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农村市场监督的法律问题研究
农村市场监督的法律问题研究
邹海莉
（宜黄县烟草专卖局）
论文摘要：
随着我国烟草行业改革形势的发展变化，卷烟零售市场呈现出顺应新形势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尤其是农村市场，如何进一步完善农村市场的监管体系，延伸管理和服务职能，做精做强基础工作，使其保持平稳发展态势，完善烟草行业的体制机制的创新，增强竞争实力，推动烟草行业持续稳定协调健康发展，这是每一个烟草行业同仁都应该认真思考的挑战性课题。
关键词：
市场监管、市场监管体系、法律问题、长效机制
正文：
当前农村消费水平提高，地域宽阔，人口众多，具有较大的市场潜力，开拓好农村市场，是烟草行业自我发展的需要。虽然烟草专卖管理部门对烟草市场进行了烟草专营管理，对卷烟经营实行持证销售，但受制于交通、人力资源等因素的制约，导致农村烟草专卖管理还存在许多漏洞，目前由于种种原因，农村市场监管中仍存在着诸多问题，亟待加以整顿和规范。
一、农村市场现状
近年来，随着卷烟市场整治工作的不断深入，农村卷烟市场秩序有了根本性好转，消费环境得以净化，但由于农村点多面广线长，交通不便，经济欠发达，消费水平较低，农民识假、辨假能力不强，自我保护意识差，使农村卷烟市场监管仍存在着不少问题。突出表现在：
1、由于烟草工业企业实现从量与从价相结合的复合消费计税法，为了减少损失，工业企业纷纷提升产品结构，导致四、五类烟产量锐减，人为地造成了农村低档烟市场需求的“饥荒”，农村卷烟消费者在价位的理性面前，不得不重新选择吸食非正规渠道流通的卷烟和烟丝，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假、私、非”行为的嚣张气焰，极大地影响了农村卷烟的销售，低档卷烟的供需关系将是烟草行业亟待解决的难题。
2、客户动态监管不力，服务教育困难重重。由于农村卷烟市场地域广阔、分散,农村信息相对闭塞，农民接受的法律法规宣传教育较少，法制意识淡薄，无证经营行为较为普遍，加之烟草部门没有对无证经营的查处权，管理难度可想而之。
3、社会监督意识淡薄。在农村，广大卷烟消费者对制假、售假等一系列行为而产生的权益受损不知道如何实施维权监督，只能见之任之。
二、充分认识加强农村卷烟市场监管的重要意义
1、加强农村卷烟市场监管是践行“两个维护”的客观要求。当前，一场以“维护国家利益、维护消费者利益”为主题的实践活动正在整个烟草行业如火如荼地展开。要切实做到“两个维护”，就必须把加强卷烟市场监管，尤其是农村卷烟市场监管放到突出位置，这是因为我国卷烟消费者大部分在农村，而由于受位置偏远、交通不便等因素制约，农村又特别容易成为卷烟制假售假窝点。假私非超卷烟的泛滥不仅给国家造成巨额的税收流失，也给广大农村消费者身体健康带来了极大的危害。
2、加强农村卷烟市场监管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必然要求。建设社会主
义新农村是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提出的一项重大历史任务。对烟草行业而言，数以万计的零售终端以及数亿消费者均在农村，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进程中理应发挥重要的作用。加大农村卷烟市场监管力度，清理烟丝、烟末和假冒卷烟，提高农村市场控制力度，为广大农民提供良好的烟草消费环境是既是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题中之义，也是必然要求。
三、加强农村卷烟市场监管的法律问题的研究
当前，农村卷烟市场监管已取得了初步成效，今后一个时期，烟草专卖行政管理部门应当在继续强化城区监管的同时，定期或不定期地对农村市场进行巡查监管，学会正确运用法律武器，力求监管不留死角，不留盲区，维护农村消费者的的利益不受侵害。
（一）、明确工作职责
要加强整治办对专项行动的组织、协调和督查，及时组织有关部门研究解决专项行动中的难点、热点问题，扎实有效地开展专项行动。
要加强工商行政管理部门与烟草专卖等部门的协调配合，加强信息沟通；严把市场主体准入关，严厉打击取缔无证无照经营卷烟行为；切实加强城镇、城郊结合部、农村市场的监管；工商行政管理部门驻烟草联络机构要充分发挥作用，及时接收处理烟草专卖部门移交的无证经营案件，简化程序，提高结案率。
要加强质量技术监督部门与烟草专卖等部门的协调配合，依法查处非法生产烟草专用机械及其配件和其他烟草质量违法行为。
烟草专卖管理部门要做好制假贩假、无证经营等违法行为的调查摸底工作，明确打击重点；加强与司法部门、行政管理部门的协调配合和情报交流工作，集中力量查大案、破网络、端窝点；做好信息收集、交流、反馈工作，开展烟草专卖法律法规以及假冒烟对人身健康危害宣传教育活动。
要加大监察部门对各部门开展专项行动的情况进行监督，对拒不执行国家法律、法规，有案不查、查而不处的部门，要严肃追究有关领导的责任。
要加大公安部门对卷烟领域刑事案件的侦查办案力度，发挥公安联络室作用，加强力量，专人负责，对大要案要提前介入，精心组织专案经营，力争挖源头、摧网络，对阻碍或抗拒执法的，要依法从严查处。
要加强检察院对制售假冒卷烟、非法经营卷烟等案件的刑事立案监督；对重大案件要提前介入，对涉嫌犯罪案件要依法及时批捕，及时提起公诉；对涉烟案件中的徇私舞弊等职务犯罪案件要依法从严查处。
人民法院要依法及时审判此类案件，支持行政执法机关打击制售假烟的行为；加大法制宣传力度，震慑罪犯、教育群众。
（二）、强化宣传引导，营造诚信经营良好氛围。以强化农村卷烟零售宣传引导为切入点，牢固树立“两个维护”的价值观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荣辱观，大力开展诚实守信、营造放心满意消费活动，对讲诚信、无假烟的经营者定期给予公示表扬，对违法售假经营的零售户随时给予警示公告，并公开曝光，对屡教不改的违法经营者实行重处，直至取消经营资格。营造出遵纪守法、诚信经营的良好氛围，努力构建农村安全消费的环境。
（三）、加大农村网建力度，为强化市场监管奠定坚实基础。要借助新农村建设的有利时期，以商务部提出的“万村千乡”工程的实施为依托，抓紧调整农村卷烟销售网络布局，补齐缺失的网络断点，提升网点经营规模和档次，加快推动卷烟销售网络向更深层次和更高水平发展，为强市场监管奠定坚实的基础。
（四）、加大市场检查监管力度，严肃查处违法违规行为。实行对卷烟市场
监管的责任制，把打假重点放在堵住假冒伪劣卷烟的源头，坚决取缔地下非法批发等窝点，对情节严重、危害较大的案件予以公开曝光，切实保护好农民的切身利益。同时，设立举报公开电话，建立农村消费者投诉网络。按基层专卖管理所所在地分片设立群众举报投诉电话，落实片区联系人和责任人，及时受理举报投诉。将现有投诉网络延伸到农村，及时解决消费者的投诉和举报；或在边远山区农村建立消费者联络点，及时掌握辖区市场动态。
（五）、加强基层各部门协同配合，形成监管执法合力。在日常监管中，主动与基层派出所、工商等部门取得联系，争取当地政府等部门的大力支持，做到协同配合、齐抓共管，共同为强化边远山区农村市场监管，维护农村卷烟市场经济秩序尽职尽责，全方位监管好边远山区农村卷烟市场，为农村经济发展做出贡献。
（六）、严厉整顿卷烟市场秩序。要狠抓市场管理和大案要案，促进市场净化；健全打假信息网络，提高技术应用水平；继续加强部门协作，形成卷烟打假长效工作机制；加大宣传力度，充分发挥舆论优势。政府相关部门要与司法机关协调配合，集中开展市场整治活动。一是开展卷烟打假打私活动，侦破一批案件，端掉一批窝点，抓捕一批主犯，打掉制售假冒卷烟的集团网络；二是严惩卷烟售假网络涉黑团伙，依法追究首犯、主犯和暴力抗法犯罪份子的刑事责任；三是加大查处公开摆卖“假、私、非”卷烟力度，重点整顿高桥市场和火车站等违法批发卷烟和销售假冒卷烟的行为；四是取缔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的卷烟经营户；五是通过烟草专卖法律、法规的宣传，营造全民知法、守法的良好氛围，构建一个健康、文明、有序的卷烟市场经营环境。
烟草行政主管部门要加大对烟草市场的监管力度；工商行政管理部门要加紧查办和取缔无烟草专卖零售许可证经营烟草制品零售业务的违法行为（包括超品种、地域范围经营行为），查处制售假冒伪劣卷烟的不法活动；质量技术监督部门要积极查处出售不合格烟草制品的违法经营行为，做好烟草执法部门移交案件的处罚工作；公安机关要加强对制售假冒伪劣烟草制品案件的侦办、突出抓好大案要案的侦破。
（七）、进一步完善卷烟零售市场监管体系。要有效的完善卷烟零售市场监管体系，必须从“转变观念、专卖主导、完善体制、制度规范、督察有力”着手。围绕“夯实网建基础、突破服务所限、保障机制运作，以考核为动力，以监管为依托，以创新为手段”；在“优化流程、资源共享、微观细化、宏观调控”上做文章，努力构建“真诚为客户服务，突出专卖管理、完善制度机制的创新、全面实行绩效考核、信息化畅通”的监管体系，强化卷烟经营网络张力与合力的提升，增强抵御市场竞争的能力，提高卷烟零售市场监管体系建设的有效性。
在监管体系建设上应注意几结合：一是在监管体制运行机制上，贯彻到位、政令畅通和执行力相结合；二是在监管方法上，“三查”（即普查、排查、突查）与灵活多变、错时制相结合；三是在监管手段上，严查重处与宣传教育相结合；四是在监管形象上，烟草人员的言谈举止、行为规范与烟草的整体形象相结合；五是在执法运作机制上，日常管理与目标管理相结合；六是在用人机制上，竞争上岗与双向选择、末位淘汰相结合；七是在管理队伍建设上，注重提高素质与“以人为本”和内、外部监督相结合。
1、建立有利于市场监管的机制和体系。随着市场监管工作的逐步细化与深入，必须积极争取政府的有力支持，抓紧建立烟草与公安、工商、法院和检察机关之间的稳定协调机制，以红头文件的形式明确各方职责、任务，围绕目标管理、立足整体协调、真正发挥作用、强化监督制衡、促进平等交流和沟通，坚持风险处置和风险防范并举的方针，积极探索和建立监测、评估、预警系统；强化日常市场检查和情报调研分析；探索和建立规范、灵活、有效的内部监管、行业监控、联合打击的市场应急机制体系。
2、构建市场监管的长效管理机制。要以规范访销、配送、专卖、督察运作流程为基础，强化“四员互控”力度，强化对零售市场各条线路访销、配送、专卖的抽考力度，强化零售户与访销、配送、专卖之间的双向监督力度。以入网销售、落地销售、落户销售三个百分百为目标，逐步建立责任制，要使责任人切实担负起监督检查本地区专项治理体外循环和规范经营的责任，发挥专卖管理人员对其他两员的监督作用，做到事前掌握经营户的基本情况，事中专销配合确定合理供货量，事后加强监督检查。以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为支撑，以内部督察和绩效考核为保障，遵循“行为受约束、人人受监督、事事讲程序、一切靠制度”的理念，真正建立起卷烟零售市场长效管理机制。
3、建立健全以市场监管为目的协调机制。按照精简、统一、效能的原则和决策、执行、监督相协调的要求，逐步完善访销、配送、专卖、督察流程设置，理顺职能分工和节点的衔接，严格控制程序，实现部门职责、机构和效率的科学化、规范化、法定化；努力建立以“决策科学、分工合理、执行顺畅、运转高效、监督有力”为核心的市场监管运作体制；以量化的目标、细化的流程、规范的操作、严格的考核来推动访销、配送、专卖、督察四线员工自我管理、自我控制、自我提高。力争在优化业务流程、完善治理结构、强化约束机制、增强市场监管、控制和管理市场能力等方面取得实效。
（八）、结合当前卷烟市场现状掌握主动权。
首先要拓展情报信息，广辟线索来源，把发展线人、耳目作为硬性指标纳入考核，全方位采集，多层次筛选，逐步排查摸清违法违规卷烟网络的运作动向和活动规律，争取不掉线，灵活多变，全盘掌控提高以案养案、经营案件能力。
其次是打大控小，处罚二次批发等扰乱卷烟市场秩序行为，对已经掌握其批发行为证据的干货店、卷烟大户予以扣分、停止供货，并按照烟草专卖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对其予以处罚。
第三是一定要做好宣传工作：一是宣传防止调包，讲解不法烟贩常用的调包手段、习性和伎俩；二是宣传不要为人代卖烟，不给非法卷烟流入市场提供渠道；三是教育零售户有责任和义务拒绝、制止、举报非法卷烟和不法烟贩。
（九）、将卷烟打假和农村市场日常监管结合起来
首先是普查。积极协调公安、工商等部门的协同配合，对辖区卷烟零售户、无证户进行彻底的普查和清理：一查零售户是否有证人、证照（营业执照）、证址不符的买卖、转让许可证户；二查辖区内是否有无经营场所的口袋户；三查有无固定经营地址的流动户；四查是否有一证两店、一店多证的问题户；五是重点清理无证经营户。对查出有上述问题的经营户进行登记造册，予以公示、停货、注销和取缔。尤其是无证经营户，要在方法和策略上得当得体，对老弱病残的弱势群体，要以宣传教育为主，晓之以理，动之以情，劝其转化。对屡教不改、顽固经营假冒伪劣卷烟的无证户，要予以严厉打击，彻底清理，维护合法经营者的利益。
其次是排查。对辖区内所有卷烟零售户进行排查，对排查出的“五户”（即大户、重点户、暗流户、嫌疑户、违规户）有侧重的分别予以掌控，摸清其经营动态、规模、活动规律，车辆使用、货物运输等情况，牢牢掌握卷烟零售市场主
动权。
再次是突查。突查是专卖管理的重要环节，必须依法从重、从快、从严打击不法烟贩，重在查出威风、达到震慑、树立形象。在目标上突出打击重点违法大户；在地域上突出对重点地区、重点场所和重点渠道的控制；在方法上突出打防结合，理清思路，现时的不法烟贩手段越来越狡猾，作案时间、工具、方式不断变化，我们必须不断对其加以摸索、分析和研究；在管理上突出守土有责，断源截流，不给不法烟贩以可乘之机，遏制违法经营的生存空间，构筑打假打私协作体系。
综上所述，进一步完善卷烟零售市场监管体系，尤其是完善对农村市场的监管，提高市场监管力度，不是一朝一夕、一招一式就能实现的，需要以“科学发展观”来统领思想认识；需要部门间的协调、有关单位的配合、行业上下的同心协力、社会各界的齐抓共管；需要在深入调研的基础上，围绕市场占有率、市场净化率和零售户守法经营率设计出市场监管的整体方案，并按访销、配送、专卖、督察等部门和岗位确定目标，严格细化、逐级分解、落实到每条线、每个岗，细化到每月、每周、每天；需要各部门在现有的专卖、营销基础上，进一步把具体工作做细、做实、做精、做强。努力营造公平竞争、规范有序、诚实守信的烟草市场环境，积极履行维护国家和消费者利益的责任，真正担负烟草事业的神圣使命，推动烟草事业沿着健康、持续、稳定的轨道迅猛发展。
参考文献：
1、《烟草行政执法责任制实施与过错追究违法查处法律依据及处罚标准实用手册》中国科技文化出版社2005年版。
2、《转折中的中国烟草》作者：倪益瑾，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年版。
3、《依法行政知识读本》主编：王飚，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版。
4、《管监一体化文件汇编》之专卖管理篇，抚州市烟草专卖局主编2006年版。
5、《烟草专卖许可证管理办法贯彻实施与烟草专卖管理建设及行政执法规范实用手册》主编：邓世铭，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7年版。
6、《烟草流通企业战略与管理》主编：毕长敏，东北财经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
7、《烟草专卖经营违法行为查处处罚标准与法律依据及典型案例分析实用手册》主编：蒋涛，吉林音像出版社2005年版。
8、《世界烟草经济》主编：吕忠信，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出版社2002版。
9、《烟草专卖与烟草生产标准化管理全书》吉林电子出版社2004年版。
10、《新编烟草行业常见纠纷防范与处理及法律维权实务全书》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2007版。
第二篇：婚约法律问题研究
婚约法律问题研究
摘要：笔者认为需要对婚姻状况有个全面的了解，如今在法律不保护婚姻和婚约不会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的状况下，如何解决婚约问题是目前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本文借助婚约的相关概念，通过分析我国婚约的现状，找出目前我国婚约损害赔偿法律问题存在的问题，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对婚约法律问题进行更多更精细的探讨，从而促进我国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关键字：婚约；法律；损害赔偿 1
目录 引言..............................................................................................................................................1 2 婚约的相关概念...........................................................................................................................2
2.1 婚约....................................................................................................................................2 2.2 婚约的性质........................................................................................................................2 2.3 婚约的约束力及效力........................................................................................................3 3 中国婚姻现象的现状分析...........................................................................................................4
3.1 中国婚约的现状................................................................................................................4 3.2 我国当前婚约现象中存在的问题....................................................................................5 4 有关婚约的损害赔偿问题...........................................................................................................7
4.1 婚约损害赔偿性质............................................................................................................7 4.2 婚约损害赔偿机制............................................................................................................8 4.3 约损害赔偿范围...............................................................................................................9 4.4 精神损害赔偿项目...........................................................................................................9 结论................................................................................................................................................10 参考文献.........................................................................................................................................10 致谢................................................................................................................................................11 引言
自古以来婚约现象就存在，古代，孩子的婚姻一般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彼此的父母可以为子女订立婚约，子女必须按照父母订立的婚约履行结婚。因此，古时候订立婚约是结婚的必经之路，而且婚约对男女双方及其亲属都是有法律约束力的，如果任何一方没有如约结婚，是要受到相应的惩罚的。明律、清律中就有这方面的写照，如女方悔婚，不仅自己要挨几十板子，主婚人都要接受笞刑，可见当时婚约在婚姻制度中的重要性。随着时代的发展，婚约在长年的历史沉淀中逐步被灌入了很多新的因素与要求，但可惜的是，我国法律没有将其纳入调整的范围，学术界对这一课题的态度也很冷淡，所以本人决定对这一问题尽心深层次的探讨，一方面可以使不了解婚约的人们对她有一个全新的认识，也能使人们进一步看到对婚约进行法律规制的重要性。这样一来，社会上因为各种婚约而引起的纠纷就可以得到较好的规制与调整，可以防止婚约在没有管制的情况下肆意发展，扰乱婚姻秩序，损害诚信社会环境，既有利于人们对婚姻的慎重与诚信，也有利于保持社会的稳定，妥善解决各种婚约纠纷。这既是保持我国优良传统的需要，也是与世界接轨的一种需要，只有在小问题上解决了，才能保证大问题的顺利。通过上述分析，笔者认为需要对婚姻状况有个全面的了解，如今在法律不保护婚姻和婚约不会对当事人产生约束力的状况下，如何解决婚约问题是目前我们面临的重要问题。
当前，在中国的婚姻立法中，婚约制度没有任何反应，但是无论是在城市还是在农村中，婚姻问题一直存在。这是因为没有条文规定，在日常生活中，出现了大量的婚约纠纷问题。司法实践中也缺乏令人信服的判决依据，导致司法不统一。此类问题如不妥善处理将引起矛盾激化，引起报复、情杀等犯罪行为发生，影响社会治安和稳定。
本文借助婚约的相关概念，通过分析我国婚约的现状，找出目前我国婚约损害赔偿法律问题存在的问题，希望通过本文的研究能对婚约法律问题进行更多更精细的探讨，从而促进我国法律制度的进一步完善。婚约的相关概念
2.1 婚约
目前，关于婚约的概念不同的学者给出了不同的定义，有的学者将婚约定义为：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的事先约定，成立婚约的行为称订婚或定婚。有的学者将婚约定义为“男女双方以将来结婚为目的所作的事先约定，是男女双方在结婚前对婚姻的合意行为。”婚约成立后，男女双方便可以未婚夫或未婚妻相称，实际生活中男女结婚并不是必须要经历订婚程序，但很多人却习惯在婚姻关系成立前订立婚约。
不管是在农村还是城市，不管是落后地区还是经济发达地区，很多人在结婚之前都有订婚的习俗，然而对于婚姻的定义，多数学者还是达成一定的共识。
从婚约的作用及效力看，婚约主要分为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早期型婚约；一种是晚期型婚约，早期型婚约通常发生在古代，晚期型婚约通常发生在近现代，无论是早期型婚约还是晚期型婚约，婚约都作为结婚的重要组成部分。
2.2 婚约的性质
目前，学术界对婚约的性质研究很久了，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在不同的时期，在不同的国家，法律对婚约的态度不一样，因此学者对婚约的性质展开一定探讨。
纵观国内外关于婚约的研究发自按，婚约的性质形成2种学说，学说一是契约说，认为婚约是债法及亲属法上的契约，是作为结婚契约的预约，在民法没有特别规定的情况下，婚约一般应适用双务契约的规定进行处理。”
亲属法中所规定的订婚、结婚、离婚的成立，都是民法上契约的一种形式，都可以被视为某种契约。
婚约作为结婚前的一种事实行为，并没有在法律上构成对婚姻的限制，且婚约的内容不是契约能够全部包含的，人们不能像诉请契约之债那样，对婚约提请类似的请求，违反婚约所产生的责任也绝不仅仅是契约之债能够解决和认定的。婚约作为一种法律事实，其产生效力的前提是法律对此的相关规定，婚约中当事人双方之间必定会产生某些权利义务关系，违反婚约就是对这些权利义务的侵 犯，所以由此产生的应该是侵权的民事责任，而不是违反契约的合同责任。三是折中说，认为婚约虽是一种契约，但与一般的契约相比较而言，又有很大的区别。婚约内容包含亲属法上的身份关系，具有身份法的意义，因而与民法上的契约不同，法律不要求婚约必须履行，附加在婚约上的任何违约条款均无法律意义。
笔者比较赞同第二种观点，既非契约说，认为婚约只是一种事实，而不是实在的婚姻行为，不具有契约的性质。表面上看，当事人的确是基于婚约在彼此之间产生了一定的权利和义务，但该权利义务的实现会因为婚约的内容包含身份关系的特殊性，而与一般的契约不同，这种表面上看是双方达成的协议之内容具有身份性，法律一般都对其有特殊规定，是不允许当事人自由约定的，所以应主要受亲属法的调整。世界上许多承认婚约法律效力的国家和地区的做法正是如此，对婚约的规制都是通过民法亲属编来完成的。婚约表面上看是双方达成的协议，但法律一般对这些协议的内容都有特殊规定，如成立的条件、法律效力、解除和赔偿责任等，是不允许婚约当事人自由约定的。从表面上来看，缔结婚约是基于双方共同自愿达成的共同协议，但协议中涉及身份关系的内容是不能由契约法来调整的。另外，婚姻关系中权利义务关系的实现不同于一般财产关系契约，这些内容是契约说所不能涵盖的。值得注意的是，婚约和婚约法律效力不能混为一谈，能不能根据婚约提出结婚之诉，能不能在不履行婚约时要求对方支付违约金，都取决于法律对婚约的态度，看法律是否承认婚约的效力。
2.3 婚约的约束力及效力
目前，关于婚约是否具有约束力一直备受学者研究，总所周知，婚约并没有人身的约束力，不是由于订立婚约必须结婚的责任与义务。但婚约有无其它法律拘束力，抑或只有道德拘束力而无法律拘束力，不无问题。有学者认为，我国关于婚约的现行规则在文义与逻辑上并不排斥婚约有拘束力，婚约有拘束力是现行规则逻辑演绎的结果。
本文认为婚约既有道德拘束力，也有法律拘束力。道德拘束力表现为社会舆论的正反评价及传统习俗在道义上的制约。法律拘束力即为婚约的效力，表现为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不发生身份关系，二是不得请求强迫履行。婚约男女在法律上尚未发生配偶关系或姻亲关系，亦不负同居之义务。婚约基于尊重当事人之 3 人格性，故法律规定婚约不得请求强迫履行。婚约附加违约金条款者，该条款无效。男女婚约人，一旦发现彼此不宜结婚时，自不得诉请法院强制执行，致失其意思自由。如因强制结婚，缔结恶缘，将达成终身不幸之后果。
解除婚约的损害赔偿责任，并非订立婚约的直接结果，也不表现为婚约的拘束力，而是因为婚约一方在订婚时或婚约期间实施了某种行为，这些行为有的是权利滥用；有的纯粹是披着婚约的外衣，经剥离后就是一个普通的侵权行为。这些行为则与婚约难脱干系，在处理时不得不考虑其亲属法特色。解除婚约时的赠与物返还，不是基于婚约的拘束力，而是基于赠与行为的本身效力使然。置身于婚约中的赠与和一般赠与有所差别，在处理这些赠与行为时在适用民法基本原理上同样不得不考虑其亲属法特色。中国婚姻现象的现状分析
3.1 中国婚约的现状
从婚约历史发展沿革不难看出，无论是古代还是近现代社会，婚约无处不在，已成为人们生活习惯的重要组成部分。婚前订立婚约是我国古代传统的社会风俗，“无婚约则无婚姻”的原则是古代法律对婚姻关系的规定与指导，婚前订婚是法律的强制性要求。虽然当前我国婚姻法早已不再有此要求，但婚约作为一种习俗被继承下来，仍是当前我国社会的普遍现象。我国现在的婚约大致有以下几种情形，一是包办强迫型婚约，二是基本自愿型婚约，三是完全自愿型婚约，以下便对这三种婚约形式作简单介绍。包办强迫型婚约，顾名思义，是由父母或其他家长自己作主为子女订立的婚约。这种类型的婚约虽然不多，但在一些落后偏远地区仍然存在，此种婚约严格继承了我国古代时候的买卖包办婚姻制度，显然与现代社会文明格格不入，与社会主义发展进程相违背，时至今日仍被法律明令禁止，所以此处不再过多阐述。
基本自愿型婚约，也称基本自主婚，是经他人介绍，本人同意而订立的婚约，但男方家庭仍然须给付女方一定数量的彩礼，作为订婚的前提。男女当事人虽然已有较大的婚约自主权，但婚约的订立并没有建立在双方相互了解、情投意合的感情基础之上，而更多的是以双方及双方家庭的外在客观条件为基础，这在很大 4 程度上沿袭了传统婚约的习俗。农村中绝大多数属于这种类型的婚约，农村中的订婚，虽然不再按“六礼”进行，但在订立婚约过程中仍能表现出“六礼”的一些痕迹。首先一般是由男方家长委托亲朋好友或者是民间的“介绍人”前往女方家中提亲，相当于“六礼”中的“纳采”。女方及女方家长同意后，男方便托介绍人或媒人到女方家中询问女方生辰八字，审查男女双方阴阳命相是否相合，相当于“六礼”中的“问名”。如果命相相合，就可以进入下一个步骤：议婚，既由介绍人或媒人从中联系，男女当事人及双方家长约定时间见面，男女当事人便可通过面对面的接触进行交流，进一步加深了解。经过了“议婚”阶段，男女双方如果都对对方比较满意的话，便可以正式订立婚约，不过依照习俗，订婚时男方大多需要前往女方家中送去一定的彩礼或聘礼以示喜庆和诚意，彩礼费用主要由男方父母承担，数额大小一般视男方家境而定，一般在同一地区数额相差不大，彩礼的形式也
基本相同，这相当于“六礼”中的“纳征”。所以，在这种订婚形式当中，男女当事人虽然已有较大的自主权，但在形式上仍很大程度的沿袭了传统聘娶婚的模式。
3.2 我国当前婚约现象中存在的问题
法律虽然不承认婚约的效力，但并不影响婚约在实际生活中存在，且还在实际生活中发挥着具体的作用，增加了缔结婚姻的确定性，从而使婚姻缔结进入实质性阶段，男女双方开始认真为婚姻的最终缔结做准备。但由于我国法律对婚约问题的态度不明确，所以在当前的婚约制度中仍存在不少问题。
（1）父母未经子女同意为子女订立婚约的现象仍然存在，既危害了未成年人的健康成长，也妨碍了当事人的婚姻自由，父母不经过子女同意为子女订立婚约是中国古代社会普遍存在的现象。近代以来，子女在婚姻问题上的决定权随着人们婚姻观念的逐步变化而变化。但是，仍有不少父母不考虑子女的意见和情感，擅自决定子女的婚姻问题，尤其在农村，父母完全为子女包办婚姻的现象此起彼伏，法律不承认婚约的效力，对于这种父母擅自为子女订立的婚约，法律更不会予以认可。但法律不承认不代表社会习俗也不承认，相反，婚约是被社会习俗所认可的，而不管这种婚约是不是由本人亲自订立。所以，父母为子女订立的婚约，5 在习惯法中是有效力的，如果子女不明确表示反对，就是对此种婚约的默认，这样的婚约与其他婚约一样，同样会发展成婚姻，而当事人有可能陷入一个不幸的婚姻当中，还有可能带来悲剧；如果子女反抗，往往会引来双方家长的反对和社会习俗的谴责，从而给当事人带来极大的精神压力，即便最终婚约得以解除，当事人也经历了一番周折，付出了一定代价。另外，早婚是中国古代社会比较普遍的一个陋习，我们经常听到的所谓“娃娃亲”、“指腹为婚”、“襁褓婚”便是如此。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婚姻法都对法定婚龄作了较高规定，并明令禁止童养媳陋习。虽然我国现行的未成年人保护法不允许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但早婚现象作为中国历史传统习俗的遗留物，在当今社会依然存在，父母为未成年人订立婚约的行为一方面妨碍了子女的健康成长，另一方面，也干涉了子女的婚姻自由，因为未成年子女在心智上尚未成熟，还不懂得诸如感情、家庭、责任、婚姻等一系列复杂的社会情感概念。为他们订婚，不见得会带来很多好处。
（2）由于婚约问题的存在，会产生许多财产纠纷，如果处理不当，既可能损害有关当事人的财产权利，也对社会稳定构成一定的威胁。婚约一旦订立便意味着婚姻基本成立，一般情况下，没有特殊理由不会出现一方悔婚的情形。但总会有例外情况的发生，如订婚后一方提出新的要求而对方不能接受，男女双方进一步接触后一方本性暴露，一方失踪或死亡，第三方的涉入等原因都有可能导致婚约的解除，引起财产上的纠纷。这类财产纠纷大多包含两种情形，一是有关费用的分担、补偿问题，如一方在另一方家中吃住的费用、男女日常往来的费用、举办订婚宴席的费用、外出旅游的费用等；二是赠与物返还纠纷，现实中的大部分情况是婚约解除以后，赠与财物的一方往往要求另一方返还，而另一方则以各种借口予以推辞或拒绝。当今社会由于婚约而引起的财产纠纷越来越多，且财产的数量也越来越大，虽然最高人民法院在最新的婚姻法司法解释中对彩礼纠纷的解决作出了规定，但彩礼纠纷的解决基于婚约的有效性，否则，包办婚姻和父母为未成年人子女订立的婚约而引起的财产纠纷，也会按最高院司法解释的精神处理，这无疑是不行的。而且婚约只存在于传统与习惯当中，现代人又往往喜欢将传统的婚约于现代婚约相结合，使得婚约的有效性更难得到确定。正是由于婚约标准的不确定性，给法院审理因婚约问题引起的财产纠纷带来一定的难度，法官只能根据自己的理解来认定婚约，从而划定彩礼的范围，解决此类案件，则难免 6 会出现不同判决的情形。使得法律的威严被亵渎，司法活动也继而混乱。
（3）对婚约关系中弱势群体的保护存在空白。我国历史悠久，思想文化渊远流长，由于受各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城乡之间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特别是人们的某些思想、观念。在农村由于受各种传播媒介、途径的限制，人们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很大，与之相反的是，城市中新思想、新事物层出不穷，人们的思想更容易适应社会的发展。现代社会强调个人价值的实现，人们自我意识较高，婚姻注重的是个人感情，更重视婚姻的质量，追求幸福美满的婚姻。随着人口流动性的加大，很多农村青年纷纷选择到城市打工，新思想、新观念对他们起着潜移默化的作用。而农村青年结婚大多还遵循先订婚的习惯，他们缔结婚姻的目的和追求更多的是基于人的本能和人类的延续，对个人情感、婚姻质量要求并不是很高。所以，当一个农村青年与城市青年订立婚约后，他们俨然已经成为“准夫妻”，虽不是夫妻，却比一般的朋友、恋人的关系更紧密，这期间不可避免地会发生财产关系，也有可能会发生性关系，有的干脆直接生活到对方家庭中，成为另一方的家庭成员，承担一定的家庭义务、赡养老人，而这往往是以女方居多。虽然身处城市，但受传统观念的影响，如是一旦哪天解除婚约，这些妇女在再次选择配偶的问题上就会出现困难，尤其是因为双方不具有婚姻关系，得不到法律的有效保护，女方在婚约存续期间所尽的义务就得不到相应的补偿，这就为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打着婚约的愰子做违法乱纪的事情留下可乘之机。
通过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我国当前社会中的婚约习俗还有很多需要改进的地方。由于我国有关婚约问题的法律规定极其缺乏，不仅无法有效解决婚约习俗中存在的问题，而且会让很多问题在进入司法领域之后带来更多新的问题。因此，在我国婚姻法上设立完整的婚约制度，是适应社会发展的迫切要求，也是完善我国法律体制的重要举措。有关婚约的损害赔偿问题
4.1 婚约损害赔偿性质
关于婚约发生的损害赔偿问题，严格说来，并不涉及彩礼是否返还问题，只涉及过失方自有财产因赔偿对方而发生财产流转问题。婚约财产返还问题所涉及 7 的是物权变动问题，而因婚约而发生的损害赔偿，是债的发生问题。这种损害赔偿不在彩礼返还范围之内，其财产因赔偿而发生的流转与彩礼返还而发生的流转乃是基于两种不同的法理依据。
关于此类损害赔偿的性质，各国立法大致有三种观点：一是侵权行为之债。二是契约不履行之债。三是直接基于法律的规定。损害赔偿究竟是合同损害抑或侵权损害，抑或直接基于法律的规定，不无疑问。合同损害抑或侵权损害的根本区别在于，合同涉及允诺的执行，侵权则涉及填补损害。合同的基本规则是，原告有权处于合同如果履行了的状态，而在侵权中，他应处于侵权行为没有发生时的状态。婚约损害赔偿究竟是合同损害赔偿抑或侵权损害赔偿，不无问题。违反婚约之责任建立在婚约不履行之法理上，造成滥用诉权之恶果。
婚约有无效、可撤销、解除等几种情形。婚约无效不涉及损害赔偿问题，婚约可撤销可涉及损害赔偿，婚约解除又分为单方解除和合意解除，单方解除又分为无正当理由解除和有正当理由解除两种情况。婚约解除都可能涉及到婚约损害赔偿问题。
4.2 婚约损害赔偿机制
至于婚约中损害赔偿机制，视不同情况而异。本文认为对婚约损害赔偿机制的整体构架就是，对婚约可撤销情形及无正当理由解除婚约或不履行婚约，或自己的故意或重大过失构成重大理由而致使对方解除婚约的行为可沿用流传已久且与习俗相容的聘礼定金罚则作为替代方案加以处理。适用聘礼定金罚则不足以弥补所受损害的则补偿与信赖利益的差额部分。对了骗取钱财、玩弄异性或其它不正当目的订立婚约，或以婚约为借口诱使同居等侵权行为则分别视其情况按照侵权损害赔偿规定处理。上述情况都有可能会出现精神损害赔偿问题，如有严重精神损害事实，还应支付相应的精神损害抚慰金。
如果是无正当理由解除婚约等情形发生，则是解除方的权利滥用行为。只要解除方不能确切说明解除婚约之动机就足以认定为滥用解除权。适用聘礼定金罚则，就是一个较好的替代性救济方案。婚约订立后男方违反婚约，而女方无过错的，女方不必返还聘礼；女方违反婚约，而男方无过错的，女方必须双倍返还聘礼。聘礼自不为婚约解除之损害赔偿标的，但不能因此得出结论认为聘礼适用定 8 金罚则不是损害赔偿范围。为何有此聘礼定金罚则之适用，则可解释为在授受聘礼之始，当事人之间已经达成了如此默示之条款。这也为民间习俗与传统习惯所认可。
4.3 约损害赔偿范围
依据一般财产法上损害赔偿之范围来说，一般债权人可请求之损害赔偿范围包括所受损害与所失利益。前者又称积极损害，即实际遭受之损害，又称信赖利益。后者为期待利益，即预期契约之履行而所能获得之利益，又称为履行利益。“违约人，以为信赖利益之赔偿为已足。即赔偿相对人及其父母因信赖婚约所为之支出费用为已足。-----履行利益之赔偿，则无必要。”例如父母之预定礼服，预定酒席，新郎因新婚生活而租房，新妇于准备为妻的预想之下抛弃女教员之职务是。婚约中损害赔偿的范围，学者认为应解释“为限于所受损害”，“而不及于所失利益”。
所受损害应予赔偿。所受损害包括但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纪念活动，如拍摄结婚照片；置办新婚生活用品的活动，如置办服装、首饰、日常生活用品等；筹备婚宴的活动，如散发请柬、签订聘请主持人合同、签订婚宴合同等。
还如因订婚而购置嫁妆、辞去职业、租赁房屋等，均可求偿。所失利益不予赔偿。例如将来结婚后可能取得之继承权、财产管理使用收益权、抚养费等期待利益等，均不能请求。此外，若因订婚而失去与其他方订婚或结婚的机会所应得之利益，非现实的损害，不能请求损害赔偿。
4.4 精神损害赔偿项目
对是否要负精神损害赔偿责任，只有少数国家有规定。在我国，对是否可以提出精神损害赔偿的问题，也是有很大争议的。大多数学者都认为在婚约解除后，应不发生精神损害的问题。因为，婚约成立后，男女双方都可以自由解除，只要不违背善良风俗，损害对方利益，即使给对方造成了某种精神上的痛苦，也不应该承担赔偿责任。如果法律允许精神损害赔偿，则有可能会间接的干涉婚约自由，从而给对方造成必须结婚的压力。还有认为，采用聘礼习惯，一切按照习惯行事，不张扬，可以避免女子受到第二次伤害。也就是说依据传统的聘礼习惯就可以把 9 一切安排妥帖，没必要再去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来招惹是非。
严格意义上的婚约解除所引起的精神损害赔偿，一般在于因为婚约的解除引起的名誉上的严重贬损、精神上的极度痛苦、人格上的极度贬低或者造成其它严重后果的，且名誉上的贬损、人格上的贬低与精神上的痛苦或其它严重后果必须与婚约的解除有相当之因果关系，且解除婚约的一方有重大过错。对于此点，应严格加以把握。至于台湾地区民法认为非财产上的损害，以被害人无过失为限。笔者对此不予苟同。比较双方之有责性，是否可适用过失相抵之原则，本文不去讨论。但如果被害方有轻微过失，或有责比例较低，但有严重的精神损害后果，单纯的以其有责性而否定其精神损害赔偿请求权，于情于理不合。
结论
本文从辨析婚约与相关概念的区别的角度分析了婚约的性质，认为婚约就其本质上来说是一种亲属法上之契约说，兼具亲属法和债法的双重属性。分析了中国婚姻现象的现状，论述了有关婚约的损害赔偿问题，对精神损害赔偿也作了简要的介绍。
参考文献
[1] 陈苇主编.外国婚姻家庭法比较研究[M].群众出版社,2006 [2] 黄松有主编.婚姻家庭司法解释实例释解[M].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 [3] 何霞[等]撰稿,杨遂全主编.亲属与继承法论[M].四川大学出版社,2005 [4] 王丽萍主编.婚姻家庭继承法学[M].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 [5] 费安玲,丁玫,张宓译.意大利民法典[M].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2004 [6] 吴涛.婚约的法律问题研究[D].西南政法大学 2011 [7] 郭金艳.我国婚约立法研究[D].西南大学 2012 [8] 刘萍.婚约法律制度研究[D].烟台大学 2013 [9] 金玮.我国婚约制度研究[D].杭州师范大学 2013 [10] 周珉如.婚约法律规制探讨[D].河北大学 2011 [11] 李长海.南京国民政府时期婚约法律制度研究[D].安徽大学 2011 [12]张学军.英美法系国家“违反婚约之诉”介评[J].法学评论,2007 10
致谢
第三篇：我国农村市场流通问题研究（推荐）
我国农村市场流通问题研究
[摘 要]农村市场流通是推动产业结构优化、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途径。目前,我国农村市场存在流通体系不健全,物流基础设施差,农村市场流通主体呈现无序性等问题。所以,必须加快农村物流网络建设,加大政府的投资力度,加强农产品质量监管。
[关键词]市场流通;城乡协调;市场体系
一、我国农村市场流通现状
(一)我国农村市场体系不健全
一方面表现为农产品区域性、结构性供大于求的矛盾,凸显出农产品卖难、价格低迷、农民收入增长缓慢等问题;另一方面,表现为农产品生产的无序性,结构调整的盲目性和趋同性,导致农产品(如粮食)安全面临新的威胁,同时农产品市场缺乏严格的管理。农产品的品质和安全卫生水平是赢得市场认可的关键,而产品的品牌化是开拓市场的基础,加工、包装则会带来更高的流通利润。而目前市场流通的大多数产品无品牌、无包装、无分级,对农产品流通向现代物流转变带来了很大困难。
(二)农村物流基础设施差,信息化程度低
农村基础设施薄弱的现状,总体表现为其建设的力度严重滞后于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底子较薄,投入不足。目前,我国农村流通设施建设未纳入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安排,多年来国家投入不足、建设滞后问题严重,农村人均商业面积仅为城市的1/10。调查表明,我国农产品批发市场只有41.7%建有冷库,11.1%配备了冷藏车,12.9%有陈列冷柜。只有10%的肉类、20%的水产品、少量的牛奶和豆制品进入冷链系统,而欧美国家进入冷链系统的农产品比例为85%,我国物流费用占国内生鲜产品总成本的70%。西部和北部的一些农村交通、电力、通讯等基础设施总量和规模较小、水平较低,基本设施及配套的功能陈旧、老化、落后甚至失效的问题比较明显,等级化、现代化、综合化、系统化程度较低。
(三)市场流通主体秩序混乱
农产品市场的繁荣,转移了一大批农业劳动力进入流通领域,形成了由运销专业户、农民经纪人、中介流通组织、农产品加工企业、城镇职业零售商贩以及季节性、临时性的农****
销队伍组成的市场流通大军。目前,对农产品流通主体的组织管理刚刚处于起步阶段,有的地方开始对农民经纪人队伍进行培训、登记。但流通主体总体上仍处于无序化状态。从农业生产中分出来的专业农****销队伍,缺乏必要的流通知识和收集加工信息的能力,他们组织化程度低,分散经营,信息独占,导致他们运销能力低下,市场风险大,抗御风险能力差。中介流通组织也刚刚处于起步阶段,运作管理不规范,营销能力还没能得到充分体现。农产品加工企业数量少、规模小,农产品吞吐能力需要大幅度提高。另外,农民参与流通的意识不强。大多数农民的小农经济意识比较深,只专注于农业生产,对流通的认识还不充分。农民参与流通体系建设的队伍还不壮大,农民在农村市场流通中的灵活性和创造性没有得到充分体现,部分参与农副产品流通的方式也还处于对手交易的初级阶段,订单农业等新型业态没有得到真正发展,农村市场流通领域还不够活跃。
(四)商业经营的利润期待和市场条件与农村居民现实生活状况之间的矛盾
这一矛盾反映出农村商品流通的商业价值在传统模式下难以正常实现。在商品经济条件下,吸引商业资本进入农村的最基本驱动力在于商业资本对市场的利润期待。如果在基本利润期待难以实现的情况下,商业资本就很难主动地流向农村。随着我国以统购销模式的原有农村供销合作社体系解体后,取而代之的是以农户个体兼营为主要特色的农村日用消费品流通模式,整体呈现出“散、乱、差、小”的市场特点,即网点分布随意散乱而缺乏合理规划,经营环境差而商品质量得不到保证,经营面积普遍偏小、品种单一,有的农家小卖店就是几百元钱的投入甚至经营与生活不分,缺乏专门的经营人员和基本的商业常识,他们的经营动机只是在不脱离农业生产的同时,通过附带经营以获得一些额外生活补贴,无税收、工资、租金等经营成本负担,经营的投机色彩较强。
即便这样,许多农村小卖部也存在经营困扰,即村民邻里间的信用赊欠问题,有的甚至连初始资本金都赊欠出去了,归结原因,还是受制于农村居民的现实购买力水平。这样一种市场条件,难免对商业资本的自然流入带来负面影响。
二、农村市场流通对繁荣农村经济的作用
(一)有利于产业结构优化的重要途径
通过农村市场流通,可以使农民了解、学习并发展现代农业,使农民广泛应用农业科技和信息技术。而信息产业是高新技术产业中最活跃的部分,提高信息技术在农业中的作用,有利于农村产业结构的优化。同时,应用信息技术改造和提升农业,改变农业的生产和流通方式,也有利于推动农业流程再造与组织结构的调整,有利于提高农产品的科技含量,降低资源消耗,从而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单位土地的产出,增强农业生产的可控性。
(二)农村市场流通是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重要措施
通过运用现代流通方式而建立起来的新型农村市场流通网络,可以改善农村消费环境,扩大农村消费,这对稳定农村、方便农民生活、服务三农、促进县域经济的发展具有重要作用。近年来,我国通过农村市场流通体系的建立,确实改变了农村多年来相对比较落后的购物环境。因为过去农村基本上都是小店,所以农民买东西如油盐酱醋在村里、日用百货赶大集、大件商品到城里。现在很多乡级店也都具有了相当的规模,商品种类非常齐全。同时农村市场流通也促进了城乡之间的商品流通。
三、加快农村市场流通的对策
(一)加快农村信息化建设
农村物流网络在配送商品和转移资金的同时,也将市场信息、物流信息、农业科技信息及时反馈给农民,可以减少农业生产的盲目性,加快农村和农业信息化步伐,提高农业生产的经济效益。
围绕城乡“信息不对称”的突出矛盾,应抓住市场、科技、生产、流通和提高劳动者素质等关键环节,深化农村信息化服务和应用,促进农业增效、农民增收。加快城乡公路网络建设,实现村村通公路;加快电话系统和互联网络系统的建设,重点立足农业信息化软件建设,充分利用现有广播电视网络、电话网络和卫星传输网络等信息传播媒体,把农民需要的政策、科技、市场等信息,通过各种途径送到涉农企业和广大农民手中,真正发挥信息资源的巨大价值。健全农村物流网络,加快农产品和日用品的流通,及时向农民反馈市场信息,这对解决农民生产产品卖难的问题,繁荣农村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二)调整农业结构,加强农产品质量监管,增加农民收入
增加特色作物、经济作物种植面积,壮大优势产业带,发展优势产业村。加大农业投入品的监管力度,大力整顿农业投入品的生产经营秩序,规范化肥、农药、兽(渔)药和饲料添加剂等生产经营行为。由于农村食品安全工作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关系到经济健康发展和社会稳定,它对促进城乡食品产业协调发展,促进农业增收都有重大作用,所以应推进农村食品安全监管责任网、市场流通网和群众监督网的建设。同时,要推进卫生信息、卫生支农和乡镇卫生院标准化建设工程,改善农村医疗卫生条件。
培育现代农民,强化农民技能培训,推进科技培训工程,培养有文化、懂技术、会经营的新型农民,增强生存、就业和发展的综合素质。健全科技推广体系,完善专业技术人员、大中专毕业生到农村工作的政策。
(三)进一步实施“农超对接”工程
积极引导农副产品生产加工企业与大型超市之间的衔接,把大型超市的农副产品采购直接带入生产加工基地,实现基地与超市之间的无缝对接。加强农村与周边省市以及省内周边大型超市的合作,开展农副产品与本土超市的对接,为山区农副产品创造便利的销售渠道。
全力发展“路边经济”。沿国道、省道等重要交通干线,按照农副产品就近销售的原则,建立和规范农副产品交易摊点或交易市场。地方政府要鼓励和引导农户参与路边市场建设,树立诚信为本的经营理念,规范交易行为,提高路边市场的服务水平,增强“路边经济”的发展活力。根据农副产品的流通取向,选择交通条件便利、区位优势明显的县市或乡镇建设综合市场或专业批发市场,改造一批具有发展潜力的流通市场,改善农副产品的消费环境,丰富流通节点的功能,促使“进”城和“下”乡功能得到充分发挥,为农副产品“进”城创造条件,为工业品“下”乡提供便利,实现流通节点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的双重发展。
(四)加大家电下乡实施力度
首先,要大幅度提高家电下乡产品最高限价。
彩电、手机最高限价提高一倍,冰箱等七类产品最高限价提高25% ~75%,对现行限价内的产品继续实行13%的补贴标准,超出限价的实行定额补贴。其次,大幅度增加家电下乡产品种类。目前,我国正向社会公示新一轮家电下乡产品招标结果,新增产品型号近万种。各地还可以根据本地实际,增选一个品种纳入补贴范围,这都大大丰富了家电下乡产品选择范围。再次,扩大家电下乡产品补贴对象。自2010年1月1日起将补贴对象扩大到国有农林场(区)职工。家电下乡实施力度的加大必将对拉动农村消费需求、促进农村繁荣发挥重要作用。另外,也应积极改善下乡产品售后服务,加强市场监督。家电、汽车、摩托车下乡政策是一项重大利民惠农政策,但在家电、汽车、摩托车售后服务体系上,城乡发展差距也有巨大鸿沟。针对这种情况我们一是要改造一批销售及售后服务网点。对销售及维修家电下乡产品的网点进行改造,对购置销售、安装及维修设备给予适当补贴,提高下乡产品销售及售后服务质量和水平。二是要取缔一批违规销售网点和企业。从2010年开始,按季度对家电下乡中标企业进行考核,对考核排名后5%的企业给予黄牌警示,连续二次考核排名后5%且得分均低于60分的企业,取消其中标资格。对违规销售网点取消销售资格。今年还要出台对销售网点的专门管理办法,加大监督考核力度。三是要进一步完善下乡信息管理系统。实现下乡产品从生产、流通、销售到资金补贴全过程监管。同时,继续会同相关部门加强市场监管,从生产、流通等环节加大监督检查力度。
(五)发展壮大农村经纪人队伍
农村经纪人是指在农村市场流通领域撮合成交或直接组织农副产品交易的人。农村经纪人通过集市或者是上山下乡收购、销售农副产品及工业品,具有非常明显的灵活性,在促进山区农村市场流通中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壮大农村经纪人队伍是实现山区农副产品顺畅销售和工业品下乡的现实之需,我们要依靠农村经纪人,充分发挥他们参与农村市场流通体系建设的积极性,带动农村市场流通发展。
(六)增加农民收入,转变农民消费观念
农民受传统消费方式影响,重积累轻消费的观念较深,集中性消费特点突出,农民一生中大的消费主要集中在婚丧嫁娶、建房、子女上学等方面,每每遇到农村的这些大事时,常常会把多年的积蓄一次性大量消费。因此,农民的收入平时多用于储蓄而不是消费,尤其在出现买方市场以后,农民的收入增长缓慢,客观上使农民认为钱不易挣,所以农民的储蓄倾向进一步提高,农民的长远意识进一步增强,消费行为趋向谨慎,往往会将钱积攒起来,以应付将来的意外情况,如果农村的各种保险保障制度如各类保险、合作医疗等能在广大农村推行开来,彻底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开拓农村市场或许更容易些。
[参考文献]
[1]何国平.走向市场:农业流通领域合作组织的理论与实践[M].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 2007.程国强.农村市场流通存在的六大突出问题[N].新华网, 2007-05-23.李明.立足市场农业搞活产品流通[ J].政策,2001,(3).
第四篇：道路交通事故有关法律问题研究
道路交通事故有关法律问题研究
【摘要】《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于2004年5月1日起施行以来，不仅标志着我国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法治之春已经到来，也为司法实践中准确地把握和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案件提供了更为明确、权威的法律适用的原则依据。通过解读，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蕴含的诸多新的法治理念和人文精神，但《道路交通安全法》因其固有的抽象性，不可能穷尽规范司法实务中所滋生的种种专业化问题。有鉴于此，本文选取道路交通事故引发的三个重要法律问题做一个探讨，以期对司法实践有所帮助。
关键词：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交通事故逃逸交强险
一、公安机关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相关问题
（一）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性质问题。
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3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现场勘验、检查、调查情况和有关检验、鉴定结论及时制作交通事故认定书，作为处理交通事故的证据。”从中不难发现，和《办法》相比，首先名称有所变化，将原来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更名为“交通事故认定书”，删除了“道路”和“责任”二词，改变了原来将事故认定区分为“道路”“非道路”的做法，相对淡化了行政色彩；其次对交通事故认定书的性质予以澄清，将交通事故认定书明确界定为证据，基于证据不具有行政可诉性的基本常识，这种证据性质的界定，将原来责任认定可诉与否的争论，一扫而去。交通事故认定书中虽无“责任” 二字，但公安机关还是要对当事人的责任进行认定，并在认定书中予以载明。公安交通管理部门通过交通事故现场勘察、技术分析和有关检验、鉴定结论，分析查明交通事故的基本事实、成因和当事人责任出具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过程包括对交通规则的解释和适用，各种检验技术、侦查技术的运用，对事故现场的测量和勘查，具有非常强的专业性质。因此，公安机关基于交通事故这一特殊的民事侵权行为的发生，以一个专业部门的角度对事故责任作出认定，在确认责任认定属于证据的前提下，其应当属于一种技术鉴定。公安机关作出事故责任认定，目的不仅仅在于为解决当事人之间因交通事故这一民事侵权行为而产生的损害赔偿纠纷提供依据，更重要的是作为对违反交通法规的肇事者作行政处罚和其他行政处分的依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不仅是确定是民事赔偿的证据，也是行政处罚和其他行政处分的证据。
（二）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在审判中的应用问题。
在实践中，对于公安机关所作责任认定的采用长期存在一种误区，以为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一种行政决定，只要没有提起复议和行政诉讼，就当然的具有法律效力，直接以其责任认定比例确定民事赔偿数额，对当事人的抗辩事由不作过多的考虑。
对此，我们首先应当明确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的民法属性，在民事审判中确立依法审查的理念。《实施条例》第91条规定“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的行为对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根据本规定，认定交通事故的责任有两个因素，即行为人对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和过错的严重程度。过错系指主观过错，易于解释，但是至于什么是“对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则理解上相对困难一些。侵权行为法当中，有一个重要的民事概念，就是原因力。所谓原因力，是指在构成损害结果的共同原因行为中，每一个原因行为对于损害结果发生或扩大所发生的作用力。显然，以上“对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应当理解为事故发生的原因力。在民事侵权损害赔偿案件中，对于赔偿数额的确定而言，主观过错程度是主要标准，比较原因力虽然也是确定赔偿责任的重要因素，但 1
是原因力的影响具有相对性，仅起“微调”作用。公安机关认定交通事故责任，涉及对交通规则的适用，违反交通规则，即说明有主观过错，违反交通规则的情节越严重，责任就更大。所以说，在一方过错和双方过错的情况下，亦即是大多数情况下，公安机关根据《程序规定》，依据事故原因和过错大小确定事故责任，应当与人民法院确定民事赔偿责任的原则没有根本的区别。但是，我们应当明确，在民事诉讼当中，对过错以及原因力进行综合分析，以及据此确定赔偿责任，是法官的一项职权，不是证据提供者的权利或义务。公安机关作为鉴定人，对民事赔偿法律、民事赔偿原则的理解和运用，显然无法同法官相比较，加之其处理交通事故的着眼点和观察问题的角度不同，其不能代替法官确定具体的赔偿义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在认定交通事故责任的过程中，往往伴随着采取一些强制手段，并始终保持一种强力态势，这种情况下当事人很难行使有效的抗辩，此外，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是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作最终具体行政行为的一个环节，它所适用的法律被限制在一定的范围内，主要包括《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和《程序规定》等，由于受到本身权力范围和法律适用范围的限制，以及民事法律知识方面的限制，在责任认定中，有可能对过错的举证责任、责任人的范围等不能作出全面、客观的分析，从而导致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和损害赔偿的责任分配不相一致，这都需要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纠纷的时候重新予以认定。
鉴于以上理解，笔者认为，人民法院理应依法对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予以审查。不过，我们也应当看到，公安机关对于交通规则的理解，对道路交通情况的熟悉，以及对事故现场的直接观察，都比审理案件的法官更具有优势，只要公安机关作出了相对合理的责任认定，审理案件的法官其实也很难否决公安机关的认定结论，加之公安机关确定责任的原则一般同民事赔偿原则相同，公安机关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绝大多数情况下都可以拿来比作民事赔偿责任。
二、交通肇事逃逸的相关问题。
许多车辆行驶者法制意识淡薄，缺乏足够的社会公德意识和个人修养，在发生交通事故后，为了逃避赔偿和制裁，一走了之。为了突出对交通肇事逃逸案件的打击，《刑法》第133条对交通肇事逃逸、致人死亡的问题作了这样规定：“交通运输肇事后逃逸或者有其他特别恶劣情节的，处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因逃逸致人死亡的，处七年以上有期徒刑。”在实践中，对交通肇事“逃逸”的认定，以及有关交通肇事“逃逸”共同犯罪问题的讨论，成为刑法学界的一个热点问题。
（一）交通肇事后的核心义务是抢救伤员和听候处理。
发生交通肇事事故后，肇事者就自然产生了相关的法律义务。国务院《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第7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的车辆必须立即停车，当事人必须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并迅速报告公安机关和执勤的警察，听候处理。根据这条规定，发生交通事故后，肇事者具有停车、保护现场、抢救伤者和财产、报警、听候处理的法定义务。为什么一般的故意犯罪嫌疑人并无接受司法机关处理的法定义务，而交通肇事者却具有接受处理的法定义务，一旦逃跑，就将受到刑罚的加重处理呢？我们认为这是由其过失犯罪的性质所决定的，也是与其相对较轻的刑罚尺度相一致的。交通肇事作为一种特殊的侵害行为，行为人由于其肇事的先行行为而产生特定义务，并且该义务也已由法律予以了确认。一旦违反该义务将得到法律加重的负面评价。在法律规定的交通肇事者各项法定义务中，抢救伤员和听候处理是这些法定义务中的核心义务，其余的义务是核心义务的附随义务。停车是抢救伤员的附属内容，保护现场是接受处理的附随义务。但是这是由交通肇事过失侵害行为的本质所决定的。交通肇事行为通常造成人身的重大伤害，被害人在受伤后的特定时空条件下，生命权和健康权处于一个危急关头，迫切需要救治，而此时加害人（交通肇事行为人）无论是在道义上还是法律上，都具有立即施救的责任。由于人的生命健康权在人的各项基本权利以及在人类社会关系中的基础性地位，决定了救治伤员无疑是行为人的核心义务。同时，由于交通肇事属于公共交通事故的组成部分，在认定事故区分责任等方面具有技术上的要求，因此，法律也将接受处理规定为交通肇事的义务之一。
需要指出的是，接受处理和救治伤员并不是同一层面的义务。司法实践中有将肇事者主动报警接受处理的以自首论，但是没有主动报警的，只要没有逃跑的也不会处之以加重处罚。甚至于在特定的危急情形下，为救治伤员不惜以损害原始现场为代价的。以及因急救而未及时报警，但主观上并无逃跑意图的，都不能以逃逸认定之。换句话说，救治伤员和接受处理都是交通肇事的核心义务，但是救治伤员的义务，必须表现为积极的作为，但是对于接受处理的义务，则仅仅需要表现为不作为——即不故意逃跑。只要排除了故意逃跑的行为，行为人无论是不主动报警、不保护现场（故意毁损现场意图逃避追究的除外），都不能说是违反了核心义务，处之以加重处罚。不保护现场虽然使肇事责任的认定产生一定程度的困难，但它并不从根本上否认肇事责任的存在，因此危害也不大不具有刑事可罚性；而不抢救伤者和财产将导致交通事故后的人身生命财产安全的挽救工作无法及时进行，使原本可以挽救的生命无法挽救、原本可以避免的更重大财产损失无法避免；从而造成远远超出过失犯罪所能容忍的社会危害性。而不听候处理实际就是逃避责任追究，也是违背行为人相关义务并为过失犯罪性质所不能容忍的。所以说，抢救伤者以及财产的义务和听候处理的义务才是这些法定义务中最重要、最基本的义务，如果履行了这两项义务，其他附随义务（如报警、保护现场）即使未全面履行都不能认定行为人肇事逃逸。
（二）如何准确界定“逃逸”。
何谓“逃逸行为”，理论界与司法实践中有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逃逸行为”主要是指行为人在交通肇事后的当场以及与当场紧密联系的时空（包括时空的延续）逃逸，从而延误了被害人得到救助的宝贵时间。法律之所以规定逃逸是加重情节，是从考虑被害人的生命安全角度，避免被害人因为行为人的逃逸而延误治疗。第二种观点认为，此处的“逃逸行为”是指逃避法律制裁。即“逃逸行为”并不限于交通肇事的当场，只要是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而逃逸的，即使行为人把被害人送到医院后为了逃避法律制裁而逃走，也构成“逃逸行为”。
笔者同意第一种观点，这种观点也是符合交通肇事罪的立法原意的（当时我国交通肇事事故频发而且被害人往往因为得不到及时救助而造成残疾或者死亡案件较多）。如果依照第二种观点把“逃逸行为”的范围无限扩大到为逃避法律制裁而逃逸，是不符合立法原意的，而且对于行为人而言也是不公平的。比如对于交通肇事后及时救助被害人并向司法机关自首后又逃跑的行为，行为人也是为了逃避法律制裁，但是对于这种行为无论如何也不应当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并予以加重处罚，否则相对于交通肇事后置被害人生命安危于不顾而逃逸的行为人而言是不公平的。而且如果司法实践中将之认定为交通肇事后“逃逸”，也不利于鼓励交通肇事后的行为人及时减轻危害后果，这对于被害人和整个社会而言都是弊大于利的，因此对“逃逸行为”的认定应当作限制性解释。无疑，由于是“逃逸”是交通肇事犯罪的法定加重事由，没有在肇事后逃跑或者逃避法律追究的事实，是不能认定“逃逸”并适用相应的刑罚的。但是，我们从刑法条文背后立法者的价值取向来深究“逃逸”概念的实质，就会发现，对于交通肇事者来说，抢救伤员是他的道德义务，也是法律义务。在立法上对于“逃逸”作出否定评价的核心，在于行为人违背了抢救伤员这一最基本的义务，在特定的紧急的情形下，救治与否将对伤员的生命健康权尤其是生命权产生关键性的影响，在此时逃避法定义务，在某种意义上说，其性质的严重性不亚于故意伤害或故意杀人案件。并且二者具有明显的可比性。（如类似于不做为）毕竟人的生命健康的价值是超出其他任何价值的最本质最核心的价值。而纯粹的逃避法律追究本身，在故意犯罪者，是其反社会性行为的一个必然延续，对于过失犯罪者来说，破坏的是社会关系和社会秩序，其重要性的等级要明显低于人的生命价值。从这个意义上说，逃避法律追究这个内容并不是刑法立法者将其规定为加重处理的立法本意。
三、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相关问题。
《道路交通安全法》第1 7条规定：“国家实行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设立道路交通事故社会救助基金。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第75条规定：“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支付抢救费用。”第76条规定：“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人身伤亡、财产损失的，由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责任范围内予以赔偿。”因此，《道路交通安全法》首次以法律的形式确立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制度，并规定了保险公司的赔付原则。这丰富了我国侵权行为法的内容，有利于受害人的人身和财产损失得到及时有效的赔偿，有利于侵害人预防和分散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的风险，从而有利于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与保险公司原来实行的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相比较，《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在保险性质、理赔原则、请求权主体、第三者范围等方面均具有不同的特点：一是前者为商业保险，可以由机动车所有人自愿选择是否办理，保险公司不能强制要求机动车所有人必须办理；后者是法定保险，具有强制性，是机动车所有人必须依法办理的责任保险。二是前者的目的在于集合危险，分散损失；后者不仅包括前者的功能，主要还是为了填补受害人的损害，使其得到及时有效的赔偿。三是前者的保险金额和保险费可由投保人根据情况在最低保险金额基础上选择并与保险公司协商签订保险合同；后者的保险金额和保险费则由保监会做出指导性规定，投保人不能自由选择。四是前者以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具有过错责任作为赔偿的前提条件，依据保险车辆驾驶人员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所负的责任比例，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并据此规定了较为宽泛的免责事由；后者不以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具有过错责任作为赔偿的前提条件，只有在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情形下才可以免除赔偿责任。五是前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主体是被保险人，第三者不享有向保险公司要求赔偿保险金的直接请求权；后者请求赔偿的权利主体既可以是被保险人，也可以是作为受害人的第三者，第三者对保险公司具有直接的请求权。六是前者对于保险人、本车驾驶人员及其家庭成员以及本车上其他人员的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均不负责赔偿；后者包括的第三者范围则比前者要宽泛的多。因此，保险公司原实行的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不能完全等同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之所以称为强制保险，就在于它的强制性和法定性，以及在理赔原则、保险责任范围和免责事由等方面所体现出的不同特点。对此，笔者认为，在当前情况下，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在正确理解《保险法》、《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立法精神，正确认识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与保险公司现行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之间的联系和区别的基础上，在实践中正确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规定，进而妥善解决保险纠纷，依法公平维护保险关系各方当事人的正当利益。
（一）保险公司原来实行的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是否应当作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适用。
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还没有正式出台的情况下，对于如何执行《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5条和第76条的规定，在理论和实践上存在不同的认识和做法。保险公司认为，目前保险公司实行的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属于商业保险的范畴，不同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条款正式出台以前，保险公司仍应当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根据被保险人在道路交通事故中是否具有过错作为保险公司赔偿的依据。公安交通管理部门认为，在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发生道路交通事故时，《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对机动车一方适用无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作为承保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保险公司亦应当遵循这一责任归责原则进行赔偿。我们认为，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实施细则和具体条款尚未出台之前，是《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规定具体适用的过渡阶段。保险公司根据《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条款》推行的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与《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意义上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在性质和
内容上是根本不同的两种保险制度，在实践中不应作为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而予以强制适用，否则就不能公平维护保险公司一方的正当利益，并会在实际操作中产生诸多的矛盾。
（二）保险公司是否具有先行支付抢救费用的法律义务以及保险公司对此有无继续追偿权。
保险公司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保险的赔付时间上，一般是在公安交通管理部门作出明确的道路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后，根据机动车的过错责任程度和实际发生的损失费用进行赔偿，具有事后赔偿的性质。但《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5条规定：“肇事车辆参加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由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内支付抢救费用。”即规定了保险公司具有先行支付抢救费用的法律义务。对此，保险公司亦持有不同的认识和看法，在实践中也出现了因保险公司拒绝先行支付抢救费用而引起的诉讼。笔者认为，既然已经认定保险公司现行的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不是法律意义上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因此，《道路交通安全法》第75条关于保险公司具有先行支付抢救费用义务的规定在当前的适用条件尚不成熟。第三者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纠纷中，因抢救费用的先行支付问题直接向保险公司提起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原则上应当暂不予受理，实体上暂不予支持。如果保险公司接到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先行支付抢救费用的通知后，经审查认为保险公司构成保险责任的，则应当按照规定支付相应数额的抢救费用。如果事后认定保险公司不应当承担赔偿责任或者应当减轻赔偿责任的，保险公司对于其多支付的抢救费用可以向第三者依法行使继续追偿权。
（三）保险公司是否应当以被保险人具有过错作为履行赔偿义务的前提条件以及保险公司赔偿责任的性质。
保险公司基于现行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仍属于商业保险范畴的认识，认为双方当事人仍应受保险合同条款的约束，只有机动车一方在道路交通事故中具有过错的情形下，保险公司才应承担赔偿责任。我们认为，正确认识保险公司赔偿的责任性质、归责原则基础以及免责事南是解决矛盾纠纷的前提和基础。虽然《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意义上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尚未出台，但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将机动车与非机动车、行人之间的侵权责任归责原则已经由原《办法》所适用的过错责任归责原则修正为过错推定责任归责原则，即除道路交通事故的损失是由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故意造成的情形外，机动车一方都应承担责任，非机动车驾驶人、行人违反交通法规只能作为减轻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因素。因此，保险公司对第三者进行赔偿的责任归责原则也应当予以修正，以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所规定的责任归责原则和立法精神。保险公司主张以被保险人具有过错作为履行赔偿义务的前提条件已经没有法律依据且与现行的法律规定相悖，因此，在《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意义上的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出台之前，保险公司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原则 上应当与机动车一方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相符。
（四）第三者对保险公司是否具有直接的保险金赔偿请求权以及第三者应当如何主张权利。《保险法》第50第1款规定：“保险人对责任保险的被保险人给第三者造成的损害，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或者合同的约定，直接向第三者赔偿保险金。”保险公司根据该规定可以直接向第三者赔偿保险金，但《保险法》并未规定第三者可以直接向保险公司提出赔偿保险金的直接请求权。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有关理论和部分国家的立法普遍认为第三者对保险公司应当具有直接请求权，以使第三者得到直接、快速、切实的赔偿。因此，对于在实践中出现的第三者作为受害人直接向保险公司提出赔偿保险金的请求或者直接以保险公司作为被告要求赔偿保险金的法律问题，需要予以明确。我们认为，我国《保险法》没有规定第三者对保险公司具有直接请求权，只是规定保险公司可以向第三者直接赔偿，《道路交通安全法》也没有规定第三者可以向保险公司直接请求赔偿保险金的权利。因此，在当前立法基础上，应当认定第三者对保险公司行使直接请求权尚没有法律依据。根据《保险法》和保险合同，应当认定被保险人对保险公司具有直接请求权。不过，与将来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的实行相适应，赋予第三者直接请求权具有积极的法律意义和实际意义，更有利于对第三者的法律保护。
（五）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民事诉讼中应当如何确列保险公司、被保险人和第三者的诉讼主体地位。
在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民事诉讼中，正确列保险公司、被保险人和第三者的诉讼主体地位有利于理顺不同的法律关系，确定不同诉讼主体的民事责任。当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在第三者同时起诉被保险人和保险公司或者直接单独起诉保险公司的民事诉讼纠纷中应当如何确列保险公司的诉讼主体地位。我们认为，在当前的立法状况下，因第三者对保险公司不具有直接的请求权，在第三者因抢救费用或者人身和财产损害提起的与机动车辆第三者责任保险有关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民事诉讼中，原则上应当将被保险人列为被告，保险公司可以作为第三人参加诉讼，但不应将保险公司列为共同被告或单独列为被告参加诉讼。
第五篇：食品安全法律问题研究（最终版）
食品安全法律保护问题研究
社旗法院 张永军 李 满
泡菜里着色剂，果冻里有防腐剂，近九成食品里有添加剂。从“毒奶粉”到“地沟油”，从“苏丹红”又到“瘦肉精”，食品安全问题已成了老百姓长挂心头的担忧，牵动着人们敏感而脆弱的神经。当头发酱油、红心鸭蛋、大头奶粉、洗衣粉馒头等等，当商人没有了良知，当执法者只知头痛医头的时候，就只剩下老百姓的自认倒霉，只有每天盯着电脑、报纸、网络苦苦修炼发现黑心食品的火眼金睛。《食品安全法》的颁布实施，虽然在多个方面都有重大突破，但食品安全质量距离让人们放心还存在较大差距，初级农产品源头污染较为严重，食品市场抽样合格率偏低，各项食品安全管理制度仍不完善，食品流通环节经营程序还缺乏规范，假冒伪劣食品仍然屡禁不止，面临食品安全事故没玩没了的爆出，不能不引起我们对食品安全法律保护现状的反思及完善之对策研究。
第一、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保护现状
（一）我国在利用公权力与私权利保护食品安全方面存在保护失衡现象
我国的市场经济是直接由计划经济发展过来的，导致公权力的膨胀与私权利的萎缩并存，公权力对私权利的践踏与私权利对公权力的依附并存，民众对公权力的膜拜与对私权利的漠视并存，这体现在食品安全法律保护领域就是存在重公权力、轻私权利的时代缺陷。
（二）我国对食品安全公权力的保护力度强与弱并存，这主要体现在我国对食品安全的立法、执法等方面
1、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体系缺乏系统性，法律要素重复且规定不统一。虽然我国颁布实施的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数量较多，如《食品安全法》、《产品质量法》、《消费者权益保障法》等，但是却出现分段立法、条款分散、调整范围较窄等等缺陷；其次公众报以厚望的《食品安全法》并没有覆盖食品安全的众多问题，配套的法律法规仍未形成；再次，从现有的法律来看，也经常会出现矛盾之处，如《食品安全法》和《产品质量法》在许多规定上都是重复的，经常出现针对同一违法行为，不同执法主体依照不同执法标准，处理结果不一致的问题。
2、《食品安全法》仍不完善，相关条款规定不合理。《食品安全法》采纳了国际上一些先进法律制度包括食品安全危机应急处理、召回、赔偿、重大事故处理等制度。但在具体法律制度上仍然存在问题，在实践中也越来越多的暴露其不足之处，例如 “十倍赔偿”制度，单一的确定的数额不能适应经济生活中多样化的要求,比如一瓶1元钱的矿泉水,如果不符合食品安全标准,消费者索赔也就是十元,而在现实生活中这样低价的食品成千上万种。在生产经营者不愿付赔偿金的情况下,相对较少的赔偿金额很大程度很少有消费者会为几百元的商品而启动繁琐的诉讼程序,更不用说几十元甚至几元的商品或服务了。而对于价格高的食品,虽然能起到惩治生产经营者的目的,但是生产者、经营者也会通过提高价格等手段来弥补利润上的损失，最后还是转嫁到广大消费者身上。
3、食品安全的执法方面。近年来，我国对食品安全的执法力度不断加强，主要表现为：多部门联合监督执法，专项执法检查，市场巡查和日常监管，以及对食品安全违法大案、要案的查处，但这仍不能掩盖当前食品监管中的诸多问题，首先是惩罚力度较小，根据《食品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我国对食品安全的责任处理是：没收违法生产经营的食品和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原料等物品；并根据不同的情形，处以 2 千元以上 10 万元以下或者按照货值的 2 倍以上 10 倍以下罚款；情节严重的，吊销生产许可证，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与国外相比，我国法律法规对问题食品的生产经营者的惩罚力度则显得比较低下。其次是我国食品安全的城乡执法力度失衡。在我国，农村的食品安全问题比城市更严重，例如，“大头娃娃”事件的受害者大多为农村地区的消费者，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农村的食品安全执法力度弱于城市的执法力度，导致大量的不安全食品在农村泛滥。多年来的调查报告都可以说明这一事实，2008年流通领域食品安全调查报告显示：农村市场仅有33.6%配臵了农残速测仪等设备，而且只有21.8%市场的有效使用率在80%以上。调查还发现农村市场监管不到位，散装食品卫生、假冒伪劣、过保值期食品等问题仍是农村市场最主要的安全问题，生熟食品不区分销售，钱币和实物不分开，卖鲜肉的案板2—3天才清洗一次等仍是正常现象。因此，农村执法力量十分薄弱，市场监管缺位，加上农民购买食品时多数人既不查验相关证照，又不索要销售发票，致使一些“三无”食品、过期不合格食品以及被城市市场拒之门外的食品流向农村市场。再次是以罚代刑，食品安全案件查处率低，移交率更低，经常以行政处罚代替刑事追究。
（三）我国对食品安全私权利的保护力度弱
1、消费者维权依据不足，成为弱势群体。当前消费者维权主要依据的就是《消费者权益保护法》、《产品质量法》、《食品安全法》等法律，但是多种实际因素导致消费者的维权依据形同虚设，无法作为消费者维权的坚强后盾。同时与经营者相比，消费者无论是在经济实力上还是占有的社会资源方面都处于弱势。值得一提的是：双汇“瘦肉精”事件出现后，双汇向主管部门汇报工作，随后召开了经销商和职工参与的“万人大会”，会上高呼“万总万岁，双汇万岁”，而唯独没有高呼“消费者万岁”这折射出消费者极度弱势的悲哀现实。
2、消费者诉讼举证难度大。食品消费者们通常都难以主动地保留相关的证据材料以备后用。当受害的食品消费者要行使自己的个人诉讼权利而踏上诉讼征途时，却往往会发现自己手上没有多少有用的证据材料，出现举证困难，从而最终败诉，受损利益无法得到正当维护。例如，2011年发生的“双汇瘦肉精”事件当中，依据相关的诉讼原则，消费者权益诉讼必须遵循“谁主张，谁举证”的原则，只有举证出因食用含有双汇产品导致其身心受到了相应的损害，这样才能获得相应的赔偿。不过，大多数消费者没有保留双汇产品的包装，也不注意索要相应的购货发票或收据。而且要提起相关的民事诉讼还必须有经过医学鉴定的损害身体健康的事实，并证明此损害是由含有瘦肉精的双汇产品所造成的，消费者同时做到这两点是十分困难的。
3、食品安全的民事赔偿制度不尽合理。《食品安全法》设立了“十倍赔偿”制度。但是，有大部分人对其并不看好，甚至有学者称：“十倍赔偿”规定应该被看做是中国在试图引入惩罚性赔偿制度道路上的又一次尝试，只不过这次尝试却难言事毕功成。“十倍赔偿”制度在定性、定位还是定量上都存在严重偏差，虽有惩罚性赔偿之形，却无惩罚性赔偿之神，“盛名之下，其实难副”。因为“十倍赔偿”对于他们而言，只相当于他们所获利润的一小部分而已，起不到遏制作用。这样，违法的食品生产经营者依然到处存在，食品安全事件依然会隔三差五地上演。
第二、完善我国食品安全法律保护的对策
(一）平衡发展我国对食品安全公权力与私权利的保护 目前，我国食品安全的公权力不断发展壮大，当面临食品安全事件或事故时，无论是政府还是民众，首先想到的救助手段就是依靠政府、依靠司法机关，往往忽略公民个人在食品安全方面应当享有的私权利。因此，平衡发展我国食品安全的公权力保护与私权利保护，就必须制约食品安全的公权力膨胀，分清食品安全的公权力与私权利的界限。划定私权的存在空间，壮大食品安全私权利保护的力量，以抗衡食品安全的公权力。
（二）完善我国对食品安全公权力方面的保护
1、梳理我国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继续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应当对于现有食品安全的法律法规进行细致的清理、补充和完善，整合现有的食品安全方面的法律法规制度等资源，结合我国食品安全的现状与将来的相关规划，制定合适的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如《食品安全法》应当从不同方面进行更具体明确的规定，而且应当尽量避免和减少食品安全在立法上的冲突，以求最终能构建出以《食品安全法》为核心，各项法律制度之间协调的、完整的、统一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保障食品安全的健康发展。
2、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的监管制度。就我国当前多头的监管制度而言，就应当完善我国的食品安全委员会，改变其虚设的地位，使其变成一个专门、权威的对食品安全进行全面管理的政府职能部门，将监管权集中，在该机构的统一管理之下，进一步具体地理顺农业、质检、工商、卫生、商务、进出口、药监等管理部门的关系，并对各部门出现的监管存疑问题进行相应的协调解决；同时，食品安全的各个监管部门之间必须加强食品安全方面的信息交流，大力推行食品安全监管的重大与要案通报制度，施行食品安全监管问责制度。此外，食品安全行政执法部门对于那些不能仅通过行政处罚而不了了之的食品安全案件，应当及时移送司法机关处理。
3、加大食品安全的行政处罚力度，提高行政惩罚数额。目前，我国《食品安全法》对违法食品生产经营者的惩罚作出相关规定，包括惩罚的手段与惩罚的数额。从该规定看来，行政惩罚的方式包括没收物品、行政罚款、吊销其许可证，行政惩罚的方式虽然不少，但是其惩罚的力度却显得偏弱，特别是其行政罚款的数额偏低，没有发挥出其应有的震慑作用。因此，要在行政惩罚方面对食品安全有所建树，就必须提高对违法食品生产经营者的行政惩罚数额。
4、平衡食品安全城乡之间的执法力度。加大基层执法机关的食品安全监管力度，严格监管责任，以农村和城乡结合部及商场、超市、集贸市场、批发市场和节日食品市场为重点，认真组织开展专项执法检查。特别要加大对农村食品市场的监管力度，使我国农村等落后地区的食品安全问题得到重视，其执法力度得以加强，从而保障城乡两地人们的食品安全问题能够得到公平的对待，也使得食品安全事件高发的农村地区的食品安全执法力度得以提高，找到了食品安全执法问题的突破口。
（三）加强我国对食品安全私权利方面的保护 食品安全的法律保护多方面的，特别是发挥私权利在食品安全法律保护中的作用，能够有效减少食品安全执法成本，减轻政府行政执法的负担。所以，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的私权利保护对解决我国的食品安全问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何完善我国食品安全的私权利保护，应当从以下三点入手：
1、放宽对公益诉讼的限制。目前我国的司法制度中还没有公益诉讼的相关规定，在我国由于消费者的维权意识淡，对食品安全的重视程度不够，而在市场上交易过程中消费者的权益是最有可能受到损害的，这时候就应该放宽对公益诉讼的限制，使得消费者能够联系起来共同维护自己的法权益，开辟公益诉讼的渠道，使消费者提高维权意识，达到维护消费者权益的目的。
2、建立实际赔偿、惩罚性赔偿与精神损害赔偿相结合的民事赔偿制度。食品安全领域出现的侵权案件，受害人不仅要承担因食用问题食品带来的肉体上的痛楚和折磨，还要饱受精神上的煎熬，仅仅赔偿足额的医疗费、护理费等实际损失费用实在不能弥补受害人的损失，因此应该在食品安全民事赔偿中将精神损害赔偿具体化，这不仅有利于受害人损失的弥补，更有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公正。此外，虽然《食品安全法》规定了“十倍赔偿”的惩罚性赔偿方式，但其仍然存在不足之处，比如十倍的赔偿数额对于售价不高但危害严重的食品来说赔偿额就太少，所以应该建立最高赔偿限额制度，这样一来，食品的生产者、经营者面对高额的违法成本就不至于肆无忌惮的违法。
3、完善受害人诉讼保障机制。实行举证责任倒臵原则，在食品安全事故中，当事人举证是非常困难的，规定举证责任倒臵，能够促使举证责任被倒臵的当事人一方采取积极有效的措施，预防、控制损害事故的发生，积极主动地提高食品的质量。另一方面为进一步强化保护消费者的食品安全监督权益，保障受害人的合法权益，可规定企业在食品安全事件发生后不得转移或是隐匿财产，必要的时候相关机构可以对发生食品安全事件企业的财产进行冻结。最后，建立食品安全事故基金，当发生食品安全事件的单位无力进行赔偿时，食品安全事故基金可以对受害人先进行一部分的赔偿，以保障受害人的利益。
食品安全是“大于天”的民生课题，“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绝不是一句口号，而是以一贯之于食品安全立法和严格执法的实际行动，我国刑法修正案
（八）食品安全保护的三个条文，剑指伪劣食品生产商和销售商，开启了打击违法的雷霆万钧之势，只有让全社会不断给力食品安全问题，才能不断推进食品安全乃至人权事业的发展。
点击咨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