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促进全社会反腐败成功经验对我国反腐败的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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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国外促进全社会反腐败成功经验对我国反腐败的启示

国外促进全社会反腐败成功经验对我国反腐败的启示

2010年05月12日

马先权

腐败是个古今中外的世界性问题。正是因为世界各国的腐败在本质上有其相同性,所以,根据我国的国情和我国腐败多发的态势,适当借鉴国外促进全社会反腐败的成功经验,对我们当前的预防、惩治、监督腐败来说,是极为必要的。

有些国家和地区,在促进全社会反腐败方面颇具战略眼光,充分利用宣传教育和民主监督两大法宝,在促进全社会反腐败上卓有成效。在宣传教育方面,如新加坡、英国、澳大利亚等。新加坡的成功经验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强在公职人员中的宣传教育。新加坡政府领导人以身作则,严以律己,体现出良好的职业道德和敬业精神,为公务员队伍做出了表率。在领导成员的示范带动下,政府通过举办多种形式对公职人员进行经常性的反腐倡廉宣传教育,使公职人员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逐步形成了廉洁光荣、贪污可耻的职业风范,创造了一个诚实、廉洁的政治环境。二是重视对全体国民的宣传教育。通过教育提高公众的民主意识和法律意识,使公众认识到腐败是对自身权利的侵害,迁就和容忍腐败就是害人害已,要善于和敢于通过各种手段与腐败现象作斗争。三是加强对青少年的宣传教育。新加坡在中学设立了廉政和反贪污的课程,使广大青少年认识到,贪污贿赂如同黑社会和贩毒问题一样,都是严重的社会罪恶,使青少年从小就树立起反腐倡廉的意识。在民主监督方面,在许多国家特别是民主政治制度比较成熟的国家,除了政府机构的有效监督和防控外,各种非政府的监督力量也非常强大,这些监督包括群众监督、党派监督、媒体监督等,它们构成了一张社会监督网,有时甚至能做到政府监督所做不到的事情,对反腐败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一是公众监督。公众监督是促进和改善政府施政、防止各级政府官员腐败的重要监督形式。在西方国家,国会开会辩论,市民可以旁听,一般公民可以对政府官员的工作情况提出批评或建议。在芬兰,普通公民有权直接向全国最高检察长举报和投诉,后者有义务对每一项举证和投诉在规定期限内给予答复,并将最后处理结果通报给举报或投诉者本人。只要公众监督存在,政府各级官员就不得不注重自身形象,留心自己的一举一动,特别是在媒体、通讯如此发达的今天,政府官员和民众的距离快速拉近,民众发表意见的渠道更为畅通,公众的意见就会更有力。二是政党监督。政党竞争、党派轮换是当今世界大多数国家民主制度的一种重要形式。为了争取选民的信任,取得执政地位,政党之间相互攻击、相互揭丑,任何官员的腐败行为,哪怕是一点蛛丝马迹都会成为党派竞选时争夺和拉拢选票的热点,如美国总统尼克松的“水门事件”、克林顿的绯闻,都是政党之间相互监督而揭发出来的,为在野党重新赢得执政发挥了重要作用。这种党派之间的相互监督在客观上无疑对清廉政治、减少腐败起到了推进作用。三是媒体监督。被西方称为与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并驾齐驱的“第四种权力”,在反腐败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成为当代政治生活中的一支有生力量。国外促进全社会反腐败的成功经验给了我们有益的启示,为了促进全社会反腐败,就要切实做到如下几点:

一方面,要积极发挥我党的宣传教育优势,充分发挥宣传教育的作用,加大反腐倡廉教育的力度,在全社会形成一种反腐败的良好风气。一是要在各级学校开设专门课程,把法纪教育、廉政勤政教育和警示教育纳入公务员培训计划。二是要要在广大群众中间开展广泛的宣传教育,使群众明白党和政府反腐败的决心,树立人民群众对反腐败工作的信心;要通过宣传,调动群众积极参与反腐败的主动性,使腐败现象和腐败行为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局面。三是要要加强对青少年的思想道德教育,增加教材中反腐败的内容,使广大青少年从小就树立起以廉为荣、以贪为耻的道德观念。

另一方面,要发挥各方面监督的积极作用,不断拓宽监督渠道,使各种监督形式紧密结合,各方面监督力量有效配合,加大监督力度,提高监督效果,形成监督的合力,促进全社

会共同反对腐败。首先,要拓宽群众监督的渠道,创新群众监督的形式,使人民群众真正能够监督政府的行为。对事关群众利益的重大问题,要让群众知道,事关群众利益的重大决定,要听取群众的意见,对人民群众的质疑、投诉、建议要有答复的程序和期限;要继续完善信访、听证会、开门接待等群众监督的渠道,积极搭建群众监督的有效平台,使广大群众知道如何监督政府的工作、监督领导干部的行为。其次,要积极发挥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的监督作用。在党和政府的统一领导下,贯彻新闻自由、言论自主的原则,对一切腐败现象、腐败分子要敢于揭露,及时揭露;对反腐败的大案要案要及时宣传、广为宣传;对人民群众的意见建议及时刊登、积极反映,从而充分发挥新闻媒体的独特优势和“喉舌”作用,为反腐败贡献应有的力量。

国外促进全社会反腐败的成功做法,为我们开展反腐败工作提供了可借鉴的经验和有益的启示,根据我国国情,结合反腐败斗争的具体实践,我们要正确运用这些做法和经验,努力构建具有中国特色、切实可行的反腐败体系,不断推进我国反腐败工作上水平。

第二篇:国外乡村旅游发展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国外乡村旅游发展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2009-12-24 12:11:38

[摘要]随着城市居民闲暇时间的增多,中国旅游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代,以乡村生活、乡村民俗和田园风光为特色的乡村旅游迅速发展。乡村旅游在扩大农村消费、增加农民收入、促进新农村建设等方面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本文分析了国外开展乡村旅游的先进经验及目前我国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指出了国外乡村旅游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的启示,以期我国乡村旅游能更好、更快的发展。

(联合论坛·北京)随着城市居民闲暇时间的增多,中国旅游业进入了前所未有的大发展时代,以乡村生活、乡村民俗和田园风光为特色的乡村旅游迅速发展。国家旅游局又将2006年旅游主题确定为中国乡村游;吴仪副总理要求,全国旅游系统要“以旅促农,积极参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党中央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必将进一步推动乡村旅游的发展。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促进了农村经济的繁荣、农民收入的增长。村容村貌的整洁。一些发达国家很早就重视乡村旅游的发展,并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势头良好,但起步较晚,面临许多问题。立足本国实际,借鉴国外乡村旅游发展的成功经验,是加快我国乡村旅游发展的捷径。

一、国外乡村旅游发展的成功经验

19世纪初,乡村旅游在英国、法国、西班牙快速兴起。二战后,一些发达国家的城市化和工业化迅速发展,自然环境恶化,城里人渴望到乡村观光度假、放松心情。西班牙把城堡改造成饭店,把农场建成度假农庄,此后,美国、澳大利亚、日本等国家也积极发展乡村旅游,并积累了丰富的发展经验。

1.重视统一规划及政策扶持

国外政府机构从战略高度对乡村旅游进行扶持,主要负责制定政策法规,编制和审批规划,提供资金支持和信息咨询服务,制定评价标准,定期检查和评估等。20世纪90年代的英国面临农民收入下降、农村环境恶化等问题时,成立了农村事务部并采取了农村管理方案、农村经济多样化等政策,政府每年投入约5亿英镑改善农村基础设施,为了继续提高对农村事务的支持水平,2007年拨付16亿英镑来支持英国农村发展计划。由于政府支持,英国乡村旅游迅速发展。截至目前,到英国乡村旅游的人数已超过10亿。

2.产品向多元化、特色化方向发展

国外乡村旅游产品的特色化、品牌化强、可参与程度高、附加价值大,深得游客的喜爱。法国极具特色的乡村旅游商品为葡萄酒、烤面包,黄油、牛奶、鸡蛋等。游客通过参观葡萄园和酿酒作坊,参与酿造葡萄酒的全过程,了解酿酒工艺,学到品尝美酒的学问,带动了葡萄酒的大量销售。芬兰伊洛拉农场是一处普通的乡村旅游场所。每年5月,伊洛拉农场会安排很多孩子到农场观看田间耕作和奶牛饲养,并让孩子们喂养家畜,练习骑马。

3.采用“农户+协会+政府”的供给模式

国外乡村旅游的供给实现模式主要是“农户+协会十政府”。农户是乡村旅游供给的主体,他们利用当地的农业资源为旅游者提供观光休闲、度假服务。同时,国外还加强乡村旅游行业自律和服务组织建设,积极培育发展乡村旅游行业协会,这些组织在乡村旅游的发展中发挥着积极作用。如:美国1992年出台了关于乡村旅游与小商业发展的国家政策,建立了非营利组织一一国家乡村旅游基金(NRTF),从事项目规划、募集和发放资助,提供宣传工作;英国农业、渔业与食品部(MAFF)、乡村署、地区旅游委员会及当地的培训与企业委员会给予农户建议,教导他们如何发展和管理旅游业。

4.采取有效的营销策略

国外主要使用口碑传播、网络营销、利用节假日促销等宣传手段。口碑传播是乡村旅游的重要营销手段;网络营销的作用也将越来越明显。据Jupiter Research研究报告称,美国在线旅游市场收入2005年已超过540亿美元;利用节日宣传促销的方式成本低而效果好。法国乡村旅游企业RC在滨海旅游节期间,通过海报宣传,制作指示路标等,在两天内接待了800多位游客,其中有500多名游客乘坐了游船参观。此外,国外往往采用直接销售,间接销售和混合销售等多种模式。法国由于企业条件限制,常选择间接销售渠道,但每次交易要为中间商支付一定费用。还有一点,国外非常重视联营与合作。法国乡村旅游企业RC的营销总监为对其别墅推销,邀请了该地区竞争对手来公司并参观了Chenillé Change所有景点,随后到餐厅享用鸡尾酒并讨论合作的可能性。

二、我国乡村旅游存在的问题分析

1.政策扶持力度不够

我国的乡村旅游企业,缺乏整体规划和宏观指导,处于无序开发状态,导致同质化现象严重;农村基础设施不完善,如道路不畅、用水用电不便等;产品宣传促销力度不够,如:新疆虽有众多度假村和休闲农庄,但大多数无知名度,游客到乡村旅游主要靠口碑宣传和一些经营户散发的宣传资料。

2.特色不够鲜明

和国外相比我国对乡村旅游产品的特色化、品牌化重视程度不够。大多数乡村旅游经营户还是以被动经营为主,照猫画虎,千篇一律,产品不能满足旅游者休闲的需求。北京郊区旅游的调查显示,1日游的游客占到游客总人次的67.5%,其次为2日游,占23.09%。而美国乡村旅游者1日游比重仅占9%。中国乡村游还远不是一种体验,仅是一种观光。

3.单一的农户供给模式

我国乡村旅游的经营者主要是农户,农民既是管理者,又是服务人员。由于农民专业知识欠缺,服务水平有待提高,在实际操作中,形成轻管理、低质量、低收入的恶性循环,严重制约了乡村旅游的发展。另外,我国乡村旅游处于发展初期,行业组织发展缓慢,很多地区还没有成立乡村旅游协会。

4.缺乏有效的营销策略

我国乡村旅游经营者普遍文化素质不高,缺乏管理培训,营销能力有限。主要是通过口碑传播吸引游客,且恶性竞争激烈。经营者对吸引游客的一些重要因素,如地方特色、服务质量重视不够,宁愿在设施设备上花钱,也不愿在经营特色方面投入,宰客现象时有发生,难以吸引回头客。

三、国外乡村旅游发展的成功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1.加大政策扶持力度

首先,政府应充分发挥在旅游业融资中的主导作用。建立多元化投资机制,大力招商引资,积极引入企业和民间资本,形成多元化的投资格局。其次,政府相关部门应制定并落实乡村旅游发展规划。再次,每年必保一定额度的拨款,用于道路、电、水、住宿等硬件实施建设。最后,各级旅游部门要制定乡村旅游宣传促销方案和促销计划,设立专项资金,系统宣传乡村旅游。

2.培育产品的特色化,增加文化内涵

根据国外经验可知,具有品牌化、特色化的旅游产品才能吸引更多的游客。要实现产品的特色化,首先,要因地制宜地设立旅游项目。因为不同地区自然条件、民俗等旅游资源不同,旅游项目也各异。其次,在开展乡村旅游时,要大力宣扬当地的民俗文化。我国各地农村的饮食。穿着、节庆、建筑等乡土文化都充满浓郁的地方色彩,再加上专业人员的解说,不仅可以使游客寓教于乐、接受乡土文化的熏陶,提升旅游产品的附加值,还可以使民俗文化得到更广泛的传播。

3.采用“农户+协会十政府”的供给模式

我国乡村旅游也正从单一的农户供给模式向“农户十协会+政府”的供给模式转变。农户利用当地的农业、特产、民俗等资源为旅游者提供观光、体验型服务;乡村旅游协会给农户或从业人员提供旅游、礼仪、规范、管理等知识的培训,帮助从业人员更好地为旅游者提供服务;政府应支持并指导乡村旅游从业人员的培训工作,积极地和教育机构联系,开设相关专业开展培训工作。

4.制定有效的营销策略

有效地营销策略是促进乡村旅游发展的前提条件。除了使用口碑传播、节假日宣传等手段外,还要重视网络营销。网络营销是21世纪商业活动中最重要的一项营销模式。据统计,国内网络旅游交易额2006年已突破80亿。此外,企业应加强与中间商的合作,提高产品的知名度和美誉度,建立品牌;企业间可采用竞合方式,相互宣传促销共谋发展。

四、结论

借鉴国外的成功经验,结合我国各地区的自然环境、基础设施、民俗存在差异的情况,在各级政府、乡村旅游协会的支持,引导和农户的配合下有计划、有步骤地开展乡村旅游,它才能快速、可持续发展,进而对解决三农问题、促进新农村建设做出贡献。

第三篇:国外反腐败实践给我们的启示

国外反腐败实践给我们的启示

费 凡

[摘要] 腐败已经成为世界性问题。目前世界上清廉国家的反腐败成果较为显著,其中有些制度和措施,值得我国研究和借鉴。

[关键词] 国外反腐败 启示

腐败是个古今中外的世界性问题。腐败,不仅现在有,古代也有;不仅中国有,外国也有。只不过在不同的时期,不同的国度,腐败的表现形式和程度不同而已,实质上都是掌握公共权力资源的公职人员,为了谋取私利而滥用公共权力。正是因为世界各国的腐败在本质上有其相同性,所以,根据我国的国情,适当借鉴国外反腐败实践的成功经验,对我们当前的预防、惩治、监督腐败来说,是极为必要的。

启示

一、树立政府领导人坚定不移、清除腐败的信心

无论是一个国家还是一个地区,政府领导人对根治、铲除腐败的信心度如何,在很大程度上是影响着反腐败工作的进度和力度的。信心充足,就能意志坚定地、持之以恒地坚持防腐反腐,而防腐反腐本身就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彻底完成的;信心缺乏,就可能视防腐反腐为一阵风,一场运动,压力大时就抓一抓,风头过后,就文过饰非,任腐败现象旧态复生,或者比过去程度更甚。所以,树立政府领导人坚定不移、清除腐败的信心是极为重要的。如: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对贪污腐败深恶痛绝,有着钢铁般反贪污惩腐败的决心,自1982年执政以来,大力倡导反贪廉政,要求官员严明纪律,严格要求,并亲自对政府官员的贪污腐败问题进行相关调查,对揭露出来的贪污腐化分子绳之以法,受到人民拥护,使国内政局比较稳定,政权也比较巩固。再如:新加坡廉政建设成功的第一个重要经验就是,最高领导人具有清除腐败的非凡勇气和决心。以总理李光耀本人来说,他在为政清廉方面以身作则,发挥的模范作用是极有影响力、带动力的。在经济上,他以培养了许多百万富翁而自己不能成为百万富翁为准则,除了工资外基本没有其他收入;在执政过程中,他始终坚定不移地支持反腐败斗争,帮助反腐败机构排除阻力,查处大案要案,从没有半途而废或者雷声大、雨点小。政府领导人对反腐败的信心和支持,是新加坡反腐败工作取得成功的重要保证。我国历届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对反腐败工作也是非常重视的,以全球反腐败组织“透明国际”亚太区项目官员廖燃的评价看,他认为:在全世界范围内,中国政府领导人反腐败的决心是首屈一指的。那么,为什么至今我国的腐败发生率还没有降低,腐败的规模和腐败的标的还没有减小呢?从目前的现状看,原因是多方面的,其中,领导方面的问题表现在“上有政策下有对策”,中央的反腐防腐政策到了下面,到了各级政府领导人那里,不能贯彻到底。

我国政治体制的特点是党政权力的高度集中制,在这种体制下,在相应的法律和制度还不是十分健全、还得不到普遍遵守的背景下,各级党政主要负责人(俗称“一把手”)掌握着具体层面的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等,他们对反腐败的决心和态度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中国反腐败的阶段性成效。所以,在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还没有完成、分权制衡格局还没有依法形成前,国外政府最高权力者以身作则影响反腐败进程的模式还是值得我国借鉴的,我国还将在较长时间内依靠政府最高领导人和各级政府领导人的决心和态度来反腐。

因此,我们在借鉴国外反腐败成功经验的时候,一则要充分强调政府最高领导人反腐败决心、信心的重要性。其实,当年毛主席坚决支持依法对刘青山、张子善腐败分子处以死刑的做法,确实起到了“严厉惩处、杀一儆百”的震慑作用,迅速遏止了当时正在萌芽的腐败之风。以近年来我国反腐败的情况看,对大案要案的查处,尤其是对省部级高官腐败行为的查处,莫不是得到政府最高领导人的赞同和支持。否则,腐败行为得不到及时有效的查处,就会使更多的人效法腐败,从事腐败活动。二则要充分树立各级政府领导人坚持不懈反腐败的信心。我国是个大国,国情十分复杂,实行的是层层高度集权的领导体制。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反腐败的决心再大,有再英明的反腐败决策,也需要各级政府领导人一件一件去落实才能见效。这说明只要最高领导人反腐信心坚定,能坚定不移地支持各级政府领导人杜绝腐败、反对腐败、清除腐败,成为他们反腐败的坚强后盾,那么,各级政府领导人也就能信心十足,面对任何阻力都不犹豫、不动摇,坚定不移地将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三则要使各级政府领导人都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守住“道德底线”,以身作则,成为反腐、防腐的模范。如果领导自身腐败了,就很难组织强大的力量来反腐败。从近几年查处的大案要案看,主要负责人的腐败对党和国家利益的损失之大,影响之恶劣,是空前的。究其犯罪动机和形成过程,总认为中央反腐败是雷声大、雨点小,不会对腐败动真格的念头占了上峰,不相信党和政府能真正彻底清除腐败是其中至关重要的原因。有句话说的好“屋漏在上,止漏在上,上漏不止,下不可居”,既然腐败的根源在于掌握公共权力资源却滥用者身上,那么根治腐败最简单的办法就是领导自上而下地治理,所以,反腐败就应该从高层领导做起,从各级政府领导人做起,才能真正见实效。

启示

二、规范政务程序公开、信息透明的做法

政务公开实际上包括着丰富的内涵,既有行政立法程序、行政行为程序、行政参与程序方面的,也有中央政府或地方政府,根据私人或社会团体的请求,依法定程序将其行政机关管理的不涉及保密的信息公开宣布,或者允许查询和查阅。强调政务公开对反腐败而言,主要目的在于避免行政机关在人、财、物管理方面的暗箱操作,提高公共权力运作过程中的透明度,防止腐败。如:在加拿大,一方面,公众有权根据自己的意愿从政府机构获取信息,另一方面,政府有义务提供各种条件,保证公众平等利用政府机构控制的信息。1983年,加拿大《信息获取法》在辩论20年后终于出台了。除了某些特殊情况之外,加拿大公民和永久性居民有权获得调查联邦政府机构的文件,很多这样的文件以前被联邦政府视为秘密文件。在许多情况下,个人有权了解政府决策是如何做出的,它们是否被有效地贯彻以及有无错误发生。这样,政府就难以隐藏自己的重大失误以及腐败行为。无独有偶,新西兰政府为了做到决策的透明,在出台某项政策或制订、修订法律前,一般都将有关草案和背景向社会公布,任何个人和团体均可通过各种渠道提交自己的看法。这就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决策过程中暗箱操作时腐败因素的渗透和影响。

我国近几年来,在各地也开始陆续推行了党政机关办事制度、办事主体、程序、结果公开等制度和有效做法。但是,对于“重大的决策、重要干部的任免、重大项目的安排和大额资金的使用”这些易于发生权钱交易、滋生腐败的事项上,其过程、程序、效果的公开透明度相当不够。由于我们还没有制定政务信息公开方面的法律和法规,所以,各地在政务公开过程中基本上是各行其是。有的地方,只是将原来内部由上而下、层层传达、执行的红头文件予以公布,而对重要的人事任免是根据什么做出的却不予公开,使买官卖官的丑行被掩饰;有的地方,只是将政府掌握的原来后期才会让大众知晓的信息,提前公布,而对重大决策失误造成的损失却不予公开,使行贿受贿的真相被遮掩。政府在政务公开中处于掌握、控制地位,想公开什么就公开什么,想不公开什么就不公开什么,随意性太大,没有一个规范的制度和做法,以至于有的地方报喜不报忧,报廉绩不报腐败实据。对于公众有权主动想要了解、利用的信息,并不能按公众所需及时公开,特别是由于没有相应的法律约束,公众根本上无法全面、真实地了解到政府决策的酝酿过程、执行效果,当然也就无法对其进行有效监督了。这与国外政务公开的做法相差甚远。因此,我国在借鉴国外反腐成功的经验时,一则应该明确界定我国政务公开的内容。在和平年代,特别是在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客观环境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除特殊敏感、机密问题外,党政一般的会议讨论、决定过程没有必要搞得那么神秘,更无须对公众保密,而应该向社会公众敞开会议的大门,让公众自由地旁听,了解会议的内容和全过程。公众的知情权不应该仅仅局限于知道党政会议上做出了什么决策,应该怎样去执行,还应该有权知道决策是如何做出的,实行后的社会效果如何才便于监督。所以,所谓的政务公开,不仅应该包括党政的文件、会议、决策和实施效果,还应该包括党政官员行使职权的公务活动。如公务接待,所花的都是纳税人的钱。那么,对于接待的人员、规格、标准,吃住行花费的钱款数目,都应该一一打出清单予以公布,这样才能防止公务接待过多过滥,做到公务接待有序可控,廉政建设事先防范。二则应该切实保证公众获得政务决策、信息的渠道随时畅通。在政务公开的过程中,有的内容是公众普遍想了解的,有的内容则是极少部分公众想知道、利用的,无论是何种情况,政府都应该开通各种信息渠道,一方面将受众面广泛的信息主动予以公布,另一方面将受众面小的信息提供在公众可以任意查阅的渠道上,使政府掌握的丰富信息资源得以有效利用,满足公众所需,利于公众监督,避免故意躲避监督的投机心理。三则应该尽快制定我国的《政务公开法》,依靠法律来规范政府公开政务信息的主体、范围、内容和程序。避免政务公开的范围、内容、程序完全由各地政府自行决定,各行其是,使其贪污腐败行为不易被公众察觉,从而切实保证公众获得真正的知情权、参政权和监督权。启示

三、实行政府官员财产状况连续申报、审核的制度

规定国家某些公职人员的财产收入必须申报或公开,这种被称为“阳光法”的制度,是众多国家防止腐败、保证政府廉洁的一项重要措施。如瑞典公民早在1766年就有权查看官员直至首相的纳税清单。新西兰从政府总理到各部长的年薪都是透明的,每次要加薪都先在报纸上公布,以便接受公众对他们收入的监督。如今世界上凡清廉国家担任公职者每年都要报告自己及配偶、子女的财产状况,由主管部门审核,任何隐瞒、谎报、转移财产的行为,都被视为有罪。同时,新加坡、印度等国家还规定,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行为按贪污罪论处。这些做法,较好地避免和杜绝了买官卖官腐败现象的发生。

我国现行的法律和政策虽然在一定范围内也注入了“阳光法”的成分,确认了部分国家公职人员有义务向国家申报财产,以监督、约束、防范、教育领导干部,督促其自我教育、自我防范,维护其廉洁从政的形象和威望。但是将我们政策性文件的规定与国外的财产申报制度相比较,与我国政府官员实际的收入来源、收入转移、收入申报情况相对照,反腐防腐的作用、力度都还是很小的,难以起到显著的防腐惩腐作用。如:我国在反腐败过程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往往成为贪官们逃脱或减轻法律制裁的“免死牌”。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首次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定为犯罪;1997年,我国在修订刑法时加入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但是在司法实践中,涉案数额超过10万元的,如果认定系贪污或受贿所得,犯罪嫌疑人会被处以10年以上有期徒刑;如果涉案数额超过100万元,最高可被判处死缓或者是死刑;而如果犯罪嫌疑人故意隐瞒其贪污行为或者是受贿行为,拒不讲明财产来源,即使涉案金额高达上千万元甚至上亿元,其最高刑罚也只是五年有期徒刑。如果有了全面、完善的政府官员财产申报制度,财产的来源都有了明确的出处,是否合法一目了然,那么就不会存在巨额财产还来源不明的问题,贪官就没有什么“免死牌”了。2006年1月1日起将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务员法》无疑是一部非常好的法律,但此法最大的遗憾就是没有将国外称之为“阳光法案”的官员申报财产制度规定在公务员法中,以至于所谓的官员财产申报制度入法涉及官员隐私权,从而使巨额财产来源不明再次成为腐败分子的“免死牌”。因此,我们在借鉴国外反腐败成功的经验时,一则应该将政府官员的收入规范化,合法化。除了政府官员的工资、津贴、补贴收入应该和其职级对应外,其不动产、金融资产、古玩珍品、无形资产等也应该有合法、合理的来源渠道。现在有一种貌似合法的集体腐败,就是以公共权力集体寻租,获取非法收入,这是应该依法严格禁止的。再比如政府官员无论是参加公务接待活动的礼金,还是参加商业庆典活动的酬金,实际上都是因为其手中的公共权力带来的期权效应在金钱上的反映,这些收入都应该如数上缴。二则应该破除申报政府官员个人财产状况则是侵犯其隐私权的传统篱笆,取消申报对象只局限于县(处)级的单一标准,将所有政府官员本人的动产、不动产、贵重饰物、银行存款、股票、证券等,同时还包括其配偶、依靠其抚养的家庭成员的财产情况公布出来,实现政府官员收入透明化。只有公布出来透明了,公众和监察部门才能了解其消费水平和生活方式与收入是否相符,才有利于公众对政府官员的清廉与否长期监督,从而起到警告、预报和提示调查的作用。三则应该制定政府官员财产状况申报的法律,将政府官员申报财产状况的时间、范围、内容、程序法制化,规定不如实申报其财产则视为贪污所得,将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使权力寻租行为无处可藏。同时,还要授权相应的机构严格审核政府官员所申报财产的实际状况,对不申报或不如实申报者根据情节进行严厉的处分;触犯刑律则按贪污贿赂等罪名论处。

启示

四、建立位高权重、独立监督的反腐机构

腐败的实质是权力滥用,从事物的性质来说,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约束权力。建立一个直属政府最高领导人的、具有相对独立性的专门反腐机构也是各清廉国家取得廉政建设成功的重要保证。古今中外的反腐败实践都证明,如果反腐机构地位太低,又处处受其他力量,尤其是外来权力因素的干预,那么面对腐败行为也是无能为力的,最多只能是拍苍蝇而不敢打老虎的。如:新加坡的反贪污调查局在1970年前曾先后隶属于四个不同的部,但效果都不理想,因为这样不利于它得到其他部的合作。于是在1970年后直属政府总理领导,而不受其他部管辖。由于总理的支持和独立于其他部以及被赋予广泛的权力,这就保证了它在履行职责时能得到其他部的合作与支持。如在调查取证方面,他们可以查阅涉嫌人员的银行帐户,责令其交待拥有的资产,查对所申报登记的财产和实际财产状况是否相符。同时,他们还有权要求任何知情者提供情况,知情不报者要受到惩罚。最使他们赢得民众支持和信任的,是他们在办案过程中,由于地位独特,可以不畏权势,敢于查处大案要案,敢于打大老虎。而一般民众也就敢积极举报腐化分子,提供办案线索,从而使该局如虎添翼。再如:芬兰除了设有司法总监,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还根据瑞典模式设立议会督察员。这两种监察官一般由著名法学家担任,享有独立监察权,每年都要到全国各地巡视,倾听公民意见,接受和审理普通公民对官员和公务员的举报,使政府官员对公众的监督十分畏惧,其腐败行为难有藏身之地。

我国的监督机构不可谓不多,既有代议机关的人大监督,也有行政监督、司法监督,还有党内监督,几乎是布成网络。但是由于我国的政治体制格局,它们或属于同级政府管辖,或属于同级党委领导,基本处在同级党政权力的支配之下,独立性不够,权威性不高,监督作用难以真正发挥。体制独立是监督独立的前提,新近颁布的《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在监督问题上,条例第8条沿袭了党章的规定,即中央纪委接受中央委员会的领导,地方各级纪委接受同级党委和上级纪委的双重领导,这种监督体制实际上并不能使监督机构真正独立起来,而是继续造成同级监督的弱化,使监督机构严重依附于同级党委,这就在很大程度上制约了各级纪委监督职能的发挥。况且,监督机构的人权、事权、财权本来就都受制于同级党委政府,所以,它不可能真正独立起来,实行有效监督。因此,我们在借鉴国外反腐败成功的经验时,一则应该将已有的反腐败部门从原有的隶属关系中剥离出来,由中央垂直领导,设立对最高权力机关负责的、独立的、自成系统的监督机构。只有使监督机构直接隶属于最高权力机关,对权力机关负责并报告工作了,才能使其地位高于被监督、查处的对象,才能真正实现有腐必惩,惩腐必严,才能使其预防、监督的功效得以真正发挥,反腐败也才能进入到一个越反越少的良性阶段。二则应该给监督机构提供相当丰富的物力、财力,使其办案经费充足,提高其工作人员的即期收入水平,完善住房补贴制度和养老金保险制度,大幅度增加廉洁的收益,使之不敢冒险失去这份无后顾之忧的职业。这样,才能使其不受制于同级党委政府的财政支持力度,强化对权力运行过程的全程监督和主动监督,扭转当前事实上存在的事后监督、被动监督的局面,义无返顾地将腐败行为一查到底,绝不姑息。三则应该授予监督机构独立选任、辞退工作人员的人事权。位高权重的监督机构,其人员不仅要有较高的政治素质,而且要有较高的专业素质,才能承担得起复杂、艰巨的反腐防腐工作。对于这样的人员配备,应该由监督机构自己根据工作所需,在广泛的范围里挑选优秀的人才。对于工作中不能胜任,或违规违纪者,由监督机构根据相应的人事制度予以辞退,保持监督机构自身的廉洁、高效。

启示

五、强化涉及面广、威慑力强的舆论监督

舆论监督是社会公众依据宪法和法律赋予的民主权利,通过舆论机构或借助舆论工具,从善治的角度对社会公共事务管理中的权力组织和决策人物的言行予以的道义上的审视、评价和督促。其作用之一就是成了保障公民权利,约束政府官员腐败行为最有效的武器之一。如:德国总理施罗德的兄弟没有工作,贵为国家总理的施罗德却不能出面为他介绍一个工作。德国某小城有个市长,白天当市长,晚上却为人掏烟囱贴补家用。施罗德或那位市长不是没有办法,而是因为他们的行为在不同程度上与国家权力有关,受到严格的舆论和社会约束,他们想干也干不了。再如:德国央行行长韦尔特克2002年元旦接受了德累斯顿银行的邀请,到柏林出席欧元面世的活动。当时他与家人下榻在豪华的阿德隆酒店,7661欧元的住宿费由德累斯顿银行“埋单”。消息一经披露,此事立即成为德国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尽管韦尔特克行长马上为此事道歉,并支付了一半费用,但依然难以平息众怒,不得不于当月7日被迫暂时离职并接受司法部门调查。将官员的行为暴露在媒体下任人评说,这在极其广泛的社会层面上防止了腐败的发生。

我国在实行改革开放后,舆论监督不仅在监督的主体、内容、手段诸方面,都有了长足、健康的发展,而且在反对官僚主义、倡导廉政勤政方面也受到了广大民众的欢迎。但是,其面临的问题也很多。如在履行监督职责方面,我国有的新闻媒体较多的只是对社会不良现象提出批评和进行曝光,而在反映舆情民意,抨击社会腐败方面,力不从心或轻描淡写的情形时有发生。有的新闻媒体对于监督热点中的腐败之风和监督对象腐败行为的选择,大多集中在县处级部门及其下属人员,惧怕对高层腐败行为予以强烈的谴责和抨击。所以,对于腐败行为,新闻舆论监督不能形成巨大的动力和压力,不能象清廉国家那样得到公众的备加推崇和支持,成为与立法、司法、行政平行的“第四权力”,被誉为“无冕之王”。因此,我们在借鉴国外反腐败成功的经验时,一则应该尽快完成对新闻舆论监督的立法。从法律的角度对新闻媒体的地位、性质、权力等予以确立,对新闻采访、报道、监督方面的权力和义务予以界定,对新闻自由、新闻调控、新闻自律、新闻侵权等作出详细规定,提高舆论监督的地位和作用,使新闻舆论对腐败行为的监督进入法治化管理,不再受政治氛围的影响和领导层的左右。这样,才有利于舆论监督对高层次或重大腐败事件的及时披露、深入揭发。二则应该不断提高新闻舆论监督主体的素质。对于那些政治品德上随风倒,不讲原则,对腐败事实不敢调查研究,不敢抨击、揭露腐败现象反而散布虚假事实者;对于那些“泡会议”、转“摘要”,或进行“电话采访”,照抄、照转、照发宣传稿,涉嫌保护贪污腐败、权钱交易者,该处理的严肃处理,以尽快提高新闻从业者的素质,提高舆论监督的水平。三则应该充分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虽然舆论监督的主体(公众和新闻媒体)所凭借的不是带有强制性的行政权力,而是仰仗着公众的“知情权”、“议政权”和新闻媒体的“采访权”、“报道权”、“批评权”和“评论权”,对滥用公共权力者进行揭露、抨击,其意见和建议也不是国家权力机构的意志表达,即使是权威性很高的舆论,对腐败的言行也没有指令性和强制性。但是,舆论监督作为非国家权力性质的监督机制,对被监督者可以造成强大的舆论压力和心理压力,能对腐败分子产生威慑作用,抑恶扬善,扶正祛邪,进而自觉去遵循社会道德和法律秩序。

总之,我国是个很大、很复杂的国家,对于腐败这一公共管理中伴随权力滋生的世界“毒瘤”,不可能象世界上那些清廉的小国家反腐时那样来得快,来得彻底。根据我国的国情,适当的借鉴他们反腐败实践的成功经验,是为了使我们的反腐败工作制度更完善、措施更规范、力度更大。但是,我们在借鉴国外反腐败成功经验的同时,也不能放弃我们自己在反腐败方面卓有成效的制度、措施、方法和文化建设。只要我国持之以恒地预防、监督、惩治腐败,相信我国会有跨入世界清廉国家行列的一天。

第四篇:我国反腐败问题

我国反腐败问题

自从党十六大提出了反腐问题,我国一直大力执行反腐这项艰巨的任务,态势良好,但还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和不足,党员干部中存在的消极腐败现象尚未全面有效地得到遏制,反腐败斗争的任务仍然很艰巨。主要表现在: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滥用权力,贪污等现象,部门、行业乱收费、乱罚款问题突出。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在公车使用、公款接待,奢侈浪费、消极腐败现象仍然比较严重。消费中的不正之风,也是广大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我们从我国的国情去分析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

第一:我国曾经处于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制度,2000多年的封建官场是以是一部以贪官污吏为主、腐朽思想盛行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之后,这种腐朽的思想还残留至今,一些地方政府对反腐的危害性认识不足,不重视反腐败问题,让这种思想愈演愈激烈。官员贪污,国家下拨的款官员私自收取一部分。第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建立,但一些领域体制机制制度还不完善,客观上存在腐败现象滋生的空间和漏洞。各种新经济组织、社会组织不断增多,增强了社会活力,但少数党员领导干部在有些经济组织、不法分子拉拢腐蚀面前,经不住诱惑,搞官商勾结,谋取私利。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关系多样化,有利于引导全社会把竞争压力转化为奋发有为的动力,但不少利益关系和矛盾交织在一起,容易引发行贿受贿等行为。第三:我国的监督乏力,在党内监督方面,存在着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软、下级监督太难的现象。尤其是作为党内专门监督机关的地方各级纪律检查委员会,监督同级党委,特别是对“一把手”进行监督的难度十分大。第四:法制不健全和滞后性因素。法制建设是反腐败斗争的基本保障。一些地方、部门、领域无法可依和法律不完善的问题仍然存在。权力和责任没有完全对等地挂起钩,权大于责的现象严重,以致一些滥用权力的行为没有受到责任追究。对新形势下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没有及时立法,罪与非罪,合法与违法的界限不清。如有关廉政方面的规定,没有及时上升为法律,惩戒的力度不够大,腐败低成本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这既有因监督力度不大,致使发现问题的几率较低的原因;也有发现问题后,因查处手段跟不上,或者无法、无章可依,致使腐败分子逃脱惩罚。

对于我国的反腐问题仍然任重而道远。切实加强对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维护中央权威,确保政令畅通;认真抓好反腐倡廉教育和领导干部廉洁自律工作,有力促进领导干部廉洁从政;坚决纠正损害群众利益的不正之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严肃查处违反党纪的案件,保持党的纯洁和团结统一;不断加大对领导干部的监督力度,促使领导干部正确行使权力;深入开展治本抓源头工作,有效预防腐败的能力和水平不断提高,等等。

第五篇:浅议我国的反腐败

浅议我国的反腐败(原)

论文 2007-10-09 09:36 阅读339 评论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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腐败作为一种社会现象,既非现在所有,也非中国所独有,古今中外莫能例外,是全世界各国政府所面临的共同问题。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的不断完善,国民经济得到飞速发展,但随之也出现了令人担忧的一些社会问题,腐败现象便是其中较为突出的问题之一。因此,我们很有必要对反腐败问题作进一步的分析,寻求根治腐败良策。

一、腐败现象存在的根源

江泽民曾经指出“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它的主要表现是贪赃枉法、行贿受贿、敲诈勒索、权钱交易、挥霍人民财富、腐化堕落等现象。”①它对人民、对国家、对整个社会有相当严重的危害。那么腐败在我国源何得以存在和发展呢?

(一)私有制的存在是腐败现象存在的根本原因

腐败作为一种历史现象,自从人类出现对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的私人占有以来,就一直存在。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有一种观点。认为腐败是发展中国家固有的现象,是当地文化的劣根,其实这只是一种偏见。无论是资本主义社会,还是社会主义社会,只要私有制没有从人类社会中消灭,腐败这种社会痼疾就不可能自动消失。江泽民同志指出:腐败“这种现象,从本质上说是剥削制度、剥削阶级的产物。在中国历史上虽然也有励精图治的皇帝、清正廉洁的官吏,但历代统治阶级根本不可能解决腐败问题。剥削阶级从本质上是同人民根本对立的,历代王朝的覆灭都是同政权腐败分不开的。” ②在我国这样一个生产力较为落后,人们的物质、文化需要与满足这种需要的条件存在较大差距的国度,本身也存在有许多诱发腐败现象的因素,而且这些因素在一定时期内还将长期存在,反腐败的斗争将是长期的、复杂的、艰巨的,在一定的条件下,甚至会是很激烈的。这是我们所面临的现实。在私有制没有从我们国家消亡以前,腐败现象都将存在,这是腐败现象产生的内在规律和根本原因。

(二)利益的驱动是腐败现象存在的原动力

俗话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美国的几位开国元勋也说过,人本身都有腐败的倾向。人性是复杂的,每一个人或多或少都有一些好利之心,而在大量的唾手可得的收益面前,大多数人即使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也未必对其没有想法。贪欲总是在有机会就暴露出来,而权力给人带来的诱惑又实在是超乎人的想像的,掌有权力者只要有缝隙便会千方百计去寻租,权力只有遇到边界才会停止。正是由于人类这种原始的欲望和弱点,在强烈的利益驱动下,一些利欲熏心者便绞尽脑汁、挖空心思,寻找一切可乘之机攫取财富,腐败现象也就随之产生并不断发展。现在社会上出现的一些不正之风,如权钱交易、贪污受贿、行贿买官、跑官要官、造假骗官等现象是最好的例证。我们的少数领导干部正是由于面对金钱和权力的诱惑,无法很好的把持自己,置党纪国法于不顾,一步步走向腐化堕落。

(三)制度和管理上的漏洞是腐败现象存在的温床

腐败的表现形式尽管有所不同,但从根本上讲,腐败的实质就是权力的腐败,是权力职能的蜕变。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中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万古不易的一条经验。腐败现象之所以能产生并迅速发展,与我们的政策、法律、法规存在漏洞和权力运行机制不健全、不完善是密不可分的。腐败分子就是善于寻找政策漏洞,只要政策本身具有这样那样的漏洞,腐败现象就会很快地渗透进去,在其中开始滋生和发展,并很快形成规模。江泽民同志曾严肃地指出:“已经揭露出来的问题说明,我们在管理上、制度上存在不少漏洞,在领导作风上存在严重问题,使犯罪分子、腐败分子有机可乘。要吃一堑长一智,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堵塞漏洞,健全制度,加强管理,坚决克服官僚主义。”③还指出:“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④如果我们彻底杜绝了漏洞,那么腐败现象也就失去了其产生和发展的客观条件。

(四)反腐败的力度是制约腐败发展速度的关键

在公有制与私有制并存的情况下,腐败犯罪的发生率等于私有制与公有制的比率乘以防范机制。用数学公式表示:腐败发生率=(私有制/公有制)×防范机制 在私有制与公有制比例基本相当的不同国家中,防范机制是否有力、措施是否到位,在腐败发生率方面就具有了特别重要的意义。这里所说的防范机制是一个复合体,它既包括一个国家的基本社会制度、政治体制、经济体制、法律制度,也指一个国家的社会管理方式、管理能力、公民法律意识、文化素质、历史传统以及反腐败力度等,而在其他因素基本不变或者相对稳定的条件下,反腐败力度就至关重要。在反腐败斗争中,腐败与反腐败本身就是对立的、矛盾的、相互排斥的。当反腐败的力量比较强大的时候,腐败现象的发展就比较缓慢而微弱。而当反腐败的力量有所削弱的时候,腐败现象的发展就会变得非常迅猛。所以反腐败的斗争是一个需要不断地、持久地进行的过程,而且,要不断加大打击力度,才能制约腐败的发展速度直至根除腐败。

二、腐败现象的危害

腐败的本质是对人民赋予的权力、对公共权力的滥用。腐败现象造成的危害是极大的,它像瘟疫一样侵蚀着党的肌体,使党和人民群众的距离拉大了,关系疏远了,也构成对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严重威胁。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一)表象复杂,危害渠道多样

腐败就其表象来看,又表现为多种形式,概括起来有政治上、经济上和生活方式上的。政治上的腐败又可以分为用人的腐败、用权的腐败,腐败者信奉任人唯亲的选拔原则,滥用职权,欺上压下,离间党群关系,放弃共产主义信念,抛弃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最终蜕化变质;经济上的腐败形式多样,常见的有贪污受贿、权钱交易,新兴的有利用合法“形式”掩盖其非法目的,如在奖券,信用卡上大做文章,也有麻将桌上送礼等等。经济犯罪目前猛烈之势在于团伙犯罪,许多大案要案所涉及的并非三、五人,一网就是一帮、一伙,这种形势更令人心惊胆寒;生活方式上的腐败表现在挥霍公款、吃喝玩乐、买别墅、养情妇,完全丧失起码的生活道德。不难看出,这三方面的腐败是相联的,政治信念丧失不可避免地转向经济上的腐化,生活方式也会随之变得奢侈靡烂,因此,腐败现象也就有增无减。

(二)破坏建设,动摇经济基础

腐败直接动摇着我国社会主义的主要经济的基础――公有制。腐败行为给我国经济建设造成的直接损失是惊人的。以吃喝风为例。据估计,1988年全国大吃大喝的公款有100多亿元。进入九十年代后,不仅未彻底刹住,吃喝掉的公款数额更是成几何倍数在增长。难怪有些人惊呼:如此吃下去将要“吃塌江山”了。同时腐败造成的间接损失更无法估计。尤为严重的是,腐败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根据国有资产管理局的材料,从1982年到1992年,国有资产流失大约5000亿。这就是说,流失速度每天超过一个亿。近年来腐败更为严重,贪污、受贿、挪用的数额更向天文数字化发展,向高级干部队伍发展,腐败的恶性快速发展只会导致两极分化和全面私有化的出现,使我党丧失掉执政的经济基础。

(三)侵蚀肌体,腐蚀政治基础

腐败在政治方面造成的危害更为严重,因为它削弱乃至破坏党执政的政治基础。尽管腐败分子是极少数,但其所作所为却严重损害着社会主义事业的正义性。使党和社会主义在群众心目中的形象扭曲,使党的威信下降,群众的社会主义信念动摇。社会主义法制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保障。腐败行为染指法律,使法律失去应有的严肃性,公开性。任人唯亲等腐败还导致“近亲繁殖”,使干部素质和政府的行政能力下降。严重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和亲和力,导致人民群众对党和政府的不信任。政令法令招制抵触。执政能力大打折扣。出现政治危机。政治领域腐败的严重发展,也会背弃人民利益,使社会主义改变性质。

(四)混淆是非,毒害文化道德

在思想文化方面,腐败行为严重毒害着人们的思想和社会风气。腐败造成整个中华民族道德、文化素质的下降,它对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危害,比造成的物质损失更为严重。直接导致一切向钱看、向权看的的可怕的畸形的人生观的社会化、全民化趋势,导致整个社会主流道德标准受到严重冲击,社会意识变得邪恶和扭曲。

(五)动摇信念,削弱党风党纪

腐败行为侵蚀着党的先进性,削弱着党的战斗力。在思想上,少数人的腐败行为是对共产党人崇高理想和革命精神的亵渎,严重毒害党内风气和党员思想,造成一些党员是非、善恶、美丑、荣辱观念的颠倒,思想混乱,灵魂空虚,不能发挥党员应有的先锋模范作用。在组织上,腐败导致一些党组织内歪风邪气盛行,组织涣散,派性发作,纪律松弛,党员自作主张,各行其是。凡是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严重滋长的地方和单位,党组织的先进性和战斗力就受到严重损害。

综上所述,腐败现象给党和国家造成的危害是全面的,极其严重的,不加以制止和清除就会涣散民心,动摇国本,毁掉社会主义大业。执政党容忍腐败,无异于自挖墙角。

三、反腐败的思考

(一)加强教育与自我教育,筑牢思想和和道德防线

纵观社会上的腐败现象,我们不难发现:没有哪一个腐败分子是从一开始就腐败,而是一步步的走向堕落的深渊,最终成为人民的公敌,社会的败类。这与其自身的修养休戚相关。因此,教育和自我教育的作用绝不容忽视。邓小平同志指出,对贪污腐化和滥用权力的现象,“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方面来解决,一个是教育,一个是法律。”教育在这里主要指对党员干部进行人生观、世界观的教育。其核心问题是坚定共产主义理想、树立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信念,真正过好“名位关、权力关、金钱关、色情关和人情关”,拒腐防变。努力使领导干部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和艰苦奋斗的作风。对于教育和自我教育,我认为自我教育作用尤为重要,这正如同外因和内因这两个要素,内因是起决定作用的。党员干部的自我教育是自省自律的重要手段,党员干部应依据党和国家的有关规定不断地进行对比检查,与先进找差距,深入持久地学习马列理论,增强爱国主义热情,在内心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并力争自己成为先进、典型。由此,教育与自我教育的作用才算真正地发挥出来。

(二)建立健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和制度,完善廉政建设机制

只有在深化经济政治体制改革中,扎扎实实地加强勤政廉政制度建设,建立健全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民主政治和精神文明相适应的一系列规章制度,才能从根本上减少乃至消除产生腐败现象的根源。

1、要加强勤政廉政方面的法制建设。坚持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纠是党和国家事业顺利发展的必然要求。加强勤政廉政和法制建设,一要使国家公务员牢固树立法制观念,认真学习法制知识,做到知法、懂法、守法、执法。二要注重完善法律。结合我们近年来打击腐败的成果和经验,及时把那些行为规范已经成熟的制度用法律形式固定下来,尽快使我国勤政廉政建设方面的法律法规完备起来,以彻底堵塞体制、法制和政策等方面的漏洞。

2、要尽早出台规范行政行为的文件。领导干部和一般公务员队伍中腐败现象的产生,是由于目前政治体制和人事制度上存在弊端。目前要抓紧建立和健全各方面规范的行政行为制度,通过规范性的文件法规, 使其行政行为有章可循。这将对规范领导干部和一般公务员的行为、抵制腐败现象起到积极作用。

(三)严格选人用人,彻底根除吏治腐败

最大的腐败是吏治的腐败。反腐的重要环节在“用人”上,以“任人唯亲、任人唯近、任人唯庸”为用人原则,非但腐败不能消除,而且还会失去人民群众的信任,甚至危及我们国家的社会安定团结。我们要造成“提拔一个好干部,激励一批好干部”的氛围,树立正气。可见,从严治党、消除腐败首先还是要搞好干部选拔、任用工作。在干部的推荐选拔任用过程中真正贯彻中央提出的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原则以及“四化”的方针,干部队伍纯洁了,腐败之风也就会渐小渐消。

(四)规范权力运作,保证决策民主、透明

腐败与权力是休戚相关的,腐败多表现在滥用职权、权钱交易,因此对于领导干部的权力进行一定的规范限制是很有必要的。尉建行曾尖锐地指出:“从陈希同,王宝森问题来看,一是对领导班子成员授权不能太大,更不能形成一个人大权独揽,……二是个人行使权力,要严格按民主集中制原则办事,不得越权,不得擅权,更不能侵权。”只有在权力行使中坚决推进民主化,才能有效地杜绝“一言堂”和“宗派主义”。在日常政务活动中,要十分注意决策权、执行权和监督权这三者之间的关系,只有将权力界限划分清楚,才能保证干部执行职权时的合法合理。

(五)整合各种力量,确保监督全面、有效

革命导师列宁说过:不受制约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古今中外的历史也证明了这一点。为了遏制腐败现象,保持政府部门的清正廉洁,必须建立健全对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使滥用职权的越轨行为得到及时有效的制裁和纠正,使弄权营私者无隙可乘。毛泽东同志在同黄炎培先生谈话时指出:“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中共中央《建立健全教育、制度监督并重的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实施纲要》(2005年1月3日)中也强调“教育是基础,制度是保证,监督是关键。三者统一于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之中,相互促进,共同发挥作用。”

1、要建立健全监督体制,赋予人民群众监督的权力,要调动群众的积极性,要动员群众勇敢检举揭发腐败分子,要同腐败分子作坚决斗争。这同时也要健全保障体系,使人民群众的民主监督作用得到极大地发挥。

2、领导干部也要为民主监督开道,要真诚主动地接受群众监督,广开言路,听民声,察民意、知民情,要建立健全以“公开化”为主要特征的公共权力运行程序,公开办事制度,公开办事过程,公开办事结果,以此来更好地接受来自各方面的监督。

3、健全监督网络,发挥整体效应。对腐败现象进行监督是一项长期的、艰巨的任务,必须健全网络体系,开展整体性全方位的监督。坚持党内监督、舆论监督、群众监督、法律监督、民主监督等多种形式相结合,形成立体化的监督网络体系。一要自觉置身于在党组织的监督之下。切实加强班子内部互相监督,发挥纪检监察部门监督的主渠道作用。二要加强各级人大监督职能。各级人代会及其常委会依法履行监督职能,监督和督促公务员依法行政。三要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监督作用。舆论监督是防止滥用权力、搞不正之风的有力工具。“不怕通报,就怕见报”,正是搞不正之风者的心态,他们视舆论与新闻媒介为强大的社会压力而不敢轻举妄动。

(六)加大处罚力度,从严惩治腐败分子

目前,国家已经制定出台了许多政策、法令来约束惩治腐败分子,但腐败现象似乎仍在蔓延,可以看出,惩治腐败的力度仍要加大,强度更要增强。当前,有法不依,执法不严,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的事件时有发生,使法律成为一纸空文,失去威慑的本色,应有的强制作用没有得到发挥。因此,对于腐败分子,绝不能姑息迁就,而应毫不留情,从严惩处。

诚然,反腐败是一幅短期内难以勾勒完成的图画,它的艰巨性、长期性、复杂性是众所周知的,但我们坚信,在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人民群众的密切配合下,一定会铸就一座反腐倡廉的丰碑。

注释:

①、② 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93年8月21日。

③ 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三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94年2月28日。

④ 江泽民.《在中央纪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上的讲话》,1995年1月23日。

【参考文献】

1、许法根:《国家公务员制度》,浙江大学出版社,2004年。

2、中共中央办公厅秘书局:《中共中央办公厅通讯》〔2005〕第2期。

3、李景鹏.《论反腐败的系统工程》.《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00年第1期。

4、胡鞍钢.《对腐败问题的估计和诊断》.清华大学反腐败战略研讨会,2001年3月。

5、罗景一,王奇.《党政干部职业道德》.法律出版社,1990年.

6、《学习党章 遵守党章 贯彻党章 维护党章学习读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6年2月。梓楠于07年7月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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