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四章国民政府法律制度 笔记

第一篇：第十四章国民政府法律制度 笔记

第十四章 中华民国南京国民政府的法律制度（1927-1949）

1《六法全书》

是习惯上对国民党政权的法律制度的简称，因由六大类基本法典构成而得名，也称《六法大全》。六法的体系是: 宪法、民商法、民事诉讼法、刑法、刑事诉讼法、行政法。以这些大类法规中的基本法典（行政法除外）为中心，各自还有一套关系法规，即低位阶的法律、条例、通则等和判例等不同层次和性质的法规，组成一个严密的、层次分明的法规系统。《六法全书》是国民政府六种法律的汇编，也是其成文法的总称，它构成了国民党政府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

2.《训政纲领》

是1928年10月国民党中央常务会议通过的纲领性文件，宣布在国民党的领导下实行“训政”。全文共6条，规定训政时期统治权贵国民党独狼，政权由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行使，闭会期间托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治权亦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的“指导监督”下由国民政府行使。实质上是确立了国民党的***，长期剥夺人民的各项权利，完全违背了孙中山“训政”思想和“主权在民”原则。

3.《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

是中华民国时期蒋介石为使国民党***与个人独裁统治合法化而制定的具有宪法性质的文件。1931年5月由国民党一手包办的“国民会议”通过，6月1日公布施行。计有8章89条。

①仿照资产阶级宪法形式，写进了一些民主的条文。

②规定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权力机关，肯定了国民党***的政治体制。“五权”均由国民政府实施。

③与《训政纲领》相比，《约法》削弱了国民党对政府的控制权，扩大了政府的权力，为蒋介石的个人独裁创造了条件。

④关于中央与地方的权限，《约法》规定采均权制度，实质上仍是中央集权。

4.“五五宪草”——《中华民国宪法草案》

即国民党政府起草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因其公布于1936年5月5日而得名，是在形式和文字上具有资产阶级民主色彩，而实质上维护国民党***，维护蒋介石个人独裁、反民主、反人民的宪法草案。这部宪法草案是国民党中央在1932年12月开始的筹备宪政活动的具体成果。它虽然要标榜实施宪政，却与 “训政”时期实施的约法并无多大的差别。其主要特点是党国一体，总统集权，竭力维护四大家族的经济利益。形式上的民主实际上是为蒋介石实行独裁统治制造宪法根据。所以，这部宪法草案公布后，理所当然的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最终也因时局的变化而胎死腹中，未能成为正式生效的宪法文件。

5《中华民国宪法》

第二篇：国民政府为何不禁娼

国民政府为何不禁娼

历史爱好者一般都知道这么一个历史事实：国民政府时期，中国是不禁娼的。在1949年大陆建政之前，全国粗略估计，有将近一万家的妓院，其中北平的八大胡同、上海的虹口、广州的长堤，都是远近闻名的红灯区。

令人吃惊的是：清末乃至民国时期的中国人，似乎并不太以卖淫嫖娼为耻。例如当时的上海租界，就经常举办“花国选美”、妓女们浓妆艳抹，公然登台，争芳斗艳，冠军美其名曰“大总统”，登报宣扬，令人咂舌。

广州的长堤也是，妓院的礼宾迎客，不是遮遮掩掩，而是大声宣读：“某某公子大驾光临”，还要拉长音，生怕别人不知道“某某公子”来嫖娼。

而在北洋时期，北京的“八大胡同”，那更是“两院一堂”的夜生活集中地。所谓“两院一堂”指的是：参议院、众议院、京师大学堂。政治家、教授、文人墨客，一起来嫖娼——这是什么情况？

更离奇的是：清末乃至民国时期，不但是男子“不知羞耻”，连那卖淫的女子，也是“鲜廉寡耻”——当街拉客，公然做广告，毫不掩饰自己的身份，而且还给自己起些什么艺名，例如叫“赛金花”啊、“小凤仙”啊、“林黛玉”啊、“胡宝玉”啊……不一而足，某些名妓还在中国近代史上留下了芳名。真是逆天了，屌炸了，造反了，岂有此理。

在民国时期呀，风尘界还有这么一个说法：“先为妓，后当妻”。这是什么意思呢？这是说啊：你一女孩子，乖乖呆在家里面，是很难嫁出去的，你要想快一点嫁出去，就先到咱妓院里来卖身，为啥呢？因为嫖你的客人多了，总会有人喜欢你的，一旦有客人喜欢你喜欢得不得了的时候，他就会出钱把你赎出去、将你娶进家门当妻、当妾——这相当于是说：你要主动把自己的身体豁出去、交给全国人民“试用”，大家都试用过了，总有人喜欢你的，很快就会有人要你。

在整个清末乃至民国时期，中国男人娶妓女为妻、为妾的，那是再常见不过的事情了——这一切，在今天的我们看来，是那么的匪夷所思——这简直是无法无天了：民国时期的中国人啊，你们还有王法吗？

那么，既然当年的中国是这个样子，为什么国民政府不禁娼呢？为什么这么“丑恶”的社会现象，竟然得以在中华大地长期存在、丝毫没人来管呢？国民党的“有关部门”，它们都躲到哪里去了呢？

要把这件事说明白，就要从中国色情产业的历史说起。

有的人说：中国的色情产业，始于春秋时期的管仲设置“官妓”——错了，中国的色情产业其实是始于猿猴时期——淫业是人类历史上最古老的一个行业，早在猿猴时期，公猴拿出一桃子，母猴就心领神会，摆出姿势配合，完事之后，桃子就是嫖资。

中华进入文明时代之后，这种原始的交易，始终伴随着中华文明的发展，中国素有“脏唐臭汉”之说——“脏唐臭汉”是什么意思呢？它是说呀，这唐朝和汉朝，是中国人性观念最开放的时期，那时候的中国，色情业十分发达，因为那个时候“程朱理学”还尚未问世，“存天理灭人欲”的观念还不存在，唐汉时期的中国人哪，只管吃喝玩乐、写诗玩女人，你比如说那著名诗人杜甫，他写过《陪诸贵公子丈八沟携妓纳凉，晚际遇雨二首》，诗文是这样的：

落日放船好，轻风生浪迟。

竹深留客处，荷净纳凉时。

公子调冰水，佳人雪藕丝。

片云头上黑，应是雨催诗。

雨来沾席上，风急打船头。

越女红裙湿，燕姬翠黛愁。

缆侵堤柳系，幔宛浪花浮。

归路翻萧飒，陂塘五月秋。

我们的伟大诗人杜甫，竟然写过这样的艳诗。你说这逆天了不？

后来呢，出了程颐、朱熹，这两个人弄出了个“程朱理学”，又称“宋明理学”。此后，中国文化开始重视女性的“贞操”，但是，这些庙堂之学，也仅仅是表面上的功夫，“理学”也只能约束读书人，在不读书的草民圈子里，色情业仍然是横行乡里，而且其经营手法，有时是令人瞠目结舌。

例如，明代有一本《梅圃余谈》，描写了皇城郊区色情场所的“裸选”场景，其惊艳程度，远胜今日之东莞。原文照录如下：

“近世风俗淫靡，男女无耻。皇城外娼肆林立，笙歌杂遝，外城小民度日艰难者，往往勾引丐女数人，私设娼窝，谓之窑子。室中天窗洞开，择向路边屋壁作小洞二三，丐女修容貌，裸体居其中，口吟小词，并作种种淫秽之态。屋外浮梁子弟，过其处，就小洞窥视，情不自禁，则叩门而入，丐女队裸而前，择其可者投钱七文，便携手登床，历一时而出。”

《梅圃余谈》这篇玩意儿，说的是什么呢？它说的是：在明朝的皇城郊区，色情场所林立，它们是怎么经营的呢？它们啊，将一群全裸（全身赤裸）的妓女放置在妓院里，然后往墙上挖几个洞，故意给路边的屌丝青年免费偷窥。窥啊，窥啊，屌丝青年们把持不住，就推门进去了，啊呀妈呀，一大群全身赤裸的女孩子，刷刷站了起来，一大排啊，千军万马啊，仍君挑选，选完就办事、付账——就这么回事。

所以你说今天东莞那玩意儿，咱们明朝的中国老祖宗们，早就玩过了——真是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

问题来了：辛亥革命推翻了清王朝，身为“先进思想”代言人的革命党，为何没有禁娼呢？

事实上，革命党闹革命，打的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的旗号，后来革命党造北洋政府的反，打的则是“三民主义”的旗号。这几次的革命纲领，都没有“解放”妇女的内容——换句话说：人家国民党人，压根从来就没有想过要禁娼。

民国时期的中国社会是重男轻女，民间溺死女婴的现象大量存在。更严重的是：民国时期实行的是“一夫一妻多妾制”——事实上就是一夫多妻制——有钱人可以有九房姨太太，而穷困屌丝们则一辈子打光棍——光棍们怎么办呢？只有一条路——去妓院解决问题。

也就是说：中国的色情产业，在清末民国的时期，是有它存在的合理性的。妓院在旧中国，实际上在社会上扮演了一个“减压阀”的角色——民国当时如果没有妓院，大量的男子无法解决生理问题，治安将会变得更加混乱、社会将会更加危险。

所以，国民政府很难下得了禁娼的决心。

还有一个原因就是税收——对妓院进行征税，例如上海公共租界，“花捐”就是工部局的一大税源，而国民政府呢？其实也通过“公娼”的方式、向广大的妓院征税。

所以在国民政府时期的中国，“公娼”是合法的，而“私娼”才是非法的。什么叫做“公娼”呢？所谓“公娼”，就是国民政府发放营业执照、公开挂牌营业的妓院。而“私娼”则是指那些没有征得国民政府许可、暗地里、偷偷地、无照经营的妓院。因此，“私娼”也称为“暗娼”。

我们来看一个法令——北洋政府1915年颁布的《违警罚法》第7章第43条，有如下的规定——只罚私娼：

“暗娼卖奸，或代为媒合及容留住宿者……..处十五日以下之拘留或15元以下之罚金”。

北伐之后的1928年7月，南京国民政府也颁布了《违警罚法》，与北洋政府一样，国民政府也是：只禁私娼，不禁公娼。

民国时期的知名社会活动家、并于后来担任过上海市副市长的金仲华先生，于1925年9月通过开明书店，出版了一本著作《妇女问题的各方面》，在这本书中，金仲华认为：民国有色情产业存在的土壤，因而，这个产业是无法禁绝的，既然是一个无法禁绝的产业，那么与其打压它、使它转入地下，还不如索性将其合法化、并加以规范管理，这样反而能对妇女起到更好的保护。

金仲华先生文字的原文如下，我们来看看他的原话是怎样说的：

“在这时如果有人提议用切实的办法禁绝所有公私的以至变相的娼妓，任何关心社会的人都将觉得是可喜的，但这样的提议不幸地没有发见过年来因都市娼妓的众多而引发起过的一个问题，是禁娼与开放娼禁——即实行公娼——的辩论。为保护女权合杜绝娼妓制度的罪恶，禁娼是应该维持下去的，这代表一方的意见，禁娼之后私娼反而增多，检查既多麻烦，良家妇女又易被诱惑，不如开放娼禁而严加检查„取缔‟的有效，这代表另一方面的意见。当然这辩论的两方面都不过代表一些消极的主张，而不是什么积极的提议，但这二方面的意见似乎都言之成理的，而且这辩论的结果或者会有关于我国地方当局今后处置娼妓的政策的，所以我以为这禁娼和公娼的问题，也值得我们仔细的考察………当然，消灭娼妓制度的根本办法，正如我在前面所说过的，是在于性道德的解放和经济制度改善的根本努力方面”

可见，金仲华先生认为：不禁娼，有不禁娼的道理，因为禁娼之后，娼妓会转入地下，这样政府管理起来反而更加困难，不如索性将其合法化，加以规范管理。而且娼业之所以存在，是经济社会发展阶段的产物，只有铲除了它滋生的土壤，才能做到真正根绝娼业。

我们再来看一个人：王云五。

王云五这个人，最高官至民国政府的财政部长、行政院代理院长。这个人对娼妓的看法，在国民政府的官场里，有着一定的代表性。

1937年3月，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云五先生所主编的《中国妇女问题》。这本书对于色情产业，持有这样的看法：色情产业在民国有其存在的必要，我们不是不应该禁绝它，而是应该去改良它所赖以生存的土壤、使它将来逐渐消失——也就是说：禁娼本身只是治标不治本的一种行为，我们党国要治的是“本”，而不是“标”，在“本”尚未根除之前，我们暂时允许“标”的存在、并同时寻求逐步解决“本”的办法。

让我们一起来读一读王云五主编的这本《中国妇女问题》的相关原文：

“婚姻是市民世界的性生活的一面，其他一面就是卖淫。婚姻是盾的表面，卖淫是盾的里面。男子不能在婚姻里得着满足时，照例是向卖淫制度去寻觅补偿。还有因为别种理由，不结婚的男子，也照例向卖淫去寻求满足……所以卖淫是市民社会的一种必要的社会制度，和警察、常备军、教会、雇佣制度等同样。在目前的情势之下，虽然有慈善团体的活动，教育家的努力，然而营娼妓生活的人，竟毫无减少，反一天天的加多，局部的救济在一定限度以内，虽也可以收效，但决不能因而使娼妓现象消灭。要消灭这种文明社会通病的娼妓制度，要免除这个皮肉生涯以求糊口的悲惨的现象，非改良社会的状态不行”

可见，以王云五为代表的一群民国高层认为：娼妓在民国是必要的，而要根除娼妓，正确的手法不是禁娼本身，而是改良民国的社会，只要民国社会将来改良了，“娼”就会不禁而绝。

说到这里，我相信问题已经讲的比较明白了。国民政府认为：中国有娼妓传统，因为民国有大量的光棍，因此中国娼妓有其存在的必要性，如果一夜之间将娼妓全部禁绝，不久之后，她们就会转入地下经营，届时不但政府将陷入“法不责众”的困境，而且色情产业转入地下之后，妇女的遭遇就会变得更加危险，与其这样，不如干脆将这个产业合法化、集中管理，这样反而能更好地保护这些“失足”妇女的人身健康——所以，国民政府不禁娼。

1949年秋冬，苏联“社会主义道德”一炮打来，为了学习苏联老大哥，中国在一夜之间，废止了娼业。

是好是坏。见仁见智。

第三篇：国民政府军事情报训练机构

国民政府军事情报训练机构

站长 王坚 撰稿

1、政治警察研究班

一九二九年至一九三0年间，由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以南京首都卫戍司命部名义开办。学员是从中央军校六期毕业生中调来的。受训后派往中统局所属组织。

2、留俄学生训练班

一九三一年(或一九三二年)开办，由中统特务张冲主持。

3、社会调查工作人员训练班

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特工总部在南京主办。共办三期，每期三个月。班主任徐恩曾，副主任王杰夫。受训人员，主要是县以上党务人员和中共叛徒。

4、板桥临时干部训练班

一九三五年由特工总部于南京开办。选调各地特务骨干受训。主持人王杰夫。

5、财政部盐务工作人员训练班

一九三五年由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以财政部名义在南京陵园区举办，为期三个月。班主任徐恩曾。受训人员大部为特工总部选调的中、下级特务，少数是各省特务机关和高级特务保送、介绍的。结业后，派至各省盐务机构担任督察。

6、垦荒人员训练班

一九三七年夏由特工总部在安徽朗溪举办。主要是训练派到边疆地区活动的特务。训练时间约三个月(有说六个月)。

7、特工人员训练班

一九三七年夏由特工总部在无锡开办。

8、法官训练所

法官训练所原为司法行政部主办，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0年期间，中统局在该所内举办了第五、第六两届训练班，受训人员多为中统特务和一些外围分子。所长是CC派分子洪兰友。

9、重庆敌伪情报工作人员训练班

一九三九年六月由中统局在重庆开办。结业后派往所谓敌后地区搜集情报。

10、青年干部训练班。

一九三九年由中统局在四川綦江开办。班主任朱家骅，副主任徐恩曾、李超英。训练时间为半年。

11、统计人员训练班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七年由中统局以中央党部秘书处名义，先后在重庆、南京开办两期。主办人徐恩曾、叶秀峰，班主任郑尧泮。

12、海外工作人员训练班

一九四二年至一九四三年间由中统局根据英帝要求在重庆举办。先后开办三个班，即：缅甸工作人员训练班，加尔各答人员训练班，马来亚训练班。负责人徐恩曾、顾健中，班主任李鸿鸣、梁贯吾。

13、中统局重庆特训班

一九四三年秋由中统局在重庆川东师范开办。班主任徐恩曾、副主任徐子政。

14、重庆暑期讲习会

一九四四年夏由中统局开办。负责人王思诚。为期一个月。

15、重庆高级人员讲习会

一九四四年由中统局主办。受训人员为各省、市、路室主任及高级特工。主持人徐恩曾。

16、中统局译电人员训练班

共办三期。第一期，一九四四年春在重庆举办，训练时间半年(有说三个月)，班主任徐子政(或王思诚)。第二期，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在重庆开办，训练时间三个月，班主任叶秀峰。第三期，一九四八年八月在南京开办，班主任叶秀峰。

17、中统局特种工作人员西泉政治讲习班

一九四四年中统局在四川铜梁西泉开办。

18、中统局首都实验区行动人员训练班

一九四四年在重庆开办，由中统局首都实验区区长周光亚主持。

19、苏州通讯工作人员训练班

中统局在苏州开办，主持人王保身。20、中统局特种工作人员南泉政治讲习班

一九四五年由中统局在重庆南温泉开办。

21、地工人员讲习班

一九四六年由中统局在浙江杭州开办。

22、苏州地下工作人员训练班

一九四六年秋由中统局在苏州开办，共办三期，每期约一个月。第一、二期称苏州地下工作人员检讨会，第三期改称苏州地下工作人员训练班。受训人员多为在沦陷区的中统及特工外围成员。

23、中央党部短波电台报务训练班

一九三二年答由特工总部在南京开办。负责人范本中、高仲芹。一九三三年春结束。

24、军委会第六部无线电技术人员训练班

一九三七年由中统局在南京开办。后迁湖南盆阳文庙，又称盆阳训练班。徐恩曾、范本中为正、副主任，教育长王正鸣。一九三八年三月结束。

25、长沙电讯班

一九三八年七、八月间由中统局在长沙麻园岭开办，同年十一月结束。负责人梁天华。

26、桂林电讯班

一九三九年一月至六月由中统局在桂林开办。负责人吴世昌。

27、南京香林寺训练班

一九三一年由力行社特务处开办。主持人戴笠、徐亮。

28、南京洪公祠训练班

一九三二年力行社特务处在南京开办，以外国语补习班为掩护。学员多系黄埔军校学生及cc复兴社人员。戴笠任主任，李士珍、徐亮负责管理。

29、杭州特警训练班

一九三二年力行社特务处以浙江省警官学校名义开办。班主任戴笠，副主任赵龙文。按性质分成甲、乙、丙、电讯四个班。

甲训班：又称杭州特警班第四队，以情报训练为主，共办六期，一九三六年停办。

乙训班：又称：杭州特警班第五队，经三至六个月训练后，多数派送蒋委员长侍从室充警卫人员。

丙训班：专门训练女特工，派往特务组站充职。约在一九三五年结束。

电讯班：又称杭州电讯训练班、杭州特警班第六队。班主任戴笠，副主任魏大铭。一九三七年十一月迁至湖北武昌，一九三八年八月又迁往湖南长沙，同年十月结束。

30、临澧训练班

一九三八年三月军统局在湖南临澧开办，又称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第一期。戴笠兼主任，余乐醒为副主任。学员编两个大队，七个中队。训练时间六个月。

31、黔阳训练班

一九三八年底临澧训练班迁到湖南黔阳，改称黔阳训练班，一九三九年一月续办第二期，又称中央警官学校特警班第二期。班主任戴笠，副主任吴琅。班内分七个队及一个女生队。同年十一月结束。

32、兰州特训班

一九三八年军统局在兰州开办，又称中央警官学校特警班第三、四、五期。戴笠任主任，刘蹯、王孔安、廖华平、胡国振、刘忠之先后任副主任。共编一个大队，六个中队和一个女生队。训练时间一年。一九四五年九月结束。

33、北平特警班

一九四六年二月由军统局在北平中央警官学校内开办，又称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先后由戴笠、戴颂仪任主任，乔家才、楼兆元任副主任。共编两个大队，八个中队。

34、中美合作所第一训练班

一九四三年五月成立于安徽省歙县雄村，又称雄村训练班、军委会第一特种技术人员训练班。主任戴笠，副主任郭履洲、毛万里、金树荣、陶一珊。共办十期。主要是轮训忠义救国军、别动军官兵。一九四五年日降后结束。

35、中美合作所第二训练班

一九四三年十月成立于湖南衡山南岳，又称南岳训练班、军委会第二特种技术人员训练班。班主任戴笠，副主任陶一珊。结业学员均编入别动军。共办六期。一九四五年撤销。

36、中美合作所第三训练班

一九四三年十一月成立于河南临汝县凤巢寺，又称临汝训练班、军委会第三特种技术人员训练班。一九四四年四月迁陕西商县，八月又迁陕西酃县牛东村。班主任戴笠，副主任文强、杨尉。共办六期。一九四五年底结束。

37、中美合作所第四训练班

一九四四年一月成立于绥远省陕坝，又称“陕坝训练班、军委会第四特种技术人员训练班。班主任戴笠，副主任高荣、乔家才。结业学员分别编入平绥破坏大队、别动军绥远独立支队等。共办五期。一九四五年十一月结束。

38、中美合作所第六训练班

一九四四年在福建省华安成立，又称华安训练班、军委会第六特种技术人员训练班。班主任戴笠，副主任雷镇钟、陈达元。班内设有电讯、情报、南洋三系。电讯系学员未毕业即转往建瓯电讯班继续受训。该班一九四六年迁往福建厦门，与中美合作所第十三班合并，改编为交警第六总队。

39、中美合作所第七训练班

一九四二年成立于福建省浦城县临江镇附近，又称军委会东南训练班。一九四四年迁至建瓯东峰镇，改称军委会第七特种技术人员训练班(简称‘建瓯班)。班主任戴笠，副主任金树云、王乐坡、李修凯、桂运昌、林超。一九四六年结束。40、中美合作所第八训练班

一九四四年在浙江瑞安县成立，又称瑞安训练班、军委会第八特种技术人员训练班。班主任戴笠，副主任赵世瑞、郭履洲、葛罗斯(美特)。结业后，多编入军委会别动军。一九四五年结束。

41、中美合作所第九训练班

一九四四年在重庆磁器口缫丝厂开办，又称中央警官学校特种警察训练班。学员大部是军统局在职人员及该局所属其他特务训练班毕业生。班主任戴笠，梅乐斯(美特)、乐干、刘人魁等先后任副主任。结业后大部派到各市警察部门，也有派往军统秘密单位的。共办两期。一九四六年十月结束。

42、中美合作所第十训练班

该班原系军统局黔阳训练班，一九四O年迁贵州息烽后，改名息烽训练班。班主任戴笠，副主任徐为彬、胡靖安、吴琅。学员结业后，多分派到军统局所属外勤单位和警察机关。共办三期。一九四三年结束。

43、中美合作所第十一训练班

一九四一年成立于安徽省临泉县，又称临泉训练班。班主任戴笠，副主任周麟群。共办八期。学员多是从各游击部队及特务武装组织中选调的，结业后，均回原部队。

44、中美合作所第十三训练班

一九四五年成立于广东省梅县。原为军委会第五期特种技术人员训练班筹备处，又称梅县训练班。班主任戴笠，副主任渤毅生。一九四六年一月，该班迁抵厦门与中美合作所第六班合并，后编为交警第六总队。

45、中美合作所修水训练班

一九四四年夏成立于江西修水县。班主任戴笠，副主任唐新。学员多是从各行动队及特务机关的行动人员中选调的。

46、军委会办公厅通讯人员训练班

一九三八年设立于重庆万寿宫，又称军委会邮电检查训练班。共办六期。

一、二期由中统局主办，第三期由中统局和军统局合办，第四期以后为军统局主办。主持人有戴笠、刘番、戴颂仪、罗香芳、郑锡麟等。该班专门负责训练邮电信件检查人员。

47、金华电讯人员训练班

一九四0年由军统局在浙江金华开办，又称南平电讯训练班。专门训练电讯报务技术人员。一九四一年五月迁至浙江山峡口，后又迁至江西上饶、河口。一九四二年再迁福建南平，并入中美合作所第七训练班。主任戴笠，副主任王正铎，共办三期。

48、军委会电讯人员训练班

一九四一年由军统局在重庆开办，又称杜市电讯班。一九四二年迁四川綦江县杜市乡，并扩大训练规模。戴笠任主任，程浚、魏大铭、王振铎先后任副主任。共办三期。一九四五年底停办。

49、建瓯电讯人员训练班

一九四四年在福建建瓯东峰镇附近成立，对外称军事委员会办公厅电讯人员训练班东南分班。主任戴笠，副主任黄冕。50、军委会汉中特种干部训练班

一九三九年设于陕西汉中，以天水行营游击干部训练班为掩护。又称汉中反共潜伏侦查训练班。训练对象为军统局中、下级行动特务。班主任程慕颐。共办八期。

51、军委会爆破人员训练班

一九四0年设于重庆磁器口，又称军委会特种人员训练班。主任戴笠，副主任刘绍复、王乐坡。学员由军统局各训练班行动系挑选。毕业后分配至平、汉、宁、沪各地。共办三期。一九四三年初结束。

52、军事委员会短期入员训练班

一九三九年在重庆磁器口缫丝厂开办。主任戴笠，副主任刘启瑞、郑锡麟。该班专门训练在军统局受纪律制裁禁闭期满释放的特务人员。一九四三年并入重庆训练班，改设短训系。

53、军委会特种政治工作人员训练班

一九四一年，军统局为加强对中共的策反和侦破活动，于重庆磁器口童家桥开设。主任戴笠，副主任张国焘。训练时间三个月。毕业后，大部分派至军统局中共科特研所及各地策反站。该班共办两期。

54、军委会高级干部人员训练班

一九四一年在重庆磁器口缫丝厂开办。训练军统局少校以上、特务历史五年以上的骨干特务。主任戴笠，副主任胡国振。共办三期。一九四二年结束。

55、军委会南洋工作人员训练班

一九四二年一月由军统局在重庆磁器口开办。主任戴笠，副主任胡国振、刘启瑞、陶一珊、关敬荤。毕业后，大多派往南洋活动。共办两期(或三期)。

56、军统局督察人员训练班

一九四二年成立于重庆磁器口缫丝厂。又称重庆督察训练班。主任戴笠，副主任郑锡麟、郭寿华。学员多系军统局有功人员。该班共办两期。

57、军统局会计人员训练班

一九四三年附设于重庆蔡家场军需学校第十七期内。学员毕业后，分配至军统各机构担任会计。主持人为戴笠和魏文海。共办两期。

58、保密局长春电讯班

一九四八年由保密局长春站主办。

59、技击训练班

一九三六年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派唐英杰在南京开办，一九三九迁至重庆。受训期满的特务，分配到各地从事行动。一九四四年停办。60、擒拿训练班

一九四一年由军统局在贵州息烽开办。61、心理作战训练班

一九四八年由保密局在南京开办。62、西安电讯人员训练班

一九四四年军统局在西安开办。主任戴笠，副主任秦世贤。该班以兰州特训班电讯系为基础扩组而成。毕业后，除一部分调军统局各电讯单位外，大部分分派到西北各特务机构。一九四五年结束。63、军统局武汉电讯班

该班于一九三八年设湖北武昌，后迁湖南长沙岳麓山农业专门学校，又称长沙电讯班。主任戴笠，副主任董益三。学员由各地特务机构保送，和以军委会或军令部名义招收。毕业后，大部分配到武汉一带的军统潜伏组织。64、军委会西北游击干部训练班

一九三九年由军统局在西安主办。65、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特别训练班

一九三四年七月在江西庐山海会寺成立，隶属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领导，又称南昌行营署期特别研究班。迁江西星子县改称星子训练班，后又迁湖北江陵、四川酆都、合川等地。班主任康泽。共办八期，前六期完全属于特务训练班，后两期不是专门训练特务。

66、参谋本部第二厅边务研究所

一九三一年(或一九三二年)在南京成立。专事训练边疆地区的特务。训练两期后停办。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又在重庆海棠溪附近继续开办，后迁至南京。主任先后有黎明、汪政。一九四六年九月结束。67、国防部第二厅情报军官训练班

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在南京开办。主任先后有侯藤、陈荫鸿，副主任先后有曹士潋、柴剑。分设情报教官班、战斗情报班、高级情报班、高级电务班、保密教官班、特种情报班、侦测班、电讯训练班共八个班。毕业后大部分配到各部队担任谍报参谋。一九四八年春，该训练班扩大改为国防部情报学校。68、国防部第二厅高级译电人员训练队

由国防部第二厅技术研究室在南京主办，附设于一情报军官训练班内。从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八年四月共办五期。训练对象为蒋匪军旅以上机关主管译电人员。每期训练时间为三个星期。学员结业后，仍回原部队、机关。69、国防部第二厅情报学校

该校在台湾花莲港前日本海军水兵训练营开办。从一九四六年十月和一九四七年八月起，共办两期。70、中央训练团励志训练班

一九四七年秋由国防部第二厅在南京开办。学员从人民服务总队和各军事机关、部队中调训，每期一个月。班主任郑介民，副主任张炎元、彭迈。71、参谋本部外国语文补习班

一九三四年十一月在南京开办。训练派驻国外的情报人员。主任杨宣诚，副主任侯莹。一九三五年五月结束。72、军令部谍报参谋训练班

一九三九年底由军统局黔阳训练班谍报参谋系第二期改办，设于重庆市张家花园。班主任先后有吴琅、龚梦涛、卓献书、金树云。一九四五年结束。73、军令部通讯人员训练班

一九四0年在重庆大坪新村开办。共办四期。班主任于炽生。一九四五年春结束。

74、军令部译电人员训练班

一九三八年夏由军命部第二厅开设于长沙岳麓山。一九三八年底迁至贵州遵义。班主任徐永昌，副主任魏大铭。至一九四五年共办十余期。75、中统局东北干部人员训练班

一九四六年八、九月，由中统局东北特派员办事处主办。专门训练党团骨干分子。共办两期，每期半月。讲师有单公威、陈立光、李达、余纪忠等。76、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司令部情报人员干部训练班

一九四六年二月成立于锦州，三月迁沈阳。班主任赵家骧，副主任吴宝云、张树勤。先后办四期，每期训练时间二至三个月。毕业后分配在东北保安司命长官部第二处情报大队和各军、师参谋二科。一九四七年八月结束。

第四篇：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

国民政府移驻重庆宣言

自芦沟桥事变发生以来，平津沦陷，战事蔓延，国民政府鉴于暴日无止境之侵略，爰决定抗战自卫。全国民众，敌忾同仇，全体将士，忠勇奋发，被侵略各省，均有极急剧之奋斗，极壮烈之牺牲。而淞沪一隅，抗战亘于三月，各地将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暴日倾其海、陆、空军之力，连环攻击，阵地虽化灰烬，军心仍如金石。临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而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

迩者暴日更肆贪黩，分兵西进，逼我首都，察其用意，无非欲挟其暴力，要我为城下之盟。殊不知我国自决定抗战自卫之日，即已深知此为最后关头。为国家生命计，为民族人格计，为国际正义与世界和平计，皆已无属服之余地。凡有血气，无不具“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之决心。

国民政府兹为适应战况，统筹全局，长期抗战起见，本日移驻重庆。此后将以最广大之规模，从事更持久之战斗。以中华人民之众，土地之广，人人抱必死之决心，以其热血与土地凝结为一，任何暴力，不能使之分离。外得国际之同情，内有民众之团结，继续抗战，必能达到维护国家民族生存独立之目的。

特此宣告，惟共勉之。

中华民国二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 主席 林森

——中华民国二十七年十月三十一日湖南南岳——

〔要旨〕

一、概述当前战局之变化，与武汉得失之关系。——我国抗战根据，本不在沿江沿海之地带，乃在广大深长之内地，西部诸省尤为我抗战策源地。

二、我抗战开始早已决定之一贯方针：一曰持久抗战，二曰全面战争，三曰争取主动。

三、我国抗战，绝非如普通历史上两国交绥之战争；就主义与国民革命之使命言之，实为民族战争，亦即为革命战争！

四、革命战争非时间空间所能限制，亦非前方后方区域之限制，更不重在有形之兵力与不畏牺牲挫折之严重，而唯凭借三民主义民族革命意识与精神，不断焕发，奋斗到底，以迄于成功！〔本文〕 敌寇在鲁南会战以前，即已扬言进图武汉；迨犯豫失利，侵皖受阻，乃倾其海陆空军全力，沿江进犯，激战五月。我将士浴血奋斗，视死如归，民众同仇敌忾，踊跃效命，牺牲愈烈，精神益振，使敌军死亡超过前期作战一年以来之总数。敌人计无所施，乃不得不掩饰其失策，以发动华南之侵略，于是粤海告警，羊城遭燹。自兹抗战地区，扩及全国，战局形势，显有变迁。临此成败胜负转移之关键，特为我全国同胞概述抗战经过之事实，与将来之目标，重加阐明而申告之。

第一、吾同胞须认识当前战局之变化与武汉得失之关系。我国抗战根据，本不在沿江沿海浅狭交通之地带，乃在广大深长之内地，而西部诸省，尤为我抗战之策源地；此为长期抗战根本之方略，亦即我〔第302页〕政府始终一贯之政策也。武汉地位，在过去十阅月抗战工作上之重要性，厥为掩护我西部建设之准备，与承接南北交通之运输。故保卫武汉军事，其主要意义原在于阻滞敌军西进，消耗敌军实力，准备后方交通，运积必要武器，迁移我东南与中部之工业，以进行西北西南之建设。盖唯西北西南交通经济建设之发展，始为长期抗战与建国工作坚实之基础；亦唯西北西南交通路线开辟完竣而后，我抗战实力及经济建设所需之物质始得充实，而供给无虞其缺乏。今者我中部工业及东南之人力物力，多已移植于西南诸省，西部之开发与交通建设，已达初步基础，此后抗战，乃可实施全面之战争，而不争区区之点线。同时我武汉外围五阅月之苦战恶斗，已予敌人以重大打击，而树立我民族复兴之自信心，与发扬我军攻守战斗再接再厉之新精神；故我守卫武汉之任务已毕，目的已达。且自敌人侵粤以后，粤汉交通既被截断，则武汉在一般局势上之重要性显已减轻。至就军事言之，武汉在战争上之价值，本不在其核心之一点，而实在其外围之全面；今我在武汉外围鄂豫皖赣主要之地区，远及敌人后方之鲁、辽、热、察、绥、苏、浙各干线，均已就持久作战之计划，配置适宜之根据与兵力，一切部署，悉已完成；如此不唯无需于武汉之核心，且在抗战之战略上言，亦不能斤斤于核心据点之保守，而反不注意于发展全面之实力。敌人用意，期在包围武汉，歼灭我主力，使我长期作战陷于困顿，以达其速战速决之目的。因此我军之方略在空间言，不能为狭小之核心而忘广大之外围；以时间言，不能为一时之得失，而忽久长之计。故决心放弃核心，而?重于全面之战争。兹因疏散人口，转移兵力，皆已完毕，作战部署，重新布置，既经完成，乃即自动放弃武汉核心之据点，而确保武汉四周外围之兵力，使我军作战，转入主动有利之〔第303页〕地。今后武汉虽已被敌人占领，亦将一无所用；然其消耗时间五阅月，死伤人数数十万，而其所得者，若非焦土，即为空城。继今以往，全面抗战，到处发展，真正战争，从新开始。而我军于进战退守，不惟毫无拘束，无所顾虑，且可处置自由，更能立于主动地位；敌人对于占领之地，不惟一无所得，且亦一无所有。往昔敌军，本已深陷泥淖，无以自拔，今后又复步步荆棘，其必葬身无地矣。吾同胞应知此次兵力之转移，不仅为我国积极进取转守为攻之转机，且为澈底抗战转败为胜之枢纽，决不可误认为战事之失利与退却；盖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

第二、愿吾同胞深切记取我抗战开始时早已决定之一贯的方针，从而益坚其自信。所谓一贯之方针者，一曰持久抗战，二曰全面战争，三曰争取主动。以上三义者，实为我克敌制胜之必要的因素，而实决定于抗战发动之初。年余以来，一循此旨，未尝稍渝；自今以后，亦必本此意旨，贯彻始终。盖暴敌自九一八发动侵略，猖狂恣肆，野心日张，我中枢为保卫国家，已察知最后牺牲关头无可避免，故早已于西部奠立今日对敌持久抗战之基础。凡我同胞应知今日之抗战，即为完成建国永久之基础，又应知不经此次长期之抗战，决不能获得建国自由之时期。凡兹由统一而抗战而建国之一贯政策与必经之革命程序，早已确立于先，深信必能贯彻始终，以克底于成。吾同胞试重新检取中正日常之所言与所行，而与十六个月来战事经过相印证，即可了然于抗敌战事之特质，与我方决策之基点。在战事初发之时，中正在庐山讲演即谓「战事既起，唯有拚全民族之生命牺牲到底，再无中途停顿妥协之理」；又说明「战端一开，地无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此即持久抗战与全面战争之说明也。去〔第304页〕年双十节更明告我同胞：「此次抗战，非一年半载可了，必经非常之困苦与艰难，始可获得最后之胜利」；此犹恐我同胞当时未明战事必经长期与必发展至全面之意义，故具体指陈，以供全国之省察也。及后首都沦陷，人心震撼，中正又昭告同胞：「此次抗战，为国民革命过程中所必经，为被侵略民族对侵略者争取独立生存之战争，与通常交战国势均力敌者之战争，大异其趣。我之抗战，惟求我三民主义之实现，与国民革命之完成，故凭借不在武器与军备，而在强毅不屈之革命精神，与坚忍不拔之民族意识。」更复说明「战争成败之关键，系于主动被动成分之多寡，我之所以待敌者，即为久战不屈，使敌愈深入而愈陷于被动」。此则更就此次战争之特质，充分指明抗战到底，与争取主动之必然结果也。

夫唯我国在抗战之始，即决定持久抗战，故一时之进退变化，绝不能动摇我抗战之决心。唯其为全面战争，故战区之扩大，早为我国人所预料，任何城市之得失，绝不能影响于抗战之全局；亦正唯我之抗战为全面长期之战争，故必须力取主动而避免被动。敌我之利害与短长，正相悬殊；我唯能处处立主动地位，然后可以打击其速决之企图，消灭其宰割之妄念。以我土地之广，人民之众，物产之丰，战区面积愈大，我主动之地位愈坚，必使敌人之进退动止，依于我之战略而陷于被动地位，而我之攻守取舍，则绝不受制于敌。今后之军事行动，已不复如在上海、南京，作战时因于地形与其它关系而不得不受苦干被动之牵制，敌人无论如何进攻与封锁，皆不能动摇吾人主动之方略与战术，最后胜利，更可操券以俟。只须吾全国军民，共矢持久不屈之决心，执行全面攻击之战略，不馁不挠，戮力奋斗，则抗战弥久，精力弥充，战区愈广，敌力愈分，纵不问国际变化之如何，而敌人必以久战疲竭而覆败。盖中正前〔第305页〕已言之，我国抗战，绝非如普通历史上两国交绥争雄图霸之战争，以我之抗战，在敌寇为欲根本吞并我国家与灭亡我民族，在我国则绝不能容许我国家民族之独立生存有丝毫之危害；故我之抗战，在主义上言，实为民族战争，由完成国民革命之使命而言，亦即为革命战争。革命战争者，非时间与空间所能限制，非财政经济交通上外来之阻难所得而限制，更非毒气与炸药等一切武器之怀疑与伤亡牺牲之惨重所得而限制。革命战争无时限，目的达到之日，始为战争之终结；革命战争无前方后方区域之限制，整个国境，随处皆得为我军之战场；革命战争不计较有形兵力之优劣，亦不畏牺牲挫折与伤亡之严重，更不因物质供给之缺乏而影响于作战，即令武器经济全无供给，海上交通全被封锁，而我三民主义之民族革命意识与精神，不断焕发，必可奋斗到底，以迄于成功。何况我军武器早已充备，交通断无阻绝之患耶？盖民族的国民革命之长期战争，未有不得到最后之胜利，此古今中外之历史如美如法如俄如土对侵略与压迫者之长期抗战，终能获得国家独立与民族自由之一日，即其明证也。而且于此次战争之过程中，益可证明敌寇侵略之暴力愈肆，吾人之抵抗力亦必愈强；战争中伤亡消耗愈大，而我新生力之发展，以及我创造力与建设力之恢复，亦必愈速。故我全国同胞，当此抗战转入重要关键之时，但须追忆我抗战开始时所定之方略，与我国府移驻重庆时之宣告，则决不因当前局势之变化，而动摇其对于抗战之信心；但须认清持久抗战与全面战争之真谛，则必能以更大努力承接战区扩大后之新局势，而益励其奋斗与决心。自今伊始，必须更哀戚、更悲壮、更踏实、更刻苦、更猛勇奋进，以致力于全面之战争，与抗战根据地之充实，而造成最后之胜利。语有之：「行百里者半九十」，最后之成功，必赖于最艰辛之努力〔第306页〕与大无畏之奋斗。又曰：「宁为玉碎，毋为瓦全」，必须我人抱定最大之决心，而后整个民族，乃能得澈底之解放。国家存亡，抗战成败之关键，全系于此，愿与我全国同胞共勉之！

第五篇：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

对改进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探讨

摘要：随着我国改革开放进一步深入，居民收入大幅度增加，我国个人所得税收入也相应逐年大幅增加。但是，由于我国各地实际情况有较大差异，造成了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税款流失严重，调节力度远远不够。究其原因主要是个人所得税制本身不完善以及个人所得税征管手段乏力所致。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这种制度的混乱势必影响我国经济的健康发展。在现代社会中，个人所得税以其聚财和调节个人收入的独特功能而备受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的市场经济国家青睐，较好地征收个人所得税既能促进市场经济的繁荣，又能确保社会的公平和稳定。因此，跟上世界个人所得税改革潮流，加强个人所得税征管已成为我国目前的当务之急。

关键词：个人所得税 法律制度

个人所得税在税制体系中占据着重要的地位。在全世界22个发达国家中，17个国家以个人所得税为主，不以个人所得税为主的5个国家(法国、奥地利、冰岛、葡萄牙、挪威)中，其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最低的也在14%以上，个人所得税在整个税收收入中占有绝对的优势地位，成为国家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

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现状和需要解决的问题

（一）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现状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尤其是西方国家相继展开了以所得税为核心的大规模税法改革。尽管各国国情不同，但改革的基本趋势是比较一致的：在世界范围内扭转了所得税税率多年来不断增高的趋势。我国第一部《个人所得税法》于1980年颁布施行，其主要适用对象是外籍人员及港、澳、台同胞。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国务院于1986年颁布了适用于我国公民的《个人收入调节税暂行条例》及《城乡个体工商户所得税暂行条例》。至此，在对个人所得征税方面，“一部法律、两个行政法规”并存的局面形成了。这些法律法规对促进经济发展、增加财政收入、调节个人收入等方面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尤其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这些法律法规的不足也就越来越明显了。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1993年10月，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四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税法〉的决定》，自1994年1月1日起施行。这次对个人所得税法的修改，是我国个人所得税制度的重大改革，它标志着个人所得税法朝着科学化、规范化、国际化的方向迈进了一大步。主要变化包括:扩大了个人所得税法的适用范围、引入征税的“居民”概念、调整了应税项目、税负比以前有所降低等。《个人所得税法》修改后至今已经实施了7年，而正是这7年是中国工业化、信息化的高速发展时期，也是社会分层最剧烈的阶段，新问题不断出现。

（二）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及管理中存在的问题

1.税制模式难以体现公平合理。法制的公平合理能激发人们对法的尊重，提高公民依法办事的积极性。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实行的是分类所得税制，各项所得分类征收，扣除标准

各不相同。这种模式尽管便于操作，但也存在许多问题：不能全面反映纳税人的真实纳税能力，难以体现纵向公平的原则；所得按月、按次分项计征，为高收入者通过分解收入来减轻税负提供可乘之机，容易引发避税行为，导致税款流失；费用扣除不尽合理。对工资(薪金)所得采用定额扣除法，以固定数额作为费用扣除标准，未能与物价指数挂钩。对不同纳税人采用单一的费用扣除标准，没有充分考虑家庭人口数量、赡养人口多少及抚养未成年子女的差异，尤其是教育制度、住房制度及社会保障制度改革后个人负担相关费用的差异，造成税负不平衡；分类制与源泉扣缴制度相联系，纳税人主动申报的不多，不利于公民纳税意识的加强。

2.税源隐蔽分散，难以监控。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个人收入来源渠道增加，收入结构日趋复杂。收入的多渠道、多形式，加上以现金支付为主，无帐簿、凭证可查，增加了税务部门对其监控的难度。目前个人收入基本上处于失控状态，造成大量的应税收入流失。

3.征管手段落后，影响征管水平。个人所得税是纳税人最多的一个税种。征管工作量大，必须有一套严密的征管制度来保证。我国目前实行代扣代缴和自行申报征收方法，申报、审核、扣缴制度不健全，征管手段落后，难以实现预期效果。

4.处罚难以从重从严。西方国家普遍严格执法、严厉惩处。我国目前的税收征管法对偷逃税行为处罚过轻。同时，在税收征管中还存在有法不依、执法不严的现象。往往以补代罚、以罚代刑，致使税法威慑力不强，难以起到惩戒作用。

5.我国个人所得税在调节个人收入分配方面存在缺陷。首先，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度规定采用分类所得税模式，对税法列举的11类应税所得，分别采用不同的税率、不同的计税方法、不同的纳税期限征收个人所得税。此课税模式虽便于征管，但无法遵循量能负担原则，使得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度调节个人收入差距拉大的功能得不到充分发挥。其次，我国个人所得税的征收过分倚重源泉扣缴方法，忽视个人申报方法的有效利用，导致大量没有源泉扣税的应税所得逃避了义务。再次，现行个人所得税缺乏个人应税所得跟踪制度，导致税务隐匿的个人应税所得核查不力，高收入者逃避个人所得税较为普遍。最后，无法纳入前10项的应税项目全放在“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项目，此项目没有明确费用扣除额，税负最重，无操作的可行性。加上中国企业的约束机制不健全，会计信息严重失实，多本账、设立小金库等现象较多，名目繁多的工资表外收入接近甚至超过工资表内收入。在账面上长期不分配利润，暗地里却通过借款、私费公报等方式转移为个人收入，形成不合理的高收入。

完善我国个人所得税法律制度的具体措施

逐步扩大税基，调整费用扣除内容和标准。从效率观点看，税基的大小将直接影响个人获取各类所得的经济行为。税基过窄或存在大量税收优惠，必然改变个人劳动和资本的相对价格，进而产生个人经济行为的替代效应。这一方面改变劳动资源配置，扭曲资本流向；另一方面，个人为实现这种转化需要付出代价，政府为了防止这种转化同样需要付出代价，进而增加经济制度运行的交易费用，降低制度效率。因此，广泛税基的建立才是个人所得税税基的理想状态。建议进一步拓宽个人所得税税基，将附加福利、股票转让所得等列入征税范

围，增强其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防止制度效率的降低。在其他因素不变的情况下，费用扣除内容和标准决定着税基。

解决税基隐性问题。目前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调节作用低效，其主要原因是税基隐性问题。为此，应建立健全各项配套措施，使个人收入显形化。这些措施包括：改革结算体系，实行金融资产实名制。强制推行非货币化个人收入结算制度，对储蓄存款、有价证券等实行实名制，并争取银行的支持和配合，加强现金管理。经济条件较成熟的地区，可以在股票、房地产等领域尽量推行票据化，减少现金交易，向经济往来票据化过渡；建立规范的个人财产登记制度。界定清楚个人财产来源的合法性及合理性，堵住一部分人偷税的渠道。这也有利于税务机关加强对财产税、遗产继承税、赠与税等税种的控制，防止一部分人将收入进行分解和分散。

引入税收指数化条款，建立弹性税制。为消除通货膨胀对个人所得税制的影响，应实行税收指数化。根据通货膨胀情况，相应调整费用扣除额和税率表中的应税所得额级距，再按适用税率计税，这样做可以有效地防止因通货膨胀导致的税率攀升，抵消通货膨胀对税收公平的消极影响。

改革征管方式，提高征管水平。改革征管方式。首先要切实落实代扣代缴制度，加强源泉控制。出台《扣缴义务人申报条例》，明确扣缴义务人的权利和责任，规定激励和处罚措施，调动扣缴义务人的积极性。税务机关要加强对代扣代缴单位的宣传、培训及执行情况的检查工作。其次，扩大和完善个人自行申报制度。在扣缴义务人和个人自行申报之间建立起交叉稽核制度，实行纳税人和支付所得的单位双向申报制度，保证税收收入足额入库。提高征管水平。首先，加强征管人员的业务能力培养。其次，建立健全现代化征管手段。可以在经济发达地区建立计算机数据处理中心，并在一定范围内联网，建立协税互税网络，使得个人收入资料稽核现代化、专门化。再次，推进税务代理制度的实行，建立独立于税务机关之外的合格的代理人队伍，发挥其办税公正性，提高办税效率和质量。

普遍推行个人所得税自行申报制度，建立源泉扣缴和自行申报相结合的征管模式。我们发现，世界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不发达国家，在个人所得税的征管方面，几乎都采用源泉扣缴和自行申报相结合的征管模式。我国在进一步推行这项制度时，应结合实际，分步进行。首先，应加强源泉扣缴制度的实施力度。对未按税法规定履行代扣代缴义务的单位和个人应依法严惩，并将其通过公共媒介曝光，以此逐步培养公众依法纳税的良好意识。其次，有步骤地在全国范围推行自行申报制度。

将个人所得税定为中央税或共享税，由国税局负责征收。从理论上讲，在划分中央税和地方税时，应遵循效率原则、适应原则和公平原则。所谓效率原则就是在判断一个税种应划归中央还是地方或共享，应以征收效率的高低为依据。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对象是个人所得，但个人所得的所在地会随着纳税人的流动而难以固定。所谓适应原则是指税基广的税种应定为中央税，税基窄的税种定为地方税。从目前看，尽管个人所得税收入占税收收入比例不高，但随着经济的发展，税法的完善，征管力度的加强，个人所得税收入必将大幅度提高。因此，为了适应经济发展趋势，建议将个人所得税划为中央税。所谓公平原则是指税收征管权的划分应以是否有利于税收负担的公平分配为准。个人所得税是一种可以调节社会分配的税种，它是为使全国居民公平地负担税收而设置的。若由地方政府征收，就难以达到公平的目的。

因为它可能导致同一收入的两个人因居住地不同而税负不同。

提高免征额。1994年我国修订《个人所得税法》时，把免征额确定在800元，确实能起到调节过高收入的作用。但有关资料显示，2000年我国职工平均工资收入为9300元，月均780元左右，是1994年3倍多，现行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已涉及到大部分中低收入者。而从征收数额看，来自中低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在全部税额中所占比例较低，对国家的财政收入意义不大，却加重了工薪阶层的税收，从长远看不利于社会的稳定。

引进“负所得税”。收入调节功能不完全是由个人所得税来实现的，当大部分家庭的收入低于免征点时而是由支出来实现的。因此，西方实行高福利制度就是采用转向支出的办法调节收入，此时税收是为支出聚财。在个人所得税法中，我国可以引进“负所得税”的概念，对低收入者进行所得税的返还，通过税收政策来贯彻社会保障的政策，通过税收政策较强的时效性弥补财政政策对低收入者进行社会保障补助的不足，与社会保障制度结合起来，老百姓的纳税心理会更平衡。

加强执法力度。对偷逃税行为从严处罚，建立一支具有权威的、拥有相应技术手段的税务监察稽核队伍，并通过立法，赋予税务机关在处理违章违法行为方面的某些权利。对一些情节严重、数额巨大的偷逃税行为，除了经济上重罚之外，还应给以刑事制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