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农村党建新模式开发农民致富新引擎

第一篇：创新农村党建新模式开发农民致富新引擎

创新农村党建新模式开发农民致富新引擎

大团镇党委

近年来，大团镇党委积极探索实践农民专业合作社党建新模式，以帮助农民创业、增收、致富作为农村党建的主要目标，切实加强了对农民专业合作社的组织、引导和服务，实现了农村党建、合作社发展和农民致富的共赢。

一、顺应形势，积极探索农民专业合作社党建新模式

大团镇是浦东新区的农业重镇，现有基本农田3.4万余亩，农村户籍3.2万余人，约占新区农村户籍人口的1/10。近几年，农民专业合作社如雨后春笋般成长起来，并逐步成为农村经济经营新模式。大团镇党委清醒地意识到，农民专业合作社集约了各类农业资源，提高了农业生产力，是今后农村经济的一种主要形式，但这种以自主经营为主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存在着总体经营规模较小、带头人引领作用不明显、合作社内部管理不规范等问题。为此，大团镇党委积极思考，从党组织更好促进农村经济发展、更好带领农民增收致富出发，提出了“支部+合作社+农户”的思路。

从2007年开始，大团镇党委在条件比较成熟的上海申凤桃业专业合作社进行试点。村党总支以申凤合作社基地附近的3个村民小组的6名党员社员为主体，成立了一个以原村支部书记王凤娟为书记的合作社党支部，社员党员受合作社党支部和村党总支的双重领导和管理。合作社党支部的成立，迅速扩大了社员对合作社的信任度，合作社社员由最初的9户，发展到35户，并与周边800多户桃农签订了购销协议。合作社也在支部的领导下步入发展正轨，完成了“大团蜜露桃高产优质栽培技术开发”等科研项目，注册了“申凤”牌蜜露桃商标，并通过了上海市安全卫

生优质农产品认证。申凤牌蜜露桃还被评为“沪郊百宝”、全国农业品牌产品。目前，合作社已与300多个客户建立了长期的、稳定的供销关系，年销售收入达500多万元。实践证明了合作社党建模式的有效性，镇党委顺势而为，在全镇范围内进行了推广。

二、培育发展，不断增强农民专业合作社党建新模式的有效性 为深入推进这种党建模式，发挥合作社党建作用，大团镇党委三管齐下，着力推进。

1、积极培育。一是发展了一批。按照成熟一个组建一个的原则，参照申凤桃业合作社支部模式，在条件成熟、业主认可的合作社建立了党支部，逐步成立了梁梁果蔬、乐侬对虾、思甜家禽、多利农庄4家合作社支部。二是储备了一批。按照稳步推进的原则，对一些发展有前途、个人引领作用强、党员群众公认的合作社，镇党委及时跟踪，加强与合作社领头人的沟通联系，积极为合作社支部成立创造条件，如源陆食用菌、盛亮果蔬等一批合作社党建因素得到进一步发展。三是培育了一批。镇党委积极采取“四个优先”，促进合作社良性发展，即优先培养致富能手入党、优先发展合作社内部党员、优先扶持党员和支部引领的合作社、各类资源优先向合作社党组织倾斜，全面推广“党员带头致富，党员带领群众致富”为主要内容的“双带”工程。

2、重点扶持。对一些重点合作社，大团镇党委切实加强扶持力度，从人、财、物三个方面给予支持。一是在人力上优先支援。如思甜家禽合作社支部刚成立时，由于合作社领头人不是党员，村党组织委派村委班子成员兼任，同时抓紧对合作社领头人培养。二是在财力上优先倾斜。每年区、镇两级财政和农业项目优先向建立党支部的农民专业合作社倾斜，近两年支持5家建立党支部的专业合作社共7个农业项目，支助资金达3897万元。三是在物力上优先保障。如大团桃园，就是根据“政府

搭台、合作社唱戏、农民受益”的思路，以上海水蜜桃原产地保护区为基础，为梁梁蔬果合作社发展提供了一个广阔舞台。四是在服务上优先提供。镇职能部门实施服务承诺制，帮助合作社研究市场、考察项目、协调资金，并提供技术、信息等服务。

3、激励发展。在推广实践中，镇党委还及时研究制定了《关于扶持发展专业合作组织的实施意见》，成立了以党政主要领导任正副组长及相关单位负责人为成员的工作领导小组，提出了“建一个组织，兴一项产业，活一地经济，富一方百姓”的工作目标，建立了“党委统筹抓，部门具体抓，基层深入抓”的工作机制，把发展农民专业合作组织作为村级组织年度目标考核的主要内容之一。同时建立奖惩激励机制，确保合作组织规范运作和健康发展。

三、互融互促，努力实现党支部、合作社、农民共赢

1、加强了农村党的建设。一是增强了合作社党组织的凝聚力。在2011年完善二轮土地延包时，思甜家禽合作社碰到了社员要求重新签订合同、提高土地流转费等发展瓶颈。合作社8名党员社员主动帮助说服其他社员继续按以前的合同以土地入社，确保合作社平安渡过了发展难关。二是体现了合作社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各专业合作社党支部均建立了党员带小户、领散户、帮困户的帮带责任制度，在各类重要节点时期，合作社和先致富党员社员共同走访慰问周边的农户，不断体现党员先进性。

2、培育了一批示范合作社。各合作社党组织不仅积极指导专业合作组织制定发展规划，帮助建章立制、健全管理、完善机制，规范了合作社内部管理，还引导和支持专业合作社按照发展目标，实现了组织化生产、规模化发展、品牌化经营，从而增强了竞争力。如乐侬对虾的“银京”牌水产和“乐侬”牌对虾先后多次参展上海和大连农业博览会，多利农庄的有机蔬菜、申凤桃业的蜜露桃、思甜家禽的“联系牌”散养鸡和鹅等的市场占有率也迅速提高。2011年，成立党支部的5家合作社共带动农户2000多户，实现销售收入约1.5亿，并都成为上海市示范专业合作社。

3、解决了农民“三难”问题。各专业合作社除了以专业技术优势较好地解决了农民“种养难”外，在党支部的倡导下，鼓励一部分生产经营社员骨干从生产中脱离出来，直接从事农产品营销。如申凤桃业的党员骨干开辟了网上交易新模式，积极开拓海外销售渠道，并成功地销往新加坡、日本等地区；多利农庄的党员干部积极推行“绿色委员”直销模式，实行有机蔬菜生产、会员配送为一体的运营模式，切实解决了农民“销售难”问题；还为社内有发展潜力的党员优先争取上级的政策支持、科技项目立项以及各级多项优惠政策。据统计，各专业合作社中的农户与其他农户相比，每年户均增收3000—5000元，较好地解决了农民“增收难”问题。

经过几年的实践，大团镇合作社党建新模式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也存在合作社规模小、党员不多、影响不大等问题，离党建工作的目标和要求尚有不小的差距。大团镇党委将认真学习借鉴兄弟单位的成功经验，紧紧围绕农民创业、增收、致富的目标，乘势而上、探索创新，使合作社党建真正成为推动发展、服务农民、凝聚人心、促进和谐的有效力量。

第二篇：三三制创新农村党建新模式

“三三制”创新农村党建新模式

刘仲初

近年来，襄阳市委在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围绕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激发新农村建设主体活力、实现兴村富民目标，创新体制机制，形成了以村级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设置“三位一体”，村级重大事务实行党组织会议议事、村民（代表）大会定事、村民委员会理事的“三会治事”，新农村建设干群联动、工农联建、城乡联创“三联共建”为主要内容的“三三制”基层组织建设新模式，并在全市推行，收到良好效果。

“三三制”模式的主要做法

建立“三位一体”的组织架构。在农村基层党组织领导下，统筹发挥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和经济组织、社会化服务组织等各种共建资源的作用，提高农村基层党建工作科学化水平，建立与新农村和城乡一体化建设总体目标相适应、相促进、相配套的领导体制、治理结构和组织保障。党组织应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发挥领导核心作用。其成员在村委会和经济组织中实行交叉任职，发挥领导作用。“三位一体”主要有三种模式，即“三驾马车一人拉”，“三块牌子、一套班子”，“书记主任‘一肩挑’+集体经济组织（农民专业合作社、专业协会）”。集中体现在目标上同向、结构上优化、制度上配套、功能上强化、资源上整合，共同构成新农村建设利益共同体。

实行“三会治事”运作程序。在党组织的领导下，统筹发挥村民会议、村民代表会议和村民委员会的职能作用，尊重农民的主体地位，尊重农民的知情权、参与权、决策权和监督权，激发其参加新农村建设的主体活力，充分体现民主决策。其中，“村民（代表）会议定事”是新农村建设的关键和重点。“村民（代表）会议”，是本村最高权力机构，对关系全村发展稳定的重大问题进行议决，让村民真正当家作主。在“三三制”下，要把党、政、经等组织成员整合进村民代表会议中，以提高村民会议的行政水平，保证“三位一体”的权威性、广泛性和代表性。实行村级重大事务党组织会议议事、提交村民（代表）会议定事、村民委员会理事的工作机制。

形成“三联共建”工作格局。在党组织领导下，统筹城乡、产业、社会各种要素资源，以市场为基础，政策为保障，农业产业化为发展方向，干群联动、工农联建、城乡联创，共同推动新农村建设和城乡一体化建设。干群联动，重点是联产业。发动城市机关干部和农村党员干部，与农民一道，通过科技聚合要素资源，形成本地产业发展品牌，发展农村经济，实现兴村富民目标；工农联建，重点是联市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作用，把工业资源和农业资源有效对接起来，运用市场经济规律，实现工农业互利共赢；城乡联创，重点是联资源。在政策资源配置上向农村倾斜，在公共产品服务上实行城乡均等，城市反哺农村。城市机关在城乡联创中，要着重围绕农村的优势资源，帮助制定村级发展规划，扶持重点产业项目，带动村级经济发展，提高联创效果。

“三三制”模式的明显效果

农村基层组织架构精简高效，行政效率得到进一步提高。通过有效实行村级党组织、村民自治组织、集体经济组织融为一体，主要负责人实行“一肩挑”，班子成员交叉任职，三套机构一套班子，三者相辅相成，相互促进，共同推进农村改革发展，促进农民致富增收。这种组织架构精简高效，符合基层工作实际，突出了党组织的领导核心地位，消除了各自为政、推诿拆台等现象，提高了决策和执行效率；同时，精简了干部职数，大大减少了办公经费及其他非生产性支出。农村集体经济得到发展壮大，基层党组织的凝聚力战斗力进一步增强。据统计，截至2010年年底，全市集体经济纯收入5万元以上的村达到1295个，占全

市村级组织的比重 55.2%。村级集体经济得到发展，增强了村级组织为民办实事的能力，村级公益事业建设有了保障，有效解决了群众反映强烈的“老大难”问题，农村基层组织在群众中的威信明显增强。

密切了党群干群关系，农村社会和谐稳定进一步巩固。通过实施“三会治事”，健全基层民主运行机制，充分尊重农村党员、群众的主体地位，维护党员、群众参与决策、监督的合法权益，从而拓宽了村党组织与党员、干部与群众沟通的渠道，及时化解了农村工作中的一些矛盾和问题。2010年上半年，全市农村召开三会治事会议 2.3万余次，研究决定村级重大事项8326件，被否决的事项357件。

推进了新农村建设，群众增收致富步伐进一步加快。充分调动了广大基层组织和农民群众的发展热情，激发了农村发展活力。2010年新增农村专业合作社和农业产业协会425个，农村产业结构调整步伐加快，农民收入快速提高，村容村貌也得到了较大改善。

城乡统筹发展的前景更加广阔。现代企业不是慈善家，必须遵循市场经济规律，在互利互惠的基础上开展合作；城市机关必须找准共建的契合点，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农村作规划、搭鹊桥、找亲家。开展互联共建，找准了工农业、城市和乡村通过市场的办法，实现资源对接，达到互利共赢的有效路径，为农业产业化的拓展指明了方向。

推行三位一体的地方，党组织和其他组织由弱到强、由虚到实；实行三会治事的地方，乡风文明，社会和谐；开展三联共建的地方，资源融合，经济发展。“三三制”模式带来的有益启示

“三三制”揭示了巩固党的执政基础，必须把党组织和各类基层组织投放到新农村建设的主战场。农村税费改革以来，出现了农村基层党组织与农民关系淡化的倾向，新一代青年农民，不知道本村的书记、主任等干部是谁，集体经济出现了空壳、瘪壳，导致一些基层党组织失去应有的号召力和影响力，直接影响到党在基层的执政基础和执政地位。“三三制”从解决新农村建设领导力量出发，实行“三位一体”，把党组织和各种基层组织推到经济建设的前沿阵地，通过发展壮大集体经济，改善民生事业，使基层组织在新农村建设的主战场上找准定位，发挥力量，聚合群众，夯实了党的执政基础。

“三三制”揭示了推进基层民主政治建设，必须让农民真正当家作主。农民是新农村建设的主体，只有激发他们的智慧与活力、积极性与创造性，新农村建设才能扎实推进。“三三制”从解决新农村建设主体力量出发，实行“三会治事”，让关系农村发展、关系老百姓切身利益的大事由老百姓说了算，调动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热情。农民与干部、农民与农民有了充分的沟通和交流平台，各种矛盾得到化解，社会和谐稳定。“三会治事”找到了扩大基层民主、实现基层长治久安的有效路径，受到基层老百姓的普遍欢迎。

“三三制”揭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必须走城乡一体化道路。走中国特色农业现代化道路，必须依托城乡一体化，逐步消除城乡居民收入差、工农业生产剪刀差。“三三制”从解决新农村建设的推动力量出发，开展“三联共建”，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带动乡村的方针，整合产业要素资源，整合城乡资源，整合市场资源，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建设新农村，实现全社会的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三三制”为实现城乡一体化提供了现成路径。

作者系中共湖北省襄阳市委常委、组织部长

第三篇：扎根农村致富农民

扎根农村致富农民

尊敬的各位领导、专家、朋友们：临汾市霍州市三教乡杨节村党支部委员杨智平

大家好！今天很高兴能与大家相聚在此。我叫杨智平，中共党员，现任霍州市三教乡杨节村党支部委员。自2009年担任大学生村干部以来，我认真学习，埋头苦干，立足本职岗位，不断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道路。我有以下想法与大家交流：

一、“创业富民”必须认识先行

思想是行动的先导。大学生村干部要实现“创业富民”，必须在思想上有高度的认识。要明白“创业富民”是大学生村干部的职责所在，要做好扎根农村的思想准备。任何创业富民都不是一两年的事，很可能需要三到五年，甚至更长时间。我们一定要有面对困难的勇气、克服困难的信心和决心。

二、“创业富民”必须考证先行

“创业富民”不是想发展什么项目就发展项目，必须因村而宜，与当地实际相结合。结合自己来自农村，接受过农村锻炼的长处，利用一个月调查摸底，我对所服务村的基本情况进行了全面了解，对自然和社会环境进行了详细地考证，认真分析了发展农业的优势和劣势。在此基础上，针对我们村山沟纵横、水好树茂的特征，我配合村“两委”为我村制定了“耕地搞大棚、荒坡绿成林、沟中养牲畜、树下喂

特禽”的经济发展思路。目前，这项工作正在积极实施当中。

三、“创业富民”必须示范先行

我们村是偏远山村，村民们思想比较传统，没有鲜活的例子示范，他们不会轻易相信一个刚步入社会的年轻人。为了引导他们解放思想，逐步走上致富道路，我决定先自己带头实践。今年开春后，我在原打算种小麦的两亩地里种上了西瓜。由于我村没有供温条件，在催芽这块就遇到了困难。我立即上网查资料，学到了人体催芽法，把西瓜籽捆到自己身上，如同进入恒温箱，白白的小芽一个个破壳而出。在随后的整地、铺膜、翻苗等程序上同样遇到了不少难题，但我都不辞辛苦，逐一解决了。经过自己的一番努力，我的西瓜终于有了收益，我挣到了3000元。这可比种植小麦增收了2000元。村民与我闲谈时都说：“还是种经济作物划算”。

在种植西瓜的同时，我在村里承建了一栋温室大棚，种植蔬菜。为了弥补自身经验的不足，我只身一人到山东寿光看人家的大棚种植情况，学习人家的技术。回到家后，我又与本地大棚专家进行了思想和技术交流，了解了市场收益、前景等因素后，我决定种植黄瓜，预计今年能收益2万元。

四、“创业富民”必须有动力支撑

光靠一个人创业富民是行不通的，必须有多方协作与支持。担任大学生村干部后，市、乡、村三级给予了我大力帮助，使我能够顺利开展工作。我在承建大棚蔬菜初期，遇到

了资金和技术难题。在市委、市政府和农村信用社的沟通协调下，我争取到了一年期免息的贷款，争取到了3万元的村干部创业资金，同时还得到了专家的技术指导，我从思想和心理上得到了有力支撑。希望这样的支撑能再多点，再广泛一点，使我们大学生村干部能够更加安心地争取项目，创业富民。

以上是我在创业富民方面一点体会与感想，下一步工作中，我决心把这次论坛作为一个新起点，在个人示范的基础上，如何辐射带动广大农民根据市场需求和变化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做文章。

谢谢大家！

第四篇：创新富民党建新模式

嘉祥：创新富民党建新模式 嘉祥县大张楼镇围绕特色优势产业，按照行业相近、地域相邻、有利于党员发挥作用的原则，创新三种模式建立党组织，推动党建社建一体化发展，走出一条“围绕经济抓党建，通过党建促发展”的新路子。

党员“能人”牵头。发挥农村党员“土专家”、“小能人”在资金、技术、市场以及组织力、号召力等方面的优势，引导支持党员“能人”牵头组建合作社、成立党组织。大张楼镇义和村党员聂传寅领头创办了“大张楼镇鸿运富民土地托管合作社”，并成立了合作社党支部，按照“农民自愿、政府引导、依法有偿、规范管理”的原则，全村236户全部入社，托管土地3000余亩，降低了种植成本。

村干部引领。充分发挥村干部农村政策熟、组织能力强、致富门路多的优势，鼓励村干部带头兴办农民专业合作社。大张楼镇联合村村党支部书记张悦运凭着自己的经营谋略与精心经营，使早在1998年创办的一个名不见经传的木材小厂，发展成嘉祥县最具潜力的木材加工企业。他致富不忘群众，带领村民成立了木材加工协会，建立了党支部，抱团共闯大市场，为农民增收架起了“致富金桥”。

基地园区带动。以农业精品园区、优质林果基地、标准化畜牧养殖小区为平台，建立专业合作社及党组织，把基地、园区打造成党员教育活动的阵地、农民增收致富的摇篮。大张楼镇华生祥葡萄专业合作社，按照“党支部+合作社+基地+农户”的运营模式，致力于以富硒农产品为龙头的农业产业化建设，同时从事优良品种研发与繁育服务。在基地的示范带动下，合作社目前已有入社会员100余家，从业人员800多人，同时带动了运输、营销、技术服务业的发展，实现了基地增效、农民增收的“双赢”目标。

第五篇：农村城镇化新模式横县农民城调查报告

农村城镇化新模式——横县“农民城”调查报告

发布时间：2014-4-1信息来源：当代广西

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中如何引导农民走城镇化的道路，实现农村城镇化，是一个很值得思考和探索的问题。横县校椅镇东圩、青桐两村附近的农民，在长期社会实践中，探索出了一个切合当前横县实际的农村城镇化新模式：即是在邻近的几个村中，选一个交通相对便利的村，聚人聚物聚资，建成新的聚集区，使原本分散的自然村落逐步结合成新的生产、生活群体，形成“农民城”，逐步实现农村人口在本地向城镇人口转化。“农民城”实行居民自治，不设有建制乡镇的“七站八所”等单位，不仅减少了财政的负担，而且居民不用置换“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的身份，圆了部分富裕起来的农民“就地建城、就地进城、就地变成市民”的梦想。

一、校椅镇“农民城”形成的原因及特征

(一)“农民城”形成的原因及其过程

校椅镇位于横县中北部，距离首府南宁94公里，离县城18公里，资源丰富，区位优势良好，交通便利，工农业发展较快。历史上，校椅镇除了镇政府所在地集镇外，就已形成了东圩、青桐等小圩镇。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经济发展以及农民进城建房的强烈需求，东圩、青桐两个圩镇建设得到迅猛发展，街上楼房鳞次栉比，商铺林立，贸易活跃，成为名副其实的“农民城”。“农民城”的形成原因，大致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是有便利的交通和较旺的人气。两村都是地处当地的交通要道和周边村的中心地带，人气比较旺，历来为周边群众交易的理想场所。

二是有一定经济基础。青桐、东圩“农民城”的周边村，土地肥沃，物产丰富，农民人均纯收入较高，外出务工及从事第三产业的人数比较多，又是名副其实的农副产品集散地，经济文化辐射作用大，从而为形成“农民城”提供基础。

三是有“富则思变”的迫切愿望。富裕起来的新一代农民，迫切希望过上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使“农民城”的规模日益壮大。部分先致富的农民，尤其是外出打工致富起来的农民，见多识广，手中有钱，渴望改变原有的农村生活方式，希望在交通发达，供水、供电、文化娱乐设施完善但又离原住地不远的地方建房居住，“农民城”的这种新城镇形式正顺应了农民的意愿和需求。

(二)“农民城”的基本特征

在横县人口超过5万以上的大乡镇中，像东圩、青桐这种“农民城”普遍存在，如百合镇有新圩街，马山乡有双桥圩，板路乡有高连圩，云表镇有站圩，那阳镇有勒竹圩，陶圩镇有龙头圩

等等，也就是说在人口较多的乡镇，除了在乡镇机关所在地形成一个集市之外，在一个乡镇中又形成另外一个或若干个集市，即我们所称的“农民城”，其共同的特征是：

1.它们都不是政府直接投入的一级集镇。“农民城”大多是自发形成，往往是几个村的中心，实际管理者仍然是村委会，在管理层次上是村一级组织。因此，在“农民城”中也没有乡镇所在地的“七站八所”，居民自治的意识比较浓厚。

2.整体建设具有较强模仿性。虽然“农民城”不处于乡镇机关所在地，但“农民城”在道路、房屋等设施的建设上，模仿镇一级集镇，如都有几纵几横的街道，街上的房子一间紧接一间，供水、排水、通讯、道路硬化比较配套。设有小学、初中和邮政、储蓄等机构，生活方便程度与一般的乡镇所在地无异。

3.居民大多数是乡里乡邻的本土农民。“农民城”的居民大多为周边村委会的农民，也有一小部分是山区乡镇的农民迁徙过来。居民亦工亦商，“离土不离乡”，农忙时，回去耕种自己的责任田，“圩日”时就从事商贩活动。

4.对周边农村有较强的经济辐射。像东圩、青桐之类的“农民城”，与周边村紧密相连，“农民城”内，农副产品交易活跃，工业产品、日用消费品琳琅满目，是当地的经济贸易和文化信息中心，具有城镇的辐射带动功能。

二、乡村“农民城”给我们的启示

(一)建设乡村“农民城”是统筹城乡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发展的需要。

就目前我国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所面临的问题而言，我国的新农村城镇化工作，不能搞一刀切，而是要因地制宜。在横县的城镇化发展实践中，“农民城”的形成确实是我们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城镇化过程中的一种较为有效的模式。发展“农民城”能合理布局城镇，有助于提高城镇化率，推进当地农业产业化的发展，拓宽农民的就业门路。

(二)发展“农民城”体现农民的主体作用。

改革开放以来，许多农民在打工生涯中积蓄了相当数量的民间资本，到城镇建房居住、经商是新一代农民的心愿，可以说，“农民城”形成正得益于农民的自主意愿发挥了主要作用，体现了在发展城镇化过程中应以农民为主体的原则，受到农民的普遍欢迎。

(三)发展乡村“农民城”是就地转移劳动力、增加消费的新探索。

一是“农民城”为个体私营经济发展提供了载体，个体私营经济的发展可以就近吸纳农村富余的劳动力。二是“农民城”满足了农民就近消费的需求。农民需要就地消费，就地消费的需求造就了巨大的消费市场。第三，满足农业产业化的需要。“农民城”实际上就是一个农贸集散中心，必然对形成农业优势产业起到巨大的促进作用，成为农业产业向深层次发展的载体。

(四)建设“农民城”是农村扶贫开发、旧村改造的新载体。

一些贫困的边远山区乡镇，村落大多比较分散，自然条件较差，行路难、用水难、用电难，直接扶贫不大奏效。在几个村周边重点建设一个“农民城”，让边远、散落的村户逐步迁移到“农民城”里来，不失为扶贫开发的一条新路子。此外，“农民城”的样板作用促进周边村的旧村改造。农民进城后很快会改变生活方式和生活习惯，他们会逐渐抛弃一些农村粗俗的生活方式，特别是在农民生育观念的转变上，“农民城”推动作用更为明显。

三、进一步完善和推广“农民城”建设的思考

“农民城”是农村人口和生产要素转移的聚集地，推动“农民城”建设有利于带动乡镇企业连片集中发展;有利于带动农业产业化发展，提高农产品的市场化程度;有利于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发展效益农业;有利于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有利于土地使用权流转和适度规模经营;有利于改变农民收放结构，增加农民收入。发展“农民城”并不是简单地把农村人口往镇区集聚，要让农民进得来，留得下，稳得住，有事做，生活有保障。要运用市场规律，通过政府引导，让农民真正感到进城有甜头，做事有劲头，发展有奔头，自觉自愿到“农民城”落户，安家立业。

(一)要因地制宜编制区域“农民城”的发展战略，编制或修订“农民城”的规划。

“农民城”非城非市亦非乡，建设经费无从着落，多数“农民城”发展随意性大，杂乱是明显特征。因此，科学的规划是建设好农民城的前提，必须以发展的眼光和创新的方式，按照“统一规划，合理布局，因地制宜，各具特色，保护耕地，优化环境，综合开发，配套建设”的要求规划好“农民城”。要围绕发展的定位和性质，将“农民城”建设与经济社会发展、地区可持续发展统一起来，科学地、高水平地编制总体规划。要突出抓好基础设施建设规划，设计要体现地方风格和自然为本、以人为本。

(二)必须把农业产业化发展与发展“农民城”结合起来。

部分“农民城”由于没有把农业产业发展与城镇发展紧密结合起来，其发展乏力，后劲不足。因此，“农民城”的发展，不应是简单地把农民集中在一起，把自然村简单地“捏合、归堆”，而是要发挥它的中心集聚辐射功能。我们要充分发挥好“农民城”是区域性农产品集散地的作用，完善其各项设施建设，完善其集聚功能，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培植以农产品加工、包装、营销

为主的龙头企业，从而推动农业人口向城镇人口转化，可以最大限度地实现农村劳动力的有序转移。

(三)必须把经营城市的办法和建设“农民城”结合起来。

现有的“农民城”绝大多数的道路、商贸市场、排水、绿化、供电等基础设施还比较差，而制约“农民城”基础设施建设的主要原因是资金短缺。要摆脱“农民城”建设的困境，除了政府的有力扶持外，“农民城”开发建设还必须确立经营城镇的新思路，把“农民城”建设推向市场，按照市场化的方式来运作筹措建设资金。

(四)建设“农民城”要与特色经济文化结合起来。

有特色才有生命力和延续性。“农民城”模仿中心集镇建设，导致城镇建设千篇一律、千城一面，没有自己的特色，它就很难在市场经济竞争中脱颖而出。因此，建设“农民城”要与特色结合起来，产业要有特色，建筑要有特色，文化要有特色，要体现“农民城”的灵魂和魅力。横县是壮族人民聚居地，壮族文化是一大特色，勤劳智慧的人民，在生产生活中，创造出许多灿烂多姿的民族文化，如茉莉花文化、歌圩文化等，我们在建设“农民城”时，要把这些文化有机地结合起来，实现一城一品。

(五)建设“农民城”必须与加强政府的引导结合起来。

“农民城”由于不是乡镇所在地集镇建设，乡镇对“农民城”的精力投放较少，资金投入不多，没有形成全镇上下合力推进的氛围，导致“农民城”发展比较缓慢。其次“农民城”多由当地的村委会管理，管理水平有限。因此，要加快“农民城”的建设，必须由政府来领导，在政策资金上扶持、在规划上把关、在管理方式上转变，才能把“农民城”作为真正的小城镇来规划建设。

“农民城”是横县农民在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中的一种有益探索，对加快横县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推进农村城镇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有着积极的意义。我们要从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全面推进小康社会建设的高度，深入研究，采取有力措施，因地制宜推进“农民城”建设，提高农村城镇化水平。相信在全县人民的共同努力推动下，具有横县特色的“农民城”一定会发展壮大，硕果累累。□

(作者： 闭应尚系中共横县县委常委、办公室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