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大众教育与精英教育
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与传统的精英教育或英才教育在概念上有一定的区别。后者体现为一种量的教育，即只有极少数人有享受教育的权利。前者则体现的是一种质的教育，着重于优秀的教育，即是在大众化平台上的高层次高素质的教育。它的基本特征是一种以心智和人格为核心的高标准教育，它是建立在高深学问基础上的（这里所述的高深学问不仅是一套知识体系，同时还是一套方法体系以及在未知领域冒险、探索的过程），旨在让少数具有较佳天赋和潜质的学生成长为高精尖人才，将来成为各行各业的栋梁、骨干和领导者，其中不乏领袖和大师级人物。从国际国内的发展趋势看，构建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理念是时代的需要，是社会发展的需要，是教育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人的个性发展的需要。
从时代的要求来看，精英教育是知识经济时代高科技发展的内在要求。在知识经济时代，高新技术的发展出现了新的特点。由于知识的信息化，网络社会的形成，各个学科之间迅速交叉融合渗透，研究不能仅仅局限于哪一个学科种类，而必须从多个学科入手，才能取得预期的研究效果。不仅如此，由于各个学科的互相结合渗融，新兴学科也不断出现，研究的难度和深度也在不断加大。仅以计算机技术为例，最早的计算机是为军事战争服务的，如今，它所服务的对象早已不仅仅局限于军事领域，在气象、地质、水利、建筑、运输、农业、印刷、编辑等领域都不难见到它的身影。这些技术领域的互相结合，催生出了新的研究课题，研究的难度和广度都是前所未有的。北大教授王选发明的计算机激光照排汉字处理系统举世闻名，它将计算机技术成功地应用于印刷领域。但这是一个涉及面非常之广、难度非常之大的复杂系统工程。它涉及数学、物理、中文、计算机、电子技术、新闻、印刷等多个学科，并经过研究人员花费了数年时间才得以成功。要发展高新技术，必须要培养能从事高新技术的高精深的专门人才。相比其他人才的培养，鉴于高新技术的特点，要花费更多的人力物力。所以，在有限资源条件下，开展一定数量的精英教育是必须的，也是正确的选择。
从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精英教育培养的精英人才对经济、社会的发展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无论是经济、科技、教育、军事、外交和文化等社会各个领域，还是政府、行业等不同的管理部门，精英人才都起着引领社会发展潮流，推动社会进步的中流砥柱作用。所以，我们有必要采取适度的精英教育，以符合经济社会发展对拔尖创新人才的需要。从高等教育自身的发展来看，作为孕育科技，集知识创新、知识生产、知识传播和知识应用为一体的高等教育，已从社会的边缘走向社会的中心，在人才培养、科学研究和为社会服务等各个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高等学校与社会经济的结合越来越紧密，传播文化和国际交流的任务也越来越繁重，高等学校水平高低正在成为一个国家综合国力和文明程度的重要体现。
一般来说，决定高等学校水平高低的主要是学校的教师，也就是这个学校所拥有的精英人才。建国际一流大学，关键和重点是一流的师资，也就是一流的精英人才。事实上，当前国际竞争空前激烈的主要焦点就是人才，也就是精英人才资源的争夺和竞争。可以说，有了某一方面的精英人才，就拥有了该方面的核心技术基础、技术创新能力和战略竞争力。只是我国的高水平师资相当匮乏，它不仅制约了精英教学，也制约了大众化教学。
从人的个性发展的需要来看，每个人都是不同的，精英教育满足了一部分出类拔萃的学生与杰出教师在宽松的环境中探索高深学问的需要。人的发展规律告诉我们：每个人都有其与众不同的个性特点，即每个人的需要、动机、兴趣、爱好、气质、性格和能力等个性特点都是不一样的。人的发展也是多层面的，因此不能简单地要求统一和一律。而高等教育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能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人的发展的需要。事实上，大学生们由于过去各自生长的环境不同，文化基础、兴趣爱好和人生观、价值观、理想都不尽相同，大学生多数为自己设计了未来，有了自己追求的目标。大众化背景下的精英教育，正是顺应了学生自我发展的需要，满足了学生实现远大抱负的需要，因而有利于学生身心的健康发展。
第二篇：高校老校长论坛：大众教育不该排斥精英教育
高校老校长论坛：大众教育不该排斥精英教育
建国60年来，随着广东经济发展，教育水平也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后，广东从原来教育发展水平低的省份，发展成现在的教育大省。但高等教育大众化是否降低了学生培养质量？大众化下还要不要精英教育？
近日，广东高校老校长论坛在广州举行，一批老校长、老书记聚集一堂，回首建国60年和改革开放30年教育发展成就，并对目前存在的一些问题提出了深刻的思考和犀利的批评。
一、“大众化”下教育质量存在缺失
华南理工大学原校长刘焕彬发言中指出，这些年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普及义务教育的实现，高中教育的快速发展及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不仅促进我国GDP的增长，而且使我国由一个人口大国向人力资源大国迈进关键性的一步。
当然，随着我国经济的发展，社会对人才质量的要求越来越高，高教育质量发展存在缺失。比如，需加强学生人品培养、能力培养、解决学校“层次单一，千人一面”的办学问题。
刘焕彬认为，造成这种缺失的原因，一方面在于大学办学机制和人才培养方式单一，始终无法摆脱片面追求升学率的怪圈，徘徊于知识型教育模式中，长期忽视学生创新精神、创新能力和动手能力培养。另一方面社会浮躁氛围渗透校园，老师无法潜心学问，学生不愿静心学习。
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的高速发展，突出表现为教育的大众化。该如何解决当今大众化教育与精英教育的矛盾？刘焕斌认为，大众化教育与精英教育并非就“有你没我”，世界上有些发达国家两者都做得很好。他们以建立与传统的精英大学系统之外的“第二种高等教育”来实现大众化。如美国的社区学院，英国的多科教学院，以及多种成人高教机构。“名牌大学、重点大学应承担精英教育职能。”
二、高校原创性研究太少
“中国高校研究99%都是跟踪性研究，功利性较强，原创性研究太少。”华南农业大学原校长骆世明坦言：“许多SCI论文也是垃圾论文，发表了也无人看。”
他批评道，高校教育功利性太强，科研人员缺乏大度和开放精神，“小农意识”（拒绝合作与交流）严重；年轻人缺乏艰苦深入的精神。“美国学生做研究时，小姑娘也卷起裤腿下田，而中国学生只会躲在房间里做实验。”
骆世明还将高校与教堂、军队、政府和企业进行了一番对比。西方大学起源于教会，因此传统中对科学和规律研究有虔诚的态度；高校应学习部队军人的使命感的大局意识，但要具备质疑和批判的精神；中国古代的学校是为了培养官员，但现代大学不应只培养学生当官，而是培养学生怎么思想，怎么做事；高校也像企业一样需要经营，但企业追求利润，讲经济效益，学校培养人才应该“质量胜于数量”，是长期战略性、公益性、社会性的，绝不以盈利为目的。
三、政府不应对高校过度行政化
““促进人的发展”应该是教育最本质的功能。我们现在高等教育“人的发展”还不够，在发展时以某种确立的模式来塑造人才，这种观念非常强，特别重，他觉得这种做法会使得教育者创造力受到很大挫伤。”钟韶认为恩格斯的话正体现以人为本：“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现代高等教育应该坚持“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他说，现代大学的奠基石应该是创新与自由，体制需服务于学校发展，而现在政治化太强。把学校划分成不同的行政等级，教学评估、统一高考、招生、科研审批等都由政府控制，限制了高等教育的发展自主权。”
现在高校评职称，绝大多数是看老师发了多少论文，刊物等级如何，关键的教学水平和学术水平却不看。“我常开玩笑，学术委员会不需要专家，只要找些高中毕业会数数的就可以评出来了”。
第三篇：精英教育与大众化家教育的区别
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特点
从高等教育精英化向大众化阶段的转变, 最重要的是教育思想观念的转变。这两个发展阶段在人才观和教学观价值取向、学生观等方面都应有较大的区别, 充分认识两个阶段的差异是做好机制转变的前提和保证。
精英教育的人才观比较重视研究人才的培养,强调学生的专业知识的深度, 培养出的少数精英成为部分行业中的技术骨干, 专业覆盖面窄, 不易适应职业的转变, 这就产生了所谓的“专业对口” 问题。在社会经济发展的工业化初期和我国的计划经济时代, 精英教育有其独特的优势和特色, 培养的人才大多数可以在固定的岗位上“从一而终”, 从而为培养大批的专家、学者提供了保证。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及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 社会需要大量的专业适应面广、综合素质高的人才, 社会职业类型也会成倍的增长。我国改革开放初期社会职业只有700 多种, 现在已有近2000 种, 而日本有4000 多种, 德国有近6000 种, 所以, 高校培养人才的思路要从单一化转化为多样化、复合型人才的培养。在高校扩招的情况下, 将专业设置、课程设置与大众化教育复合型人才培养的要求相适应, 发挥专业之间、院系之间的教学合作与互补, 是解决教学资源相对短缺与学生人数快速增长之间的矛盾的主要途径。
精英教育的教学观和大众化教育的教学观也存在着一些重要的差异: 精英教育注重教师的主导作用, 教师掌握着学生所学知识的广度和深度;大众化教育则更强调学生的主动性, 注重整个校园的教育气氛和整体教育培养功能。精英教育阶段强调高等教育的功利性、生产性、工具性, 高等教育的目的是培养技术人员和经济专家, 传授知识、技术和培养能力, 学校是生产专一性很强的“产品“的生产机器。大众化教育的价值取向发生了新的转变,重视塑造人的心智和个性, 注重人才的全面素质培养和创造性能力的养成教育, 人文和道德素质教育成为教育重点之一;本科教育培养的学生直接成为社会经济发展各个领域中的高级劳动者和技术实践者, 研究生教育成为专业性强、层次高、注重知识深度与技术研究能力的专家型人才的培养教育。
大众化教育在学生观上与精英教育阶段有着本质的差别: 首先表现在学生对学习的主动性方面,精英教育阶段学生更多的是受制于专业、课程以及教学方法对他们的限制, 所谓“一步定终身”, 大部分学生从入学时候起就注定要终身从事某一职业,对于所学的课程范围没有主动权。大众化教育阶段使学生有了选择专业的更多机会, 真正意义上学分制的实行和信息化多媒体技术的应用, 使学生自学的效率大大提高, 兴趣对学习效果的影响发挥了更大的作用。其次, 学生在学校的定位发生了变化,精英教育强调师长观念, 学生是学校教育的受惠者,是学校行政的“被管理者”, 教育管理者和教师成为高人一等的“上层” 角色, 学生参加管理决策和过程运作的机会微乎其微。大众化教育阶段强调以学生为本, 学生成为学校教育管理和教学工作的主体之一, 学校教育管理者为学生学习、生活和自我素质培养服务。学生与教师是对等关系, 只有社会分工的角色不同, 没有“上智下愚”之别, 教学相长,学高为师将成为现实, 学生选择教师将越来越普遍,在教学过程中的师生知识互补也将逐步显示出对教学效果的影响。
第四篇：精英教育2
精英教育之二：中国需要养成君子之大学
经济观察网 秋风/文 当代中国大学教育存在诸多问题，而其中最为严重者在于，缺乏养成“君子”之机构。
君子是个古老的概念，至少在周代就有“君子”一词。但当初，君子就是贵族。孔子在封建制开始瓦解的时候，对君子一词的内涵进行了转换：一个人虽为平民，但只要具有德行者，即为君子。从此，人人皆可成君子，而成为君子就是中国人做人的理想。
孔子意义上的“君子”，较为接近于欧洲人所说的“绅士”。两者都强调美德和服务社会的实践性技艺。但相比于绅士，“君子”一词更加突出其读书、明理。因此，君子首先需要接受教育。孔子及整个儒家所关心的核心问题正是如何通过合理的教育，养成君子，养成君子构成儒家式教育的基本目标。孔子的伟大成就之一，就是创办了平民的君子养成机构：孔子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大学，其性质类似于封建时代欧洲的大学，但孔子的目标是把平民弟子们培养成为“君子”。孔子之后，不论汉儒之在家授徒，还是宋儒之开办书院，也都是为了养成君子。因为，在儒家看来，君子是社会治理之本。这些君子掌握知识，具备德行，同时也具有治理的技艺和智慧。凭借着这些特质，在民间，他们可以赢得民众信任，领导和组织社会的自我治理。他们也可以进入政府机构，担任官员，给政府输入理想主义的精神。
正是依靠他们，在三千年历史中，中国这个规模不断扩大的共同体，大体上维持了尚算合理的秩序。现代中国最为伟大的立宪者，康有为、梁启超、张君劢，乃至于孙中山、黄兴、蒋介石等人，也都是儒家的君子。可以说，传统社会之正常运转，端赖于君子教育体系之存在。不幸，二十世纪初开始，这个传统陷入危机。中国废除了科举制度，引入了现代大学制度。在欧洲，一直存在一些精英型中学、大学，即便到了现代，他们依然可以训练绅士。但中国引进大学制度，带有非常强烈的功利主义、实用主义目的，那就是迅速赶超西方，而人们的目光主要集中于现代的“科学技术”乃止工程上。人文性教育遭到大学当局忽视，而君子-绅士之养成，与此类教育关系极大。
当大学制度引入中国的时候，中国也发生了激进的全盘性反传统主义思想运动，这场运动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存在了几百年、上千年的儒家传统教育，比如，宋儒所创立的书院，被迅速而彻底地抛弃。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儒家经学，在大学中也没有立足之地，归于消亡。其严重性就类似于，在西方，不再存在神学和古典学。
二十世纪中期，这种功利主义倾向演变到极端地步。院系调整切断了本来就不那么成熟的人文、社会科学学术、教育传统，按照苏联模式改造的大学普遍变成了专业技术培训学校。大学的主要功能就是训练工程师，同时也进行意识形态灌输。这样训练出来的人既缺乏德行，也不具备治理的技艺和智慧。
八十年代之后，这种极端局面有所缓和。但是，实用主义精神已经深植于大学身体之中。现在，它有了一个新的表现形态，即商业化。在商业目标驱动下，大学规模急剧膨胀。大学普遍瞄准商业世界的需求，培养能够具有赚钱才能的人。
总而言之，二十世纪中国的教育与儒家君子教育传统愈行愈远，大学教育日益粗鄙化，君子养成传统断裂。随着君子之凋零，中国社会治理状况也日益劣质化。在社会中享有支配权的人物，要么是土豪劣绅、地痞流氓，要么是拿着枪杆子自天而降的革命党人。政府官员的操守同样呈现出明显的下降的趋势。此中原因当然十分复杂，但是，君子教育的断裂，干系极大。
当下中国欲形成优良治理秩序，一个至关重要的工作，就是重建君子养成体系，以培养一个兼具德行、技艺和智慧的精英群体。但是，如何在现代社会、文化脉络中重建君子养成机制？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可以设想的途径有两个。
第一，在大学中展开君子养成教育。过去十年，不少有识之士已认识到精英教育的重要性，而在大学开设了高等人文学院或者文科实验班，对少数学生进行精英教育，包括辅导他们阅读中国、西方经典。不过，在喧嚣的大学环境中，学生、老师们都很难避免浮躁之风的冲击。第二种途径也许更为可取，但尚无人尝试，那就是，对传统书院形态进行创造性转化，开办现代书院。目前已经有一些儒者开设了书院，辅导学员研读儒家经典。但是，此类书院普遍规模较小，学员参差不齐，且其对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及西学缺乏足够重视，因而，对无法与一般大学竞争，对优秀青年缺乏吸引力。
以一种更为开放的心态创办现代书院，也许更有前途。这种现代书院或许类似于美国的小型人文精英学院。应当说，随着中国人的财富增加，有一些父母已经可以超出功利目的考虑孩子的教育，如果有人创办此类师资强大、条件优越的现代书院，或许不乏问津者。它将延续传统书院教学相长的传统，学生通过阅读中西经典，参与校内外的各种公共活动，理解社会与文化，养成伦理责任感和领导能力。
接受了这样的教育，当然并不就是君子。君子需要在实践中成长。但这样的教育对于君子之养成，同样至关重要。此类现代书院教育，最有助于青年人进入社会后成长为君子。而君子群体的形成与扩大，乃是中国社会形成健全秩序的基本前提。
作者介绍：姚中秋（秋风），独立学者，现居北京，目前主要研究儒家思想、中国治理秩序的历史演变与现代秩序构建。
“何为理想大学”专题由经济观察网、搜狐评论、中德文化网联合策划，搜狐新闻社区和新华社区组织互动并协助推广。
第五篇：高考分值调整与“标准化精英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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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考分值调整与“标准化精英教育”
作者：凌宗伟
来源：《教书育人·教师新概念》2014年第01期
最近各地纷纷出台高考改革意见，这些意见的共同点就是没有跳出“标准化精英教育”的思路，即只在高考科目与分值上做文章。
这样的改革表面上看来是积极回应了高考改革的呼声，实际上并未改变高考制度给当下教育带来的困境。很多人觉得，既然我们把孔子学院办到了世界各地，还赋予英语那么高的分值干什么？分值调整的改革，实际上是通过隔靴挠痒的方式来应对公众的呼声。
无论汉语教学还是英语教学，关键不在于分值的高低，而在于高考怎么考，教学怎么教。如果说课改是教改的灵魂，显然分值调整的改革就不可能触动这个灵魂。无论哪国语言，都是一种交流工具，也是一种思维媒介，只有使用才会娴熟。可是我们的教学与考试考虑的却不是使用，而只是为了应付考试与选拔。
问题的症解就在于用了一套“标准化精英教育”的方式应对所有的受教育者。从全球化视野来看，高呼一刀切地废除小学英语教学除了能够吸引公众眼球，恐怕也是一种不负责任的态度。
以江苏这些年的学业水平测试为例，六门学科的学业水平测试看起来为的是减轻学生课业负担，但实际上，学校为了学生能在高考的总分上加上一两分，有多少人不是在考试前的几个月就放弃其他学科教学，一门心思组织学生为这几门的会考积极备战的？事实的情况是，只要有考试，哪怕分值就是一分，也会增加学校和学生的负担，只要价值取向不改变，教学内容与方式不变革，就不可能提升学生这门学科的素养。
教育的功能不是教会学生解几道题目，寻求“标准”意义上的答案，而是在于培养人的思维能力，拓展人的视野，形成个人的思维品质与价值取向。教育的眼睛不能只盯在分数上，而要从孩子的生命成长着眼，为他们的生命打上人文的底色。
现代社会的公民，既是政治意义上的权利主体，也是文化意义上的价值主体。我们不能用统一的课程、统一的考试衡量不同的个体。从这个角度看，我们的“精英教育”只是高考意义上的精英教育，是一种“标准化的精英教育”。
（作者单位：江苏通州市二甲中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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