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患双方协商解决医疗事故协议效力的认定

第一篇：医患双方协商解决医疗事故协议效力的认定

医患双方协商解决医疗事故协议效力的认定

作者： 朱立龙 陈 坤发布时间： 2011-03-24 09:37:0

5【案情】

原告：左某某。

被告：亭湖区某医院。

被告：许某某,韩某。

2009年12月，韩某将其坐北朝南四间砖瓦结构房屋的屋面翻新以600元的工程款承包给许某某。同月19日,许某某及原告丈夫等5人开始施工。当日11时20分,原告丈夫不慎从屋面坠落地面，随即被送至亭湖区某医院诊治。СТ检查报告单诊断为:L4前滑脱,右侧腰大肌肿胀。亭湖区某医院给予输液抗炎治疗,15时许，又进行了B超检查,B超报告单提示:腹腔内中等量的大量积液,拟诊为脾挫裂伤,1小时后进行急诊手术，此时伤者已失血性休克。术中发现脾脏破裂,伤者经抢救无效,于当日19时20分死亡。此后,原告与亭湖区某医院发生争执。在当地公安派出所干警主持下,亭湖区某医院与原告之子于2009年12月21日签订由亭湖区某医院一次性补偿原告方14000元费用,双方从此不再以任何理由追究对方任何责任的协议。次日,原告之子从亭湖区某医院如数领取了处理费用。

2010年7月，原告以其子与亭湖区某医院签订的协议显失公平为由诉至亭湖区人民法院,请求撤销调解协议,并要求亭湖区某医院等被告连带赔偿经济损失21万余元。根据原告的申请，经法院委托，2010年10月,盐城市医学会作出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认定亭湖区某医院在诊治原告丈夫过程中,存在延误诊治抢救时机，抢救时间不足,抢救措施不到位等主要医疗过失行为，医疗过失行为与邱友林的死亡之间存在直接因果关系，在医疗事故损害后果中应承担主要责任。

原告左某某诉称，韩某将其房屋的屋面翻建承包给无资质的许某某。其丈夫受许某某召集，为房屋进行施工时，从屋面坠地，后被送至亭湖区某医院抢救，因亭湖区某医院抢救不及时，导致其丈夫死亡。亭湖区某医院应承担主要赔偿责任。亭湖区某医院以欺诈手段，与儿子邱永俊签订协议，显失公平，请求依法予以撤销。韩某将房屋承包给不具备资质的人修建，应承担赔偿责任，要求各被告连带赔偿医药费、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等合计21万余元。

被告亭湖区某医院辩称，原告丈夫在我单位治疗过程中死亡属实。在抢救过程中，是原告延误了诊治时间。事发后，我院与原告方已达成了协议，该协议是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应为有效协议，且我院已按协议履行完毕。故请求驳回原告要求我院承担赔偿责任的诉讼请求。

被告许某某辩称，其不是房屋修缮的承包者，也不是召集人，不应承担责任。

被告韩某辩称，许某某找原告丈夫施工，其跌伤后死亡与我没有任何关系，不应承担责任。

【争点】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原告之子与被告亭湖区某医院在当地公安机关主持下签订的并已履行

完毕的协议是否应予撤销。

【审判】

亭湖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应当按照诊疗护理常规尽其职责为患方进行诊冶。医疗机构及其医务人员过失行为造成患者人身损害构成医疗事故的,医疗单位应当作为赔偿义务人向患方承担赔偿责任。本案医学会作出的医疗事故技术鉴定书,应当予以认定,作为定案依据。据此,被告亭湖区某医院应当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被告亭湖区某医院与原告之子虽就本起事故的赔偿问题达成协议,但是被告亭湖区某医院处于优势地位,而患方对医疗过失行为程度认知有限,协议书亦未按照医疗事故处理条例规定载明医疗事故的原因等,且协议赔偿数额明显低于实际应承担的赔偿数额,故应认定此协议显失公平,达成协议的行为为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被告许某某不具备承包建筑或修缮房屋的资质，而承包修缮房屋工程，其对原告丈夫摔伤后抢救过程中死亡，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被告韩某将房屋承包给无资质的人修缮，其对本起事故亦应适当承担赔偿责任。本案赔偿义务人没有共同故意或过失，故其不应承担连带责任。原告丈夫亦不具备施工资质，在施工过程中，不注意自身劳动防护，其亦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2010年12月29日，亭湖区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五十九条、第一百一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一条，《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四十九条、第五十二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三条第二款、第十七条、第十八条、第十九条、第二十条、第二十二条、第二十七条、第二十九条的规定，作出如下判决：

一、撤销原告之子与被告亭湖某医院于2004年12月21日签订的协议；

二、原告丈夫的医疗费1875元、处理事故的误工费150元、交通费500元、丧葬费9101元、死亡赔偿金9508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40000元，合计146706元，由被告阜宁县第二人民医院赔偿原告左某某117364.8元，扣除已赔偿14500元，实际赔偿102864.8元；被告许某某赔偿原告左某某5000元；被告韩某赔偿原告左某某4000元，均限判决生效后10日内兑现完毕。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表示服判，没有提出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评析】

本案是一起农村常见的房屋修建过程中造成的人身损害，后在医治过程中因医疗过失行为引发的医疗事故损害纠纷案，就原告之子与被告亭湖区某医院所签订的协议效力，形成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亭湖区某医院与原告之子在公安机关主持下达成的赔偿协议，原告之子不存在受协迫、欺诈的情形，且该协议已履行完毕，协议是原告的真实意思表示。根据当事人意思自治的原则，应为有效协议，故应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

第二种意见认为，原告之子与被告亭湖区某医院虽是在公安机关主持下达成的赔偿协议，但亭湖区某医院在签订协议时，没有告知原告之子此次医疗事故的原因等，违反了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的有关规定，误导了原告之子，使原告之子在与被告亭湖区某医院签订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故该协议应予撤销。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理由如下：

一、原告之子与被告亭湖区某医院签订的协议存在“重大误解”。

《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下列民事行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予以变更或者撤销:

一、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

二、显失公平的。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合同法》第54条对可变更可撤销的情形作了补充,即“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合同。”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1条规定:“行为人因为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人的后果与自已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由于在司法实践中关于重大误解的规定没有统一的尺度可共把握,笔者认为行为人对行为内容有重大误解的民事

行为,应当指当事人在作出意思表示时,对涉及民事行为的重要事项存在认识上显著缺陷,在此基础上而实施的民事行为。其构成从主观方面看,行为人的认识与客观事实存在根本性的背离;从客观方面看,因为发生背离,应给行为人造成较大损失。

国务院《医疗事故处理条例》第47条规定:“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医疗事故的赔偿等民事责任争议的,应当制作协议书。协议书应当载明双方当事人的基本情况和医疗事故的原因、双方当事人共同认定的医疗事故等级以及协商确定的赔偿数额等,并由双方当事人在协议上签名。”该条规定要求医疗单位在协调处理医疗纠纷时，应履行如实告知医疗事故原因、医疗事故等级等义务，防止在协调处理医疗纠纷时,院方利用其有利地位,隐瞒事实,误导受害人,损害受害人的合法权益。

就本案而言，原告之子并非从事医务工作的专业人士,对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及过错程度认知有限,对亭湖区某医院应承担何种责任并不明白,而被告亭湖区某医院对医疗行为存在的过失以及其过失与原告丈夫死亡之间存在的因果关系应当明知。而在公安机关的调解过程中，亭湖区某医院没有告知原告之子此次医疗事故的原因等，协议仅载明了赔偿数额,而对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和是否构成医疗事故及其等级未有提及。而此起事故事后经鉴定为一级甲等医疗事故,医方应承担主要责任。故原告之子在与亭湖区某医院签订协议时，主观认识上存在显著缺陷,符合重大误解的构成。

二、原告之子与被告亭湖区某医院签订的协议存在“显失公平”。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72条规定:“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从司法实践看，显失公平必定是某种原因造成的结果,原因可以是欺诈、胁迫、乘人之危、重大误解等。那么,对于以金钱给付为主要内容的法律关系,由于上述原因导致应履行与实际履行偏离至何种程度,即应认定为显失公平,目前尚无法律规定或规范性文件可供参考。笔者认为,向上高于应给付数额的4倍,向下低于应给付数额的1/4倍,即可认定为显失公平。就本案而言,被告亭湖区某医院利用自已作为医疗单位的优势及有利地位和原告之子没有经验的弱点，与原告之子签订协议，仅赔偿了原告1万余元,而实际依法应赔偿14万余元,数额过于悬殊,足已说明该协议显失公平。

三、公安机关进行调解签订的协议可予撤销。

公安机关的基层派出所虽不属于人民调解委员会，但其担负着大量的民间纠纷的调解工作，钝化了大量的社会矛盾，应是人民调解的一部分。但其主持签订的调解协议虽不具有法院作出的调解书的强制执行效力，也不具有不可撤销性，但当事人不得随意变更或解除，对协议的效力，应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从当事人有没有行为能力、当事人意思表示是否真实和协议内容有没有违反法律或损害国家、集体、第三人或者社会公共利益进行审查。当事人请求撤销公安机关主持签订的调解协议，必须符合法定情形才能得到支持。

本案中原告之子与被告亭湖区某医院签订的协议，是经公安机关主持调解，不存在欺诈、胁迫或者乘人之危的情形，但因原告之子在签订协议时存在重大误解，并非原告之子真实的意思表示，同时该协议也显失公平，违反了公平原则的法律规定，属于可撤销的民事行为。至于协议的履行完毕是否影响原告撤销权的行使，我国《民法通则》第59条规定：“被撤销的民事行为从行为开始起无效。”故该协议的履行完毕，不影响原告撤销权的行使。本案原告作为显失公平的受害人,在协议签订后一年内向人民法院主张该协议的撤销权，符合法律的规定，其请求撤销其子与被告亭湖区某医院签订的协议，应得到人民法院的支持。

第二篇：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认定

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认定

一、调解委员会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及应具备的实质要件。根《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人民调解协议的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第一条规定“经人民调解委员会达成的、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并由双方当事人签字或者盖章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性质。„”

民事调解协议还要具备三个实质要件。

1、当事人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2、意思表示真实；

3、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或者社会公共利益。

二、调解协议无效的情形。

根据《若干规定》第五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调解协议无效：

一、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

二、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

三、损害社会公共利益；

四、违反法律、行政法规定的强制性规定。人民调解委员会强迫调解的，调解协议无效。”

三、调解协议被变更或者撤销的情形。

根据《若干规定》第六条规定：“下列调解协议，当事人一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

（一）因重大误解订立的；

（二）在订立调解协议时显失公平的；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调解协议，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

1、因重大误解订立的。所谓“重大误解”，最高人民法院《民通意见》第71条的解释是行为人因对行为的性质、对方当事人、标的物的品种、质量、规格和数量等的错误认识，使行为的后果与自己的意思相悖，并造成较大损失的，可以认定为重大误解。重大误解应具备以下要件：

一、须有错误认识。

二、须当事人不了解其错误。

三、须错误性质严重。

2、在订立调解协议时显失公平的。显失公平是指民事行为效果明显违背公平原则的行为。最高人民法院《民通意见》第72条的解释是：一方当事人利用优势或者利用对方没有经验，致使双方的权利与义务明显违反公平、等价有偿原则的，可以认定为显失公平。显失公平应具备的要件是：

一、须属于有偿行为；

二、须行为内容显失公平；

三、须受害人出于急迫、轻率或者无经验。

3、一方以欺诈、胁迫的手段或者乘人之危，使对方在违背真实意思的情况下订立的调解协议。所谓乘人之危。最高人民法院《民通意见》第70条规定：一方当事人乘对方处于危难之机，为牟取不正当利益，迫使对方作出不真实的意思表示，严重损害对方利益的，可以认定为乘人之危。

所谓欺诈，是故意欺骗他人，使之陷于错误的行为。欺诈行为的法律要件是：

1、在欺诈人方面：（1）须有欺骗他人的行为。（2）须有欺诈故意，欺诈故意，是指具有欺骗他人的故意。

2、在被欺诈人方面：（1）须被欺诈因受欺诈而陷于错误。（2）须被欺诈人因错误而作出意思表示。

所谓胁迫。是因他人的威胁或者强迫，陷于恐惧而作出的不真实意思表示。威胁是指以预告未来的损害使相对人精神感到恐惧。强迫是指以对相对人或其亲属的身体强制或者伤害。

对上述情形，受损害方有权请求人民法院变更或者撤销。这就是所谓的撤销权。综上所述，人民调解委员的调解协议在不具有无效或者被撤销的情形下，具有民事合同性质，调解协议对双方当事人具有约束力，当事人应按照达成的调解协议履行。

第三篇：浅析夫妻双方忠诚协议之效力和意义

浅析夫妻双方忠诚协议之效力和意义罗霜西南财经大学法学院

【摘要】家庭是社会组成的最小单元，每一个家庭的和睦都反应也影响着社会大家庭的发展。而婚姻，作为一切家庭亲属关系的源泉，维系这家庭关系的基础，它内涵复杂，深刻，在当今社会起着相当大的作用其中，婚姻主体的丈夫和妻子，更是肩负着组织家庭正常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重任。特别是对于在长期强烈的社会舆论约束和道德规约下运作的中国式家庭来说，夫妻双方理解、信任以及忠诚是维持稳定谐的家庭关系的关键性因素。所以，许多夫妇为了婚后生活的顺利和长久，便将主观性很强、可控性很弱忠诚义务写入了婚前协议，其法律效力如何? 是否真的能够发挥理想的作用? 有待各方的讨论和司法实践的运用。

【关键词】婚姻关系 家庭关系 忠诚协议 离婚赔偿

我国《婚姻法》在第四条中明文规定:夫妻应当互相忠实，互相尊重;家庭成员间应当敬老爱幼，互相帮助，维护平等、和睦、文明的婚姻家庭关系。本条款是我国在2001 年修正旧婚姻法时新列的规定，是家庭道德规范法律化的一个体现和倡导。必然地，婚姻在本质上是一个伦理实体，伦理道德长期以来都是调整婚姻家庭关系的重要规范，社会道德和舆论都在时刻监督和改正这一领域，婚姻家庭关系注定是受法治和德治的共同调整。人们彼此在准备设立“婚姻”这一民事法律关系时，会因其本质属性，而互相遵循着必要的道德规范和原则，以便建立长期平等、和睦、文明的家庭关系。

其中，夫妻之间的相互忠诚、相互尊重的理念，是道德规范一直强调的重中之重，我国法律以明文规定的形式呈现出来，上升到法律高度，体现法律与道德的一致性。而在司法实践中，越来越多的人们将这一原则契约化，约定以夫妻婚前忠诚协议的形式，任一方若在婚姻期间有感情欺骗或背叛等不忠行为，无过错方可否据此主张赔偿，目的就是为了督促夫妻双方彼此忠诚。所谓“忠诚协议”，就是男女双方在婚前或者婚后，自愿制定的有关婚姻存续期间夫妻双方遵守婚姻法所倡导的夫妻之间相互忠实的义务，如果违反，过错方将在经济上对无过错方支付违约金、赔偿金、放弃部分或者全部财产的协议，或者是协议双方不得离婚或以其他限制人身行为的约定来预防某一方出现此类“不忠”的行为。现实生活中还有

以保证书、认罪书、“空床费”协议等协议等形式存在。这样的约定或者协议虽然在形式与内容都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现代社会夫妻间权利与义务的明确性与各自法律意识的提高，但究其法律效力的存在性和约束性，在法学界争议颇多。本人理解的理论和实践界所争议的“忠诚协议”共有一下几种:

1.约定以离婚为前提条件的惩罚赔偿条款，如某一方提出离婚，则要给付对方一定数额的赔偿;或者是婚前约定以后不能离婚的。

2.有婚外性行为，对另一方违背夫妻忠诚义务的一方要给付对方一定数额的赔偿或精神补偿金。

3.有婚外性行为，对另一方违背夫妻忠诚义务的一方在离婚时的财产分割是缺失优势。

当然，形式的表现不从一而足，协议的条款也有可能以上三种都有囊括。但是三种条款的法律效力，是值得探讨的。第一条协议是缺乏法律渊源的，由于它违背了法律“人身自由的原则”，侵犯了人身权中的“婚姻自由权”而无效，无法对相对人产生法律上的约束力。

同理，第二条以惩罚财产的形式制约了另一方的“婚姻自由权”，另外法律对过错方的赔偿责任有明文的规定，《婚姻法》第四十六条，有以下情形之一，导致离婚的，无过错方有权请求损害赔偿:①重婚的;②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③实施家庭暴力的;④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在符合上述法定情形时，即使夫妻之间无此约定也应对无过错方提出的精神抚慰金予以支持。对法定情形以外的其他情形，如偶尔发生的不正当男女关系等，因缺乏足够的法律依据，即使夫妻双方有协议约定精神损害抚慰金，也要考虑具体情况慎重对待，而不能单凭双方约定裁定判决。对于第三种情况的，本人认为是只要双方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签订此种协议，赔偿的数额在对方能够负担的合理范围内，这种婚内的协议应该得到支持，符合法律规制范围，也符合大众对于婚姻纠纷的解决评价。在法理基础上来看，该类协议是可以在法律中找到根源的，《婚姻法》

第四条提出了对夫妻关系和家庭成员关系的倡导性规定，其中强调了夫妻应该相互忠实、相互尊重的规定。即便“，《最高人民法院婚姻法解释(一)》第三条规定，“当事人仅以婚姻法第四条为依据提起诉讼的，人民法院不受理，已经受理的，裁定驳回诉讼”。

从这一司法解释可以看出，《婚姻法》第四条的规定属于倡导性条款，而非直接处理和解决纠纷的依据，因为没有规定违反该规定的惩罚性后果，实际上它所起到的作用很大程度上只是一种道德上的指引作用。但是既然婚姻法将其规定在法律中，这就说明法律认为需要通过这样的方式来加大对夫妻忠实义务调整的力度，从而使夫妻间的忠实义务从道德层面上升到了法律层面，也使得道德义务与法律义务实现了有机的结合。所以在这一点上夫妻忠实的道德义务同时也就成为一项法律义务。以协议的形式

进行约定，从合同法上来看，也符合行为人合同订立自由原则，任何人不得强迫当事人签订或者不签订合同。在协议的内容方面，婚姻法允许夫妻双方可以自行约定财产的处理方式，拥有对财产的处理权。当事人可以依据自己的意愿对财产进行处分。当然，事先为婚后的财产进行约定属于附条件的合同，婚后协议合同自然地产生效力，而此处处分的财产属于夫妻双方共有，符合法律规定，必然纳入协议财产划分的范围。所以，在发生纠纷需要各自承担民事责任的时候，事前的协议在没有违背法律规范和当事人意思表示真实的情况下，就成为了解决纠纷的标杆。

综上所述，从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结合法律的规定，婚前双方的“忠诚协议”只有在不涉及夫妻双方的人身关系，不违反我国《婚姻法》等民事法律的基本原则时才能具有法律效力，否则便会因为违反法基本原则而无效。司法实践中，根据协议的内容不同，在其法律效力的认定上也各不相同，大部分情况下，由于合同要件成立的瑕疵和判定事实的不完整，该类协议目前还是欠缺了法律认可的。即便“忠诚协议”认定问题还存在着较大的争议，但他的提出还是为我国婚姻法的完整和促进夫妻双方和睦相处提供了一个建设性的图景，给那些婚姻中的夫妇和尚未缔结连理的男女朋友提供了司法警示和借鉴，在对社会和谐建立美满家庭上具有很大的指导意义。

参考文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释义》中国人大网.［2］《从法理上分析“夫妻忠诚协议”》法律教育网.

第四篇：经济适用房转让协议的效力认定

经济适用房转让协议的效力认定

根据建设部等七部门发布的《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第三十条规定，“购买经济适用住房不满5年，不得直接上市交易”，那么当事人之间私下签订《房屋转让协议》效力是否合法呢？在实践中存在两种观点：

观点之一，私下签订的《房屋转让协议》违反了《经济适用房管理办法》，但该办法属于部门规章，其法律效力层次低于《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法律、行政法规，因此不属于《合同法》的无效情形。根据规范经济适用房的相关政策规定，经济适用房的购买者仅拥有有限产权，其转让必须符合一定的条件，虽然该合同有效，但合同在实际履行中因违反经济适用房有关制度而无法办理转移手续，故属于无法履行的合同，该类合同应判决予以解除。

观点之二，该类房屋买卖实质上设计到国有划拨土地使用权的流转问题，而参照最高法院关于国有土地使用权转让合同的司法解释，划拨土地使用权转让须经过依法审批，且补交土地出让金，因此，判断该类合同效力的标准是“是否补交了土地出让金”，若补交了土地出让金，该合同有效。反之，则违反了土地费的有关强制性规定，应属无效。

（文章汇编者：海南法立信律师事务所 陈友峰律师，联系电话：***）

第五篇：如何认定离婚协议赠与财产的效力

如何认定离婚协议赠与财产的效力

寻乌法院 刘炎军

潘伯山与黄台英于1989年经人介绍认识，1990年双方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1991年生一子潘义，1992年生一女潘思。后来双方由于性格不合，夫妻感情逐渐破裂。2005年6月1日双方决定协议离婚，并签订了离婚协议书，协议书中双方对夫妻共同财产和子女抚养进行了约定：婚姻存续期间共同购置县城中山路房屋一栋的房屋产权归儿子潘义所有，潘伯山只有使用、居住权，没有处置权，房产证由黄台英保管；共同购置县城东门路套房一套及店面二间的房屋产权归女儿潘思所有，黄台英只有使用、居住权，没有处置权，房产证由潘伯山保管；婚生儿子潘义归黄台英抚养，女儿潘思归潘伯山抚养。此后双方到公证处办理了《离婚协议》公证。2005年6月2日，潘伯山与黄台英到民政局办理了离婚手续。在上述离婚协议中，潘义、潘思均未签字，该房产也未办理产权过户手续。现因黄台英认为，该离婚协议名义上是将房子赠给子女，实际上房子仍被潘伯山控制和占有，协议上约定的房屋分割根本无法履行，潘伯山欺骗其签订离婚协议，借此达到占有全部财产的目的，再者，赠与财产的权利并未转移，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因此，黄台英诉请法院要求对房屋依法重新作出分割。

对上述案件的处理，有三种不同的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离婚协议中的赠与行为生效，但可撤销，可对房屋重新作出分割。因为本案离婚协议中虽对房屋进行了一种形式上的赠与，但该赠与约定存在瑕疵，实质上潘伯山和黄台英仍享有所有权的部分权能，赠与财产的权利未完全转移，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

第二种意见认为，离婚协议中的赠与行为生效，但不可撤销，不可对房屋重新作出分割。因为受赠人表示接受的形式，应依是否具有民事行为能力作区分，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在协议上签名表示接受，对于无或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由其监护人作书面表示。本案中，受赠人的法定监护人是其父母，其父母也就是财产的赠与人，两个身份竞合在一起，应当视为受赠人已表示接受。该离婚协议已办理公证，赠与条款作为协议中的一部分，应当视为已公证。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一百八十六条的规定，经过公证的赠与合同，赠与人不得撤销赠与。因此，该离婚协议中赠与条款的内容和形式符合法律规定，依法成立并生效，不可撤销。

第三种意见认为，离婚协议中的赠与行为不成立，可对房屋重新作出分割。因为本案离婚协议是潘伯山和黄台英签订的，双方的子女并没有在协议上签字，因而双方在离婚协议中作出的房屋归子女所有的意思表示只是单方的法律行为。赠与合同是赠与方有赠与的意思表示，受赠方表示接受的双方法律行为。本案离婚协议中的单方意思表示不构成合同法意义上的赠与合同，赠与合同并没有成立。离婚协议中对房产的约定，双方的真实意思表示是互相限制对方的权利，使自己和对方均不能得到房屋所有权，该协议仍然是夫妻双方分割财产的一种形式。夫妻共同财产的分割协议，目的是要在解除婚姻关系的同时分割共同财产，将共同财产由夫妻共有转变为分别所有。然而，本案离婚协议对财产的约定不能达到夫妻分别所有的目的，因此，该离婚协议中涉及房屋处理的这部分是无效的，可对房屋重新作出分割。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