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唐传奇中男性形象不如女性光辉的原因

第一篇：试论唐传奇中男性形象不如女性光辉的原因

浅谈唐传奇中男性形象劣于女性的因由

摘要：在唐传奇的爱情故事里，男性形象给人的感觉往往是软弱的，消极的，黯淡的，远不及女性光辉。本文试图通过对唐传奇文本的解读，结合唐代士人的社会生活背景，探讨当时士人的价值观，整个社会的爱情观，以及当时妇女的生存状态，从而阐释唐传奇中男性形象不如女性形象光辉的原因。

关键词：唐传奇男性士人生活女性唐代社会原因

读者看唐传奇都深深地为其中曲折的情节，华美的词藻，奇异的想象和感人的爱情故事所折服。在其中，读者可以看到许多光辉的形象，像主动争取爱情的莺莺，美丽多情的霍小玉，有个性有缺点的李娃，为了爱情不惜牺牲生命的非烟，这些美丽的女性光彩照人，令人过目不忘。然而唐传奇中的男性往往是懦弱的，一事无成的，抑或是热衷于功名利禄无法自拔的，甚至是粗俗的。所以读者看到的是对莺莺始乱终弃的张生；对霍小玉的薄情寡义的李益；虽有豪气，但在功名利禄面前却显得异常卑微的淳于棼之类不甚光彩的形象。然而，像柳毅、李靖、虬髯客有着侠骨柔肠的男性屈指可数。

究其因由，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谈起：

一、从唐代士人生活的环境来看，他们生活在一个十分宽松的环境里，狎妓冶游成为他们的生活风尚，娼妓成为社会上的一种公开行业。《霍小玉传》[2]中李益年方二十，进士擢第，至长安，居新昌里，博求名妓。后经媒婆鲍十一娘介绍与霍小玉相识，两人迅速坠入爱河，如胶似漆；《李娃传》[2]荥阳生应举进士，其父给其两年的资费，他却流连平康里，与李娃过了一段恩爱生活后，因为囊箧匮乏而被驱逐出门。

再者，唐帝国的一些大城市中妓家繁盛，艳帜高张，尤其是首都长安的“平康”娼家，更是红袖连绵，珠翠耀目，狎客步入其间，恍如走入仙境[1]。孙棨在《北里志》中写道“平康，入北门，东回三曲，即诸妓所居”；卢照邻诗《长安古意》“长安大道连狭斜，青牛白马士香车”；据说李白也喜欢拿妓女的酒杯，浇自家的块垒，在他的《东山吟》里有“携妓东土山，怅然悲谢安”；元稹和白居易这对金兰好友更是同有声妓之好，自他们青年登科开始，即与妓女过从甚密，时常偕访北里。

还有一些下层士人由于没有家世背景，无缘得见权贵，他们就向名妓投递红笺名纸，希望通过名妓的引见介绍达到晋见高官权贵的目的[1]。妓院作为公共场所，进士来得，高官也来得，尤其是一些名妓，更是两类人共同青睐的对象。于是妓院便成为他们最理想的见面场所，妓女也成为文人进士和权贵高官交往的中介桥梁。这使得士与妓的交流更加频繁。

由此可见，唐代进士狎妓，在世人看来亦属风流。

同时在唐代，一些妓女的文化素养是很高的，有的甚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满腹锦绣，出口成章。文人们与之交流，很有可能惺惺相惜，很可能会从知音变成知心，并产生强烈的情感。这样士与妓产生真挚的爱情的几率就非常大。可是这种爱情几乎都是以悲剧结局。因为在士人们眼里眠花宿柳终归短暂，如同过眼烟云。新进士长期的幸福还须另有所寄，这就是与豪门权贵，尤其是五姓之女（崔、卢、李、郑、王）联姻。若侥幸获得青睐，被招为乘龙快婿，便等于领取了进入上流社会的通行证，士路畅通无阻，飞黄腾达指日可待。因此很多新进士都期待

着在题名金榜之后在中头彩[3]。

从中我们不难知道，李益为何与霍小玉过了一段恩爱生活之后，不顾小玉卑微的“八年之约”，转而娶表妹卢氏了。范阳卢氏是当时五姓之一，地位尊崇。攀上这门亲就等于给未来铺下了一条金光大道，卢氏能够带给他的美好前途是霍小玉所不能给予的，所以李益心中理想的对象是卢氏而不是小玉。李益只是把霍小玉看作一个美丽的女人，一个尤物，而不将她作为一个独立的个体来看待。他借口迫于母命，无力顾及小玉，可就算母亲如何严毅，作为儿子难道跟母亲交流一下都不可以吗？就算他忙于告贷，可是当他来长安时却对小玉封锁消息，这又该算一个负心的标志，在小玉的灵堂前李益为之缟素，哭泣甚哀，我想亦不是出于真心，而是他迫于社会的谴责而装出的样子。通过阅读《霍小玉传》，就应该大致了解当时士妓之间的爱情大多是悲剧的原因了。在这种社会背景下，男性受理性的指引，奔波仕途，执着于功名。女性处于社会的最底层，黑格尔说：“爱情在女子身上表现得特别美，因为女子把全部精神生活和现实生活都集中在爱情里和推广成爱情，她只有在爱情里找到生命的支持力”在本能的情感需要下，她们执着于纯洁真挚的爱情,因此在婚恋上常常显得比男性果敢、坚毅，形象上大为后人赞可。相反，玩弄女子情感的负心汉自然为后来者所不齿。

二、从士人的角度来讲，首先，“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是他们的理想，也是他们获得良好物质生活的保障，所以考中进士成了他们为之努力的目标。官至宰相的薛元超说：“吾不才，富贵过人，平生有三恨：终不以进士擢第，不娶五姓女，不得修国史。”连像官至宰相的薛元超都将“不以进士擢第”作为平生一恨，可见中进士对于唐代士人的重要程度。唐代废除了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九品中正制”的选官制度，让寒门士子通过进士科的考试，得以跻身庙堂，位列朝纲。这是他们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最主要的途径。为了抓住来之不易的机会，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向当时的社会名流，权贵高官行卷，希望得到他们的赏识而平步青云。唐传奇《王维》，王维为了得到太平公主的推荐，以第一名进士擢第，不惜将自己装扮成伶人向公主献艺，他自降身份的目的就是为了能够考中进士。我们先不管这篇传奇有多少可信度，从中反映的唐代士人对功名热衷程度之高却是事实。

我们再看《南柯太守传》和《枕中记》，卢生和淳于棼都是非常热衷于功名之人。卢生认为“士之生世，当建树名，出将入相，列鼎而食，选声而听，使族益昌而家益肥，然后可以言适乎”；淳于棼虽是“吴、楚游侠之士”，能够“嗜酒使气，不守细行”甚至还可以“使酒忤帅”，却仍抵挡不住功名利禄的诱惑。当梦见二紫衣使者来接他到“槐安国”去时他“意颇甚异之，不敢致问”，等到面见国王时更是诚惶诚恐，礼仪周全，不敢说一句话。与之“不守细行”的个性完全不符。虽然他们在梦醒之时有所悔悟，但是我们很难保证他们会不怀念梦中声色犬马，钟鸣鼎食的生活。这样的形象在在所有人看来都是不怎么光彩的。

其次，士人们通过传奇的形式来表达他们心目中理想的女性形象。我们看唐传奇，作者描写年轻女性的外貌的时候几乎都采用了相近的词汇。描写任氏，“容色姝丽”，“妍姿美质”，“举措皆艳”；写霍小玉，“姿质秾艳，一生未见”，“若琼林玉树”；写李娃“妖姿要妙，绝代未有”；写莺莺，“颜色艳异，光辉动人”；写非烟，“容止纤丽，若不胜罗绮”„„再看女性的才能，任氏和霍小玉能歌善舞，小玉还精通诗词；莺莺名门之后，更是才貌双全，红线善弹阮，通经史；非烟善秦声，好文墨，尤工击瓯；谭意哥，性明敏慧，解音律，尤工诗笔„„ 这么多不同作家的传奇里，描写女性形象都有着惊人的相似。她们都有着香艳的姿容，敏慧的性情，能歌善舞，精通文墨，善解人意。她们的形象堪称完美。我想着绝不是偶然，其中包含着士人们对女性的普遍审美态度。女性的形象

如此地完美，她们的光芒太闪亮，盖过了男性的形象，所以唐传奇里女性形象尤其光辉。

三、再从唐朝女性的生活的社会环境来看。唐朝国家富强，社会安定，政治清明，文化开放，女性的地位比较高。李唐脱胎于杨隋，吸取了隋亡教训，进行一系列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与民休息，兴修水利，发展生产，因此李唐建国不久，就出现了著名的“贞观之治”。唐朝出现了自汉朝全盛以来所没有的兴旺现景象，一个充满自信的、安定的和繁荣的局面。唐代的诗歌是中国古典诗歌的顶峰，散文、小说、书法、绘画、雕塑、舞乐和戏曲等都各领一代风骚。开放型的大唐帝国，人们胸襟开阔，延揽八面来风，使唐人的精神生活和物质生活更加热烈多彩，更富生命力。

由于唐朝强盛的国力，唐人开放的心态，使得唐王朝与周边的国家如大食、天竺、回纥、吐蕃等国家有着很好的交往。胡姬酒肆的出现，胡服胡食的盛行，还有随处可见的金发碧眼的商胡，都说明着唐代的极度开放。正因为有了这种开放的风气，使得唐代的女子受到 的封建束缚就比历代要小很多。加上李唐先世本属西北“胡化”很深的六镇集团，唐皇族是胡汉混杂的血统。胡族的社会风气因此得以广泛的流行于整个南北社会，既给汉民族以豪强侠爽的勇猛英风，也影响到汉族的舞乐诗曲、饮食服饰等。唐统治者“华夷之辨”的观念非常淡漠，大量少数民族涌入中原，中原地区胡化程度进一步加深，当时唐朝“异族入居长安者多，于是长安胡化盛极一时”。

这种社会形势下，唐代的妇女敢于抛头露面，她们也可以和男性一样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她们甚至可以骑着高头骏马招摇于闹市，可以披着透明的丝织品，自然地展示她们丰满的倩影，可以和着欢快的音乐跳着胡旋舞，甚至于连道姑、女尼与妓女也可以同达官显宦在一起吟诗作文，与文豪鸿儒结为文友，互相唱和

[3]。故朱熹曾说，“唐源流概出于夷狄，故闺门失礼之事，不以为异。”在这种开放的社会风气下，妇女的社会地位较高，同时生活也有一定的保障。

唐律赋予唐代妇女一定程度上的婚姻自主权。她们既可以不顾“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自求佳婿”，又可以在对婚姻生活不满时，提出离婚要求，甚至夫死之后可自主改嫁。唐朝妇女还享有一定程度上的财产权利。《唐律疏议》规定了出嫁女从本家获得的嫁资，为其私有财产，不受夫家财产分割的影响，而且出嫁女改嫁、再嫁时，可以从夫家带走资财。唐律还规定妇女在涉及经济利益的财产继承和食封继承中享有一定的权利[5]。

所以只有在唐代这种开放的社会里，女性的社交生活很少受到限制的时候，我们才可以看到这么多缠绵悱恻，凄婉动人的爱情故事。在这样的社会里，女性不再是受歧视的对象，男性带着欣赏的眼光去看待周围的美丽女性，他们对女性“失节”的情况根本不在意，女性也可以在离婚之后再嫁一个更好的丈夫，而且丝毫不受到歧视。因此，我们在唐传奇里才会看到这么多美好的女性，比如红拂、红线、无双等，这些形象一直在文学史上熠熠生辉。

四、从创作的角度来看，为了更好地突出这些美好女性的，最好的方式就是用反面的男性形象与之进行对比。赵象的不负责任，临阵脱逃反映出非烟为爱付出生命的可贵；李益的薄情寡义映射出霍小玉的温柔多情；李家四子的好色愚蠢，突出了却要的聪明慧黠；红绡女反抗压迫，追求自由，更让我们看到“一品勋臣”的作威作福，鱼肉百姓。

综上所述，在唐传奇中男性形象不如女性光辉的原因是有其社会和政治原因的，唐朝的森严的门阀制度和等级制度，是许多爱情悲剧产生的根源。同时也不排除某些士人负心薄幸，另觅高枝的嫌疑，还有作家的创作需要，把男性描写得比较灰暗。唐传奇是我国文学史上的一朵奇葩，后来的戏曲、小说都从中汲取了丰富的营养，希望后人在阅读唐代传奇中慢慢领略了其独特的艺术魅力。

参考文献：

[1]蒋建平：盛世风云——探秘大唐帝国·文汇出版社·2006年第一版

[2]张友鹤：唐宋传奇选·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北京第一版

[3]杨波：长安的春天：唐代科举与进士生活·中华书局·2007年北京第一版

[4]毕宝魁：隋唐生活掠影·沈阳出版社·2002年第一版

[5]孙红：唐代妇女教育研究·中国期刊网

第二篇：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分析

唐传奇中的女性形象

关键词：唐传奇 女子形象 文学 个性 思想

唐传奇中对女性形象的描写与以往文学作品中有很大不同。这种不同体现在外貌、身份、个性、思想等各个方面。研究唐代传奇中女性形象可以让我们欣赏到不同身份的个性鲜明、充满热烈情感而又勇敢大胆的女性，同时我们还可以清晰地感觉到“男尊女卑”的社会意识已经开始开始深远意义上的动摇，这对认识唐传奇中女性命运在中华民族妇女解放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是很有必要的。

唐传奇是我国古代小说的一种题材。以“传奇”为小说作品之名，当始于元稹，他的名作《莺莺传》，原名“传奇”，今名是宋人将此篇收入《太平广记》时改题。唐传奇源于六朝志怪，但两者又有根本的区别。六朝志怪虽也出现了众多女性形象，但她们与现实差距较大，且人物形象也不甚丰满。相比较下，唐传奇中出现了更为宏大的篇制，建立了比较完整的结构，其情节也更为复杂，内容更偏于反映人情世态，具有了一定的真实性;而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心理的刻画和描写，也有了显著的提高。其特点是文辞生动凝练，情节离奇虚幻，反映了当时丰富而广阔的社会生活。同时它更加突出的描写了女性形象，使其更加真实，更加富有韵味。

唐传奇对女子的关注首先着眼于外貌形象，如霍小玉的“若琼林玉树”以及李娃的“明眸皓齿”等；其次还赋予笔下的女子们聪慧与才华，让她们不仅相貌绝代，而且聪慧可爱。

这些女性形象可以说是包罗万象。有青楼女子——如《霍小玉传》、《李娃传》中的霍小玉和李娃，有闺阁女子——如《莺莺传》中的崔莺莺，灵异女子——如《柳毅传》中的龙女等等形象。这些丰富多彩、身份各异的形象描写不仅使后世的读者得到审美上的享受，而且对于了解当时的社会风俗的全貌、封建社会的弊端、等级制度森严等等都有很大的帮助。下面我们就通过不同作品来了解这些不同的女性形象。

首先来说一下唐传奇中对于青楼女子的描写。自唐代以来，青楼女子的形象开始频繁的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在男尊女卑，封建礼教的传统社会中，青楼女子的身份是很低下的，但同时她们也成了人们津津乐道的话题。当然，这跟当时的繁华和开放不无关系。在《李娃传》中，李娃与荥阳公之子一见钟情，李娃大胆而勇敢的追求自己的爱情，但又不得不屈从于利的追求，只得参与计谋，欺骗荥阳生。而当她看到她深爱的人流落街头，狼狈不堪时，又不顾一切地自赎其身，帮助荥阳生获得应有的地位和功名。这足以说明她的勇敢和独立自主。而当荥阳生获得功名后，她又不惜忍痛割爱，宁愿放弃与心爱的人幸福的生活，只是觉得自己的身份已配不上他。这又说明了她的单纯和无私。

《李娃传》中对李娃性格刻画的既复杂又真实，初见荥阳生时，“诙谐调笑，无所不至”，显得温柔而可爱；而当荥阳生钱财散尽，又冷漠的抛弃了他；直至最后义无反顾，为所爱之人放弃一切，甚至是自己的自由，又体现了她的坚定而有主见。然而最终大团圆的结局一定程度上回避了现实的残酷和无情，但是却反映了当时人们心态上的一种变化，青楼女子也可以最终嫁入大户人家，人们的传统思想已经开始发生了转变。

除了《李娃传》以外，《霍小玉传》对现实的反映更加深刻，悲剧色彩也更加的浓厚。出身卑贱的霍小玉爱上了贵族出身的李益，然而她的命运却不像李娃那样幸运，但是霍小玉身上更具有一种刚烈的气质，最终以极端的方式为自己，也为青楼女子讨回了公道。

在唐传奇中，《莺莺传》是一部不可不提的经典，也是描写闺阁女子爱情的代表之作，里面的人物形象描写更是为后人称道。莺莺作为大家闺秀，婚姻自主更是得到了严格的限制。在那个时代背景下，莺莺甚至与张生见面的机会都微乎其微，更别提书信往来、私定终身了。所以红娘的角色是必不可少的。红娘一直以来都是一个热情大方，聪慧机灵的女子，她性格直爽，热情奔放，一直以来为大家津津乐道，可以说她是小说里面不可或缺的人物。

而莺莺的性格却具有两面性：一方面，她是一个叛逆的女性。她为了爱情敢于和强大的封建礼教作斗争。她为了张生宁愿改变自己的一切，尤其是她以贵族少女的身份，竟夜半主动向张生表示爱情，“俄而讲娘捧崔氏而至”，这是一个大胆的行为。相对于她的身份来说，这个做法的确大胆而又危险。但这也正是崔莺莺值得赞扬的地方。然而另一方面，崔莺莺性格中又有软弱的一面。最初和张生相恋，她就动摇不定。先是二人由红娘传词，相互倾诉爱慕之心。但当张生夜闯崔莺莺房间时，崔莺莺却因红娘在场而表现贵族少女特有的威严，意欲装腔作势给红娘看，但她却未想到红娘早已心知肚明，却是让张生觉得一头雾水。这是崔莺莺性格中的矛盾的地方。后来张生遗弃了她，她也认为私相结合“不合法”，“岂期既见君子，而不能定情，致有自献之羞，不复明侍巾帻”。她不是振振有辞的向张生提出责难，而只是一味哀求，希望他能够始终成全。甚至面对张生将“尤物”、“妖孽”一类字眼加在她身上时，她只有怨，没有恨。其性格中的叛逆终是没跳出封建礼教的束缚。最终以悲剧结尾。莺莺是一个美丽、温柔而又深情的女性，她深受封建礼教、伦理道德的制约，但在萌发了对张生的真情后，她便勇于冲破封建礼教的罗网，大胆并主动地将满腔热情和爱奉献给了张生。这样的女性形象，这样大胆的个性，我们不得不为之叹服。

《柳毅传》是对灵异女子描写的代表之作。洞庭龙女初以父母之命远嫁泾河小龙，但却受到婆家虐待，百般无奈，于是便请求柳毅帮她送书信到洞庭家中。柳毅非常同情龙女的不幸遭遇，慨然允诺前往洞庭龙宫。龙女被救出，她深深爱上了见义勇为的柳毅，但柳毅是个正直的书生，他当初送信救龙女完全是激于义愤；来到龙宫，面对数不尽的奇珍异宝也不为所动，没有为之所动。所以在遭到逼婚时，他虽也有爱慕龙女之心，但克制了私情，毅然拒绝。柳毅告别龙宫后，性情温顺善良的龙女面对他的拒绝没有气馁。她饱尝过包办婚姻带来的痛苦和折磨，所以不再依从父母又一次为她安排的婚配，依然执着坚定地追求自己的幸福。在柳毅的妻子亡故后，龙女化做民妇来到鳏居孤独的柳毅身边，与他结为夫妇，直至他们的孩子出世才道出真情。柳毅被龙女的一片深情所感动，从此他们便过着恩爱美满的生活，得以从封建婚姻中得到解脱。

作者在龙女的性格描写里加入了执着与不屈的成分，她不甘于接受父母之命，过着不快乐的生活，宁愿自己去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即使柳毅拒绝了她，她还是没有气馁，这充分说明了她的执着与坚持。

另外，唐传奇中还有对乱世后妃的描写，如《长恨歌传》中的杨玉环。陈鸿的《长恨歌传》中，作者塑造了这一基于历史原型而丰满动人的妃子形象。杨玉环是被追求的对象，同时也是爱情的追求者，当然在那个时代，她还是政治的牺牲品。

总的说来，唐传奇是我国古典小说发展史上的一个里程碑，她开创了一个新的小说描写的时代。唐代传奇中有喜有悲的爱情传奇故事，极其深刻地反映了当时妇女的社会地位。虽然在不少的故事中女子都得到了幸福的结局，但那也只能是一种愿望而已，处于社会下层的妇女，只能处于被玩弄被污辱的地步。但是这种描写已经为小说的发展产生了里程碑式的影响。

当然，唐传奇中希望女性地位能够提高的思想是基于当时经济发展以及思想上的开放，在此基础上唐朝女性的爱情观婚姻观较其他王朝有很大改变。但社会并没有发展到破除封建礼教的地步，因此他们的追求在当时根本不可能实现。唐传奇中表现出来的女性张扬而勇敢的个性，既反映了当时人们对女性地位提高的一种愿望，同时也预示了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更重要的是，它还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让人们从中得到了美的享受，激发人们对美好的追求，即便它所反映出来的思想只是一个遥远的梦想，但它的价值是永远不能被忽视的。

参考书目

唐传奇《太平广记》 《中国古代文学研究》 《女性个性张扬的时代》

第三篇：男性领导如何管理女性团队？

男性领导如何管理女性团队？

--明阳天下拓展培训

由于企业特殊性的原因，很多企业团队成员为女性员工，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由一位男性领导来管理的话，男性领导该何管理女性团队？

方法一：提升地位

在人们的观念中，女性一直被视为“弱者”和“男性的附庸”。在现代社会中，女性在很多方面已和男性媲美甚至超越男性，而女性的生育、哺乳功能是男性所不能取代的。因此，男性领导必须消除对女性的歧视，改变重“色”轻“能”的观念，不要以貌取人，而是要把女性与男性同等对待，并充分发挥她们的优势。

方法二：特殊照顾

生理上的差异，导致女性人力资本的贬值。女性由于生育、照料子女等原因会暂时退出工作岗位，对其职业发展有一定的影响。因此，要加强对女性员工的职业培训，为其重返职场、跟上企业发展步伐提供必要的支持。

方法三：树立典型

管理一个女性团队，首先要搞定这群人的头。人都有“从众”心理，这点在女人身上更加明显。对于一个男性领导者而言，在女人堆中选择一个好的帮手是很重要的。但是如果有了一个类似于组长之类的女性带头人就不一样了，因为只有女人才了解女人。

方法四：软硬结合 女性的特点就是一般都有点小脾气，比较任性，因此男性领导对她们，要在该讲原则的时候讲原则，在该讲人情的时候讲人情。在原则性的问题上你要比她发更大的脾气，要多狠就多狠，让她认识到团队的重要性，然后再让别人去安慰一下，一个唱黑脸一个唱红脸。

女人是感性的动物，虚荣心较强，男性领导应该要对她们多表扬少批评，多赞美她们，像金钥匙中老年养生保健购物商城高经理就是这样，对女性员工采取刚柔并济的管理手法，效果非常好！另外要多理解她们，多和她们交心，这样她们心里保准乐开了花，工作积极性也会高起来。还有就是是女同事之间发生矛盾时，要注意协调的方式方法。

方法五：人才轮换

由于女性的特殊情况，要建立人才“蓄水池”，以缓解女性员工休假等带来的缺位。在很多企业的员工编制已基本确定的前提下，更多的就要考虑团队成员相互之间要定期进行轮岗，让大家相互熟悉他人的工作！

第四篇：浅谈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

浅谈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

沉迷于张爱玲凄美惝浸的小说世界，看她笔下形形色色的男男女女，上演各自的传奇。低低一声长叹之后，留给人们的，只是无尽的思索，以及一丝丝的无奈。每一次读她的小说总是有不一样的感受，华丽苍凉，犹如古宅中的高深天井，终日不见阳光，只觉得窒息、压抑却又充满致命诱惑。正如她所说“生命是一袭华美的袍，爬满了虱子”，人性的自私，卑琐、冷漠、虚伪、扭曲、变态，在其笔下一览无遗；情爱的虚假，无爱的婚姻，生命的残酷与脆弱，在其作品下处处可见，她的整个创作渗透着一种悲凉的阴气。

张爱玲独特的人生经历导致她笔下的男性形象大多是自私、虚伪，变态的。这些男性形象或者是堕落腐败的生活中压抑灰暗的男性，或者是缺少父爱而压抑变态的男性。张爱玲将其刻画得鲜活、生动、传神。这些人物性格的塑造与她的家庭影响是分不开的。

1920年9月，张爱玲出生于上海公共租界的张家公馆。这是一幢不愿意从满清王朝的参与梦想中跨入新时代的兼取中西建筑特色的官僚私宅。宅地的前主人身世显赫，其名门大族的声誉余荫与传奇佳话直到20世纪20年代依然存在。然而，就是在这样一个显赫的家族里，张爱玲却没有一个令人羡慕的生活。父亲是一个典型的遗少式人物，有旧式的文化教养，会吟诗作赋。但他也有一切遗少的恶习，挥霍祖产、坐吃山空、吸食鸦片、养姨太、逛堂子、对子女缺少责任心。张爱玲和弟弟受到的待遇在更多情况下取决于他的兴致，张爱玲从他那里领略到的封建家长式的专断﹑粗暴﹑虐待多于父爱。母亲是个西洋化的美夫人，崇尚自由，并不善于对孩子的管教，因此，在本该得到母亲呵护的童年，张爱玲却没有得到一分一毫。父母的争吵，家族的日渐衰败，都给张爱玲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

张爱玲与汪伪官员胡兰成历时三年有余的婚恋，以轰轰烈烈始，以决然绝去终，这场乱世之恋对她后来的作品中人物性格的塑造同样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

父亲、丈夫、母亲与家庭生活，这些本该带给她无限温暖和甜蜜爱情的人、事，却只让她看到了“丑”。所以在她的作品中，她以犀利的笔锋描绘出了一幅男性的“百丑图”。

一、卑琐自私的遗老遗少

在张爱玲的小说中，有一群没落的世家子弟，曾经靠祖上的遗产度日，不务正业，抽鸦片，逛窑子，捧戏子，可是旧的安逸的生存环境突然发生变故，他们在新的环境下无所适从，“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因此始终被一种无法驱除的危机感所笼罩，整日惶恐不安，又从惶恐走向自私。如《琉璃瓦》里的姚先生，《倾城之恋》中白公馆里的白三爷、白四爷、《花凋》里的郑先生等。

在这些人物中，最为突出的应算《花凋》里的郑先生。“郑先生是个遗少，因为不承认民国，自从民国纪元起他就没涨过岁数。虽然也知道醇酒妇人和鸦片，心还是孩子的心。他是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①“酒精缸里泡着的孩尸”，深刻形象地道出了遗少们的本质特征。社会不断进步不断变革，郑先生们却仍沿袭着三十多年前的生活习惯。他们思想陈旧，对社会对家庭毫无责任感，唯一关心的只有自己。

“孩子多，负担重，郑先生常弄得一屁股债，他夫人一肚子心事。可是郑先生究竟是带点名士派的人，看得开，有钱的时候在外面生孩子，没钱的时候在家里生孩子。” “说不上来郑家是穷还是阔。呼奴使婢的一大家子人，住了一幢洋房，床只有两只，小姐们每晚抱了铺盖到客室里打地铺。”“为门第所限，郑家的女儿不能当女店员，女打字员，做‘女结婚员’是她们唯一的出路”②无疑郑家经济是拮据的，可拮据的同时郑先生还是摆足了阔架子。不管有钱还是没钱，日子照旧。抽鸦片、住洋房、坐汽车、看电影，偶尔还养养姨太太，全然不顾家庭经济现状、子女的上学。因为门第不允许，女儿长大了也不能就业，只能当“女结婚员”—挑选有钱有势的女婿做依靠。

二、虚伪变态的“好男人”

《红玫瑰与白玫瑰》里的佟振保是这一类人的典范。“侍奉母亲，谁都没有他那么周到；提拔兄弟，谁都没有他那么经心；办公，谁都没有他那么火爆认真；待朋友，谁都没有他那么热心，那么义气，克己。他做人做得十分兴头；他是不相信有来生的，不然他化了名也要重新来一趟。”“整个地是这样一个最适合理想的中国现代人物”③张爱玲用讽刺的笔调掀开了这个“好男人”脸上的面纱，露出了灵魂深处的卑鄙，冷酷变态，自私与好色，展示了一个灵肉分离，表里不一的“两栖人”的心理世界。

佟振保与朋友的妻子王娇蕊恋上了，但一听王娇蕊说要与丈夫离婚，他就慌了，他便怯懦得要死，连他与王娇蕊偷情的公寓“像大得不可想象的火车，正冲着他轰隆隆的开过来，遮得日月无光。” ④他又疑心自己做了傻瓜，入了圈套，他怕毁了自己的前程。在世俗和功利的进攻下，他退缩了，他冷酷的扑灭心中的情焰，甚至牺牲他所醉心的女人作为代价。他明白这会危及到他的形象和利益。他不愿“堕落”，他要做一个“好人”。于是，匆匆忙忙选了一个好女子烟鹂结婚。之于佟振保，“好人”是他的外表，也是他最表面的层次，而“虚伪”才是他的真正的本质。同样，《封锁》中的吕宗桢也是这样一个形象。

三、放荡滥情的洋场公子

张爱玲笔下还有这样一类洋场浪子，他们拥有或习惯了优裕闲适的生活环境，是倜傥风流的洋场公子，亦是只有着“一片空虚的心，不想真正找着落的心”的情场浪子，“把恋爱看作是高尔夫与威士忌之间的调剂”，他们酷爱自由——自由地周旋于石榴裙中，自由地花天酒地、挥金如土，女人，不过是他们调情的对象，他们是不会为了她们担负任何责任和义务的。如《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沉香屑 第一炉香》中的靠寄生贵妇、吃软饭、善调情的乔其乔。

《倾城之恋》中的范柳原，很新派，西化洋化十足，三十三岁还是个玩世不恭的浪荡子。范柳原原本也打算保持自己的“自由”，不愿负家庭的责任。然而，流苏却在范柳原这找到了她所不曾体验过的爱情，并慢慢的爱上了这个情场浪子。范柳原不曾想到的是，倾城的覆灭成全了他和白流苏的婚姻。他不禁感慨“这一炸，炸断了多少故事的尾巴！”⑤

但在时代的沉落中任何一种“文明”都是脆弱的，生命易逝，到处充满了恐慌的生活使范柳原感到荒凉。结婚后，范柳原也不再跟她闹着玩了，他把他的俏皮话省下来说给旁的女人听。一个花花公子放荡滥情的一面终究还是又显露了出来。

四、扭曲懦弱的年轻人

在张爱玲的笔下，还有一群生活在旧式的家庭里，虽然渴望新的充满阳光的生活，但现代的生活的冲击使他们的神经一再地被“骚扰”刺激，可他们却无力冲破家庭的樊笼，始终只是盲目地挣扎，最终还是在病态的文明中一步一步陷进习惯的沼泽，被旧有的生活方式压制窒息，而使身心都被异化扭曲的年轻人。《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就是那个病态的、毫无生气的生活方式结出的一枚苦涩的果实；《沉香屑 第二炉香》中的罗杰；《年青的时候》中的潘汝良，作为时代的失落者，他们被旧的时代所封闭着，不管如何挣扎也逃不出时代的梦魇，明知挣扎无益，也不再徒劳了。

张爱玲笔下丰富多彩的男性形象，无论是封建遗老遗少、庸俗的都市男性还是洋场社会的风流绅士，大都崇尚金钱、玩弄女性，庸俗卑琐，很少有好男人的形象。这也就是张爱玲对男性的基本评价和基本视角。

张子静曾说：“我姐姐的小说，是她宣泄这种苦闷的一种方式。通过宣泄，赤裸裸揭露没落豪门的封建生活，怎样残酷的扭曲人性，自相残杀，对此她做了毫不留情的严厉批判。她的小说人物，可说俯拾即来，和现实人物的距离只有半步之遥。在她生活周边的知情者，一看她的小说，就知道她写的是哪一家的哪一个人。”张爱玲笔下的男性形象，大多源于她身边的人，父亲、弟弟、丈夫„„由于亲身感受过人的虚伪、自私、扭曲、变态等丑恶嘴脸，张爱玲对他们极尽讽刺憎恶的同时，更有一种对他们的可怜，大约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因为懂得，所以慈悲。

第五篇：专题：四大名著的女性形象

专题：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中的女性形象

妇女从遥远的他方，从常规，从“没有”中回来了，从还住有巫婆的荒野回来了，从文化的潜层和彼岸回来了，从男人拼命使她们忘却的诅咒它去见阎王的孩提时代回来了。——[法]埃莱娜.西苏

近年来，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给世界文坛带来一股旋风，使人们用一种全新的角度去审视文学的历史、现状及未来。本专题以批评古典文学、尤其是男性作家的作品中对女性的刻画为主要内容，以揭示文学作品中女性居从属地位的历史、社会和文化根源为主要目的。

一、封建时代的女性

1、汉魏六朝至唐代的女性——“先时而婚，任情而动”

汉魏六朝至唐代，女性的生活环境比较宽松。

葛洪《抱朴子外篇.疾谬》，有一段文字专“疾”西晋妇女交游之“谬”：“今俗妇女，休其蚕织之业，废其玄沈之务。不绩其麻，市也婆娑。舍中馈之事，修周旋之好。更相从诣，之适亲戚，承星举火，不已于行。多将侍从，炜晔盈路，婢使吏卒，错杂如市，寻道亵谑，可憎可恶。或宿于他门，或冒夜而反。游戏佛市，观视渔畋，登高临水，出境庆吊。开车褰帏，周章城邑，杯觞路酌，弦歌行奏。特相高尚，习非成俗”。

那个时代的妇女已经不愿执守蚕织玄沈、中馈酒食一类的妇业，更不愿终其一身幽居深处，密潜户庭。她们常常结伴而行，举火而游，佛市是她们游戏周流之所，山峦和泽畔是她们怀春羡鱼之处。她们不仅敢在各种公开的场合抛头露面，而且大胆地与男士交际，其亲密甚至到了“促膝之狭坐，交杯觞于咫尺”的程度，无怪乎正统而古板的抱朴之士要骂她们“背理叛教”了。若在游玩途中遇见像潘安仁这样的美男子，她们还敢“连手萦绕，投之以果”，友好而亲热地与之戏耍。

婚姻方面，寡妇改适亦不遭人非议，魏曹丕娶了袁绍次子袁熙甄氏为妻，还立为皇后。唐高宗娶了太宗的妃子武则天为妻，亦立为皇后。玄宗夺了儿媳杨玉环做了自己的妃子，还封为贵妃。

2、理学钳固下的宋元至明清时代的女性——恪守妇道，抑情静志

（1）贞节观念浓厚——“臣不事二主，女不事二夫”。

随着理学的盛行，宋代贞节观念极为浓厚，婚姻完全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青年男女不能为自己选择对象。如果女子不从母命，自由恋爱，一旦发生情事，则视为丑闻，父母深感羞辱，千方百计加以掩饰。如才女朱淑真反抗封建包办婚姻，自己爱上了一位意中人，并写了许多情诗，但终究顶不住封建礼教的高压，忧郁而死。父母立即焚诗焚尸，以灭“不贞”之迹。

（2）刑法不平等。

《宋刑统》：

“七出者，依令，一无子，二淫逸，三不事舅姑，四口舌，五盗窃，六妒忌，七恶疾”。

“妻妾擅去者，徒二年，因而改嫁者，加二等”。

“诸妻殴夫，徒一年。若殴伤重者，加凡斗伤三等，死者斩。媵及妾犯者，各加一等”。而“殴伤妻者，减凡人二等，死者以凡人论。殴妾折伤以上，减妻二等”。

二、政治斗争的工具——《三国演义》中的女性

貂禅：

中国古代文学中有所谓“四大美女”的约定俗成，但是如果综合考察一下，就发现，《三国》的貂禅在四大美女中，最缺乏个性，最少光彩。

《三国演义》中说，貂禅是汉献帝时司徒王允的侍婢，幼年丧父，随母亲到王府服役。母死后被王允收为义女。她不但天资国色，且天性聪慧，精史通经，明事理。其时王允不满董卓专权，就利用貂禅的美色离间董卓与他的义子吕布的关系。王允先将貂禅许配董卓，再暗许骁勇善战的吕布，令貂禅将他们两人弄得神魂颠倒，勾心斗角，最后竟使吕布手刃董卓，娶貂禅为妾。

貂禅跟西施一样是美人计实施者，但一点儿没有《浣纱记》所表现的西施爱国与爱情不可兼得的苦闷，没有“飞梦绕浣纱溪口”、“归心一似钱塘水”柔肠寸断的动人描写。她跟王昭君一样，和自己并不爱的人去生活，但却没有显露先侍董卓后随吕布的复杂内心，就象王昭君是塞外和亲还是留宫廷等汉王的反复斗争，还有出塞的悲切，以及嫁父子两代异族之主心情的苦楚。曹操杀了吕布后，“操将吕布妻小并貂禅载回徐州”，一句话，就结束了貂禅的文学生命。显而易见，《三国》作者并不想把貂禅当作一个有血有肉的人来写，而仅是当作政治斗争的筹码，离间董卓、吕布的使命一完成，就得赶快退出舞台。

《三国演义》里，还有两则美人计。一则是孔明用“美人计”激周瑜，说曹操早就对“二乔”心怀不轨，周瑜若将“二乔”送给曹操，即可退曹兵。周瑜大怒，于是吴蜀联合抗曹。另一则便是“赔了夫人又折兵”的美人计。吴国声称将孙权的妹妹孙仁嫁于刘备为妻，暗中想加害刘备，以抑制西蜀。但弄巧成拙，被刘备占了大便宜。

“在这部作品中，女人们都心甘情愿以身体为钓饵，引男子上钩，且明白秀色可餐，只要貌美便行，舍此无他。这是从男性心理观察、揣度女性的必然结果，一种男性中心主义的叙事策略”。

三、红颜祸水——《水浒传》中的女性

马瑞芳提出，〈〈水浒传〉〉作者下力气写了三类女性：一是以潘金莲、潘巧云、阎婆惜为代表的淫荡的青年女性；二是以阎婆、王婆为代表的恶俗的市井老妇；三是以母大虫、母夜叉为代表的狰狞的巾帼女性。在此，本讲座重点讲解第一类。

《水浒传》里，很多女性都是作者预先设定的陪衬符码，“她们的存在旨在烘托男主人公的„真正的男子汉‟的形象，即所谓使男人成其为男人的作用，而不在于表现她们自身的解放和个性意识的形成”。婆惜即是其一。因此，在传统的“阳物批评”中，婆惜连同金莲、巧云被简化成了一个类概念：淫妇。随着时代的进步，妇女地位也逐步得到提高，因之，学界从人性的角度重新阐释经典中的女性形象便成为一种必然。

《水浒传》中，最具个性的女性当属婆惜，她的死，有别于金莲、巧云，是以鄙视对抗鄙视的有尊严的死，本文以宋江为背景对婆惜的言行予以层层剖析，以期发现婆惜身上所体现出的女性主义因子。

《水浒传》成书之前，婆惜的死大致有着两种版本：首先是《大宋宣和遗事》，宋江亲眼目睹婆惜与一个叫吴伟的男子暧昧的场面一怒之下结果了奸夫淫妇，她死于情杀；再就是高文秀的杂剧《黑旋风双献功》，其间婆惜是被“带酒”（醉酒）的宋江误杀。婆惜的死，于人们看来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此乃宋江所为，那么，婆惜因何而死就关乎“孝义黑三郎”的人品和名节了。如果《水浒传》作者采用“情杀”这一情节，别的尚且不论，很明确的一点，就是要和扬雄杀巧云的场景相犯。同时，也不能显示出梁山头领与一般好汉的区别。至于误杀婆惜，说明宋江没有酒品，如此之有杀人倾向的莽汉与英雄形象相距甚远，《水浒传》作者弃之不用，也不算意外之举。《水浒传》中的婆惜，缘何而死？

《水浒传》作者为婆惜之死精心设计了三部曲：

1、不安身守命。

《水浒》第二十回如此写到：

王婆听了这话，次日来见宋江，备细说了这件事。宋江初时不肯，怎当这婆子撮合山的嘴撺掇，宋江依允了。就在县西巷内，讨了一所楼房，置办些家火什物，安顿了阎婆惜娘儿两个，在那里居住。

从上述情节中，我们可以捕获到如下信息：首先，婆惜既是母亲为报宋江周济之恩而送给宋江的礼物，又是母亲用以获取钱财的工具。“从女性主义理论而言，女人作为一种商品，在传统上被男性中心社会视为一种使用价值功能，并以一种交换价值流动在男性联盟之间。”当然，就婆惜而言，其母也成了“男性联盟”成员，或者说，出嫁后的女人一步一步被男权所异化乃至归其麾下。其次，婆惜是宋江在外包养的小妾。程颐云：“娣之卑下，虽贤，何所能为？不过自善其身，以承助其君而已。如跛之能履，言不能及远也。”在程颐看来，娣媵与妾即使再怎样贤能、柔顺，不过是跛子，是会说话的充当生育的工具，是走不了远路的。“跛子”一词，是对诸如婆惜类女性（媵妾）的蔑视比喻，在男权社会中，她们要想生存下去，就必须无条件地消解自己的人格，心甘情愿地供夫君玩弄蹂躏。

但是，婆惜却不认命。在别人都把光环套在义薄云天的宋押司头上时，她却移情于常随宋江之后的张文远。“这张文远却是宋江的同房押司”，“生得眉清目秀，齿白唇红。平昔只爱去三瓦两舍，飘蓬浮荡，学得一身风流俊俏。更兼品竹调丝，无有不会”。在作者的笔下，一个是“酒色娼妓”，一个是“酒色之徒”，张文远既没有宋江的名望，“他有些不如你处”，也缺乏宋江的财势，但婆惜在他身上领略到了两情相悦的鱼水之欢。“婆惜自从和那小张三两个搭上，并无半点情分在这宋江身上”。这就是不愿意做“跛子”的婆惜，她要挺起腰杆踏寻自己的天然而起的情感之归宿。但是，“文化不许女人承认和满足她们对成长和实现自己作为人的潜能的基本需要，即她们的性角色所不能规定的需要。”

在该小说中，还有一位与婆惜命运相似的女子，即金翠莲，她与婆惜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金氏被鲁达救后与父流亡到代州雁门县为赵员外收作外室，过着锦衣玉食的生活。金翠莲以为这就是天堂，从她对鲁提辖“若非恩人垂救，怎能够有今日” 的感激之词中我们可以透视出她对赵员外的感恩戴德及死心塌地。如果婆惜像金氏一样易于满足，安心做宋江的外室，我想，在她母亲的经营之下，被珠翠点缀、绫罗包裹的日子或许会永久下去。

因之，追求封建文化所不许的女性的性需要是婆惜踏向毁灭的第一步。

2、公然挑衅夫权。

婆惜渐近死地的第二步是威胁强迫宋江写休书，且公开承认她与张文远的关系。

通过王婆，婆惜的领属权被母亲转给了宋江，这使她只能和张文远偷偷来往。但是，她并未曾像金莲一样走极端之路谋害宋江，也没有如巧云乐此不疲地周旋于两个男人之间。她只是故意地疏远怠慢宋江，希望宋江能休掉自己，因为《宋刑统》规定：“妻妾擅去者，徒二年，因而改嫁者，加二等”。而宋江采取了拖延政策，始终未能如她所愿：“又不是我父母匹配的妻室，他若无心恋我，我没来由惹气做甚么？我只不上门便了”。后来，她抓住了宋江的把柄（晁盖的信）主动出击，迫使宋江同意写休书。“第一件，你可从今日便将原典我的文书来还我；再写一纸，任从我改嫁张三，并不敢再来争执的文书。”婆惜这种具有女性意识觉醒征候的行为不啻是对夫权的最大亵渎，在以男性为中心的封建社会，“夫为妻之天”，“夫有去妻之理”，而“妻无去夫之义”，更何况地位低妻一等的妾。婆惜深谙个中曲道，她想以晁盖之信为自己加砝码。但是，她选错了对象，宋江是仁义的君子，地位卑下的婆惜冒犯宋江这样的伟丈夫，是自寻死路。更何况，要宋江亲口承认她与奸夫的关系，“妻嫁人，夫主婚”，即使宋江不难堪，而《水浒》作者也会替宋江打抱不平。或者说，婆惜的言行伤害了包括《水浒》作者在内的男人的尊严。“士可杀不可辱”，妻妾本为男人的私有财产，是不容他人觊觎的。男子可以忍受胯下之辱（这是男人之间强弱之争的正常结果），但决不能容许妻妾榻上有他人之鼾。因此，虽然宋江答应休之，可《水浒》作者乃至当时的男人们是不会同意的。婆惜必死。

3、因贪而死。

婆惜从晁盖的信中误以为宋江得到了一百两黄金，便强行索要之，这颇有现代夫妻离异时要求分割财产之色彩。在此，《水浒传》作者故意布设了一个局：一方面，他安排义字当头的宋江如数退回晁盖酬金；另一方面，他又使婆抵死不信：“„公人见钱，如蝇子见血。‟他使人送金子与你，你岂有推了转去的？这话却似放屁！做公人的，„那个猫儿不吃腥？‟„阎罗王面前，须没放回的鬼！‟”导致双方矛盾升级。婆惜急中生狠，以报官要挟宋江。仁至义尽的宋江一时怒起便顺理成章地杀掉了该死的婆惜。而且，作者早已替宋江想好了退路，要么逃之夭夭，要么见官自首，但绝对不会有生命之忧。夫杀妾，唐律规定，仅处流刑，宋承唐制。

婆惜就这样一步一步走向死亡。说到底，婆惜是自取灭亡。一是对法律制度钻研不够；二是对宋江了解不够。作者借她施一“逼”字。《水浒》中的英雄大多是被逼上梁山的。林冲为高衙内所逼，而宋江是被婆惜所逼。

当然，要想发现婆惜的不同一般，就有必要将她和同被贴上淫妇标签的金莲、巧云加以对照。为了行文的简洁，我把这三位女性圈定在《水浒传》的情节中。

三位女子生活在礼法极端钳制妇女的时代，她们的血液里仍流淌着生命的野性，为了追求丈夫所不愿或不能给的性爱而红杏出墙，最后都死在丈夫（或夫家人）的刀下。这无疑宣告女性对性爱的追求不能超过夫权的范围。但是，这三位女子面对婚姻和性爱，走出了三条不同的路，这使得她们的死因又有了些许差异。

潘金莲死于其毒。丫鬟出身的潘金莲严词拒绝欲强行求欢的主人所表现出的勇气着实可嘉，但她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被嫁给了“三寸丁谷树皮”武大郎。武大也许是位好男人，但决不是个合格的丈夫。后来，潘金莲喜欢上了武松，但武松不爱她；再后来，她就遇到了西门庆，面对貌神皆不合的婚姻，在西门庆的唆使之下，她选择了极端的处理方式——杀夫。武大的忠厚及惨死反衬出潘金莲在追求一己之欢时的盲动及可恨。金莲在任何时代都是死路一条。

巧云是寡妇再嫁，依程颐的观点，是一个“失节”之人。杨雄给了她第二次婚姻，让她衣食无忧，她本应心怀感激，忠心侍奉杨雄。可是“于女色不打紧”的丈夫由于职业的限制不能让巧云满足。于是，她在和尚如海身上找到了情欲的归宿。这两个男人对巧云来说是一个也不能少。她想明奉杨雄，暗合如海。在男子可以一妻多妾而女子只能以一夫为天的礼法统摄的封建社会，巧云想逢源于两个男子之间是不可能的。故其死在对生活的奢求。

“男女之最不平等惟中国，而《水浒》之巾帼，压倒须眉，女权可谓发达矣。即如潘金莲，必写其为婢女；阎婆惜，必写其为流娼；潘巧云，必写其为醮妇：托根小草，笔墨便不嫌亵。……则中国之女权，发之又早有耐庵；耐庵可比达尔文”。从前人的这段评论中，我们或许可以做如此引申：《水浒传》中的女英雄和淫妇是用不同的手段共同发出了对父权体制的明目张胆的攻讦。

四、色欲考验的工具——《西游记》中的女性

三十三天，离恨天最高；四百四病，相思病最苦。“佛教内典中的这句话和西方禁欲主义理想的战斗旗帜——胜利孕育在垂死的挣扎中——共同昭示出禁欲的艰难，表明色欲是禁欲成佛的最大天敌。因此，在佛教经典和佛教文学中，高僧与美女的故事层出不穷，其目的就在于揭示高僧战胜色欲诱惑走向西天极乐世界的艰难而又可敬的历程，引导信徒看破红尘皈依佛教”。

《西游记》中的女性（观音菩萨除外）大多充当的是唐僧师徒证道成佛的色欲考验工具。八十一难中就有“四圣试禅心”、“西梁国强婚”、“琵琶洞受苦”、“棘林吟诗”、“七情迷没”、“辨认真邪”、“无底洞遭困”、“天竺招婚”等难跟色欲考验密切相关。

1、贾老夫人及其三个爱女——貌美、财广：

贾老夫人半老不老，“脂粉不施犹自美，风流还似少年才”，真真、爱爱、怜怜三个女儿真个是“九天仙女从天降，月里嫦娥出广寒”。贾夫人公姑早亡，夫君物故，家中再无个眷族亲人，“舍下有水田三百余顷，旱田三百余顷，山场果木三百余顷，黄水牛有一千余只，骡马成群，猪羊无数；东南西北庄堡草场，共有六七十处；家下有八九年用不着的米谷，十年来穿不着的绫罗，一生有使不着的金银。

2、女儿国国王——稀世之美、托国之富：

女儿国中，温柔多情的女王愿招赘唐僧为夫，坐南面二称孤。

3、妖精们——想为唐僧所想：

琵琶洞的蝎子精：“我这里虽不是西梁女国的宫殿，不比富贵奢华，其实却也清闲自在，正好念佛看经。我与你做个道伴儿，真是个百岁和谐”。陷空山的老鼠精：“我知你不吃荤，因洞中水不洁净，特命山头上取阴阳交媾的净水，做些素果素菜筵席，和你耍子”。

在女色的诱惑面前，唐僧确实心动过，确实害怕过，但唐僧自始自终意识到自己是个高僧，性正修持不坏身，是一个真正的圣僧。

因此，我们说，《西游记》中的女性，只不过是为唐僧师徒预设的色欲考验工具。

五、“千红一窟，万艳同悲”——《红楼梦》中的女性

1、概述：《红楼梦》返回女性自身，但展现的是众女儿的悲剧。

在作者笔下，“金陵十二钗”都归入“薄命司”。才选凤藻宫的元春，闷死于深宫，迎春误卖中山狼，被折磨而死，探春远嫁，惜春出家。贾府“四春”，免不了“原应叹息”的命运。还有如“竹篱茅舍自甘心”的寡妇李绾，“心如槁木死灰一般”，正常的人性被扭歪了。遁入空门、带发修行的妙玉，“到头来依旧是风尘肮脏违心愿”。

还有奴婢制度造成了不少女奴的悲剧。晴雯之死与叛逆者的悲剧有直接的联系。她是个卖身奴，“身为下贱”，却“心比天高”。这个野性未驯的丫头，具有泼辣明朗的性格，没有林岱玉的悲苦，也没有袭人的卑屈。她支持贾宝玉的行事，并与宝玉建立了相互尊重的的情谊。“撕扇”“补裘”等情节，即是这种情谊的表现。抄检大观园时，她爆发出反抗性格的火花，显示出女性的尊严，真如夜空的“霁月”，蓝天的“彩云”。鸳鸯是家生奴。她为反抗贾赦的逼婚，竟在贵族主子面前发出铮铮誓言：“我这一辈子，莫说是宝玉，便是宝金、宝银、宝天王、宝皇帝，我横竖不嫁人就完了：就是老太太逼着我，我一刀抹杀了，也不能从命”（第46回）。在那个欲做奴隶而不可得的时代，晴雯的“抗抄”，鸳鸯的“抗婚”，都在于维护独立的人格和生活的权利，表现了女性的人生价值。

“念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第1回），作者对众女儿的“行止见识”，是非常赏识的。

2、黛玉与宝钗：

黛玉是一首灵性的诗，宝钗是一篇华美的散文。

（1）黛玉：

A尊重自我，尊重别人。

B敏感、笃实。

C尖刻、宽厚。

D孤傲、谦和。

E脆弱、坚强。

（2）宝钗：

A才貌双全。

B温柔敦厚。

鲁迅小说《伤逝》中涓生说过：“中国女性，并不如厌世家所说的那样无法可施，在不远的将来，便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

（本专题由秦军荣老师主讲并供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