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取消国企行政级别 回归打工仔本位
取消国企行政级别 回归打工仔本位2009年06月02日 08:09南方报业网【大 中 小】 【打印】 已有评论90条日前,广州市召开深化国企改革发展工作专题会议,下发了《中共广州市委、广州市人民政府关于进一步推动国企改革与发展的意见》及《关于进一步深化广州市国企领导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等4个配套文件。提出要深入推进国有企业领导人员管理体制改革,取消国有企业的行政级别;着力健全企业法人治理结构;完善董事会制度;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健全国有企业经营者激励约束机制;优化国有经济结构布局等八大改革措施。
在改革方向上,国有资产去行政化的方向早有定论。取消国有企业行政级别的指导性政策,更是在2001年就已经颁布。这一政策到今天才正式提上议事日程,足见阻挠改革的既得利益之顽固。但当前的突破也足以证明,纵使艰难曲折,改革仍在继续,且不可逆转。
国有企业管理者职业经理人化,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第一步。一直以来,国有企业管理者由党政系统进行任命,企业分行政级别都是国有企业缺乏市场主体性的集中体现。很简单,一个“厅级”企业,其管理者必须从“厅级干部”中产生,但市场竞争根本不产生厅级干部。这就意味着,国有资产的管理者未必是市场中的优胜者,而必定是“官场”中的优胜者。当然,“厅级”企业在市场中的话语权必定大于普通人创办的中小企业,市场规则也由此受到损害。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国企在总量上的成绩单虽然光鲜亮丽,但结构性问题却是无法掩盖的。一方面,由于国有企业的企业人格被长期压抑,导致竞争性领域国企大面积破产,产生了下岗职工等一系列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亦官亦商、官商不分的特殊身份,使得垄断行业的国企得以同时充任裁判员与运动员,通过向行政部门输送利益及向行业上下游设立门槛等方式,令市场规则被破坏,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日益恶化。可见,国有资产去行政化是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基本要求。
与国有企业管理者职业经理人化相比,国有资产证券化将把国企改革引向更深刻的产权结构层面。在广州“进一步推动国企改革与发展的意见”的八大改革措施中,第一条便是“深化国有企业公司制股份制改革,每年制定企业上市计划,推进企业上市”。这不仅有利于国有资产保值增值,更有利于优化国有资产产权结构。从重庆的经验看,国有资产证券化,有利于将国有资产的监管者由原来的国资委,扩大到由证监会、交易所、行业协会、上市保荐机构、会师所、律师以及机构投资者、中小投资者和媒体的舆论监督组成的“多位一体”监管网络,从而形成对国有企业市场化改革的“倒逼机制”。此外,在目前股市低迷之际,逐步将国有企业上市,也有利于让大众得到资产溢价,分享改革开放的益处。
但值得重视的是,国有资产证券化仅仅是通过“再市场化”,为国有资产找到新的所有者,却回避了国有资产原始所有者缺位的问题,首先,国有资产本来归全民所有,国民通过购买股份的方式,购买国有资产,就出现了重复购买的问题。其次,当前财富的分配状况,本身存在分配机制扭曲的情况下的贫富悬殊状况,在此基础上,国民对国有资产的购买力差距极大,倘若以目前的购买力为基础重新分配国有资产,难免存在二次分配不公。但是,我们又不能将国有资产以“资产券”的方式直接平均分配。一则在权力结构扭曲的情况下,国有资产产权的平均分配难以完成,二则这样做容易导致经营管理的无序状态,将导致国有资产的赢利能力大幅度下降,令“资产券”迅速贬值,三则,这难以避免资产的管理者通过信息不对称,采取“内部人控制”的方式将国有资产私有化。
解决以上问题,最便捷的办法,就是把每一个国民的平等的国民权益,都确立为基金账户上的份额,通过将国有资产股份注入国民权益基金,建立两层的委托代理机制:即国民通过占有国民权益基金,平等占有国有资产,而国民权益基金则进驻国有资产的董事会,负责国有资产的管理。以这种方式或者类似的措施,寻找国民权益与国有资产之间的利益联系,实现国有资产与公共事业的利益输送机制,应当成为下一步改革的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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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倡民有本质,才能有国有企业彻底去行政化
提倡民有本质,才能有国有企业彻底去行政化
作者:阿西
据《广州日报》6月1日报道,广州市《关于进一步推动国有企业改革与发展的意见》正式出台。《意见》提出要取消国企行政级别;并规定三年内净资产回报率达不到国内同行业平均水平的低效资产,要主动退出投资。这应该看做是国有企业结构性的改革,尤可视作是对近年来争论不休的“国退民进”的重新正视。
也许有人会说国有企业的改革纷繁复杂,在中国始终就没有停过步伐,对国有企业不再进行行政式的管理,就是“国退民进”的继续吗?对此,笔者认为应该肯定回答。这甚至要比国有企业简单退出某些领域,或者对私有企业放开某些市场管制更为重要。因为任何资产的定性,都离不开这一点:其所有者和经营者以何种方式进行管理,乃至在市场上被如何看待。
可以这么说,我国经济体制在区分了国家资产和国民财富的不同之后,何时能彻底实现二者平等对待,取决于国有企业彻底去行政化。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做得其实还很不够。
比如我们公开地称呼老百姓的企业,从来就不说民有企业,而只说民营企业。一个“有”字和一个“营”字的差别,其实是巨大的。即便不考虑各种政治观点和经济学理论,就论一般的汉语常识,都知道“有”才意味着是自己的;而“营”最多意味你管理,你经营。
改革开放之前,属于国家的企业,都叫国营企业。改革后,发现这不对。因为据说这造成了所有者缺失,以至于产权不能界定。于是乎“国有”的称呼便应运而生。叫“国有”了,这样在清晰界定产权之后,还可以保证依然由国家指定代理人经营,包含原来的称呼含义。而改革三十年来,关于老百姓经商,经历了从小到大,从草根到宪法承认的过程。可是国有、民营一样都是企业,都是市场的行为主体,却还有着“有”和“营”,两种不同的公开称呼。这与“所有合法企业主体都应该平等享受国民待遇”的理想还有差距。
可见如何建立民有的制度环境和现实语境,变“民营”为“民有”,就如同变“国营”为“国有”一样,能得到一致认同,而写进宪法是远远不够的。这或者将是个很漫长的过程,因为国有企业行政化,在全国范围还大规模存在。现在热谈国有和“民有”,也许还只是概念之争,但这个方向却不容置疑。
这需要我们进行深刻和具体的变革,是一场在本质上建立国有资产和国民财富同等地位的变革。什么时候不提“民营”了,而只说“民有”,就像不提“国营”,而只说“国有”一样,那么名正言顺地担心不同资产和财富的所有者缺失,也许才能说真正建立了这样的制度,这样的制度才深入人心,成为我们经济生活中一部分。
从这个角度说广州国企改革,管理者不再是官,只是万里长征走出第一步,只有最终提倡民有本质,才能有国有企业彻底去行政化。
第二篇:取消国企官员行政级别势在必行
取消国企官员行政级别势在必行
即将在下月举行的三中全会,被国际国内都寄予厚望——希望十八届三中全会能够如35年前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一样开启中国改革开放的新征程,将改革开放推向一个更加广阔和崭新的阶段。无论是从最高层各种场合透露的讯息看,还是从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提出的改革路线图分析,这次会议上推出的改革措施力度之大、范围之广,都将是空前的。在一系列经济体制改革中,国有企业改革这块难啃的骨头必然是重头戏。多年来,国有企业改革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国企由上个世纪90年代的全面亏损,到目前不但扭转亏损局面,而且给国家税收、百姓就业以及各种社会公益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和抵御金融危机冲击的支柱性力量。国企特别是央企基本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全面改制上市,内部治理结构得到了明显改善,并给继续深化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但也必须看到,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上一轮改革效应正在逐渐减弱,一些体制机制性矛盾和问题突出地暴露出来,成为阻碍我国经济继续向纵深发展的羁绊。这些羁绊如果不尽快清除,我国经济可能走向死胡同。这其中,国企包括央企发展中的一些弊端不容忽视。国企规模过大、战线过长、领域过多,正在侵蚀其他经济体的利益和活力;国企特别是央企垄断越来越严重,正在使得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消退,创新能力不足,经济活力不振;国企特别是垄断性国企利用其垄断地位,不断控制价格,上游侵占产业链条顶端利润,下游推高商品价格。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国企管理层的严重腐败问题刺激着公众的神经,伤害着国企在公众中的形象。另外,国企董事会和高管人员的离谱高薪和内部大大超过社会收入平均水平的高收入,容易引发社会民众巨大对立情绪和严重不满。
我国经济中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必须通过改革解决。十八届三中全会将深化国企改革作为重点之一,抓住了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矛盾。不妨先从理顺国企内部的各种复杂关系开始,比如:国企是独立法人,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细胞,而国企却按照行政机构套用行政级别,国企董事会成员和管理层高管却按照行政官员套用级别待遇。矛盾之处在于:国企老总薪酬待遇上按照市场化的企业标准要求与国际接轨,从而拿着天价年薪,而却按照行政级别戴官帽。这种“四不像”机制是中国的特色和专属。
这种做法的弊端是,把市场化的国企仍然按照行政机关对待,使得企政不分,企业不能真正按照市场规律要求运行。而且在国际竞争中容易被市场化程度较高的经济体抓住具有主权背景企业的把柄。这种做法使得国企不能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容易背靠国家这棵大树而沾沾自喜,没有创新竞争发展动力。
同时更加容易使得国企高管“进退维谷”,而不是一心扑在企业上,把企业搞好。是为
了把官做大而在搞企业。使得国企高管们,想拿高薪了就去当企业老总,高薪捞得差不多了,就去当官。反正国企高管有行政级别待遇的后路和退路。
深化国企改革的第一步就应该先从废除国企高管的行政级别待遇和国企行政级别开始,使国企真正成为市场经济主体而不附带任何行政色彩,真正依靠市场竞争而站住脚,与其他市场主体平起平坐,这将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取消国企高管行政级别,彻底断了其行政官员级别待遇的后路,一方面才能使得国企高管一心扑在企业上、背水一战、心无旁骛地把企业搞好,另一方面其拿着高薪也能让民众心服口服一些,再一方面为国企高管彻底实行面向海内外的市场化招聘奠定基础。
当然,从根本上深化国企改革还需要继续完善内部股权结构,按照市场化取向改革原则,国有股份逐步从国企退出,使得国企真正成为完全的市场细胞。余丰慧(河南 职员)更多信息查看:池州人事考试网池州国家公务员考试网
第三篇:取消国企老总行政级别待遇势在必行[最终版]
取消国企老总行政级别待遇势在必行
全国政协委员、香港渝振控股集团有限公司主席陈振东博士建议,继续深化国企负责人党政分离,取消行政级别待遇制度。
这几年,国有企业改革获得重大进展,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国企由上个世纪90年代的全面亏损,经营不景气,到目前不但扭转亏损局面,而且给国家税收、百姓就业以及各种社会公益都做出了巨大贡献,成为我国国民经济的重要力量。特别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时期,国企特别是央企发挥重要作用,成为我国低于金融危机冲击的支柱性力量。值得大赞特赞的是,国企特别是央企基本建立起了现代企业制度,全面改制上市,内部治理结构得到了明显改善,并给继续深化改革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我国上一轮改革效应正在逐渐消去,经济中一些体制机制性矛盾和问题突出地暴露出来,成为阻碍我国经济继续向纵身发展的羁绊,这些羁绊如果不尽快清除,我国经济将走向死胡同。这其中,国企包括央企发展中的一些弊端不容忽视。国企规模过大、战线过长、领域过多,正在侵蚀其他经济体的利益包括民营民资的生存空间;国企特别是央企垄断越来越严重,正在侵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正在使得市场机制配置资源的基础性作用开始消失,社会整个经济效率大大降低,创新能力不足,经济活力不振;国企特别是垄断性国企利用其垄断地位,不断控制价格、垄断市场,正在与百姓与民企争利,上游侵占产业链条顶端利润,下游推高商品价格,酿造通货膨胀。
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国企老总腐败的新闻,时不时地刺激着公众的神经,伤害着国企在公众中的形象。国企老总腐败案件涉案人数持续上升、涉案金额巨大、贪污受贿占主流、罪行复杂“窝案”多、垄断行业大案频出。国企特别是垄断国企经营成果由内部人控制,董事会和高管层人员的离谱高薪和内部大大超过社会收入平均水平的高收入,已经引发社会民众巨大对立情绪和严重不满。
改革,又成为社会呼声最高的名词,我国经济中的深层次问题和矛盾,必须通过改革解决,其中,深化国企改革是正在酝酿的新一轮改革的重点。不妨先从理顺国企内部的各种复杂关系特别是不符合市场经济体制对企业的内在要求改起,比如:国企是独立法人,是市场经济的一个细胞,而国企却按照行政机构套用行政级别,国企老总却按照行政官员套用级别待遇。矛盾之处在于:国企老总薪酬待遇上按照市场化的企业标准要求与国际接轨,从而拿着天价年薪,而却按照行政级别戴官帽。这种“四不像”机制是中国的特色和专属。
这种做法的弊端是,把市场化的国企仍然按照行政机关对待,使得企政不分,企业不能真正按照市场规律要求去做。而且在国际竞争中容易被市场化程度较高经济体抓住具有主权背景企业的把柄。这种做法使得国企不能真正成为市场主体,容易背靠国家这棵大树而沾沾自喜,没有创新竞争发展动力。更加容易使得国企老总“进退维谷”,而不是一心扑在企业上,把企业搞好,而是为了把官做大而在搞企业。使得国企老总认为,想拿高薪了就去当企业老总,高薪捞的差不多了,就去当官。反正国企老总有行政级别待遇的后路和退路。
深化国企改革的第一步应该先从取消国企老总的行政级别待遇和国企行政级别开始。这样,使得国企真正成为市场经济主体而不附带任何行政色彩,真正依靠市场竞争而站住脚,与其他市场主体平起平坐,这将有利于促进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完善。取消国企老总行政级别,彻底断了其行政官员级别待遇的后路,一方面才能使得国企老总一心扑在企业上、背水一战、心无旁骛地把企业搞好,另一方面其拿着高薪也能让民众心服口服一些,再一方面为国企老总彻底实行面向海内外的市场化化招聘奠定基础。
总之,取消国企老总行政级别和企业行政级别势在必行!
第四篇:高校不应该取消行政级别
谢谢主席。尊敬的评委,对方辩友及现场观众,大家晚上好。我方认为高校不应该取消行政级别。首先让我们来明确所谓高校行政级别是指:在中国大陆,根据各高等学校的规模,办学水平,以及在科研教育上的作用而有相应的级别。在当前级别盛行的客观现实下,各高校设立行政级别对于高校而言无疑是利大于弊,而其存在的意义在于能够促进国家合理分配教育资源,方便高校与社会上其他单位进行合作,便于学校内部管理利于高校自身发展等诸多方面。
接下来我将从三个方面深入论述我方观点。首先,高校行政级别的存在是历史遗留问题,由于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经费、人员、设施等并不充足所以为了重点建设部分高校,并且全面推动高校发展,行政级别则成为在特定时期下的最强有力的措施。随着社会的发展,行政级别的存在的确暴露出自身的一些弊端,但是我们必须承认我国在生产力仍然急需发展的今天依然依靠行政级别对高校进行不同程度的建设,从而合理分配教育资源,以达到让更多的人拥有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力。因此行政级别的存在是中国高等教育统筹发展,全面建设的保障。
其次,我们要从现实角度去思考,当前的社会是一个讲地位讲级别的社会,社会地位的高低直接影响着个人、集体的发展。如果因为高校行政级别会带来某些不利的影响而将其取消,试问在当期的社会中高校凭借什么在社会上与其拥有行政级别的单位进行合作、交流?在“官本位”思想根深蒂固的大众心里,搞笑又有多少分量?而且一旦取消行政级别,又将出现一种怎样的制度来替代?谁又敢保证新制度能彻底解决现实问题?
再次,高校内部的行政级别是对高校日常事务进行管理的有效手段。高校是以培养人才,科学研究,服务社会,学术交流等为目的的场所,高校应以学术为主导,行政起到服务于学术的辅助作用。面对高校“行政化”现象,绝大部分人将行政权力对学术权力的干涉归罪于行政级别,认为是行政级别致使行政权力滥用。其实不然,高校内部行政级别的存在是为了方便对学校日常事务的管理,而非干扰学术,这一现象的成因是由于人对于名利的追求已然超过对于知识的尊重,是由于人主观思想意识及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引起的,行政级别只是起到导火索的作用,而盲目的取消行政级别非但不能解决本质问题,还会影响当前高校内部的管理与正常教学。
我们今天在此讨论是否应取消高校行政级别,只是希望通过这样的讨论引起大家对于如何保障高校学术自由,更好的发挥其职能以及发展方向的思考,行政级别仅是这些问题的表象,而建设一流的大学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绝不是取消行政级别这样简单。
综上所述,我方坚持认为高校不应该取消行政级别。
第五篇:事业单位改革逐步取消行政级别
事业单位改革逐步取消行政级别 微博
2013年11月18日04:34来源:新京报手机看新闻 打印网摘纠错商城分享推荐字号
原标题:中央编办副主任:事业单位改革逐步取消行政级别
三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决定》,对加快转变政府职能、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等作出部署。围绕行政体制改革问题,中央机构编制委员会办公室副主任王峰表示,“行政体制改革直接关系政府部门权力格局的调整,各种利益矛盾和复杂问题交织,许多时候绕不开、躲不过。”王峰说,推进行政体制改革要下决心敢于啃硬骨头,敢于涉险滩。
焦点 1
《决定》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从行政体制改革的角度看,如何理解和把握这两个作用?
四轮驱动保经济健康发展
王峰表示,深化行政体制改革的核心是转变政府职能,说到底是如何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三中全会提出发挥“两个作用”的观点,对政府职能怎么转、向哪转具有根本性指导意义。
一方面,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就是要求政府把市场能够发挥作用的事项一律放给市场,把政府越位的地方退回来。另一方面,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并不是全部作用,还要同时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这就是要把政府该管的事管住管好,缺位的地方要补上去。“两个作用”优势互补好比一辆车,如果遇到坑坑洼洼或泥泞湿滑的路段,就需要另一组车轮也驱动起来,在这种情况下,四轮驱动才能保持车辆的平稳行驶。
焦点 2
《决定》对事业单位改革进行了一系列部署,应如何看待这项改革?
改革可更好提供公共服务
王峰介绍,加快事业单位分类改革,目的在于更好地提供公共服务。这也是全面正确履行政府职能的一项重要举措。
随着社会发展,政府需要加大对公共服务的购买力度以满足人民的需求。说白了就是政府不花钱或少花钱养人,花钱或多花钱办事。对此,改革要求进一步按照政事分开的原则,理顺政府和事业单位关系,推进事业单位去行政化,逐步取消行政级别,加快建立事业单位法人治理结构,提高公共服务的质量和水平。逐步推进有条件的事业单位转为企业或社会组织,建立事业单位统一登记管理制度。
焦点 3
《决定》提出要严格控制机构编制,如何管理好编制资源?
最大限度提高编制利用率
王峰说,这对加强机构编制管理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当前编制管理面临的状况是机构偏多,人员总量偏多,结构不太合理,有的部门和地方人员比较宽裕,甚至一些部门人浮于事,有些地方和部门却人手偏紧。
改变这种状况,一要强化机构编制刚性约束。各地各部门应严格按规定设置机构、配备人员编制和领导职数,在核定的行政编制和领导职数内配备人员。严格控制和减少机构编制增量,最大限度提高机构编制资源效用。
二要创新机构编制管理。妥善处理严格控制与满足需求的矛盾,探索政府购买服务的有效形式和办法,把有限的财力用于办事上。
三要严肃机构编制纪律。严格遵守机构编制各项法律法规和政策,严禁行政编制和事业编制混用,严禁上级部门干预下级的机构编制事项。
11月12日零点,杭州阿里巴巴西溪园区媒体数据直播中心大屏幕上的成交额数值最终定格在350.19亿元。这350亿元形成的,是1.5亿个飞往各地的包裹。“双11”已经轻而易举地成为全球规模最大的网购节日。“逆天”的购买力
350亿元,网购消费者巨大的消费热情和消费能力通过一张张订单释放出来
卖疯了!
11月11日的第68秒,杭州阿里巴巴西溪园区媒体数据直播中心爆发出一阵惊呼。116896436元!大屏幕第一次更新出的“双11”支付宝总成交金额令人震惊。
但这只是这场全民网购盛宴的开始。此后我国网购单日的一系列纪录被不断刷新。尽管阿里巴巴董事局主席马云此前表示,希望今年“双11”成交额控制在300亿元,但在21点20分,成交金额就突破了这个数字。
特地赶来杭州“观战”的小米科技公关总监刘飞几乎不敢相信总部传来的数据:11日零点30分,小米手机开售,3分钟后,小米单店支付宝成交额过亿元,成为天猫首个成交额过亿元的实物商家,8分钟后,成交额突破2亿元。截至中午12点,仅小米3 TD版手机单款商品销量已达到2.3亿元。
卖得最快的是小米,单品价格最高的则是佐卡伊旗舰店于上午10点47分售出的一颗13.33克拉的大钻石。像小米和佐卡伊一样迎来潮水般订单的还有众多商家。“双11”的头3分钟,GXG、杰克琼斯、太平鸟的成交额就突破千万元。凌晨1点,服装类目成交额33.4亿元。去年“双11”,总共只有3个店铺成交量过亿元,今年截至20点30分,已有小米、国华人寿、海尔、优衣库、生命人寿官方旗舰店等14家店铺挺进“亿元俱乐部”。
网购消费者巨大的消费热情和消费能力正通过这些订单释放出来。截至11日上午10:30,奶粉销售破50万罐成交过亿元,可以供全国2个月大的新生儿食用一个星期。纸尿裤销出6600万片,以一片吸水量1000毫升计算,大概能吸干6个西湖。
不再是天猫淘宝的“独角戏”
越来越多的电商在“双11”这一平台上崭露头角,整个电商的商业基础体系在“大考”中实现转型升级“阿里搭台,大家唱戏”,“双11”真正成为电商行业的“全家福”。
来自第三方电商导购平台惠惠网的数据显示,截至11日中午12点,包括京东、易迅、唯品会、一号商城等在内的电商平台流量增长与前日相比都近乎翻番。
来自易迅网的数据显示,截至11日16时,易迅网下单笔数近35万,下单金额超过2.84亿元,预计全天的订单数目将达到45万单至50万单,单日销售金额将达到3.6亿元至4亿元的历史最高值,相比去年“双11”暴增4倍。
此外,垂直类网站也在“双11”促销中第一次崭露头角。记者11日下午4点电话联系汽车之家副总裁马刚,他笑称,“我们的客单价是15万元每辆,远超天猫啊。”垂直汽车网站汽车之家今年第一次与汽车厂商联手参与“双11”。截至16点40分,汽车之家共在线上卖出13448辆汽车,总销售额达到20.02亿元,仅在北京市就卖出1442辆。
从2009年到2013年,天猫淘宝成交金额分别为5200万元、9.36亿元、52亿元、191亿元和350亿元,成为名副其实的爆发式增长。而庞大的数字也在考验着支付、物流、售后等一系列支撑体系,尽管这场“大考”他们的成绩还未知,但根据市场研究机构中国电子商务研究中心分析师方盈芝的说法,“双11”正在成为倒逼行业提升的关键节点,通过“双11”,整个电商的商业基础体系正在实现转型升级。
网购模式加速渗透传统行业
传统企业已开始将网络购物视为正常营销的渠道之一,而非倾倒库存的“下水道”
但这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数字和一句“太能买了”并不足以形容这350亿元背后蕴含的变化。
这些变化中,有传统企业对网购态度的转变。去年“双11”,销售额排名前10的店铺中,服装纺织企业占据7席,其中6家为线下品牌,它们的销量多半来自于低价清理过高的库存。但今年“双11”截至20点,排名前10的实物店铺中服装纺织企业上升到8家,其中出现了茵曼、阿卡、韩都衣舍3家互联网品牌,线下企业的促销项目也多半为当季新款。传统企业已开始将网络购物视为正常营销的渠道之一,而非倾倒库存的“下水道”。
这些变化中,也有传统企业对网购销售方式的熟悉,截至20点,在单品销售前10的商品中,挂有“预售”方式销售的商品有3件。消费者先交定金,“双11”当天付全款的“预售”模式在去年“试水”后,今年被线下品牌广泛使用,对于他们来说,这种模式能够更精准地对供应链进行控制,从而大大降低生产成本。为350亿元作出贡献的还有“新面孔”:第一次加入“双11”促销的旅游服务业和传统金融保险业。各大酒店集团和航空公司在半天的销售时间中贡献出超过6万间夜的酒店预售和4万张机票。而在理财产品方面,截止到11日中午12点,理财产品支付宝总成交金额达5.55亿元。易方达1.18亿元基金产品半天售罄,易方达基金互联网金融部总经理廖智告诉本报记者,传统基金公司在互联网上卖基金刚刚开始,还需要不断去了解客户群体的特征,摸索服务他们的方法。
11月11日,这个被称为“光棍节”的不起眼的日子,正演变为全民的购物狂欢节。不论是淘宝、京东等电商的销售大战,还是易讯微信在移动购物端的发力,都反映出我国年轻一代消费潜力的巨大,而以支付宝、易宝支付、微信支付为代表的第三方支付,在塑造互联网金融新业态的同时,也助推着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成为撬动消费升级的重要途径。
据了解,阿里巴巴平台11日凌晨第1分钟即涌入1370万人,支付宝交易额突破1亿元,清晨5点49分,交易额正式突破100亿元大关,下午1点,打破了去年191亿元的记录。而从今年的情况来看,不仅是
阿里巴巴惹人关注,电商巨头京东也高姿态加入了这轮消费大战中。据京东内部人员透露,此次京东走的是11月1日到12日的长线促销;促销高峰在11月10日到12日,挑选的时间更加宽裕,对顾客和商家来说都是既实惠又不会集中过大的压力。从11月11日零点到早8点,订单量已经达到平日全天的水平,预计11日当天将会突破400万单;比之前预计的300万单有所提升。从流量来看,11月10日的流量已经超过3.5亿元,达到平日的180%。而网购“新秀”1号店同样取得了不俗的成绩,截至11日上午10点,团购销售额较去年同比增长50倍。
从这些电商巨头的动作看,许多百姓的消费模式以及消费理念均出现变化,网购已成为年轻人购物的主要方式。因为去年“双十一”下手晚了一些,看中的东西瞬间就没货了。今年,吸取了“教训”的小胡提前把要买的东西放进购物车,把钱充到支付宝里,就等这个全民购物节的到来。11号零点钟声敲响,一个“结算”按键,全部搞定,总共耗时17秒钟,消费896元。
小胡告诉记者,自己是从3年前开始成为“双十一”购物大战的一名成员,“当时商家的宣传都类似于‘单身不可怕,自己用消费来让自己开心一类的’,但到今年我发现各大电商已经很少强调光棍节这个话题了,‘双十一’俨然变成了全民购物节。”
除去传统节日外,类似于“光棍节”等消费时点的兴起,则意味着消费潜力通过新型消费模式的激发,正变成现实的消费需求,成为扩大内需的重要抓手。不仅如此,从促销商品的受欢迎程度来看,大数据的应用,也撬动着电商的升级。10月31日,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主持召开经济形势座谈会时,曾对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说,“你们创造了一个消费时点。”大数据、云计算等互联网技术,正在逐步应用到实体经济特别是促进消费中。不少电商负责人表示,将来以互联网技术为支撑的电商将深入整合和分析消费者的习惯及需求,如此商家可以根据客户的实际需求定制商品,从而减少企业的运营成本,提高购物效率,而通过电商统一的物流又可以降低企业的物流成本,从而为生产商品的小微企业提高更好的发展空间。
互联网金融特别是第三方支付的兴起,则为消费者购物提供了便捷的渠道,其在网购端和移动端,已经表现出了明显优于传统支付方式的优势。比如,阿里巴巴电商主要通过其第三方支付平台“支付宝”完成,而立足于行业支付的“易宝支付”也从11月1日开始,联合搜狐畅游等250多家平台,推出了61天的促销活动,由于“易宝支付”目前已有网上在线支付、信用卡无卡支付等模式,因此打破了消费的支付瓶颈,且业务触角已渗透到航空旅游、数字娱乐等行业,此次推出的优惠无疑吸引了消费者的眼球。
与众多电商在网购端的大战如出一辙,今年移动购物市场同样硝烟弥漫。为了争夺市场先机,腾讯微信开始与易讯网等电商平台开始合作,推出了“双十一”卖场入口,而此前当当网等多家网购平台业已接入微信支付功能。
有专家分析,“双十一”成功的因素表面看是因为电商的宣传造势和商品的优惠,实际上是我国的消费潜力在某一时点集中爆发的体现,未来的电商发展关键,将不能仅靠噱头或营销形式的多元,更多的应该在于以质量与服务造就的用户体验提升,例如在“双十一”这个重要节点上,各大电商应该考虑如何保障物流的速度。而“双十一”销售的爆棚,其中也孕育着互联网金融创新的契机,因为金融创新源于商品交易,以第三方支付为例,其意义不仅在于带来了消费的便利,更在于其对电商模式升级的推动,以及对传统商业模式的颠覆和重构。
不甘于只做工具的支付企业,终于开始发力了。
日前,第三方支付企业易宝支付推出了为企业客户提供供应链融资的服务,结合其多年积累的企业和个人等包括现金流在内的大数据,引入银行、小贷等第三方信贷机构以及推出自有品牌的P2P平台,为企业客户提供融资服务。
“支付是所有商业模式变现的必经之路,汇聚了客户包括现金流在内的大量数据,这些数据蕴含着丰富的金融服务需求以及用户的经营状况、资金状况、信用状况等信息,接下来推出贷款等融资服务是可以预测的。”京东商城一位熟悉互联网金融业务的前高管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
易宝支付推平台金融
“第三方支付肯定会做平台金融的,即使易宝支付不去做,不久就会有其他支付去做。支付企业手中有企业资源和贷款需求,还有企业的现金流、信用状况等信息作为风控依据,再引入第三方银行、小贷、担保等融资服务,既解决了企业客户融资需求,又增加了支付企业的发展空间。”易宝支付CEO唐彬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
京东前高管指出,目前所谓的电商小贷也可以称为支付小贷,因为电商的大数据最有价值的部分即现金流,最终还是要走支付的渠道,像阿里小贷的数据来源主要就是支付宝。支付汇聚了客户包括现金流在内的大数据,未来拓展更多的金融服务在情理之中。
“互联网企业实际上早已经看到了支付的这一发展空间,在这块儿竞争的非常激烈。这就是京东为什么几年前就屏蔽了支付宝的接口,也是为什么腾讯、百度都要争着做自己的支付产品。未来,他们的互联网金融业务都可能以支付为载体来展开。”这位人士还说。
其实,供应链融资服务在第三方支付企业并不鲜见,例如快钱早在去年就提出为企业客户提供应收账款融资服务,从改善企业现金流的角度,将企业应收账款打包给银行以获得应收账款面值的50%—90%的贷款。
“快钱提供的融资服务内容和方式都比较单一,只有应收账款融资,只能由快钱统一打包给银行,而易宝支付则是建立一个开放的金融平台,公开引入银行、小贷等金融机构,可以充分满足企业客户不同的金融需求。”有互联网金融观察人士说。
支付企业做P2P具天然优势
《中国企业报》记者还发现,易宝支付的开放金融平台接入的金融服务供应商中,除了银行、小贷公司等传统金融机构之外,还包括自有的P2P网贷平台。
“我觉得现在这种中介式的P2P有先天不足,因为它没有根,平台作为中介对投资人尤其是借款人并不了解。而支付企业做P2P具有天然优势,因为它本身就汇聚了大量的个人和企业用户,并对这些用户的信用有所掌握,可以很好地控制风险。”唐彬表示。
但是唐彬没有透露更多的信息,包括P2P业务具体是如何运作的。记者登录易宝支付官方网站,也没有看到P2P业务的上线。
上述观察人士认为,如果易宝支付做P2P,完全可以一边吸引积累的个人用户来投资,一边吸引原有的企业用户来贷款,中间由易宝支付打通双方交易的支付通道,并根据双方的现金流等数据做好风控,这无疑是一个理想的设计。
“联系目前频繁向P2P平台示好的银行可以看出,未来背靠银行、支付甚至是电商的各种平台式P2P将会陆续出现,这些对源自原有平台的借贷双方都知根知底的P2P,在品牌、用户、风控能力上将会对现有的中介式P2P产生重要冲击。”这位观察人士还说。
能否吸引银行成关键
有意于互联网金融开放平台的不仅仅是支付企业,由民生电商董事长尹龙负责的民生银行关联电商平台合一行也已开始落地,阿里、腾讯和百度等也纷纷涉足互联网金融开放平台。
“现在的开放平台太多了,到底平台上有多少金融资源却很难说。尤其是银行,是不愿意甘心到平台上为互联网企业打工的,这从阿里与银行的僵局中可以看出。”上述行业人士指出,能否吸引银行等金融机构的入驻,这将是易宝支付金融平台成败的关键。
唐彬并未透露易宝支付具体接入了哪些金融机构,其官网确实列出了包括保险、基金和银行在内的约30家金融机构。
“实际上,对于目前众多的开放平台,银行对于较小的平台可能更加热情一些,因为能保持银行的话语权地位,只有对于阿里金融、合一行这样的大平台,银行才会很警惕,因为双方有直接的业务竞争。”这位观察人士认为,从这个角度来讲,刚刚起步的易宝支付对银行吸引较大。
还有一个可以借鉴的做法是,一些平台正在尝试绕过与各大银行的直接对话,通过吸引其分行、支行甚至是信贷经理,来接入这些银行的金融产品。
“现在任务量很重,如果有平台可以提供渠道和客户的话,我肯定会试一下的。”中国银行一位信贷经理对《中国企业报》记者说,尚不了解行里对这些互联网金融开放平台的态度,还没有明确说不让涉足这些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