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青等诉古南都酒店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推荐）

第一篇：马青等诉古南都酒店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推荐）

马青等诉古南都酒店等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原告：马青，女，82岁，住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和平新村。

原告：钱南雁，女，32岁，住江苏省南京市鼓楼区宁夏路。

原告：钱南鹏，男，29岁，住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和平新村。

被告：江苏展览馆，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玄武门。

法定代表人：肖皋，该展览馆馆长。

被告：南京古南都明基酒店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玄武门。法定代表人：吴海明，该公司董事长。

被告：信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玄武门证券营业部，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玄武门。

负责人：黄波，该营业部总经理。

被告：信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住所地：江苏省南京市长江路。

法定代表人：钱凯法，该公司董事长。

原告马青、钱南雁、钱南鹏因与被告江苏展览馆、南京古南都明基酒店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古南都酒店)、信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南京玄武门证券营业部(以下简称信泰证券营业部)、信泰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信泰证券公司)发生人身损害赔偿纠纷，向江苏省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原告马青、钱南雁、钱南鹏诉称：被告信泰证券营业部在南京市玄武区玄武门 22号二楼207房间(以下简称207室)开设了大户室。原告方的亲属钱进在该室炒股期间，到室外的阳台上捡拾掉落在那里的鞋垫。由于阳台底板突然塌落，导致钱进坠楼身亡。事后查明，该阳台虽然外观上与其他阳台无任何区别，但底部仅是一层薄薄的石膏板，没有承重能力，且无人在这个阳台上设置不能进入的警示。作为事故房屋的所有人和经营管理者，被告江苏展览馆、古南都酒店、信泰证券公司、信泰证券营业部对存在严重安全隐患的阳台均未尽高度警示和预防义务，均应对钱进的坠楼身亡承担相应民事责任。请求判令四被告连带给原告赔偿死亡赔偿金232 040元、被扶养人生活费10437．50元、丧葬费11 090元、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合计303 567．50元。

被告江苏展览馆辩称：我方只建造了事故楼房的框架，其他部分由被告古南都酒店投资装修。我方对钱进死亡一事没有过错。原告要求我方承担民事责任，没有法律依据，其诉讼请求应当驳回。

被告古南都酒店辩称：事故楼房建成后，根据地方政府提出的地区环境综合整治要求，我方在该楼房外墙面安装了放置空调室外机的平台。为防止发生事故，我方在楼内每扇窗户上都安装了限位器，限制楼内人员开启窗户误入这个平台。即便是工人到这个平台上去作业，也都必须具备防护辅助措施。钱进私自用工具破坏了窗户上的限位器，打开窗户进入207室窗外的平台，以致坠楼身亡。我方已经尽到了安全保障义务，不应由我方对钱进的坠楼身亡承担责任，原告对我方提出的诉讼请求应当驳回。

被告信泰证券营业部、信泰证券公司辩称：我公司于2005年7月底开始承租古南都酒店的一、二楼开办证券营业室，当时该楼房外墙面已经存在放置空调室外机的平台，并非原告方所称的“阳台”。钱进无视翻窗的危险，私自用螺丝刀拧开207室窗户上的限位器翻出窗户，以至造成意外死亡。钱进是一个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钱进毕竟是在我公司营业室内活动期间坠楼死亡，对此我公司深表同情，已经出于人道主义给原告钱南鹏借款8000元，用于处理钱进的丧事。但对我公司来说，这起事故是不可能预知、防范的。我公司已在合理限度范围内尽到安全保障义务，因此对钱进的死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原告对我公司提出的诉讼请求应当驳回。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受理本案后，依职权向南京市公安局玄武门派出所调取了该派出

所拍摄的涉案照片，以及对证人程家楣、王立群、侯广盛制作的询问笔录。涉案照片反映，207室窗户上安装着限位器，窗台上留有一把螺丝刀。证人程家楣称，当天在207室炒股的，有他和钱进、王立群共三人；他看见钱进站在窗外，手扶着外面的窗户，面朝里在窗台上慢慢移动，过了一会儿再看，人已掉了下去；他和王立群就到窗边，看到平台上有一个洞，平台下负一楼的地面上躺着一个人，从衣着上判断是钱进。证人王立群称，当天上午10时左右他在207室看股票时，突然听到外面一声惊叫，从窗户伸头出去，看到楼下有人躺着；窗台上有一把螺丝刀，前一天没有发现，应该是钱进带来的；这扇窗户他以前开过，不能开大，人是不能出去的。证人侯广盛称，当日早上他从证券公司那里经过，看到一个人在二楼外面的一个平台上，之后看到那人从平台上掉了下来。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

南京市玄武区玄武门22号楼房，为被告江苏展览馆所有，由被告古南都酒店承租。该楼房二楼207室的窗户上安装着限位器，窗外装有空调室外机，空调室外机下方有一个平台，窗户及窗外平台均由古南都酒店建造和安装。2005年7月22日，江苏展览馆作为房屋产权人，古南都酒店作为房屋出租人，被告信泰证券公司下属的分支机构被告信泰证券营业部作为承租人，三方签订了一份《房屋租赁协议》，约定信泰证券营业部承租该房屋第一层部分区域及第二层全部区域，作为开展证券业务的场所，承租期为2005年7月21日至 2007年9月21日。

2005年11月1日，原告马青之子钱进(系原告钱南雁、钱南鹏之父)在被告信泰证券营业部的207室内进行股票交易。上午10时许，因晾晒在窗台上的鞋垫落到窗外平台，钱进卸开207室窗户上的限位器，翻窗到窗外平台上欲捡回鞋垫，因平台底板塌落而坠楼，经医院抢救无效死亡。

事发后，被告信泰证券营业部于2005年11月5日借给原告钱南鹏8000元，用于处理钱进的丧事，并表示待丧事处理完毕后另行协商借款的处理。

以上事实，有原告方提供的接处警登记表、照片，被告古南都酒店提供的《房屋租赁协议》、被告信泰证券公司提供的借据、照片，法院调取的照片、询问笔录，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当庭陈述等证据证实。

本案争议焦点是：

一、207室外的平台是否为阳台?

二、各被告是否应对钱进的死亡承担民事责任?

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认为：

一、楼房的阳台，是一个连接室内与室外空间，可供人们在上面踩踏，进行乘凉、晒太阳或者远望等活动的平台。正因为阳台必须有这样的功能，因此设阳台的楼房房间内，必然有通往阳台的门。只有通过门，人们才可以正常到达阳台，并在阳台上活动。本案事实证明，207室外虽有一个平台，但却没有通往该平台的门，只能从窗户上看到该平台。因此，该平台不是供人们在上活动的阳台。原告将207室外的平台称为阳台，该观点不予采纳。

二、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六条规定，建筑物发生坠落造成他人损害的，建筑物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但能够证明自己没有过错的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十八条规定：“经营者应当保证其提供的商品或者服务符合保障人身、财产安全的要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六条也规定：“对于从事住宿、餐饮、娱乐等经营活动或者其他社会活动的自然人、法人、其他组织，未尽合理限度范围内的安全保障义务致使他人遭受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其承担相应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根据上述规定，建筑物的所有人、管理人应当保证建筑物的使用安全，对因建筑物坠落而给他人造成的损害，建筑物的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只有能证明自己没有过错才可不承担责任。在该建筑物内从事经营活动的经营者，对在此接受其服务的公众负有安全保障义务。如果经营者不尽安全保障义务造成他人人身损害，应当承

担相应的赔偿责任。但是，经营者只是在合理限度范围内履行安全保障义务，这个合理限度应当根据一般常识来确定。

被告古南都酒店在对南京市玄武门 22号楼房进行装修时，为美观需要，根据地方政府关于环境综合整治的要求，在该楼房外墙壁的靠窗户处，修建了放置空调室外机的平台。一个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人，应当从室内没有通往平台的门这一事实上，认识到窗外的平台并非阳台。考虑到窗户虽然不是人行通道，但为了避免不了解内情的人翻越窗户到达不具备承重能力的平台上，古南都酒店还将窗户加装了限位器，限制窗户开启的幅度，使人不能从窗户进出。客观上消除了室内人员翻越窗户到达平台的可能。被告信泰证券营业部在承租该房屋作为自己的经营场所后，保留了窗上加装的限位器。钱进是基于自己对平台性质作出的错误判断，以自己携带的螺丝刀，擅自卸开207室窗户上的限位器，翻越窗户到达窗外平台，以至坠楼身亡。无论是被告江苏展览馆还是古南都酒店，都已用事实证明，作为该建筑物的所有人、管理人，其已保证了建筑物的安全使用，对钱进的坠楼死亡没有过错。无论是被告信泰证券公司还是信泰证券营业部，也都以事实证明，其已在合理限度内履行了安全保障义务，对钱进的坠楼死亡不应当承担责任。事实上，不是该建筑物的所有人、管理人没有消除207室窗外平台存在的安全隐患，也不是在该建筑物内从事经营活动的经营者没有履行安全保障义务，而是钱进自己破坏了管理人设置的安全保障设施，从而置身于险地。作为一个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钱进应当对自己的过错造成的后果承担责任。在已经给窗户安装了限位器的情形下，要求该建筑物的所有人、管理人或者在该建筑物内从事经营活动的经营者还要预料室内人员会用工具拧开限位器翻越窗户，从而还要对实施这种行为的人发出危险警示，已经超出人的正常认知水平，超出了履行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

综上，原告方以没有尽到安全保障义务为由，要求被告方对钱进坠楼身亡承担连带赔偿责任，没有事实根据和法律依据，不予支持。据此，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于 2006年5月15日判决：

驳回原告马青、钱南雁、钱南鹏的诉讼请求。

诉讼费2060元，由原告马青、钱南雁、钱南鹏负担。

马青、钱南鹏、钱南雁不服一审判决，向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理由是： 207室窗外存在一个看似坚固的平台，被上诉人古南都酒店、信泰证券公司、信泰证券营业部就有义务警示人们不要到该平台上活动。古南都酒店、信泰证券公司、信泰证券营业部未尽此项义务，应当对钱进坠楼身亡的后果承担相应责任。

被上诉人古南都酒店、信泰证券公司、信泰证券营业部答辩同意一审判决。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确认了一审法院查明的事实。

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

被上诉人古南都酒店作为涉案房屋的出租人、管理者，被上诉人信泰证券公司、信泰玄武门营业部作为在该房屋内经营证券业务的经营者，其安全保障义务只能在合理限度内履行。涉案房屋内没有通向平台的门，常人据此应当能判断窗外平台是不允许进入的。加之207室的窗户还有限位器限制窗户开启的幅度，正常情况下人们不可能通过窗口到达平台。就正常认知水平而言，无论是古南都酒店还是信泰证券公司、信泰证券营业部，都无法预料室内人员会动用工具卸开限位器翻窗到达平台。因此，要求古南都酒店、信泰证券公司、信泰证券营业部对207室窗外平台的危险性再予警示，超出了安全保障义务的合理限度。一审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适当，应当维持。上诉人的上诉理由不能成立，应当驳回。据此，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于2006年7月 31日判决：

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第二篇：娄某某等诉浙江某某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民事判决书

娄某某等诉浙江某某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案

杭州市萧山区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10)杭萧民初字第4809号

原告娄某某。

原告钟某甲。

原告钟某乙。

三原告委托代理人陶建华，浙江浙经律师事务所律师。

三原告委托代理人钟某丙，系死者钟某某姐姐。

被告浙江某某医院。

委托代理人赵丽华，浙江天卫律师事务所律师。

原告娄某某、钟某甲、钟某乙诉被告浙江某某医院医疗损害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0年11月25日立案受理后，依法由代理审判员茹华丽适用简易程序进行审理。同年11月30日，被告就其医疗行为是否存在过错提出鉴定申请，同年12月10日，本院组织双方进行证据交换，后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进行鉴定。本案于2011年7月25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后因案情复杂，本案转为普通程序，依法组成合议庭，于2011年10月17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娄某某、钟某甲、钟某乙的委托代理人钟某丙、陶建华，被告浙江某某医院的委托代理人赵丽华两次庭审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娄某某、钟某甲、钟某乙诉称：2009年1月19日，钟某某因咳嗽、气急伴高烧而就诊于被告医院，诊断为冠心病、急性冠脉综合症、高血压病、高脂血症而被收治入院，经治疗后症状缓解，钟某某准备出院休养，但被告医院医师推荐钟某某进行冠状动脉造影。同年2月4日上午行冠动脉造影术，术中发现钟某某冠脉有三处狭窄，被告方医师提出必须进行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手术，但在手术过程中因医师对该项手术操作不熟练，导致手术失败。钟某某被送回病房后，又因护理不当而致动脉大量出血。2009年2月9日下午，被告医师在未做好术前准备，钟某某身体也未恢复的情况下，再次进行冠状动脉支架植入手术，在手术过程中钟某某直接死于手术台上。原告认为，被告医院为了追求经济利益，在并不具备心血管介入治疗资质的情况下，违规开展该项手术，且手术医师责任心差，工作不负责任，术前未对患者做详细检查和准备以了解病情，错误地选择三根支架同时植入的手术方案，对手术风险估计不足，也未详细告知患者家属手术风险和可供选择的替代治疗方案，抢救措施不力。被告医院的过错，直接导致了钟某某死亡的严重后果。故原告诉请判令被告赔偿医药费17 216.78元、护理费1760元、交通住宿费3960元、住院伙食补贴770元、死亡赔偿金196 888元、丧葬费13 740元、精神损失费300 000元，共计534 334.78元，并承担本案诉讼费。

被告浙江某某医院辩称：1.原告诉状所述入院时间、两次手术时间及钟某某死亡时间属实。2.被告对患者的治疗符合现行的医疗规范，手术的风险在术前均已规范告知，并征得患方同意的情况下实施手术。3.任何治疗行为都可能存在医疗风险，因此出现医疗风险不必然存在医疗不当，原告从结果推断被告医疗行为存在过错的推断是不科学的。钟某某在被告医院的整个医疗过程，符合现行医疗规范，不存在医疗过失。4.被告实施介入诊疗措施，未违反法律法规。被告是按三级甲等综合性医院的标准建设，心内科按《浙江省综合性医院评审标准（三级医院）》标准开展心血管专科诊疗科目。在接到省卫生厅《转发卫生部的通知》（浙卫发[2007]254号）文件后，被告即于2007年9月向杭州市卫生局递交了申报材料，并在进一步规范了相关制度和操作常规后，医院在评审阶段继续开展心血管介入诊疗工作。2009年2月23日省卫生厅发出《关于公布通过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评价单位名单的通知》（浙卫发[2009]42号）文件后，被告停止开展此项诊疗活动。而钟某某事件发生在2009年2月9日，所以被告不存在非法执业。5.钟某某死亡后果是冠脉支架植入术后突发急性左心功能衰竭，心跳骤停造成。经过尸体解剖和司法鉴定，查明的基本事实是钟某某的死亡原因系自身疾病，特别是严重的冠心病、高血压，死因是手术过程中发生了严重的并发症，因此该损害后果是钟某某自身疾病所导致的。6.关于原告诉讼请求的合理性，被告认为医疗费是用于治疗钟某某自身疾病，并非被告的过失所导致的损害后果，护理费也全部是因治疗自身疾病所产生的，因此应自行承担。交通住宿费，住院期间患者自身疾病非常严重，而损害后果是在一天之中发生的，没有合理的交通住宿费发生。住院伙食补助费不予认可。死亡赔偿金和丧葬费的发生是因患者自身严重的疾病所导致的，与被告没有关联。精神损害抚慰金没有依据，也明显超过现行同类案件的基本标准。被告认为原告的诉请不合理，不符合法律规定，请求依法驳回。

原告娄某某、钟某甲、钟某乙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上海市公安局户籍证明一份；2.常住人口登记表一份；证据1、2证明原告诉讼主体资格及钟某某父母已亡故的事实。3.入院通知单证明件一份；4.住院病历复印件一份；证据3、4证明钟某某的住院治疗过程及被告医院的诊疗行为存在明显过错的事实。5.死亡证明一份，证明钟某某于2009年2月9日在被告处死亡的事实。6.卫生部卫医发（2007）222号文件复印件一份；7.浙江省卫生厅浙卫发（2009）42号文件复印件一份；证据6、7证明被告医院不具备心血管介入治疗的资格，对钟某某的治疗系违规操作的事实。8.证明一份，证明本医疗纠纷行政调解未果的事实。9.医疗费支出凭据六份，证明钟某某的医疗费支出情况。10.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证明钟某某生前系公司法定代表人。11.应被告申请向法庭提供浙江大学鉴定中心死因鉴定的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12.浙江省卫生厅浙卫发（2007）254号文件复印件一份，证明被告医院不具备开展心血管介入治疗的资质的事实。

经质证，被告对原告提供的证据1－10的真实性均没有异议，对2009年1月19日的三份门诊收费收据关联性有异议，是争议发生之前的收据，与本案无关；对证据1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对证据12的文件真实性有异议，仅是一份打印件，没有公章不符合公文的正常形式，从内容看，即使文件真实，也不能证明原告的证明对象。经审查，本院认为：上述证据1－11，被告对真实性均无异议，本院确认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具有证据效力；证据12，虽系打印件，但其内容经核实与浙江省卫生厅浙卫发（2007）254号文件相一致，本院予以确认。

被告浙江某某医院为支持其主张的事实，在举证期限内向本院提供了下列证据材料：1.封存病历一组，证明被告的医疗行为符合临床规范；2.杭州市卫生局医政处情况说明一份，证明被告于2007年9月向卫生行政部门提出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的申请的事实。

经质证，原告对证据1的真实性没有异议，确认是钟某乙封存的；对证据2认为已超过举证期限，且申报不代表获得准入资质。经审查，本院确认证据1客观真实，与本案有关联，具有证据效力；对证据2的真实性予以认定。

本院在庭审中出示了下列证据材料：1.经被告申请而由本院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所作司法鉴定意见书一份；2.调查笔录、浙江省卫生厅浙卫发（2007）254号文件各一份。

经质证，原告对证据材料1鉴定意见书的真实性没有异议，但对鉴定结论和鉴定内容有异议，认为鉴定结论不能作为本案的定案依据，理由为：1.鉴定意见在分析说明中已明确认为被告的医疗行为存在诸多过错，被告理应承担全部责任，但鉴定结论却称这种不足或过失与患者死亡后果之间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仅存间接关系，负次要责任，其参与度建议30%左右，明显是袒护被告；2.鉴定意见中认为患者确切死因尚待明确，即死亡原因至今不明，并不是患者自身疾病，被告拒不提供原始手术光盘，应承担不利后果，但鉴定结论没有这样说明；3.鉴定结论不全面，对被告是否具备资质问题，手术医师是否走穴均未具体说明。对证据材料2原告没有异议。被告对鉴定意见书的三性没有异议，认为鉴定结论确定的参与度30%过高，但为化解争议，不提出重新鉴定；关于死因，认为在死因鉴定报告中已经明确，结论更为客观、科学；关于原始光盘，系因光盘毁坏的客观状况无法提供，认为不是原始病案，且原告所提供的U盘录像，已经将光盘的内容再现，并不影响鉴定；手术是院外知名专家医生直接操作，说明被告对手术非常重视，对手术方案的制订非常谨慎，不存在注意义务不到位等过失；关于介入治疗的资质问题，原告应当通过行政程序来确定，而不是想当然地推断，侵权责任的承担关键在于侵权行为本身是否有过错，与资质无关。对证据材料2被告没有异议。经审查，本院认为，上述鉴定意见书系由本院委托司法鉴定形成，客观真实，程序合法，与本案有关联，确认具有证据效力；证据材料2，原、被告均无异议，本院予以认定。

根据以上所确认的证据和双方当事人在庭审中的陈述，本院认定以下事实：

患者钟某某，男，1936年8月24日出生，原杭州某某集团有限公司工人，于2009年1月19日凌晨由因咳嗽、气急伴高烧到被告医院急诊，以“冠心病”收入心内科住院，入院诊断为：1.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急性冠脉综合症，左房大，左室肥厚，心律失常，阵发性心房颤动，心功能4级；2.高血压病3级，脑梗塞；3.高血脂症；4.社区获得性肺炎；5.脂肪肝、肝囊肿；6.肾囊肿。钟某某入院后经治疗症状缓解，病情好转，医方建议行冠状动脉造影。经患方同意，被告于2009年2月4日上午为钟某某行“经皮冠状动脉造影术”，手术由心内科郭某副主任医师主持，造影发现冠脉三处狭窄，经与患者家属商量后决定行左冠左回旋支行药物支架植入术，但因股动脉扭曲等原因致手术失败，手术医师建议择期行第二次手术。钟某某被送回病房后，又因护理不当，介入的动脉大量出血。同年2月9日下午，被告再次为钟某某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术”，手术由被告聘请院外专家杭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心血管内科王某某主任主持，会同被告医院的郭某副主任医师、杨某主治医师施行，植入了三枚支架，手术经过顺利，但在手术结束，患者在手术台上观察约10分钟左右时，钟某某突发胸闷伴气急，随即意识丧失、呼吸、心跳骤停，病情恶化，经抢救无效，宣告临床死亡。钟某某的医疗费已付17 216.78元，其中12 000元为2009年2月4日预缴的住院费，其余均为之前支付的急诊费和预缴的住院费。

2009年2月11日，浙江五联律师事务所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对钟某某的死因进行鉴定。鉴定机构经遗体解剖和组织切片检查，得出鉴定结论为：死者生前存在左冠状动脉前降支及回旋支动脉粥样硬化，管腔狭窄，其心脏左冠状动脉前降支及回旋支内支架位置正常，管腔扩张，未发现冠状动脉或心肌损伤出血等并发症。其术后突发呼吸心跳骤停可能与左前降支及左回旋支支架术后，附近血管发生痉挛闭塞，心肌严重缺血所致。本案诉讼中，被告申请医疗损害责任鉴定，经本院委托浙江大学司法鉴定中心鉴定，得出鉴定结论为：1.患者钟某某进行冠脉介入治疗有手术指征。根据被告医院两次冠脉介入治疗手术记录，第一次经治医师的技术不熟练，手术未成功。第二次手术过程未发现有明显违背治疗原则的医疗行为。2.钟某某死亡原因主要系本身疾病较严重及手术过程中出现严重并发症所致。但被告医院存在对患者患严重冠心病、高血压病情况下行冠脉介入治疗的风险估计不足，在选择治疗方案及防范并发症上，未完全尽到注意义务，存在一定的不足或过失。但这种不足或过失与患者死亡后果之间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仅存间接关系，负次要责任，其参与度建议30%左右。

另查明，关于医疗机构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的准入资质相关事实是，2007年7月13日，卫生部发布卫医发【2007】222号《卫生部关于印发的通知》》，要求各省级卫生行政部门按照《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管理规范》（以下简称《规范》）的要求，组织对医疗机构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进行评价，凡通过能力评价的，准予介入诊疗科目登记，并及时将名单向社会公告。同年8月20日，浙江省卫生厅发布浙卫发（2007）254号《转发卫生部的通知》，该通知规定：医疗机构开展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即经血管穿刺径路进入心腔内或血管内实施诊断或者治疗的技术（不包括以抢救为目的的临时起搏术、床旁血流动力学监测、主动脉内球囊反博术），应当按照《规范》（卫医发【2007】222号）的有关要求，经批准后方可实施。申请开展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的医疗机构，应为三级医院。未取得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科目登记的医疗机构不得开展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拟开展及已开展心血管疾病介入的医疗机构，应及时向主管卫生行政部门上报申报材料，各市卫生局将辖区内的申报材料收齐后在9月30日前统一上报省卫生厅。逾期不报的一律停止开展心血管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被告当时为二级医院，其亦于2007年9月提交了开展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的申请。并由浙江省卫生厅组织专家对临床应用能力进行评价并现场核实。2009年2月27日，浙江省卫生厅发布浙卫发（2009）42号《关于公布通过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评价单位名单的通知》，公布了第一批通过能力评价的医疗机构，被告医院未在此列。2010年9月9日，浙江省卫生厅发文公布了第二批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能力评价结果，被告的冠心病介入治疗项目和起搏器治疗项目通过临床应用能力评价。

再查明，钟某某父母已亡故，有妻子娄某某和儿子钟某甲、钟某乙。

本院认为：钟某某因冠心病等到被告医院急诊，经治疗病情已好转，但在被告建议下进行冠脉介入治疗，2009年2月4日的第一次手术因经治医师技术不熟练等故未成功，不久又于2月9日进行第二次手术，导致直接死在手术台上，结合鉴定报告的分析意见，被告无疑存在相当的过失。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即在于被告应承担的过错责任比例。被告的过失与不足，主要体现在对患者患严重冠心病、高血压病情况下行冠脉介入治疗的风险估计不足，在选择治疗方案及防范并发症上，未完全尽到注意义务。鉴定意见认为钟某某死亡原因主要系本身疾病及手术并发症所致，上述过失与死亡后果之间不存在直接因果关系，仅存在间接因果关系，负次要责任，责任程度在30％左右。但本院认为，对钟某某介入治疗手术的启动，是在钟某某病情好转，介入治疗并非迫切需要的情况下，基于被告的建议而启动，且被告未充分考虑患者的身体状况，连续两次实施手术，一次植入三支支架，难免有追求经济利益之嫌。另外，对于原、被告争议的被告开展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的资质问题，被告在实施手术时确实未取得相应资质，但被告认为在其已提出开展介入诊疗技术临床应用申请后的资质评审期进行介入治疗，是允许的，本院认为，虽然被告在为钟某某实施手术时浙江省卫生厅尚未公布第一批准入名单，但卫生部卫医发【2007】222号文件既已确立了准入制度，浙江省卫生厅浙卫发（2007）254号文件随即亦明确通知除以抢救为目的的部分手术外，开展心血管介入诊疗技术需经批准后方可实施，且申请开展心血管疾病介入诊疗技术的医疗机构应为三级医院，被告申请时不符合三级医院的条件，实施手术时也非抢救目的，在第一批准入名单中也未通过临床应用能力评价，故本院认为被告为钟某某施行介入治疗是违规的。当然，根据鉴定意见，造成钟某某死亡后果的第二次手术在技术上未发现明显违背治疗原则的医疗行为，钟某某死亡原因主要系本身疾病较严重及手术过程中出现严重并发症所致。综合以上因素分析，本院认为鉴定意见建议的30％的责任比例偏低，本院酌情调整为被告承担90％的过错责任。

对于原告主张的各赔偿项目金额，本院审核如下：医疗费，原告为钟某某自身疾病花费的前期医疗费本院认为与被告责任无关，鉴于医患双方在2009年2月3日决定进行介入治疗，故对原告在2009年2月4日预缴的12 000元医疗费本院认为与介入治疗有关，予以支持，原告之前缴纳的医疗费5216.78元本院酌情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护理费、交通住宿费、住院伙食补贴包括整个治疗过程，与医疗费同理，本院对2009年2月3日之后的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予以支持，护理费酌情确定为56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酌情确定为105元，交通住宿费因原告未提供证据证实，且钟某某系住院患者，故本院不予支持。原告主张的丧葬费13 740元、死亡赔偿金196 888元，符合相关规定，本院予以支持。原告主张的精神损害抚慰金300 000元，金额偏高，本院根据本案实际情况，酌情支持40 000元。据此，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二款、第一百一十九条，《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十七条第一款、第三款，第十八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之规定，判决如下:

一、浙江某某医院向娄某某、钟某甲、钟某乙赔偿医疗费12 000元、护理费560元、住院伙食补助费105元、丧葬费13 740元、死亡赔偿金196 888元，合计223 293元的90%，即200 963.70元，另赔偿精神损害抚慰金40 000元，共计240 963.70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付清；

二、驳回娄某某、钟某甲、钟某乙的其他诉讼请求。

如未按本判决指定的期间履行给付金钱义务，应当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二百二十九条之规定，加倍支付迟延履行期间的债务利息。

案件受理费3072元，由娄某某、钟某甲、钟某乙负担1687元，浙江某某医院负担1385元。

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并向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预交上诉案件受理费。对财产案件提起上诉的，上诉案件受理费按照不服一审判决部分的上诉请求预交。在上诉期满后的次日起七日内仍未交纳的，按自动撤回上诉处理。（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开户银行为工商银行湖滨分理处，户名浙江省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账号***2968）

审 判 长

茹 华 丽

人民陪审员

缪 岳 富

人民陪审员

徐 士 其

二○一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书 记 员

陈 金 良

第三篇：李某诉王某等分家析产纠纷案

李某诉王某等分家析产纠纷案

案情简介：

李某与王某于2009年5月13日经本院调解离婚，但王某不接受法官有关财产分割的调解，李某再次向法院提起诉讼，请求分割共同财产。

王某辩称，对于与李某的离婚经过无异议。原告写过书面承诺，称共同财产王某占70％，原告占30％。

李某的承诺内容为：其与王某结婚七年来白手起家创建了现在的家，创建家的过程中70％的经济来源依靠王某。其与王某即将退休，两人又患有心脏病，为防止两人身故后子女为财产发生争执，特立此据为凭。

一、李某身故后，全部财产由王某所有。

二、如不幸王某走在前面，两人全部财产中的70％由孩子继承，余下30％由李某支配。

三、李某如再离世后，其财产由孩子平均分配各继承50％。

四、如孩子对李某与王某不尽孝道，两人则对财产另行安排。

专业律师认为：从《李某的承诺》内容看，主要针对李某与王某遗产的处分，且与王某已离婚，该《李某的承诺》与本案不具有关联性。根据我国婚姻法对于夫妻财产制度的规定，本案中，无论夫妻双方对共同财产的贡献大小，李某与王某在系争财产中的份额应为双方的夫妻共同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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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陈某、刘某诉亳州保险公司道路交通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陈某、刘某诉亳州保险公司道路交通人身损害赔偿

纠纷案

广 东 省 徐 闻 县 人 民 法 院

民 事 判 决 书

（2010）徐法民一初字第823号

原告陈某，男。

原告刘某，女。

委托代理人林律师。

被告亳州市保险公司。

委托代理人赵心文，男，安徽智立律师事务所律师。

被告郑某，男。

委托代理人庄律师。

原告陈某、刘某诉被告亳州市某公司、被告郑某道路交通事故人身赔偿纠纷一案，本院于2010年#月#日受理后，依法组成合议庭，并于2010年#月#日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原告刘某、二原告委托代理人林律师、被告亳州市某公司委托代理人赵心文、被告郑某委托代理人庄律师均到庭参加诉讼。本案现已审理终结。

原告诉称：2010年#月#日11时40分，被告郑某驾驶粤号大货车在G207线徐闻县国防加油站门口路段处，因未按规定倒车而与从南往北方向直行由陈某（二原告的儿子）驾驶的粤号摩托车相撞，造成陈某当场死亡，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事故发生后，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了徐公交认定（2010）第###号《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被告郑某承担事

故的主要责任，陈某承担事故的次要责任。对此事故认定，原告方认为是错误的。因事故完全是被告郑某违章倒车造成的，陈某是正常行驶，没有任何违章行为，故被告郑某应承担全部责任，而陈某不应承担事故的责任。陈某的死亡，给二原告造成了巨大的经济损失及精神创伤。据有关法律规定，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

1、被告亳州市某保险公司在郑某为粤号大货车投保的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的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由于交通事故致儿子陈某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112000元；

2、被告郑某除已支付的230000元外再赔偿223466元给原告；

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两被告共同承担。

被告亳州市保险公司辩称：

1、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是合法有效的，且原告方在法定期限内没有提出书面复核申请，故该认定书应为合法证据；

2、本案中的《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是经公安交警部门组织原告陈某与被告郑某代理人郑某双方调解达成的协议，故它也是合法有效的；

3、本案中的涉案车辆如确定在我公司购买了保险，那我公司可按规定依法给予赔偿；

4、原告方提出的财产索赔请求因缺乏事实依据，故我方不予认可；

5、根据有关法律规定，我公司对本案的诉讼费用不予承担。

被告郑某辩称：

一、原告方诉请被告亳州保险公司赔偿其112000元没有理由，不应给予支持。因为：

1、交通事故发生后，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送达双方，且双方对该认定书均无异议，并都向交警大队提出调解申请；

2、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组织被告郑某儿子郑李凯及原告陈某进行调解，并达成了赔偿协议（郑某一次性赔偿

230000元给陈某家属作为死亡丧葬费及死亡赔偿金并一次性付清；本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或代理人签名后生效，今后互不相关，了结此案）。在调

解达成协议的当天，被告郑某已付清给陈某230000元；

3、原告陈某已向徐闻县人民检察院提出申请免除郑某的刑事责任。基于上述情况，二原告已完全处分了其民事赔偿权利，其已无权再向被告被告亳州保险公司追索赔偿；

二、两原告诉请被告郑某赔偿其223466元没有理由，不应给予支持。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所认定的事实清楚，双方对该认定书均无异议，并就交通事故的赔偿问题达成了调解协议，且被告郑某已一次性付清调解书中所确认的赔偿金额230000元。二原告在无任何证据的前提下要推翻原事故认定，并向被告郑某索赔223466元，显属无理，不应给予支持。

经审理查明：2010年#月#日上午11时40分左右，被告郑某驾驶粤号大货车在G207线徐闻县国防加油部门口路段处与从南往北方向直行由陈某（二原告的儿子）驾驶的粤号摩托车相撞，造成陈某当场死亡及两车不同程度损坏的交通事故。当天8时，徐闻县公安局拘留了被告郑某。至2010年#月#日，陈某的尸体被火化。至2010年#月#日，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对上述事故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郑某负事故的主要责任；陈某负事故的次要责任），并于9月13日送达给双方的有关人员。在被告郑某于2010年9月13日向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提出调解申请后，原告方也于2010年9月14日向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提出调解申请。至2010年10月提出免除追究郑某的刑事责任的申请后，在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主持下，与被告郑某的代理人郑李凯就事故的赔偿问题达成了协议：

1、陈某的丧葬费20387.49元；

2、451881.49元；被告郑某一次性赔偿230000元给陈某家属作为死亡丧葬费及死亡赔偿金，并一次性付清；本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或代理人签名后生效，今后互不相关，了结此案。上列调解协议签订后，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便当日分别向原告陈宏

瑞及被告郑某的代理人郑李凯送达了《道路交通事故赔偿调解书》。在双方签收上列调解书后，被告郑某一次性付给了原告陈荣瑞赔偿款230000元。至2010年10月12日，被告郑某被释放。至2010年10月14日，二原告以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错误为由，向本院提起诉讼，要求判令：

1、被告亳州保险公司在郑某为粤GJ2769号大货车投保的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的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由于交通事故致儿子陈某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112000元；

2、被告郑某除已支付的230000元外再赔偿223466元给原告；

3、本案的全部诉讼费用由两被告共同承担。

另查，被告郑某驾驶的粤号大货车（发动机号为01312934）是向江西省宜春市胡某购买的。该车辆为胡某所有时的车牌号为贑（发动机号为

01312934）。之前，胡某又是向安徽省亳州市某物流公司购买的。该车为安徽省亳州市某物流公司所有时的车牌号为皖##（发动号为

01312934）。在转让的过程中，现为被告郑某所有的上述发动机号为01312934的货车已在亳州保险公司购买了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保险有效期至2011年1月21日止。

上列事实，有被告郑某的五次询问笔录，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现场勘查笔录》、徐闻县公安局作出的《法医学尸体检验意见书》及原告方提供的《火化证书》、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原告陈某与被告郑某的代理人郑李凯达成的《道路交通事故赔偿调解书》、原告某领取赔偿金的《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凭证》、原告陈某分别向徐闻县人民检察院及徐闻县公安局提出免除追究郑某的刑事责任的《申请书》、徐闻县公安局《释放通知书》、被告郑某为粤号大货车购买的《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单》为证。

本院认为，被告郑某驾驶粤号大货车在G207线徐闻县国防加油站门口路段处与从南往北方向直行由陈某（二原告的儿子）驾驶的粤号摩托车相撞，造成陈某当场死亡及两车不同程度损坏是事实。原告陈某父、刘某作为死者陈某的父母，在上述交通事故发生至陈某死亡后，依法要求被告郑某支付死亡赔偿金、丧葬费及相关费用，合理合法，应予支持。原告陈某父作为死者陈某的父亲及原告刘某的丈夫，在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作出《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并送达后并未提出异议，且在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的主持下与被告郑某的代理人郑李凯达成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调解书》，尔后又领取了由被告郑某依上述调解书所确认的义务所支付的一次性赔偿金230000元。至此，原告陈某父作为原告刘某的丈夫，其上述一系列行为在法律上应视为表见代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其代理行为有效，其处分一切民事权利行为应视为二原告夫妻共同意思表示。原告陈某父在本案中处分一切民事权利行为应视为也受原告刘某的委托。原告刘某在庭审中主张对在陈某死亡后原告陈某父的代理行为不知情，显属无理，本院不予持。原告陈荣瑞在领取了一次性赔偿金后，就已经完全处分了二原告在本案中的民事索赔权利，其已无权再向被告被告亳州保险公司追索赔偿。二原告在不提出任何证据证实徐闻县公安局交警大队所作出的《道路交通事故认定书》存在责任认定错误及双方签订的《道路交通事故赔偿调解书》显失公平的前提下，而诉至法院，主张判令被告亳州保险公司在郑某为粤号大货车投保的第三者强制责任保险的限额范围内赔偿原告由于交通事故致儿子陈某死亡造成的各项损失112000元及被告郑某除已支付的230000元外再赔偿223466元给原告的请求，依据《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条“当事人在公安

交通管理部门主持调解时或自行协商达成的协议，是各方当事人为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损害赔偿后果签订的民事合同。人民法院在审理案件时，经审查该协议不具有无效、可撤销情形的，可依法认定有效，并据此作出判决。”及《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十一条“保险公司可以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也可以直接向受害人赔偿保险金。……”之规定，显属无理，本院不予支持。

综之所述，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四十九条、《广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广东省公安厅关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施行后处理道路交通事故案件若干问题的意见》第16条、《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强制保险条例》第三十一条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予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责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之规定，判决如下： 驳回原告陈某父、刘某的全部诉讼请求。

案件受理费6330元全由二原告负担。

如不服本判决，可自判决书送达之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人数提出副本，上诉于湛江市中级人民法院。

审 判 长 陈 团

审 判 员 龙 进 云

审 判 员 沈 堪 兴

二0一0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第五篇：王国富诉仝学刚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颁布日期】2006.06.19

【实施日期】2006.06.19

【失效日期】

【颁布单位】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

【文号】２００７年第３辑（总第６１辑）【时 效 性】有效 【分 类 号】1*** 【内容分类】民事

王国富诉仝学刚道路交通事故人身损害赔偿纠纷案

【要点提示】

自然人权利能力始于出生，胎儿本身不具有权利能力，法律不能为了保护胎儿的某种特殊的利益而改变权利能力制度，但是，我国民法有一个“延伸保护”的原则，为胎儿将来出生预留出合理的利益空间，待胎儿出生并成活后，便于依法保护胎儿的合法权益。

【案例索引】

一审：河南省内乡县人民法院〔２００６〕内法民初字第２７０号（２００６年６月１９日）

【案情】

原告：王国富。被告：仝学刚。

２００５年１２月２１日晚１１时左右，被告仝学刚雇佣司机尚建军驾驶一辆货车由南向北行驶至河南省内乡县金城宾馆门口时，将由西向东步行横穿公路的原告王国富撞伤。事故发生后，原告在医院住院１３０天，花费医疗费２６２３１．６７元。其伤情经内乡县人民医院诊断为：（１）闭合性颅脑损伤；（２）右上颌窦底部，右颧骨、右眼眶外侧壁，下壁多发骨折；（３）胸外伤伴多发助骨骨折，胸腔积液，双侧肺挫伤，右第１～１２肋、左第２～７肋骨骨折；（４）腰外伤伴第２、３横突骨折；（５）闭合性腹部损伤；（６）右锁骨粉碎性骨折；（７）右耻骨支骨折；经南阳溯源法医鉴定为：多发性肋骨骨折属八级伤残、右眼外伤后视力下降属十级伤残。

内乡县公安局交警大队经对事故现场勘验，认定尚建军驾驶的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对路面情况观察不周，没有确保安全，应负主要责任；王国富横过公路没确保安全，应负次要责任。

原告在住院期间，由于被告仅支付医疗费６００元，因此原告诉诸河南省内乡县人民法院，要求被告赔偿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被赡养人生活费、伤残鉴定费、精神抚慰金等费用。诉讼中，原告之妻于２００６年３月２６日生下一男孩。为此，原告又请求追加被抚养人生活费１６３０２元，以上各项费用共计１５１２００．８６元。

被告认为：（１）根据内乡县公安局交警大队事故认定书可以看出，其在该交通事故中无任何责任，所以其不应承担赔偿责任；（２）即使该赔偿，但事故发生时，原告的儿子尚未出生，不具有公民资格，不享有民事权利，所以原告要求追加被抚养人生活费的主张不应得到支持。

【审判】

河南省内乡县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被告仝学刚作为货车车主，也即雇主，与尚建军之间形成的是雇佣和被雇佣的关系，应当对雇员尚建军的行为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对于被告辩称

不赔偿被抚养人生活费的主张，因孩子出生以后，原告王国富对孩子进行抚养是其法定义务，因此，对于原告要求被告赔偿孩子抚养费等各项损失的诉讼请求，本院对诉请的合理数额依法应予支持。但原告在横穿公路时未能尽到安全注意义务，对自身所造成的损害后果也应承担一定责任。原、被告之间的赔偿责任按３∶７划分为宜。原告请求的医疗费２６１３１元，系医疗机构出具的正规票据，应予支持。误工费为１５００元÷３０天×１４０天＝７０００元；护理费（７５＋５６）天×１５元＝１９６５元；营养费（７５＋５６）天×５元＝６５５元、残疾赔偿金８６６７．９７元×２０年×３０％＝５２００７元；被扶养人生活费：王光均为６０３８．０２元×９年×３０％＝１６３０２元、王铭志为６０３８．０２元×１８年÷２人×３０％＝１６３０２元；鉴定费６００元，以上共计１２０９６２元的７０％为８４６７３元、精神抚慰金根据原告的伤情酌定３０００元。被告支付原告医疗费６００元，应从总数额中扣除，即为８７０７３元。涉及原告二次手术费部分，因该费用未发生，原告可待费用发生后，另案处理。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三十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九条之规定，判决如下：被告仝学刚赔偿原告王国富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残疾赔偿金、被扶养人生活费、鉴定费和精神抚慰金共计８７０７３元。

判决书送达后，原、被告双方均未上诉，判决书所确定的义务被告已全部执行完毕。

【评析】

１．被告仝学刚在这起事故中并没有过错，为什么应承担赔偿责任？

一是这种赔偿责任出自我国法律规定的雇佣关系。所谓雇佣关系，指雇员依照雇主的授权或指示，利用雇主提供的条件，以自身的技能为雇主从事生产经营或者其他劳务活动，雇主向雇员支付劳动报酬的情况。《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第九条规定：“雇员在从事雇佣活动中致人损害的，雇主应当承担赔偿责任；雇员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应当与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雇主承担连带赔偿责任的，可以向雇员追偿”。

本案尚建军和被告仝学刚之间形成了雇佣劳动关系，并且原告的人身损害是因尚建军和被告仝学刚的雇佣关系引起，也即尚建军是在受被告仝学刚的雇佣活动中，驾驶车辆与原告王国富发生相碰撞的交通事故，因此，依据《解释》的规定，原告王国富在提起诉讼时有选择权，可以起诉雇主仝学刚，也可以起诉尚建军，或同时起诉仝学刚和尚建军，要求二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同时，上述法律对仝学刚的利益也规定有救济的渠道，即仝学刚在赔偿了受害人以后，即取得了“追偿权”，可以向真正的交通事故责任人尚建军进行追偿，从而弥补自己的损失。

二是雇主对雇员的损害赔偿，我国采用的是无过错归责原则。无过错责任原则，也称无过失责任原则，是指没有过错造成他人损害的，依法律规定由与造成损害原因有关的人承担民事责任的归责原则。适用这一原则，主要不是根据行为人的过错，而是基于损害事实的客观存在，根据行为人的活动及所管理的人或物的危险性质与所造成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由法律特别规定的承担责任情形。我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三款规定：“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这是我国民法对无过错责任原则的承认。同时，《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七条规定：“因不可抗力不能履行合同或造成他人损害的，不承担民事责任”。

从上述法律规定可见，雇员在从事雇佣劳动中受到损害或致人损害的，除不可抗力或雇员本身的故意是免责事由之外，不管雇主有无过错，雇主均应承担赔偿责任。而本案中，致原告伤残的原因，既非不可抗力，也非尚建军的故意，因此雇主仝学刚就没有法定的免责事由。同时，依据《解释》第九条的特别规定，作为雇主的仝学刚应当承担赔偿责任。

２．胎儿享有怎样的民事权利？本案胎儿在其父发生交通事故后出生，为什么能获得抚养费赔偿？我国对自然人的民事权利能力采用的是出生说，即公民从出生时起到死亡时止，具有民事权利能力，承担民事相应的民事责任。而关于胎儿享有怎样的民事权利，立法较少，尤其在胎儿的抚养权问题上，目前的法律法规没有明确的规定。

但我国《继承法》第二十八条“遗产分割时，应该保留胎儿的继承份额”的规定；劳动和社会保障部颁布的《因工死亡职工供养亲属范围规定》中“遗腹子女可以申请供养亲属抚恤金”的规定，却体现了我国法律保护胎儿权利的立法精神，即上述法律法规为胎儿规定了“特留份”制度，也就是说，如果胎儿出生成活，这份遗产或抚恤金的所有权归这个孩子。同时，我国民法理论上还有一个“延伸保护”的原理，为胎儿在出生后行使权利提供了预留的合理空间，也体现了我国民法的“公平原则”和“有损即有救济”的裁判原则。因此，参照上述法律的规定，在司法实践中，法院要从人性化角度出发，本着为当事人着想，减少当事人的诉讼负担的原则，有必要对胎儿的“预留权”进行法律保护。本案中，虽然在交通事故发生时王国富的儿子还没出生，但是胎儿的出生具有必然性，即孩子出生并存活下来后，必然获得接受扶养的权利，抚养费问题应当得到妥善解决。即使在诉讼过程中，孩子还没有出生，那么这份赔偿也应预留，等到孩子出生并成活时再执行；而本案在诉讼过程中，孩子已经出生并成活，因而被告应该对孩子的抚养费进行赔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