学校取得成功的个别事例为数不少，但很少有人知道获得成功的完整的运作体系是什么，也不知道有多少学校是在这种体系下得到发展提高的。那些报道成功学校的研究者们，对这些学校是如何“起身飞跑”起来的，仍然一无所知；也就是说他们罗列总结了学校的各项成功，却无法发现成功运作的系统机制，更谈不上去促成更多此类学校的产生了。

有研究者指出，美国之所以难以全面推进教改，之所以难以维持教改的成果，是因为人们没有深刻认识到，学校的发展和其周边基础结构的品质，这两者都是至关重要的。所谓基础结构是指学校发展所必须的“软件”、“硬件”等外部条件。此外，社会对教改的作用也是十分巨大的。

因此我们如果能将上述教改中的三种现象结合起来作通盘思考，就不难发现一个极具吸引力的框架。这个框架融合了教改的“三要素”，必将极大地推动前所未有的大规模教改。

一、内部激发动力（内在要素）

众所周知，协调发展的学习氛围（或可称之为专业学习的校内小社会），对学生的学习会产生迥然不同的效果，但直到最近：由于弗莱德·纽曼及其同事们的努力，我们才弄清楚那些协调发展的学校成功的秘密。这种内在激发动力的现象可称之为改革的“内在要素”。弗莱德等研究者发现，有的学校在影响学生的品学方面做得异乎寻常得好，其基本因素可归结为下面三个方面：

1、学校的全体教职员工形成一种专业学习的小社会；

2、重视学生的品学表现，并不断对其进行评估；

3、及时采取相应的指导措施促进学生品学的提高；

弗莱德等人的发现具有重要意义，它不仅揭示了成功学校和谐发展的秘密，同时也揭示了对学生不断进行品学评估的重要作用。因此教师必须变得更善于评估；即使没有外界教育责任制的压力，教师和校长也必须成为评估的行家。这种评估包括：①教师个人的能力和教师作为一个整体的能力。他们是否能就学生品学方面的资料进行阐述。②教师必须具备不断完善教育指导计划的能力，并据此及时调整其对学生的指导或及时改变其他教育因素，来进一步促进学生的发展。在和谐发展的学校里，教育和评估相互反馈信息，并通过这种互动来促进教育，以取得更好的教育效果。

当有些学校想从学校发展的“内在要素”中吸取教益时，有一点是值得注意的，就是必须注意“结构调整”与“文化重建”之间的区别。“结构调整”顾名思义就是构架的调整，以及对机构的作用及相关构成要素的调整。举例来说，学校设立一个驻校教育参谋组或地区教育委员会就是一种结构的调整。结构的调整比起文化重建要容易得多，因为它可以通过立法来实现：其次结构调整本身对教育不产生直接的影响。能产生直接影响的是文化重建。文化重建的过程就是形成专业学习的校内小社会的过程，就是从原来的对教育评估较少关注的状态转变为一种新的状态，即全体教职员工都须极其关注教育评估，极其关注学校发展变化的评估，并使之成为一种日常必做的常规，以此不断促进学校的和谐发展。结构可以阻碍或促进这个过程，但是浓郁的校内学习小社会必须成为发展的关键动力。只有这样，文化重建和结构调整才能获得双赢。

总之，“内在要素”就是强调学校内部的发展，没有其他东西可以替代。现在已经越来越清楚我们需要什么，但我们仍然不知道怎样大规模去实施。换句话说，即使你知道某些学校是如何成功发展的，你也无法确定在你自己的学校里该如何作为。世界上没有“一发中的”的魔弹，研究只能为我们提供取得成功的思考线索，却不能给我们现成的答案。各地区、各类学校必须按照自己的特点建立自己的模式，充分利用本地区的教育资源发展自己的特色。这样一来，在新环境新形势下，具体的成功途径仍然模糊不清。这时改革中出现的另外两种现象，必须加以考虑，也就是说改革还需要另外两种要素。

二、积极面对外界变化（外向要素）

当“内在要素”要求将注意力集中在内部文化建设时，“外向要素”却认为那些想这样做的学校根本无法实现这一内部改革的目标。美国学校的外部环境在过去数年中已经有了惊人的改变。学校的围墙已经变得更加透明可视，教师和校长简直是在显微镜下工作。他们正面临从未经历过的境况。大量的外界事物涌入校内，过去完全是校外的天地现在已经移到了校内，并且每天都在教师的眼皮底下。而新环境又是如此的错综复杂，骚乱不定，如此的不协调一致，如此的无法预知；人们对它的发生又根本无能为力。与此同时，时代又不断要求学校有上佳的表现，有很强的时代责任感。因此从学校的角度看，外部世界基本上是一片无序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有着大量要求的汪洋大海。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纷乱无序才是外界事物的固有特点。就拿地区性的政策来说，许多政策在尚未完全贯彻前就已经被新的政策所取代，而且某种政策与其他相关政策交叉重叠，各种政策又并不连贯衔接。但重要的是，正是这种支离分散，不连贯一致的特点，才是外界事物应有的自然次序。因此面对这全新的现实，教师和校长必须重新定位自己的角色，调整自己对外部世界的方针——既然我们无法控制海上的风，我们就来调整自己的帆。

研究者认为，要做到积极面对外界的变化，也就是说要具备“外向要素”，就必须培育“反直观”的心态。这是积极应对外界事物涌入校内的第一课。所谓“反直观”，就是我们不能老是看到种种涌入校内的外部力量的消极面。许多涌入校内的外部力量在某些方面对学校的确是有威胁的，但它们对于办好学校却又是必要的。

至少有五种外部力量学校必须应对，并将之转化为可以凭借的优势：

1、家长和社区，2、迅猛发展的科技，3、与当地社团，机构的联系，4、政府的政策，5、更广泛的教学专业。

1、家长、社区、教师和学生如果关系和睦，意见趋同，那么良性学习也就开始了。现在的问题是，如果这种和睦关系不存在，那么又该怎么办呢？派克·多伦在其著作里提出：校方要尽一切可能让家长参加学校的各项活动，并且彼此协作，克服各自的“不自在感”。那些和谐发展的学校会凭借其内部协调一致的力量来找出它们与社区之间的联系，把家长看作是解决问题的积极因素而不是问题的一部分：它们会寻求、设计各种互动的活动来动员双方的资源为教学服务。

2、当今世界，科技无处不在。问题的关键是如何应对。科技的力量变得越强大，好的教师就越是不可或缺。科技导致了大量的信息，但它本身却不能带来教育上的智慧；特别是在认知科学方面，关于学习者应如何构架自己的知识结构来促成深层次的理解，科学还没有实质性的突破，也就是说，教师必须成为教育教学的设计专家。同时，新科技的发展要求教师必须利用科技力量，不仅在教室里使用高科技手段，而且还要与其他教师交流、分享他们正在学习的新科技。另一方面，教师还必须通过积极参与，通过加入社会辩论来搞清楚什么是科技成果的正确利用，什么是误用。

3、如果学校想要在这竞争的时代占有一席之地，它们必须了解自己在干什么？走出学校的围墙就意味着敢于培育新的教育评判标准，就意味着有信心来组建富有创新精神的联盟。人们早就注意到，学校里的优秀者未必就是社会上的成功者；而社会上、事业上的成功人士却往往不是学生时代的佼佼者。这种差距或许永远存在，但只要学校积极地与当地社团、机构取得联系，能根据社会需求来调整自己的办学方针和评价机制，这种差距就会缩小。那些内部协调发展的学校是不易受到外部各种冲击的侵害的，因而对形成与外部联系的态度也更积极开放。

4、政府的政策正在变得越来越严格，要求也越来越高。教育责任制和对学校评估的政策就是一个很能说明问题的例证。评估有内外两种尺度，说得更明确些，教师必须同时是外部评判标准的专家，而这些外部评判标准正在移向校内；他们还必须充分利用学校外部的评判标准（其中包括来自政府的评判标准）来使自己清楚“我们正在干什么”。事实证明，协调发展的学校是外部标准的积极使用者。它们使用这些标准并使之更明确，使之融入自己原有的评估标准，并以此来提升自己，拓展自己的发展前景。它们想知道自己干得怎么样以便能确保自己的成功，或者使自己清楚哪些地方尚须努力，以便能更好地开展工作，争取更大的成绩。

5、最后，当前对教育发展的关切又将其他许多社会需求带进了学校。只有当大多数教师成为学习型社区的受益者同时也是贡献者时，大规模教育改革取得更大成效才有可能。卓有成效的学校把自己看作是这种大规模社会运动的一部分，它们当然会为自己的教职员创造持续学习的条件。不仅如此，它们还投身于与当地大学建立伙伴关系或者干脆成为大学教育网络的成员。这些学校支持教职员的进修，不放过任何进修的机会。但它们并不寻求在项目上占最大数量，它们也不热衷于教职员进修的学时是否最多；它们精选某些教改项目并投身其中，仔细地选择教职员的进修科目，通常只一、二个或稍多一些，并注重将学到的东西运用于学校的实际。这些学校不仅为“学生教师”提供实验室，还十分重视引进人才，对招聘的教师有明确的标准。它们还积极寻求有志改革的联盟领导。总之，高效的学校充分利用教育领域里的新发展，它们在积极参与并从中得到教益的同时，对教育整体的改观，也作出了同样大的贡献。

总结一下“积极面对外界变化”这种改革中的“外向要素”的重要性：学校需要外界力量来推动和完成教改，可是这些外部力量是不会有条不紊地走进学校来促进教改的，它们是纷繁杂乱的混合物。学校的作用就是如何使学校与外界形成一种有创造力的联系。换言之，那些既致力于内部又积极参与外界变化的学校不仅能很好地应对有负面作用的外部影响，而且能从中搜寻出有用的资源（这样的资源可能是将有负面影响的东西转化为积极因素的）。

三、社会对教改产生巨大影响（外对内要素——外因促进内因的要素）

外界观念的关键就在于外部的基础结构。哪些结构能最有效地产生“内在要素”和“外向要素”呢？布里克等研究者判定了在大区域内实行改革的四种外部基础结构：

1、着眼于权力下放的政策，2、区域改革综合能力的增强，3、严格缜密的教育责任制，4、改革的激励机制。

1、要实施改革，第一步是要充分认识，我们的目标是帮助学校能按上述两种要素运作起来。很明显，没有上述四项较大的社会行动，学校就做不到这一点，从而大规模的改革也就不再可能。因此第一要做的是保持并促进权力下放的政策。这一点还包括保持和加强以学校为重点的政策，修改那些有碍教育改革的政策，使之有利于当地教改的发展。

2、地区综合能力的增强，它指的是我们要在政策上培训、专业发展进行投资，并对正在进行的教改增加援助，以便能激发、增强学校，社区和区域的能量。要最大限度地培育、增强综合能力，就必须包括下述活动：为学校参谋团或地区性的学校教育委员会提供培训，重新设计新教师的岗前培训，采取多种手段来组织新活动，使教师、校长、家长和其他相关

人员都能作为校内校外学习社团的成员来发挥作用。

3、严格缜密的外部教育责任制，这一点必须包含于外部基础结构中。我们已经看到，当学校高度重视标准和学生品行表现时，外部责任制必须有相应的信息资料来使这种重视贯彻得更全面彻底。我们必须构建学习能力和评估学习的思想体系，舍此就不能使教育者成为评估的行家。如果没有一个有关学习能力及其评估的思想体系，任何正规的外部教育责任制就不可能长期发挥作用。外部教育责任制还必须规定这样的责任，即坚持不懈地介入薄弱学校。这一要求有点苛刻，但这恰恰要求外部基础结构必须十分缜密。

4、对教改的激励，观念相当重要。关于如何突破学习的科学正在兴起，世界各地都在尝试教育改革，因此激励改革是基础结构的显著特征。必须对研究、发展教改网络等等进行投资以促进教育思想的交流。我们的目标是将这种投资作为范围广阔的基础结构的一部分来加强。

四、三种要素的融合内部激发动力的现象和积极面对外界变化的现象，这两种教改的要素是互动互惠的，再加上社会对教改的巨大影响（即外对内要素），就构成了教改的框架。这个框架确实极具吸引力。如果没有这三种要素间的联系及相互作用，持久的变化是不可能的。学校内部的发展是必要的核心条件，但是如果学校不与外界联系，这样的变化是不可能的。而那些内部发展良好，也的确与外界保持联系的学校，自身仍有不足之处。这样的学校按自己的做法发展一个时期是可能的，但要发展持久，它们就会受到基础结构的制约。

当这三种要素结合为一体时，就会产生三种力量相融合的情况——精神的，政治的和智力的。

精神方面与改革的目的和意义有关。改革的目的就是为了改变学生的生活。人们现在越来越关心教改精神上的意义。在学习型的社区内和社区间，为促进教改而进行的互动，起了激发教改能量和承担道义义务的作用。其次，这样的动员是一种力量，因此在克服障碍和百折不挠地坚持中，政治能力也得到了加强。第三，当学校及学校系统不断增强自身的洞察，精选、融合能力及有效利用新概念的时候，那些迄今未被注意或者未被实施的非常完美的教育理念，就更易被开发利用。

第二篇：美国教育评价拓展论文

摘要：美国教育评价研究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20世纪初期至50年代的屏蔽价值关注“目标达成”的阶段、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的价值渗透关注过程的“方案评价”阶段、20世纪70年代至今的关注价值评定“综合”阶段。研究视域围绕着对教育目标的批评和实施过程的批评得到拓展，其中缠绕着各类教育参与者的价值的融合。

关键词：教育评价；课程评价；价值；目标

20世纪的学者围绕着“如何合理地衡量‘预期目标’和‘实际结果’的存在的差异”的问题展开研究，30年代来自泰勒“目标达成评价”奠定了美国教育评价的基础。随着联邦政府对教育的投入，教育评价取得了繁荣和昌盛，对“目标达成评价”的批评来自两个方面：一是针对教育目标本身的攻击。反对该次课程改革的人们开始质疑课程改革本身是否能满足社会需要，也就是质疑教育目标自身的合理性问题，这就使得原本“中立”的目标评价对自身的价值产生了反思。二是针对教育目标实施过程的关注。这时人们关注的并不仅仅是目标的达成，而是在过程之中所具有的繁复情境，关注在各种情境下的参与者特有的价值立场。教育研究者对教育改革实施过程的关注使得参与者的价值立场凸现出来。这些批评带来了教育评价革命性的发展。与此同时，评价研究配合联邦政府的教育渗透政策，展开新的评价视阈的开拓。

一、屏蔽价值：目标达成的“科学”评价

20世纪30年代，美国俄亥俄州立大学教授泰勒(Ralph W.Tyler)站在课程研制的管理者立场，将评价拓展到教育方案质量的评价。不过，这种拓展受到当时科学管理思想的影响，所谓的方案质量的评价指：将课程视为目标的存在。泰勒宣称评价是“测定教育目标在课程与教学的方案中究竟被实现多少的历程”，而评价的核心就是长存于历史当中的“学习经验(learning experience)的发展”。为此，课程评价的重点工作就是确立客观可信的标准和测量的工具，而工具应该能够囊括“教育目标所期望的行为的任何有效证据”，如纸笔测验(paper-and-pencil tests)、观察(observation)、交谈(interview)、问卷(question-naires)、收集实际作品(actual products)等。30年代早期，泰勒的评价方法在俄亥俄州得以实践。

经济大萧条时期(The Great Depression)，学校和其他公众组织遭受资源短缺的困扰。此时，罗斯福总统(Roosevelt)开始进行政治上的新改革(New Deal Program)。在这个背景下，进步主义运动沸沸扬扬，泰勒参与了进步主义的运动，1932年开始领导著名的“八年研究”，并在卡内基机构(Carnegie Corporation)资助下，尝试比较不同学校教育的有效性。泰勒的教育评价(education evaluation)开始将评价拓展到教育方案质量的评价，“八年研究向全美的教育学者们介绍了更加广泛的教育评价，而不只是局限在学生的有效性和测验的范围”。而且，评价确定了预定的目标规范，关注预期目标的实现。泰勒以其研究的结果告诉我们，在预期目标和实际结果之间存在着巨大差异。早期的评价倾向于关注结果的测量，而把作为课程实施的重要环节——课堂和学校屏蔽起来，这种过程“黑箱”很快就引起了学者的反思。20世纪40年代以后，泰勒也对自己的工作进行了反思，其论著在以后的25年中产生了持续的影响。

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中期，美国城乡里弥漫着贫穷和失望，充满种族偏见和隔离，是一个资源浪费而人们熟视无睹的时代，是工业发展而危害环境的时代。但在经济的带动下，新的学校形式出现，学区的教育形成各种服务系统。社会和教育对教育的需求无限膨胀，但是人们很少关注教育的效率和有效性。不过，评价技术却得到了很大的发展，1947年成立的教育测验服务机构(Educational testing service)。20世纪50年代，联邦资金鼓励并支持专业研究活动，标准化测验已经得到广泛传播，专业组织建立了一系列规范测验指标。1954年，美国心理学家协会(American psychological association)提供《心理测量和诊断技术的具体建议》(Technical Recommendations for psychological tests and diagnostic techniques,简称APA)的报告。1955年，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merican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简称AERA)和国家教育测量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n measurement used in education,简称NCME)发布了《成就测验的技术建议》(Technical Recommendations for Achievement Tests)。1966年，前面三个机构联合发布了“教育和心理测量的标准手册”(Standards for Education and Psychological Tests and Manuals)并于 1974年进行了修订。

此时，标准化测量风靡一时，专家根据可接受的目标或目的建构测验，预先设定不同年龄或年级的常模或标准，用以管理、评级和解释分数的意义。包括性向测验(Aptitude tests)、成就测验(Aptitude tests)以及兴趣、个性和态度测验(Interest,Personality and attitude inventories)。这些标准测验方法看起来满足了科学化的要求，但在实际上却与泰勒规则相矛盾，因为泰勒认可并鼓励目标的差异性。不过，这些技术性的发展为未来评价的拓展奠定了技术的基础。

二、价值渗透：关注过程的“方案”评价

进入20世纪50年代，评估已经拓展到学生学习、课程设计的有效性之外，进入到教育系统、国家发展计划甚至是政策系统。评价者并没有遵照课程评价领域的前辈们的已有研究范围，而是将自己的研究领域拓展到公众领域的政策问题范围。50年代后期，教育领域资源的重组，随之产生了各类课程发展与教育的问题，评价的价值及其伦理问题已经成为评价领域的重要问题。

1957年苏联卫星发射成功的事件之后，联邦政府制定了《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1958)。整个时期，联邦政府开始关注到教育的质量问题，开始资助大规模的评价计划，评价开始从“作为行业(industry)的评价到依靠税收的职业(profession)”。学科专家组织了科学和数学的课程发展计划(curriculum development project)，不过很快人们就发现这些课程没有发挥其真正的力量，而且评价者的论著既无助于课程研制，也不对有效性的检测负责。1963年，心理测量专家克龙巴赫(Lee J.Cronbach)针对人们的抱怨，批评评价缺乏相关性和应用性，主张《通过评价提升课程》(Course improvement through evaluation)，认为测验项目的分析和汇报有利于教师的教学，并建议课程评价必须聚焦于课程研制过程中课程专家的决策。但是，这并未引起美国教育评价领域学者的关注。

几年之后，情况变得不同了。1965年，肯尼迪总统智囊团的主席休伯特·汉弗莱议员(Senator Hubert Humphrey)和约翰逊总统(President Lyndon Johnson)对贫穷问题展开争论，人们开始将目光转移到社会福利的改革。20世纪早期积累的财富促使联邦政府开始资助这些福利计划。《初等和中等教育法案》(1964)(The Elementary and secondary education Act of 1964,简称ESEA)首次拨出特定联邦资金用于地区教育系统，教育被视为州的责任。随着联邦资金对地区教育的投入，国家开始干涉资金的运用效果。很多资金投入并未如地方宣称的那么理想，因此这些都要求教育者将教育评价转移到实践等支持性研究，学校开始接受ESEA的定期检测。由于评价可以终止或辅助课程项目，因此课程评价研究变得如此重要。费黛奥塔·卡朋(Phi Delta Kappa)联合会建立了“国家评价研究委员会”(National Study Committee on Evaluation)，针对评价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查。1960年后期，大部分美国教育学者都在着手于教育评价的研究，各类人员从不同的领域开始进入到教育评价领域，重新审视教育评价的本质概念。教育评价研究开始进入概念化(conceptualization)过程，这意味着对评价目标、评价对象、实施建议、服务过程，以及测量预定和非预定的结果等问题展开讨论。

1967年，美国教育研究协会(American Education Research Association,简称AERA)的罗伯特·斯蒂克(Robert Stake)对课程评价的研究引发了公众的关注。此时，评价者大多为心理测验学和实验设计人员，因此被人批评为缺乏教育问题的鉴赏力。其实，在1962年AERA会议之后，随着AERA的专论的出版，评价是教育测验的假设已经逐渐被摧毁。争论由此扩大化，就连泰勒(Ralph Tyler)、斯克里文(Michael Scriven)和斯蒂克(Robert Stake)也开始批评心理测验手段是否可以用于满足评价的目的。1967年，斯克里文区分了形成性评价和终结性评价，“形成性评价”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评价形式而被提出，它开启对过程与未来目标的重视。评价不再是单纯的心理测量技术，它需要容纳伦理的、政治的各种价值。到了20世纪70年代，就连专门从事测量的学者伯汉姆(Popham)也在提醒学生要关注伦理维度的新问题。接着，课程实施的过程开始容纳进入课程评价的眼帘。斯克里文的《应答性评价》(Responsive Evaluation,1974)、麦克唐纳(McDonald)的《民主的教育》(Democratic Education,1974)、里庇(Rippey)的《交互式评价》(Transactional education,1973)论著发表，这些论著鼓励参与者通过各种表达形式参与到课程改革中来，将课程改革拓展到更广泛的参与层面。

三、重构价值：关注评定的“综合”时代

1973年，评价领域开始成为一个专业研究和测验的领域。教育评价者的计划在20世纪70年代开始凸显，例如专业杂志《教育评价和政策分析》(Educational Evaluation and Policy Analysis)、《评价研究》(Studies in Evaluation)、《评价和方案计划》(Evaluation and Program Planning)、《评价新闻》(Evaluation News)等陆续产生。专业机构如“五月十二日”(The May 12th Group)、H区域(Division H of AERA)、评价网络(the Evaluation Network)以及评价研究社会(The Evaluation Research Society)专攻评价研究。许多大学也开始设计评价方法的课程（不同于研究方法），例如伊利诺斯州立大学(University of Illinois)、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波士顿学院(Boston College)、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明尼苏达州立大学(the University of Minnesota)、西密歇根大学(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各种形式的专业研究机构开始组建，如UCLA的评价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evaluation at UCLA)、西北地区教育实验室(Northwest Regional Educational Laboratory)、斯坦福评价联盟(the Stanford Evaluation Consortium)、伊利诺斯州教学研究和课程评价中心(the Center for Instructional Research and Curriculum Evaluation at The University of Illinois)、西密西根大学的评价中心(the Evaluation Center at Western Michigan University)、测验研究中心(the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Testing)、波士顿大学评价和教育政策机构(Evaluation and Educational Policy at Boston College)等。交流会导致各种嘈杂的声音，专业机构之间的合作虽然增多，新的专业组织加强了交流，并降低了评价领域的碎片化。这些机构对评价进行研究，甚至出现了对评价质量进行研究的元研究(meta-evaluation)。学者们在不断寻求适当的方法，增加交流和理解，评价的技术得到发展。

在这个时代，评价者意识到评价技术必满足各种各样的需求，委托人的需求、中心的价值、真实的情况、探究的需要、精确的要求，评价的方法得到了发展，例如，目标游离评价(goal-free evaluation, Scriven,1974,Evers,1980)、支持一对手小组(Adver-sary-advocate teams,Stake & Gjerde,1974)、支持小组(Advocate teams,Reinhard,1972)、元分析(Meta analysis,Glass,1976;Krol,1978)、应答性评价(responsive evaluation,Stake,1975)、自然主义评价(naturalistic evaluation,Guba & Lincoln,1981)等等。此时，更受人青睐的是案例研究(case study)，案例分析可以避免破坏其他参与者对潜在事件的透视，它不仅仅作为汇报的方式，更是提供了丰富信息。1980年，12个关心教育评价问题的组织构成了联合委员会，共同发布了文件《教育方案、计划和资料的评价标准》(The standards for evaluation of educational programs,projects and materials)，1981由麦格罗·希尔(McGraw-Hill)出版公司出版。

随着联邦政府对教育领域的渗透，评价开始作为政治的行动，评价者以智囊团的方式存在，努力地为相关的政治社区提供信息。克龙巴赫也将评价纳入了政策的领域，认为评价主要是提供信息、思考和决策的材料。20世纪的最后十年，教育评价已经成为一个成熟的专业领域。不过，专业机构之间的合作虽能很好地用于提升行为和提高评价的质量，实际的评价却很少发生变化；而且，人们需要教导评价者如何获得、尝试、反馈和发展新的评价技术。

四、研究发展的两条路径：反思范式的递进

教育投资体系的变革对评价研究的发展提供了物质基础，评价研究问题领域的成熟带来了评价理论的演进。第一，评价对象不断得到拓展，从单纯学生成就评定到教学过程的评定，以课程领域为例，从课程目标的评价到整个课程改革方案(如CIPP模式，即context,input,process,product)的评价。第二，评价目标从单一到多样，从衡量预期目标的达成，到关注实施过程中的即时目标达成。第三，评价标准多元化，随着对实施过程的重视，实践过程的各种参与者的立场开始被评价者关注，这种参与者的价值渗入影响了评价研究的发展。第四，评价方法的宽容，随着评价对象的拓展、评价目标的多样、评价标准的多元，评价方法也发生了相应的转换，从单一的测量方法，到关注实践历程的人类学方法。

对教育目标的攻击、对教育方案实施过程的反思促动了教育评价的发展路向：首先，针对教育目标本身的攻击去除了所谓的客观价值的假象，教育评价的作用从“证明(prove)”走向了“改进(ireprove)”。如1972年，斯克里文提出的目的游离评价(goal-free evaluation,简称GFE)模式，将评价的重点从“课程计划预期的结果”转向“课程计划实际的结果”。他认为一般评价是为了检测“是否能够达成预先存在的目标”，从而忽略了那些积极的非预期的结果。在他看来，评价的原则应该是“有效的结果”而非“目标”，为此评价者必须意识到所有的结果，还要创建一个被评价对象的档案袋。“空白课程”的提出者艾斯特在《教育的想象》一书中提出要以“表现性目标(the expressive objectives)”为标准，进行“启示性评价(illuminative evaluation)”。

其次，为了促进方案的改进，教育评价的对象发生了变化：以课程领域为例，必须针对课程研制的全面过程采取考察。就将课程实施的背景(context)、过程(process)、成果(product)全部纳入评价的范畴，如20世纪60年代的CIPP方案评价模式、60年代后期应用广泛的评价学习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Evaluation,简称CSE)评价模式等。当我们发现课程评价已经转向“教程的决策”、“关于个体的决策”和“行政的调控”的时候，就不得不意识到课程本身所具有的计划性、目的性与组织性。因此，人类学的方法开始作为评价方法的基础，如“应答式评价(responsive)”、“启示性评价(illuminative)”或“案例研究”等。

再次，由于容纳了相当多的评价对象，也就是说将各种时空的人的价值都纳入其中，为此课程的评价标准也发生了变化，从“有效”的功利价值到包含了“生命”原则的伦理价值。故此，人们开始关注课程评价的价值主体、价值主体的需求问题。既然如此，在评价的过程中就需要关注到评价者、被评价者各自的价值立场，注意到评价标准和评价对象之间的匹配，关注到评价手段与评价对象的匹配。现代课程评价研究力图在制定评价标准、收集评价资料、采取评价方法上能够兼顾到更多价值取向。

藉着对评价历史的回顾，我们可以看到直到今天为止，这些变革造就了三个具有差异的评价范式（见图1)，每个范式都具有自己的目的、偏好的技术、关注的焦点等等。由此，我们便获得了对研究发展的一种沉思：现代化促使我国的教育研究面临着巨大的危机，我们的学者不得不一边追赶，一边进行着反思，步伐在国际化与本土化之间交替，踉踉跄跄地前进。研究主题的变化代表了一种景况的转变，以及对研究者自身角色和地位的反思。

图1课程评价范式图解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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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浅谈美国大学教育理念论文

摘 要:自1936年哈佛大学设置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教育硕士以来，美国教育硕士教育已有70多年的历史，形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培养体系。本文以美国乔治亚大学教育学院数学教育方向教育硕士的培养为例，从课程的结构、设置、实施和评价探究其特点，以期对我国教育硕士的培养特别是数学教育方向教育硕士的培养提供启示和借鉴。

关键词:美国乔治亚大学；教育硕士；数学教育；课程。

美国乔治亚大学成立于1785年，是美国第一所公立高等院校。该校于1908年开始组建教育学院，1966年成立数学教育系，并设立教育硕士（数学教育）学位（Master of Education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数学教育系于2004年并入科学教育系，成为其数学与科学教育部下设的一个分支。乔治亚大学数学教育系现为世界上最强的教育系之一，每年为全美培养大约100名数学教育方向的教育硕士。

一、入学条件与课程结构

乔治亚大学教育学院要求申请该校教育硕士（数学教育）专业学位的申请者须提交三封推荐信，两份所有就读过的大学的官方成绩单。申请者的GRE成绩必须在850分以上，且已取得任教资格，或有一定的教学经验。具备上述条件者，即可注册入学。乔治亚大学为入学者提供了两套可供选择的培养方案，一种是单一的课程学习，选择这种培养方案的入学者只需修满规定的38个学分，参加一次综合性笔试，即可获得教育硕士专业学位。另一种培养方案为课程学习和论文写作相结合，修习该培养方案的入学者除进行课程学习外，还必须提交一份课题研究报告或学术论文。修业年限一般为1-2年，全日制就读的学生修业年限为一年，在职学习为两年。

乔治亚大学教育学院为攻读教育硕士学位者提供的课程分为核心课程、专业必修课程和专业选修课程，专业选修课程是为只进行课程学习，不打算撰写论文的学习者开设的。

二、课程内容

（一）核心课程

乔治亚大学教育学院为攻读教育硕士（数学教育）方向安排的核心课程有3门，即中学数学教学问题、数学教育课程研究和数学教育研讨，每门课程占3个学分。中学数学教学问题（Problems of Teaching Secondary SchoolMathematics）课程的内容主要是有关数学学习的理论及在课堂教学中的应用。开设这门课程的目的主要是帮助研究生加深对学习理论的理解，深入分析每种理论的优缺点及在中学数学教学研究中的应用。

数学教育课程研究（Curriculun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课程主要是介绍和分析当前数学课程中存在的问题，讨论中学数学课程的发展趋势和教学原则。其目标是帮助研究生理解和研究当前中学数学课程，并对中学数学课程的革新提出建议。课堂上教师引导学生经常讨论这样的问题：你理想中的数学课程是什么样？当前中学课程的发展趋势是什么？如何适应课程的变化？等等。

数学教育专题研讨(Research Seminar in Mathematics Education)这门课程主要让研究生就一些数学教育的专题展开讨论，如：数学与思维、数学与大脑、数学与评价等。

（二）专业必修课程

专业必修课程主要包含三部分的内容：教育心理、教育研究和数学教学，每一部分内容至少提供三门课程供研究生选修。

教育心理部分开设的选修课程有：教育认知基础、教育动机基础和天才少儿的特征。教育硕士可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任选一门。教育认知基础（Foundations of Cognition for Education）课程主要向教育硕士研究生介绍认知心理学的基本理论及在教学中的应用，对学生的认知过程进行深入分析，帮助教育硕士更加深入地了解学生，提高教育教学的针对性。教育动机基础（Foundation of Motivation for Education）课程主要介绍有关动机的理论和研究，帮助研究生理解动机在教育教学中的作用。天才少儿的特征（Characteristics of Gifted Children an Youth）课程主要了解天才筛选和鉴定的有关问题及天才学生的各种需求，研究天才学生的培养和影响其发展的各种因素。

教育研究部分为教育硕士研究生开设的选修课程有：教育研究方法、教育上的应用统计方法和教育上的定性研究。学生从三门课程中选修其中一门。教育研究方法（Methods of Research in Education）课程介绍了行为科学环境中的各种研究方法。该课程由引导研究的过程、研究的方法类型和研究的评论与阐明三部分组成。该课程通过评论和解释已发表的研究文章的方式，帮助研究生学会如何理解在教育和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中发表的文章。教育上的应用统计方法（Applied Statistical Method in Education）课程主要让教育硕士研究生掌握统计学的基本知识和技术，介绍一些统计软件的应用。教育上的定性研究（Qualitative Research in Education）要求研究生深入学习定性研究的过程、哲学基础和伦理等问题。

数学教学部分内容要求学生从数学、统计学和数学教育的有关课程中至少选修6门，其目标是使教育硕士研究生具备深厚的有关数学教学与教育的基本理论和知识。

（三）专业选修课程

这部分课程主要是供只进行课程学习，不做论文的教育硕士研究生选修。要求在教学领域中的数学、统计学和数学教育学课程中选修2门。

三、课程实施

乔治亚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硕士（数学教育）各门课程的教学中，都非常重视研究生的课前准备、课堂参与和实践操作，多采用小组讨论、学生展示和报告的教学方式。下面以核心课程“数学教育课程研究”（2006春季）为例来具体说明乔治亚大学教育学院教育硕士（数学教育）课程的实施和评价。

在“数学教育课程研究”这门课程的教学中，教师要求研究生课前阅读指定的参考书，课上就阅读内容展开讨论并发表自己的看法，或提出疑问。指定的参考书目多达35本之多。课堂上由事先指定的“课堂导读生”(Classroomreading leader)引导大家就部分精选章节展开讨论。因此，“课堂导读生”必须非常熟悉阅读材料，了解其中的难点，以便引导课堂提问和讨论。在课程结束时，学生需交一个“指定阅读的总结与分析”(Assigned Reading Summary and Analysis Sheet)的小论文。

“数学教育课程研究”课程还有一个教学项目是“课程学习反思”(Curriculum experiencereflection)，要求学生写一篇小论文。论文内容要求在反思自己上中学时学习数学的亲身经验的基础上，就教学的内容和重点，什么是有意义的数学知识、对数学教育总的看法等问题发表自己的意见。

“数学教育课程研究”课程的第三个教学内容是“课程项目”（Cross-Curriculum Project）。这个项目要求学生在有关“课程”的话题或讨论中选择自己感兴趣的内容，扩充这方面的知识。项目结束时学生需完成一篇小论文。论文要求在中学数学教学内容中选择一项，描述它的组成，要求，成功教学的先决条件。然后调查一所小学或中学的数学课程，找出何时和怎样具备了这些先决条件。论文最后还要求就所讨论的教学内容与其他内容间支持或阻碍的关系展开讨论。

第四篇：美国文化论文

课程名：美国文化

论文名：论美国个人主义

论美国个人主义

摘要：美国人的信条是：尽可能不欠别人，也不让别人欠他们；在交友上，他们喜欢掌握主动权。从美国人的信条里可以透露出美国人的个人主义，理解美国个人主义的根源、含义、体现等等，对于了解美国文化有很重要的意义。关键词：个人主义

根源

美国文化

美国人的信条是：尽可能不欠别人，也不让别人欠他们；在交友上，他们喜欢掌握主动权。他们讲究的是一个人做自己的事，不喜欢别人过多的干预，并且自己也不会主动去干预别人，可以说是喜欢独来独往，由此可以看出他们美国人所奉行的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社会学家罗伯特·贝拉赫对个人主义是这样评价的：“个人主义是美国文化的真正核心。”美国人最爱谈的“人权”(human rights)也是基于个人主义思想：个人权利是至高无上的，政府的目的在于保护个人权利、实现个人利益，政府的建立必须基于社会成员的同意，政治权威的合法性来自于公民的同意。[1]

一、个人主义的涵义

《不列颠百科全书》 中的个人主义定义是：“个人主义是一种典型的西方资本主义政治和社会哲学，„„个人主义是一种价值体系，一种人性理论，也是对某些政治、经济、社会和宗教的一种总的态度、倾向和信念。[2]

二、个人主义的根源

个人主义(individualism)是法国历史学家和政治家亚力克西· 德· 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1805 —1859)创造的术语，指竭力强调个人自由、不受外来约束的一种政治和社会哲学，包括利己主义的成分。

三、个人主义在美国的体现

有一句古老的谚语叫做自助者天助，英语原文是：God helps those who help them-selves。美国文化中，与 “自我”(self , ego)相关的观念可以说是根深蒂固、无所不在的。因而，美语中自然就出现了许多表达自我意识(the consciousness of self)的词语。如：selfabsorption(自我专注)，selfadmirati-on(自我赞赏)，egocent ric(自我中心的，个人主义的)，egotrip(追名逐利；自我表现)等。美语中有大量的词项(lexical term)表达与自我价值、自身利益、个人自由、自我支配和自我约束相关的观念，这正是个人主义价值体系的核心内容[3]。

除了在英语语言本身的体现外，在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都体现着美国人这种个人主义。作者虽然没有到过美国生活，但是看过不少的美剧，从中对美国人的生活方式也有一定的了解。

美剧《老友记》（Friends）是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开始热播的著名情景喜剧。在这部收视率极高的剧中，这种自我依靠，自我努力，自我实现的例子屡见不鲜。莫妮卡（Monika）算是六个人中凝聚所有人的一个核心人物。她从小就生活在哥哥罗斯（Rose）的阴影下，因为哥哥各方面都很优秀，导致父母对她一直不怎么疼爱，并且自己小时候非常的胖，更加导致了她的自卑。但是，长大后的莫妮卡不仅仅是靠自身努力成功减肥，并且成为了一个优秀的厨师，并且一步一步的赢得了父母的尊重与喜爱。富家女瑞秋（Rachel）在逃离了婚礼之后，加入了莫妮卡五人当中。刚开始，她只是一个含着金汤匙长大的漂亮女孩，甚至不会洗衣服，不会做饭，就连基本的生活来源都没有。就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在离开家之后，毅然剪断了父亲给她的信用卡，从一个酒吧的服务生开始做起，慢慢在时尚界找到了立足之地。另外，乔伊（Joey）也是一个不得不说的人物。他是一个没有接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一开始的收入来自于在片场跑跑龙套，不过经过一番坚持与努力之后，却成为了肥皂剧明星。罗斯、钱德（Chandler）、菲比（Phoebe）无一不是生活中的小人物，但是都是依靠自身的努力，实现了自我价值的体现。

另外，还有绝望的主妇（desperated housewives）。其中的角色，无论是失去丈夫的，失去妻子的，甚至是一个只能靠自己的未成年的少年，都能靠着自己永不放弃的精神，坚持到底的毅力，克服生活中的种种困难，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

四、个人主义的保障

美国人能够这样奉行个人主义，能够做到求己不求人，很大程度上和美国的保障制度关系很大。

美国有强有力的法律保障。美国是一个法制国家，作为一个世界强国，其法制相比于其他国家来说更加的完善。法律保障了人们的权利，保障了人们的自由，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公民可以自由实行自己的正当权利。

美国有完善的医疗保障。美国对于公民的福利保障制度是非常完善的，只要有了完善的保险，在生病的时候，只需要花极少的钱，甚至不花钱就可以得到最前沿的治疗方法。

美国有完善的教育保障。美国的教育制度也是相当系统的，因此美国也是一个文盲率极低的国家。公民在享受完义务教育之后，可以根据自身条件申请相应的大学继续深造。其他方面，美国在对于企业之间的竞争、个人创业方面都有让人放心的保障，完全可以让人在不用接受别人太多的帮助的情况下，靠着自己的努力实现自己梦想，这也就是美国梦的由来。

五、个人的理解

美国是一个民主的国家，公民来自于世界各地，可以说是世界上有着最复杂民族的国家。各个民族之间能够和平相处，共同生活、发展与提高，与其个人主义的普及是分不开的。作为新一代的中国年轻人，对于美国所奉行的个人主义，应该取其精华，吸收其中个人努力的方面，应用在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为实现自己的理想而奋斗，为中国的强大而努力。

[参考文献] [1] 杨云.美国“个人主义”文化研究.重庆工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Chongqing Institute of Technology(Social Science Edition), 编辑部邮箱 2008年 01期

[2] 骆越虹.浅谈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佳木斯大学社会科学学报, Journal of Social Science of Jiamusi University, 编辑部邮箱 2007年 03期

[3] 李建红.论美国文化中的个人主义表现.湖南工程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Hunan Institute of Engineering, 编辑部邮箱 2004年 02期

第五篇：美国金融危机论文（本站推荐）

浅论美国金融危机对中国经济的影响

论文摘要：2008年3月，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破产，由此引发金融危机，这场金融风暴很快震动了全球。在这场世界性的浩劫中，中国银行、外贸业等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影响。但挑战和机遇并存，这次金融风暴在使中国经济受到重创的同时，也为中资银行融入全球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机会。文章对美国金融危机给中国经济带来的影响进行了深入探讨。

继今年３月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贝尔斯登因濒临破产而被摩根大通收购近半年之后，华尔街再次爆出令人吃惊的消息：美国第三大投资银行美林证券被美国银行以近440亿美元收购，美国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因为收购谈判“流产”而宣布破产。而在此之前很难有人能预料到，前后仅半年时间，华尔街排名前五名的投资银行竟然垮掉了三家。有人用“百年一遇的大地震”、也有人用“金融飓风”一词比喻这场危机，无论哪种比喻，这场风暴以极快的速度震动了全球，与危机中心相隔一个太平洋的中国股市，也以2000点告破表达了悲观的态度，花旗亚太区经济与市场分析部主管、董事总经理黄益平在9月25日《财经网》校园行上海交通大学称：“中国就是美国镜子里的影子。”在这场世界性的浩劫中，中国注定不能独善其身。

首先是对中国银行业的影响。国内几大银行总共购买了美国证券业价值约200亿美元的证券产品。在美国金融业面临巨大困境的今天，雷曼兄弟的破产无异于把华尔街向地狱又推进了一步，而国内金融机构购买的证券产品也面临着巨额贬值甚至清算的厄运。例如华安基金已于9月16日在其网站上贴出醒目告示，提示旗下QDII产品“华安国际配置基金”的投资风险，由于雷曼兄弟下属的雷曼兄弟金融公司为华安国际配置基金所持结构性保本票据的保本责任人，雷曼兄弟特殊金融公司为保本票据之基础资产之一的零息票据的发行人，因此在极端情形下，华安国际配置基金将无法开放正常赎回业务，而且华安国际配置基金也有可能需参与破产清算而无法全额收回，甚至连该基金的存续也将出现问题。幸运的是，虽然银行等金融机构因直接购买次级债产品是我国受次级债危机影响最直接的领域，但中国建设银行研究部经理赵庆明表示从目前公布的各银行年报来看，这部分的风险是可控的。因此，经济学家景学成指出更值得注意是次贷危机的持续恶化对中国股市的心理压力。他说：“股市是个信心产物，如今周边股市狂跌，投资者心理压力沉重，这些都成为一块巨石，加速股指下行的速度。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投资者恐慌情绪有着强大的传染效应。”

除了资产缩水外，此次金融危机将引起外国投资者大量抛售中国资产包括中国金融机构和企业的股权、债权等，这可能对中国外汇和资产市场施加沉重的向下压力，这也正是去年至今韩国正在发生的事情。外资机构投资者在韩国证券市场占据显赫地位，他们在次贷危机中损失巨大，不得不抛售韩国资产，抽回投资，以救母国总部燃眉之急。根据韩国证券期货交易所7月14日公布的数据，从2007年6月～2008年6月末的一年时间里，除了今年5月为净买入之外，其余各个月均为净抛售，累计套现499亿美元。在沉重的抛售压力下，还在亚洲货币仍然对美元显著升值之时，韩元已经早早开始对美元贬值。今年年初，美元兑韩元汇率还在950韩元兑1美元左右，到9月1日，韩元兑美元汇率已跌至46个月以来低点，近4年来首度跌破1100韩元兑1美元，韩国主要股指随之暴跌。令人倍感侥幸的是，虽然前几年我国主要金融机构引进外资战略投资者成风，但雷曼兄弟这家“举世公认”的“华尔街一流投行”还没有成为中国主要金融机构的战略性投资者。不过，雷曼在金蝶软件、旅游搜索网站“去哪儿”、天津融创集团、铜管制造商金龙集团等公司的股本投资将面临转手。其次，是对我国外贸业的影响。我国近年来GDP能够保持高速增长，离不开出口、投资和消费三驾马车的拉动。美国经济的疲软、金融形势的持续恶化，再加上雷曼兄弟破产起到的加速作用使得今天的美国金融业更加风雨飘摇,而这势必对我国的外贸出口造成冲击。

海关总署9月22日发布分析报告指出，今年前七个月，扣除价格因素后，中国外贸出口数量同比增长12.5%，进口数量增长9.8%。与之相对，中国前七个月名义出口额增长22.6%，名义进口额增长31.1%。

中国实际出口增速下滑，自去年下半年已经开始。有媒体报道，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对外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隆国强曾于今年3月向商务部递交一份报告。报告指出，自2007年9月以后，中国出口月度实际增长率已经从上半年的约20%左右降至10%以下。今年一季度，出口实际增长率已经下降到3%，十分接近1998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时的情况。

作为金融风暴的中心，美国的进口需求急剧下降。海关总署报告指出，今年前七个月，中国对美国出口同比增长9.9%，增幅下滑8.1个百分点，为2002年以来中国对美出口增幅首次回落至个位数。1月～7月，美国仍然为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但在中国进出口总额中的比重已由去年同期的16.2%下降至目前的12.8%。

海关总署将中国对美出口减速的主要原因归结为次贷危机的负面影响蔓延和人民币对美元持续升值。“须警惕次贷危机负面影响继续蔓延，对其连锁后果要予以密切关注。”海关总署在报告中指出。

实际上，美国次贷危机的影响不仅局限于中国对美国出口。危机初步爆发时，部分中国出口企业转向欧洲市场，同时，中国对日本的出口保持强劲，而来自新兴市场国家的需求也有力地支持了中国出口的高速增长。然而，当危机进一步深化，这些国家经济先后受到不同程度的拖累，进口需求显著下降。

这些因素在近几个月逐步显现。中国到欧洲出口已从年初30%～40%的高增长降至8月的22%。中国出口日本的情形与此类似，且下滑趋势可能延续。除巴西以外，中国对主要新兴市场经济体的出口也明显放慢，到俄罗斯的出口已经第二个月呈现负增长。

因此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认为，次级债危机及其影响的深入带来的美元贬值和全球经济放缓，将对我国出口造成较大影响。他还强调，由于出口制造商面向外需的产业重心难以在短时间内转移，应关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这些企业的转移成本上升，并给予相应的政策支持。

最后，是对我国的挑战也可能是机遇。毫无疑问这次由次贷危机引发的美国金融动荡将会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影响世界经济，正如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所说的，这是美国100年以来遭受的最严重的一次金融危机。而当前的金融全球化使得这次金融危机蔓延的深度和广度都要超过以往任何一次金融危机。从前拥有着数家世界著名投资银行、掌管美国金融业16万亿美元资产规模的世界金融中心纽约也很有可能将让位于伦敦或者东京，可以说世界的金融格局可能正在经受着沧海桑田般的巨变。对于中国来说，国内金融业的全球化水平相对较低，金融掌控管理能力相对较弱，而这既可能是中国被此次金融危机边缘化的“好运气”，也是中国金融机构亟待克服的问题。

安永全球CEO特黎（James S.Turley）认为，这次金融危机反而为中资银行提供了一个融入全球的好机会。他对近期中国工商银行等中资银行的海外扩张行动持肯定态度。他认为目前并购价格已经出现大幅下降，如果收购对象符合中资银行的战略利益，中资银行可以考虑在中介机构的帮助下，着手走向海外。不过他同时提醒中资银行，应借鉴美国同行的教训，在业务扩张的同时，要保持稳定而良好的财务状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