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某某诉张某某返还原物纠纷案

第一篇：马某某诉张某某返还原物纠纷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原告马某某，女，1979年9月23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顺义区。

委托代理人雷潇，北京市大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张某某，男，I951年11月1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朝阳区。

被告董某某，1953年10月9日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北京市朝阳区。

原告马某某（以下简称姓名）与被告张某某，董某某（以下均简称姓名）退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曲鹏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马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雷潇，张某某、董某某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完结。

马某某诉称：张某某、董某某系夫妻，2002年3月，马某某与张某某、董某某之子张某登记结婚，并于2005年2月1日购买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方舟苑XX号房屋，房产登记证上登记的产权人是马某某。2008年2月1 9日，马某某与张某在双方自愿的基础上签订离婚协议并办理了离婚手续。离婚协议上约定，该房产归马某某所有。剩余房屋贷款由马某某负责偿还。张某某、董某某于2007年8至9月期间搬入 XX室房屋居住至今，马某某与张某离婚后，多次要求张某某、董某某将XX室房屋腾空并交还马某某，但张某某、董某某

予以拒绝。故起诉至法院，要求张某某、董某某从马某某所有的XX室房屋中搬出，将该房屋交还马某某。

张某某、董某某共同辩称，张某某、董某某系夫妻。张某系张某某、董某某之子，2002年3月，马某某与张某某、董某某之子张某登记结婚。后来马某某与张某离婚了，但是离婚的具体时间及情况不清楚，现在也一直联系不上张某。XX室房屋的首付款是张某某。董某某所出，共计出资120多万元，偿还银行贷款也一直是张某某、董某某用其经营的汽 配店收入所偿还，一直偿还到2007年l0月，之后由于将该汽配店转交给马某某经营，张某某、董某某无钱偿还银行贷款，开始由马某某偿还银行贷款至今。2005年1月购买XX室房屋是张某某与张某共同去办理的，购房合同和房产证上之所以写马某某的名字，是为了享受银行贷款更多的折扣，因为张某某、董某某、张某都是外地人马某某是本地人。2007年9月左右，张某某、董某某搬入XX室房屋居住至今，因该房屋是张某某、董某某购，与马某某及张某无关，田此不同意马某某的诉讼请求，经审理查明，张某某、董某某系夫妻。张某系张某某、董某某之子。2002年3月，马某某与张某某、董某某之子张某登记结婚。2005年1月26日，马某某作为借款人（即抵押人、甲方）与中信实业银行北京东大桥支行作为贷款人（即抵押权人、乙方）、北京中大恒基房地产经纪有限公司作为保证人（丙方）签订编号为(2005)东银贷字第XXXX号《个人购房借款合同》，三方约定，甲方因购买XX室房屋，向乙方申请购房借款，甲方同意将XX室房屋抵押给乙方，以作

为偿还借款的担保，在甲方取得该房屋的所有权证并办妥抵押登记之前，由丙方提供阶段性连带责任保证。同年，马某某获得XX室房屋的产撅登记证，该证上XX室房屋登记的房屋所有权人为马某某。2008年2月19日，马某某与张某协议离婚，签订《离婚协议书》双方约定，双方自愿离婚，XX室房屋归马某某所有。双方于同日取得离婚证。

庭审中，双方均认可张某某、董某某于2007年9月左右搬入XX室房屋并在该房屋中居住使用至今的事实。马某某还提交其还贷存折以证明XX室房屋的贷款自始至终均为马某某所还，张某某、董某某对此不予认可，称2007年10月之前的贷款为张某某、董某某所还，之后的贷款方为马某某所还。原告还提交购房款收据、契税完税证及私人贷款提款通知书已证明XX室房屋的首付款、契税均为马某某与张某所出，购房贷款也是马某某所办理，与张某某、董某某无关。张某某、董某某对上述证据真实性认可，但不认可证明目的，称首付款均为张某某、董某某所出。张某某、董某某提交还贷款银行存折、中国邮政储蓄取款凭单、存款利息清单、中国银行存折以证明XX室房屋的首付款均为二人所出，且2007年10月之前的贷款均为二人所还。马某某对此不予认可。张某某、董某某还提交梁春生证明两份，以证明购买XX室房屋的首付款张某某、董某某所出，马某某对此不予认可。

以上事实，有双方当事人当庭陈述，离婚协议书、离婚证、《个人购房借款合同》、房产证等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公民合法的权益受法律保护。马某某在与张某婚姻存续期间通过买卖方式获得了XX室房屋的产权证书，对XX室房屋于张某享有共同所有权。2008年2月19日，马某某与张某离婚时，对XX室房屋进行了合法分割，张某同意XX室房屋全部归马某某所有，自此马某某对XX室房屋单独享有了所有权，同时通过与张某离婚，也不再于张某某、董某某存在任何亲属及赡养关系。张某某、董某某未经马某某许可，继续居住使用XX室房屋，没有事实及法律依据，其应将该房腾退，交还马某某使用。故对于马某某要求张某某，董某某从马某某所有的XX室房屋中搬出，将该房屋交还马某某的诉讼请求，本院子以支持。

综上，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七十一条、《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张某某、董某某于本判决生教后三十日内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方舟苑XX室房屋腾退，交还原告马某某使用。

案件受理费三十五元，由被告张某某，董某某负担（原告马某某已交纳，被告张某某、董某某于本判共生效后七日内给付原告马某某）。

如不服本判决，双方可于本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并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如在上诉期届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第二篇：刘某某诉曹某某返还原物纠纷案

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

民事判决书

原告刘某某，男，1950年出生，汉族，无业，住北京市西城区。

委托代理人韩某，北京市大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委托代理人杜某某，北京市大瀚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曹某某，女，1954年出生，汉族，住北京市朝阳区。

委托代理人崔全来，北京市华联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刘某某（以下简称姓名）与被告曹某某（以下简称姓名）返还原物纠纷一案，本院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杨夏独任审判，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某的委托代理人杜某某、韩某、被告曹某某及其委托代理人崔金来均到庭参加了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原告刘某某诉称：我与曹某某于1979年1月登记结婚，于2001年3月7日经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调解离婚，调解书上确认，位于北京市朝阳区XX房屋一套归我所有。长期以来，曹某某对我主张返还房屋的要求置之不理，强行占有该房屋，其行为严重阻碍了我对房屋的占有、使用、收益、处分的权利，影响了我一家人的正常生活。现诉至法院，请求判令曹某某腾退位于北京市朝阳区XX的房屋。

被告曹某某辩称：2001年3月7日，我与刘某某的离婚诉讼案件经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审理，出具了(2001)朝民初字第3956号民事调解书，我与刘某某的夫妻共同财产已经经过法院实体审理。按照刘某某起诉的事实与理由所述调解书确认，本案诉争房屋归原告所有。刘某某应依据调解书在法定期限内申请法院执行，如果认为调解书有错误，可以在法定期限内申请再审，而不是在当事人相同、诉讼对象相同的情况下，变换一个案由再行提起诉讼。该涉案房屋一直由曹某某占着，虽然刘某某多次和我方打电话协商腾退事宜，但是他完全可以通过执行解决，不需要另行起诉。但刘某某即使现在申请执行，也已经过了时效，丧失了执行的权利。刘某某的诉讼违背了一事不再理的原则，本案已经不属于人民法院的审理范围。请求裁定驳回刘某某的起诉经审理查明，刘某某与曹某某于1979年1月10日登记结婚，于2001年3月7日经本院调解离婚。在离婚协议中写明位于北京市朝阳区XX房屋归刘某某所有，女方自行解决住房。该房屋的产权登记在刘某某名下。后该房屋一直由曹某某居住至今，刘某某多次与曹某某协商腾退房屋事宜，但曹某某一直未腾退。另查，位于北京市顺义区XX室房屋系曹某某名下房屋。

上述事实，有房产证、快递单、(2001)朝民初字第3956号民事卷宗、房屋登记信息查询结果、当事人陈述意见及庭审笔录在案佐证。

本院认为，所有权人对自己的不动产，依法享有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利。无权占有不动产的，权利人可以要求返还原物。本案诉争房屋为刘某某所有的房产，现刘某某已不同意曹某某继续使用，明确起诉要求其腾退。房屋所有权人的合法权利应受到法律的保护，曹某某有自己名下的房屋，实际具备腾退条件。因此，刘某某的诉讼请求，符合法律规定，本院予以支持，曹某某应在合理期限内从刘某某名下房屋搬出。综上，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物权法》第三十四条、第三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被告曹某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一个月内将位于北京市朝阳区XX房屋腾空交给原告刘某某。

案件受理费35元，由被告曹某某负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交纳）。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同时按照不服本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数额，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上诉于北京市第二中教人民法院。上诉期满后七日内仍未交纳上诉案件受理费的，按不上诉处理。

第三篇：李某某诉张某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李某某诉张某某房屋买卖合同纠纷案

问题提示：农村居民因土地征用而成为非农户口，仍生活在农村的，其在农村购房行为是否

有效?

【要点提示】

农村居民因土地征用而成为非农业人口，仍生活在农村的，其在农村的购房行为不应视为城镇居民购买农村住宅，在购买宅基地问题上可以享有农民待遇，买卖合同有效。“农村居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是对农村居民申请宅基地的限制性规定，但并不限制农村居民通过买受、承租方式取得宅基地，但不得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最高限度。【案情】

原告：李某某。

被告：张某某。

一审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原告李某某系某市某区甲镇一村村民，被告张某某系某市某区乙街道二村人，因土地征用原因，于2003年1月14日由农业户口转为居民户口。2003年10月13日，原、被告签订卖屋契约，由原告将其坐落于某市某区甲一村的二层楼房一间(使用权面积62．4平方米)，以22280元的价格出卖给被告。原、被告签订卖屋契约后，被告已付清该款，原告亦将土地证交给被告，但未办理过户手续。另查明被告在乙村有宅基地一间(用地面积53．1平方米，其中建筑面积38．5平方米)。原告诉称：原、被告于2003年10月13日签订《卖屋契约》一份，约定原告将其所有的坐落于某市某区某镇一村的二层楼房一间以22280元的价格出卖给被告。协议签订后被告已全额付款，原告亦将《集体土地使用证》交于被告，但未办理过户手续。根据国务院办公厅1999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土地装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第2条规定：“农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而被告系居民户口，故该房屋买卖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现要求被告立即返还坐落于某市某区某镇一村的二层楼房一间，原告愿将卖房价款全额返还并赔偿被告合理损失。审理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为要求确认原、被告双方签订的《卖屋契约》无效；被告立即返还坐落于某市某区某镇一村的二层楼房一问，原告愿返还价款22280元，并赔偿被告双倍利息损失

11229.12元。

被告辩称：对原告陈述的原告将其所有的坐落于某市某区某镇一村的二层楼房一间以22280元的价格出卖给被告，被告已全额付款的事实无异议，但认为被告系因土地征用原因由农业户口改为居民户口，在购买宅基地问题上可以享受农民待遇。故原、被告之间的房屋买卖协议合法有效，并未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且原告所在村委会当时也同意

双方的买卖行为，按政策可以办理过户手续，未过户系原告怠于履行协助过户义务所致，故

请求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审判】

一审人民法院认为，原告属农业户口，但因土地征用而由农业户口转为居民户口，全村农民集体转为非农业户口，若需购房，应按农业户口处理，故被告张某某可按农业户口享受购房条件。张某某虽原有宅基地，但购入讼争房屋后，其面积并未超过《某市宅基地管理办法》确定的高限标准，故原、被告签订的卖屋契约有效，被告亦已履行付款义务，原告主张无效系属理解偏颇，亦有违诚信。故原告的诉讼请求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一审判决：驳回

原告李某某的诉讼请求。

一审宣判后，原告李某某不服提出上诉。上诉请求：撤销原判，改判支持上诉人诉讼请求。事实和理由：原判适用法律错误。根据我国《土地管理法》的规定，宅基地属于农民集体所有，是禁止买卖的。国务院办公厅1999年颁布《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的规定，农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退一步讲，被上诉人就算按农业户口的情况来看待，被上诉人的买屋行为也是违反了我国《土地管理法》“一户一宅”的规定。本案所

涉卖屋契约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应当认定无效。

二审人民法院认为，对原审法院认定的事实予以确认。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依法订立的合同，对当事人具有法律约束力。当事人应当按照约定履行自己的义务，不得擅自变更或者解除合同。本案双方当事人签订的《卖屋契约》系双方当事人真实意思表示。张某某系农村居民，后虽因土地征用而成为非农业人口，但其仍生活在农村，故对其在农村的购房行为不能视为城镇居民购买农村住宅。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的“农村居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是对农村居民申请宅基地的限制性规定，但并不限制农村居民通过买受、承租方式取得住房。因此，讼争《卖屋契约》并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属于有效合同。李某某主张《卖屋契约》违法，缺乏法律依据，理由不能成立。双方当事人在契约签订后，房屋已实际交付，现李某某起诉主张合同无效，要求返还房屋，显然有违诚实信用原则，本院不予支持。综上，上诉人的上诉请求及理由，缺乏事实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原审判决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予以维持。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之规定，判

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评析】

关于本案的争议焦点有：

(1)因土地征用关系而村改居，全村农民集体转为非农业户口的，若需购买农村房屋，是否

可以仍然按农业户口处理，其买卖合同是否有效。

(2)“农村居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是农村居民申请宅基地的限制性规定，若农村

居民通过买受、承租方式取得住房和宅基地，是否也受此条法规的限制。

对于本案有几种争议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

(1)本案被告虽然原先是农民，但因为土地被征用，由农民转为居民，买房时，其身份已变为城镇居民。而根据国务院办公厅1999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第二条规定：“农村的住宅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及200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中“禁止城镇居民在农村购置宅基地”的规定，被告向原告购买房屋实际为违反了国务院的规章规定，因而，原、被告所签订的《买卖契约》无效，被告应将该房屋归还原告；(2)另外根据查明的事实，被告在另一村也有宅基地，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的规定“农村居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所以被告的买屋行为显然已经违反了土地管理法“一户一宅”的规定，所以买卖行为应该认定为无效行

为。

第二种观点认为，主体条件和“一户一宅”标准不影响买卖合同效力合同的效力的判断应以法律规定的合同有效要件为标准。可能导致农村宅基地房屋买卖合同无效的理由是其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此外即使合同的订立违背了其他部门颁布的规范性文件的强制性规定，也不能据此认定合同无效。虽然《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土地炒卖的通知》规定“农村房屋不得向城市居民出售。”但其发文机关是国务院办公厅，并非行政法规，不能作为判断合同效力的依据；而《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规定：“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并未禁止农村宅基地上房屋的出售和出租。至于第六十三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其立法目的是为限制农村集体土地用于非农业建设，而农村宅基地上的房屋即使出售也未改变宅基地的性质，其仍属于农村建设用地的性质。故农村宅基地房屋买卖合同并不存在法定的无效事由，因此如果违反了受让主体的身份条件和“一户一宅”的标准，买卖合同仍应认定有效，如果取得了有关组织或部门批准并办理了过户登记手续的，应继续履行；经过有关组织或部门批准但未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可责令补办；未经批准而无法办理过户登记手续的，属于合同无法履行，如出卖方要求解除合同返还房屋的，应当支持其主张，判决返还房屋。由此造成买受方损失的，买受方可要求出卖方赔偿损失。而本案中，在合同有效的前提下，相关的村经济合作社及有关组织是同意批准并办理过户手续的，只是原告不予以配合，使得

过户手续一直未办理成功，因此，原告的主张显然是不能支持的。

第三种观点认为：(1)买房时被告的身份虽然为居民，但其是因为土地被征用而农转非的，这与一般的城镇居民是有本质区别的，而且被告在失地以后也是一直生活中农村的，所以在购买农村房屋这件事上，他们应该是有权利购买农村的房屋及宅基地的，不能简单地等同于城镇居民购买农村住宅。(2)被告的买房行为也并没有违反《土地管理法》，《土地管理法》规定的“一户一宅”原则，因为法律并没有禁止宅基的转让，只是对主体条件有限制，同时只要其“其宅基地的面积不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而本案中，被告购得所争议的房子后，其宅基地面积并没有超过《某市宅基地管理办法》中所规定的高限标准，所以其购房行为有效。(3)原、被告双方依法订立合同，应该遵守诚实信用原则，在双方当事人契约签订后，房屋已实际交付情况下，由于如今的房屋涨价等因素，原告再主张合同无

效，显然是违背诚实信用的交易原则。

显然，一审、二审的法官是支持第三种观点的。

笔者认为，对于城镇居民购买农村房屋的合同效力不能一概而论，还是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具体加以分析。原则上城镇居民购买农村房屋的合同效力应认定无效。第二种观点认为，由于国务院办公厅1999年发布的《关于加强土地转让管理严禁炒卖土地的通知》和2004年《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只属于部门规章，与《合同法》中合同的效力应以法律为依据的规定不符，所以，不能以规章来认定合同的效力，合同应有效。这种论断实际上在《物权法》实施后，已基本站不稳脚了。因为《物权法》第一百五十三条明确规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取得、行使和转让，适用《土地管理法》等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这里将“法律”和“国家有关规定”以并列的方式列明，可推断该条中的国家有关规定不仅仅是指国家法律规定，也包括国家行政法规和国家行政规章，所以上述的《规定》和《决定》对于宅基地的规定，可以作为认定合同效力的依据，原则上城镇居民购买农村房屋的合同应

认定为无效。

那么，在此基础上，如果原农村居民因土地征用而成为非农业人口，其购买农村房屋的效力是否也仍与其他城镇居民一概而论呢?这里我们还是要了解宅基地的其本身的特殊性，农村的宅基地使用权是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应有的权利，与特定的身份相连，即其使用权是特定的农村居民，即本村以外的人员不能申请并取得宅基的，最重要的是农村宅基地的使用权具有福利性，即农村村民取得宅基地使用权基本上是无偿的，或者说只交纳很少的费用。所以我们不难发现，法律法规之所以对宅基地的买卖以特别的规定，其根本的原因，就是对农民的一个居住权利的保障。我国不同于其他国家，我国是一个拥有八亿农民的大国，如果农民的居住没有了保障，那么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将是不可估量的，所以这样的规定也是国情发

展的必要。但现在问题是，有这样的一个群体，他们原先是农民，但在城镇化建设中，他们失去了土地，他们成了“居民”，而这群“居民”中的大多数又仍生活在农村，对于他们购买宅基地的行为还是以城镇居民为标准一刀切吗?笔者这里较为赞同的是上述第三种观点，应对这群居民区别对待。因为这些“居民”事实上就是“失地农民”，是国家为了对失地农民的利益予以更好的保障，将其纳入城镇居民范畴，以便他们能够在失去赖以生存的土地后，享受到城镇居民同等的社会保障。但是这并不等于他们完全失去了农民所享有的权利，他们本质上还是“农民”，且多数的失地农民也是继续生活在农村的，所以在失地以前农民所享有的权利，他们也应该继续享有，这样才是对这些失地农民的利益真正的保障。所以在这种

情况下，合同可以认定有效。

对于本案而言，还有一个问题是被告是否违反了“一户一宅”的原则，同为《土地管理法》第六十二条第四款的规定是“农村村民出卖、出租住房后，再申请宅基地的，不予批准”，第六十三条规定“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的使用权不得出让、转让或者出租用于非农业建设”可见，宅基地是可以买卖转让的，只是对农村居民申请宅基地有限制性规定，所以。对基于合法原因(让与、继承)而取得宅基地的，可作变通处理，也就是说法律并不限制农村居民通过买受、承租方式限得住房，只要“其宅基地的面积不超过省、自治区、直辖市规定的标准”

即可，案例中的被告也正是符合厂这一点，所以其买卖行为有效。

第四篇：张某诉赵某离婚纠纷案

张某诉赵某离婚纠纷案

案情介绍：

1997年张某（女）与赵某（男）经人介绍相识，1998年腊月按农村习俗举办婚礼，并与1999年农历正月办理结婚登记。1999年10月23日生一女赵甲，2004年4月1日生育一子赵乙，两孩子均就读于某小学。婚后感情一般。2008年3月，双方一同在浙江省永康市经营运输业，同年6月份左右，因张某怀疑赵某与他人有不正当关系，双方发生纠纷，张某遂将赵某从事运输的车辆行驶证、运输证等带走，独自到温州打工，一直未归，夫妻自此分居。

2010年2月9日，张某回家时与赵某发生打架纠纷，张某被赵某及赵某之弟赵丙打伤，当即报警，后经鉴定，伤情为轻微伤。2010年2月23日，张某向法院起诉赵某离婚，要求判决离婚并对子女抚养与夫妻财产进行处理以及赔偿损失等。2010年3月10日，经派出所调解，达成调解协议，由赵某和赵丙向张某道歉并赔偿医药费2000元等。2010年4月6日，一审法院公开开庭审理了此案。一审法院判决不准予离婚。张某后又在2010年11月19日再次向法院起诉，于2011年1月6日开庭审理。法院以分居两年以上为由支持离婚诉讼请求，但对于子女抚养权以及车辆所有权问题产生较大争议。张某认为其已做结扎手术，子女应由其行使抚养权；赵某则认为婚生子女一直随祖父母生活，生活读书较稳定，而张某无固定职业、收入和住所，且婚生女赵甲已满10周岁，同意与张某一同生活，抚养权应归赵某。张某主张经营车辆属夫妻共同财产，因为车辆登记的所有人是赵某，且在夫妻存续期间运营；赵某则认为车辆系其与弟弟赵丙和妹妹赵丁共同购买和所有，按出资比例按份共有，并提供了汇款证明以及合伙事实的相关材料。庭审中对于赵某之兄向夫妻双方所借债务一审法院判决离婚，子女全由张某抚养，车辆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双方均不服，提起上诉，上诉期间，车辆利害关系人赵丙和赵丁向法院提起诉讼，主张认定车辆系其与张某共有，并要求分割。后在一审法院主持下，相互各方达到调解，二审也以调解结案。

案件焦点：

1、子女抚养权应由谁行使？理由是什么？

2、车辆是否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分析与结论：

本案是一起普通离婚诉讼，但在实践中却有很多值得思考的地方，因此案涉及到了第三人的利益，笔者认为婚生子女均应由赵某抚养，原告张某承担抚养费，车辆应认定为原、被告与其弟弟赵丙和妹妹赵丁按份共有，事实和理由如下：

1、被告向法庭提交的笔录和学校证明可以证实婚生子女赵甲、赵乙从出生至现在一直由被告及其家庭照顾，且都就读于被告所在地的学校，这一点原告也予以了承认，从有利于孩子成长和学习环境出发，婚生子女都应当继续跟随被告生活。至于原告提出婚生子在学校就读成绩不好，以此认为应当由原告行使抚养权，这一点是不科学和不合理的，因为孩子成绩的好坏并不是单凭改变学习环境就能让他成绩变好的，有很多是猜不到的因素在影响着，这其中也少不了一个和谐稳定的家庭，纵观本案的原、被告，两人是因为生活中的一些小事闹得不开心，试想如果相互理解，还是有和好的可能，这也恰恰给了孩子一个最好的生活环境。两孩子都已经习惯在一起生活和学习，原告张某提出让其中一个孩子跟随原告抚养的主张不能采纳。由于婚生女赵乙已经年满10岁，按照我们法律规定，应征询赵某的个人意见，而婚生女赵乙愿意跟随赵某生活。

2、从本案所引起的车辆共有人起诉来看，这一点值得去思考和注意。因为，从有关的事实和证据方面来看车辆是被告及其弟弟、妹妹共同投资购买的，这从汇款的记录及购车时相应手续上的签名可以反映出来。但这里涉及到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一审时判决车辆全部属于夫妻共同财产？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是，一审的判决确实存在一定的问题，因为虽然汇款

证明不能证明到底是不是购车款，还是借款等，但从汇款的数额，结合汽贸公司财务进帐的数额来看，是一一对应的，而一审判决恰恰将这两组证据孤立的来予以认定，熟不知，如果是借款的话，怎么借款的数额正好与购车付款的数额如此一致呢。首先，针对自己一方所要证实的事实，不能简单地从单一的一个证据来予以证实，因为如果只有单一的证据，而没有其他来印证的证据且这些证据也可以被调取，本来的事实也会被这一疏忽而最终不被法院所信服，每个事物都是有联系的，总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其次，本案中被告之弟弟赵丙、妹妹赵丁在原、被告离婚诉讼中是作为证人来主张自己系车辆共有人之一，原告想借离婚诉讼来分割这样的共有财产，也是值得我们思考的。在现实中，大部分的离婚案件所涉及到的财产都有可能会牵涉到家庭成员的财产，而家庭成员之间，基于亲情，涉及到财产有时候会往往只在口头上约定，特别是经营性的财产，一旦闹矛盾，很多事实就无法来说清，试想一下，如果本案中的原、被告的离婚判决生效了，车辆被认定为夫妻共同财产，那么被告是不是很吃亏，一方面要承担其他共有人权利主张分割的部分，另一方面又要负担返还夫妻共有的部分份额。所以，我得到的启示和建议是，在夫妻离婚涉及财产分割，即将审理时，共有人应作为证人及时出庭作证；即使判决后，尚未生效之前，也应及时通过诉讼或者其他方式来主张自己的权利。离婚判决生效之后，虽然也可以主张自己的权利，但由此带来的麻烦也会不少。

3、原告主张车牌为夫妻共同财产，笔者认为，车辆并不完全是夫妻共同财产。具体事实和理由如下：

(1)、被告已经向法庭提交了车辆的车款支付情况，某汽车贸易公司也证明车款并不全部是被告所支付的，车款总共是328600元，有28600元是由某运输公司支付，被告付了60000元，剩下的240000元是由被告之弟赵丙支付的，另某运输公司为车辆交了25896元的车辆上牌费用，以上款项有某汽车贸易公司的证明、记帐凭证以及银行转帐的记录为据。

（2）原告认为车辆登记在被告名义下，车辆所有权是被告，笔者认为这属于对法律概念的模糊理解，因为按照2000年6月公安部交通管理局在给最高人民法院的复函中认为：“根据现行机动车登记法规和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机动车道路行使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登记”（详见《公安部关于确定机动车所有权人问题的复函》），且我国《民法通则》第72条规定：“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结合物权法定原则，因机动车辆并非不动产，其登记的效力必须由法律作出明示，否则任何以不动产理论所作的参照都可能存在瑕疵，因此，在机动车登记车主与实际出资人不一致时，应以实际出资人作为确定机动车所有权的依据，本案的车辆是属于赵某、赵丙、赵丁原始取得的财产，当然不能认为是原、被告的共同财产。

（3）原告认为被告与赵胜利没有合伙协议，不能认定为车辆共有，这是没有法律依据的，因为民事行为是可以口头约定的，且被告向法庭提出的证据材料中，购车款项和赵胜利的银行转帐记录是一一对应的，还有某汽车贸易公司的证明为证。

（4）至于原告提出赵某并不是出资最多的一员，如果属于共有的，车主登记应当在其他共有人的名义下，笔者认为，这属于不合理的推断且不符合日常的生活规则，兄弟姐妹中以赵某为长，长兄登记为名义车主又有什么不可以的，也没有任何法律规定必须登记在出资最多的一方。

3、本案中还存在一个值得探讨的方面，就是关于原告之兄向被告借款的事实认定。一审判决以被告没有相应的证据证明欠条系原告之兄所写为由，不予认定，我认为这是没有一定的法律依据的。因为，依据我国举证规则制度，被告出示了欠条原件，证实相应的事实，那么对于证据的真实性应当由原告来举证证实，而本案中原告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来说明欠条的情况，原告就应当承担不能举证证明的后果，可结果是法院采信了原告的一句话来认定，即不是我兄所写，由此，这份判决就显得冒然了。一审法院最起码也要根据证据来认定吧，要么由原告申请其兄出庭作证，要么也要通过一定的机构来鉴定。当然，笔者在此也不是指责一审法院的作法，但至少我们在这个案件也学会了一定的反思.附录：

1、《婚姻法》第三十二条 男女一方要求离婚的，可由有关部门进行调解或直接向人民法院提出离婚诉讼。

人民法院审理离婚案件，应当进行调解；如感情确已破裂，调解无效，应准予离婚。有下列情形之一，调解无效的，应准予离婚：

（一）重婚或有配偶者与他人同居的；

（二）实施家庭暴力或虐待、遗弃家庭成员的；

（三）有赌博、吸毒等恶习屡教不改的；

（四）因感情不和分居满二年的；

（五）其他导致夫妻感情破裂的情形。

一方被宣告失踪，另一方提出离婚诉讼的，应准予离婚。

2、《民法通则》第72条财产所有权的取得，不得违反法律规定。按照合同或者其他合法方式取得财产的，财产所有权从财产交付时起转移，法律另有规定或者当事人另有约定的除外。

3、《公安部关于确定机动车所有权人问题的复函》

公交管〔2000〕98号

最高人民法院执行工作办公室：

你办5月23日来函收悉,现复函如下：

根据现行机动车登记法规和有关规定，公安机关办理的机动车登记，是准予或者不准予上道路行驶的登记，不是机动车所有权的登记。为了交通管理工作的需要，公安机关车辆管理所在办理车辆牌证时，凭购车发票或者人民法院判决、裁定、调解的法律文书等机动车来历凭，确认机动车的车主。因此，公安机关登记的车主，不宜作为判别机动车所有权的依据。

作者：刘阳单位：安徽皖松律师事务所职业：专职律师联系电话：***

第五篇：张某诉上海某保健品公司劳务派遣纠纷案

张某诉上海某保健品公司劳务派遣纠纷案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2009）崇民一（民）初字第3555号

民事调解书

原告张某，女。

委托代理人曹某，上海市某法律服务所法律工作者。

被告某保健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住所地上海市打浦路350号2楼。

法定代表人陈某，总经理。

被告某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住所地宿豫区某处。

法定代表人徐某，经理。

两被告委托代理人徐某，系被告某保健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的职员。

原告张某与被告某保健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以下简称某上海分公司）劳务派遣合同纠纷一案，本院于2009年10月23日受理后，由代理审判员黄蓉独任审判，同年12月28日原告以某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与本案有牵连为由，要求追加某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某人力资源公司）作为本案的被告，本院经核准予以准许。本院于2010年1月28日公开开庭进行了第一次审理。同年3月23日依法组成合议庭，分别于同年4月12日、6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两次审理，原告张某及其委托代理人曹某，两被告的委托代理人徐某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张某诉称，原告于2002年9月17日进入某上海分公司工作，被安排在某处的华联超市从事保健品和化妆品的销售。被告某上海分公司未与原告订立劳动合同，也未为原告缴纳小城镇社会保险费，并要求原告天天上班，无双休日和节假日。2009年5月10日，被告某上海分公司的负责人无故口头辞退原告。原告认为自己一直在某上海分公司工作，原

告是与被告某上海分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原告虽与某人力资源公司签订了劳动合同，但某总公司以自己开设的劳务派遣公司向自己的分公司派遣员工是非法的，故劳务派遣合同无效，应由两被告承担连带责任。原告为保护自己的权利，先后提起仲裁、诉讼，要求依法解除原告与被告某上海分公司的劳动关系；确认被告的解除行为违法，并由两被告支付经济赔偿金人民币14400元（以下币种均为人民币）、加班工资52244.86元、工资差额4177.92元、未订立劳动合同的双倍工资差额20000元；要求归还押金500元。

被告某上海分公司辩称，2002年9月17日，原告进入被告某上海分公司，担任某产品推销工作。2008年1月1日，原告与被告某人力资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双方约定原告被派往被告某上海分公司从事销售辅助工作，合同期限自2007年12月30日至2009年12月29日，故原告自2007年12月30日起与被告某人力资料公司存在劳动关系。同意支付工资差额4177.92元。被告未要求原告加班，故不同意支付加班工资。原告在上班时从事保险推销，被告只是要求原告停职，未辞退原告。因原告与被告某上海分公司不存在劳动关系，故不同意缴纳小城镇保险及双倍工资差额。押金与被告无关，且未经仲裁程序，故不同意归还。

被告某人力资源公司辩称，愿意到宿迁为原告补缴2008年8月至2009年5月期间的外来人员综合保险，2008年8月1日之前的已超过仲裁时效。原告与本被告在2007年12月30日签订劳动合同，故不同意支付双倍工资的差额。其余意见同被告某保健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

经查，原告于2002年9月17日进入某上海分公司工作，被安排在某处的华联超市从事保健品和化妆品的销售。被告某上海分公司未与原告订立劳动合同，也未为原告缴纳小城镇社会保险费。2008年1月1日，原告与某人力资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一份。双方约定劳动合同的期限自2007年12月30日至2009年12月29日；原告被派往某保健品有限

公司上海分公司从事销售辅助工作；被告某人力资源公司负责发放原告工资，工资按照某上海分公司的标准执行；被告某人力资源公司应为原告缴纳社会保险费。

审理中，被告某上海分公司当庭支付原告押金人民币500元。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经本院主持调解，双方当事人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原告张某与被告某人力资源发展有限公司于2009年5月11日解除劳动关系；

被告某保健品有限公司上海分公司于2010年7月2日前支付原告人民币22,000元； 原告放弃全部诉讼请求；

双方无其它争议。

本案案件受理费人民币10元，由原告张某负担。

上述协议，符合有关法律规定，本院予以确认。

本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即具有法律效力。

审判长黄新华

审判员陆沈平

代理审判员黄蓉

书记员顾佳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