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在冲突中寻求平衡的学生权利与高校管理权

第一篇：浅谈在冲突中寻求平衡的学生权利与高校管理权

浅谈在冲突中寻求平衡的学生权利与高校管理权

【字体 大 中 小 】 作者：罗大珍 时间：2010-11-10 来源：《教育与职业·理论版》 阅读次数：

4关键词：高校管理权学生法律权利冲突

摘要：由于学生权利的不可侵犯性与高校自主管理的教育规律，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的冲突从高校设立起就开始存在。近几年，这两种权利的冲突日趋激烈。文章从高校管理与学生权利的现状、冲突的原因、冲突的表现形式及预防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的冲突等方面进行了论述。高等学校在保障学校管理权的同时，应在冲突中寻求平衡尽最大可能地降低对学生权利的侵犯，以此推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高等学校对学生的管理是高校实现其培养人才、发展科学、服务社会的重要手段。基于法治的理念，这种管理应当以学生权利为本位、以法律制度为导向、以高校必要的教育教学秩序为目标。我国《宪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教育法》第九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公民享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依法享有平等的受教育机会。”高校作为办学主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法》第二十八条之规定，有权按照章程自主管理，享有管理权。在公民权利越来越重要的今天，这两种权利在行使时，不可避免地会产生冲突。本文所论及的高校是指公办高等学校，本文所讨论的问题也是在这个范畴内展开的。

一、高校管理与学生权利的现状

在依法治国的大背景下，《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教师法》《学位条例》等法律法规为我国高教领域的法治建设确定了基本框架和大致轮廓。2005年版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的出炉，可以说，在我国高等教育领域已经基本做到了有法可依。这为依法治校提供了坚实的法制基础。但是，高校管理现状却不容乐观。学校不断被学生“送”上法庭的事实也凸现出高校管理方面存在着诸多的问题。例如，1996年，北京科技大学学生田永在考试过程中，随身携带与考试内容有关的纸条。学校按照先前颁布的“068号通知”，认定田永考试作弊，决定对其按退学处理。但是，学校没有直接向田永宣布处分决定和送达变更学籍通知，也未给他办理退学手续。临近毕业时，学校教务处突然通知田永不能毕业，不发放毕业证、学位证、派遣证等。田永不服，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法院判令学校发放毕业证、学位证等。

二、冲突产生的原因

1.关于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以及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比较模糊。高等学校的法律地位以及高校与学生的法律关系如何定位，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按照我国《民法通则》的划分，公立高校属于事业单位法人，这实际属于司法上的界定。法、德等国的行政法理论普遍存在着公务法人的概念，倾向于将公立高校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定位为特别权力关系。我国行政法没有公务法人的划分，只是根据“特别权力关系”，创设了“内部行政法律关系”。如果高校的内部行政行为不具有可诉性，不受司法审查，学生管理也就无所谓违法与否，“侵权”这一概念本身在学生管理中就毫无意义。进而，就会出现“法外治权”，高校也就会成为法治社会的“空白地带”，但这是“法治社会”所不能容忍的。我国法学理论界一般认为公立高校属于法律法规授权行使部分行政职能的授权组织，是行政主体的一种，但我国《行政诉讼法》及相关法律并没有对“法律法规授权组织”的范围明确加以界定，更为严重的是内部行政行为一直被排斥在司法审查的范围之外。尽管司法实践中出现了把高校作为法律法规授权组织，其管理处分学生的行为理应纳人司法审查的倾向，但由于缺乏明确的法律规定，并没有被各地法院所接受。

2.法律制度的缺失、滞后和失范，致使高校学生管理无据、无序和错位。法治要求循法治理，法制自然就成为法治的前提基础。直至20世纪70年代末期，在高等教育领域一直不曾有专门的法律规定，对高校教育的管理均是依政策、上级指示而行。虽然自20世纪80年代开始，我国逐步制定了一些诸如

《学位条例》《教师法》《高等教育法》《民办教育促进法》等法律法规，但一方面由于这些法律法规来得太晚，加之对学校的管理和学生的权利规定的过于笼统，因此存在不少问题。如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六十三条规定，对品行极为恶劣，道德败坏者，学校可酌情给予勒令退学或开除学籍的处分。这种带有主观性和政治色彩的语言在实践中很难把握，容易引起歧义。还有第六十五条规定，对因“政治问题作出勒令退学、开除学籍，须报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有关部门同意”。这意味着党委有关部门不同意的话，该处分无效，但这是对违法者的处罚，而不是对违纪党员的处罚，由此可以看出传统政治思维的怪圈。另一方面，高教领域的管理制度较严重地存在着违法现象。从法理的角度看，各级法律规范间存在着严格的效力等级，下位法必须服从上位法，任何规章制度都不得与法律或法规相抵触。不少学校在所谓“从严治校”的理念指导下，制定远比相关法律更高的要求标准、更严格的管理措施、更严厉的纪律处分，却在不经意间构成了对上位法的违反，对学生权利的侵犯。最典型的就是不少学校把英语四、六级考试及计算机等级考试与学位或学历相挂钩，这一做法是没有任何法律依据的，也不为国家教育行政部门所支持认可。

3.高校在学生管理中存在着较严重的程序瑕疵。高教领域法制的不健全、高校管理不规范的操作程序，从而催生了高校管理中无视程序、偏重实体的现象。这当中，最明显的是程序的忽视导致学生权利救济机制的缺失。通常认为，有权利就必须有救济，而没有救济的权利就不是权利，那是恩惠。学生在面对学校的管理权力时也必须要享有相应的权利救济，从而防范权力的专横与失范。《教育法》等法规已经在学生的权利救济上作出了一些规定，如学生可以向教育行政部门申请行政复议。但是这些规定的执行既有来自学校管理层的重重阻力，也有学生自身的权利意识淡薄的消极无为。如在田永诉讼北京科技大学案中，田永虽然已经“根据规定”被取消了学籍，但是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人以书面形式通知其本人。正是这些只注重实体而轻视程序的做法，严重侵犯了学生的权益。而特别权力学说则更是将高校与学生的关系界定为一种特别行政关系，此领域是排除诉讼的，从而也就断绝了学生通过诉讼程序来捍卫自己合法权益的可能。同时，一些学校在学生的课程安排、教科书的指定、作息时间的规范、学生学籍的停、复、转、退等事项上都存在着不符合程序正当性原则之处。

4.高校学生管理工作中呈现出非法治化的状态。学校在实施其管理职能过程中侵犯学生权利的形式多种多样，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类：一是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这对学生来说是影响至深至远的伤害，因为教育权的享有与否与学生的未来发展密切相关。一些学校无视教育法规，随意开除学生，使学生的受教育权被不合理剥夺，而此点往往被当做学校严格管理而获得人们的道德认可和情感支持。二是侵犯学生的名誉权和隐私权。隐私观念的引人，是人类文明高度发展的必然要求，也是人的尊严和价值的体现，是维系和谐人际关系的保障。一些学校为了达到“以做效尤”的目的，通常要把学生“越轨”的细节公之于众以示警诫，也有学校为了给学生努力学习营造“必要的竞争氛围”而把学生的考试成绩张榜公布。学校以管理之名置学生的法定权益于不顾，这既是学生权益保护的消极不作为，也是对既定规范的挑衅，这是与依法治校的理念相悖的。

三、冲突的表现形式

1.学校的管理权与学生受教育权的冲突。教育平等权是基本人权。1948年((世界人权宣言》明确将教育平等作为基本人权，为教育平等权的确立提供了国际法依据。1960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召开的第11届会议通过了关于教育平等权的联合国文件《取缔教育歧视公约》和《反对教育歧视建议》。1966年，联合国大会通过了《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在规定教育权利的条款(第十三条、第十四条)中贯彻了反对教育歧视的原则。1990年，联合国召开世界全民教育大会通过《世界全民教育宣言：满足基本学习需要》，该宣言第三条重申了反对教育歧视。至此，教育平等权作为一项国际法保障的权利已经十分明确。我国现行((宪法》于第三十三条规定了平等权，第四十六条规定了受教育权。国家还制定了一系列教育方面的法律，如《义务教育法》《教育法》《职业教育法》《高等教育法》以及相关配套实施细则。而现行各高校的校纪校规中剥夺学生受教育权的规定很多，如由于学生拖欠学费禁止学生参加期末或毕业考试，由于违纪开除学籍或不颁发毕业证书和学位证书等。以上高校种种不准参加考试、勒令退学、不颁发毕业证书或学位证书、开除学籍的行为严重背离了公民受教育权这一宪法权利。在这些案例中，“齐玉菩案”具有代表性。1990年齐玉菩考取济宁商业学校，但陈晓琪领走齐玉等的录取通知书，并假冒其姓名到济宁商业学校报到就读。毕业后以齐的名义被分配了工作。1999年齐得知情

况后，以陈等为被告向枣庄市中级法院提起诉讼。一审判决认为，陈假冒齐名字上学的行为侵害了齐的姓名权，应承担赔偿责任，但齐的受教育权未受侵害。齐不服，提起上诉。针对此案，最高人民法院在批复中指出：“陈晓琪等以侵犯姓名权的手段侵犯了齐玉菩依据宪法规定所享有的受教育的基本权利，并造成了损害后果，应承担相应责任。”据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审结此案，齐玉答胜诉，依法获得了直接、间接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失赔偿近十万元。

2.高校的管理权与学生隐私权的冲突。隐私权是指公民不让别人所知悉的个人私事。而高校在管理学生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有意无意地涉及学生的一些隐私，如高校在处分违反校纪校规的学生时，将其处分决定在校园公布或广播，以警戒其他学生勿犯类似错误；在助学帮困的工作中，高校往往将其贫困生的名单在校园中公示，让其学生监督或举报其是否为真正的贫困生；有的高校为了更好地管理学生，还在校园的每一个角落，甚至在学生宿舍安装探头，来监视学生的一举一动。虽然这些学校的出发点或意图是好的，但其行为却损害了学生的隐私权。

3.学术行为对大学生权利的侵害。学术行为是高校特有的一种教学科研活动，如对大学生研究能力的评价、学业成果的认可、毕业结业的控制等。学术权力在某种程度上有着比行政权力更加难以监督和制约的特点，其几乎完全仰仗学术权威的道德和良知来实现。在学业评价和毕业证书发放时，学术机构完全是代理行政机构行使国家公权力，高校学术机构可以凭借其艰深的专业性知识背景屏蔽司法和行政的监督，如北大博士刘燕文诉母校案、黄渊虎诉武汉大学案、在校硕士研究生王青松诉北京科技大学案等。而目前的救济措施尚无法覆盖学术领域，所以探索新的监督模式以及拓宽行政、司法救济渠道势在必行。

4.私人主体的公权力行为对大学生权利的侵害。某些私人行为虽然在形式上维持着私法行为的外观，但实际上乃是一种行政公权力的运作行为。这是因为，行政公权力在社会化的形势下为了更好地维护秩序、提高效率、满足专业化需求而授权给私人主体一定范围的公权力，形式上是一种权利转移行为，这种因权力转移而造成的侵权在本质上仍是公权侵私权，如高校后勤社会化过程中的侵权行为。问题不在于公权力可不可以转移，而应该分析哪些权力可以转移，以什么形式转移，如何监督等，如大学生毕业证书发放是典型的国家公权力，但却与高校后勤部门的某些私人单位的经济效益直接挂钩，如果大学生欠交物业费(主观恶意除外)，就不发给学位证，这种公权力滥用的现象比较普遍。

另外，高校管理与学生权利的冲突，还表现在使用学校教育资源权(是指大学生充分合理地使用学校的教育教学设施、实验室设备、图书馆书刊资料以及参加学校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项活动等的权利)、知情权(是指大学生对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学校的发展状况、自己所学专业的发展前景、对本专业的师资队伍水平、课程设置以及经费投人等基本情况有全面了解的权利)、选择权(是指大学生有自主选择专业、自主选择课程、自由选择课堂和教师的权利)、监督权(是指大学生对教师的教学水平、教学态度以及课堂教学质量，对学校教学经费投人情况等进行监督的权利)、奖贷权(是指大学生有按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或助学金的权利)、婚姻权(是指在校大学生拥有结婚自由和离婚自由的权利)等方面。这里不一一详述。

四、预防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冲突的策略

1.整合法制资源，完善、实施教育领域的法律法规。高教法规的不够明确、不够完善受到不少人的指责，但近年来这种状况已经在开始改变。2005年《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出台，和以往的教育法规相比，它的内容在很多环节上已经向法治的方向迈出了不小的步子。它取消了已往法规中一些不适当的规定，如禁止在校学生结婚的规定，明确了学生与学校的权利与义务关系，这无疑既有利于维护学校的教育教学秩序，又有利于界定、保护学生的正当权益。这就意味着无论是学生还是学校都必须要有法治观念，明确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各安其分，各尽其责。同时它对处分学生提出了总体性要求和程序与实体方面的规定，即要求处分学生要做到程序正当，证据充分、依据明确。但是由于一些教育立法缺少与之相配套的司法解释，使其不确定性增加，现实操作性降低，致使各高校纷纷制定自己的“实施细则”，导致“政”出多门，标准各异，极不统一。即使为学者普遍看好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也是由教育部以部长令的方式颁布的，其在法规体系中的地位较低，而且需要细化的地方很多，这也为学生的继续被侵权“埋下伏笔”。所以，要真正调整好高校与学生间的关系，一整套完整的、配套合理的法律规

范是必不可少的。清理既有的教育法规，使之实现法制资源的有效整合，减少法规间的不协调和脱节，将是建立和谐的学校与学生关系的重要环节。

2.健全和完善学生权利救济制度。学生的权利救济属于正当程序的组成部分，学生权利救济的内容应当在校规中得以体现。没有救济的权利是没有保障的权利，没有救济也就没有权利，由此可见权利救济的重要性。以前高等院校的相关校规对此是个空白，致使学生的救济性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从依法管理的角度对学生权利救济制度予以完善和重构，显得十分迫切。《教育法》第四十二条第4项规定：“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可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六条规定：“学校在对学生作出处分决定之前，应当听取学生或者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即使学校处分学生，也应当遵守新《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的要求，召开校长会议进行研究讨论，并履行送达程序。必要时不妨引进行政法上的听证制度。如果排除了学校与学生间的特别权力关系，那自然也就应当应允学生通过几条途径来救济自己的权利，主要包括：一是通过校内的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二是在省一级教育行政部门内设置专门管理学生投诉的职能机构；三是通过仲裁的渠道。因为学校与学生在有些领域是民事关系，完全可以借助仲裁这种准司法的途径来解决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权益之争；最后是司法途径。即诉讼的方式，它是保护学生权益的最后屏障。那种完全排除司法途径的作法是对学生权利的变相剥夺。笔者认为，不妨在诉讼法中建立起关于学生诉讼的特别程序，扩大受案范围，简化诉讼程序，降低诉讼成本，缩短诉讼时间，以有利于学生维护自己的权益。程序的建构一方面可以使学校与学生间有一个各自行使自己权利(权力)和履行各自义务的基本步骤，也为他们之间可能出现的权益纠纷的解决指明了方向。

3.分门别类地处理高校与学生间的权益纠纷。西方名言“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这一思想对我们处理高校与学生关系不无启发，也与“分而治之”的思路是吻合的。既然学校与学生间存在着行政的和民事的双重关系，那么在处理二者纠纷时首先要对纠纷的性质有一个准确的识别，在此基础上确定它应当属于哪一个领域的规则来调整。如果属于前者，那么二者间是管理与被管理的不平等关系，遵从行政法上的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来处理。如果是后者，则学生与学校间是平等主体间的关系，平等、诚信、权利不得滥用等原则将成为支配他们的一切行为的准则。那种“一刀切”的模式，即妄图把高校与学生的关系归结为某种单一的法律关系的做法是简单、粗暴的，也是导致高校与学生权益纠纷的一个重要原因。

4.制定出“以人为本，合宪合法，合理适当”的校纪校规。除了对已经产生的高校管理权与学生权利冲突采取适当的措施进行解决外，笔者认为，其中最为重要的是各高校应当制定出“以人为本，合宪合法，合理适当”的校纪校规。首先，以人为本的要义，无疑要求高校的各种管理制度的价值取向应是人文的，高校应使教育和管理真正成为“人性化”的教育制度，而不是侵犯学生的权利和束缚人发展的“牢笼”；其次，合宪合法即高校的各种校纪校规首先应当符合宪法和法律的精神原则，其内容不得与宪法和法律相抵触，不仅要内容合法，程序也要合法；最后，合理适当即在实际与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高校在制定校纪校规时应当从实际出发，从学生的利益出发，最大限度地使学生的权利得到较充分的行使。

总之，高校管理权与学生的冲突由来已久，并且是客观存在的，那么我们就应该正视它，而不应该回避它。各个高等学校在保障学校管理权的同时，应在冲突中寻求平衡，尽最大可能地降低对学生权利的侵犯，以此推动高校学生管理工作的顺利进行。

转自 《教育与职业·理论版》

第二篇：浅谈高职院校自主管理权与大学生权利的冲突论文专题

[摘要]文章分析了高等职业院校的自主管理权与大学生的权利内容，概括了实践中高职院校管理权对大学生权利的覆盖和湮没的种种表现，提醒高职院校教育与管理者关注权利，寻求既能实现院校的有效管理又尊重和维护大学生合法权益的合理路径。

[关键词]高职院校 自主管理权 大学生权利 冲突

高职院校作为独立的法人实体，*法和法律赋予了其自主管理权，包括对教学活动的管理和对学生的管理。高职院校的学生，作为国家公民、受教育者和消费者，《*法》《教育法》和一些民事法律赋予了其受教育权、财产权、人身权等基本权利。学校自主管理权的行使是为了最大可能地创造良好的教育教学环境，保证学生各项权利的实现；而学生各项权利的行使，也必须在遵守*法、法律和高职院校管理制度的前提下进行。在某种程度上讲学校的自主管理权和学生的权利是一对矛盾，学校管理力的扩大则意味着学生权利的缩小，学生权利的彰显则会制约学校的权力。如何既保证高职院校自主管理权的有效行使，又保障学生权利的充分实现，已引起理论界的广泛关注，要研究这一问题，首先需弄清大学生的权利内容，高职院校实施管理时哪些行为构成对大学生合法权益的侵犯，从而寻求合理路径，实现权力与权利的协调与平衡。

一、高职院校的权力与大学生的权利

1．高职院校享有自主管理权。在教育体制改革的过程中，政府逐步将权力下放给高校，高职院校同样享有自主管理权。《教育法》第28条和第43条、《高等教育法》第11条和第53条规定了高等学校的自主管理权及学生应服从学校的管理制度。2005年，《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规定了学校对学生实施管理和纪律处分的权力，并要求高校建立健全学生管理制度，对学生实施有效管理。

高职院校的自主管理权是国家行政部门为了实现一定的教育目的而赋予学校的权力，具有行政权力的性质，这种权力是在学校内部管理上的一种自由裁量权。学校如何实施有效的管理，制订哪些规章制度，怎样制订和执行，都是具有很强专业性的教育问题，主要由学校内部决定。这种权力的范围非常广泛，涉及学生学习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2、高职院校学生的权利。在接受教育的特定时期，学生的身份和地位比较特殊，既是公民，又是受教育者，同时又足消费者。学生作为公民和消费者，享有《*法》和民事法律规定的权利；作为受教育者又享有《教育法》《高等教育法》《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规定的权利。概括起来，学生的法定权利大致包括以下方面：

一是受教育权。《*法》第46条和《教育法》第9条都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受教育的权利和义务”。大学生作为中国公民享有受教育权，可以要求学校和教师中止影响其受教育权的一切行为，并获得补偿和救济权利。

二是参加教育活动并使用教学资源权。参加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课堂教学和课外活动，合理使用学校的教育教学设施、实验室设备、图书馆书刊资料等有关教学资源是每一个大学生的权利，这是受教育的前提和保证，也是受教育权的体现。《教育法》规定学生享有“参加教育教学计划安排的各种活动，使用教育教学设施、设备、图书资料”的权利。

三是选择权。即大学生享有自主选择专业、课程或者接受其他服务的权利。具体包括：(1)专业选择权。学生可以根据自己的专长和兴趣爱好，选择自己喜爱或就业前景良好的专业和学校，包括转专业和转学，当然这种选择权必须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学校的管理规定。(2)课程、教师、学习进度和修学方式的选择权。作为消费者的大学生有权选择选修课程、选择课堂，对个别教学法态度不好、教学水平不高的教师有要求更换的权利。可以根据学校有关规定，申请辅修其他专业或者选修其他专业课程；可以根据校际间协议跨校修读课程；可以拒绝参加学校赢利性劳动或过重的体力劳动。(3)就餐、购物、住宿、娱乐的选择权。

四是公正评价权。大学生在教育教学过程中，享有要求教师、学校对自己的学业成绩和品行进行公正评价并客观真实地记录在成绩档案中，在完成相应的学业后获得相应学业证书、学位证书的权利。

五是获取相应知识权。大学生缴纳_r一定数额的学费，就有权要求高校提供至少与学费价值相当的知识、设施、服务；有权要求教师认真上课，保证质量，要求学校提供相应的教育设施、教学资源和教师，满足教学和学习的需要；有权拒绝高校增设毕业条件、标准，随意加重学生的负担。

六是知情权。大学生对学校的各种规章制度、学校的发展状况、自己所学专业的发展前景、本专业的师资队伍、课程设置以及经费投入等基本情况有全面了解的权利。对学校及教师对学生的学业及各种教育教学活动的评价制度、评价结果都有知晓的权利。

七是参与权。大学生享有与教师、管理者同样的参与学校民主管理的权利。特别是与学生利益相关的学校事务，大学生作为利益主体，享有提出意见、参与决策的权利。2005年的《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规定：“学校应当建立和完善学生参与民主管理的组织形式，支持和保障学生依法参与学校民主管理。”，保障了学生的参与权。

八是监督权。一是监督学校资源的使用，二是监督学日常机制的运作。大学生享有对教师的教学水平、教学态度、课堂教学质量以及学校教学经费投入情况等进行监督的权利。学生可以就学校的各项工作提出意见和建议，学校应予明确答复。

九是救济权。大学生在接受教育的服务中有获得物质帮助的权利。《教育法》第42条规定学生享有“按照国家有关规定获得奖学金、贷学金、助学金”的权利。《高等教育法》第54条规定，对“家庭经济困难的学生，可以申请补助或者减免学费”。《中国人民银行助学贷款管理办法》规定，对家庭经济确有困难、学习努力、遵守国家法律和学校纪律的学龄前生，均有权提出贷款申请，以解决在校期间的学费和生活费用。这种权利不能因为公立与私立、普通高校与成人的差异而有所不同。

十是人身权。公民人身权被视为“天赋的权利”。人身权包括人格权和身份权。人格权包括生命权、身体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肖像权、隐私权等。身份权主要指因为特定身份而享有的权利，包括亲属权、亲权、配偶权、荣誉权等。

十一是财产权。大学生享有财产受到妥善管理和保护的权利。大学生对其财产享有独立的所有权，只要不违法，学校无权没收其财产，也不能以学校名义对学生处以财产处罚。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其财产应该得到学校的管理和保护。当学校没有尽到保护职责使其财产受到侵害时，学校应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学生有使用学校公有财产的权利，学校有为学生提供其完成学业所必需的教育教学资源的义务。

十二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指个人对其智力成果的独占排他利用从而取得利益的权利。学生对其付出了劳动、贡献了智慧的论文、著作、作品、科研成果及发明创造享有知识产权，学校和教师应给予充分尊重和保护。

十三是申诉权。“无救济则无权利。”当权利法定后在事实上或社会生活中遭到否定时，必须设立一种保障机制，使之能获得及时的救济。《教育法》第42条规定学生“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2005年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也规定学校在对学生做出处分决定前，应当听取学生或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学校应当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学生对处分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

二、高职院校自主管理权对大学生权利的侵犯与分析

政府下放给高职院校自主管理权是为了保证其教育职能的实现，这种权力实际上是公众权利的让渡，而且主要是被管理的大学生权利的让渡。该权力的存在应以其合理性和必要性为前提，它的行使必须符合国家和社会的公共利益。高校要自我约束管理权，接受法律的审视和社会的监督，否则极易造成学校权力对学生权利的侵犯。调查表明，高职院校为了实现统一管理，维护教育教学秩序，在行使自主管理权时，侵犯学生权利的现象屡屡发生。

1．侵犯学生的名誉权、隐私权。名誉权是指公民或法人对其在社会生活中所获得的社会评价依法所享有的不受他人侵犯的权利。学生名誉关系到其在学校的地位、人格尊严、老师同学对其信赖程度，公正的评价、良好的名声是学生进行正常学习、生活的保障。学生的名誉权受法律保护。高职院校在管理工作中，侵犯学生名誉权的现象较多。批评教育学生是教师的职责，但一些教师不分场合、不分对象、不考虑语调和语气，动辄训斥学生，甚至使用一些挖苦、嘲讽、伤害性或侮辱性的语言对学生进行责骂、体罚学生等，这无疑构成对学生人格尊严的践踏，侵犯了学生的名誉权。另外，有些教师在对学生进行鉴定或成绩评定时，不能客观、公正地对学生的思想道德或能力水平给以评价，然后公布出去，也是对学生名誉权的侵犯。

隐私权是指公民个人和死者所享有的个人信息不被非法获悉和公开、个人生活不受外界非法侵扰、个人私事的决定不受非法干涉的一种独立人格权。高职院校学生有权对个人信息与生活情报进行控制和保密，禁止他人公布其个人信息与私人秘密。高职院校在实施管理时，学校管理权和学生隐私权发生冲突的现象很多，而且不可轻易断言是否存在侵权。如舍务管理人员晚上叫门查寝；安全检查部门对学生的衣物、床铺、箱包的搜查；老师对夜不归寝学生的细细盘问等等。这些行为是否构成对学生隐私权的侵犯，还需要将其放在具体背景下全面分析。但学校的下列行为是构侵犯学生隐私权的：一是学校对学生违纪的事实、处分结果张榜公布，这是权力的膨胀与泛化，是对学生隐私权的侵犯；二是学校将学生的分数公布于众。考试成绩属于学生的隐私，学生有权决定是否公开、对谁公开以及在什么场合公开，学校无权采取张榜公布或通报的形式将学生分数公之于众。

2．侵犯学生的自由权。有些学校为了保证学生的安全，减少事故的发生，实行封闭式管理，大门紧闭，将学生局限在围墙之内。学生需要外出办事必须由老师开具出门证，有时间和次数限制。从法律视野看，这种封闭式管理是学校管理权对学生自由权的覆盖和湮没。另外，大多数高职院校都有晚自习制度，学生在规定的时间内必须到班级自习。有些班级秩序很混乱，不利于学习；学生为了完成作业或学习计划想到图书馆或网上查找资料，但为了遵守学校的自习制度，无法自行更换学习场所，否则要受到扣分等处分，这也是对学生自由权的侵犯。

3．侵犯学生的中诉权。《教育法》和《普通高校学生管理规定》都对学生的申诉权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并要求学校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受理学生的申诉。但目前高职院校在处分学生时还是先处分后告知，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或者没有，或者形同虚设，学生的申诉权无从享有。

4．侵犯学生的财产权。具体表现为：

(1)罚款。一些高职院校对学生的一些违纪行为设有罚款的处罚措施。如班级管理制度中规定学生旷课、迟到、值日不合格、打架、校园内吸烟等违纪行为要受到数额不等的罚款处罚。殊不知，这种处罚本身就是违法行为。因为罚款是行政处罚，只能由国家行政机关或法定的授权组织才能实施，其他任何单位、组织和个人无权进行。

(2)没收学生财产。如：高职院校管理人员对学生在宿舍内使用的禁止性大功率电器予以没收的行为，教师对学生在课堂上看的课外书或玩弄的手机、MP3、游戏机等没收的行为，都没有法律依据，属于侵犯学生财产权的行为。

(3)强行要求学生购买教材或参考书。一些高职院校为了教学的需要，对学生所使用的教材或教学参考书进行统一购买和发放，甚至在学生入学时就收取了数额不菲的书费，这种作法无疑是对学生财产权的侵犯。

(4)学生宿舍或公寓的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一些高职院校管理工作松散，保卫工作不到位，致使盗窃案件时有发生，学生宿舍或公寓的财产安全得不到保障，一旦被盗，学校很难破案，又不主张向公安机关报案，学生只能自认倒霉。

(5)教学服务“缩水”。学生付出了学费，但学校不能提供相应的教学服务，也属于对学生财产权的侵犯。高职院校的前身大多是中专院校，师资水平有待提高，教学仪器、实验实训场所、计算机房、体育设施、图书藏量等教学资源存在很大局限，不能很好地满足学生的需要，尤其是近几年各院校扩大招生使教学资源更加匮乏，影响了学生各种技能素质的提高，学生的付出没有实现物有所值。

高职院校自主管理权与学生权利的冲突与碰撞不止于此，当今我国正处在一个“从权力走向权利”的法治时代，怎样才能既履行好管理学生的职责，又能尊重和维护好大学生的合法权益，这将是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问题，应当引起高职院校教育者和管理者的严肃思考。

第三篇：普通话与方言在教学中的交融与冲突

普通话与方言在教学中的交融与冲突

单 位：上派学区中心学校西校区

姓 名：唐 晓 玮

联系方式：*** 方言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宝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而普通话是在方言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中华民族独有的语言标志和宝贵财富。

著名学者罗素曾言：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散布在中国辽阔土地上的各种方言，是中国多元化地域文化的承载者，使中国的民俗文化丰富多彩，中华文明辉煌灿烂。可是随着时代的发展，地域上的抽象缩小，使得地方与地方的交流越来越频繁，方言便产生了许多不利因素，推广普及普通话也是势在必行。

语言是一种共存共享的能力，没有优劣之分，雅俗之别。所谓雅和俗从来都是相对而言的，雅之所以为雅，是因为它经过文人的介入、规范、修饰和正统的倡导，而俗更多的是来自民间的原生态和自发力量的流传。但就其本质来讲，任何语言只要可流传和存在就有它的理由，片面地划分孰优孰劣是极不公正的，也是不科学的。所以方言与官方语言的地位是平等的，他们共同组成了中华文化灿烂文明，使中华文化呈现出博大精深、异彩纷呈及动态变化的形态。

语言文字属于文化的范畴，而文化有自己的固有特性，即丰富的内容、多样的形式、健康的格调，能被大众所接受的，就是民族的、大众的文化。我国方言丰富多样，运用在文学作品中，能增加文章的生动性和可读性，还能反映一个地方的民族特色和地方风情。而推广普及普通话则主要是为了方便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语言之间的沟通与交流，推动社会经济、文化、政治的大融合、大发展。我国的语言文字政策是推广普通话并不禁止说方言，更不是要消灭方言，而是要在会说方言的基础上学会普通话。1958年周恩来总理说过：“我们推广普通话，是为了消除方言之间的隔阂，而不是禁止和消灭方言。方言会长期存在的。方言不能用行政命令来禁止，也不能用人为的办法来消灭。”

普通话与方言，在汉语存在的每个角落，分别担任着不同的使用功能，互补通用，在和睦相处中自然发展。所以我们应该既推广普及普通话，又保留保护方言，使普通话与方言并举并用，在语言的社会应用中以更多的人性化关怀，更多的人文精神的追求，更宽容的文化环境，从而实现语言的主体性与多样性的和谐统一。

方言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普通话是在方言的基础上逐渐形成和发展的，很多方言词汇还在不断地被普通话吸收利用。方言资源的开发和盘活，会提供源头活水，使普通话更加丰富多彩；普通话对方言的吸收和利用，使方言得以保护和留传。人民群众的多样化的生活会产生和提供大量的生动活泼的词语。普通话在与方言的互动双赢中，兼收并蓄，顺其自然地向方言吸收活词活语（包括大量的有各地特色的口头熟语）来丰富自己。其实“方言词”是汉语普通话词语补充扩展和进步的一大来源。如“敲竹杠、出洋相、小儿科、煞有介事”等，都是由当时的某些作家和编辑通过上海出版的书籍、报纸、电影传到了全国各地，进入了当时的国语。感叹词“哇”由广东传到内陆，全国各地马上“哇”声一片。东北话“忽悠”，随着方言电视剧的播放传出来了，因为“忽悠”这个词在普通话里找不到一个现成的可以和它完全对等的词，所以人们觉得它很生动，很形象，就自然而然地进入普通话了。

语言宽容与学校文化的形成（一）普通话和方言的相交相融

普通话是国家推行的全国通用的语言，它是在方言的基础上形成的。方言是在一个地域流行的一方之言，是语言的地域性变体。在实际的语言生活中，普通话与方言并不是泾渭分明，尤其是北方方言与普通话更是“血肉相连”。同时，普通话和方言都处在动态的变化之中，普通话和方言也相互吸收和补充。普通话在影响方言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方言的影响，一些方言词汇大量进入了人们的生活。如 “公关”、“反思”、“举措”、“生猛”、“排行榜”、“发烧友”等方言词随处可闻可见。大部分学生既使用方言又大量接触普通话，在实际使用中也正处于方言和普通话的中间状态。校园中既会说普通话又会说方言的人数估计占相当大的比例，完全不会普通话的人会逐渐减少。

（二）文化的自由与语言的选择

文化的本质是人的自由，这种自由来源于文化创造中的世界规律性与人的目的性的和谐一致。语言是一种特殊的文化现象。它既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又是文化的载体。同样的思想感情，选择什么语言为载体去表达，总是反映出一种社会心态。某些人不喜欢普通话，偏爱粤语，出自“嫌贫爱富”的深层心理活动，属于媚俗的社会心态。

语言最重要的功能是交际，人们说话时很少关心说的话是否标准，而是关心能否达到交际的目的。如果一个人能够完成基本交际，那他就不会要求自己去学说标准普通话。对于来自同一地方的人们来说，方言不但能达到交际的有效性目标，而且是一种身份的认可和感情的接受，所以这个时候人们乐意使用方言。

（三）一语为主，多语并存

作为交流工具的语言，有时强调规范化，课堂上、公共场所要使用规范的普通话。有时强调“入乡随俗”，情感的交流有助于加强沟通，增进团结。在普通话与方言关系方面的价值取向是：主体化与多样化的辩证统一。在全校范围内推广和普及普通话，保证普通话在公共交际语言中的主导地位，促使全体师生普遍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并在必要的场合自觉使用普通话，消除交际障碍，提高交流质量和效率。推广普通话不等于消灭方言，方言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一定的场合自由地发展。与此同时，普通话也不断地从方言中汲取营养以丰富自己的表现力。那种不加分析地贬低、排斥方言的言论和行为甚至思想倾向都会伤害方言区人民的感情，对推广普通话是不利的。

四、语言自觉与学校文化的繁荣

文化建设是一种在价值引导下进行的活动，必然有着某种定向和价值追求。但实现这些目标和追求的过程却不是一蹴而就的，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和周期性的动力机制。语言自觉可以为学校文化建设提供周期性的动力机制，使学校文化建设成为一个持续不断的发展过程。我们要经常对学校文化建设中面临的语言冲突进行梳理，使普通话和方言共同推动学校文化建设持续不断地向前发展。

（一）改变观念，提升语言自觉

影响学校文化发展的因素很多，有地域因素、历史因素、社会文化因素、制度因素等，但一个非常重要的关键因素是教育的观念因素。教育不是工具教育，更不是为了赚取学位，它要实现人的完善，获得人的全面发展。教育要教给人学会选择，学会批判，更要培养文化自觉，懂得人类文明的内在多样性和多元性，把人类文明放在一个价值整体的高度去理解。这样，在学校文化建设中，语言自觉的回归首先体现在打破普通话和方言的分割对立，语言的目的原本只有一个，他们殊途而同归，都是为了人们之间更好地交流。提升语言自觉需要发挥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的作用，用积极的价值取向引导教师和学生，改变语言观念，语言自觉才会得到提升和实现。

（二）开放校园，实践语言自觉

语言自觉的意义在于: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要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的发展的趋向，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

优秀的学校文化必须是开放的文化，文化封闭和文化割据只能使文化没落和消亡。学校文化不能以校园为屏障限制自己，而要不断地吸取其他文化的精华发展自己。要加强与社会沟通，实现学校与社会共建、学校文化与社会文化互动的立体开放的学校文化发展模式，以语言自觉促进学校文化的健康发展，建立文明和谐的校园。

总之，我们应该把握好方言与普通话的关系，营造自然的双言环境，充分发挥语言的多种语体和功用，使普通话很好的推广和普及，而方言继续发挥它的作用和魅力，使普通话与方言双轨并行，和平共处，和谐共生。实现顺畅交流，构建和谐社会。

第四篇：关于高校处分与学生权利救济制度的完善

关于高校处分与学生权利救济制度的完善

【字体 大 中 小 】 作者：谢太洵 时间：2010-11-15 来源：《探索》 阅读次数：4

摘 要：2005年3月教育部公布了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新规定将于2005年9月1日起施行。原国家教育委员会发布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国家教育委员会令第7号)、《研究生学籍管理规定》(教学[1995]4号)同时废止。尽管该规定对高校行使处分权与学生权利的救济起到一定的规范作用，但是目前的高校处分与学生权利救济制度存在诸多问题，应当完善。

关键词：高校处分权 现实评价 学生权利 救济制度

一、问题的缘起

在我国，近年来频繁不断的有关“受教育权”的诉讼案，引起社会广泛关注和激烈讨论。有资料统计显示目前高等学校被诉主要案例按诉由不同可分为八类①：一是考试作弊被取消学位的；二是考试不及格被取消学位的；三是英语未过四级被取消两证的；四是学校侵权未尽义务的；五是学生在校期间被无故侵害的；六是学生因违反校纪校规被退学的；七是学生非法定原因未被学校录取的；八是学校乱收费的。上述八类纠纷涉及到了高等学校行政管理的各个方面，其中又以高等学校对学生的处分权争议为主要表现。我们发现，在各种教育行政诉讼案件中，认为“学校侵犯学生的受教育权”几乎是所有原告的共同理由，而以讼争案件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则是人民法院作出不予受理的裁定或裁定驳回起诉的基本理由。这说明，日益增多的教育纠纷迫切需要可以凭借的纠纷解决机制予以处理和疏通。虽然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民事诉讼法》、《行政诉讼法》和九十年代《行政复议法》的颁布，以及《教育法》、《义务教育法》、《教师法》和《高等教育法》中有关教育权利救济制度的规定，为教育法律纠纷解决的制度安排提供了多种备选方案和渠道，确定了制度选择的范围和空间。但这个貌似宏大的体系却忽视了高校学生不服学校行政处分的救济。学生在遭受学校开除、退学等处分时，不能提起行政诉讼寻求司法救济。由于教育行政救济制度的建设因为一些理论和实践问题的激烈争论而一再迟延。由于欠缺救济的制度保障，学生在受教育的过程中几乎无权利可言。这是令人遗憾的。

教育部在2005年颁发了新的《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对学生与学校之间的权利义务作了一定的规定，但是，作为一部行政规章，它在解决涉及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和学生受教育权法律纠纷中的作用是有限的。限于篇幅，本文在各类教育纠纷中选择高等学校行使行政处分权而产生的纠纷作为研究对象，以期对建立学生权益救济制度提供一些思路。

二、高等学校对学生的处分权解析

高等学校对学生的教育管理权是高等学校自主权的组成部分，按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对学生的学籍管理权；另一是对学生的处分权。这种处分权是指高等学校依据法律、法规或其内部管理制度对违犯国家法律、法规和学校纪律的学生实施惩戒的权力，即通过法定事由和法定程序损害受教育权或者使学生丧失受教育权的一种权力。处分权与学生受教育权之间的关系是一个长期困扰大家的问题。目前，学界普遍接受的受教育权的概念是从公民与国家权利义务关系出发，强调受教育权概念中的国家积极作为的义务因素，把受教育权视为社会权。正如劳凯声教授所言：“在法学理论中，尽管对权利的分类和表述存在不同看法和做法，但受教育权都属于公民的基本人权这一范畴，是公民为自身利益，要求国家一定行为的权利，是公民从国家那里获得均等的受教育条件和机会的权利。”因此，可以说“现代社会的受教育权，是指公民作为权利主体，依照法律规定，为接受教育而要求国家依法作出一定行为或履行一定义务的权利”对此，日本学者也有类似的看法，他们认为，受教育权是要求国家对教育的条件设施及对教育机会给予积极的关照，从而使之充分实现的权利。它与生存权一样，具有要求国家给付的社会权的特点。因此，笔者认为高等学校对学生的这种处分权并不导致学生受教育权的彻底丧失，它只是对一个学生在一个特定教育机构接受教育的过程的终止。学生以侵犯受教育权为由对学校的处分提出起诉，理由并不充分。

一般认为，高校处分权的法律依据源于《教育法》和《高等教育法》的授权。《教育法》第28条规定，学校享有对受教育者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的权力。《高等教育法》第4l条进一步明确高等学校的校长有权“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并实施奖励或者处分”。教育部《规定》第52条也秉承法律的规定，明确要求高等学校对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的学生，学校应当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纪律处分。从上述法律和规章规定来看，高等学校的处分权是有明确的法律依据的。从司法实践来看目前法院受理的主要是要求学校颁发两证即毕业证和学位证的案件，对于学生不服学校处分而状告学校的案件，法院一般不予受理，受理之后大多也驳回起诉。法院认为，学校根据《教育法》和《规定》，行使独立的处分权，对犯错误的学生进行处分，属于行使学校办学自主权的内部管理行为，不属于行政行为，自然也就不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受案范围，学生只能按照《规定》进行申诉。因此从理论和实务来看，似乎存在这样一种逻辑关系：如果高校处分权属于行政权，那么就要接受司法审查，如果高校处分权属于高校的内部管理权，那么就被排除在司法审查之外，因而高校处分权的性质究竟如何呢？笔者认为关于高校处分权的认识从以上两个方面来理解都是可以的，把处分权认为是一种行政权的理论依据在于这种权力来源于《教育法》和《规定》的授权，既然处分权来源于法律与规章的授权，该行为就属于行政行为，那么就符合《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若干解释》)中第一条所规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对具有国家行政职权的机关和组织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不服，依法提起诉讼的，属于人民法院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而把处分权认为是内部管理权，理由则在于对《教育法》、《高等教育法》规定的大学校长根据章程所获得的学校管理权不同于行政管理权的认识，和法律对大学办学自主权的认可和保护，因此要求司法机关尊重和保护法律赋予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对不服行政处分的案件不予受理。

笔者之所以认为两种认识都可以理解，是因为教育纠纷表现出明显的特殊性：既不是一般的民事纠纷，也不是一般的行政纠纷，既有涉及到“基本关系”的纠纷，又有涉及到“工作关系”的纠纷。因此教育纠纷是一种特殊类型的纠纷，既有行政法律关系的纠纷又有行政管理关系的纠纷。因此将所有发生在教育领域的纠纷都纳入司法救济范围是很不现实的。因为学校的行政管理关系毕竟有其特殊的目的和功能，应该允许学校作为享有办学自主权的权利主体具有一定的不受司法干预的自治权限，但这种自治权限又必须受到合理的限制。学校自主权的行使应适用“法律保留”原则，其对权利的限制应遵循正当性、不贬损性和最低性原则，而不应实质性地损害或剥夺权利本身。公民的受教育权应由司法救济作为最终保障，而不能仅由学校自行裁决。进一步研讨，笔者还认为，高校处分权的不可诉性的直接原因不在于学校处分权本身的性质，而是在于对处分权行使没有统一的评判标准。法治的原则要求，不管处分权的性质如何，只要是权力就应当接受监督，而且必须是该权力体系以外的监督。有关高校处分权法律救济的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一个重要的原因即在于对“有权利就有救济”这一法律原则的漠视，还在于将高等学校的办学自主权与尊重和保护学生的基本权利相对立。我们也欣喜的发现，透过法院对田永诉北京科技大学拒绝颁发毕业证、学位证案以及其他案件的司法活动，校纪处分不可诉的壁垒正在被打破。

三、高等学校处分权与学生权利救济的现实状况评价

2003年7月，教育部发布《关于加强依法治校工作的若干意见》，2005年3月发布新的《规定》，应该说在依法治校的背景下，上述文件对现行高校纪律处分制度、学生权利救济制度起到重要的规范作用。但是，笔者认为有必要在对高校处分与学生救济的现实状况加以认识的基础上，对现行制度进行客观评价。

高等学校对学生处分的直接依据是自身制定的校规，而间接依据就是《规定》第五十二条“对有违法、违规、违纪行为的学生，学校应当给予批评教育或者纪律处分。”纪律处分的种类分为：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开除学籍。具体处以什么样的处分是由学校根据学生违纪的具体情况按照校规来处理的，具体到各个学校都有差别，按照《规定》中“学校给予学生的纪律处分，应当与学生违法、违规、违纪行为的性质和过错的严重程度相适应”来看，这几种处分是按照由低到高的惩罚程度递增的，其中《规定》第五十四条单独列举了学校可以开除学生学籍的几种情形，包括：违反宪法、反对四项基本原则、破坏安定团结、扰乱社会秩序的；触犯国家法律构成刑事犯罪的；违反治安管理规定受到处罚，性质恶劣的；由他人代替考试、替他人参加考试、组织作弊、使用通讯设备作弊及其他作弊行为严重的；剽窃、抄袭他人研究成果，情节严重的；违反学校规定，严重影响学校教育教学秩序、生活秩序以及公共场所管理秩序，侵害其他个人、组织合法权益，造成严重后果的；屡次违反学校规定受到纪律处分，经教育不改的。

考察我国《教育法》、《高等教育法》的内容，对学生的处分决定程序以及学生不服处分的申诉程序的规范十分原则。教育部新《规定》学校对学生的处分决定程序作了重要的改进，《规定》要求，对学生的处分做到程序正当、证据充分、依据明确、定性准确、处分适当。并在具体条文中要求学校在对学生做出处分决定之前，应当听取学生或者其代理人的陈述和申辩，最后在结合学生管理部门(一般为学校学生处或者学生工作办公室)和学生申辩的基础上由学生管理部门给予学生除开除学籍以外的一般处分，而开除学籍处分决定，由校长会议集体研究决定。按照《规定》要求，各高校若要对学生做出处分，需要出具处分决定书，并送交给被处分的学生。开除学籍的处分决定书同时要报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备案。处分决定书的内容应当包括处分和处分事实、理由及依据，并告知学生可以提出申诉及申诉的期限。各个高校还应当成立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受理学生对取消入学资格、退学处理或者违规、违纪处分的申诉。在组成方面，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由学校负责人、职能部门负责人、教师代表、学生代表组成。按照《规定》要求，被处分学生如果对处分决定有异议的，可以在接到学校处分决定书之日起5个工作日内，向学校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出书面申诉。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对学生提出的申诉进行复查，并在接到书面申诉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做出复查结论并告知申诉人，需要改变原处分决定的，由学生申诉处理委员会提交学校重新研究决定。学生对复查决定有异议的，在接到学校复查决定书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可以向学校所在地省级教育行政部门(省级教育行政管理部门一般就是省的教育厅或者教育管理委员会等属于政府序列的行政管理部门)提出书面申诉，省级教育行政部门在接到学生书面申诉之日起30个工作日内，应当对申诉人的问题给予处理并答复。但是如果从处分决定或者复查决定送交之日起，学生在申诉期内未提出申诉，学校或者省级教育行政部门不再受理其提出的申诉。

以上是我国教育主管机关对高等学校处分学生和学生权利救济的运行过程。教育部的《规定》表明教育行政管理机关规范高等学校处分权的态度，通过细分违纪行为的类型，严格处分的条件，规定明确的处分程序和学生校内申诉程序及向教育行政机关提起申诉的程序，对保障学生的权利和维护学校的教育教学活动都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国家关于教育行政纠纷的救济制度本身的不完备，新《规定》的努力与要求全面解决教育行政纠纷的呼声相比，仍然是不充分的。

无论是开除学籍的处分或者是警告处分，学生不服处分除了能够提出申诉以外，别无它法。已经在其他管理领域广泛适用的行政复议制度、仲裁制度、调解制度等多元、复合的救济方式并没有在教育纠纷解决中被采用，反映出法律救济体系的严重缺陷。现行制度为学生不服处分仅仅提供了一种救济途径，暴露出高等院校学生处分权的立法存在缺陷。

四、建立多元化学生权益救济机制的构想

如前述，学校对学生的处分，并不是对学生宪法上的受教育权的剥夺，而仅仅是对该学生在一个特定教育机构接受教育的过程的终止，并不涉及学生宪法权利的保障问题，因此，在构建不服处分的救济制度上，不必要考虑宪法上的救济即宪法诉讼或其他违宪审查方式，同时，考虑到行政处分并不是高校可以任意行使的权力，法律、法规、规章对高校行政处分权的行使规定严格的条件，行政处分的法定性(与法的不抵触性)的特征，具有对行政处分实施普通法律上的救济的条件。诉讼救济、非诉讼救济是普通法律救济的两个主要方式。就高等学校行政处分纠纷案件而言，诉讼的方式专指行政诉讼，非诉讼的方式则包括教育行政复议、学生申诉制度、教育仲裁制度、调解制度等非诉讼机制。

1．将高等学校对学生的行政处分纠纷纳入行政诉讼受案范围

行政诉讼是司法介入高等学校行政处分纠纷的具体手段，也是解决行政纠纷最重要、最具权威的最后一环，最能实现社会正义。然而，我国教育法律规范没有规定学校对学生管理行为的司法救济途径。行政诉讼法也只明确规定人身权、财产权的司法救济，同时还明确排除行政处分的司法审查。可见，在现阶段司法介入高等学校行政处分案件存在着法律依据严重不足的问题。因此，修改现行相关的法律法规势在必行。修改的途径包括直接修改《行政诉讼法》，或者通过对《教育法》相关条文的修改中作出明确规定“可以提起行政诉讼”，从而属于《行政诉讼法》第十一条最后一款规定的“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行政案件”的情形。对学籍管理规定进行细分也是必要的工作。学籍管理，简言之，就是对学生身份、资格的管理。学籍管理的事项主要包括：入学注册；成绩考核与记载办法、升级与留、降级；转系(专业)与转学、休学停学与复学、退学以及毕业等。学校有对违反校规、校纪以及违法犯罪的学生给予警告、严重警告、记过、留校察看、勒令退学和开除学籍等处分的权力。借鉴其他国家和我国台湾地区的有益经验，将改变学生身份的处分如取消学籍或入学资格、退学、勒令退学、开除学籍的处分列为对学生身份权的处分，被处分的学生不服的可以提起行政诉讼，给予最终的司法救济；对其他不涉及改变学生身份的处分，如降级、警告、记过、留校查看等，只能寻求非诉讼方式解决，不能提起行政诉讼。

2．将高等学校对学生的行政处分纠纷纳入行政复议范围

教育行政复议，是指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教师或学生认为具有国家职权的机关、组织及其工作人员作出的行政行为侵犯其合法权益，依法向作出该行为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或法律、法规规定的机关提出复议申请，并由后者依法进行审查并作出复议决定的法律制度。我国《行政复议法》将教育行政行为纳入行政复议的受案范围并将保护公民的受教育权与人身权、财产权并列规定为行政机关的法定职责，这是我国法律上第一次以成文法的形式将受教育权的法律救济纳入法治化的轨道。但是，与现行行政诉讼制度一样，行政复议机关却不受理就行政处分提起的复议申请，这种状况需要改变，建议将教育行政复议作为行政系统内部的监督和纠错机制，将不服行政处分纳入行政复议范畴，成为学生权益的一条重要法律救济途径。

3．建立开放的、具有明确程序规范的学生申诉制度

学生申诉制度是指学生在其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依法向主管的教育行政机关或学校，申诉理由请求重新处理的权利救济制度。我国《教育法》第42条对此作了明确规定，学生有权“对学校给予的处分不服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诉，对学校、教师侵犯其人身权、财产权等合法权益，提出申诉或者依法提起诉讼。”学生申诉制度是一项专门性的权利救济制度，理应成为保护学生合法权益的一条重要救济途径。笔者认为，构建校内申诉制度和校外(行政)申诉制度相接合的开放式申诉制度，有利于规范学生申诉活动中的包括学校、行政机关、学生各方的行为，使申诉制度不至于流于形式。

转自 《探索》

第五篇：发挥学生记者在高校新闻宣传中的作用

摘 要：学生记者作为高校新闻宣传中的一支重要队伍，在高校新闻宣传中起到十分积极的作用。充分发挥学生记者在高校新闻宣传中的作用，对加强和改进校园文化建设、丰富大学生生活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学生记者 新闻宣传 媒体互动 资源整合一、高校学生记者队伍现状与与特点

1、学生记者队伍的构成高校学生记者是以从事新闻宣传为己任，以全面提高自身素质为准绳的学生群体。其大致可以分为三类：一是直接隶属于学校党委宣传部的学生组织，如校报记者团、校广播台等；二是高校学生事务处、团委或者院系党总支指导下的学生记者队伍，如团委、院系学生记者，团刊院刊、院报编辑等；三是社团部指导下的繁荣校园文化、丰富学生生活，锻炼学生能力为主要任务的群体，如学生新闻社团、文学刊物采编人员等。

2、学生记者的特点

学生记者广泛的分布在学生中，涉及面广，影响大。他们思维活跃，能说善写，对高等学校的办学规律比较熟悉，有一定的新闻发现和采写能力，是学校的“喉舌”，学生的代言人。通过他们能够起到很好的上传下达的作用，在学校和学生架起了一座沟通的的桥梁。学生记者是校园里的风云人物，他们在同学中具有一定的知名度，是学生中的表率，是高校开展新闻宣传思想工作一支不可忽视的力量。长江大学校报记者团成立四年以来、完成了对《长江大学报》、长大在线的大部分供稿，在对外宣传上也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在《光明日报》《中国教育报》《湖北日报》等校外媒体上发表新闻作品数千件。

二、高校新闻宣传中存在的问题

1、新闻互动性不强，新闻线索难以及时到达

高校新闻宣传人员由于事多人少、不可能事事都参与，很多普通师生根本就没有新闻宣传的意识，导致很多新闻线索都没埋没了。如： 2007年1月31日发表于《中国教育报》的《长江大学学子假期争带“种子”回家》的新闻，带良种回家在长江大学已经早不是什么稀罕事，这个新闻直到最后宣传部老师在一次偶然中才被发现。全国道德楷模的长江大学学生赵传宇的事迹也只是在事发一个多月才被发现。

高校的主体是学生，学生中是最容易出新闻的地方，但是由于新闻宣传人员很难深入到新闻一线中去，普通师生又没有新闻宣传意识，新闻宣传的重担就压到了学生记者身上。

各高校除了有学校党委宣传部直接隶属学生新闻团体外，团委、各院系也都有自己的学生记者队伍。但是由于他们没有经过专门的业务培训，新闻敏感度和业务知识不够强，采写的稿件质

量不高，难以写出高水平的新闻稿件来。新闻线索不能有效的到达成为高校新闻宣传的“颈瓶“之一。

2、新闻媒体众多，整体水平不高

在高校校园里，除了学校拥有校报、新闻网、广播以外，团委、各院系也拥

有自己的新闻媒体。在长江大学，《长江大学报》是学校党委机关报，长大在线是长江大学门户网站。学生事务处、团委各院系都拥有自己的网站。团委还有三刊一报，有7个院系拥有自己的院报，更多的学院准备在近期创办自己的院报。

由于各院系对新闻宣传单位的管理上的不规范，院系学生记者没有经过专门的新闻业务培训，整体素质不高。很多院系的编辑部又隶属于学生会，职能划分不明确，经费短缺，人员匮乏，造成院报的水平不高，在学生中缺乏影响。各新闻文学社团由于是学生自发组织的，在影响力、经费等问题上有着更多的困难，往往不能按时出刊。

3、校园媒体资源整合力度不够，优势得不到互补

高校校园媒体主要有校园报刊、校园广播电视、校园网络和校园橱窗等四种形式。各媒体各

有所长，报纸权威性、可信度高，但是时效性差。网络和广播时效性性较强，但是难以长期保持。各媒体之间只有通过资源的整合，优势互补，才能得到更好的新闻宣传效果。

高校新闻媒体的分散性也造成所隶属的学生新闻队伍的分散性。在一些高校，各媒体下面分别都有自己的新闻宣传队伍，本来就稀缺的新闻宣传资源由于内耗显得更为稀缺。长江大学每年的新闻招新大战，校报记者团和校广播台、《长大青年》杂志社为了抢占优秀的人才,在招新上都做出了很大的投入，而没有把精力集中在人才培养上，这也是新闻人才短缺的原因之一。

由于力量分散，想在全校搞一些有影响力的活动上，也存在很大的难度。例

如：长江大学校报记者团早在2004年就提出要在长江大学校园范围内评选“长江大学十大新闻人物”，但是由于这个活动设计的面太广，难度太大，一直被耽搁了。

三、如何发挥学生记者在高校新闻宣传中的作用

1、鼓励学生创新，给他们更大的舞台，让他们成为校园新闻战线的“主力军”

（1）学生记者有着丰富的想像力和创造力，富有改革精神。要大胆的鼓励

学生创新，通过实践来检验它们的成果。校报多为旬报或者是半月报，在校报的采编过程，学生记者都是以协助的形式出现的，更谈不上决策。可以在增设学生专版，扩大学生记者在校报制作中的参与决策权。如《长江大学报》开设由学生记者来采编的校报月末版和更多的专题策划，使得更多的学生记者得到锻炼。

（2）团委和各院些的报刊大多没有专职的老师，报刊的编辑都是在老师的指导下进行的，要给院系新闻创办“正名”，提高学生记者的待遇。很多学院的编辑部都是隶属于团总支或者学生会。新闻采写编辑工作与团总支学生会的日常工作有很大的区别，院报是一个院里的报纸，应该服务到整院系，机制过死的话往往阻碍了院报的发展。目前长江大学管理学院院报《管院新风报》就是由团总支老师来直接管理的记者站来负责编辑，记者站在采写和编辑方面完全独立于团总支和学生会，视野也更加开阔。

2、加强对学生记者资源进行整合，分级分类进行管理

（1）对校园报纸、广播等媒体进行规范。主管部门建立校园内部刊号，对校园刊物的数量和质量进行控制，对校园媒体进行监管。

（2）组织校园学生记者团，统一管理，优胜劣汰，改变校园各个媒体几乎都有自己学生记者队伍，管理上比较松散的现象。同时，加强学生记者团的组织文化建设，根据需要设置若干“部门”，提高学生记者自我管理和锻炼的能力，形成优胜劣汰、吐故纳新的机制。以长江大学为例，长江大学党委宣传部下设三个学生组织，校报记者团，校广播台，长大在线网络维护小组。三个组织彼此独立，但是在很多工作上是重复的，三个组织独立也给培训带来了麻烦，造成了一些新闻资源的浪费。可以在新闻中心的共同管理将三个组织合并组建大学生通讯社，统一管理，实现资源共享优化结构。形成以学校大学生通讯社为主体，各院系记者站为侧翼的新闻宣传队伍。

（3）团委、学生事务处、各院系的新闻队伍要找准定位

由于很多院系都拥有自己的院报院刊，但是没有专业的老师来进行编辑，这些工作就落在学生记者身上，但是院里的学生记者还分担着对外宣传工作。在长江大学管理学院，形成了以站长来负责对外宣传和总编来负责院报编辑的双轨道管理模式，效果比较显著。

3、探索灵活适用的管理模式，加强学生记者队伍建设

（1）加强对学生记者的新闻业务培训，为学生提供学习机会。

定期举行新闻知识讲座，邀请资深记者和编辑对学生记者进行培训。长江大学党委宣传部就经常要求《楚天都市报》《荆州日报》等媒体记者给学生自己做培训。学生记者通过培训后，必须发动他们广泛的参与学校的新闻报道工作。优秀的学生记者也可以推荐到校外媒体进行实习，提高学生记者的业务水平。

（2）完善学生记者培养制度

每年新生开学后，各新闻媒体都要选拔一批学生记者，选拔一批有潜力的学生记者能够增强新闻的后劲。对学生记者的培养则是一个更重要的过程，一般的学生记者半年或者更长的时间掌握新闻的写法，要想能独立完成新闻则需要一年多。完善和创新学生记者培养制度要根据变化的情况不断的去探索。

（3）量化考核，明确奖惩，充分调动积极性

在广泛征求广大学生记者的意见和征得老师的同意后，要与时俱进的修改团纲。如长江大学校报记者团在每一届团干产生后都要对《长江大学校报记者团管理条例》进行一些修改，使得能够适应变化了的情况的需要。量化考核标准，把投稿量和发稿量作为考核的重要标准，明确奖惩制度。以大学生记者团的名义，在考核学生记者工作情况后，评选“优秀团员”“优秀学生干部”，进行团内推优，为学生党员提供后备人选，充分调动学生记者的积极性。长江大学每一年都要评出“优秀新闻工作者”和“新闻奖”，对获奖作品给与奖励，对学生记者起到了较好的鞭策作用。

（4）举行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学生记者感到归属感

学生即是信息的传播者，更是受教育的对象和信息的受益者，他们在采访中涉及到教、学、研、产等各个领域，采访的过程中同时也在学习，完成任务的过程中也在丰富知识、增长阅历。也对学生记者这个职业和大学生记者团产生了感情，要通过各种活动不断的沉淀这种感情，形成一种特有的校园记者文化，让学生记者感觉到归属感。

长江大学党委宣传部每年举行的记者节晚会、百家校报展、走进新闻媒体、和其他高校的新闻宣传单位的联谊活动，一直被成为学生记者的品牌活动，对凝聚学生记者，培养集体荣誉感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参考资料：

[1]戴世勇《扬州大学学报》《新形势下做好高校对外宣传工作的思考》2007年第6期

[2]杨维东《经济师》《发挥学生记者在新形势下高校宣传思想工作中的作用》2006年第1期

[3]胡明《新闻教育》《高校新闻媒介建立学生记者队伍的实践》2005年第6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