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由财政压力引起的制度变迁
一、引言
如何解释中国近20年来的经济改革，解释一个传统计划体制国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渡过程，这对于现有的经济学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一方面，根据新古典经济学为一些转轨国家制定的改革方案，在实施中却不断遇到许多始料不及的巨大困难。这似乎能够表明，新古典经济学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存在某种缺陷，对过渡经济的认识则准备不足。另一方面，新制度经济学在分析过渡经济问题时却显示了相当的解释力。新制度经济学把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理解为一个渐进的制度变迁的过程，并在分析制度变迁过程时强调组织和制度的互动关系。在新兴的过渡经济学领域，新制度经济学可能会成为主流的研究方法（Clague et al.1992；盛洪，1994；Lichtenstein, 1996）。现有的过渡经济学或者侧重从总体上比较激进和渐进这两种改革方式的效果，或者具体分析过渡过程中不断出现的新问题。本文则试图在已有的各种研究的基础上，寻找某种可以进一步解释中国改革进程的分析框架。本文尤其关心的问题是，能否从历史经验和经济理论中找到重大改革的一般性的最初起因，同时，在我们看来，对改革的起因有了较为深刻的认识之后，才能更好地解释改革之路径。本文的思想可以概括为一个中心命题，即财政压力决定了改革的起因和路径。
和许多其它的过渡经济学文献一样，本文也受到新制度经济学研究方法的影响。我们也认为，改革是一个制度变迁的过程，而改革的最终结果则取决于改革过程中各种组织的相互博弈。在本文中，我们想更为明确地提出：
1．改革的实质是国家主导型的制度变迁。国家的主导作用未必就是说国家会按照长远而详尽的纲领和计划领导改革，在我们看来，所谓国家的主导作用指的是，改革是在保持原有统治之稳定性和连续性的前提下，由国家对既有的政治经济体制作出的自我调整。从历史经验来看，这种调整主要表现在国家逐步放松对市场的管制，以及国家不断退出原有的特权领域，而放松管制和主动退出都是国家出于自身利益考虑理性决策的结果。国家的自我调整意味着对于治国者而言，维持统治的外部条件发生了较为持久而重大的变化。一般而言，影响国家政权稳定的外部条件主要包括：（1）人口压力。人口的数量变化不仅会影响到经济增长的绩效（Forgel,1994），诱发制度的变迁（诺斯，1981），还在很大程度上与国家政权的兴衰有着紧密的联系；（2）外部竞争。在相对开放的条件下，一国的长治久安不仅取决于内部稳定，还取决于和其它国家之间的某种竞争，比如相对其它国家而言的更高水平的福利和安全；（3）制度僵化。从长期来看，没有任何一种良好的体制能够一劳永逸地保证国家的经济增长。随着时间的推移，“制度僵化症”往往会阻碍经济增长，甚至可能引发政权危机（奥尔森，1982）。
2．国家与各种组织的博弈决定改革的路径。尤其要指出的是，改革的最终成功可能取决于国家能否和新兴组织达成合作和结盟。在已有的过渡经济学文献中，经济学家们几乎已经达成一种共识，即，在转轨时期新兴组织的寻利活动是经济增长的主要来源（Krueger,1992）。此外，除了在经济方面对改革的贡献之外，新兴组织的壮大还能给治国者提供新的义理性支持。当然，这种可能性的实现需要看国家和新兴组织之间能否达成稳定的合作，具体地说，这种稳定合作的内容就是新兴组织用稳定税收换取国家提供的产权保护。
3．现有的过渡经济学文献主要采用两种不同的模型。一种是决策模型，即强调国家行为在制度变迁中的主导作用。另一种是博弈模型，即假定制度变迁的结果是社会各种力量与国家博弈的均衡结果。我们在研究方法上试图综合这两种不同的模型。在我们看来，向市场经济过渡是一个由决策模型向博弈模型过渡的过程。传统计划体制的起源在很大程度上是国家意志的产物，因此适合用决策模型加以分析。但随着国家在某些领域的主动退出，给各种社会力量的出现和成长创造了条件。最终，有效的产权制度是这些新兴组织与国家长期博弈的结果。
我们感到，新制度经济学在研究制度变迁时，最需要，可能也是比较欠缺的就是一个分析国家行为的经济学模型。我们希望能在本文中能对这个方面的研究作出一些补充和改进：首先，本文假定国家（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治国者）是在约束条件下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经济人，并进而定义国家（治国者）的目标函数为追求义理性最大化。其次，我们认为，财政预算可能就是国家追求义理性最大化的约束条件。根据我们的上述假设，可以得出一个假说，即在绝大多数情况下，财政压力是国家推动改革的直接原因。财政压力犹如一个窗口，我们可以透过它望见人口压力、外部竞争和制度僵化等影响国家义理性的更为宽广的背景。我们所谓财政压力，是指不断增加的财政支出（或财政需求）和相对不足的财政收入（或财政供给）之间存在持续的紧张状态。
在阅读有关文献的时候，我们多少感到有些意外的是，对于国家财政与制度变迁之间的关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在主流经济文献中却几乎很少讨论。但是，从熊彼特（Schumpter,1918）和希克斯（1969）对这一问题的先驱性研究中，我们受到了很大启发。
熊彼特在1918年发表了《税务国家的危机》一文。他指出，研究财政历史使得人们能够“洞悉社会存在和社会变化的规律，洞悉国家命运的推动力量”。熊彼特还有一段特别精彩的议论：“从国家财政入手的这种研究方法，在用于研究社会发展的转折点时，效果尤为显著，……在社会的转折时期，现存的形式相继殒灭，转变为新的形式。社会的转折总是包含着原有的财政政策的危机……。”熊彼特认为，财政体制与现代国家制度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以致于可以把现代国家直接称为税务国家。他还指出，财政不仅有助于国家的诞生，还有助于其发展。这不仅是因为支持国家正常运转的官僚体系就是随着税收体制的建立而建立起来的，而且更重要的是，国家借助财政可以日益扩大其管辖权，并把其意志逐渐渗透到市场经济活动中。因此，熊彼特说，“一旦税收成为事实，它就好象一柄把手，社会力量可以握住它，从而改变社会结构。”
希克斯1969年所写的《经济史理论》主要谈的是，市场经济的演化自始至终都离不开国家的介入。在向市场经济缓慢演进的历史过程中，只有在国家认同并出面确立了市场经济的两大基石（即法律和货币制度）之后，这种被哈耶克称为“自发秩序”的扩展过程才可能持续不断。而且，市场经济在近代欧洲的形成，同时就是近代民族国家兴起的历史。民族国家借助市场经济力量才能成型，并要依赖于市场经济行使统治权，所以国家意识到必须保障市场经济秩序，同时也加大了对市场经济的控制。在这段历史中我们可以看到，近代民族国家的兴起就是由于财政原因。近代国家起源于16世纪的西欧，这次历史变革的主要原因就是财政压力，即君主们需要大笔金钱去支付战争费用。国家努力克服财政压力，一方面不断寻求向新财富征税，这导致了现代税收制度的建立，另一方面，由于日常征税仍然满足不了非常时期的军费开支，所以借债就成为非常迫切的任务。信用是借债的关键。结果，西欧国家寻求借款的努力，促进了资本市场和整个金融体系的成熟。
我们把熊彼特和希克斯的思想概括为一个基本命题，即财政压力是国家推动改革的直接原因。本文的讨论，从某种意义上讲可说是对熊彼特－希克斯命题的补充和扩展。作为对熊彼特－希克斯命题的进一步解释，我们想补充说明的是，财政压力所解释的是根本性的、在历史上有着转折意义的改革。作为对熊彼特－希克斯命题的扩展，我们认为，财政压力不仅是改革的起因，还将在很大程度上影响改革的路径，因此，一个更为完整的命题应该是：财政决定改革的起因和路径。
二、治理国家的政治经济学
国家作为一个政治系统，至少包括三种不同角色的参与者，即治国者、官员和公民。经济学家在研究政治体系的时候，总是将政治系统中的参与者假定为追求自身效用最大化的理性行为者。虽然这种假设多少是为了更为得心应手地应用经济学的分析工具，但同时它又是与源于霍布斯和托克维尔等人的政治哲学和政治科学的思想一致的。研究政治决策的经济学理论被称为公共选择学说。其中，对公民参与政治决策之规则和过程的研究（Buchanan and Tullock, 1962;），以及对官僚行为的研究（Downs, 1957；Tullock, 1965;Niskanen,1971），都已经相当深入。相比之下，对治国者的研究则较为欠缺。本文试图对治国者（国家领导人）的行为方式作一些初步的分析，以期能进一步充实经济学文献对国家的考察。
本文假定，治国者的目标函数是追求义理性的最大化，也就是说，治国者关心的是长治久安，即尽可能持久而稳定地维持政权的统治。马克斯·韦伯可能是最早讨论义理性的学者之一。他在《经济与社会》中曾给出了一个关于义理性的定义：“社会学所要讨论的政治系统的义理性，只能是［符合命令－服从关系的］相应态度存在以及由此引发出与之相符的实际行为二者相关程度的可能性。”（Max Weber，1968）。换言之，义理性是指被统治者服从统治者命令的可能性。只有符合义理性的执政者，才有可能长期、稳定地治理国家。利普塞特上承马克斯·韦伯的观点，指出任何一个民主国家的稳定程度，取决于其政治制度的有效性和义理性。有效性是指实际的政绩，即完成政府基本功能的效率；义理性的意义是指，“这个制度能否形成并维持这种信念，即现存的政治制度最适合这个社会。”利普塞特说，有效性维持政府的运转，而义理性则提供价值判断。在他看来，义理性危机是变革的转折点。（利普塞特，1993）后来，政治学和社会学对义理性的含义进行了更为细致的讨论，政治学文献主要是从以下两个方面讨论义理性的含义：（1）对政府运作的评价（基于效率标准或基于公平标准）；（2）公众对政权的接受程度（主要是根据公众参与政治的程度加以测度的）（Weatherford, 1992）。
本文对义理性的讨论与上述各种观点略有不同。我们认为，治国者的义理性归根到底来自公民和官员对其的拥护。更具体地说，义理性有两个来源：
1．义理性的获得来自于公民的普遍支持。韦伯曾经谈到，国家在公民中的义理性可能来自三个基础：（1）领袖人物的感召力；（2）拥有传统所承认的统治地位；（3）由公民间的理性契约赋予的统治权力。相应地，韦伯将统治分为三种纯粹类型，即卡里斯马型（charismatic）统治，传统型统治和法理型统治。本文认为，无论是在哪一种统治类型下，治国者如欲赢得公民的义理性都必须使公民普遍相信，在其治理之下，公民将获得最大的收益或预期收益。公民的个人收益之所以和国家统治有关是因为：首先，国家制定的产权规则实际上为社会提供了激励机制，从而决定了公民从事寻利性活动的积极性。其次，国家会直接向公民提供各种福利。一般而言，公民个人收益中的第一部分是其在市场经济中个人决策的结果，而其收益中的福利部分则是其在政治市场上参与集体行动获得的。由于国家在争取公民的义理性支持时直接面对的总是参与集体行动的公民，所以国家为了提高义理性，更注意如何满足公民对提高福利水平的需求。
2．义理性的获得也来自于官员的支持。正如韦伯所指出的，法理型统治最有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而官僚体系正是法理型统治的基础。韦伯认为，人类社会处在一个不断理性化的过程之中。在这个漫长的路途中，官僚体系由于其在技术效率上的优越性，逐渐发展了起来，成为管理日益复杂的社会行政工作的不能不依靠的一支力量。同时，官僚体系在不断壮大和膨胀起来之后，日益成为相对独立的利益集团，并在政治领域获得了越来越大的影响力。实际上，官员们不仅维持着国家机器的正常运转，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能左右国家的行政决策。这是因为：（1）一般而言，官员阶层在参与选择和任命治国者的程序中比普通公民有更大的影响力；（2）官员体系的高度专业化使得其地位和作用在一般情况下是不可替代的，这也增加了官员在与治国者博弈中的讨价还价能力；（3）官员在分管不同的部门中，往往与其管理的部门形成利益共同体。实际上，我们可以不太严格地假定官员总是某个利益集团的代表，而政府的政策最终常常是各个利益集团博弈的均衡结果。
根据以上的讨论，我们可以进一步得出两个结论：其一，治国者的目标函数中同时也包含着公民和官员的效用，所以近似地讲，治国者出于自利追求义理性最大化，同时也是在追求在某种程度上可做为整体利益的国家利益的最大化，或者说，治国者和作为一个整体的公民之间，以及和官员阶层之间存在着“共容利益”。其二，所谓国家利益并非某种由个体利益加总得到的社会福利函数，而是国家、公民和官员三方相互博弈的结果。值得注意的是，在国家和公民，国家和官员，以及公民和官员之间总是存在着某种利益的冲突，其中公民和官员的利益冲突可能是最直接和突出的。这种利益的不一致使得国家在参加三方博弈时，可以在某个特定时期选择与不同的对手结成联盟，以便提高或至少维持其义理性水平。比如说，治国者可以通过打击腐败的官员争取民心，或在公民力量分散因而很难形成集体行动时更注意依靠官员的支持。
接下来，我们假定治国者主要通过组织生产一组公共产品获得义理性。对于这个假定需要做以下几点说明。第一，我们所说的公共产品，是就其由国家组织生产和分配这一性质而言，与所谓的纯粹的公共产品意义有所不同。纯粹的公共产品是指在生产和消费方面满足不可分性、非拥挤性和非排他性的产品。但事实上，国家所提供的产品远远超过了纯粹公共产品的范围。第二，国家提供的最基本的公共产品包括军队（对外防御）、法律和秩序（对内防御）、意识形态、对外部性问题的管制（如环境保护）、宏观经济管理、货币稳定等等。不过，不同时期和不同体制的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集合并不完全重合，对集合中各种公共产品所给予的权重也并不相同。传统计划体制国家的首要目标是实现增长率和充分就业，显然，这与发达市场经济国家的目标函数就有很大不同。第三，国家之所以可以通过提供公共产品获得义理性，首先是因为公民对公共产品存在需求，其次是因为提供公共产品是官员的职责（治国者负责决策，官员负责生产，因此在治国者和官员之间形成了一种委托－代理关系），所以官员的既得利益也是和公共产品的生产挂钩的。
国家提供公共产品要受到财政预算的约束。据此推论，国家提供的公共产品数量应该以不超过财政收入的负担为极限。但实际上，公共产品的生产数量却常常突破这一极限。这是因为治国者经常受到来自公民和官员的双重压力，不得不增加公共产品的产量。
首先，从公民的角度来看，一方面，公民希望获得更多的公共产品数量，但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公共产品的成本最终要由公民的纳税支付，所以公民也关心公共产品生产成本的最小化。这里的问题在于，由于公民远离公共产品的生产决策，所以他们对公共产品数量增加的关心和对税收水平维持原状的关心便被割裂开了。换言之，公民一方面要求国家不增加税收，另一方面却要求国家不断增加公共产品的产量。尤其是在民主社会中，个人利益可以通过公共领域表达。民主社会最初的基本信念是公民在公共事务中有平等的权利。但随着民主的通道打开，人们通过公共领域传达的要求逐渐扩展到社会福利的各个方面，并演变成一场“争取应享权利的革命”（revolution of rising entitlements）（丹尼尔·贝尔，中译本，1989）。收入分配超过了社会生产，这就引起了奥康纳所说的“国家的财政危机”，也是皮特斯和罗斯之所以担心“政府是否会破产”的原因（O’Connor,1973;peters and Rose, 1987）。
其次，从官员的角度来看，随着官员体系的不断壮大，其生产公共产品的效率却在逐渐下降。在外部的监督和激励机制方面，由于许多公共产品的产量是难以“测量”的，也由于政府在公共产品的供给和需求方面都作为垄断者出现，所以引起治国者和公民监督官员体系的困难，也使政府部门因缺乏竞争压力而效率低下。进一步地，从内部的监督激励机制来看，由于官员的薪金和增进效率几乎毫无关系，所以官员自身缺乏动力追求效率的增进。根据尼斯卡宁的研究，官员追求的目标包括：薪金、职务津贴、在公众中的声誉、权力、任免权、机构的产出、轻而易举地制造变化、轻而易举地从事行政管理，等等。他还强调指出，除了最后两项之外，官员追求的其它目标均与预算规模有正相关的关系（Niskanen，1971）。由此可见，官员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倾向于提高公共产品的产量，从而获得更多的预算拨款，而这样做的结果，常常使公共产品的产量超过了社会最优的需要量。
综上所述，国家的目标函数是追求义理性的最大化。为了维持和提高义理性，国家需要组织公共产品的生产。由于生产和分配公共产品都涉及到国家的财政预算，实际上，可以看出，财政预算就是国家追求义理性最大化的约束条件。公民出于自身利益更关心税收水平，亦即财政收入，官员出于自身利益更关心财政拨款，亦即财政支出。因此，在国家追求义理性最大化的约束条件中，包含着治国者、公民和官员之间的博弈关系。
三、财政压力决定改革的起因和路径
（一）财政压力决定改革的起因
回顾历史，我们发现，几乎所有的重大的社会变革都有着深刻的财政压力的背景：发生在中国古代宋、明两朝中期的两次大变法，均肇始于财政长期亏空的积弊（《宋史》；叶坦，1996；黄仁宇，1990）。17世纪英国经历了两次革命（1642年爆发的由奥利佛·克伦威尔领导的内战以及1688年的光荣革命），也都和君主与议会的财政权力之争有关（金德尔伯格，1991；Braun,1975）。偿债压力不仅是法国大革命的直接起因，而且在整个18世纪后期，债务危机和由债务危机引起的通货膨胀始终左右着动荡的法国政局（Sargent and Velde，1995）。一战后德国由魏玛共和国一步步蜕变为专制政体，并最终使希特勒代表的法西斯势力能够执政，是与其战后承担巨额战争赔款而引起国家财政几乎濒于破产直接相关的（keynes，1919；）。所有这些史实，似乎都在支持同一个假说，即财政压力决定改革的起因。
在我们看来，改革是国家主导型的制度变迁，而国家主导改革的初始动机，首先是为了提高或至少维持国家的义理性水平。如果义理性水平可以保持不变，国家的政策大体上也不会变动。但是我们将强调指出，在边界稳定的社会中，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的义理性将逐渐下降。这或可称为国家义理性投资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1）由于上一节中提到的公民对社会福利的需求刚性，以及官员扩大预算规模的欲望，国家将不得不不断提高公共产品的产量。这意味着，随着时间的推移，国家维持义理性的难度越来越大；（2）在边界稳定的社会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将出现越来越多的利益集团，利益集团在生产公共产品的决策中起重要影响，其总的趋势是降低生产效率和国民总收入（奥尔森，1982）；（3）随着利益集团力量的壮大，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将会加剧，潜在的竞争者增加，而国家的义理性是与潜在竞争者的数量成反比的；（4）一般而言，由意识形态提供的激励作用也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递减。
与国家义理性投资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紧密联系的是瓦格纳定律，即从长期来看，国家财政支出呈现出不断上升的趋势。此现象最早由19世纪的一位德国经济学家阿道夫·瓦格纳提出。之后，经济学家进一步用计量方法检验了这一假说的有效性（Lewis and Martin, 1956;Oshima, 1957），并提出了各种解释。已有的解释主要可归纳为以下几种：（1）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尤其是“起飞”阶段需要大量的公共资本形成（Musgrave,1969;Rostow,1971）；（2）公共消费品的需求收入弹性可能大于1，因而公共消费与私人消费的比率随人均收入上升而上升；（3）人口压力至少会影响到公共支出的绝对规模增加；（4）财政支出一旦扩张（比如在战争等危机时期被迫提高税率，扩大开支），则危机过去之后支出仍然不会下降（peacock and Wiseman, 1961）。我们认为，国家义理性投资的边际报酬递减规律与瓦格纳定律的关系更为直接。由于国家的义理性投资边际报酬递减，则仅仅为了维持已有的义理性水平，国家就不得不不断提高财政支出。
义理性的下降迫使国家不断提高财政支出。财政支出持续增加的后果是引起财政收支的缺口不断扩大，财政支出的增长率超过国民经济的增长率。最终，出现了财政压力。财政压力使得国家无法再依靠原有的政策维持义理性水平不变，或者说，财政压力反过来会导致国家义理性的进一步下降。为了打破这一恶性循环，国家开始寻求改革。
从历史经验来看，在国家发动改革的时候，其官员体系和意识形态总是仍然保持着相当的稳定性。相对于财政而言，官员体系和意识形态之所以有更大的稳定性是因为：（1）官员是原有的体制下最主要的既得利益集团，所以他们是政权稳固的最大的支持者，同时，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官员的实际操作，所以一般情况下官员体系的变动并不大；（2）意识形态的建立需要很高的沉淀成本（sunk cost），因此成熟的意识形态会在较长时期内占据垄断地位，并随着时间的推移，变为深入人心的复杂而普遍的思想情感。所以，改革是在官员体系和意识形态基本稳定时自上而下的变革；财政压力是在官员体系和意识形态相对稳定时的改革动因。
国家寻求缓解财政压力的自利行为改变了产权规则，产权规则又影响到经济绩效，因此，本文的基本命题实际上说的是：政治决定经济。一个在经济增长理论中一直被忽视的重要现象是，经济的增长或衰退经常是在一国范围内出现的，这从某个侧面有助于说明我们的观点。
（二）财政压力决定改革的路径
财政压力的出现，对国家的义理性提出了不容回避的挑战。国家将被迫调整原有的政治经济体制，以做出相应的应战，这便是国家主导的改革。当面对财政压力时，国家实际上有两种不同的对策。首先，既然公共产品产量过多是国家财政危机的直接原因，那么面对财政压力，国家直接做出的政策调整恐怕就是减少国家承担的公共产品生产数量，以此节省财政支出。我们称之为“甩包袱”。必须指出的是，国家“甩包袱”的同时，总是伴随着某些权利的下放。国家之所以甘愿下放权利，是因为经过利弊权衡，认为这样做是合算的。当然，国家也可以采取另一种对策，即更为努力地挖掘财政收入增加的潜力。鉴于从旧的经济部门中收取的财政收入已几乎达到极限，则唯一能够有所作为的就只能是向新兴部门征税。因此我们称之为“向新增财富征税”。
一般来讲，“甩包袱”和“向新增财富征税”实际上是改革过程中的两个不同的阶段。国家在改革中选择不同的战略，会在很大程度上决定改革的路径，也就是说，“甩包袱”和“向新增财富征税”这两个不同阶段的先后排序。以下我们试图证明，如欲获得改革的成功，则这两个阶段的先后次序是不可颠倒的。具体地说，如果“甩包袱”在前，“向新增财富征税”在后，就能减少财政收支缺口，促进经济增长，并由此提高国家的义理性；反之，如果“向新增财富征税”在前，“甩包袱”在后，则可能引起财政问题更加恶化，同时会遏制经济的增长动力，最后易导致国家义理性的进一步下降。
首先，让我们来看第一种情况，即“甩包袱”在前，“向新增财富征税”在后。
依常情而论，国家主动降低其公共产品的供给会引起义理性的下降，但在财政压力相当迫切的情况下，这种义理性的下降可能是有限的。在国家的财政危机已经为公民了解，而国家依然维持着自己的统治稳定性的条件下，公民会预期到在原有体制下寻求进一步收入分配的“寻租活动”的收益是递减的，希望国家能够提高福利水平甚至维持原有福利水平已经是此路不通了，同时，我们还要看到，国家在“甩包袱”的时候常常能够给予公民更多的权利，因此公民会把更多资源投放到体制外的寻利活动中。面对国家的财政危机，官员的反应要更为复杂：一方面，官员直接拥护国家统治的稳定性，不愿看到国家因为财政压力而破产的局面，但另一方面，如果官员们都预期国家的财政破产是不可避免的，那么他们会象挤兑银行那样争相“提出”原有体制下自己可以控制的那部分国家财产，结果就果真促成了国家的财政破产（Solnick，1996）。我们在此暂且排除后一种可能性的发生。
“甩包袱”首先意味着国家要退出对经济活动的控制和干预。一方面，国家不再作为公共产品的垄断供给者，另一方面，国家也不再承担分配公共产品的责任，而是让公民作为消费者直接从新的供给者那里直接购买，这便创造出了巨大的市场和巨额的利润。这些市场和赢利机会被释放出来之后，又会不断引致出新的潜在的市场和利润。于是，越来越多的生产要素便有了可被组合和配置的场所。
与此同时，“甩包袱”还意味着从旧体制中分离出去的生产要素现在必须在竞争中自己求生存。如果我们承认经济增长的动力来自创新活动，那么新兴部门在适应市场竞争的过程中扮演的正是创新者的角色，它们逐渐成长壮大，并成为经济增长的主要源泉。新兴部门持续增长，而旧的既得利益部门则相对停滞，最终，两个部门之间的增长率的差别会变成它们在国民经济整体中所占份额的差别。在这种情况下，新兴部门适合充当转折时期国家财政收入的新的可靠来源。
最后，新兴组织的出现可能是打破旧有“分利集团”的一种有效办法（孙广振和张宇燕，1997）。奥尔森（1982）指出，在一般情况下，社会中的特殊利益组织或集团会降低社会效率和总收入，并使政治生活中的分歧加剧。在他提出的消除分利集团的诸种设想中，有两种与过渡经济最为相宜：奥尔森谈到，采取剧烈变动的措施并促使经济高速增长（改革），或是从在封闭的体系之外引入自由贸易（开放），都能有助于削弱分利集团的影响。由此可见，改革和开放的一个主要作用就是在旧体制之外培育出了新兴组织，而经验研究表明，新兴组织形成垄断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利用新兴组织打破“分利集团”，意味着从某种意义上讲，新兴组织在转轨时期可能会为国家提供新的义理性的支持。
再看相反的情况，即先“向新兴财富征税”，再“甩包袱”。
在这种情况下，国家虽然可能获得较为稳定的财政收入，暂时缓解财政危机，但从长期来看，在没有遏制国家财政支出急剧增长的条件下增加财政收入，无助于从根本上解决财政危机。更为严重的问题在于，在向新兴财富征税的同时，国家并不会相应地让渡权力或主动提供产权保护，新兴寻利集团在和“寻租集团”的竞争中本来就已经处在劣势，而政府的过度干预和高额征税对新兴组织的壮大不啻釜底抽薪。结果，“寻租活动”日益猖獗而“寻利活动”逐渐萎缩，经济增长将失去动力，国家亦将因无法解决财政危机而失掉相当的义理性支持，最终的结局可能是改革失败甚或政权倒台。
既然这种先“向新兴财富征税”后“甩包袱”的改革路径几乎注定失败，为什么在历史中却屡屡见到改革者重蹈覆辙呢？原因可能在于：（1）缺乏一种有效的机制使治国者对未来收益给予足够的重视，或者说，如果治国者对未来收益的贴现率过低将导致政治上的短视行为；（2）既得利益集团的力量往往过于强大，给改革带来了阻力；（3）由于原有的税收体制所限，或因为由体制创新到经济增长之间存在长达数年甚至十数年的时滞问题，由新兴组织创造的财富无法及时地转化为国家岁入，而财政危机的迫切性可能使国家不得不放弃改革的努力，而是用出卖特权的方法换取短期内稳定的财政收入。这种方式从短期来看可能富有成效，但其长期后果则是有害的。因为用特权换岁入的方式损害了产权安排的公正与平等，而一个缺乏公正与平等的产权制度会挫伤人们从事生产性活动的积极性，并由此使经济萎顿。
温习中外历史上的改革经验，是为了寻找解释当代中国改革的理论。在经过了一番初步的、但仍然要算是非常艰难的探讨之后，我们想在此文的结尾处引申出关于中国改革的一个命题。当然，这一命题在严格意义上讲只是一个初步的假说和猜想，但进一步的理论论证和经验分析恐怕就只能留待以后的工作完成了：
在社会主义国家最终建立的计划体制，归根结底是为了帮助实现国家目标。这种体制在本质上是一种财政主导型的体制。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财政关系的变更贯穿始终。尤其是在传统体制的后期，社会主义国家一直处于财政紧张的局面，这可能是导致1978年中国经济改革的直接原因。在这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国家在财政压力面前步步后退，新兴的经济组织逐渐繁荣，国家与新兴组织之间较为稳定的合作促进了近20年来中国经济增长的奇迹。这是我们理解中国改革的一条基本线索。
第二篇：由学业压力引起焦虑情绪的案例报告
因学业压力引起焦虑情绪的案例报告
摘要：案例中的大学生受高考失利和转专业后不适应的影响出现了焦虑情绪，咨询师通过与求助者建立良好的咨询关系，有针对性地做心理测验，合理评估和诊断出求助者的心理问题，并在此基础上与求助者商定恰当的咨询目标。通过主要运用认知行为疗法进行了五次咨询，使求助者认识到心理问题产生的原因，学习并建立起新的合理的信念，从而逐步减轻焦虑情绪，达到了预期的咨询效果。
关键词：学业压力 焦虑 认知行为疗法 放松疗法 一、一般资料
（一）人口学资料
王某，男，22岁，未婚，机械设计制造及其自动化专业，大学本科二年级学生，来自南方农村，父母健在，家庭经济状态一般。
（二）个人成长史
足月顺产，出生于广东省茂名市农村家庭，自幼身体健康，无重大疾病史，无精神病家族史。父母关系融洽，除非常关心子女的学习成绩外，平时相互间的沟通不多。父亲以在家乡承领建筑装修为业，母亲在小学六年级前主要忙于耕种农田，后来在村里经营小店。家中有兄弟姐妹三人，排行老大，有一弟一妹。父母要求严格，自幼学习刻苦认真，成绩优良，性格温顺，是家人、邻居眼里的好孩子和老师眼里的好学生。高中时考入本市重点中学，高二时进入尖子班，成绩一直名列前茅，自己和家人的期望值都较高，但高考发挥失常，分数只达到第二批本科线，并且是被调剂专业录取，本想复读一年重新再考，但考虑到家庭经济状况，不愿再给父母增加负担，想早点毕业以分担家庭压力。由于高考的打击，情绪曾经非常低落，感觉自卑，和高中大部分同学失去了联系。大学入学后，学习勤奋努力，基本不参加文娱和体育活动，一年级第一学期期末成绩居班级第五，同时申请转专业获批准，第二学期转入第一志愿专业。转入新专业后出现适应不良，自称长达半个学期跟不上新专业的教学进度，所以转专业后一直很苦闷，感觉压力很大，非常害怕自此会从尖子生“堕落”成差生。第二学期期末考试时，因害怕成绩不及格而未参加自以为最难的1门课程考试，但其余课程还是出现3门不及格，后在学期初的补考中通过1门，期末考试平均分在全班48人中居倒数第四。
（三）精神状态
面容憔悴，精神不振，情绪低落。谈吐自如，逻辑思维清晰，表情未见僵木。
（四）身体状态
身体消瘦，但无重大疾病史，无精神病家庭史。高考和大学入学体检均未发现躯体疾病。
（五）社会功能
能按时参加正常课程，但上课、自修时注意力不集中，学习效率低；不回避与人交往，但交往过程多被动，同学间人际关系一般，和家人朋友联系较少；日常生活有规律，作息习惯良好，但睡眠质量不高，偶尔出现失眠现象。
（六）心理测验结果
根据求助者情况选用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
测验结果为：SAS测量标准分为62分，显示有中度焦虑；SDS测验标准分为54分，显示有轻度抑郁。
二、主诉和个人陈述
（一）主诉
烦闷压抑，情绪低落，已1个多月。
（二）个人陈述
自高考结束后，除了两三个高中时最好的同学外，我和其他人都失去了联系。暑假时，在这几个同学的再三邀请下，我参加了高中同学聚会，了解到原来高中的同学约有七成现在就读于第一批重点本科院校，并且大部分的同学还在校内各种学生社团或组织中担任主要干部。想到高中时，这些同学当中很多人的成绩都是不如自己的，而自己现在所读的却只是一所第二批地方本科院校，而且成绩又非常不理想，在学生干部经历方面也没有任何作为，于是觉得自己真的非常失败。
我现在对自己的情况真的很烦恼，因为明年小妹就要参加高考了，以她的成绩考个重点大学应该问题不大，万一真的和自己一样倒霉，那至少还是能考上大学的，所以到时家里的经济负担就会更重了，还有就是明年小弟也要升上高中了，这同样会增加家里的开支。想想自己真的很没用，按照我目前的状况下去，我极有可能拿不到毕业证和学位证，而就算真的拿到了这两个证，凭自己所读学校的名气可能也找不到一份好工作，真是这样的话倒不如退学算了，可以趁早出来参加工作帮助家里减轻经济负担。只是转念又想，我的情况虽然现在不大理想，但毕竟现在才大二，要是我平时再花多点时间在学习上的话，或许还是有机会把成绩搞上去的。再说自己现在不及格的课程也不算多，如果毕业前的补考也通过了，那就可以顺利毕业了。毕业后，假如运气好的话，便能找到一份理想的工作，那以后的日子肯定就比现在退学要过得好。还有，就算毕业后一时找不到理想的工作，最起码还有资格去参加 2 研究生考试，又或者我大四时就可以去试试了，怎么说那也是一次机会。考上研究生的话，既可以帮助自己扫除高考时留下的阴影，也可以使自己站在一个更高的起点。所以我退学即等于放弃了所有这些机会，就可能永远无法消除我的失败者形象。
这段时间我一直郁郁寡欢，心情紧张，每天都感觉到压力、矛盾、烦恼，情绪低落，心情烦燥。夜晚虽然还是按时上床，但要很久才能入睡，睡眠质量不行，有时甚至整晚都睡不着。食欲也比以前下降了，胃口不大好，可不感到饿，只是身体虚弱疲惫。上课时不能集中注意力，常常走神，记忆力下降，学习效率不高。课余时间都在自修室，但常常在发呆，胡思乱想。很希望改变这种状态，却又感觉心有余而力不足，更感觉对不起父母和老师对自己的期待。
三、观察和他人反映
（一）亲友反映
据同班和同宿舍同学反映，求助者最近成天闷闷不乐，显得心事重重，很少说话，在宿舍经常发呆。不爱跟同学打招呼，同学主动和他打招呼时有时也会无动于衷，碰上同学在开玩笑时亦反应冷淡。
（二）咨询师了解和观察到的情况
衣着整洁，神情有点疲惫，性格较内向。谈吐得体，逻辑思维正常，讲话声音清晰，语速略慢。能在一定程度上分析判断自己的现状，心理过程协调一致，在谈及高考经历和目前情况时伤心难过，情绪表现与会谈内容一致。
四、评估与诊断
（一）评估
根据相关资料的收集和心理测验结果，求助者精神不振，情绪低落，郁郁寡欢，心情烦燥、紧张、矛盾，主要产生原因是学习遭遇挫折，但结合求助者向来的学习成绩，可推断其智力水平正常。求助者能认识到自己存在的问题并主动前来咨询，可知有较强的自知力和求知欲望。初步印象是一般心理问题，心理正常但不健康，属于心理咨询范畴。具体原因分析如下：
1、生物学因素
求助者为男性，22岁，高考和大学入学体检均未发现躯体疾病。
2、社会性因素
中国就业培训技术指导中心 中国心理卫生协会.心理咨询师(三级)[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5:38.（1）家庭方面：父母关系融洽，非常关心子女的学习成绩，求助者高中前的优异成绩使其对求助者有很高的期望值；父母和子女之间缺乏充分的沟通，忽视对求助者的全面关心。
（2）生活事件方面：高考失利给求助者留下了很大的阴影；暑假时高中同学的聚会加剧了求助者的内疚和自责心理；弟妹的升学、求助者的责任感和对现实状况的不满，以及对问题认识的偏颇性动摇了其继续求学的信心。
（3）社会支持系统方面：和父母沟通较少，仅和二三个高中同学保持联系，与现在同学的关系一般；专注于学习，基本不参加课外文体活动，缺乏足够的社会支持和必要的情绪宣泄渠道。
3、心理因素
性格温顺，较内向，缺乏一定的挫折应对技巧和策略；和高中同学对比时有比较强烈的自卑感；责任意识强，但认知上存在偏颇导致过分的自责。
（二）诊断
1、诊断结果
一般心理问题——由学业压力引起的焦虑情绪。
2、诊断依据
一般心理问题是指近期发生的，内容尚未泛化，反应强度不太强烈的情绪问题，常能找到相应的原因，思维合乎逻辑，人格也无明显异常。现结合求助者症状作出分析：
① 反应持续时间：持续一个多月，时间较短。
② 反应的强度：情绪低落，食欲下降，睡眠不良；人格未出现异常，有较好的自知力和主动求治的愿望；强度不大。
③ 刺激的性质：由同学聚会和弟妹升学激发，产生原因为高考失败和目前学习处境的不理想；与学业关系密切。
④ 反应是否泛化：能进行正常的学习和日常生活，情绪反应属于正常心理冲突范围，未严重影响社会功能；内容未泛化。
按照如上分析和心理测验结果，可以确定求助者心理正常但不健康，属于心理咨询的范围。
五、咨询目标
（一）近期目标
缓解求助者的焦虑和压抑情绪，改变其不合理的认知模式，恢复正常的精神状态，提高注意力和学习效率。
（二）长远目标
完善王某个性，形成正确的自我观念，增强其自信心和社会适应能力，提高有效处理各种挫折的能力，促进心理健康发展，使其能正确处理生活中遇到的一般困难和常见问题。
六、咨询方案
（一）方法
根据求助者情况结合使用认知行为疗法和放松疗法。
（1）求助者由于性格原因和遭受的学习挫折，引起焦虑情绪，焦虑的产生源于其对普遍存在的生活事件未形成良好的认知，于是在观念错误的情况下出现了情绪低落、烦闷压抑等症状。因此，咨询的重点应在于纠正求助者的错误认知，分析其产生的原因，把认知中的不合理成分提取出来，通过构建新的正确合理的认知模式缓解其焦虑情绪。此外，考虑到求助者目前异常心理和行为的程度不算严重，同时具有较强的自知力和求助动机，运用认知行为疗法相对更合适些。
（2）放松疗法可以帮助求助者在心理和生理出现紧张时及时得到调节和控制，能有效调整因紧张刺激而出现紊乱的功能，有利于求助者掌握应对一般困难和生活挫折的技巧和策略，也有利于增加其社会适应力和促进心理的健康发展。
（二）时间与费用
1、咨询时间：每周1次，每次1小时左右，共进行5次咨询。
2、咨询费用：免费。
七、咨询过程
具体咨询过程主要包括三个阶段：诊断评估与咨询关系建立阶段，咨询1次；心理帮助阶段，咨询3次；结束与巩固阶段，咨询1次。
（一）第一次咨询
1、咨询任务：收集求助者资料，建立良好的咨询关系，进行心理诊断，商定咨询目标和方案。
2、咨询方法：摄入性会谈法和心理测验。
3、咨询过程：（1）填写咨询登记表，询问基本情况，介绍咨询中的有关事项与规则；（2）做SAS和SDS量表测验，同时向同学了解其生活习惯和精神状态；（3）反馈测验结果，并作出初步问题分析。王丽.一例大学生情绪困扰的心理咨询案例报告[J].考试周刊,2008(7):159-160.4、家庭作业：主动与关系较好的同学或朋友联系，倾诉自己的困难和烦恼，寻求心理上的安慰。
5、本次咨询小结：咨询师通过摄入性会谈和心理测验收集求助者的基本资料，并在征求求助者同意的基础上向其同学了解相关情况；根据已掌握资料对求助者的问题作出初步判断，并向求助者说明存在问题；通过布置家庭作业的方式推动求助者社会支持系统的建立。
（二）第二次咨询
1、咨询任务：加深咨询关系，深入了解求助者的认知方式，使其意识到不良认知的存在；布置家庭作业。
2、咨询方法：会谈法和认知行为疗法。
3、咨询过程：（1）反馈作业完成情况，与求助者分析其在生活中遇到的挫折，表示“人生不如意事十有七八”，所碰到的困难在人群中普遍存在，并表示其现在的各种反应都是正常的，以减轻求助者的心理压力；（2）与求助者分析讨论产生焦虑情绪的原因，一方面是在生活中遇到了困难，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由于存在不合理的认知模式，过分看重了学习成绩的重要性，也过分沉溺于高考失利的阴影中，由此认为无论从各方面看自己都是一个失败者；（3）结合求助者在上一次咨询总结的优点，鼓励他主动与人交往，加强体育锻炼并积极参加集体活动，通过转移注意力增强自信心。
4、布置家庭作业：寻找自已的优点，继续加强与家人、同学和朋友的沟通。
5、本次咨询小结：社会支持系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求助者的焦虑情绪，也使他发现到类似自己问题其实是普遍存在的；咨询师适时引导求助者一步步对产生问题的根源进行分析，运用解释技术使他理解认知模式对现实生活的影响，通过恰当的询问使他意识到错误认知模式的存在。
（三）第三次咨询
1、咨询任务：改变求助者的不良认知模式。
2、咨询方法：会谈法和认知行为疗法。
3、咨询过程：（1）回顾上一次咨询过程，了解求助者作业完成情况；（2）深入分析求助者的认识模式，使其意识到不良认知的存在；（3）帮助求助者建立正确的认知模式。
4、家庭作业：找出自己的缺点和不足；坚持每天写日记，回顾每天的所作所为和哪怕是很细微的收获；每天坚持30-60分钟的体育运动，可以打球、散步和游泳等。
5、本次咨询小结：在承认存在不良认知模式的基础上，咨询师结合求助者的优点增强他的自信心，进而通过合理的引导使求助者意识“辩证法”的涵义，使他初步建立起正确的认知模式；围绕求助者的问题，咨询师建议他写日记和参加体育运动的做法，可以使求助者 6 继续增强自信，找到充实感和一定的精神寄托，同时也在一定意义上为他开辟了不良情绪宣泄的途径。
（四）第四次咨询
1、咨询任务：缓解由于认知不良而导致的紧张、焦虑；逐渐改善睡眠、食欲、注意力等方面的质量。
2、咨询方法：会谈法、认知行为疗法和放松疗法。
3、咨询过程：（1）回顾上一次咨询过程，了解求助者作业完成情况，分析写日记和运动在减轻求助者压力方面的作用，鼓励其继续坚持；（2）向求助者介绍放松疗法，并对其进行肌肉放松训练示范和训练，直到掌握为止。
4、家庭作业：要求求助者如果感觉由睡眠不好、食欲下降、注意力不集中等原因引起焦虑情绪时使用放松训练释放压力，如感觉明显焦虑也坚持每天练习1-2次；记下每次练习放松的感受。
5、咨询小结：既然求助者已经意识到产生问题的根源，也接受了自己原来的错误认知，而且还初步形成了“一分为二”看问题的意识，那接下来对他的焦虑情绪进行疏导便能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了；咨询师通过指导性技术帮助求助者学会放松技术，使求助者的压力能得到有效的释放。
（五）第五次咨询
1、咨询任务：巩固咨询效果；学习有效应对挫折的技巧；增强自信心；结束咨询。
2、咨询方法：会谈法和认知行为疗法。
3、咨询过程：（1）回顾上一次咨询过程，了解求助者作业完成情况，表扬其认真完成的态度；（2）列举一些应对挫折的技艺，如多参加体育运动、适当降低个人期望值、树立知足常乐的生活态度、积极参加班集体活动等；（3）肯定其学习和生活能力，增强求助者的自信心，鼓励其形成并坚持合理的自我评价和学习并掌握正确面对日常压力的技巧；（4）总结咨询过程，巩固求助者合理认知模式，培养面临生活挫折时自我释放压力的能力；（5）结束咨询。
4、家庭作业：（1）坚持写日记和体育锻炼的习惯；（2）继续加强和家人、同学和朋友的沟通；（3）出现不良情绪时学会及时放松自己，释放压力。
5、本次咨询小结：求助者的焦虑情绪、食欲不良、注意力不集中等问题已经得到了较大的改变；为进一步巩固咨询效果，咨询师运用解释和指导性技术帮助使求助者了解并进而掌握一些基本的生活挫折应对技巧；通过肯定求助者的优点，继续提高他的自信心，使他不断养成良好的社会适应能力和心理素质。
八、咨询效果评估
1、求助者自我评估
二个月后，期末考试刚结束，求助者主动预约咨询师，并表示“现在感觉好多了”，“这段时间一直坚持锻炼，精神状况明显好转，失眠、发呆、胃口不好等症状已基本消失”，“跟以前大部分同学也恢复了联系，经常会得到他们的鼓舞”，“期末考试感觉还可以，应该都能及格”。
2、亲友评估
新学期开学后，通过向同学了解发现，求助者“现在开朗多了”，“路上碰到时，他都会主动打招呼”，“在宿舍也会主动和我们聊天”，“听说上个学期参加了学院的书画大赛，好像还获了奖”。
3、咨询师的评估
通过回访和追综，发现咨询基本达到预期效果：求助者的焦虑情绪明显减轻，已能主动与老师和同学交流，人际关系融洽；个性变开朗了，时间安排比较合理，能主动参与班级和学校的活动；学习效率明显提高，学习成绩有较大进步，上学期期末考试仍有1门课程不及格，但在班级中的排名上升了11位，不及格课程在学期初的补考中也通过了。
4、心理测验
学期初对求助者进行了焦虑自评量表（SAS）和抑郁自评量表（SDS）量表再测，测量结果为：SAS标准分降为42分，SDS标准分降为40分。数据说明求助者的焦虑和抑郁情绪已经得到明显缓解，咨询效果达到了预期目标。
第三篇：由“旱情”引起思考
由“旱情”引起思考
（1999年6月21日）
所谓旱情，是指天气出现久晴无雨造成干旱的情况，通常表现在农业生产过程中，只要遇到长时间的高温、干旱天气情况，就会给农作物的生长带来威胁，直至绝收，有的地区因缺水给人畜饮水带来困难。故旱情重、旱灾等是对农业生产和干旱地区人们的生活而言。
目前，时逢春耕打田插秧季节，只要到一些水源条件差的地方去，总是听到群众说“旱情严重，插不上秧”。此话的确应引起我们做领导工作尤其是基层负责同志的注意和深思。
如果干旱时间长，影响农作物正常生长，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我们的干部组织群众抗旱保苗，抗旱救灾是不可非议、理所应当的。
如果是有水源灌溉因渠道不通畅，或因用水纠纷得不到解决而造成田未打上，影响插秧，这当然是我们当干部的事情，应该及早过问，妥善处理。
如果是那个地区条件或通过努力创造条件兴修水利工程，包括“三小”工程来解决农田灌溉和人畜饮水问题，我们当干部的应该多想办法，发动群众，加以解决。
如果是那些水源无保障本应该当作旱地耕作的高磅田、望天田、老干田，农户习惯上按照水田安排生产，不少年份出现秧等田、插老秧、甚至打成“黄昏田”而降低粮食产量。不难看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观念转变不够，似乎认为田只能种水稻、产大米，没有想到早作准备，抓季节种好玉米或烤烟等经济作物，有了钱同样能换回大米。这就需要我们当干部的上门去帮，引导农户因地制宜，顺应自然，水路不通走旱路，并为其搞好计划、农资和技术等项服务，使这部分农民群众增产增收过上好日子。
第四篇：由假货引起的思考
由假货引起的思考
现在，市场上的假货越来越多了，工商局的工商人员每天都忙着查处假货。为什么假货屡禁不止呢？这应该引起我们的思考。
产生假冒伪劣商品的根源是，许多在商场上的人们，他们被环境感染上了一种金钱万能的思想，于是他们便会不择手段地牟取暴利，变产生了今天的假冒伪劣的商品，并且屡禁不止。
假冒伪劣商品给人们的生命财产带来了许多危害。例如一些商贩为了赚钱用废弃的轮胎炼油，并送到大排档，给吃饭的人们食用，这种油最终会让食用的人们带来生命的危害。
还有一些黑心商贩制作假药，不仅让消费者伤了财，还让消费者的生命带来危害。有一则报道，有一位农因为吃了制作的假药，几天后因没有及时抢救所以丧了命。
这一件件活生生的例子，都反应了那些黑心商贩他们为了赚钱丧失了良知，唯利是图，给人们生命财产带来了巨大的危害。我希望全社会应该行动起来，共同打击假冒伪劣商品。
第五篇：由两位年轻人辞职引起的薪资制度变革
案例
由两位年轻人辞职引起的薪资制度变革
一家在同行业居领先地位、注重高素质人才培养的高技术软件开发公司，不久前有两位精明能干的年轻软件开发人员提出辞职，到提供更高薪资的竞争对手公司里任职。其实，这家大公司的技术主管早在数月前也曾要求公司给这两位年轻人增加薪资，因为他们的工作表现十分出色。但人事部门的主管认为，这两位年轻软件开发人员的薪资水平，按同行业平均水平来说，已经是相当高的了，而且这种加薪要求与公司现行建立在职位、年龄和资历基础上的薪资制度不符合，因此拒绝给予加薪。
对这一辞职事件，公司里的人议论纷纷。有的人说，尽管这两位年轻人所得报酬的绝对量高于行业平均水平，但他们的表现那么出色，这样的报酬水准是很难令人满意的。也有的人质疑，公司人事部门的主管明显地反对该项提薪要求，但是否与公司雇用和保留优秀人才的需要相适应呢？公司是否应当制定出特殊的条例来吸引优秀的人才，或者还是让那些破坏现行制度的人离开算了？这些议论引起了公司总经理的注意，他责成人事部门牵头与技术、生产、销售、财务等各部门人员组成一个专案小组，就公司酬劳计付方式广泛征求各部门职工的意见，并提出几套方案，供下月初举行的公司常务会讨论和决策之用。
作为一个项目经理，如何衡量开发人员的业绩并给予物质上的激励，在决定工作满意感，激发员工工作动机，增强团队凝聚力等方面起着重要的作用。合理的激励制度不但能有效地激发员工的积极性，主动性、促使员工不遗余力地为团队目标奋斗，提高项目开发效益，而且能在人力资源竞争日益激烈的知识经济下吸引和保留住一支高素质，具有竞争力的软件开发队伍。激励制度要有效发挥其激励作用有一个前提，那就是建立在公平基础上。亚当斯认为：公平感是员工是否对奖励感到满意的一个中介因素，只有当人们认为奖励是公平的，才会产生满意感，激发工作的积极性。激励与绩效挂钩是公平理论的一条基本原则，好的激励方案一定是公平的。如何做到让每一个开发人员感到公平?
首先绩效评估体系应该科学合理。
①评估时要建立多层次考核目标，目标的设定应把握SMART原则，即“S”是明确的（Specific），“M”是可衡量的（Measurable），“A”是可操作的(Attainable)，“R”是相关的（Relevant），“T”是有时限的（Time-defined）。摩托罗拉公司在其员工业绩考核方面设定的目标不仅包括财政、客户关系、员工关系以及合作伙伴之间的表现，也包括对员工的领导能力、战略计划、客户关注程度、个人发展、过程管理方法等的考察，考察的目标具有多层次性、明确性、可量化性特征。
②量化评估结果。评估目标的多层次性决定了评估结果的复杂性，如对软件开发人员的评估可分为编写程序代码行数、每千行的出错率、每千行的编写时间等评估子目标，这些子目标的评估并不直观，所以必须有一套完善的量化机制，对各层次目标进行量化分析，最后按轻重加权得该员工的综合绩效。绩效评估的结果是给予软件开发人员何种激励的依据。对很多开发人员来说，他们所获得的激励不仅仅是钱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它还反映公司或开发团队如何看待他们的贡献，根据绩效确定的报酬，能反映其自身的价值，使其感到公平和满意。柯帕尔曼哈恩和比尔在对一个大型金融机构的研究报告中指出：这些把工作实绩和报酬相联系的分支机构在取得有价值的绩效方面远较那些在两者联系不够紧密的分支机构为优。其次，采取灵活的激励形式。以薪资发放为例，良好的薪资发放形式能增强激励效果，改善人际关系和维护员工心理健康。目前，薪酬发放形式主要有两种，公开发放和秘密发放。
公开发放薪酬指薪酬的决策、分配、发放过程透明化，使每个开发人员的报酬情况均可被了解。
(1)优点
A公开发放薪酬，使奖酬与绩效之间的关系公开，如果奖励公正，开发人员的业绩能在报酬中体现出来，他们就认为公平，从而产生较强的激励作用。
B薪酬的透明易于改善组织的人际关系。公开的薪酬使员工与管理层，下级与上级，员工与员工之间的关系优化，形成一种信任、坦诚相对的关系，有利于增强企业的凝聚力，使团队全体成员共同努力实现组织目标。C公开发薪有利于先进推动后进，优秀开发人员当众领取高额报酬对其本身是很好的激励，同时对非优秀开发人员也是一种促进，D公开发薪可以减少项目经理凭个人主观代替客观标准发放薪资的暗箱行为，并能够及时从开发人员的反馈中得到建议，进而可对下一步薪酬设计进行修正，这样人事部门就能更有效更公平地作出薪酬决策。
(2)缺点:
A公开发放可能会造成员工主观上的“不公平感”。人们在认知上常常会高估自己而低估他人，认为自己比别人优秀应该比别人拿更高的薪酬，这样往往是客观上的公平却被人们主观上认为不公平，从而公开的薪酬使人们的不公平感在比较中产生，这将大大减弱了薪酬的激励作用。
B公开发薪可能会给员工造成心理压力。首先，优秀员工在“非正式组织”（梅奥，人群关系论创始人）中将受到抵制，这时他们担心脱离群体，会自动降低投入，以求得归属，同时，优秀员工一旦失去高薪地位心理上又难以接受。其次，对非优秀员工来说，公开薪资虽在一定程度上，有催其奋进的作用，但公开低薪会使员工自卑，这种负强化对员工心理无疑是
消极的，所以，公开发薪无论对优秀或非优秀员工都具有心理上的不良后果。
秘密薪酬模式指薪酬的决策，分配，发放过程均不公开，每个员工的报酬情况不可被了解。
秘密薪酬模式可以避免组织内成员互相攀比，消除某种程度上的不公平感，最重要的是可以缓解员工的心理压力，使高薪者不被非正式群体歧视，使低薪者不感到自卑，同时也不会产生高薪者轻视低薪者，低薪者嫉妒高薪者的现象。
当然秘密模式也有缺点，如可能造成员工与员工之间，员工与管理者之间猜忌，造成不信任感，模糊心理和身处局外的感觉，也可能造成管理者凭个人主观好恶分配报酬的暗箱行为，产生不公平，这样就弱化了薪酬的激励作用。
据以上分析，我们不难知道，公开、秘密发放薪酬的两种形式，各有其优势和不足，单纯采用某一种模式是不能达到最佳的激励效果的。一个优秀的项目经理应该将两种形式结合起来，取长补短，才能让员工感到满意，激发员工工作热情。
两种模式结合，并不意味着两种发放形式简单的折中，项目经理应根据开发人员的工作性质，受教育程度，努力水平，人员素质等条件灵活制定该员工的付酬模式比重。在案例中，如果该公司能够根据员工素质参差不齐的特点，采取月工资、奖金公开，年终奖金秘密发放的形式，或是发放薪资时不公开某一职员的具体薪金数额，只公布各不同数额的职工人数的薪金平均值，就可以较好的解决问题了。
公平的尺度是制度。一个先进的项目开发团队应在项目经理管理、开发人员管理和奖惩措施等方面都制定了比较完备的制度，这些制度充分体现着公平原则，只要严格落实这些制度，就能满足团队成员渴望公平的心理需求，起到公平的激励作用。造成不公平的原因，一是某些团队负责人私心作怪，违背团队制度，独断专行造成的；二是制度不完善，尤其是对项目负责人的决策行为还缺乏有效监督。根除不公平现象，重要的是建立和健全保证决策公平的规章制度。
公平的保证是公开和民主。要在项目开发团队内部建立一种平等的内部氛围，使每个普通的开发人员也能够参与团队的决策和管理。而这种参与的前提，是把决策的事情公开，在广泛听取团队成员意见的基础上再进行决策。坚持这一制度就可以保证决策公平，防止暗箱操作、个别人说了算。公开程度提高了，群众监督加强了，公平就有了可靠的保证。
坚持公平原则，还需要勇气和魄力。项目管理过程的不公平现象，尽管只局限在项目管理领域，说到底也是一种腐败现象，而消除腐败现象肯定会遇到各种阻力和压力。在涉及团队某些成员切身利益的一些问题上，必然会得罪人，会遭到他们激烈的反对。这就要求团队负责人要有敢于同
不正之风作斗争的勇气和魄力，以公正无私的良好形象，树立正气，打击歪风邪气，从而激励大多数员工的工作热情。
在项目管理的过程中重视公平的激励作用，必定会极大地提高整个项目的效益。我们可以从亚当斯的公平理论得出重要的启示：首先影响激励效果的不仅有报酬的绝对值，还有报酬的相对值。其次，激励时应力求公平，使人们基本满意，尽管有主观判断的误差，也不致造成严重的不公平感。再次，在激励过程中应注意对被激励者公平心理的引导，使其树立正确的公平观，一是要认识到绝对的公平是不存在的，二是不要盲目攀比，三是不要按酬付劳，按酬付劳是在公平问题上造成恶性循环的主要杀手。这些，都是一个出色的项目管理人员应该具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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