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思想理论的历史意义

第一篇：邓小平思想理论的历史意义

邓小平思想理论的历史意义

哲学方面：

邓小平理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方面一个极有特色的思想贡献是用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实事求是”来简要地概括整个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从而清晰地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精髓和功能，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现实运用开拓了广阔的前景。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另一重大贡献是把中国广大干部和群众从僵化半僵化、封闭半封闭的思维方式中解放出来，在思维方式上实现了部分质的飞跃。

邓小平的哲学思想主要不是以纯哲学形式出现的理论哲学，而是以方法论为特征的应用哲学，不是以系统地概念、范畴、原理构造理论体系的哲学，而是以解决实际问题为主的“实践智慧”、“哲学智慧”。

政治经济方面：

邓小平对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特别是社会主义经济学的贡献之一是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制度的内在规定及其实现形式问题作了深刻的探讨，深化了社会主义经济关系的本质及其特征的理论。

邓小平对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另一重大贡献是试图解决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相结合这个世纪性的难题，提出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这就是说，社会主义基本制度与市场经济之间虽然有矛盾，例如市场经济要求产权关系明晰化，企业行为自主化等等，而以往的公有制中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政企不分，产权模糊，企业没有自主权，这些都不能适应市场运转的需要。然而，这种矛盾可以通过变革的办法来加以解决，即理顺产权关系，实行政企分开，落实企业自主权，使企业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的主体，其中最关键的问题是要“用多种形式把所有权和经营权分开，以调动企业的积极性”。另一方面邓小平又指出，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而现代市场经济比传统的计划经济更能推动生产力的发展，所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社会主义经济的内在要求，是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必由之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巩固和发展，优越性的发挥，有赖于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因此，市场经济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结合，不是外在的焊接，而是具有兼容性的内在统一。

科学社会主义方面 ：

邓小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最大贡献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另一重要贡献是提出了社会主义民主法制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民主是社会主义政治关系和政治制度的基本特征，发展人民民主，活跃民生生活，是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坚定不移的目标，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主题。民主必须制度化、法律化。

其他：

●学问的死亡：是指其对人类的命运所面临的困境已全然丧失了任何有助于变革的思考的力量

●人类的三大原精神——信仰精神、求知（科学）精神、仁爱精神

●西方哲学家称16世纪为“冒险的时代”，称17世纪为“理性的时代”，称18世纪为“启蒙的时代”，称19世纪为“意识形态的时代”，称20世纪为“分析的时代”。

●人类第一个轴心时代（公元前800年到公元200年），人类同时产生了神学（古希伯来）、哲学（古希腊）和人学（古中国）。神学反思人性精神的神秘的意志力量，哲学反思人性精神的实践的理性力量，人学反思人性精神的道德的情感力量。最早死亡的是古代中国的人学，或更具体地说主要地是中国古代的儒学，标志“焚书坑儒”。实际上孔夫子的原始人学的本真的儒学，早在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后便已寿终正寝。作为本真的儒学在后来的两千多年中，只不过是一具僵尸，被后来的人们分别用伪神学和伪哲学的“两汉经学”、“宋明理学”的两层裹尸布包装着，而到了1919五四运动“砸烂孔家店”，中国古代的人学算是连僵尸也一起被焚烧了。古希伯来的神学在后来的历史中也依然兴起过伪人学（基督教的道德神学）和伪哲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的时代；古希腊的哲学在后来的历史中也同样兴起了伪人学（斯多葛派、伊壁鸠鲁派的道德哲学）和伪神学（中世纪的经院哲学）的时代。在后来近两千年的历史中，古希伯来人的神学与古希腊人的哲学的演变在时空上合一，这种合流使它们本身发生了质的变化。从此，人类历史彻底地从过去神鬼（意志）——英雄（道德）的时代迈向了理性主义（科学与民主）的时代。笛卡尔，被尊称为近代西方哲学之父，提出科学与民主。换言之，它们其实是神学与哲学交配后生下的一对双胞胎儿女（科学——应对自然的理性工具，民主——应对社会的理性工具）。

第二篇：邓小平思想历史意义

邓小平理论对于我们党、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首先，邓小平理论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如何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从原则上回答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科学地揭示了从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客观规律。我们不能要求他们对100多年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遇到的实际问题—一作出回答。解决这些问题的任务，历史地落在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这里的关键是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结合得好就能找到正确的道路，并不断取得胜利；相反，采取教条主义、生搬硬套的态度，必然会使社会主义事业遭到挫折和失败。这已为无数的事实所证明。

在民主革命时期，我们党经过不懈努力和多次曲折，终于找到了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取得了革命的成功。毛泽东同志对此具有不可磨灭的贡献。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来说，也同样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我国的实际很好地结合起来，才能找到正确的道路。在这方面，我们曾走过不少弯路，有过不少曲折与失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经过20多年的实践，正确地总结了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才逐步形成了邓小平理论。只要我们坚定不移地坚持用这个理论指导我们的实践，我们就一定能不断取得新的伟大胜利。

其次，邓小平理论是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思想，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的强大思想武器。党的基本路线是在邓小平理论指导下形成的，愈是深刻理解和掌握这个理论，就愈能深刻领会和坚决执行党的基本路线。在理论和路线的关系上，我们党是有过教训的。党的八大曾提出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现实之间的矛盾，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与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党和全国人民的主要任务，就是要集中力量解决这个矛盾，把我国由落后的农业国尽快地变为先进的工业国。但是，八大以后不久，党就在指导方针上背离了八大路线，以致后来发展成为“文化大革命”那样严重的错误。八大路线为什么未能坚持下去，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当时我们在错误的理论指导下，搞了阶级斗争扩大化。这种错误的理论最后发展成为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错误和挫折教育了我们，我们终于从迷雾中解脱出来，找到了正确的理论，在正确理论指导下，制定和执行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重新回到健康发展的轨道上来。正如江泽民同志指出的，中国社会主义的命运归根到底取决于我们自己，取决于党的理论和路线，取决于党同人民的团结奋斗。这里，路线是关键，理论是根本。理论和路线是党能够团结广大人民群众共同奋斗的基础。只要我们坚持邓小平理论，坚持以这个理论为指导的基本路线，坚持用这样的理论和路线去统一全国人民的思想，使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共同奋斗，中国社会主义的前途就是无限光明的。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意义

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

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经过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 ———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总结建党二十四年经验作出的历史性决策。现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十三大、特别是十四大的基础上，中央建议十五大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经过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作出这个决策，表明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决心和信念，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心愿。

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邓小平理论的历史地位和指导意义

中广网 08月05日 11:3

4江泽民

在社会主义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时期，在跨越世纪的新征途上，一定要高举邓小平理论的伟大旗帜，用邓小平理论来指导我们整个事业和各项工作。这是党从历史和现实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结论。

中国共产党是非常重视理论指导的党。中国人民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国革命的面貌为之一新。马克思列宁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有两次历史性飞跃，产生了两大理论成果。第一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被实践证明了的关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的理论原则和经验总结，它的主要创立者是毛泽东，我们党把它称为毛泽东思想。第二次飞跃的理论成果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它的主要创立者是邓小平，我们党把它称为邓小平理论。这两大理论成果都是党和人民实践经验和集体智慧的结晶。

党从诞生之日起，就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立为自己的指导思想。经过遵义会议和延安整风，党的七大又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与中国革命的实践之统一的思想———毛泽东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这是总结建党二十四年经验作出的历史性决策。现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和十二大、十三大、特别是十四大的基础上，中央建议十五大在党章中把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明确规定：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这是我们党经过近二十年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功实践作出的历史性决策。作出这个决策，表明中央领导集体和全党把邓小平开创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全面推向新世纪的决心和信念，也反映了全国人民的共识和心愿。

实践证明，作为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的邓小平理论，是指导中国人民在改革开放中胜利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正确理论。在当代中国，只有把马克思主义同当代中国实践和时代特征结合起

来的邓小平理论，而没有别的理论能够解决社会主义的前途和命运问题。邓小平理论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

邓小平理论之所以能够成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阶段，是因为：

第一，邓小平理论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在新的实践基础上继承前人又突破陈规，开拓了马克思主义的新境界。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精髓，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也是邓小平理论的精髓。一九七八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这篇讲话，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中国面临向何处去的重大历史关头，冲破“两个凡是”的禁锢，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方谈话，是在国际国内政治**严峻考验的重大历史关头，坚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理论和路线，深刻回答长期束缚人们思想的许多重大认识问题，把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推进到新阶段的又一个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宣言书。在走向新世纪的新形势下，面对许多我们从来没有遇到过的艰巨课题，邓小平理论要求我们增强和提高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坚定性和自觉性，一切以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这“三个有利于”为根本判断标准，不断开拓我们事业的新局面。

第二，邓小平理论坚持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基本成果，抓住“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个根本问题，深刻地揭示社会主义的本质，把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提高到新的科学水平。新时期的思想解放，关键就是在这个问题上的思想解放。我国社会主义在改革开放前所经历的曲折和失误，改革开放以来在前进中遇到的一些困惑，归根到底都在于对这个问题没有完全搞清楚。拨乱反正，全面改革，从以阶级斗争为纲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封闭半封闭到改革开放，从计划经济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近二十年的历史性转变，就是逐渐搞清楚这个根本问题的进程。这个进程，还将在今后的实践中继续下去。

第三，邓小平理论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宽广眼界观察世界，对当今时代特征和总体国际形势，对世界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成败，发展中国家谋求发展的得失，发达国家发展的态势和矛盾，进行正确分析，作出了新的科学判断。世界变化很大很快，特别是日新月异的科学技术进步深刻地改变了并将继续改变当代经济社会生活和世界面貌，任何国家的马克思主义者都不能不认真对待。邓小平理论正是根据这种形势，确定我们党的路线和国际战略，要求我们用新的观点来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强调只有这样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墨守成规只能导致落后甚至失败。这是邓小平理论鲜明的时代精神。

第四，总起来说，邓小平理论形成了新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科学体系。它是在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的历史条件下，在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中，在总结我国社会主义胜利和挫折的历史经验并借鉴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兴衰成败历史经验的基础上，逐步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初步回答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发展阶段、根本任务、发展动力、外部条件、政治保证、战略步骤、党的领导和依靠力量以及祖国统一等一系列基本问题，指导我们党制定了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它是贯通哲学、政治经济学、科学社会主义等领域，涵盖经济、政治、科技、教育、文化、民族、军事、外交、统一战线、党的建设等方面比较完备的科学体系，又是需要从各方面进一步丰富发展的科学体系。

邓小平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他把毕生心血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一切以人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和归宿。他对党、对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最大贡献，他留给我们的珍贵遗产，就是邓小平理论。这个理论，集中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著作以及党和国家的重要文献中。马克思主义是科学，它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根据。而实际生活总是在不停的变动中，这种变动的剧烈和深刻，近一百多年来达到了前人难以想象的程度。因此，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不可能一成不变。对待马克思主义，有个学风问题：究竟是从本本出发，还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来研究和解决中国的现实问题。毛泽东在延安整风时就强调：“应确立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以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则为指导的方针，废除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方法。”现在提出用邓小平理论武装全党，提出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中心内容是学习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就是发扬这个优良传统。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一定要以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问题、以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运用，着眼于对实际问题的理论思考，着眼于新的实践和新的发展。离开本国实际和时代发展来谈马克思主义，没有意义。静止地孤立地研究马克思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同它在现实生活中的生动发展割裂开来、对立起来，没有出路。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

注释：这是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的第三部分。

《十五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人民出版社2000年6月版。

第三篇：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历史意义

论“年近九十的邓大坪为什么还要南

仿讲话”

【邓大坪//改革//谠//六泗//凤波//一九叭九//杜会主乂//资本主乂//供产//反供//南仿用“ 替换“功能换成相应的字词。“杜”换成”社”;“顷”换成”倾”】

序言：从1978年谠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到1992年春季，中国的改革开放和杜会主乂现代化建设，历经这15年，在取得了一定成就的同时，也发展到了一个历史的紧要关头，尤其是在中国经历了一九叭九年的政治凤波和1990年前后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以后，遇到了极其尖锐的问题，那就是沿着改革开放的道路继续发展下去，还是改变方向，停止改革开放的进程，重新回到原来的原轨道上呢？时至今日，历史已经证明了只有走改革开放的道路，才是唯一的出路。然而在20年前，又是怎样冲破各种框框的束缚，突破旧的观念，扫除前进中的障碍？在关系到中国改革开放的成败和杜会主乂现代化建设继续发展的历史关头，88岁的邓大坪做出理论上的大胆创新，以其总设计师的智慧与魄力，在中国的南方，包括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做了长时间的视察并发表了重要的谈话，也即“南仿谈话”。那么，年近九十的邓大坪为什么要选择在中国的南方，在那样一个时期，发表这样一系列的谈话？

一．国内形势的变化

就国内的情况而言，在南仿谈话前不久的一段时间，是有一些问题的。首先是1988年下半年开始，国内宏观经济运行开始逐渐失衡，物价急剧上升，通货膨胀严重，经济生活出现紊乱现象。为此中央政府不得不开始治理经济画境，整顿经济秩序，为期长达3年之久。而且，1988年前私营企业快速发展的势头也急剧减缓。由于银根开始收紧，私营经济等非公有制的资金、原料等方面的优惠政策开始减少。此时的私营企业，对政策的突变尤为敏感，因为此时谠和政府对发展私营企业仅仅是给予限制性的支持。到了1990年，全国经济整体滑坡，市场疲软，国有大中型企业受到三角债的困扰。可以说，经济发展此时遇到了一个瓶颈。

与此同时，就在一九叭九年春夏之交，又发生了全国范围内的政治凤波影响了改革开放事业的顺利发展。一方面，由于西方一些国家出于某种不可告人的目的，无理干涉我国内政，实施所谓经济制裁，造成了国内某些工业部门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困难。另一方面，由于**的严峻事实，谠和国家在反和平演变及杜会主乂教育运动的浪潮中，在姓资姓杜的争论中，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不能取得共识，甚至出现了理论回潮的现象，比如认为股份制是潜行的私有化，认为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乂，和平演变的危险主要来自经济领域等等。这些国内外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等多因素的制约，导致我国深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步伐趋缓。

于是，解放思想也就成为了邓大坪进行南仿谈话的一大原因。解放思想包含两个层面——一方面要革除“左”顷思潮，而另一方面就是在消除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思潮。

历史上，“左”顷思想可谓根深蒂固，一九叭九年政治**更是导致了左顷思想的回潮。这些都对我国的改革开放产生很大的消极影响和阻碍作用。在这种情况下，邓大坪精辟的阐述了杜会主乂的科学内涵，杜会主乂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及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在这个基础上，邓大坪提出了判断我国改革开放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即“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邓大坪曾一针见血的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到底是怕资本主乂的东西多了。要害是“姓资”还是“姓杜”的问题。”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提出，从根本上驳斥了左顷思想对改革开放的阻挠，解除了长期围绕人们是头脑中的“姓资”和“姓杜”的疑惑。

而右顷思潮在当前形势下，主要表现为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和私有化的思潮，其本质是反对四项基本原则，企图在我国实现以资本主乂制度取代杜会主乂制度。以资产阶级自由化为基本特征的右顷思想如果不及时制止，给谠、国家和人民带来的只能是混乱和灾难。一九叭九年的**就是明证。邓大坪充分认识到这一点，并指出“十二届六中全会我提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还要搞二十年，现在看来还不知二十年。资产阶级自由化泛滥，后果极其严重啊！……在苗头出现时不注意，就会出事。”

二．外部局势的变化

1）苏联解体，东欧国家变色

从苏联、东欧的剧变的根源看，杜会主乂国家解放生产力是迫切的问题。不解放生产力，就无法发展生产力。苏联、东欧国家执政谠没有坚定的推行改革开放，致使苏东地区经济长期的不到应有的发展，远远没有发挥出杜会主乂制度应有的优越性。

苏联东欧国家供产谠几十年来所遭遇的危机和困难与传统体制密切相关。它们长期无视国家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阻碍生产力发展的因素的存在，无视杜会主乂杜会中矛盾的存在，以至于生产力难以发展，国家不能长治久安。这些负面因素的阻碍，只有通过改革才能消除。邓大坪曾在南仿谈话中指出“过去，只讲在杜会主乂条件下发展生产力，没有讲还要通过改革解放生产力”，强调“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这就指出了改革是杜会主乂国家发展生产力的内在要求。

苏联和东欧各国不仅没有积极实行改革，相反它们在发展道路上越发的自我封闭、与世隔绝，对资本主乂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没有给与足够的重视。冷战期间，苏联出于种种需要，与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东欧国家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在“经互会”这一封闭的体系内，苏联和东欧国家把杜会主乂阵营以外的一切看作是资本主乂固有的、腐朽的、落后的甚至是反动的东西而拒之门外，因而他们不可能及时吸收最新科技成果，也不可能借鉴其他国家制度上的某些优势，导致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效益差。邓大坪在总结这一历史教训时指出，“杜会主乂要赢得与资本主乂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包括资本主乂发达国家一切反映现代杜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和管理方法。”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苏联和东欧国家供产谠遭受到人民的质疑，执政地位愈发摇摇欲坠，再加上西方资本主乂的渗透，杜会主乂逐渐为这些国家的人民所抛弃。一时间，杜会主乂暂时被削弱了，国际供产主义运动也受到了严重挫折。国际反供反杜会主乂势力在苏东地区得手后，更是把和平演变的矛头直接对准了中国。不改革，那么几十年的杜会主乂建设，很可能遭到灭顶之灾，重蹈苏联覆辙。在这种不乐观的形势下，需要从理论上给与明确答复——中国向何处去，杜会主乂如何发展?

2）国际总体局势缓和，正是有利发展的良机

国家间的关系，特别是大国间的关系，一直制约着世界政治的发展。在美苏冷战期间，世界范围内虽然没有发生大的冲突，但两个超级大国关系紧张，随时有恶化的危险，由此可能产生种种冲突，甚至将世界卷入战乱。而苏联解体后，冷战结束，国际总体局势趋于缓和。这对加强经济全球化，增进国际间各领域的交流无疑是有利的条件。

在70、80年代，中国同许多西方资本主乂国家的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纷纷建立了外交关系，为中国争取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因此，90年代是中国的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是中国快速发展的黄金时期。如何解放生产力，如何使经济得到高速发展，也自然成为急需解决的问题。

3）周边地区快速发展带来的竞争压力

世界经济一体化和地区经济集团化的趋势日益凸显，国际经济竞争日益激烈。特别是中国周边的一些资本主乂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相当迅速。同为亚洲国家，“四小龙”，“四小龙”的先后崛起，给我国的杜会主乂经济建设带来了更大的压力。90年代的中国比起发达国家，甚至是周边新型工业化地区之间的发展差距仍然很大，这些国家的人民生活水平和中国相比仍然高出许多。这一切都是的发展变得愈发紧迫。正如邓大坪同志所说，“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如何扩大改革开放的战果，进一步发展国家经济，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决定着我国现代化事业以及杜会主乂事业能否成功，杜会主乂制度能否保持稳固。

三．选择南方的理由：

邓大坪之所以选择南方也是考虑了南方的历史及地理的因素。几百年来，南方沿海各地都是中国对外的窗口，与外国的各种交流，商业的往来有着相当长的一段历史。这就造就了南方沿海地区的经济易于向外向型发展。南方的沿海地区有比较多华侨华人的，这一点也是“加强同外商交流、合作，加快融入国际经济步伐的优势”所在。

从人文角度上看，我国向来有“南方富庶，商贾兴盛”之说，富饶的水土和适宜的气候造就了众多“鱼米之乡”，生产力发达，必然衍生经济活动的活跃，我国浙江，江苏，福建，广东等地，均为商业发达，商业活动丰富的地区。

南方地区在地理上离香港、澳门等地很近，引进外资、外企条件较好。在这些地区实行开放和吸引外资的政策，外企会成为改革的新增动力。如能率先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杜会主乂市场经济，既是为我国的改革进行试验，同时也为我谠在全国实行市场经济政策积累了充足的经验，而且为我国政府在世纪末恢复对香港和澳门行使主权，打下了坚实的政治基础。

从政治上考虑，因为经济特区是改革试验，之前从来没有做过，其成效很难预料到。假如在南方设立的特区不成功了，对北方的政治中心的冲击比较小。如果在北方的政治中心附近先设立特区，在政治方面就会有很大的冲击力。特别是考虑到南仿谈话前的六泗凤波，如果在北方设立特区是要承担更大的风险的。

改革开放的问题，既是一个思想观念问题，也是利益得问题。改革的阻力，很大一部分来自原体制下的既得利益集团。即使多数人总体上拥护改革，遇到会触动自己利益、加大自己风险的具体问题，就可以成为改革的阻力。阻力大的时候要在全国范围内推进改革，就容易出乱子，导致杜会矛盾与冲突。之所以在政策上首先向南方地区顷斜，就是一方面要率先突破阻力，创造出新体制，从而给大家看到改革的甜头，既得利益的阻碍就会小一些。而多数南方地区的旧体制相对薄弱，容易突破。特别是像深圳一样的具备经济发展的良好条件，而在旧体制下经济相对不发达的地区，既得利益集团并不大，克服起来较为容易。

总结语：

综上所述，考虑到各方面因素，邓大坪以年近九十的高龄，开始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南仿谈话，事实也证明了，邓大坪南仿谈话是成功。邓大坪南仿谈话极大地鼓舞了全谠和全国人民，对加快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步伐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南仿谈话解放了思想，避免了来自“左”与“右”两个方面的消极影响，确立了现阶段的杜会主乂建设的目标和方向，奠定从计划经济体制向杜会主乂市场经济体制的理论基础，顶住当时反供反杜会主乂的逆流，使改革开放顺利进行，并为谠的十四大的召开作了充分的理论准备。可以说，南仿谈话开创了中国杜会主乂发展的转型时期，奠定了关于杜会主乂杜会初级阶段的科学认识，促进了杜会主乂初级阶段基本制度的形成，开辟了共和国发展的新时代。

第四篇：浅谈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

浅谈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

【摘要】：邓小平在领导中国人民脱贫致富过程中, 彻底纠正了毛泽东在贫富问题认识上的偏差和失误, 透辟分析了我们长期不能摆脱贫困落后状态的根本原因, 明确指出了消灭贫穷的必要性、战略步骤和根本途径,最终提出了指导我们摆脱困境的共同富裕思想。共同富裕是邓小平理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丰富的内涵。

【关键词】： 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

邓小平的共同富裕思想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与思想原理的一个支点，其理论来源是受中国传统文化的熏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影响，马克思、恩格斯的共同富裕思想的影响，列宁、斯大林的共同富裕思想影响，并且是对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的继承和超越。

1． 共同富裕思想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特征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社会主义追求的价值目标和价值标准。

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的价值指向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实现人民利益。因此邓小平认为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目的,指出:“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国人民共同富裕。”[ 1 ] “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 1 ] “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 1 ] [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中,邓小平总结多年的认识成果,更将共同富裕上升到社会主义本质的地位:“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1 ] 确立了共同富裕在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价值目标和价值标准的地位。与之相联系,邓小平认为只有共同富裕才能规定社会主义社会不同于其他社会形态的根本性质,提出了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和其他剥削制度的本质特征: “社会

[ 1 ]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不搞两极分化。”在1990年12月的一次谈话中,邓小平又进一步指出, “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富起来,大多数人穷,不是那个样子。社会主义最大的优越性就是共同富裕,这是体现社会主义本质的一个东西。”[ 1 ]

2． 共同富裕意味着全体人民共同的富裕, 而不是少数人或阶层的富裕。

从社会主义生产目的上讲, 在社会主义制度下, 社会生产不是为了仅仅满足极少数个人的贪欲, 而是要满足全体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 从而也就界定了共同富裕的主体应是全体人民, 而不是少数个人或阶层。一方面共同富裕意味着发展生产力, 消灭贫穷。在生产力水平极低的条件下要求共同富裕, 只能导致普遍贫穷。另一方面共同富裕又是全体人民的富裕。发达的资本主国家是富裕的, 但它只是少数资产阶级的富裕, 存在着自身无法克

服的两极分化的严重弊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不同特点就是共同富裕, 不搞两极分化。邓小平反复强调:“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 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全体人民群众的共同富裕, 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剥削阶级都不可能提出的远大目标。1984 年6 月, 他说:“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 可以使中国百分之几的人富裕起来, 但是绝对解决不了百分之九十几的人生活富裕的问题。而坚持社会主义, 实行按劳分配的原则, 就不会产生贫富过大的差距。再过二十年、三十年, 我国生产力起来了, 也不会两极分化。”他还说:“中国现在有人口, 到那时候十二亿人口, 国民生产总值可以一万亿美元。如果按资本主义的分配方法, 绝大人还摆脱不了贫穷落后状态, 按社会主义的分则, 就可以使全国人民普遍过上小康生活。”

3．共同富裕包括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认为，共同富裕是人的全面发展的重要条件。物质生活是基础，必须有极大丰富的物质产品来满足人们物质生活方面的需要，这是共同富裕最重要的内容。邓小平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2]“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要体现在它的生产力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快一些、更高一些，并且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不断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因此，要大力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离开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就有丧失物质基础的危险。”[2]但物质生活并不是人类生活的全部内容，不能用物质生活的富裕掩盖和冲淡丰富多彩的生活内容。邓小平在强调物质文明起第一作用的同时，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也绝不能忽视，认为只有精神文明高度发达才能保证物质文明建设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健康发展，只有坚持物质和精神两个方面的共同繁荣和发展，才能在真正意义上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他多次强调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没有这种精神文明，没有共产主义思想，没有共产主义道德，怎么建设社会主义? ”[2]“不加强精神文明的建设，物质文明的建设也要受破坏，走弯路。光靠物质条件，我们的革命和建设都不可能胜利。”[1]“经济建设这一手我们搞得相当成功，形势喜人，这是我们国家的成功。但风气如果坏下去，经济搞成功又有什么意义? ”[1]“没有好的道德观念和社会风气，即使现代化建设起来了也不好，富起来了也不好。”[4]由此可见，精神和物质是相对应的，社会主义社会在发展物质文明的同时应大力加强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生活水平。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既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目标，也是我国实现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

4.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而不只是一种理想和道义要求

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有许多本质区别, 其中一个根本区别, 就是社会主义坚持共同富裕, 不搞两极分化。贫富两极分化, 是资本主义的基本特点。资本主义制度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基础上的, 资本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动机和实质是剩余价值, 是追求资本价值的无限增值, 而工人阶级由于劳动力价值是他们取得生活资料数量的最高界限, 这就必然造成一方面是资产阶级的财富日益扩大, 另一方面是无产阶级的状况日趋恶化。尽管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 劳动者的生活水平会在资本获得更多剩余价值的前提下得到改善和提高, 但从他们的社会地位、就业状况、精神生活等整体来看, 仍然趋于贫困, 特别是与资产阶级所获得的增长更快的剩余价值和利润相比, 差距在扩大, 生活水平在下降。正如马克思指出的,“假如资本增加得迅速, 工资是可能提高的;可是资本家的利润增加得更迅速无比。工人的物质生活改善了, 然而这是以他们的社会地位的降低为代价换来的。横在他们和资本家之间的社会鸿沟扩大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决定了资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只能产生财富积累和贫困积累的两极分化, 而不可能是共同富裕, 这已被资本主义社会长期发展的实践所证实, 也是资本主义必然会被社会主义所代替的根本原因。

社会主义制度是劳动人民当家作主、共同占有生产资料、共同创造和享有物质财富的制度。只有在这个制度下, 社会生产的目的才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生活的需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 决定了必须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这两个主体从根本上解决了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私人占有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 为我国全体人民走向共同富裕提供了生产关系前提和物质前提。正如列宁所说, 只有社会主义才可能广泛推行和真正支配根据科学原则进行的产品的社会生产和分配, 以便使所有劳动者过最美好、最幸福的生活。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这一点。而且我们知道,社会主义一定会实现这一点。所以,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和其他所有剥削制度的本质特征, 是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 而不仅仅是一种理想和道义要求。我们在整个社会主义历史阶段, 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全过程中, 都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这一根本原则。1985 年5 月, 邓小平在同陈鼓应教授谈话时强调指出:“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不同的特点就是共同富裕, 不搞两极分化。”1986 年9月, 邓小平在会见美国记者迈克·华莱士时就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财富属于人民, 社会主义的致富是全民共同致富。”1992 年, 他在视察南方的谈话中又进一步强调:“社会主义的本质, 是解放生产力, 发展生产力, 消灭剥削, 消除两极分化, 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5．共同富裕是一个动态的渐进发展过程

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是一个逐步的、动态的渐进发展过程，绝非意味着平均富裕和同

步富裕，而只能是一部分人和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逐步实现共同富裕；要求全国人民在同一时间、同一空间以同等速度达到同等程度的富裕，不允许有先有后、有快有慢，是不可能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在这方面我们是有历史教训的。邓小平指出：“我们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根本目标是实现共同富裕，然而平均发展是不可能的。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1]正是在总结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全新思想和主张。他指出：“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1] 我们知道，邓小平提出的这一共同富裕的构想，也是建立在他对我国国情深刻把握的基础之上的。邓小平曾多次指出，中国底子薄，耕地少，人口多，特别是农民多，现在仍然是世界上的贫穷国家之一，这对我国的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制约，决定了我国必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经历一个相当长的初级阶段，来逐步实现工业化和经济的社会化、市场化和现代化，逐步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在党的十三大召开前夕，邓小平就明确指出，我们党的十三大要阐述中国社会主义是处在一个什么阶段，就是处在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发展规划。再加上各地的自然资源分布、社会经济文化发展很不平衡，地区之间、部门之间、劳动者之间内部因素和外部条件，都有不同程度的差别，不可能做到同时、同步、同等富裕，这就决定了我国摆脱贫穷、走向富裕是一个有先有后、有快有慢、逐步实现的渐进历史过程。同时，邓小平也多次强调：我们提倡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是为了激励和带动其他地区也富裕起来，并且使富裕起来的地区帮助落后的地区更好地发展，以达到最终实现共同富裕的目的。一方面，先富裕起来的地区所开创的致富之路、所积累的经济建设和发展市场经济的经验，可以为其他地区走向共同富裕提供借鉴作用；另一方面，先富起来的地区有责任、有义务对落后发展地区提供援助和支持，带动落后发展地区也走向共同富裕。邓小平指出：“要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企业、一部分工人农民，由于辛勤努力成绩大而收人先多一些，生活先好起来。一部分人生活先好起来，就必然产生极大的示范力量，影响左邻右舍，带动其他地区、其他单位的人们向他们学习。这样，就会使整个国民经济不断地波浪式地向前发展，使全国各族人民都能比较快地富裕起来。”[2]为此，邓小平提出了“两个大局”的思想和“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他强调：“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内地要顾全这个大局。反过来，发展到一定的时候，又要求沿海拿出更多力量来帮助内地发展，这也是个大局。那时沿海也要服从这个大局。”[4]他提出的“三步走”战略则体现

了共同富裕的不同的实现层次，与社会主义的总体目标是一致的。总之，在鼓励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先富的时候，必须始终坚持以公有制和按劳分配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根本原则，把归宿点放在全体人民、整个国家和各个地区的共同富裕上，这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

【参考文献】：

[1]邓小平文选，第 3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第63页，第277-278页，第115页，第378页。

[2]邓小平文选，第 2 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4.第125页，第258页，第152页，第367页。

[3]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下[M].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4.第255页，第78页，第38页，第184页。

[4]张桂岳，邓小平共同富裕理论[J].江苏社会科学，1998，（6）.

第五篇：法家法治思想的历史意义

法家法治思想的历史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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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发展到今天，当代中国的法制建设已步入正轨，并且有着明确的目标：即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就让我们联想到了法家思想的法治理论，早在数千年前，法家思想的先驱们就树立起了“法任而国治矣”[1]“法律政令者，吏民规矩绳墨也”[2] “法令者民之命也，为治之本也”[3]诸多法治思想。可以说，法家思想，虽然内容及其丰富，但其中最精彩，最集中的就是法治理论了。从形式上看，法家的法治理论与中国当代的法治理论具有很多相似之处，比如都主张以法为本，强调立法和执法的重要性，强调法律在国家中的重要地位，主张法的公开性﹑平等性﹑客观性和稳定性。对比古今法治，我们可以从中得出很多有借鉴意义的结论。

法家所讲的法是君主立法，且强调法治的目的，是为了君主的利益，而我国现代的法治观念是与公民的意志相联系，与民主相一致。法家认为：“法生于君”。[4]“法审则上尊而不侵。”所谓君主以法制臣，“使其群臣不游意于法之外，不为惠于法之内，动无非法”所谓贤臣必须“无有二心”“顺上之为，从主之法，虚心以待令而无是非”[5]。“圣人之治也，审于法禁，法禁明著，则官法；必于赏罚，赏罚不阿，则民用官。官治则国富，国富则兵强，则霸王之业成矣。霸王者，人主之大利也”[6]。甚至提出：“法不信，则君行危矣”[7]，即即使他提倡法的平等适用，也还是为了保护君权。而我国的法治理论的首要内涵，即人民主权原则，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我国《宪法》第2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这说明我国的立法权掌握在人民手中，是高度民主的。而且在当代，依法治国的理念已深入人心，我国的依法治国，就是指“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办事，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8]由此可见，我国法治社会的贯彻，是建立在民主制基础上的。

法家思想中，法的主要内涵是刑，“凡所治者，刑罚也。”而且这个“刑”还是“重刑”。重刑主义是秦立法司法的指导思想，法家认为，少数人的善良无补于整个社会之治，法家治国关注的是大多数的人，治国不能以治良民的方法治奸民，而是要以治奸民的方法治良民，“国以善民治奸民者，必乱至削；国以奸民治善民者，必治至疆”[9]。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商鞅主张治国莫若用重刑，对犯罪不管轻重，一律从重处罚，他说：“胜法之务，莫急于去奸，去奸之本，莫深于严刑。”[10]，目的就是用重刑震慑住人们的犯罪行为，是“刑重者民不敢犯”[11] “人有祸则心畏恐，心畏恐则行端直，行端直则思虑熟，思虑熟则得事理。”[12]。而且，但我国现代刑法，则坚持罪刑相当原则。罪行相当原则的含义是：凡多大的罪，就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判处刑罚，相应的也要作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罪刑相称，罚当其罪。我国《刑法》第五条就规定：“刑罚的轻重，应当与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担的刑事责任相适应。”我国现代的法治观点，更多地倾向于“法律的效力是以它所引起的爱戴和尊重为转移的，而这种爱戴和这种尊重是以内心感到法律公正和合理为转移的。”（罗伯斯庇尔），而且，我们也逐渐认识到，“在刚刚摆脱野蛮状态的国家里，刑罚给与那些心灵僵硬的印象应该比较强烈和易感。为了打倒一头狂暴的扑向枪弹的狮子，必须使用闪击。但是，随着人的心灵在社会状态中柔和感觉能力的增长，如果想保持客观与感受之间的稳定关系，就应该降低刑罚的强度。[13]。我国现代法治已觉悟到，人们所苦的并不仅是重刑，轻刑亦为人们所苦，过重的刑罚指挥导致人们的厌恶和憎恨。切不可把刑罚的效力于过分的严厉性混淆起来，前者与后者是完全相反的，一切人们都赞助公正的温和的法律，一切人都反对残酷的法律。

法家思想中，法的主要目标是打击“小人”，严厉惩罚反抗专制君主统治的臣民。而我国现代的法治则更多的以保护公民之间的平等与自由，保护公民的基本权利为主要目的。法家思想中，所谓“民本，法也。故善治者塞民以法。”[14] “过匿则民胜法，罪诛则法胜民。民胜法，国乱。法胜民，兵强。”[15]。这些都非常蝼蛄的点明了法治的目标是使老百姓不敢有丝毫的反抗，所谓“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 “严刑者，民之所谓也；重罚者，民之所恶也。故圣人陈其所畏以禁其邪，陈其所恶以防其奸，是以国安而**不起。”[16]这些，一语道破了加重处罚，严厉镇压民众的反抗，人民就不敢触犯法律，结果也就达到了法治的目标。但是现代的中国法治注重对公民权利的保护。自我国走向真正的法治之后，国家十分重视用法律保护公民的权利。国家除了通过制定各种法律明确规定公民在政治，经济，社会生活中享有的各项权利外，还建立健全了权利救济制度。立法机关通过颁布《行政复议法》《行政诉讼法》《国家赔偿法》，而且在《刑事诉讼法》中规定无罪推定原则，从制度上较好的解决了防范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滥用权力和对已发生的侵权损害给予赔偿的问题。

法家思想中，对于法本身并没有严格的要求，即它不追求法本身的良﹑恶，只要是君主的意志，就要严格执行。尽管法家也强调法必须顺乎自然，合乎民心，“明主之道忠法，其法忠心”[17]，但是就法是否合乎正义，法家始终站在君主一边，提君主利益辩护。但是我国的现代法治要求发必须是良法，必须符合公平正义的思想，只有好的法律，才能作为治理国家的基础，才能达到实施法治的目的。

法家思想的法治理念是“以法治国”，而我国现代的法治理念是“依法治国”。虽然仅有一字之差，却已经有了本质上的差别。在中文中，“以”和“依”的含义就不同，前者主要有“用”“拿”的意思；后者则主要是“依靠”“依从”“按照”的意思。这样，我们就可以发现，法家所强调的法治，实际上是把法作为治理国家的工具和手段，作为统治者的为政之具和统治策略，因此很明显的打上了人治的烙印，这样的法治，即成为人治的法治，专制的法治，最终即归于人治主义一途。而我国的依法治国原则，则是把法作为一种文明价值的体现，作为一种文明理念的灌输，作为占社会主导地位的普遍观念和内在精神，它要求在法治状态下，通过对国家和政府的权力和责任的科学规划，对公民权利和义务的合理配置，在法律秩序的层面，人们普遍的依据法律规则，制度，原则去从事各种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活动，形成一种严格有序，井井有条的状态，并使违法犯罪现象大为减少。在这种法治中，人们要树立的是法律至上的观念，而且这种观念追求的是民主，平等，自由和正义的价值。

但是，我们要本着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问题，用现代法治的视角来看待法家理论时，自然不应忘记它的种种缺陷，但是我们也应认识到，法家思想中有些部分在今天仍然具有普遍价值和指导意义，能够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法治法家所借鉴利用。

1）“法不阿贵，刑无等级”，反对特权

法家的刑无等级思想是基于当时领主贵族特权猖獗，守旧势力严重阻碍改革进行的社会状况下而产生的，“不别亲疏，不殊贵贱，一断于法”[18]是对这种思想的最好总结，法家主张适用法律要做到“法不阿贵，绳不挠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辞，勇者弗敢争。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19]在守法上，强调平等性，君主，臣民都应守法。“故明主使法择人，不自举也；使法量功，不自度也。”[20]。商鞅说：“守法守职之吏又不行王法者，罪死不赦，刑及三族”[21]，“法者，君臣之所共操也”[22]，“法之不行，自上犯之”[23]。这些反特权主张，在当时贵族特权登记制度的社会条件下无疑是振聋发聩的时代呐喊，当然，如前文所说，君主专制下的法治不可能真正实践到避免所有特权，但是不可否认的，在当代人有少数人特别是领导干部，总以为有特权在身，以权试法，而法家这些法特权的思想，无疑是具有先进教育意义的。

2）“明法去私，反对以私害法

“明主之道，必明于公私之分，明法制，去私恩。”“私义行则乱，公义行则治。”[24]。法家强调，法律是公正无私的，不能因亲近友好而随意赏赐。情感不能代替法，个人的好恶，恩怨情仇都必须服从法，天下为公则天下大治。法家强调法的公正性原则，主张行法，司法必须公正无私。商鞅认为，严格依法办事，这就是“公”，反之为了私利而损害法的施行，这就是“私”，法就是要奉公去私。他说：“君臣释法任私必乱。故立法分明，而不以私害法则治。”[25]。君主和大臣都放松法度，依任私议，国家必定混乱。确定法律就是为了明确人们言行的当与不当，即“明分”，只有保证了法的公正性，不以私害法，国家才能走上有序的轨道。“夫信法度而任私议，皆不类者也”“故公私之交，存亡之本也”。[26]。法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慎到对此也有很好的阐述，他说：“法之功，莫大于私不行。„„今立法而行私，是私与法争，其乱甚于无法。„„故有道之国，法立而私议不行。”[27]，慎到还认为，公正是立法，执法的第一要义，法律公正就要抛弃一切徇私和偏私的做法。“故蓍龟，所以立公识也；权衡，所以立公正也；书契，所以立公信也；度量，所以立公审也；法制礼籍，所以立公义也。凡立公，所以弃私也。”[28]。应该说，法家的这种观点对现实具有很强的指导意义，以私害法的情况在我们当今社会仍是屡见不鲜。我们应借鉴法家“明法去私”的思想，执法必严，公正办案，铲除“人情官司”“权钱交易”等问题，有法必依，违法必究，不徇私情，秉公执法，保护人民的合法利益和国家利益。

3）“法与时移”，制定完备的法律体系。

法家主张“法与时移”，立法要适应时代的发展和社会要求。商鞅说：“故圣人之为国也，不法古，不修今。因世而为之治，度俗而为之法。故法不察民之情而立之则不成，治不宜于是则行之则不干。”[29]韩非子也认为：“法与时转则治，治与事宜则有功。„„时移而治不易者乱。”[30]所谓“古今异俗，新故异备”，而“世异则事异”，“事异则备变”。虽然我们所处的时代背景与法家所处的时代背景有着本质上的差别，但时代却同样在不断变化，因此，作为现代法制运行首要环节的立法，也需要及时制定，修改和废除，以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发展要求，这是我国民主法制建设的主要任务，也是实现依法治国的基础。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从数量上来看，我国制定的法律是比较齐全的，较建国前有了很大的进步，以宪法为核心的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框架已基本形成。这一系列法律，法规的出台和实施，促进和保障了我国改革开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但由于各种原因，我国目前的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如：现在我国行政权被滥用的现象还比较严重，而行政救济权利的途径却很有限；与市场经济主体有关的法律制度，如：债券法，反垄断法等法律制度还不太完善，因此，我国应不断完善现有的法律体系，对缺失的部分应当补充制定，来保障人民的权利，促进经济的发展，适应社会的新变化，新发展和新要求。

4）法要“布之于众”，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

法家强调，法作为治理国家的依据，一旦制定，就要以成文的形式出现，“使之明白易知”[31]，“布之于众”，并争取做到“家喻户晓”，让“全民皆知其所避就”[32]，而今天，我们仍把普法，提高全民的法律意识放在重要的位置，广大领导干部应该带头懂法，守法，护法。然而，现实情况却不尽如人意，一些干部无视法的存在，认为权大于法，因此，提高广大党员干部的法制意识已经迫在眉睫。在一部分人民群众中间，同样存在着法律意识淡薄，遇到法律问题，首先想到的是找关系，托熟人，甚至进行钱色交易，而不根据法律寻求解决的途径。这样造成的结果是社会资源的浪费和办事成本的提高。因此，当务之急，党和国家应充分利用各种宣传载体，如：电视，报纸，网络来普及法律知识，并且坚持进行法制教育，使全民树立起法律至上的理论。

------------------[1] 《慎法》

[2] 《管子·七臣七主》

[3] 《商君书·定分》

[4] 《管子·任法》

[5] 《韩非子·有度》

[6] 《韩非子·六反》

[7] 《韩非子·有变》

[8] 江泽民：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97版，第31页

[9] 《商君书·去疆》

[10] 《商君书·开塞》

[11] 《商君书·画策》

[12] 《韩非子·解老》

[13] [意]贝卡利亚《论犯罪与刑罚》[M]

[14] 《韩非子·画策》

[15] 《商君书·说民》

[16] 《韩非子·奸劫弑臣》

[17] 《韩非子·安危》

[18] 司马迁《史记·太史公自序》

[19] 《韩非子·有度》

[20] 《韩非子·有变》

[21] 《商君书·赏刑》

[22] 《商君书·修权》

[23] 《史记·商君列传》

[24] 《韩非子·饰邪》

[25] 《商君书·修权》

[26] 《商君书·修权》

[27] 《慎子逸文》

[28] 《威德》

[29] 《商君书·壹言》

[30] 《韩非子·心度》

[31] 《商君书·定分》

[32] 《商君书·修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