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基本原则
2011国考：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基本原则
2010年09月27日10:47来源：国家公务员网 【发表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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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13省公务员联考行测真题
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基本原则是整个制度的总体精神和总的要求。
一、竞争原则：竞争在国家公务员制度中是公开、平等的。所有考试、考核、录用等程序都是公开进行的，并且所有参加公务员报考的人员不受性别、家庭出身、民族、宗教等限制，并逐步打破地域、身份的限制。任何人都可以通过竞争进入到公务员队伍中来。
二、功绩原则：功绩是国家公务员在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中的工作实绩。公务员的职务升降、考核、任免、奖励等，都以其在工作中的功绩为主要依据。
三、法制原则：法制原则就是制定法律规范依照法规对国家公务员进行管理，国家公务员依照法律、法规行政，并受法律保护。有关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任免、升降等都必须按照国家公务员法律规定。
四、党管干部原则：党管干部原则是社会主义国家人事制度坚持的根本原则，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不是削弱党对干部的领导，而是加强和完善党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管理工作的领导。通过把党的组织路线、方针、政策按一定程序转化为行政机关人事管理的法规，依此对政府机关工作人员进行管理。
上海新东方刘源老师按语：
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基本原则和国家公务员的基本权利义务
2009-03-30 14:56:33文章录入：成伟来源：中国海洋大学就业信息网浏览次数：1507文字大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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简介：(一)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概念 国家公务员，是指各级行政机关中除工勤人员以外，占有行政职位从事国家...(一)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概念
国家公务员，是指各级行政机关中除工勤人员以外，占有行政职位从事国家行政公务的人员。首先，国家公务员是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中的工作人员。其他从事行政管理活动的单位，也可以根据国务院的规定实行国家公务员制度；其次，国家公务员是在行政机关中占有行政
编制和行政职位的工作人员；第三，国家公务员是从事行政公务活动的工作人员。国家公务员制度，是关于国家管理国家公务员，调整行政职务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和。行政职务关系，是指基于担任国家行政职务执行行政公务而产生的、国家公务员同国家行政机关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国家公务员法规定了行政职务关系的产生、变更和消灭。目前有关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基础法规，是国务院于1993年发布的《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国家人事主管部门根据这一法规制定发布了——系列执行性规定，主要有1994年公布的《国家公务员职位分类工作实施办法》，《国家公务员考核暂行规定》，《国家公务员录用暂行规定》；1995年公布的《国家公务员职务任免暂行规定》，1996年公布的《国家公务员奖励暂行规定》，《国家公务员辞职、辞退暂行规定》；1996年公布的《国家公务员任职回避和公务回避暂行办法》，《国家公务员培训暂行规定》，《国家公务员职位轮换(轮岗)
暂行办法》等。
(二)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基本原则
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基本原则，是公开、平等、竞争和择优。基本原则的这几个方面，集中地反映了国家公务员制度的核心特征和优点，是区别于其他官员制度的基本标志。这些基本原则在国家公务员录用制度中有比较集中的体现。公开，是指国家公务员的录用应当是向社会公开的，它可以使更多的人才能够有机会了解并参加进入公务员的竞争，也使录用公务员的工作得到社会广泛监督。公开的内容至少应当包括录用的资格条件、录用的程序和结果；平等，是指符合资格条件的人员在竞争机会和竞争权利上是平等的，不受公开公布的资格条件以外因素的影响；竞争，是指公务员的录用方式必须具有竞争性质和程序，不能通过其他
方式进行指定；择优，是指录用的目的和结果，是要把社会上最优秀的人才吸收到国家公务
员的队伍中来。
国家公务员上述基本原则，是建立在以下基础之上:第一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第二是为人民服务的宗旨；第三是德才兼备的用人
标准。这些基础因素决定了我国公务员制度的性质。
第二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课程总结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小结
目前概论课普遍存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陈旧的现象，枯燥、乏味、没有新鲜感的教学过程影响着教学效果。所以，在备课的过程中，针对艺术类学生的特点，我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案例教学。在案例教学的实践中，虽然经历过几次小小的挫折，但在学生们的鼓励下，我坚持了下来，受益匪浅。
总结经验如下：
1、教学中盲目堆积案例。为了活跃课堂气氛，吸引学生听课，在《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授课过程中穿插了很多案例，而每个案例都讲不透彻。最后下课后，学生只记得讲了什么有趣案例，而没有记住授课的内容，以致本末倒置。这样使用案例，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上空空如也，达不到教学目的。
2、没有真正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在案例教学的授课过程中，我作为教师仍处于传授者的地位，从案例的介绍、问题的提出、分析的展开、结论的得出、所涉理论知识的深浅以及时间的把握等方面，均处于主导。真正让学生来思考、分析、讨论的情形并不多，反省一下，多为举例教学。在这种情形下的课堂，学生仍是看热闹的外人，而没有真正深入到案例中去。没有积极的思考，当然就不可能有深切的体会和收获。
基于个人对于案例教学的思考，形成了一篇名为《探析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案例选择与解释——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为例》的论文，并获得“六届辽宁省高校青年德育工作者理论研讨会征文比赛”二等奖。
仅此论文，作为总结的一部分，向领导汇报。
（一）原理教学引入案例教学法的必要性
1.可听性：案例导入使抽象概念生动鲜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通过对具体知识的概括、总结与再思考的方式，达到对世界本质和一般规律的把握。静态的基本原理是枯燥的，它们的具体作用体现在应用的过程中。为此，《原理》课必须以案例为铺垫，使其生动化。比如在“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一节讲授中，教学案例是“南街村模式与华西村模式”的比较，不仅使学生看到中国新农村的美好前景，而且使学生能够领悟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不能一刀切，要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管理方式、多种运行机制共同发展。又比如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问题上，选用关云长败走麦城的典故。关羽并没有真正接受诸葛亮的劝诫，他把孙权看成是同曹操一样可恶的“碧眼小儿”；同时打击曹、魏两家，主次不分，全线出击，最终酝成地失人亡的悲剧。这些案例的分析，学生听得津津有味，增强了学习兴趣。
2.通俗性：案例介绍加深学生对深奥理论的理解
学生不是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有些基本原理教师觉得容易理解，学生就是想不明白，这主要与他们的生活阅历与思维方式有关。“案例教学法”能使抽象理论具体化、通俗化，减少学生的畏惧心理和死记硬背的习惯。比如“哲学”中所讲的“属人世界”，学生百思不得其解，尤其是理工科学生，他们所认
为的世界就是基本粒子与场，不自觉地停留在机械唯物主义的层次上。授课中可以通过对“费尔巴哈生平”的分析，讲清这位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为什么不能冲破历史唯心主义牢笼。经过讨论，使学生对机械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有个比较清晰的区分，从而带动一系列难点的解决。又比如，学生对“认识来源于实践”感受不深，觉得很多成功来源于灵感和偶然。教学中选用摩尔根纂写《古代社会》一书的案例，向同学说明，为什么生活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摩尔根能写出研究原始社会的一部杰作？这离不开他的亲身实践，他除了对欧、美许多未开化的原始部落进行调查、考察、分析外，还在印第安易洛魁部落居住了40年之久，对原始部落的经济、社会组织、婚姻、家庭、习俗、宗教各方面都有了透彻的了解，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而灵感和机遇的捕获，往往是多次实践的结果。这些都能引起学生思考与探究的兴趣，从而有效克服了机械的思维模式。3.实用性：案例教学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理论必须要满足学生探索社会问题的需要、追求事业成功和日后人生幸福的需要，才能提高学生对它的认同感。如在讲“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问题时，列举人们对SARS、对甲型H1N1流感等的不断认识，通过讨论，使学生认识到人类始终处于追求真理的路上，学习是无止境的。在此过程中，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得到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随之增强。
有部分同学尽管对美国侵占伊拉克表示愤慨，但又认为美国在人权保护方面做得不错。针对这一情况，在“人的本质与价值”这一章节的教学中，可以着重介绍阿布格莱布监狱美军虐囚事件、美国政府在世界各地秘密设立的监狱以及美国国内的人权问题的大量案例，让学生了解人权是基于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享有的和应当享有的各种基本权利。通过案例分析，深刻地揭露了美国人权政治双重标准以及人权外交的实质。
对于学生希望成才的渴望，可以在“意识”相关章节的讲授中，列举通过主观努力取得成功的伟人，如居里夫人等；也可以在人民群众与杰出人物有关章节的讲授中，列举毛泽东、罗斯福等历史人物，回答“什么是人才？如何成才？为什么人人都可以成才”的基本道理，受到同学的欢迎。
（二）案例选择的基本原则 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对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时效性起着重大作用。因此，在教学中应当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案例的典型性与新颖性、知识性与趣味性、相关性与辐射性相结合。这不仅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任务的艰巨性、严肃性和教学过程的复杂性所决定的，更是由独立学院学生生理、心理发展的特点决定的。
1.典型性与新颖性
典型性是案例选取最基本的原则，是指要以讲授的知识为中心来选择案例，使案例服务于讲授的知识，而且被选案例要有举一反
三、触类旁通的作用。比如在讲到“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时，可以运用“六度空间理论”加以阐释；在讲授“事物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选择詹姆士·琴纳推广种牛痘遇到的困难做作为案例。这类案例具有典型性，容易说明问题，案
例的分析和讨论能够有助于学生掌握基本的原理、处理事情的方法和原则等。但有些典型案例比较陈旧，过于“正统”，如，用塞翁失马诠释对立统一规律，用田忌赛马诠释质量互变规律，虽然典型，但这些故事学生们早就耳熟能详。这个时候，就必须举一些具有新颖性的例子。
什么是新颖性？一是新近的。对于那些新近发生在国内国际的新闻时事，那些最近发生在校园里和学生身边的事情，大家都会关注。二是别人没听过的。教师的知识面一般来说比学生要宽，掌握的教学资源也比较多，应当发挥自己的特长，多举一些学生不熟悉的新奇案例。
典型案例很能说明问题，但有时候不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新颖的案例能够弥补典型案例的不足，为大家喜闻乐见，但未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所以，应将二者结合起来。在案例的总体分配中，典型性案例和新颖性案例都应当占有一定的比例，二者不可有所偏废。
2.知识性与趣味性
在案例的选择和运用上，要将知识性与趣味性结合起来。首先，要注重知识性。只有让学生在听课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了解更多知识，他们才会对课程和教师有较强的认同感。例如，在讲“货币的本质”时就给学生举世界文学史上“四大吝啬鬼”（夏洛克、阿巴贡、泼留希金、葛朗台）的例子，往往这个时候，学生都在做笔记。
其次，趣味性非常重要。选择趣味性较强的案例，并以幽默诙谐的语言演绎出来，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种案例不一定要求很长，但一定要贴切。例如，在讲授“资本”一节内容时，需要讲清资本的本质属性(资本是一种特殊的价值)、表现形式(资本表现为不同的物质形式)和基本特点(资本的运动性、增值性和返还性)。如果就理论讲理论就显得比较抽象，学生不易理解，记忆也不深刻。可以列举孙悟空七十二变的故事，孙悟空虽然可以有不同的变化，但它本身是孙猴子，以此来比喻资本虽然可以在不同运动阶段采取不同的物质形式，但它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价值。为了说明资本循环过程中的增值性，可以列举八十年代的流行歌曲《回娘家》里的一段歌词，指出资本在循环运动中带回的虽然不是“胖娃娃”，却也带回了“金娃娃”。通过讲述案例，增强了趣味性，使学生对“资本”这个知识点能有比较形象的理解。
在知识性和趣味性结合的过程中，如果二者发生冲突，知识性为先。学生自然希望案例越有趣越好，但教师有自己的责任，而且案例过多，会冲淡课本知识，出现“喧宾夺主”的后果。
3.相关性与辐射性
所谓相关性，要求案例选取要与学生专业相关、与学生就业相关、与学生生活相关，即以选择最贴近学生的事例为原则。如在讲人生价值时，引入“北大才子卖肉”、“广州硕士卖猪肉”和“大学生做村官”等事件，由于这一系列事件和大学生就业以及人生价值的实现有密切联系，在学生中间获得强烈反响，课堂讨论的气氛也十分活跃。
除了相关性之外，课堂教学所采用的案例一定要能够给学生留有较大的思维空间，要有较强的辐射性，要能够培养学生发散和创新的思维，从而提高他们的思维素质。如，在讲授经济和政治关系时，可以采用美国霸权主义的推行在世界范围内带来的后果，如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引导学生要正确认识霸权主义。同学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进行激烈的争论，提出许多很有见地的观点，使学生和教师均受益非浅。
（三）案例解释时应注意把握以下三对关系 1.教师讲授和学生讨论相结合以加强互动性
在传统教学中，教师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学生是教学的客体，处于被动和服从地位。在案例教学法中，学生是教学的中心，强调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鼓励学生以主角的身份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创造良好的自由讨论的气氛和环境，简要介绍案例的相关背景，在讨论过程中对学生进行引导，使案例讨论紧紧围绕主题展开。
需要注意的是，学生们思想道德水平、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参差不齐，尤其是许多学生往往受现实阴暗面的影响较深，看问题往往具有较强的片面性和偏激性。他们过分关注社会腐败的一面，怀疑和否定社会积极的一面。因此，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课堂讨论和进行总结时，要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学生提出的观点进行论证或批判，以平等的态度与学生共同探讨，坚持正面教育，以理服人，使学生能够真正受到启发，真正能够解决思想中存在的种种困惑，切实提高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能力。
2.案例教学与理论讲授相结合以凸显科学性 案例教学固然很重要，但案例教学并不能完全取代理论教学。教师对相关原理的重点和难点进行适当讲授，是教学中不能缺少的。案例中往往同时包含多个理论知识点，分析时比较复杂，难以理出头绪，这就要求教师既要把理论知识讲透，又要能指导学生运用理论去分析实际。所以，学生如果没有必要的理论基础作为铺垫，案例讨论就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在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的关系中，理论教学是案例教学的基础，案例教学是理论教学的运用。因此，教师可适当地调整教学内容，精讲知识；同时，根据理论教学的内容选择合适的案例，使二者相辅相承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课堂理论讲授应当是诱导式和启发式的，应该与案例讨论结合起来。
3.授课方式与授课内容相结合以提高有效性
在教学中除了有好的案例之外，还必须恰当运用所选案例。运用案例进行教学，要根据不同的内容、不同的对象来决定运用方式，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
①引子悬念式：上课前用案例引出要讲授的某一具体原理，给学生留下悬念，然后教师既可以结合案例讲授理论，也可以让学生听完理论，自己去分析判断案例，教师再做总结。
②简单列举式：是教师在系统讲授了某一理论后，举
一、两个案例，用刚讲过的理论去分析解剖，也可请学生先分析、发表意见，教师再做总结。这种方式
虽然层次不高，但灵活简便，节约时间，适合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各部分教学内容和学生人数较多的班级。
③课堂讨论式：教师把选择好的案例事先发给学生，并提出思考题，指定参考书目，由同学各自阅读、分析、思考，并将分析的意见写成发言提纲，在课堂上开展对案例的分析、讨论和辩论。例如在讲哲学对立统一规律时，引入取消中医的观点，请同学们分析评价。这种方式让学生以主角的身份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使其在民主自由的气氛中交流彼此的看法，学生学习的兴趣大大提高。这种方式花费的时间和精力都比较多，适用于讲授教学重点内容，并且在人数较少的班级应用容易取得好的效果。
案例教学法强调“授之渔而非授之鱼”，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只是传授学生课本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教导学生思考的过程，学生需要的不只是成堆的理论知识，更需要的是能够活用理论知识的能力；教师应赋予学生思考及行动的自由，发展学生个人的分析能力，提高学生倾听和沟通的能力，增进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总之，在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对案例选择与解释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第三篇：国家公务员制度
行政国家公务员制度
单选
【第4题】辞退公务员的条件包括（B）。
A.公务员本人提出书面申请
B.连续两年考核不称职
C.不胜任现职又拒绝其他安排
D.试用期满不合格
【第7题】对公务员培训要贯彻国家确立的培训原则,其中关键是（C）。
A.理论联系实际
B.学用一致
C.按需施教
D.讲求实效
【第10题】公务员的调任形式有（A）。
A.调入和调出
B.平调与转任
C.转任与转换
D.挂职锻炼
【第14题】公务员旷工或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多久就可以辞退（AD
A.连续超过15天
B.连续超过30天
C.一年内累计超过15天
D.一年内累计超过30天
【第15题】公务员培训和挂职锻炼属于（D）。
A.求才机制
B.用才机制
C.留才保障机制
D.育才机制
【第17题】公务员在辞职申请审批期间不得擅自离职,否则（D）。
A.不准辞职
B.降职
C.撤职
D.开除
【第21题】公务员职级工资的主体是（C）。
A.基础工资、职务工资
B.级别工资、工龄工资
C.职务工资、级别工资
D.基础工资、工龄工资
【第22题】国家公务员的录用标准是（B）。
A.品学兼优
B.德才兼备
C.选贤任能
D.又红又专
【第23题】国家公务员录用,只从社会上选拔人员担任（C）。
A.主任科员以下领导职务
B.副主任科员以下领导职务
C.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
D.副主任科员以下非领导职务
【第33题】以下属于直系血亲的有（A）。）。
A.养父母与养子女关系
B.叔侄关系
C.同父异母的兄弟关系
D.亲家关系
【第35题】在任免机关依据有关法律法规，在任免权限范围内，通过法定程序，任免公务员担任某一职务时的应当任职者中属确认其公务员身份的是（D）。
A.转换职位任职者
B.晋升或降低职务者
C.因机构调整职务发生变化者
D.从其他机关及企业、事业单位调入国家行政机关任职者
【第38题】属于国家行政机关内部与外部人员交流的形式是（C）。
A.转任
B.轮换
C.调任
D.辞职
【第39题】公务员提交辞职申请书后,任免机关的审批期限为（C）。
A.一个月之内
B.两个月之内
C.三个月之内
D.半年之内
【第44题】公务员必须遵守的政治纪律有：（D）。
A.不玩忽职守、贻误工作
B.不贪污、行贿
C.不违反社会公德
D.不得参加非法组织
【第57题】不得玩忽职守是公务员的（A）。
A.工作纪律
B.政治纪律
C.廉政纪律
D.社会公德
【第58题】我国公务员有八项权利八项义务和（B）条纪律。
A.十三
B.十四
C.十五
D.十六
【第59题】下列应当免职办理手续中，属职务发生变动的是（C）。
A.离职学习超过一年者
B.因健康原因不能坚持正常上作一年以上者
C.转换职位任职者
D.退休者
【第60题】我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正式施行于（D）。
A.1995年1月1日
B.1994年8月14日
C.1993年10月1日
D.1993年8月14日
【第66题】下列几种形式中，不属于国家公务员惩处种类的是（B）。
A.降级
B.降职
C.撤职
D.开除
【第68题】国家公务员必须遵守的纪律按性质可以分为四类,即(A)。
A.政治纪律、工作纪律、廉政纪律、社会公德
B.政治纪律、工作纪律、廉政纪律、职业道德
C.政治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社会公德
D.政治纪律、工作纪律、生活纪律、职业道德
【第69题】职位分类制度是(D)。
A.政府机构管理工作的基础
B.政府财务管理工作的基础
C.政府档案管理工作的基础
D.政府人事管理工作的基础
【第72题】公务员奖励的最高等级是(D)。
A.嘉奖
B.记一等功
C.颁发奖章
D.授予荣誉称号
多选
【第1题】公务员不得辞职包括下列情况（BD）。
A.未满55周岁
B.未满最低服务年限
C.工作年限未满20年
D.在涉及国家机密的职位上任职
【第2题】公务员降职的条件是（AC）。
A.考核结果为不称职
B.不胜任现职又不接受其他安排
C.不胜任现职又不宜转任同级其他职务
D.构成犯罪但依法不追究刑事责任
【第4题】受理公务员申诉的机关为（ABD）。
A.做出原处理决定的机关
B.同级人民政府人事部门
C.上级行政机关
D.行政监察机关
【第10题】下列属我国的国家公务人员有（AC）。
A.各级政府的组成人员
B.人大代表
C.政府机关中从事党务、社会组织的专职工作人员
D.合资企业的中方人员
【第12题】对国家公务员进行奖励的原则是（ABC）。
A.精神鼓励与物质鼓励相结合的原则
B.公平合理、奖励得当的原则
C.奖励及时、注重实效的原则
D.只能对管辖范围的公务员评定
【第16题】对国家公务人员进行考核的内容是德、能、勤、绩。其中德是指（A.政治思想表现
B.生活作风
C.行政道德
D.工作作风
【第18题】下列人员情形中应当同时进行任职和办理免职手续的有（BCD ACD）。）。
A.新录用人员试用期满合格的B.新录用人员试用期的C.晋升职务的D.降低职务的【第19题】下列人员情形中需要严格考核并接受培训的有（ABD）。
A.国家行政机关以外的在职工作人员调入国家行政机关担任领导的B.国家公务员晋升领导职务的C.国家公务员进行职位轮换的D.被录用国家公务员的【第32题】通过下列途径才能进入国家公务员队伍的是：（AB）。
A.考试录用
B.调入
C.转任
D.大学本科毕业
【第35题】公务员录用的前提是：（BCD）。
A.工作需要
B.职位空缺
C.编制未满
D.根据空编的资格条件
【第44题】公务员工作回避的类型主要有：（BCD）。
A.部门回避
B.任职回避
C.地区回避
D.公务回避
【第45题】公务员职级工资制包括的基本形式有：（ABD）。
A.职务工资
B.级别工资
C.岗位津贴
D.工龄工资
【第50题】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特色有：（ACD）。
A.党管干部
B.政治中立
C.为人民服务
D.德才兼备的选才标准
【第53题】对国家公务员违纪行为给予行政处分的种类有（ABD
A.警告
B.记大过
C.降职
D.撤职
【第54题】公务员考核的方法是（BC）。
A.个人自评与群众考核相结合B.领导考核与群众参与相结合C.平时考核与考核相结合D.初评与两年总评相结合【第56题】国家公务员录用的前提条件是（BD）。
A.35岁以下
B.职位出现空缺（或者编制未满、空编）
C.大专以上学历
D.空缺职位所需资格条件）。
【第58题】行政首长应当承担的公务员责任是（ABD）。
A.接受辞退
B.行政处分
C.承担行政赔偿
D.承担刑事法律责任
【第62题】对国家公务员的惩处包括哪些种类？（ABC）。
A.警告
B.记过
C.降级
D.降职
【第39题】公务员惩处的种类有：（ACD）。
A.降级
B.降职
C.开除
D.记大过
【第63题】自愿提前退休方式的条件是（AC
A.男年满55周岁，且工作年限满20年的B.女年满55周岁，且工作年限满20年的C.工作年限满30岁的D.丧失工作能力的。）
第四篇：国家公务员制度
1.国家公务员制度，通过制度法律和规章，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中除工勤人员以外的工作
人员，依法进行科学管理的制度。
2.1993年8月14日颁布《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是我国公务员管理的基础性法规。
3.中国公务员制度建立的基础：邓小平关于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思想，为建立国家公
务员制度奠定了理论基础；我国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成果，为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奠定了实践基础；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目标的确立，为建立国家公务员制度奠定了市场化价值取向的基础。
4.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内容：国家公务员的进、出、管；国家公务员的义务与权利；国家公
务员管理机构与监督。
5.中国公务员制度实施的成效：国家公务员管理的法规体系大体形成；“公开、平等、竞
争、择优”的用人机制初步建立；国家公务员的廉政约束机制开始运行；国家公务员的形象得到了较大的改善。
6.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特色：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国家公务员不搞“政治中立”；坚持为人
民服务的宗旨，国家公务员不是独立的“利益集团”；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国家公务员不搞“两官分途”；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国家公务员不单纯片面追求“才能”。
7.我国公务员制度同传统的干部人事管理制度相比较的特色：具有健全的法律法规体系；
具有科学的竞争激励机制；具有正常的新陈代谢机制 ；就拥有廉政勤政的保障机制；体现了分类管理的原则。
8.职位,是指由上级组织确定的，由一个工作人员所担负的工作量以及职务与责任的集合体。它含有三个组成要素：组织分配；单位工作量；职务与责任的结合。
9.职位的特点：是执行公务的基本单位，是组织机构的细胞和最小单元；是以“事”为中
心而设置的，是为了落实组织的职能而进行职能分解的单元，具有相对的稳定性；职位有数量限制，受组织机构的职能、规模、职权分解和经费等要素制约；职位在相对稳定的前提下，也具有可变更性；每一职位都有一定的标准，包括职位的名称、工作内容、责任、工作标准、任职条件、晋升转任方向等；每个职位对应一定的类别和等级。
10.职位分类，即以职位为对象，依据国家公务员职位，按照工作性质、责任轻重、难易程
度、所需资格条件四个要素，分为不同的类别和等级，为国家公务员管理提供依据的人事分类制度。
11.职位分类的特点：职位分类遵循“因事择人”的原则，分类的对象是职位，不是职位上的人；职位分类依据的基本标准要素，是该职位的工作性质、责任轻重、难易程度和所需资格条件；职位分类不是解决某一个职位应干什么事，而是对各职位所面临的工作进行客观的分析与评价，进而确定每一职位在全部职位分类结构中所处的位置，达到分类管理的目的；职位分类旨在通过实行科学的分类，以提高国家公务员管理水平；职位分类随职位结构和组织职能、职位工作的变化而作相应调整。实行经典职位分类制度最早的是美国，实行传统品味分类最早的是英国。
12.中国职位分类制度的内容：进行职位设置；拟定职位说明书；确定国家公务员的职务和
级别；职位的后续管理。
13.中国职位分类制度的特色：职位、品味因素相结合确定级别；正常的晋级增资制；调转
升迁的相对灵活性。
14.中国实行职位分类制度的意义：为公务员的考试与任用提高了科学标准；为公务员的考
核提供了参照系；为公务员工资待遇的确定提供了依据；为开展公务员培训提出了明确要求；为巩固机构改革的积极成果作了铺垫；为实现办事高效创造了积极的条件；为促进整个人事管理体制的科学化奠定了基础。
15.国家公务员非领导职务分为八个职务：办事员、科员、副主任科员、主任科员、助理调
研员、调研员、助理巡逻员、巡逻员。
16.设置非领导职务的动因：适应国家行政机关某些职位特点的需要；稳定国家公务员队伍
中的业务骨干的需要；克服“官本位”现象的需要；减少行政领导职数、提高行政效率的需要；规范对原有相当待遇人员管理的需要。
17.国家公务员录用制度，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一定的标准和
条件，经过法定的程序，通过考试，从国家行政机关系统以外的人员中选拔优秀人才到政府机关工作，并与其建立国家公务员权利和义务等法律关系的管理制度。
18.实行国家公务员考试录用制度的意义：有利于为各级国家行政机关选拔一批高素质的有
效人才；有利于克服用人上的不正之风；有利于全面贯彻落实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
19.国家公务员录用的原则：公开原则；平等原则；竞争原则；择优原则。
20.报考国家公务员符合的条件：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享有公民政治权利；拥护中国共
产党的领导，热爱社会主义；遵纪守法，品行端正，具有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一般具有大专以上文化程度，经考试主管机关批准，也可适当放宽；报考省级以上政府工作部门一般要有两年以上基层工作经历，国家有特殊规定的除外；身体健康，年龄一般为35岁以下；具有考试主管机关批准的其他条件。
21.国家公务员录用考试的方法:笔试（通用基础知识；专业知识；行政职业能力测验）、面
试及特试
22.录用国家公务员的六个程序：发布公告；报名和资格审查；考试；录用考核；体检；录
用。
23.国家公务员考核制度，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根据《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和《国家公务员
考核暂行规定》，以及其他法规、规章、政策规定的考核内容、标准、程序和方法，按照管理权限，对所属国家公务员德能勤绩进行的阶段性考察与评价制度。国家公务员考核分为：考核；平时考核。
24.建立国家公务员考核制度的意义：有利于对国家公务员正确实奖励、纪律、培训、职务
升降、职务任免、辞职辞退，并提供依据；有利于调动国家公务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提高行政效率；有利于提高国家公务员素质，优化国家公务员队伍，提高干部队伍素质，是一项重大系统工程。
25.为什么国家公务员考核的重点是工作实绩？工作实绩是检验国家公务员对社会贡献大
小的重要尺度；工作实绩作为考核重点是由“绩”的特点决定的；工作实绩是对国家公务员德能勤的整体检验；突出工作实绩是推进国家公务员树立脚踏实地的工作作风的需要
26.国家公务员考核的等次：优秀、称职、不称职三个等次。
27.国家公务员考核的原则：客观公正；民主公开；注重实绩。
28.国家公务员考核的方法：领导与群体的结合；平时与定期相结合；有条件的单位应尽量
做到定性与定量相结合。
29.述职报告包括：国家公务员的岗位责任和考核期内的目标任务；履行岗位职责和完成目
标任务的情况；本工作中取得的成绩、经验或教训；今后的工作打算和努力方向。
30.考核结果使用的内容：与国家公务员的工资晋升挂钩；与国家公务员的奖励紧密结
合；与国家公务员的职务调整、升降相互关联；与国家公务员的培训密切联系。
31.国家公务员奖励制度，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法定程序，对工作
有突出表现，有显著成绩和贡献的，以及有其他突出事迹的国家公务员，给予精神或物质的激励制度。
32.国家公务员奖励的作用：激励与鼓舞作用，这是最直接最基本的首要作用；引导与示范
作用；促进竞争与高效的作用。
33.国家公务员建立的基本原则：精神鼓励与物质鼓励相结合，以精神鼓励为主的原则；公
平合理，奖不虚施的原则；奖励及时，注重实效的原则。
34.国家公务员五种奖励：嘉奖、及三等功、记二等功、记一等功、授予荣誉称号。五种奖
励之间的关系：国家公务员这五种奖励之间由低到高的排序，构筑为完整的国家公务员奖励体系；国家公务员这五种奖励可单独使用，同一个国家行政机关不能同时给同一名国家公务员两种以上奖励；不同的国家行政机关可以同时给同一名国家公务员两种以上奖励；不同的国家行政机关在不同的时间，可以给同一名国家公务员两种以上奖励。
35.国家公务员纪律：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为了维护其整体利益，维护国家公务员队伍的正常
秩序，保证正常的开展构筑而制定的，要求每个国家公务员必须遵守的具有强制性和约束力的行为规范。
36.国家公务员行政处分，是指国家行政机关对违反纪律规定的国家公务员，按照法定条件，经过法定程序，给予违纪国家公务员的行政性制裁措施。
37.国家公务员纪律基本内容七个类型：政治纪律、工作纪律、外事和保密纪律、廉政纪律、财经纪律、有关经济秩序的纪律、关于社会管理秩序和社会道德纪律。
38.国家公务员纪律内容包括：禁止参与政治活动；禁止贪污受贿；禁止以不正当手段谋取
私利；禁止其他不道德行为；对公务员兼职及亲属从事有关工作的限制。
39.国家公务员的六种行政处分：警告处分、记过处分、记大过处分、降级处分、撤职处分、开除处分。
40.国家公务员在行政处分中的权利：申辩的权利；申请回避的权利；获知行政处分事实和
原因的权利；申请复审、申诉的权利；接收行政处分决定书的权利。
41.国家公务员职务晋升制度，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据一定的条件，采用一定的方法，按照
一定的程序，使国家公务员得到职务晋升的一种法律制度。
42.国家公务员降职制度，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据法定的条件、方法和程序，使国家公务员
职务降低的一种法律制度。
43.国家公务员升降的原则：德才兼备、任人唯贤的原则；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原则；
注重实绩和群众公认的原则；逐级升降的原则。
44.国家公务员升职的资格条件：国家公务员在考核中定为称职以上；下一级任职年限；
工龄及基层工作经历；文化程度；身体健康，能坚持正常工作；符合任职回避规定；按照管理权限由有关机关根据具体职位需要规定的其他条件。
45.国家公务员升职的程序：公布职位空缺与任职条件，民主推荐预选对象；对预选对象进
行资格审查，产生考察对象；对考察对象进行全面考察，择优提出拟晋升人选；按照管理权限由有关机关领导集体研究决定，依法任免。
46.国家公务员竞争上岗的程序，是以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为特征的国家公务员职务晋
升方法，步骤：公布职位；公开报名；资格审查；考试；演讲答辩；民主测评；组织考察；决定任命。
47.国家公务员降职制度的条件：有职可降；考核中被确定为不称职的；不胜任现职又
不宜转任同级其他职务的。
48.国家公务员职务任免制度，是对国家公务员职务任免方式、任免机关、任免权限、任免
程序、任免手续等方面所规定的法律制度。意义：是对国家公务员进行其他管理的前提；是科学而合理的任用人才的关键；是实现政府职能的主要保证。
49.职务任免的方式：选任制、委任制、考任制、聘任制。
50.职务任免的程序：提名；考察；审批；发布任职通知，颁发任命书。
51.国家公务员免职的程序：所在单位提出拟免职建议；任免机关人事部门或有管理权的党
委组织部门审核；任免机关或有管理权的党委审批；任免机关发布免职令，并在一定范
围内公布。
52.国家公务员聘任的程序：在一定范围内公布拟聘任职位及任职资格添加；对资格审查合格者通过笔试面试答辩等方式进行考试考核；用人单位择优确定聘任人选，报任免机关审批；任免机关批准；用人单位与被聘任人员签订聘约，发给聘书。
53.国家公务员兼职受到的限制：国家公务员只能在国家行政机关内兼任一个职务；国家公
务员不得在企业和营利性事业单位兼任职务，包括实职和名誉职务。
54.国家公务员培训制度，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根据经济、社会发展的需要和国家公务员职位的要求，通过各种形式，有组织的为提高国家公务员政治和业务素质所进行的培育、训练活动。其实质是采用培训手段对政府机关人才资源进行开发。
55.建立国家公务员培训制度的意义：国家公务员培训是建设“高素质的专业化“国家公务
员队伍的迫切需要；国家公务员培训是开发政府系统人才资源的基本手段；国家公务员培训是加强政府机关廉政、勤政建设的必要措施；国家公务员培训是推进公共行政现代化的必要途径。
56.国家公务员培训的原则：理论联系实际的原则；学用一致的原则；按需施教的原则；讲
求实效的原则。
57.国家公务员初任培训不少于10天 任职培训不少于30天。
58.国家公务员培训的内容：政治理论和思想教育；业务知识与能力的培训（公共必修课、专业必修课、选修课）；国家公务员创新能力的培训。
59.我国公务员培训实施机构有：国家行政学院；地方行政学院；其他培训机关。
60.国家公务员出国培训，是整个国家公务员培训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的是学习借鉴国外现
代公共行政的先进经验，培养造就精通公共行政科学的业务骨干，为国家经济建设和行政体制改革服务。坚持的原则：按需派遣；择优选派；学用一致；讲求实效。
61.国家公务员交流制度，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根据工作需要或者国家公务员个人的意愿，通
过法定形式，在国家行政机关内部变换国家公务员的工作职位，或者把国家公务员调出国家行政机关任职，或者将国家行政机关以外的工作人员调入国家行政机关担任国家公务员职务的管理制度。
62.国家公务员交流制度的意义：有利于发挥个人特长和潜能；有利于推进廉政建设的发展；
有利于增强个人的素质和能力。交流的比例不能突破30%
63.国家公务员交流的四种法定形式：调任、转任、轮换、挂职锻炼。
64.国家公务员回避制度，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为了保证国家公务员依法执行公务，按照法定
条件和程序，对国家公务员所任职务、执行公务和认知地区等方面做出的限制性规定，以减少亲属关系等人为因素对执行公务的干扰，利于保证国家公务员客观公正的执行公务的法律制度。
65.五种法定回避的亲属关系：夫妻关系、直系血亲关系、三代以内旁系血亲关系、近姻亲
关系、拟制亲关系。
66.三种国家公务员回避的类型：任职回避、公务回避、地区回避。
67.国家公务员工资，是国家根据按劳分配原则，以货币形式分配给国家公务员消费的一种
形式，是国家公务员以自己劳动创造价值的货币表现。
68.国家公务员保险，是指国家对因生育、年老、疾病、伤残和死亡等原因，暂时或永久丧
失公正能力的国家公务员给予物质帮助的一种法律保障形式。
69.国家公务员福利，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为提高国家公务员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维持国家
公务员的基本生活，满足国家公务员生活方面的共同需要和特殊需要，在工资和保险待遇之外对国家公务员在经济上帮助和生活上照顾，用以弥补部分额外支出，维护身心健康等而采取的一些措施。
70.建立国家公务员工资保险福利制度的意义：有利于促使国家公务员的各项经济权利公开
化，稳定国家公务员队伍；有利于促进“按劳分配”宪法原则在国家公务员制度中的贯彻落实；有利于进一步完善国家公务员制度和推进国家公务员队伍素质的提高。
71.完善国家公务员工资保险福利制度的五个着力点：贯彻按劳分配原则，克服平均主义，建立符合机关特点的国家公务员工资制度；建立正常的定期增资制度；实行与企业、事业单位不同的工资制度；提高工资标准；实行依法管理。
72.国家公务员的保险制度：生育保险制度；养老保险制度，即离休、退休制度；疾病保险
制度；伤残保险制度；死亡保险制度。
73.我国公务员现行福利制度的内容：福利费制度；冬季宿舍取暖补贴制度；交通费补贴制
度；死亡待遇制度；生育待遇制度；疾病待遇制度；探亲待遇制度；年休待遇制度。
74.国家公务员辞职辞退制度，是指国家公务员依照法律法规规定，申请终止其与国家行政
机关的任用关系的管理制度。
75.辞退，是指国家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规定，解除其同国家公务员的任用关系。
76.建立国家公务员辞职辞退制度的意义：是行政体制改革的一项重要内容；是贯彻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建设高素质国家公务员队伍的重要措施。
77.国家公务员申请辞职的限制性条件：涉及国家安全、重要机密等特殊职位上任职的国家
公务员不得辞职；重要公务尚未处理完毕，而且需由本人继续处理的不得辞职；正在接受审查的国家公务员，不得辞职；未满国家行政机关规定的最低服务年限的，不得辞职。
78.符合辞退的条件：连续两年考核被确定为不称职；不胜任现职工作，又不接受其他安排的；因单位调整、撤销、合并或者缩减编制员额需要调整工作，本人拒绝合理安排的；矿工或无正当理由逾期不归连续超过15天，或者在一年内累计超过30天的；不履行国家公务员义务，不遵守国家公务员纪律，经多次教育仍无转变或者造成恶劣影响，又不宜给予开除处分的。
79.以下情况不得辞退：因公致残并被确认丧失工作能力的；患严重疾病或负伤正在进行治
疗的；女性国家公务员在孕期、产期及哺乳期的。
80.国家公务员辞职的程序：国家公务员本人向所在单位提出辞职申请；所在单位提出意见，按照管理权限报任免机关；任免机关人事部门审核；任免机关审批，并将审批结果以书面形式通知呈报单位及申请辞职的国家公务员；任免机关应在接到国家公务员提出辞职申请之日起的三个月内予以审批；国家公务员在辞职审批期间，不得擅自离职
81.退休，是指国家公务员达到一定的年龄，或者具备了一定的服务期限，或者完全丧失工
作能力时，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经过法定程序，退出工作岗位，由国家给予基本生活保障，并妥善安置照顾的一种养老保险形式。
82.离休，指建国前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战争、脱产享受供给制待遇的和从事地下革
命工作的公职人员，达到离职休养年龄的，实行离职休养制度。
83.建立国家退离休制度的意义：有利于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使国家公务员队伍保持生机
和活力；有利于保障国家公务员的退休生活，保持社会稳定。
84.退离休待遇是国家公务员退休制度中的核心问题，包含了政治待遇、生活待遇（离休费、社会补贴、福利补贴）、福利待遇。
85.申诉制度，是指国家公务员对国家行政机关作出的涉及本人权益的人事处理决定不服，向有关机关提出意见并要求复核和重新处理的行为。
86.控告制度，是指国家公务员对国家行政机关及其领导人员侵犯其合法权益的行为，向上
级国家行政机关或者行政监察机关提出指控。
87.建立国家公务员申诉控告制度的意义：有利于贯彻宪法精神，维护宪法的最高权威性；
有利于维护国家公务员的合法权益，促进国家行政机关的协调运转；有利于维护规划行
政机关依法行政，监督制约不当行政行为。
88.国家公务员申诉控告制度的原则：实事求是；依法原则；平等原则；国家行政机关负举
证责任原则；一切违法或不当行为予以纠正原则；回避原则；不因国家公务员提出申诉、控告而加重处理原则；申诉控告期间不停止执行的原则；不适用调解原则；实效原则；一级申诉原则。
89.国家公务员申诉范围：行政处分；辞退；降职；考核定为不称职；法律法规规定可
以提出申诉的其他人事处理决定。申请复核应接到人事处理决定之日起30日内提出；申诉应在接到复核决定15日内或接到人事处理决定之日起30日内提出。
90.国家公务员在复核、申诉中的权利：申请回避的权利；选择复核、申诉的权利；撤诉的权利；近亲属代为提出申诉的权利；接受复核、申诉处理决定书的权利。
91.国家公务员“高素质”的含义：思想和政治上的高标准与品德上的高境界；理论素养与
知识运用上的高水平；廉政建设上的高风尚、勤政建设上的高效率；业务上的精通；身心上的健康。
92.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国家公务员队伍的意义：对实现行政体制改革目标的作用；为改变
队伍不适应的现状；为适应新旧转变的需要
93.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国家公务员队伍坚持的两个前提：坚持正确的指导思想 邓小平理
论；坚持不断提高自身的觉悟 严于解剖自身的缺点、错误。
94.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国家公务员队伍坚持的途径：塑造好人们满意的公务员形象；加强
学习和实践锻炼；加强以“三讲：为主要内容的教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强化“自重、自省、自警、自励”的磨练；着力于纵深度的自我开发。
95.如何加大人事制度改革的力度：在扩大民主、完善考核、推进交流、加强对县级以上领
导干部的监督约束上，完善其运作机制；在正确地识人、育人、选人、用人上，建立健全有效的机制；在用人环境上，逐步建立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向适应的“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和依法用人的机制；在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上，加大管理方式与方法的改进力度，健全依法管理机制。
96.如何推进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完善：国家公务员的适用范围应重新划分，应扩大到所有公
职人员；在国家公务员适用范围扩大的基础上加强统一管理又强化分类管理；引入竞争激励机制，加大公务员法治建设的力度；遵循培教学规律，实现国家公务员培训效果的优化。
第五篇：法律的操行〈1〉：律 师制度之本原
法律的存在决定于它的实际作用，而法律 的操行则决定于实际的法律 家们的行为。也正是来自于法律 必然的操行需要，决定了律师做为必不可少的法律 从业人员构成法律 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法律 所建立的制度本身就应该不可避免地包括它的实际运行方式，包括使制度得以建立和维护的规则的执行者。固然法官们是在法律 被立法者制定后最核心的规则实在的象征，但毕竟不能等同于规则普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所需的实际保证，可诉范围似乎是秩序的规则获得法律 强制力保护的范围，但这并不等于社会的秩序范围本身，因为秩序显然来自人们对法律 规则的自觉遵从，这种遵从的自觉所需要的正确性和实在性都需要“从规则到事实的过渡”〈2〉而实现这种过渡的“阐释者”和“整合者”的引导和帮助的必要以及必然正是律 师制度的本原。事实上，有关引导和帮助的作用在法律 意识优先的前提下的重要性，应该是更普遍和更广泛 的。并且，更重要的是，法律（成文法）并不等于实际的行为规则的本身，那么，有关对规则的发现，实际上就是对法律的发现是法律 操行的自身需要，这就说明律 师制度并不产生于一种有关于公平实现的平衡 机制的需要，也不是法治所要求的民主的体现（虽然它体现了民主）。如果法律是合理地存在的，那么，它本身就是公平的。律 师制度来自于法律操行的需要，乃是在于法律的存在所决定的。因此，有关于律 师制度仅只是为完成诉讼程序的正义而有的设置的认识，是片面的和局限的。本文试图对律师制度存在的本原性做出探究，当然是从法律 的需要，从法律操行的需要中找到具体。并且，也只有通过这种具体，才有可能使我们对律师制度存在的准 确定位成为可能和必要。显然，律师制度并不是法律制度补充，因为律师职业更多地体现了法律 操行的必然而使律师成为裁判和行为(依照法律而行为)的合二为一者，虽然法律并不赋予其裁判的权力。因为由于法官并不是实际的依照法律规则的行为者，但律师首先要经历的是自我裁 判和对他人行为裁判，从而代理（参与）他依法律的规则而行为。这种本原性的价值体现对法律而言却往往被忽视、曲解，甚至是一种歧视（对代言人做为个别而决定取舍的任意，并不表明代言人可以没有），因此，我们要做的当然不是在于发现法律 自身应有的反省，而是在于发现我们应该怎样使这种实际存在的原意必然变得更加准确和具体，以致法律自身的存在不因丧失操行或被歪曲而成为空洞的条文。
一、反题。“不是” 后面的宾语：现实的曲解和曲解下的存在“存在是合理的”并不能解决“合理的”应该存在的问题，困惑的症结当然在于条件在现实状况下可能改变和未来对于现实条件的改变方面在哪里。也就是说，对应然的和实然的区别，有多少是非正当的，包括实然的存在的虚假和应然的认识的错误。黑格尔说“现实是本质与实在或内与外直接形成的统一。”〈3〉“凡现实的就是合理的，凡合理的就是现实”的这个著名的论题，所包含的当然是现实存在的并不等于合理性的全部，同样，合理的并不一定在现实中能得到完全体现，这仍是在于现实本身是一种变化和发展的过程。关于“不是”实际上应该是确指仍未能体现于现实的“合理”。
1、律师制度不是民主天平上的法码。有关于“民主与法制”的命题其错误是在于法制并非专制。当然法制本身也并不一定体现了民主政治，专制社会同样会有法制，但民主社会下的法制所走向的法治化道 路是与人治背道 而驰的，而律师制度做为法制社会的必然产物，却是法治的必然体现。无疑，有关于民主，是政治学的概念，这是很清楚的，而律师制度是法律制度的必要构成，却并不必然体现民主。以律师制度做为民主的体现，其谬误是在于对专制而言的民主如果说没有法律的保护，同样是不可能通过律师制度来使民主得以体现的。如果法律制度本身没有体现民主，律师制度就无根据去维 护民主，当然，有关于这一论点的产生显然是受有关对法律是“国家意志的体现”理论的偏狭理解所致，即认为国家意志做为“公意”的强权性，是与个人权利获得维护的“个人意志”的服从性相冲突的，律师因此是这种冲突的平衡需要，但这一认识的错误产生的根由是在于把法制的不恰当和不合理 衍变成“公意”的强权，从而误导了个体（众多个体）对这种不合理对抗，即民主的需要，使律师制度成为一种与法制相对抗的存在，这是完全脱离了律师制度本原性的错误。因为没有法律制度的需要，则不会产生律师制度，律师所从事的只能是法律所定制内的工作，而不可能在根本上与之形成对立，以律师制度做为民主制 度天平上的法码，难道 另一端是专制的强大（实际上在尚未摆脱人治影响的现有社会政治条件下，这种专制的存在并非法制设置的本来 含意）在法制范围内的矛盾？这当然不是法制所定义的它的操行的需要，因为法制所追求的是统一，而不是一种无所适从的冲突和矛盾。当然，在这一问题的进一步的认识后，我们会发现一个世俗成见的背后，即对于权力拥有者而言，法律是否只是成为当权者（少数人）要求臣民服从的工具？律师制度因此而成为一种游离于这种被制定的法律之外的一种特许，以帮助不具备权力的人们以达到公平，从而体现民主？哈特在谈到这一问题时用法律的持续性来解释，即“法律有着比它们的制定者和习惯服从他们的那些人持有更长时期的顽强能力”〈4〉。当然，持续性固然可以说明法律是一种“自然”的规则，但不能说明法律仍不可否认的是“人为”的规则，即为当权者意志所左右的规则。当然，哈特也谈到社会的变化，“并不能保证它的持续存在。也许会发生一场革命，社会可能会停止接受这个规则”〈5〉。问题是这种社会变革所带来的法律变化，当然会越来越多地体现了“公意”，即民主，但无论怎样，律师所遵循的规则，却是在于这个法律制度本身。也不是出其左右，并甚至与之形成对抗。公平、正义这一法律的基本命题同样也是社会整体观念的命题，并不能说明在法律不能兑现时，律师有超出其上的权力和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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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是不言自明的，因为如果没有真正的对法律的实体性的长期的实践过程，是不可能找到有效（有用和有效率）的方法的，方法即是具体的行为规则，这无疑又是某二个差距。这一差距的存在同样会导致那种在观念上的差距去发现规则的漏洞，从而加以利用，但另一方面，则也存在着在技术上（实践性的差距）所导致的欲行不能，正方是找不到依据，反方是有漏洞可寻，正因为如此，我们就律师制度本身的属性所能做的论述，只能是在现有的程序规则下，对存在的问题和可能的改进进行讨论。这也就是如前所说的，我们对控辩对抗失衡在刑事诉讼程序中要找到它的问题所在，我们只能从程序规则本身缺漏上去找。当然，这样我们会很容易发现这种失衡存在的原因是律 师制度在程序规则中的支点低（对公诉人制度而言），并且不牢靠，失衡是自然的，问题是似乎从形式上看这种失衡是人为的，或者导致另一种认识，即认为这种控辩对抗的程序规则是一种附加的设置，即来自于“民主”或者诸如避免错案，查明事实的需要而设置的，由于这种设置的需要是在于程序规则之外（程序规则无法体现社会公意性的“民主”，也无法体现政治权力对私权者的体恤，以及控辩对抗虽有助于查清事实，但律师制度决不是为查清事实而设定的等等），因此，程序规则对这种设置的“添加性”，显然存在着“异类”的“异体排斥”，当然，因此会造成法官和公诉人“你辩你的，我判我的”的当然正当。问题是我们一直回避（或忘记？），程序规则的这种“排异性”是如何地不正常，程序的正当被要求律师要如何诚实（老实从宽的被告人对坦白事实负责，而不是对规则的严格执行负责），如何地说情（说“法”法官难道 “不懂”）。这些显然不是规则的“规则”，让律师负担了不该有的责任和风险，失去程序规则要体现正当的本意，因为这种正当本身应当在规则之中，而不是在规则之外，难道 我们还不清楚程序规则在现有状况下的“目的”么？这就是我们说的这种状况下明显的“不是”背后的原因，当然这种原因有待进一步认识。（2）辩论式审判的律师代理制度不是程序公正的天平。程序规则中的律师代理制，并不能保证程序是公正的，但程序规则中若没有律师代理制，则程序一定是不公正的。因此，律师代理制在辩论式 审判中的对抗，是程序公正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也就是说，我们不能认为有了这种对抗中的律师代理制，就可以确保程序的公正，对这一问题的引伸是，似乎有了律师代理制，法律就已给了公正，就无须对实践的定制予以具体。律师制度在辩论式的审判中，被自封为公正的天平，法官居中，而律师是踩跷跷板的，天平职责的神圣但无根据（没有规则），与跷跷板的任意（有规则而不循的其实并不可能，这种认识只是一种假象）之间“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被假象所蒙蔽、扰乱，从而导致对律师制度的利用（用于装饰正义），蔑视（仍是你辩你的，我判我的），不解（律师说话不算数），指责（对法律或事实可以不负责，任予以曲解），甚至愤怒（拉关系走后门）。当然问题似乎仍主要是制度的规则不完善，也就是程序设置的缺陷，这固然是正确的认识，但另一方面的问题被忽略的是，在症结之上的种种混乱认识被利用来制造假象，是这些假象后的混乱认识阻碍或扰乱了程序设置的自我完善，因此，清除这些错误的认识或理论则是首当其冲的。对于这些错误认识或理论，当然不可能一一例举，但可举其要而示之：A.审判中的法官中心主义论。即程序规则最终决定由法官对事实和证据做出取舍，对法律决定适用，那么一切既然都取决于法官，其它的制度设置只不过是形式上的需要。B.律师职责扩张论。即认为律师是公正的化身，是法制的天平，法官只是吹哨子的，因此律师为程序的不公正负责（不公正是律师造成的）或律师能确保公正而不为（或为之甚少），是应该负有对委托的责任的（收钱办不了事），〈6〉以致负有对社会的责任。〈7〉C.律师与委托人责权等同论。律师的权利和责任是委托人权责的翻版，在诉讼中设置律师代理制度只不过是社会需要而被程序所允许，程序对律师代理制度的被动性，是在于给程序参与者（诉讼当事人）以相对于对法律的权力（专断的裁判权）的公正，是在诉权保障上的措施。给当事人说话的机会，也给律师说话的机，D.完全的国家或社会权力派生论。即律师代理制对程序公正而言，是国家职权或社会公意的需要。律师代理制的首要目的是对社会正义、程序公正负责。对当事人的委托的接收，只不过是通过这种委托的形式，以实现社会或国家所需要的秩序，这种需要在某种意义上应该是当事人的真正内在需要。把私权与公益权、公众的“合意”等同。如此等等，偏执和混同，似乎在根源上是由于无法或者是还没有找倒一种正确的表达，尤其对本土性而言，也就是中国特色的法制和法治对律师制度的存在需要，还没有具有“中国特色”的恰当表达，这不仅仅是对存在予以解释和认识，更重要的是，这种解释不清 和 认识不到根源，反过来表明律师制度对程序公正而言，尚未有充分本原意 义的 体现，或正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3、律师制度不是通常意义的中介组织制度的翻版。
将律师事务所定性为社会中介组织，意在通过其原有属性的转换，更明确或有效（具体的）地体现社会正义，体现法律面前人人平行等的需要，即将原有的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的具有从属国家主体的特性去掉，实际上是为保证国家行政机关在诉讼程序或其它法律 规则运行程序中的平等主体地位。当然，律师是“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的工作者”从属于社会，这是无疑的，但“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仅只是其职业特征，并不是其属性定义，律师职业的工作性质，包括对象范围、工作内容等，是这一定义的全部，但这个陈述性的定义并不是属性定义，并不能从这一定义自然引伸出律师是中介人，律师事务所是中介组织，除非对“中介组织”特别定义，但对通常意义下的“中介组织”，是显然不能揭示律师制度的本质的。首先，“中介组织”没有表现出律师制度与法律不可分的关联性，因为做为“中介组织”在通常意义下是不能体现是为法律的操行而设置的；其次，“中介”做为“媒介”所要连接的对象意指不明。当然，在这里并不是要对有关“中介组织”的定义详加议论，重要的是因这种概念
上一页[1][2][3][4][5][6][7][8][9][10]...下一页 >>的混乱实质上反映了律师制度的本质属性在未被认识清楚以前，其作用尚未被恰当和有效地充分发挥，同时，也正因为不恰当和无益的作用混杂，使法制规则所求秩序自身受到干扰，从而反过来让人怀凝，即律师度的作用何在？在这方面，可有如下一些表现反映了这些问题：A.掮客式的谋利者。“中介性”的职责根据（与法律的关系在此概念下变得模糊），并不是实质上的无法定职责，只是在非诉职业活动中，现有法律对律师职责均少有规定，熟习和对法律的认知并不是律师职责的根据，律师似乎因此而被社会认为仅只是为谋利而行事，正因为这种认识，律 师的做为更被认为是没有职业准则（内部的执业规范度江不为人们所认识），对法律可以凭其熟习而曲解（钻空子），因而是没有原则的，虽然他们是在操做法律，法律却因此而被减损其权威。B.是社会人员而无职业尊严。事实上，《律师法》所定义的“律师是为社会提供法律 服务的人员”，并没有定义律师就是“自由职业者”，更准确地说，并没有否认律师制度是法律制度的组成部分，因而没有清楚明确律师职业本身是法律所赋予的特定职业。“社会人员”显然是一个由“中介组织”概念所必然引发的认识概念，因为“中介组织”所反映出的职业无国家法定根据的特点，是其职责没有根据。不能说一个商人有其自身的法定职责，其存在就是为谋利，当然要在法定范围内谋利，但守法并不是法定职责（特定的），正因为如此，律师制度往往被认为是在法定程序之外，而与当事人等 同，因而享有与当事人等同的自由（无需为法律负责，应该注意，遵守法律并不是这种负责的体现），并因此只能得到与当事人同等的待遇（言论只代表一方的私利），调查、阅卷、甚至会见被告人（犯罪嫌疑人），并不是一种有法律特定职责的体现，而仅只是一种给予的方便，这种方便之所以是优待，是因为律师这种行业有固定性（中介组织的组织特性之一），因此，“中介性”降低了律师职业的“法律工作者”的地位，因此而不具有法律制度的必要构成的特性。C.职责模糊的“中间者”。对法律负责和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负责的规定（《律师法》第一条），并没有建立起有关这种责任的遵循规则。事实上，对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而言，既然是合法的权益，就应当是获得法律的保护，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也就是实现了这种保护，显然对律师职责的这种强调（指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所指向的对立面，应该是其他有违法律的行为个体，包括司法裁判者、司法执行者。但这种对立所造 成的律师身份的混同，代表法律所体现的公意抑或从当事人利益出发的个人意志？这是职责不清楚的根源，显然某种明确的念意是确切定义为在法律实施和当事人合法利益实现之间充当沟通的“中间人”，那么，这种“中间人”的角色职责要求是向当事人阐释还是要法律了解事实（为合法权益而辩析、证明）？或者是两者皆而有之，甚至更进一步是为实现这种责任而创制规则？问题是这种“中间人”角色的职责不明立意，使其行为因缺少规则以及来自于“中间人”定义本身的含混，必然导致歧义，即律师因法律的赋予而获得权利，因当事人利益的需求而获得存在，那么就有可能产生对权利的利用，即对法律 的适用成为利用，或者蒙蔽，这种情况的出现，其原因当然是在于法律 对其权利的赋予是形式上的，含混不清的，也就是既然律师的权利（特权）并不具有确切的内涵，那么对其违责的追究成为不可能，因为律师的特权既然是必需的，那么其角色就不是面目模糊的“中间人”，“中间人”降低了法律权威，将律师行为等同于一般的守法行为，而不是执法者行为，至少在执法者的职责主义上，律师不是“中间人”。
二、正题。“是”后面的宾语：认知的可能和可能的认知。
法律的进化显然并不仅仅在于法制的形成，“良法”做为进化的目标当然要放在法的成效氛围中来讲，对这种成效最直观的理解就是是否对社会进步有益和有效，因此，现实法制体系形成的初始可以说并不表明它是完善和富有成效，那么，律师制度当然也是如此。在此条件下，我们对律师制度的认识也不能不说是受到局限的，虽然相对于西方发达的法制状况而言，律师制度的成熟可供借鉴，但毕竟不可能因为借鉴而发生等同的认知替换，也就是说，我们不可能愈越一个自悟的过程，即某人已得道，不等于彼人无须修炼即可得道。这样的话，我们只有清楚认知的可能是怎样的，即局限性是怎样的，才可能解决有关可能的认知，也就是对于正题而言，律师制度的“是”是怎样的，才不至于有言自误。因此，有关“是”的讨论，必然要同时虑及这两个方面。
1、律师制度是法律品性的必然需要。
法律的品性应该是法律进化所要表现的，因为品性的良好也即良法是社会走向不断标高的文明的要求，这当然要不可回避地涉及法律 与正义、人权，社会公共利益与个人利益之间的关系等概念之间的复杂关系，虽然有关于正义、人权等概念的抽象性不可能有具体的统一判断标准，但也正是这种抽象性所具有的概括功能使良法进化的目标可以确定。简单地说，多数人认可的标准必然地成为社会发展追 求的主流，那么有关于对于正义的理解就必然是对多数人的有益，这其中当然包括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显然正义并非是没有对立面的，即对不正义的事与人排斥是一种正当选 择。正因为如此，法律要追 求和保持的品行就只能是为这种多数而有的存在，也即多数人的赞同即法律的品行的体现，当然还包括具体操做（程序）的有效，但毕竟法律所体现的正义为多数人认可是其存在的前提是毋须置疑的。也许我们找不到更好的词来代替正义以表现法律的品行，就必然有关于其品性的判断，即有好坏之分，当然法律是政治的工具，政治也可能在某种 状态下只是一种脱离社会发展规律的理想，但它毕竟不可能走得太远，因此，有关于法律与正义的关系会成为永久的话题，因为政治虽然可以让法律的形式偏离社会的需要，但有效性会始终让其回归，那么，关于法律要表现其正义（或正当）就必然成为其具有品性的证明，正因为如此，我们才会思考（或有可能思考）有关法律的品性应该如何表现，这就是律师制度的本原。
（1）、公允⑧需要具体是律师制度的存在依据。
公允就是公众意志。当然，法律只能是多数人意志的体现。而对于法律的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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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但事实上，当事人双方却同为存在的个体，即对公众意志而言，均体现为个人意志，应该 认识到，法律 的裁判公正并不在于要衡平当事人双方的利益，而在于要遵从法律存在的具体，即正确适用法律 是其惟一的职责，这种正确适用法律就是要在公众意志与个人意志之间找到恰当的表达，亦即公正。公正的含义在此就是不让法律代表公众意志的强制出超，也不让个人意志侵犯或违背公众意志，但无疑法官是代表公众意志执法的，而律师是代表个人意志执法的使命，则是在于防止公众意志对个人利益的侵犯，当然，似乎法官正确执法也是要防止对个人利益的侵犯。但法官的使命根据是公众意志，这是不可偏离的，其体现就是首先要保证的就是法律意志的实现，即只为抽象秩序的存在而“服务”，因此适用法律的“具体”，也是服从于这一宗旨的。但律师应服从的是法律的具体是法律的具体程序，即因此而体现法律对个人意志的保护是其一位的。因此，对于法律所需要的现实而言，所谓公正就只能是这种来自于两个方面的执法，合而一体，即抽象与具体的真实相符。虽然 “公正”只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词语，即常被理解为个人意志得到恰当合理的遵重和体现，以及启发和引导其实现应该的利益，但对于现实的法律而言，有关于对公众意志和个人意志的公正，并没有被从制度的根本需要上认识，但无疑这是应该要认识到的。
（3）公平需要保障是律师制度存在的现实务件。
公平在实际实义上应该更能体现法律的品性，但公平的抽象含意与具体体现之间仍存在着互为依存的统一关系，法律对公众意志的实现在抽象的意义上是对于每个人都具有的，但毕竟法律必然要实现其具体的功能，也就是法律适用中的公平意谓如何？这是其抽象存在的条件，它们与为因果。当然，公平更注重于一种尺度，公正是法律的使命，而公平则是法律体现其品性的手段，因为没有公平的尺度，法律维护正义的使命将是无从谈起的，这当然是较之于公正更进一层的问题，也就是更接近于现实，因为即便是对个体的公正，同样也是一种抽象，与此不同的是，公正做为一尺度，更进一步地使法律品性通过实际存在而体现，德沃金说“律师们极为倚重法律 权利和法律义务这两个互相关联的概念。〈10〉法律权利与义务的对等的公平是法律规则体现公平的最基本方式，正因为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才决定了律师的使命实现的可能，即存在着的不公平如果没有律师制度的确立，将是无法保证能够消除的。这不仅仅是在于法律规则的繁复，造 成权利和义务的交错对等 性因此而难以判断，而更重要的是在于法官 做为法律所体现的公众意志的代表，其职责和使命在于维护法律的正确适用，也就是在地体现公众意志的权利，而不可能以当事人个人的权利的实现作为其立场，但这并不等于法律品性的全部，因为法律规则如若不能通过具体的个人权利的实现以体现其存在的话，那么它将只是一种空谈，公众意志也将因此成为虚设。那么，律师将是从具体出发对待权利和义务的公平，使其自身成为法律品性体现的实际操做者，这就是律师制度存 在的条件。在这里，我们进行判别的是，如果没有律师的执法行为，法官是不会主动考虑对当事人诉讼中的举证不能承担责任的，法律的实体正义和程序正义对程序而言，是一种在其职责内的行为合理的要求，而公平做为法律的尺度，对于程序仅只是在于给予机会的平等（争取法律保护的机会），努力是在于个人，但争取个人权利和保护个人权利对于个人和法律而言，却不是一种单方面的行为，显然这是法律的使命。用评价的尺度来看，这是法律的品性（即法律是否有这种使命是其好与坏的标准）。权利和义既然是法律所定的，那么它的对等的要求的实现以体现公平只能是源自于法律本身的要求，即律师制度的设置是为实现公平而促生和发 展的，那么，它就必然不是一种可有可无的摆设（那种似乎是此案件的不公平不影响法律存在的观点，似乎可以否认律师的作用和必要，但此其
一、其
二、其三~~~~~以至影响到更多不公平做法，如何证明法律是公平的呢？），似也可以说，法律本来就是公平的，法官也是公平的，但如何实现公平确是不能省略的，没有实现途径，公平只能是虚设的，法官的公平不是法律公平的全部，律师制度是保证实现公平的必要途径，是法律公平的体现方式之一。
三、合题.“不是”与“是”的同一宾语：存在的合理与合理的存在。
对律师制度现有状况的认识，并不是一个关于存在的合理体现了应然的问题，法律的本土性因素相涉复杂的社会存在。其实然状况由于并不是对法律文化传统的因素，因此有关于合理的存在是后置的一种希冀，存在的合理并没有在此之前的命题比较，因此，律师制度也因此而同样是一种社会孕育的突变，而非遗传。那么，我们对其所有的若干认识显然会陷入一种循环的路径，似乎存在就等于合理性。但事实上法律的进化要求不可能为这种合理性而有所局限，也就是说，现实存在的不合理性需要被发现，并因此而对其有所修正，当然的归结是：找到不合理性，并对其修正。
1、存在的合理：律师制度的现实存在对合理性的探讨应该是法律制度存在的根源和所要达到的目的，当然有关合理性概念似乎是笼统和模糊的，但其实质念意显然是存在的，即被解释对于一种合乎人们文化、风俗习惯以及社会政治经济发展需要的规律的规则存在，就是合理的。虽然任何对合理性的实在体现都是有局限性，也正因为有这种局限性，才有不合理性。不过，在这里，我们对有关不合理的讨论，是在于对前述若干实际存在进行解读，即对“不是”与“是”的社会性因素进行分析，是对存在的基础进行认识，这会发生一种发现所带来的尷尬：即对现实的存在状况而言，一种来自于政治体制和社会的需要，虽然是律师制度产生的母体，但在它出生后，却没有这种需要的拥抱，它的孱弱不仅在于先天营养不良，而更在于后天得不到补偿，所以缺钙，且肌腱乏力。在一种似于不似之间的似是而非，更象一个血缘关糸不清的弃儿，市场的机遇偶有垂青，但毕竟饱一顿饥一顿，境遇不同，贫富不等，如此等待，显然不是存在的合理所能概括的。
（1）政治的需要和不需要。这种关于政治的需要与不需要，并不代表政治的随意性从而表明一种正在实行的政治是不恰当的。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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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相反，政治正是以它的这种变化来体现的适时与适用。需要和不需要对政治所要把握的时势而言，永远是相对的，但对于一种制度而言，它毕竟要找到其存在的基础，也就是在政治的需要与不需要的变化中找到对其稳定的基石。但这并不容易，也没有实现。当然，关于律师制度与政治关联，无疑是宪政所确定的，权力与权力所及于的对象，都需要宪政确立其存在的权利和义务，但是，“实在的宪法规范的存在，即不构成非实现宪法政治的必要条件，也不构成实现宪法政治的充分条件”〈11〉，也就是宪政与宪法是很不等到量的概念，“其实，纵有宪法之名，而无宪法法之实，并非一种匪夷所思的宪法现实”〈12〉。当然，更清楚的是，既便行宪法之实，也不能等同于宪政本身，不论是以宪法驾驭政治过程，还是让国家和社会在宪法的臂腕内成长，宪政本身永远有着无穷的多于宪法规则内的实际内容，宪法究竟是一根众人过河的粗绳，还是一件要经常穿的衣服，都不能说明宪法与宪政的关糸。因此，关于宪政的需要与不需要，我们当然不能仅在宪法中录找根据，这当然就要困难很多。不过，有关于公民权利和国家权力的动态平衡做为宪政的目的，宪政是一个包含民主、法治和人权三要素的政治动态过程〈13〉的认识，可以开启一个路径，即有关于政治的需要的真实（政常的需要），是可以从其目的性上找到判断依据，而不论其现实的变化，也就是政治的不需要同样是要以其对目的性的体现为依据来判断其真实的。当然，也许对现实的判断也许很难，因为有这种实在的距离所造成的层层间接关系形成的遮挡，也正是由于这种间接关系的层次递进会造成的位移，偏离似乎难以避免。而政治对往往以及权力的合法存在来实现其需要和不需要。因此，律师制度即便是产生于宪政的真实需要，也会由于上述原因导致其实际过程中的不需要。不过，需要与不需要并不单纯表现为现有律师制度本身做为一个名份上的整体存在还有存在与否的体现余地，而是在于由于律师制度在实际内容和形式上的不完整、缺损，甚至是过分简陋所造成的政治的不需要，究竟是政治的现状造成了律师制度的残疾，还是残疾造成了政治现状对其否认，抑或是它们互为因果？应该说，这些原因都有宪政的不成熟与律师制度本身的不完善都是现实的存在事实。仅就现象而言，宪政对国家权力的制约要“靠国家强制力”来保障还是依靠对公民权利的维护来实现这种制约，都有一种逻辑上的循环论矛盾，权力制约权力同出于一个主体的“自我约束”，是依靠“人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等到论做为基础的，但国家机器的独立性是不可排除的。律师制度是“人民权力”的需要还是国家机器的需要？对人民权力而言，律师制度的存在应该是一种以个体（个别）存在为对象的，为判明而存在的引导（团体对“人民”的整体而言乃是个体），这种需要是真实存在的，但如果说国家即是人民，国家机器的独立性无疑也是一种个体（具体的行政机构），它对律师制度的需要也应该是一种对于法律而言的需要引导（只能假设法律规则是被认同必需遵守的），但是，这里发生的混同即导致了不需要的产生，当国家权力（人民权力）被等同于国家机器自身的权力时，为维护自身利益，国家机器可以排斥、限制律师制度的存在，但国家权力（人民权力）本身需要这一制度存在并应完整地体现其作用的。当然，还会发生某二个混同，即国家权力成为一部分人权力的体现时，并非与人民权力等同，但却发生混同，那么，权力如果能够体现，它是不需要庇护而仅仅只是需要掩饰，这时律师制度的存在需要对国家权力而言是为了掩饰，不需要则是为了让权力有赤裸裸的作用。集权容易导致专制，人治是由专制体制的根深蒂固，民主是为破除专制，法治是为根除人治。因为律师制度若被政治的需要所肯定，则是民主的需要的作用，但律师制度不是民主的象征则是在于民主的象征只能是民主本身而不是其它。当然，推进民主法治的过程决定了律师制度的存在会不断地被政治的实现过程体现为需要和不需要的交替，以及种交替中是与不是的对抗激烈与不激烈的交替。
（2）、市场的需要和不需要。市场即指“商品交换关系的总和”〈14〉。律师制度在市场中为商品交易关系所融入和排斥是应当或不应当的？它们如何表现？这是不可回避的问题。首先，律师制度的存在所能提供的为商品交易关系所应遵循的规则的帮助是不是这种关糸存在的需要，其次，做为参予交易者，律师制度的存在所能提供的交易物和交易规则是否为市场所能接受，是市场的需要和不需要产生的根据。对于市场而言，也就对于交易关系而言，秩序和效率是其核心，因为经济规律并不必然决定人们行为的正误，也正因为正误的不断产生的商品交易的规则，当然法律并不完全来自于交易规则的产生，但无疑将越来越多地体现了市场规则，因为市场所提供的人们社会生活的核心，即经济生活乃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市场的价值规律并不决定人们对法律规则的遵从，但是，为实现对价值规律的遵从，人们需要保护，以排除不必要的障碍，即法律的规则在市场交易中被遵从的需要是在于“正当行为规则只能够以一种使不同人的意图不发生冲突的方式来限定它们所允许的行为的范围，但是却不能以肯定的方式决定个人必须采取什么行动”，〈14〉律师制度做为法律的衍生物，肯定是不可避免地要受它的基因所左右，即市场的影响不仅仅是在于它会因其而改变，更重要的是律师制度存在于市场之中，要反过受其约束和以约束交易的行为来实现其存在。我们似乎还不能找到市场需要和不需要的最直接的理由，因为法律所保护或所能带来的预期只能是使人们避免对个人财产的侵犯，“获得支配特定物品和服务的预期”，而不是使“这些物品和服务在市场上的价值预期”得到实现的保证，从而“开放出”个人与“他人进行有效合作的可能性”，法律所带来的秩序和效率在没有被人们习惯地遵从时，以及法律的制度本身存在的缺陷使其不具备应有功能，都可以使规则被抛置一边，这是市场的需要隐于其后，而让不需要表现出来，这当然是在我国的市场经济发展和法制的发展都是一个较短的历程，而转借或移植的规则也同样存在与本土性相结会的问题，但不论如何，市场是一个活体，它在我国现有体制下充满生气地存在着，而法律规则也实际在一种适应与不适应的环境下运转着，一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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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有效的秩序的需要仍被或多或少地压抑着，而那种带来无效或浪费的无序性表现出来的不需要仍然顽固地显现着，律师制度因为法律规则向效率的进化而在等待自身的进化，那么，有关于这种进化的目的性或称之为可体现的完备作用是什么，是必然要被思考的，因为即便我们现在不能使其完善而成为市场的需要，而这种对目的性的探讨却面临无措或茫然，首先是尚无一定的经验基础，其次是有关对外来经验的移植尚缺实验效果，但对于这种状况的改变应该要做的却被人们忘记，就是对市场实际反应的认识。这种实际状况就是：法律规则在更多的状况下是被表现出需要强制性才被遵从，那么，律师制度只是体现为一种在被动状态下去为犯规的人录找庇护（或称为避免损失），那么，这种行为本身就是在破坏法律规则，也就是在破坏律师制度的自身存在。这种情况最明显的表现是，庇护者在现有状况下法官远比律师有效，因此律师的作用就不得不转换为或为法官和当事人之间的“中介”，但“中介”的作用一般不是对适用法律的“沟通”，而是对如何避免法律戒罚的“沟通”。由于这种“需要”的不正常，不能明显表露，那种对律师制度所定义的律师作用就不能而公开表现出“不需要”，律师职业的从业者和社会成员都因此而陷入迷惑，毕竟假设和实际的距离太远，如果律师制度是一种假设的话，那么市场的实际难道真的“太坏”？事实上，我们是不可以因好或坏来责备一种实际存在的，更何况我们以为“太坏”的实际是在多层假象之后，也就是无论从现有法律规则的僵硬和缺漏等所表现出来的与市场秩序所需要规则的距离，还是从人们对法制进程的适应还远没有达到“习惯“性的表现，以及这两方面的因素互为因果地造成相互影响和牵制，都迫切地需要清理、整顿，也就是为开始而开始的由简到繁，由低级到高级，由局部到整体的一个发展过程，必须有序地开始，但市场的天然竟争属性要求似乎不充许这样一个过程，与国际接轨，就必然要产生一种对规则的适应及时，也就是强制性的产生是在遵从者完全“习惯”后才发生的，并因此而体现为强制，那么躲避或对抗似乎是必然的，当然不仅仅是我国现有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这种表现的鲜明，任何规则都带有强制性，也因此而或躲避或对抗，但是这种相似并不能说明区别是不必要的，因为特殊性所表现的突出，即法制环境、人口素质、社会经济基础等因素，所带来的现有状况，使我们面临一种前所未有的反差：即规则与人们的“习惯”之间的反差强烈，这种强烈的反差条件下人们行为选择的畸形，使律师制度的存在也成为一种畸形，似乎市场的“真实”需要都是在“非法”状态下产生的，律师为适应这种需要的体现就是自毁，但毕竟是市场导致了法律规则，从而导致了律师制度的存在，这种“合法”的存在终将不可能在“非法”的条件下存活，所要做的调整是一种必然趋势，包括市场本身的规则，法律定制的变化适应，因此而使律师制度因调整而实现“合法”地满足市场的“合法需要。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市场经济规律毕竟不同于法定规则的是后者是人们所定制，而前者是“自然规律”，法律的“人为”性是需要也是可以改变的，并使之不断向市场规律方向进化，无疑，适应律师制度的真正作用之一在于律师职业的从业者们应该发现这些更适应于市场规律的法律规则，那么，从这个角度说，法律对律师制度的建立和规范，也应从这个方向上进行，即应建立使律师能发现和建立规则的机制以适应市场的需要。问题是，法律定制的稳定性所带来的对变化的不适应，因此而产生的强制让律师做为从业者的忠实受到考验，一方面是法律的稳定性所要求的预见，必须是从基本原则出发，另一方面是法律的概括性所要求的完善，必须从具体的实际规则建立做起，否则原则的空调将使其存在的实际意义消失，这种矛盾当然可以解释为一种对立统一性运动过程，但毕竟原则和规则之间，首先的开始是在于规则的发现被认识到是来自于一种“习惯”时，原则的固定才是牢靠的，这种需要那些在法律最基本原则指引下的先行者的实践，引导自已是为引导别人的先行觉悟者，市场无疑在其种种假象之后的真正需要是，对秩序的建立的不断实践者，他们不是交易的参与者，而是为交易的效率促进不断发挥作用的人，这就是律师和律师职业的本质属性。在这个意义上，律师制度的建立要适应市场需要，但要以律师的作用并不参与市场的交易为前提，因为原则和规则不能交易，它们是客观的实在，并不是律师个人的私有，而律师的个人劳动，市场给予的报酬的“交易”，是对劳动本身而言，因此，律师身份的二重性是必然的，也就是说，做为劳动者的“服务”交易，所反映的市场需要，乃是由于市场对规则的需要的“需要”，律师的劳动因这种需要的“需要”而实现其价值，但决不是不劳而获地出卖规则而实现其价值，律师的使命在于发现规则和运用规则，但决不可以因实现市场价值而改变或出卖规则，律师职业要保持这种使命感的根据只能是，市场对规则的需要决定了律师制度的存在，如果这种存在不能反映这需要，存在将无必要，律师的劳动就不可能有价值，这是我们所不应混淆的，但对具体的个人而言，其行为的依据就必须依靠律师制度所体现的制约。
（3）、社会有需要与不需要。以上有关市场的需求与否既有所述，有关社会的需要问题自然是除此之外。社会是“以共同物质生产活动为基础而相互联系的人类生活共同体。”〈15〉社的需当然要通过市场反映出来，但社会需要并不就是市场的需要。有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都必然形成人类生活的“相互联系”，这种联系所形成的秩序显然是法律存在的基础，但人们不以交易目的的活动，包括政治、文化、习俗、礼仪等，是因为“相互关系”的必然，促使规则的应当。社会的需要与否，虽不直接表现为物质利益的目的，但对有效性的要求，即对有关规则的效率的择优而用，是会转化为物质利益的，也就是通过市场来对规则的创建者的劳动给予价值回报，无论是政治的或文化的活动，政府行为还是民间行为，是来自于有关经济基础建设的活动，都在促进物质生产的发展同时，促进精神走向文明。这些行为活动的秩序的需要，当然表现为对法律所推行的规则及其正义，要求有实际的作用，也就是要确认其是否能促进社会中人们的相互关系的有序，同时也要求法律规则能够不违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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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有的固定规则。这并不是一种有关于融合与否的相互关系，而是调解冲突，促进和谐，有关于效率的提高，促使法律规则改进以求适应的过程。“做为整体，法律制度能比较准确地反映社会权力是如何分配的，但法律制度的每个部分不一定需要本身就是社会的小镜子。⒃正因为权力分配使法律规则成为社会做为一个共同何体的根本需要，而对于个人而言，行为规则的具体化也同样是需要的，因为个人可以因此找到属于他的正义，法律能够保障但不能改变个人在社会中的权利和地位，对法律的需要即便不是体现了物质利益，也当然与物质利益的获得有根本关系，因此，这种需要只有在法律能够发挥这种促障作用时，才被体现出来，否则就是不需要。但是，关于需要并不是只有在发生冲突时才表现出来，法律规则更重要的作用是保障人们减少冲突，提高效率，这种作用的隐蔽性（冲突未发生则不被发现），使人们误解为对法律的需要在此时不存在，也就是社会关系中更多的时候不需要法律，但事实上，正是因为有这种不需要的感觉，才真正体现了法律做为需要存在的理由。因此，有关于律师制度的存在，既然其存在是通过法律而有的存在，那么，它们当然反映出与法律存在同样的事实：社会关系的相互作用，使规则的建立和对规则的遵从，是人们在政治、文化、宗教、风俗等活动中，既要按照这些社会活动的规范去行为，又要使这种活动不致于侵犯他人权利和被他人所侵犯，并提高它们的发展程度。需要的约束和牵引，是律师制度存在的根据。对于怎样做更好的问题，除社会活动自身的发展规则律外，就应该体现为对法律规戒要求的探究。而律师的“中介”作用在这种需 要被表现出来时是体现为一种指引，即在法律与当事人之含性况下是潜在的（冲突尚未发生）而对于一个有“官本位”传统的社会而言，法律的作用与权力的作用比较，尚未被人们的选择所放弃，是一个必然要经历的历史过程，但市民社会的形成，无疑会促使这种放弃的发生。不过，现实条件下，律师在其职业属性上是“个人利益的职业代表，他必须在遵守法律秩序的同时，习惯于从个人主义的含目的性观察角度出发保护个人，因而他在政治方而也是天生的个人利益代言人”。〈17〉社会的个人利益的体现在社会活动中被保障并不体现为法律的作用，社会制度中有关体现的活动，冲突似乎不会发生，但这种“均等”是做不到的，而社会制度的调整机制的不具备，往往使“不均等”的个人利益的获得成为一种被多条路径堵塞的现状而难以改变，不是法律可以改变的，法律仅只是使“个人利益”的预期以及行为不受侵犯，但不能保证个人利益的实现，这就是为什么社会的需要呈现如此的模糊。社会活动并不能依靠法律规则去解决社会问题，但一个社会却必须依靠法律规则去形成秩序，因此有关社会问题的解决方式和结果均要遵循法律规则，这种与法相伴的过程应该是走向法治的体现，而由于在法律范围内的社会活动会因为并未越轨而显得与“法律无关”，但这是不真实的，至少是没有体现社会需要的内在真实，即因为合法行为而不必要的行为，恰恰相反，合法即是对法律秩序的皈依。因此，律师制度的存在依据相对来说，应该使这种合法的社会活动能够有持续的表现，这当然并不表现为交通警察式的站岗，也不是牧师式的告诫，而是一种共同的参予行为，即与社会活动共为一体的法律活动，应该让律师的作用无处不在，社会的需要是如此的广泛应该让律师职业的从业者们不会感到茫然，当然，某些必须具有法定形式的社会活动毕竟是少数，但多数的社会活动在法律范围内似与“法律无关”的认识，在从无意识的“合法”走向有意识的“合法”后，社会需要社会变得明晰、强烈和广泛起来。
2、合理的存在：律师制度可能的存在。
对于本土性而言，律师制度的存在的确有着“水土”服不服的问题，这就是社会发展的承袭性传统和民族个性，法制做为民主政治的实现方式而与专制相区别，而法治做为体现社会多数人意志的有效方式消除人治的残余，都正在和将要经历一个必然的历史过程，律师制止度做为一个现实的存在也必然要经历它与之相应的发展过程，当然，过程其实就是事物前缘后续，并非会开始于偶然。有关于中国古代讼学的兴起和讼师的产生于北宋〈18〉，但讼师并非律师，封建社会制度建立在“礼、义、仁、信、智”的人伦道德秩序之上，法律只不过是“约束人的行为，调控社会关系的外部规范”，〈19〉社会不以法律秩序为本，讼师为认为是“道德败坏的小人”，〈20〉是在于“私有制深化下的商品经济意识及功利主义思想”，〈21〉冲突和破坏了封建的人伦道德秩序。近代中国的律师制度，由于是在半封建和半殖民地的社会条件下，封建专制止并不依靠法律来建立社会物序，因而导致了“一是与中国传统法律文化格格不入而遭排拒；二是丧失现代精神而发生实际蜕变。”〈22〉当然，新中国成立后的律师制度的建立和夭折，往往探究的原因是纠问式诉讼制度，以及计划经济体制下的人治体制等，但根本的原因仍不可回避的是传统法律文化的影响，以及这种影响的强大是由于法制是建立在与其不相适应的集权政治和计划经济模式基础的集权政治之上的。改革开放以来新时期的律师制度的恢复重建与发展，正在表现出一种法律制度与市场经济运行所需的法治秩序相适应的态势，但毕竟在有关公有制占主导体制下的社会制度变革必然要经历史的诸多新变化，以及这种变化同样会导致的一些失控所带来的混乱，但重要的是我们应该找到这种变化趋势的正当可能，并以这种可能的正确方向选择路径，也就是使律师制度在反应与社会发展变化相适应所应做出的修改和重整，毕竟现有的律师制度是尚未被深入认识的，其表现形式是简陋的，在这种条件下，律师做为从业者的行为是极为缺少应有的规范的，这种应有的规范应该不是指那种盲目增多的戒律而应该更多地表现出一种执业引导，以及为职业的正当提供保障和为实际执业者的提供的必要条件，“可能”就是尚未实现的但应该是可以实现的。
（1）、律师做为法律人的权力。
从事法律职业者被称为法律人，包括法官和律师，〈23〉而有关“律师制止度是权力制衡机制的一个组成部份”〈24〉的认识，却并不能说明律师制度凭借何种力量和手段来达到对权力的“制衡”。关于这一观点，本文在此已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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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及。事实上，律师制度及律师的作用，都来自于法律力量的保障，而法律是与“国家强制力”不可分的，是国家制定的法律并保证法律的实施，因此，有关于对权力的制衡只能来源于国家政治制度所决定的法律制度之内的制衡机制，律师制度和律师只能是依据法律的规定，去实现法律对权力的制衡，而不是其自身具有这种对权力制衡的性质和作用。哈耶克说“立法者的权力之所以不是无限的，乃是因为他的权力是以这样一个事实为基础的，即他使之有效的某些规则不仅被公民视作是正当的规则，而且他采纳这些规则的做法本身也必定会对他赋予其他规则以有效性的权力构成限制”，〈25〉这是一个有关权力行使的前后自我制约的规则，也就是规则来自于立法者的权力，规则制约了他人，也当然要制约权力本身，也就是权力只能由权力来制约，而不是其它，正因为如此，有关律师制度如果是有效的，它就必须在所建立的机制中找到并掌握那种制约权利的权利，这也同时就是法律人权力的体现有关于这种发现及概括之所以重要是在于如果不能反映和体现这种法律的权力，律师制度的存在根据将会丧失，律师职业存在的理由也会同时丧失。“权力”和“权利”的不同是在于前者在于为完成一种公众式社会的使命而拥有，后者则是基于自身的获得。因此，以下的有关论述只能是来自于法律的既已存在和应有的存在:自治权。法律的发展是按照法律的自治化方向发展，〈26〉其必然导致从事法律工作的“日益专门化”，司法独立并不仅仅是一个来自于外在的防止行政干预的社会要求，而且是法律自身发展的过程的要求，因此，对于法律人而言法律的自治将被法官和律师所决定的话，律师的自治权就不仅仅是体现为一种对其职业规范和纪律的自我约束行为，这些有关于律师自身的操守并不体现为律师做为法律人在操行法律过程中的自主和并因这种自主而产生的权力。事实上，律师在司法传统的发展过程中，“与法官专业化互为因果，同步发展”。〈27〉应该注意这一概念的重要性，因为对法律操行的自主，不受行政干预的影响，实际上是指不受行政权力的阻障，并不是指要听命于行政权力的指挥，很突出地反映出来的是律师自主权意义的重大，虽然律师并不具有在诉讼中的裁量权，但有关诉讼中对法律适用和对事实认定所做的工作，将会越来越多地对裁判结果构成影响（假如行政干预和不正当的外界干扰因素被排除后，我们完全可以清楚这种影响会有多大）。就现实状况而言，并非在法律原则上没有规定，律师的这种自主权，而是由于行政干预的“严重存在”，和社会市场经济条件下因无序而导致的种种不正当因素干扰，以及传统观念和习俗的影响才使得这种自主权没有被鲜明地体现出，也正因为如此，才没有发挥出自主权应有的巨大作用，虽然律师做为法律人的自主权与法官行使裁量的自主权有很大的不同，但是，司法裁量所要依据的对事实证据的采纳以及对法律的适用均要来自于律师 其自主权所决定的意见，足可以看见这种影响和作用有多大。对于现阶段律师度而言，自主权并没有被鲜明地突出，是在于司法独立的过程，事实上，对于司法程序只允许职业律师的介入，而其它方式或手段均为非法的情况下，律师的自主权将被充分确立并成为律师制度存在的主要根据之一。、职业准入权。也就是对于律师职业而言，其专业化的准入制度，并不是为体现其执业技能而形成的选择，这是一项排他权，即对市场的独立拥有的权力，同样是因为司法程序的不能独立，所受干扰太多而不显重要和突出，也就是说，并不因为律师的执业技能高（虽然事实如此）司法程序才允许其介入，并听其意见，而是在于律师资格本身就是一项特殊的权力，只有具有这种合法身份，司法程序才允许其介入，当然，如今打官司的“门道”多，不一定找律师，但这些不正渠道和手段均是不合法的，也必然会被逐步消除，律师职业的准入权是独有的。
（D）执法权。法律的实行特允从事法律职业者，包括法官和律师做为执法者而拥有操行的权力，这不同于那种对法律实现的议论、评价或解释，法律之所以要这样适用，并将适用的结果表现出来，包括执行判决的结果，都不是一种既可以这样，又可以那样的选择，而是在司法秩序中惟一发生后直至结束的实际过程的操行，律师拥有操行法律的权力。（a）意见权。律师对适用法律发表代理意见或辩护意见的权力，是来自于法律操行的需要，也就是因为需要成为法律所决定的对确定裁判形成必不可少的组成。任何其他的人都可以对法律的适用，对如何裁判发表意见，但与律师的意见极不同的是，它们均不构成裁判的合法组成部分。与当事人自行发表的意见不同的是，虽然它们均是法律裁判的构成部分，但当事人意见权的性质是一种来自于被适用对象的抗辩，而律师的意见权却是对法律操行的结果，是执法的行为，虽然律师是为当事人的合法利益而抗辩，但其权力的体现在于这一切不仅包含了当事人的意见权，更重要的是这种权力是站在当事人角度操行法律的结果，因此，律师的意见权并不等同于当事人的意见权，就现实状况而言，法官的裁量权排斥律师的意见权的原因是，法官往往要听命于行政干预和受社会不正当（不合法）因素的干扰，其次，某种来自于认识上的混乱，即把行为与当事人划等号，而不能把律师意见视为同为操行法律的结果，事实上，对于“律师的思维”与“法官的思维”同出一辙，显然是法律在做什么，怎样做的体现，法律的操行，无疑是由法律人，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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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官和律师来完成的，这是法律的规定，也是法律实在的必然。（b）调查权。对事实的查证，律师行为不同于当事人的举证行为，后者是一种举证义务，而律师对事实的调查，是一种法定权力，这种权力的体现不仅仅是在于其执法者身份，可以要求各部门或有关人员“配合”，而是在于其有别于当事人自行调查的实质是在于律师调查是操行法律的权力，即除当事人的义务转移（委托律师）外，还有法律的授权，即这种权力的行使是来自于法律的赋予，因此，有关在刑事案件中律师会见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中种种不合法不合理现象的存在，都是对律师调查权的侵犯，这些现象的存在虽然从表面上看是来自于一种把律师和当事人混同的错误认识，但在根本原因上仍是执法主体仍是国家政权机关的缘故，而事实上，执法者（对法律在诉讼程序上的适用）只能是法律人，至少不能把律师排斥在执法主体之外，这样的情况也发生民事诉讼程序中，但情形稍好，这是由于对民事纠纷，国家行政干预较少的缘故。（c）豁 免权。对律师在法庭上的言论不受法律追究。这看起来象是来自于司法惯例（传统），其实质在于确保律师对法律操行的独立性，即甚至不受法官权力的干扰和影响，但这一权力在现实条件下有所缩水，如对律师“伪证”罪的法定和不正当的过分追究，正在引起争议，在这种争议的背后似乎存在着对于豁免权的质疑是对律师自主权的担心，也就是对国家司法行政权区界的迷惑，但司法独立必估导致法律人自主权的确认，是必然的法律发展过程和发展趋势。
（2）、律师制度做为法律制度应有的性质及其它
对于律师制度而言，当然不仅仅是在于其规范的范围，也包括其结构，应予调整的对象、效力等问题，虽然我们不能企图在一个不长的发展过程中使其有完整的体现，但我们应该做的，或者是能够做的好的就是使其有一定的目标。
（A）性质。《律师法》及相关律师执业规范，都过多地表现为对律师执业活动的约束的内敛性，因此而不能确立律师制度调整的关系，很显然，法律关系的构成必然要包函双方的权力义务关系所构成，这就应该使有关律师制度确立的法律规范，不仅要约束律师行为，同时也要约束社会行为，使有关律师制度的法律规范不至于仅只是体现为一种“内部”的规章制度，《律师法》既然是以“法”的形式出现，其约束力的对象仅以律师为主，造成了法律关系主体的不对称。以及律师与社会（不特定主体）之间权力义务的不对称。事实上，在三大诉讼法中对律师做为职业法律工作者的权力和义务均有零星的规范，其适用对象就不是仅以律师为主，包括司法机关，社会各有关人员，当事人，我们应该在此基础上形成较为完整的律师制度。
（B）结构。结构当然不是指构筑一部《律师法》的体例，律师制度的组成既然不可能一部部门法所能概括的，对这一制度组成的各种司法程序规定、司法机关的制度、章程、司法解释等零散片段汇聚的重新组合、编纂，从而在此基础上形成结构而这种结构应构成律师制度有机的整体，包括各部份的构成以及关系，也包括整体应有的功能和效用体现。从现有状况来看，对律师执业资格的规范和对有关规范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的规范有大多数的部份，这些规范反映的是对职业准入资格以及法律 性条款的社会道德的遵行更多的是体现了政治需要，但对律师职业和执业的权力、地位、作用和执业的明确定位，更无具体的司法操做的规则，更为突出的是，司法秩序现在既已表现出对律师做为法律职业的专业人员的真实需要，但在具体的规则中并无明确，包括法官、检察、公安等司法人员对律师行为应给予的配合、认可等，这些实质部份的缺损使律师制度的结构成为一种塌陷而被荒弃的现状不足为怪。
（C）效力。效力的含意至少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做为律师制度它的效力的体现应该是指其制约的对象受到约束的效果；二是律师制度的确立和存在本身对法律的操。对于司程序所起的作用，应该后者是最重要的，问题不在于目前有关律师制度的规定是零散的、片面的，甚至有些规范是毫无意义的，而是在于这些现有规范是否确已发挥了应有的对法律操行的作用，也就是对法律适用其发挥的作用有多大？事实上，这种考证的结果往往是悲观的，固然在三大诉讼及其它法规中规定了律师的职责范围，也就是对其的行为及权力做了明确，但往往是在程序的运做结果中，律师的作用几乎看不到，这当然可以说是律师个人因人而异发挥不同，因事实而异发挥有限，但法律的操行本身对执法主体的含混，虽然法官是裁判者，但层层内部管理机构（行政干预的程序），定会抵消的法官独立性所体现的司法独立性，律师作用在这种状况下被忽略或被弃置是可以理解的了，因此，有关律师制度的效力，只有依靠法律的发展过程的推进来予以更好设置和发挥，但是，我们要做的不仅是方向性的明确，更要做的 一种具体的改进。
法律的操行〈1〉：律 师制度之本原(第11页)一文由www.xiexiebang.com搜集整理，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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