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司法（5篇）

第一篇：中国司法

中国司法：挑战与改革

正在美国访问的中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首席大法官肖扬１０月１０日在美国耶鲁大学发表了题为“中国司法：挑战与改革”的演讲，受到耶鲁大学数百名师生的热烈欢迎。

肖扬说，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司法制度和司法实践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他首先介绍了中国诉讼案件增长的情况，指出，２０多年前，中国刚刚改革开放的时候，平均每年的民商事案件只有５０多万件，而２０多年后的今天则上升到了５００多万件。肖扬分析了诉讼增加的三个基本原因：一是中国的经济改革带来了经济生活的活跃，经济交往日益频繁，经济纠纷也相应增加；二是中国社会的全面开放导致人们思想观念发生了很大变化，传统的民事案件如婚姻家庭纠纷增加；三是随着中国民主和法制建设步伐加快，中国人的法律意识和权利意识显著增强，过去那种厌讼、非讼的态度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依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已经成为社会的普遍观念。肖扬指出，诉讼的增多从一个侧面说明中国社会正在变得更加民主，更加开放，更加自由，更加法治，是中国社会不断进步的一个标志。

肖扬说，诉讼的大量增加，对中国司法机构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要有效地解决大量诉讼问题，必须提高司法解决纠纷的能力，树立司法的权威。因此，目前是中国司法迅速发展，实现司法现代化的重要历史机遇期。同时，诉讼增多也对中国法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中国的司法系统正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在汹涌而来的诉讼面前，司法的能力受到了严峻的考验，如何保证司法的公正、效率和廉洁，是摆在中国司法机构面前的重大而紧迫的课题。肖扬指出，面对挑战，中国法院没有退路，只有勇敢面对。最高人民法院向全国法院提出了“公正与效率”的工作主题，并通过改革法院体制、机制和制度，不断提升司法的能力和品质。１９９９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第一个《人民法院五年改革纲要》，提出了３９项改革措施。如进行了以权力制约为目标的法院内部机构改革，实现立案、审判、监督、执行的分立；进行了以庭审改革为核心的审判方式改革，减少审判的职权主义色彩，强化当事人的举证责任，实现法官的居中裁判；进行了以强化合议庭职能为内容的审判组织改革，减少审判的行政化色彩，实现合议庭、独任法官审判权的统一；进行了以提高司法效率为目标的诉讼程序改革，扩大简易程序的适用范围；进行了以审判流程管理为主要内容的案件管理改革，实现案件管理的现代化、规范化，等等。在加强制度建设的同时，中国法院还适时开展司法大检查活动，纠正少数判决中存在的问题；开展清理积案活动，消除和减少刑事案件中的超期羁押和民事案件的超审限现象。

肖扬指出，应对挑战，需要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经过２０多年的建设，目前中国法官的整体素质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审判能力不断提高，司法经验不断丰富。但是毋庸讳言，与发达国家相比我们仍然有很大的差距，法官的整体素质还难以完全满足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的需要。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法官职业化”的目标，希望建设一支具有较高职业水平的、专业化的法官队伍。这个目标当然不是短时间就能实现的，但是现在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２００２年，中国开始实行全国统一司法考试制度。同时，我们也主张从具有丰富实践经验的律师中选拔法官，这是未来法官队伍的重要来源之一；我们还主张上级法院的法官应主要从下级法院的优秀法官中选拔，以提高上级法院的指导和监督水平。

肖扬说，司法考试仅仅是为司法职业化提供了法律素质方面的保障，但“职业化”不仅仅是“专业化”。一名称职的法官，除了需要具备法律基本素质，还要有高度的司法职业道德。“无知者不能当法官，无能者不能当法官，无德者同样也不能当法官”。法官不仅应该

是一个精通法律者，而且应该是一个德高望重者。２００２年，最高人民法院制定了《法官职业道德基本准则》，要求法官做到六条：一是保障司法公正；二是提高司法效率；三是保持清正廉洁；四是遵守司法礼仪；五是加强自身修养；六是约束业外活动。这是法官职业化的重要条件。

肖扬指出，诉讼并非公民生活中的常事，人们对司法的印象往往是从与司法的有限接触中获得的。要提高司法的公众形象，就必须消除司法机构中的官僚主义作风。为此，最高人民法院提出了“司法为民”的主张，要求司法机构切实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做到优化诉讼环境，减轻诉讼负担，方便群众诉讼，增强司法的“亲和力”，树立中国司法的民主形象。许多法院设立了立案大厅，实行“柜台式”、“窗口式”服务；农村基层法庭则实行巡回开庭、假日开庭、预约开庭等制度，方便了农民诉讼。为了使贫困的当事人能够依法维护自身的权利，中国司法机构实行了司法救助制度，对于贫困当事人实行诉讼费用的减、缓、免，使他们打得起官司。这些政策和相应的措施出台后，受到了当事人和社会的普遍欢迎。肖扬说，中国司法要应对诉讼增多的严峻挑战，必须打牢基础，下大力气提升基层司法的能力和品质。为此，在基层法庭体制上，中国改变了过去完全按照行政区划设置派出法庭的做法，改为跨乡镇设立，减少了派出法庭的数量，实现了派出法庭的规模化和规范化；在基础设施建设上，中国大力改善派出法庭的审判设施，改善交通、通讯条件，提高办案的现代化水平；在法官素质的提高上，中国加强了对基层法官职业能力和职业道德的培养，国家法官学院和地方法官学院每年都培训大批来自基层法院的法官。

肖扬指出，对于一个正向法治目标迈进的国度来说，法律是司法机构和法官必须考虑的首要因素，但是中国传统上又是一个“礼俗”社会，法律不可能成为解决所有纠纷的“灵丹妙药”，法律以外的因素如道德、情理也是司法过程所不可忽略的。判决不仅是单纯的法律责任的判断，更重要的，它是一个可能造成一系列社会影响的司法决策。为此，中国司法机构提出了“审判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问题。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是因为实践中二者经常不一致，简单地援引法律条文进行判决不一定得到社会的认同。因此，对正义执著追求的“理想主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必须让位于解决纠纷的“现实主义”。法官的判决必须考虑社会稳定、经济发展问题，而不应为了追求一个法律价值而不顾其他的社会价值。法官在司法过程中必须统筹考虑，权衡利弊得失，在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寻求有机的平衡。肖扬介绍了中国司法调解的情况。他说，为了增强司法审判的社会效果，中国开始重新重视司法调解的作用。中国的民事诉讼法曾经规定民事诉讼“着重调解”的原则，基层司法的调解率多在百分之八十以上。但是随着中国法制建设的进展，在上个世纪８０年代末审判方式改革中，对调解的认识产生了误区，认为调解是法制不健全的产物，现在既然法制日益健全，就不再需要调解。由于这种认识，调解的比重下降，判决的比重上升。经过多年的实践，人们现在又开始逐渐认识到调解的作用。目前，中国民事诉讼中的调解率不断上升，许多地方超过了百分之六十。同时，中国也加强了民间调解机构建设，把大量的纠纷通过民间调解渠道予以化解，减少进入诉讼的数量。

肖扬坦率地指出，中国的法律制度和司法制度还有不完善的地方，所以我们必须积极稳妥地逐步推进法律和司法改革。应当说，中国当前司法体制改革的条件正在成熟，改革的深度、力度和速度正在加大，改革的理念、方向和立场更加坚定，改革的思路、方式和方法更加明确。我们完全有信心、有能力使中国的司法制度日臻完善，更加适应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需要，更加适应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需要。

肖扬院长的演讲赢得了听众长时间的热烈掌声。演讲结束后，肖扬又回答了听众提出的有关中国司法体制改革等方面的问题。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奥康娜专程赶到耶鲁大学，陪同肖扬院长访问。晚上，耶鲁大学校长莱文设宴招待了中国法院代表团。肖扬院长一行是１０月６日开始对美国进行友好访问的。

第二篇：《中国司法》观后感

《中国司法》观后感

《中国司法》是我近年来看过的第一部对中国司法历程进行记录及梳理的法治题材纪录片，也是最精彩、最用心和最系统的一部。从中国司法鼻祖皋陶的故事，到当代的中国司法，讲述了中华司法文化的源远流长。因为我自己也是一名法律从业者，对中国的司法历程还比较熟悉，但是想要把它记录和讲述出来确实挺有难度，借助影像语言展现这么宏大的主题更是一项大工程。庆幸的是，《中国司法》做到了!这部纪录片内容呈现和叙事表达并不墨守成规，而是注重法律专业术语的大众化表达，采用观众喜闻乐见的展现形式，既增强了大众对传统司法历史的了解，也加深了对当代中国司法制度的认同，对于大力弘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具有重要意义。

《明镜高悬》和《义利之辨》对我国司法体制建设历程和现代民法的形成过程分别进行了展示。从文化艺术角度来看，这样一部主题鲜明的纪录片，在声画音效的配合下，很好地展现了我国传统的官府衙门是如何一步步演变为现代法院的，在观看的过程中，观众就能更好地理解当代中国司法为民的本质特征。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要求在继承优秀传统文化的同时弘扬时代精神，我认为《中国司法》就是这样一部既反映了中国优秀传统法治文化又弘扬了现代法治精神的一部优秀作品。[www.xiexiebang.com写写帮文库网]

作为一名法律从业者，一直希望能有一部纪录片记录和展现中国司法的进程，因此很高兴看到《中国司法》的问世。这部纪录片在高水准和专业性创作的基础上，纪录和保存下了许多中国司法发展的珍贵影像、历史瞬间，更有力弘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文化，彰显了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特别是新中国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民法典(草案)》将提请即将召开的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将更加全面地保障公民私权，更加有利于保障人民权益、增进民生福祉。相信这是每位法律人、每位公民的共同期待。

第三篇：中国司法体制改革

中国司法改革的主导任务是通过制度创新, 提高司法机构“公共产品”的出产能力和效益, 更有效、更充分、更完善地保护社会主体的正当权利, 创造、完善并维护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法律秩序。与此相适应, 中国司法改革的基本内容在于重新配置并合理界定各种权力关系。由于中国司法改革受诸种条件约束, 因而改革具有复杂性, 必须进行整体设计、“由上而下”全面推行。

世纪末, 司法改革作为一项政治决策在中国共产党文献中正式提出。由此, 司法改 革成为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又一个热点。

中国现行司法体制下司法机构运作的全部资源, 即人、财、物, 基本来自于司法体制以外。司法自身创造的唯一资源———诉讼费收入在制度上也不能(或不应)由司法机构自由支配。更主要的问题是, 外部资源的供给, 既不充分, 也不稳定。包括司法职位任免在内的外部资源供给的实际状态, 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同级其他权力机构所能够提供的实际条件以及司法机构与同级其他权力机构之间的相互磋商。司法机构过度依赖外部资源供给, 自洽机制不能形成, 这是当前司法机构抱怨最多的现实。

简略地说, 中国司法改革的主导任务在于:通过制度创新, 消除或减缓司法所面临的现实矛盾, 提高司法机构“公共产品”的产出能力和产出效益, 更有效、更充分、更完善地保护社会主体的正当权利, 创造、完善并维护适应新的历史条件的政治、经济以及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法律秩序。这种表达或认识, 与以制度创新、提高企业经济效益, 丰富社会主体物质生活为主导任务的经济体制改革颇为契合。

我认为, 中国司法改革的基本内容可以归略为:围绕更有效、更充分、更完善保护社会成员 正当权利的要求, 合理界定司法机构与其他相关主体的权力范围及相互关系, 逐步形成现代化的、且富有中国特色的司法体制。这一内容的关键是重新配置司法以及与司法相关的各主体的权力。作出这种概括的理由是:(1)司法体制的核心是司法机构与其他相关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恰当界定这种权力关系是创设合理的司法体制的关键所在。(2)根据法治国家政治建构的要求, 中国社会中现实权力结构关系整体上面临着进一步的调整。在这种调整中, 司法在政治建构中的定位具有基础性意义;而司法的定位正体现于界定司法与其他主体之间的权力关系。(3)中国司法所面临的矛盾和问题(至少是主要矛盾和主要问题)都同司法与其他主体权力边界不清, 或权力关系不合理相关。重新合理配置权力是解决中国司法现实矛盾和主要问题的根本出路。

西方主流意识形态常常把司法描绘成不受政党任何影响的领域。然而事实上, 即便在美国这样的法治国家中,政党对司法的影响也是深刻的。美国法官的任命通常都带有一定的党派背景。据统计, 从克利夫兰到卡特共17位总统中, 有13 位总统任命本党成员为联邦法官, 本党成员的法官占他们任命的联邦法官总数的90 %以上, 其余4 位所任命的本党成员占任命总数的80 %以上。在依照选举程序而选举法官的情况下, 法官的产生仍然有深刻的党派背景。美国学者曾揭露道:在“ 党派选举” 的州,“ 法官是作为一个政党的成员或候选人而选出的”;在“ 非党派选举” 的州,“ 不管选举过程和政治如何, 法官仍然可以带着一个政党所主张的社会准则来到司法机构”。不仅如此, 控制或制约司法机构往往正是美国两党激烈竞争的目标。参见陈其人等:《美国两党制剖析》, 商务印书馆1984 年版, 第57 页。

1.司法与执政党的权力关系

司法与执政党关系的总体原则已成为主流意识形态的重要内容。两者关系的实质是执政党在中国社会不容置疑、不容更易的领导核心地位(这是被普遍认同的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经验)与理想化的法治国家中法律至上地位的相容性、协调性问题。在总的原则上, 司法与执政党的关系是明确的。“依法治国”被确定为执政党的基本方针, 这不仅是执政党对全体人民的社会理想的一种尊重, 而且也是执政党在处置司法关系上所作出的一种政治承诺。但是,在具体运作层面上仍然需要讨论和解决一系列问题:(1)执政党如何在实施其政治领导过程中维护司法的应有权威, 尊重司法自身的运作规律。(2)司法在具体实践中如何通过法律技术手段(尤其是不损伤法律基本原则)贯彻执政党对社会治理的基本要求, 体现执政党对社会过程 的控制与领导的愿望。(3)执政党通过什么样的形式对司法实施组织化的、制度化的、常规性的领导。(4)在执政党的总体方针、政策体现于各级党组织、以及党的领导干部所实施的具体行为的情况下, 司法如何既能做到贯彻党的方针、政策, 同时又能辨识进而排拒个别党组织、特别是个别党的领导干部对司法行为的不当干预。相关制度设计的重心似应集中于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 建立和巩固向司法机构灌输执政党的方针政策, 强化主流意识形态对司法渗透和影响的常规渠道;另一方面, 为司法机构排拒个别党组织、特别是个别党的领导干部的不当干预, 维护法律基本原则(包括程序上的规则)提供必要的制度保障。

2.司法与立法机构(包括各级人大)的权力关系

立法机构(包括各级人大, 下同)是司法机构外部联系最为密切的主体, 相互间权力关系的 内容也最为丰富, 因而在司法改革中, 司法与立法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也最值得审视。调整、完善或重构两者之间权力关系所涉及的问题包括:(1)立法权是否由人大独享, 司法机构(特别 是最高审判机构)在一定范围内的立法权应否被承认。这一问题具体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司 法解释与立法及立法解释的各自范围及地位如何界定;二是司法判例可否作为法律渊源之一。(2)中国应否建立违宪审查制度, 亦即司法(当然仅指特别司法审判机构)能否获得评价某些立法合宪性的权力。(3)现行司法人员的任免制度是否需要完善。更进一步说, 司法机构自身任免司法人员的权限可否相对扩大;而应由人大任免的, 在方式上(如人大任免同级司法机构人员)是否应作一定改进。(4)如何改善人大对司法机构的监督;人大对个案监督是否正当和必要;如果个案监督正当和必要, 个案监督的范围、方式以及程序应如何设定。

3.司法与政府的权力关系

在现行体制下, 司法与政府的权力关系集中体现在三个不同层面:一是在一定范围内, 政府行政权力的行使受制于司法评价。二是司法机构的物质资源来自于同级政府;政府的财政状况以及对司法机构的态度决定着同级司法机构物质供给的丰寡。三是司法是政府实现其经 济社会发展以及社会治理的重要保障或重要手段, 尽管从理论上说政府不能直接支配司法行为。

4.司法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

中国现行司法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是根据“相互独立、互相制约、互相配合”这一富有理想 化色彩的原则而设定和构造的。不仅如此, 意识形态或主导政治理念还赋予每一司法机构某 种特别的优势;同时, 每一司法机构也在不断张扬和强调这种优势以谋求社会对自身的重视, 特别是谋求在司法机构之间权力格局中的特殊地位。在此境况下, 体现司法机构权力关系的 具体制度, 往往只是特定的意识形态或政治理念的一种演绎, 而无论“独立” , 还是“制约” , 抑或“配合” , 尤其是“独立”、“制约”以及“配合”三者之间的协调都未能很好地得到展示。纯粹从司法技术角度看, 现行司法机构权力配置中的突出矛盾集中在检察机关的权力界 定上。具体说, 检察机关集部分侦查以及控诉和法律监督权力为一体, 这一格局事实上已经瓦解了相互独立、相互制约以及相互配合原则所要求的平衡。

5.各司法机构内部的权力关系

司法机构内部权力关系涉及两个基本方面:其一, 各级司法机构之间的权力关系;其二, 在各司法机构内部, 不同职级之间的权力关系。由于司法机构内部权力调整的制度性障碍较少, 因而当前司法改革的实际措施主要集中于这一方面。我们注意到, 在司法机构内部权力的调整过程中, 较为明确的取向是权力下放, 亦即上级司法机构将部分权力下放给下级司法机构(包括权力行使的部分范围划给下级);〔11〕在司法机构中, 上一职级将部分权力下放给下一职级。〔12〕这一取向形成的主要理由和原因是:(1)司法行为的层次较多, 会影响司法机构的整体效率;(2)社会各方面对司法行为受到的上级干预过多提出了不同程度的批评;(3)下放权力有助于明确和落实司法机构的内部责任;(4)法治国家的普遍实践是突出司法机构成员在作出司法行为时的作用。

早在1997 年1 月29 日, 江泽民总书记在中纪委第八次全会的讲话中就提到司法腐败的问题, 并作出“ 官吏的腐败、司法的腐败, 是最大的腐败” 的论断。但真正将司法改革提上日程的, 是江总书记在党的十五大上的报告。此后, 关于司法腐败、司法改革的话语经常出现在官方文件和各级领导的讲话中。

(1)司法权行使的地方化。从1954 年《人民法院组织法》的制定开始, 我国建立了以行政区划为依据, 司法已与行政辖区相重合的法院组织体系。各级法院不仅被冠以“ ……省高级人民法院”、“ ……区中级人民法院”、“ ……县基层人民法院”的头衔, 而且由于法院 的人事任免、经费开支均掌握在地方党政机关手中, 地方法院实际上也受制于地方政府。这已经潜伏了司法权地方化的制度根源, 但在计划经济体制下, 由于全国经济一盘棋和地方利益的相对淡化, 司法机构的地方化设置只是“虚假的地方化” , 不会导致地方保护主义。随着经济体制的变革, 国家在财政制度上实行分税制后, 在中央与地方利益分化的形势下, 司法机构设置上的地方化变成了真正的地方化, 而中央的集权和统一化成为虚假的②。由此产生的地方保护主义, 已经发展到了相当严重的程度。

(2)上下级法院关系的行政化。

前文已提到, 在我国现行体制下, 上下级法院之间是一种“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这种关系的确定本身即不合理———因为上诉、再审程序已为上级法院的监督提供了合法渠道, 再明文规定这种监督关系, 纯属多余。司法实践中, 这种监督还包括案件请示之类的非程序性监督③ , 就更有违法官独立的要求了。这实际上是把上下级法院的关系等同于不同级别行政机关的关系加以处理了。其根源一方面在于我国缺乏司法独立的传统, 司法部门习惯于用行政化的方式思考和处理问题;另一方面, 也与现行法院组织制度过分强调法院和法官的行政等级不无关系。

(3)法院内部关系的官僚化。

在我国法院的审判活动中, 民主集中制是一个重要的原则。这一原则在法院内部严密的级别划分的依托下, 导致了法院内部在司法决策上的严重官僚化。虽然名义上是民主决策, 但在过分强调级别的氛围下, 不同行政级别的法官———从院长到普通审判员, 其决策权并不是同等份量的。这种官僚化的决策模式对司法活动的弊害极其明显。首先, 集体决策本身即不符合司法活动的性质, 既不必然导致公正, 更是绝对的不效率。其次, 这种模式下, 决策权的分配极不科学。一方面, 法官级别的高低并不能反映其判案水平的高低———事实上, 我国的法院院长经常是从其他部门调来的①;另一方面, 由于工作重心的不同, 行政级别高的法官通常承担较多的行政事务, 因此相对地疏远一般司法活动, 对其所要参与决策的案件也常常知之甚少。但在具体案件中,恰恰是这些在“能力”和“信息”两方面都处于劣势的法官行使着更多的决策权。这种决策模式是反理性的。当然, 这种体制的形成是与特定历史时期的社会条件密切相关的。在建国初期, 尤其是1952 年“司法改革”运动中旧的司法人员被彻底清除后, 新中国的司法制度实际上已很难找到专业法律人才的支持。这时, 以集体决策代替个人独立判案, 尚不失为一种减少错案的途径。另外, 当时的社会关系简单、法律也很粗略, 一般来说, 坚定的政治立场和一定的社会阅历、处事经验已足以应付审判活动的需要。在这方面, 较高的行政级别恰恰是“比较出色”的标志, 因此, 由较高级别的司法官员“ 领导”司法活动, 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是可以接受的。因此可以说, 司法决策中的官僚化是我国大众化法官与法院内部的行政化管理共同作用的结果。正如我们前文所阐明的, 由于其赖以建立的社会条件发生了变化, 这种模式本身也必然成为变革的对象。

一当前我国司法制度存在的主要问题(一)司法权地方化

由于我国现行的地方各级人民法院是按行政区域设置的，司法机构的人、财、物等有形资源均由各级行政机关支配和管理，具体表现为：一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经费依靠地方政府供给；二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的人员编制由地方政府决定，法官及院长由各级人大及其常委会选举和任免；三是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工作条件的改善、装备的更新依赖地方政府及有关部门的批准。这种体制上的弊端导致司法机关在适用法律解决案件时受地方政府的干涉或者潜在的威胁。其后果是使地方各级人民法院丧失了作为国家司法机关应有的中立性而沦为保护地方利益和部门利益的司法工具。使国家的司法活动地方化，使国家的某些法院成了“地方的法院”，不仅严重制约了审判工作的发展，而且破坏了国家法制的统一，直接影响国家法律的权威。

（二）司法权行政化

由于受到传统文化的制约，我国的司法体制、运行过程带有明显的行政化色彩。一方面，在法院同其他国家机关的外部关系上，法院往往被视为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一个专门负责司法活动的职能部门，它和同级党委、政府领导下的其他下属部门之间只是分工不同，而抹煞了司法机关自身的特性。另一方面，从法院内部结构看，司法行政化表现为从检察长（院长）、副检察长（副院长）、处（科、庭）长到普通检察官、法官形成一个等级体系，这种等级是按照行政官员的职级套用的。工资奖金也一律只与其行政级别挂钩。行政性职级成为检察官、法官能力与水平高低的计量器。从而使司法过程贯穿着强烈的行政管理色彩。法官在司法中难以独立、自主的进行审理，必然影响司法公正的实现。(三)法官素质不高

我国的法官队伍基本上形成于《法官法》颁布以前。当时以工代干的人可以成为法官，法院的司机、打字员能提成法官，还有复转军人等皆可轻而易举地成为法官。《法官法》将法官入门的起点规定为大学本科以上。但目前，我国法院符合规定的却不足三分之一。长期以来人们对法官职业认识上的偏差，导致了法官选拔标准与程序上的偏差，表现为：一是准入条件过低，导致法官精英程度不高。在我国，以往的初任法官考试和人大任命审判员考试内容难度尚不及律师资格考试，无论是否经过正规的法律教育，是否有从事法律职业的知识背景，是否从事审判工作，有无审判职称等，都属法官之列，一律叫法官，造成我国法官绝对数量庞大，与世界通行的法官精英化格格不入。二是任命格次较低，不利于法官地位的提高。地方各级人民法院审判员由同级人大常委会任命，任命者格次不够高。而且，助理审判员由本院院长任命，而助理审判员也属于法官，这样无疑削弱了法官任命的崇高性，实际上

第四篇：中国司法_观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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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司法_观后感

俗话说，“公道自在人心”，老百姓的心中总有一杆秤，案子判的对不对、好不好，通过让社会公众旁听庭审、参与庭审的方式，既对法官审判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也让审判过程更加公开透明，经得起人民和历史的检验。

司法的特点，是公正理性的审理，独立客观的裁判。从司法规律而言，公开透明是审判公正的重要保证，使司法机关更具权威性和公信力。近年来，人民法院充分把握互联网信息技术发展大势，在司法公开领域创造了多个世界之最，也为开展法学教育及理论研究提供了宝贵资源。司法公开是我国社会主义法治文明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法院在司法实践中必须贯彻落实的宪法原则。

《中国司法》记录片视野宽阔，梳理了我国跨越上下几千年的司法文明发展，展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司法制度的历史渊源和伟大实践，很有震撼力、感染力和说服力。连续收看了三集《中国司法》，这是给我最大的一个感受。《中国司法》纪录片重点突出中国司法从司法体制、民事司法、司法公开等方面的历史沿革（写写帮文库），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党中央领导下，我国司法体制改革取得的显著成效，展示了我国司法文明的演进。

大家都知道，我国司法开端较早，但由于中国较长时间处于封建时期，使得古代中国的司法公开进程较慢，同时受到许多时代局限，与现代司法公开存在质的差距。当今的中国司法，已经实现弯道超车，取得了历史性的飞跃，正在以一种崭新的、自信的姿态，向世界传达着中国司法前所未有的公开和透明。

第五篇：中国司法该何去何从

中国司法该何去何从

法学0901 冯志成

摘要: 任何人都不能做自己案件的法官，这是为了确保司法公正的基本原则，但是现在中国的司法体制仍然难以贯彻这个基本的法治原则。“如果原告就是法官，那么只有上帝才能当辩护人了。”曾经德国的一位著名法学家德拉布鲁赫这样说到。

关键词:腐败 利益集团 司法改革 司法独立

一、政府腐败的理论

（一）政府腐败的方式。

1、政府腐败

（1）方式

当今各国研究腐败现象，大体而言把腐败分为两大类：体制型腐败和收买型腐败。体制型腐败的含义为：政治行为者通过有选择性地授予经济特权或限制准入来巩固、加强其对政府的控制。这类腐败的基本特征是政治行为者操纵经济系统，政治过程腐蚀经济生活。也就是说财富创造者的权利时刻受到来自政治权力的威胁，以至于他们不得不投靠、依附于政治权势集团。收买型腐败含义则与之相反：各种经济利益集团通过行贿政府官员影响立法司法、政府管制和政策制定，并最终服务于自身的特殊利益。此类腐败的基本特征是经济行为者操纵政治，经济利益腐蚀政治过程。

2、我国政府腐败的方式

在当今中国，体制性的腐败往往与行政权力的过分集中密切相关，例如电信、教育、医疗、房地产，而收买型腐败已经从单个个体出发，发展到以利益集团为代表的类似西方“院外集团”的游说活动。2003年房地产集团成功顶住了央行的“121文件”，促成了国务院18号文件的出台，可以说是一个极典型的案例：在改革以来的20多年中，第一次由一个利益群体通过游说影响并且改变了政府的一项重要政策。而恰恰是这次房地产商的胜利，导致了2004年中国房价的扶摇直上，也制造出许多房地产大亨。

权力越位更深层次的体现是权力与资本形成的联盟，通过联盟，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垄断更多的资源以及话语权，最终实现垄断性的资本回报，其实质是体制性腐败和收买型腐败结合在一起，导致权力资本与普通百姓甚至与一般民营资本的收入差距扩大。

统计表明，在整个房地产的建设、交易的过程中，政府税、费收入占到了房地产价格的将近30%至40%左右。如果再加上占房地产价格20%至40%的土地费用，地方政府在房地产上的收入将近占到整个房地产价格的50%至80%。如此高的预期受益和与之不对称的成本付出，是地方政府与房地产集团越走越近，而违规行为层出不穷的利益根源。

（二）我国政府腐败的反思。

在我国当今社会权力和资本结盟的时代,没有一个独立完善的司法机关和司法体制的监督,政府的腐败行为会更加肆无忌惮和为所欲为,如果任由这种现象的发展,最后埋单的只能由是我们广大的公民.但在现实中国的国情下,我们的司法机关和制度位于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我们的司法机关工作人员又在扮演着一个什么样的角色呢？

二、司法机关的作用

（一）我国司法机关的作用

1、我国司法机关

（1）司法违规

近年来，我国一些司法要员相继“出事”，田凤歧、麦崇楷、许亚非、武汉中院柯昌信等先后被判刑罚。与此同时，媒体还报道了另外一些问题。例如，湖北省大悟县法院法官自造假案、违法执行，深究其后原来还有县政府下达“创收”指标和司法经费不能保障的难言之隐；山东、甘肃两地法院就澳柯玛电器销售一案的同一法律事实先后立民、刑两案，堪称“司法地方保护主义”的典型；辽宁兴城法院的一起执行案件在市人大常委会特别调查委员会的有力监督之下得到纠正，普通人叫好之余却令法律界人士担忧，因为权力机关纠正错误的态势已将其推到了“终审法院”的地位„„

（2）司法违规的反思

凡此种种，反映了中国司法界长期以来存在的两个问题：一是为什么一些严重不合格的人会获得法官职务甚至成为司法要员？二是职司国家法律运转、作为国家法律看门人的人民法院，缘何衍变成了尽心于所在地方利益的地方部门？法律的看门人机制发生了什么问题？

重新反思我们的看门人机制，发现各种现象的出现与令看门人正常发挥作用的条件之间存在着诸多不协调。要使看门人机制正常发挥作用，必须具备两个条件：

第一，司法机关工作人员要有符合看门人要求的素质。一方面要有“人格素质”，包括敬业精神、心理素质、（职业）道德素养等；另一方面要有“职业素质”，即看护门户必须的职业素质，包括法律能力、政策水平、特有思维方法等。

第二，要有保障司法工作人员发挥职能作用的体制保障。使得司法机关完全意义上与行政机关相分离，成为独立地存在而不是一种附庸。

在司法机制中有一个传统的问题，即：Who Watches The Watchman（谁来监督‘监督者’）？但欲在中国所处的特殊时期和特殊背景之下理解这句话，或许更应当换一个角度才能悟出其根本含义，即：谁来保护保护者？或者谁来照顾看门人？

在这些司法问题的背后受责难最多的应当是法官选任机制，我们不经要问为什么那么多地素质低下的人能在司法机关中位居要职。但还有一点深层次的原因也必须提及，那就是这支队伍在普通的社会认识中还没有重要到建立所相匹配的机制的程度。一方面，利益集团期望着有一个最终的保护者，但同时又不情愿将适当的资源合理地配置给司法职能，不情愿接受它的独立，无力保持它的职业化。因此，最终出现独立与腐败、重要使命与能力欠缺这种矛盾便是难免的了。

我们固然应该对一些位高权重落马者的个人能力、道德人格进行反思，我们也应该反思这些人之所以获得高位重权的原因，我们更应该从体制的层面上反思我国的司法工作人员为何不能正常发挥作用。执掌生杀予夺司法大权的全国20万法官，其中绝大多数在人格、专业知识方面不存在问题，却不得不挣扎于一个国家法律意志与司法权力来源相矛盾、现代司法理念与实现这些理念的环境相矛盾的不尽合理的司法体制中。我们不能因为体制原因而使司法看门人这种机制丧失了应有的作用，致使国家法治门户洞开，权利和秩序必将处于危险之中！

三、司法改革

（一）司法改革的方式

1、司法改革

（1）司法改革的重要性

因此,在面对中国现在社会存在的问题,为缓解乃至解决现实的矛盾,中国的司法机关和制度必须不得不面对一场司法改革,一场由占中国绝大多数的人民为领导的司法改革,而不是一场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小打小闹.（2）司法改革的阻力

但在中国目前的国情条件下,我国的司法改革仍旧需要由政府和既得利益集团领导,特别是在我国的政治体制条件下,我国的司法机关是由权力机关领导,由我国权力机关产生并且对权力机关负责.这种形式不同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三权分立,司法机关并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独立,无论在经费预算还是在人员的任免方面都是要由政府领导的.中国的司法改革依旧任重而道远.（3）司法改革的方向

但就目前的情况而言,我们依旧可以做到以下的方面：改革法官的产生体制、法院的经费保障体制。我们要明确一个共识:要想国家和社会的长远可持续发展,就必须有一个中立的监督和协调部门, 因此在国家权力结构中设立一种中立的裁判职能，既可以公正地解决纠纷，又有利于促进社会关系的确定性来协调以及各个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分配。综观历史，具有行政机关在兼任司法机关或者司法机关依附于行政机关现象的政府,监督机关成为执行者的附庸和帮凶，这样的政府都会不可避免地陷入到腐败与欲壑难填的危机,由此而造成的社会动荡和国家权力洗牌的情况并不在少数。

我国的司法体制改革只能一步一步,循序渐进地进行,集中主要力量在法官的产生体制、司法机关的经费保障体制方面进行进一步深层次地改革，从而加强司法部门的一种独立性，即使这种独立是一种十分低级的独立（我们权且称为一种半独立），但对于现在存在的现实依旧是巨大的进步。

司法体制的改革要有一场切实的大手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