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述早期国产手表厂的历史

第一篇：简述早期国产手表厂的历史

中国第一块手表———“五一”牌手表，就诞生在天津，这是天津人的骄傲。

当年参加“中国第一表”制作的4位中华民族手工业的功臣，有的已经作古，有的已行动不便。但人们不会忘记他们为我国手表工业作出的贡献，为天津争得的荣誉。几年前，在天津市河东区的一栋居民楼里，我曾见到过参加研制“中国第一表”的孙文俊老人。提起当年研制“中国第一表”的事，老人的心情非常激动。他告诉我，1954年的严冬，我和张文书、王慈民、江正银在当时的公私合营天津华威钟表厂，商议着如何研制第一块国产手表。经过一段时间的筹备，我们就在一间不到20平方米的房间里摆开了战场。当时，我们的研制经费只有400元，设备是4台旧车床、铣床，检测工具是一把0—25毫米的千分尺和游标卡尺。

这样的条件能制造出手表来吗？很多人，包括一些专家都表示怀疑。但四颗做梦都想结束中国只能修表、不能制表的历史，为新生的共和国争光的心却是那样执著。这四双手，灵巧得出奇。手表中140多个零件，最薄的比纸还薄，最细的细过针尖，孔径轴径的误差比头发丝还小„„这些都要他们的双手来完成。他们按6只手表投料，经历了夜以继日的3个多月的艰辛日子，最后装成了两只成品表。

1955年3月24日下午5时45分，中国人自己制作的第一块手表，上紧发条，嘀嗒、嘀嗒地开始了计时。由于这块表是在“五一”劳动节前试制成功的，当时的天津市轻工业局就将该表的商标定为“五一”牌手表。

“五一”牌手表诞生后，受到了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支持。1958年国庆节前夕，由国家投资在天津成立了天津手表厂。1969年，天津手表厂研究设计出独特新颖、走时精确度高的“东风牌”薄型手表。1975年，又研制生产出符合国际标准的“海鸥牌”女表，并获得国家银质奖，成为中国第一家进行男女手表两个系列多品种生产的厂家。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为适应国际手表行业发展的趋势，以天津手表厂为主体，由16家手表专业生产企业及4家合资企业组成了企业集团———天津海鸥手表集团公司。

天津手表从无到有，从仿制到自行设计，从单一品种到多品种生产，从内销到出口，从单个企业到集团化经营，正是中国手表业发展的缩影。

上海牌手表

1955年7月9日，上海市第二轻工业局与上海钟表同业公会从中国钟厂、文华钟厂、东方钟厂、金声钟厂、昌明钟厂、中华电钟厂、中兴钟厂、远东钟厂、亨达利钟厂、亨得利钟厂、时民钟厂、大光明钟厂、上海钟厂、建国仪表厂、华康钟表材料行、慎昌钟表店、艺星工业社、和成工业社、华成工业社、中苏工业社等参试单位抽调人员，加上6名从事钟表修理的个体劳动者，共58人，组成手表试制小组，第一批计划试制12只，仿瑞士“赛尔卡”长三针、17占细马防水手表。并将150只零件分解到各参试单位和人员，分头制造。

各试制人员在一无技术、二无材料、三无工具的困难条件下，土法上马。大光明钟厂工程师曲元德，自己设计了一架小铣床，并自制铣刀，经两个月探索，造出了一只合格的小钢马；中国钟厂阮顺发承担主夹板的试制任务，一开始，他发现仿制夹板中有3个无用的孔，但孔的加工又十分精细，他百思不得其解，经过3天苦苦思索，才弄清楚，这是制造手表夹板的定位孔，夹板的孔径都以此为基础。于是他自己动手赶制一台手摇小钻床，自制刀具50多把，用缝衣针制成微型钻头，经过反复试验，手表主夹板终于研制成功。至9月26日国庆前夕，分散加工好的150多只零件全部集中，交南京路慎昌钟表店进行装配，装成了18只手表，结束了我国不能生产细马手表的历史。

但这种分散试制零件，集中进行装配的方式，质量很难保证，更不能形成正式生产能力。为此，1956年4月，正式成立“上海手表工厂”筹备处。5月，将手表试制人员全部集中到江阴路齐心发条厂的仓库里进行试制，8月又迁到江苏路716号一幢旧式洋房里试制，并扩大试制队伍，从全市一些著名钟表店里再抽调一批修理钟表技师和从事加工钟表修配零件的个体劳动者，试制人员从58人增加到150人。缺少专用设备，他们用普通机床改制成钟表用的小摆车；缺乏传动电机则用电风扇头子改装。没有材料，他们用绣花针造钻头，用阳伞骨、绒线针、自行车钢丝等制造手表轴芯，用酒精灯作热处理。由于场地狭小，装配、测试、检验都挤在一间用隔音板搭成的“密封式”的小房间里进行。于1956年9月，终于试制出第二批100只手表，商标定为“东方红”、“和平”两种牌子。但经测试，由于各参试单位按实样仿制的零部件大小不一致，结果，合格正品只有12只，次品58只，废品30只，正品24小时误差120秒，因此不能正式上市。

上海手表工厂筹备处在有关部门支持下，于1957年4月又抽调一名原搞过火车头设计的工程师奚国桢和另一名搞医疗针头制造的工程师童勤奋，参照《苏联工艺学》教课书，结合试制实践，将仿制的零件实样逐个进行测绘，前后花了4个多月时间，画出了150多只零件图纸，订出了1070道工序的生产加工工艺，成为我国自己制订的第一套手表生产的工艺文件。从1957年7月第8批试制开始，手表进入按图试制，先后共试制14批3076只手表。1958年3月，A581型机械手表正式投产，注册商标改为上海牌。是年4月23日，我国第一家手表厂也同时正式建成，命名为地方国营上海手表厂。

7月，上海牌手表首次上市试销。试销一天，试销单位上海第三百货商店像办喜事一样，在橱窗里陈列A581型上海牌手表样品，并介绍其性能：17钻、钢背、长三针、防水，发条开足可走36小时，24小时误差不超过60秒，保用二年。每只售价60元。第一批试销100只，一开门就被抢购一空。买不到的顾客办理登记预售，一个上午办理登记的就超过1000人。投产当年（1958年），上海手表厂共生产A581型上海牌手表13600只。

上海牌手表的试制和投产，一直得到中央领导的关心。周恩来总理从1962年起购了一只上海牌手表，一直佩带在手上，直至1976年不幸逝世，工作人员才从遗体上取下，由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

钟山牌表

在生于上世纪70年代以前人的心中，可以说是响当当的名牌表，很值钱，也很有市场。一个家庭能拥有一只钟山手表，是很了不起的大事。

来中山陵游玩的市民张志义，昨天特地来再看一眼曾经给自己留下诸多记忆的手表厂。这个老厂，已走过半个多世纪。他告诉记者，父亲曾从朋友那里买回一只二手钟山表，虽是旧货，却花去了家里大半年积蓄。父亲对这块表十分珍爱，手下水时，一定要摘下表，塞在贴身内衣口袋里，睡觉时，也要摘下，轻轻搁在枕头下面，聆听

滴滴答答的秒针走动声。

从2004年开始，中山陵景区实施环境综合整治工程，南京手表厂因为“睡”在明孝陵的神道上，首当其冲面临拆迁。在职工逐步搬出的那会儿，很多市民都猜测，“钟山表”将不再生产，而在朝天宫古玩市场上，“钟山表”却因为绝版而价值大增，单个卖价近千元。

与市民的猜测不同，南京手表厂赵健强厂长说，虽面临拆迁，但一直没有停产。“现在，新的厂址已经敲定，生产线即将上马。位置在城北伏家厂128号。”

手表厂门口的一块块牌子，似乎在诉说着当年的辉煌。赵健强对手表也有着特殊的感情。1973年他从部队复员，来到手表厂工作，一干就是33年，手表厂也成为一个拥有3000多名职工的老厂。

长江大桥的钢材是钟山表换的南京最有名的是什么，上了年纪的人不说是盐水鸭，而是“一大两小”，一大就是南京长江大桥，两小则是小红花艺术团和钟山牌手表。

昨天，赵健强厂长还向记者透露了一段鲜为人知的秘密。当初在建南京长江大桥的时候，国内物资紧缺，尤其是钢材，更是供不应求。于是凭借南京钟山牌手表在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采用了“手表换钢材”的策略。赵健强说，小小手表运出去，滚滚钢材流进来。

滴滴答答声敌不过电子计时工具，当初年生产能力达到了250万只的钟山表，如今只生产80万只。而今年，由于面临拆迁估计最多只能生产60万只。赵厂长说，只有8%是销往国内的，更多的钟山表“漂”到了俄罗斯、中东和南非。而钟山手表，也开始从普通手表向礼品表悄悄转向，欣慰的是，在一些重要的纪念活动中，钟山表依旧能脱颖而出。

老赵说，尽管现在订单不少，但拆迁客观上让人心散了，作为一个厂长，他经常有“拉不住”的感觉，生产能力有了下降，产品还经常出点小问题。他希望能尽快地搬到新厂址，把空间还给市民和游客，而企业借这个机会也能上个新台阶。

青岛601型手表

1960年，青岛市第一仪表厂参考上海581型手表图纸，绘制出青岛601型17钻细马机芯手表图纸。

1961年3月，青岛市第一仪表厂更名为青岛手表厂，下设擒纵，安装，冲压，机修等四个车间，时有职工427人，正式投产青岛601型机械手表。

1962年，青岛601型手表产量为4300只。

在国民经济困难时期，青岛手表厂因为资金短缺，原材料和专用配件供应严重不足，转产仪表。

1965年，青岛手表厂引进部分手表生产专用设备，陆续产表8461只。

1966年5月，青岛手表厂由上海调拨零配件，组装生产“工农”牌三级表，于当年投放市场。

1968年，轻工业部在上海召开“三大件”（手表，自行车，缝纫机）会战会议，青岛601型首次参加鉴定，因为无法达到最低部级标准，没有得分。

同年下半年，青岛601型手表重新设计，加装防震结构，定型为青岛701型手表。

1970年，青岛701型手表正式投产。当年青岛手表厂累计生产青岛701型以及工农牌手表50135只。

1973年，青岛手表厂转产19钻“金锚”牌ZDQA型手表。至年底，青岛701型手表停产。

广州牌表

五十年代中后期，国家把拥有一定钟表修理技术力量的广州列为全国五个发展手表生产的城市之一。

1958年5月，广州市人民政府从市内各钟表商店抽调技工，组成中区和北区手表试制组，试制出二只大三针男装机械手表，同年7月，广州东风钟表厂筹建处成立。1959年，国家投资290万元，在广州计划建设年产手表二十万只的生产线，并把该厂定名广州钟表厂。

1962年，国家轻工业部将从瑞士购买的年产十二万只机械手表设备调拨一半给广州手表厂，同时把引进瑞士劳比牌（LEOBE？）手表机芯主要技术图纸移交给广州手表厂。

1963年，广州手表厂试生产首批SG-3型羊城牌男装机械表。

1965年，SG-3型羊城牌机械表通过部级鉴定，正式投产。

1966年，广州手表厂共生产羊城牌机械表12600只，手表经中百广州批发站收购，投放市场。

1969年，广州手表厂手表年产量达到64600只。

七十年代初期，广州手表厂手表年产量递增至二十万只。

1975年，广州手表厂正式转产统机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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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材料学的历史简述

姓名：何莞晨

学号：2014012075

材料学的历史简述

1.按材料划分的时代

生活离不开材料，人类的一切生产活动所需的工具都建立在合适的材料的基础上。同样，人类社会的发展历程，也是以材料为主要标志的。材料的进步标志着人类科技的进步，生产能力的增强，以及生活质量的提升。人类对材料的认识和利用能力，决定了社会的形态。考古学家常把材料及其器具作为划分时代的标志，如石器时代、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高分子材料时代等等。

一百万年以前，祖先们便学会了用石头作为工具，进行狩猎和采集，进入了石器时代。随着使用技术的提高，充满智慧的先人开始将天然的粗大石料进行加工、打磨，变成更便于操控的器材，如刀、棍、箭、碗等。先进的工具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有很大提升。锋利的刀具可以高效地采摘，还能进行收割，为种植打下了基础；棍棒、弓箭不仅可以防御猛兽，还能狩猎一些以前无法捕获的大型动物；石制容器可以储水，避免了旱灾造成的损失。随后的新石器时代中，祖先们又开始了陶器的使用，这种容易塑造、容易成形的材料，极大提高了储备物资的能力，使人们的生活水平更进一步。

整个石器时代持续了约三百万年的时间，直到人类发现了优秀的金属材料——铜。早在四千多年前的新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已开始加工和使用金属，最先进行加工使用的金属是铜。人们在采集石料的时候偶然发现与石料性质完全不同的材料，它不像石料那样容易劈裂剥落，反而有优越的延展性，并有光泽，还具有足够的硬度。人类便这样开始接触并使用铜。考古学的证据表明1，早在公元前二十一世纪，我国就掌握了炼铜工艺，进入了青铜器时代。相传禹统治时期便“以铜为兵”，“禹铸九鼎”2。青铜器的出现，对提高社会生产力起了划时代的作用。青铜器由于其优秀的强度和铸造性，被广泛的应用于食器、乐器、兵器、工具、货币、铜镜等各领域的制造。

青铜器时代持续了数千年之久。随着金属冶炼技术的提高，比青铜器更加优秀的铁器，逐渐被人类所使用。铁比铜合金硬度更大，能用来制作更加锋利的器材。直到今天，铁以及它的衍生产品——钢，仍旧是人类发展无法取代的材料之一，广泛地被使用于建筑、能源、汽车、国防、电器、机械装备领域，并且需求量巨大。

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新型材料被研制出来，人们进入了多种材料共同发展、共同统治世界的时期。高分子材料塑料、橡胶、纤维已成为现代工业的支柱之一，各种性能优越的合金被应用于各类制造业，硅材料成为高新技术产业中不可或缺的元素„„人类的生活质量也随着各种新型材料的应用日益提高。

2.金属材料的发展史

如果说材料标志着人类社会的进步，那金属材料的使用就标志着人类工业水平的发展。二十世纪之前，受到金属冶炼技术的限制，人类对于金属材料的利用顺序几乎完全按照它们的活动性由低到高的次序。最为惰性，也是最为昂贵的金属之一，金，在公元前六千年就被人类所使用3。金光泽灿烂，几乎不受腐蚀，置地较软便于加工，又因为其数量稀少，一直以来都被用做贵重的饰品。

铜、银、铅等较为惰性的金属，在公元前四千年左右依次被人类所利用。人类铜的使用的意义是巨大的，铜器是人类使用的第一种金属工具。人类对使用铜的鼎盛时期是中国青铜器时代，从夏、商、西周时期直到春秋及战国早期，持续时间约一千六百余年。这个时期的青铜器主要分为礼乐器、兵器及杂器。直到秦汉末年，青铜器的社会地位逐渐下降，开始被陶瓷、铁器所取代。同时代的银起着和金 同样的作用，象征着财富，而铅 由于其高韧性、延展性和耐腐蚀性，被大量用作管道材料，其化合物直到今天还被用做颜料。

汞的出现可追溯到公元前1500年，埃及人已经在古墓中使用汞。在古代中国。汞 基本处于被误用的状态，人们普遍迷信汞的医疗功效，而不知道其毒性。今天人类已经在各个领域开始禁用含汞材料，并寻找汞的替代品。

人类很早就开始对铁进行加工利用了，但是钢铁的大规模发展，还是上个世纪的事。钢铁可以说是人类现代工业的支柱。现代钢铁工业始建于19世纪初期，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但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钢铁工业发展缓慢，产量有限，生产国不多，且分布十分集中。二战后，世界钢铁工业迅猛发展。全球钢铁产量在1950年仅一亿多吨，到2013年，已经达到十六亿多吨4。在人类目前所使用的金属材料中，钢铁由于强度较大，价格较低，矿产丰富且便于冶炼，在建筑、机械、汽车、造船、铁道、石油、家电、集装箱等行业中有着极其广泛的应用，至今仍然是不可替代的金属材料。

随着科技的发展，人类对金属材料的性能要求也在不断提高，对质量更轻、强度更大的金属的需求越来越迫切。铝合金、钛合金等性能较钢铁更为优秀的合金被研制出来，它们的作用和意义及其重大。铝合金的突出特点是密度小、强度高，广泛应用于制造飞机、舰艇和载重汽车等，可增加它们的载重量以及提高运行速度，并具有抗海水侵蚀，避磁性等特点。而钛合金主要用于制作飞机发动机压气机部件，其次为火箭、导弹和高速飞机的结构件。这些合金的使用极大地推动了我国工业的发展。

面对21世纪人类科技虽然已推进到太空时代，电子资讯时代，各种新兴的材料如高分子材料，半导体材料。光电材料的白热化竞争，金属材料却未因而失去其魅力，反之在电脑、程控、材料等科技的支援下，金属材料不断在新的领域应用，仍是充满着无限发展的生命力。

近一二十年来，金属材料的发展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来自外部和内部两个方面。就外部来讲，材料领域从金属材料的一统天下转变为金属、陶瓷、高分子材料三足鼎立的新格局。从内部来讲主要是能源、资源和环境三个方面。这些问题对金属材料今后的发展提出了有力的挑战。

3.材料科学成为一门学科

虽然人类对材料的研究与利用自古以来就在进行，但是材料科学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上个世纪（20世纪）的事5。这很大程度上时因为人类对于材料性质的本质的了解逐渐加深的缘故。

20世纪以来，人们在物理、化学、力学、生物学等学科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对物质结构、材料的理化性质和力学性能都有了更深入的了解，愈发认识到了对材料进行更深入研究的重要性，而不是仅停留在合成与利用层面上。与此同时，金属金属学、冶金学、工程陶瓷技术、高分子科学、半导体科学、复合材料科学以及纳米技术等新科学的发展促使了一系列新型材料的诞生，推进了人们对于材料的结构、生产工艺、性能以及相互作用的研究，这些前沿科学也为材料的设计、制造、加工与合理使用提供了充分的科学依据。现代的材料科学在以往的基础上，加强了对于复合材料、纳米材料的制备和创新，对于设计具有不同性能要求的材料复合工艺和纳米材料的凝聚过程，以及各类材料之间的相互渗透和交叉的性能以及综合性能的研究给予了更多的重视。现代材料科学不仅在材料的本质与其理化性能、力学性能放面有深入的研究，还对材料的加工过程有较高要求，于是材料科学还涉及到了工程技术学科以及制造加工材料的工程学科。在此基础上，“材料科学与工程”逐步形成学科，并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一级学科。作为一级学科的“材料科学与工程”下分三个二级学科：材料物理、材料化学、材料加工工程6。

在20世纪中期及以前，世界上的大学中研究材料的专业多只有冶金专业，可见当时人们对金属材料的重视。但随着性能卓越的无机非金属材料、高分子复合材料的出现和应用，金属之外的材料受到的重视程度越来越高。1955年，美国西北大学设立了世界上第一个材料科学与工程系7。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在1967年设立了材料科学与工程系8，由原来的冶金专业改名而来，现在已处于世界材料科学的领袖地位9。到今天，材料科学与工程已成为一门改变世界的学科，其受重视程度已与当年不可同日而语。

4.清华大学的材料专业

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建于1988年，由原工程物理系材料物理教研组，原机械工程系金属材料教研组和化学工程系无机非金属材料教研组组建而成10。清华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建于1988年，由化学工程系的无机非金属材料专业、工程物理系的材料物理专业、原机械工程系的金属材料专业组成。20多年来，建成了一支高水平的师资队伍，做出了一批高水平的科研成果，培养了一批优秀的人才，大大提升了清华大学材料学科的实力、学术声誉、国内和国际影响力。

2012年12月27日，经学校批准，由原材料科学与工程系、原机械工程系材料加工学科组建了材料学院。下设材料物理与化学系、材料加工工程系、无机非金属材料系、金属材料系、复合材料系。清华大学的材料专业虽然成立时间较短，但专业排名已经居于全国第一的水平11，世界排名也名列前茅12。

学院瞄准材料科学前沿、国民经济主战场和国家重大需求开展研究，注重学科交叉，形成了材料微结构及表征、计算材料科学及工程仿真、材料制备工艺及加工工程、新型信息功能材料、新型能源材料、环境友好材料、再生医学及仿生材料、极端条件材料等有特色和在国内外有影响力的研究方向。近年来，在Nature、Science等刊物上发表了大量学术论文，获得了多项国家级奖励。据ISI统计，本学科近10年发表的SCI论文数量和被引用次数居全球高校前列13。

5.国内材料科学的前沿以及现状简述

目前材料科学的前沿领域主要有各类电池、石墨烯等高强度的复合材料、高温超导材料、与电子信息行业密不可分的硅材料、高分子聚合物、生物材料等等。在这些领域能否实现突破基本上决定了我国能否继续在科技、军事方面处于国际社会的领先地位。正是由于受到了复合材料、硅材料等的限制，使中国一直以来不能在大型飞机、航空母舰以及信息技术领域取得成就。

我认为，中国在材料领域所以无法取得进一步突破，有以下几点原因。首先，中国对高级人才的重视程度不够，这导致国家培育出的尖端人才大量外流，无法为科研力量注入新鲜血液；其次，国家对材料领域的投入也不够，太急于求成，导致很多研究由于经费的不足而无法继续进行，这也使国内的科研项目充满了水分，无法取得实际进展；第三，中国的技术创新意识薄弱，在技术层面创新较少，从实验器材到设计，无处不依赖着进口。这使得中国在材料科学领域与世界顶尖水平还存在着一定的差距。

我国的对于材料的研究与应用还任重道远。想要取得重大突破，既需要国家的大力支持，也需要我国材料科学工作者们的共同努力。作为一名材料学院的学生，我学业有成后，也会奋力投入到祖国的材料事业建设当中，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为祖国的发展添力！

字数统计：4092 参考：

1.《考古学报》 1960年02期

2.“我国有色金属生产发展史话”

周越先

3.http://neon.mems.cmu.edu/cramb/Processing/history.html 4.World Steel Statistics data 2013.World Steel Association.23 January 2014 [4 February 2014] http://

第三篇：城管历史简述

城管历史简述

产生形成阶段：20世纪80年代初

整顿规范阶段：《行政诉讼法》，《城建监察规定》

全面发展阶段：《行政处罚法》，《城建监察规定》

制度创新阶段： 城市管理综合执法《行政处罚法》第16条

1956～1977基本杜绝流动摊贩没有统一执法机构

1978～1996农村人口逐渐进入城市谋生建立临时的执法机构

1996～2006农村人口、下岗职工加入到摊贩队伍中相对集中处罚权制度确立 2006～“崔英杰”案件后，流动摊贩不减反增城市管理方式亟待变革

第四篇：抗战历史简述

局部抗战兴起阶段（1931年9月至1932年12月）

九一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日本修筑的南满铁路路轨，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是为“九一八事变”，由于当时中国东北地区称为满洲，因此日本方面将这次事变称为“满洲事变”。

1931年12月15日，关东军已经开始进攻锦州。12月7日，日本陆军中央部由日本本土增派混成第8旅，并从朝鲜调第20师司令部、混成第38旅、重轰炸飞行中队以增援关东军。12月28日，第2师主力渡过辽河进攻锦州；12月30日，混成第39旅进攻打虎山（今大虎山）。1932年1月3日，第20师司令部率混成第38旅占领锦州。而此时驻锦州的东北军第12、第20旅和骑兵第3旅早已奉张学良命撤退至河北滦东地区和热河。在张学良的一再不抵抗下日军兵不血刃占领锦州。

1932年1月28日关东军第3旅由长春向哈尔滨进军，同时从辽西地区调第2师增援。当时为了转移国际社会对满洲的关注，日本在国际大城市上海挑起事端，引发了一·二八事变。1932年1月31日，依兰镇守使兼第24旅旅长李杜率吉林自卫军进行哈尔滨保卫战。激战五天，自卫军丢盔弃甲，溃不成军，撤往宾县。1932年2月5日日军占领哈尔滨，不久，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战争结果

由于张学良一再坚持“不抵抗政策”，在不到半年的时间内，整个东北三省10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被日军占领，日本对东北三省的大规模侵略强烈地震动了中国社会，一个群众性的抗日救亡运动很快在全国许多城市和村镇兴起。

历史影响

九一八事变是20世纪30年代初期发生在中国东北的震惊中外的重大历史事件。它不仅是日本帝国主义以武力征服中国的开始，也是法西斯国家在世界上点燃的第一把侵略战火，它的爆发标志着亚洲战争策源地的形成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序幕的揭开，同时它打破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相对稳定的世界格局。

一·二八事变

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转移国际视线，并压迫南京国民政府屈服，日本侵略者于1932年初在上海不断寻衅挑起事端。1月28日晚，突然向闸北的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发起了攻击，随后又进攻江湾和吴淞。十九路军在军长蔡廷锴、总指挥蒋光鼐的率领下，奋起抵抗。

一·二八事变（日本称上海事变或第一次上海事变、淞沪战争），是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为了支援和配合其对中国东北的侵略、掩护其在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丑剧，自导自演在上海挑衅引发的冲突，时间长达一个多月。日本海军陆战队在1932年1月28日夜对上海当地中国驻军第十九路军发起攻击，十九路军随即起而应战。

战争期间，国民政府吸取九一八事变期间不与日本直接交涉专依国联的教训，在“一面积极抵抗”之际，也“一面交涉”，与日本进行谈判。国民政府认为当时中国军阀割据内乱不已、军令政令不统一、财政极端困难，无力与日本全面开战，希望在“不丧失国权”的情况下以最小代价达成停战。5月5日，南京政府代表郭泰祺与日本特命全权公使重光葵分别代表中日双方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协定规定双方自签字之日起停战；取缔一切抗日活动，第十九路军留驻停战线、划上海为非武装区；中国不得在上海至苏州、昆山一带驻军（但中国保留行政权和警察权）；日本军队撤退到公共租界暨虹口方面之越界筑路，即恢复1932年1月28日事变之前的状态。

就在淞沪抗战激战方酣之际，江西中央红军猛攻赣州，此即赣州战役（1932年2月4日至3月7日）。赣州战役牵制了一部分国民党军队援沪作战（如牵制了中央军陈诚第18军、第9师等），蔡廷锴甚表不满地说：“此次我军与暴日在淞沪激战最烈时，江西的‘赤匪’不特不能为国难所激醒以合力御外，反乘机猛攻赣州，企图夺取赣南重要城市，以捣乱我后方，这种行为，不啻为暴日张目。”（见《蔡军长对官兵训话》，《大公报》1932年5月5日）一二八事变期间红军的这些进攻，也为国民党“攘外必先安内”提供了口实。

历史影响

事变后，国民党各派系达成了一定程度的团结，汪蒋合作，蒋介石复出，自此南京政府的地位相对稳固。而国内各阶层、各界人士，也因支援淞沪抗战，激发了民族精神，促进了团结。

此外，由于中共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极左思想的影响贸然发动赣州战役，致使国民政府确立“攘外必先安内”政策。

局部抗战发展阶段（1933年1月至1937年7月）

1933年1月1日，日军开始进犯山海关，把侵略矛头指向了华北。

1933年5月，原西北军将领冯玉祥在张家口成立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5月31日，中日签署《塘沽协定》，国民革命军退出热河和冀东，日本打开了通往华北的大门。11月，国民党第十九路军将领发动福建事变，事变最终失败，蒋介石撤销了十九路军的番号。

1935年，日本策划制造华北事变，妄图把华北变为第二个伪“满洲国”；6月11日，梅津美治郎就华北问题提出备忘录；7月6日，何应钦复函全部承认日方要求，实际形成《何梅协定》。

1935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于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体同胞书》，呼吁全国各党派、各阶层、各军队团结起来，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1935年12月9日，北平学生举行抗日救国游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一·二九运动掀起全国抗日救国运动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1936年5月，宋庆龄、沈钧儒、邹韬奋、陶行知、章乃器等爱国民主人士发起成立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随后，中共中央发布《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发动西安事变。张、杨联合发表通电，提出了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开放民众爱国运动等八项抗日主张。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等到西安，参加谈判，迫使蒋介石做出了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等六项承诺。蒋介石接受了中国共产党关于合作共同抗日的主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得以初步形成，为全国抗战的实现奠定了基础。

塘沽协定

塘沽协定是中国政府和日本侵略军于1933.5.31签定的“九一八事变”后丧权辱国的停战协定。规定中国军队撤至延庆、通州、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以上地区以北、以东至长城沿线为武装区，实际上承认了日本对东北、热河的占领，同时划绥东、察北、冀东为日军自由出入地区，从而为日军进一步侵占华北敞开了大门。

何梅协定

《何梅协定》是何应钦和梅津美治郎往来的备忘录和复函，其主要内容是：取消国民党在河北及平津的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中央军和宪兵第三团；撤换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及平津两市市长；取缔河北省的反日团体和反日活动等等。这个协定实际上放弃了华北主权，为两年后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埋下了更大的隐患。

战略防御阶段（1937年7月至1938年10月）

卢沟桥事变（1937年7月7日）

1937年7月7日，日本挑起卢沟桥事变，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中国军民奋起抵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中国掀起了全民族抗战的高潮。7月16日、17日，中华民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先后发表《蒋介石庐山抗战声明》，号召全民族抗战；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抗战全体将士书》，宣告战争已经全面爆发。

平津作战（1937年7月）

1937年7月，中国第29军在北平西南卢沟桥地区对日军中国驻屯军一部的防御战斗；随后在平（今北京）津地区与日军的作战，则称为平津作战。

战争结果

7月30日，日军占领北平、天津，日军独立混成第l旅团和驻屯旅团分别在30日晚和31日进占长辛店西面高地和大灰厂附近地区。至此，平、津作战结束。

历史意义

平津作战是日军发动大规模全面侵华战争的第一个战役、中日战争全面展开。

淞沪会战（1937年8月13日—1937年11月12日）淞沪会战（又称八一三战役，日本称为第二次上海事变），是中日双方在抗日战争中的第一场大型会战，也是整个中日战争中进行的规模最大、战斗最惨烈的一场战役。

淞沪会战开始于1937年8月13日，是卢沟桥事变后，蒋介石为了把日军由北向南的入侵方向引导改变为由东向西，以利于长期作战，而在上海采取主动反击的战役。中日双方共有约80万军队投入战斗，战役本身持续了三个月，日军投入8个师团和2个旅团20万余人，宣布死伤4万余人；中国军队投入最精锐的中央教导总队及八十七师、八十八师及148个师和62个旅80余万人，自己统计死伤30万人。

淞沪会战中日军因遭到国民党的顽强抵抗而损失惨重，这场战役对于中国而言，标志两国之间不宣而战、全面战争的真正开始，卢沟桥事变后的地区性冲突升级为全面战争，并彻底粉碎了日本“三个月灭亡中国”计划。

战争结果

1937年11月13日，国民政府发表告全体上海同胞书声明：各地战士，闻义赴难，朝命夕至，其在前线以血肉之躯，筑成壕堑，有死无退，阵地化为灰烬，军心仍坚如铁石，陷阵之勇，死事之烈，实足以昭示民族独立之精神，奠定中华复兴之基础。中国军队向吴福、澄锡国防线撤退，江阴保卫战开始；至此国军以60%的精锐部队损失殆尽的代价打破了日军三个月灭亡中国的狂妄话语，淞沪会战拉下帷幕。

历史影响

这次淞沪会战，中国虽然战败了，但为中华民族工业内迁争取了时间。同时它让世界清楚地看到中国政府的立场：不再等待日本“和平”地将其领土一块一块地征服侵吞，也证明了中国绝不会向日本投降。在淞沪会战惊心动魄的三个月当中，全中国上下凝聚出了一个共识，就是为了抵抗日本的侵略，中国“纵使战到一兵一枪，亦绝不终止抗战。”这是中华民族历史上最为悲壮的决定，整个民族决心以全面的牺牲来面对历史危机的挑战。

江阴保卫战（1937年8月16日至1937年12月2日）

江阴保卫战自1937年8月16日拉开序幕开始至1937年12月2日江阴防线失守，前后共历时108日。本次战役重创了日军，达到牵制日军西进并消耗兵力的预期目的。自甲午战争后所建造的海军船只大部分都损失于江阴保卫战中，是抗战期间罕见的陆海空三栖立体作战。

战争结果

1937年12月2日，江阴要塞失守，史书上称其失守标志着第二道国防工事锡澄线被全部突破，中国第三战区和第七战区的军队均已撤离锡澄线及宜兴、广德等地，中国军队全面转入南京保卫战。

1937年8月20日，中国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通过该条约苏联政府向中国提供物资援助，1937年11月派遣苏联空军志愿队来华作战。

1937年8月2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正式宣布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9月11日改称第18集团军）。随后，八路军主力在朱德、彭德怀率领下相继挺进华北抗日前线。

太原会战（1937年9月11日-11月8日）

太原会战包括有：天镇战役、平型关战役、忻口战役、娘子关战役、太原保卫战。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9月至11月，在抗日战争中，中国第2战区部队同日军华北方面军在山西省北部、东部和中部地区进行的大规模的战略性防御战役。

战争结果

太原会战历时2个月，是抗战初期华北战场上规模最大、战斗最激烈、持续时间最长、战绩最显著的一次会战。日军参战总兵力约合4个半师团共14万人，伤亡近3万人。中国军队参战总兵力6个集团军计52个师（旅）共28万余人，伤亡10万人以上。八路军在会战中有力地配合友军作战，平型关伏击战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忻口会战大量消耗日军有生力量，牵制了日军沿平汉铁路（北平-汉口）南下的作战行动。惟娘子关方面防范疏漏，被日军乘虚而入山西省会太原，最后会战以失利告终。

南京保卫战（1937年12月1-12月13日）

南京保卫战，又称南京战役，是中国军队在淞沪会战失利后，为保卫首都南京与日本侵略军展开的作战。

民国二十六年（1937年）12月1日，日军大本营下达“大陆第8号令”，命令华中方面军与海军协同，兵分三路，攻占南京。蒋介石任命唐生智为首都卫戍部队司令长官，部署南京保卫战。因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南京各城门先后被日军攻陷，守军节节抵抗，牺牲无数。12日，唐生智奉蒋介石命令，下达守军撤退令。守军各部因撤退失序，多数滞留城内，被日军大量屠杀，损失惨重。

12月13日，南京沦陷，日军开始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

徐州会战（1938年1月至5月，抗日战争时期一次大规模的防御战役）

徐州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日双方在以江苏省徐州为中心的津浦（天津至浦口）、陇海（宝鸡至连云港）铁路地区进行的一次大规模防御战役，其中以1938年三四月间的台儿庄大战最为著名，因围歼日军一万余人，史称之为台儿庄大捷。徐州会战对日军给予了巨大的打击，大大迟滞了日军进攻的脚步，为中方部署武汉会战赢得了时间

台儿庄大捷

3月23日，日军冲到台儿庄北泥沟车站。24日凌晨，日军以猛烈的炮火轰击台儿庄防御工事，随后以坦克为前导，冲进城内。台儿庄一带宅室多为石头建筑，故每一房屋皆为一堡垒。守军据房为垒.至死不退。日军猛攻三昼夜。与守城将士发生激烈巷战。战斗持续到4月3日，守城将士伤亡已逾十分之七，三分之二的阵地己为日军占领.台儿庄守军仍据守南关一隅，拼死不退。日军再次调集重炮、坦克猛轰、猛冲。李宗仁一面下令坚守，一面急令汤恩伯军团火速南下增援。次日黎明时分，台儿庄北面炮声隆隆，汤恩伯军于日军背后出现，日军撤退不及，陷入重围。台儿庄守军全线出击，杀声震天。血战经旬.敌军己成强弩之末.狼狈突围逃窜。除一部分突围至峄县城固守待援外，日军遗尸遍野，坦克车被毁30多辆，遗弃的各种车辆、弹药、马匹遍地皆是。台儿庄一役连同徐州南北各战场共歼灭日军10000余人，中国军民取得了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一次最重大的胜利。

会战结果 5月下旬，各路大军按命令的路线，全部安全撤抵皖西、豫南地区。日军沿陇海铁路西进占领开封。1938年6月9日，为阻止日军前进，蒋介石下令在郑州东北花园口附近炸开黄河大堤，河水经中牟、尉氏沿贾鲁河南泛。日军被迫向黄泛区以东地区撤退。会战结束。

历史影响

这次会战钳制和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中国军队以伤亡6.5万余人的代价，击毙、击伤日军2.6万余人，除予日军以巨大打击外，还迟滞了日军进攻速度，为部署武汉会战赢得了时间。此战最重要的影响在于使中国人民相信自己有击败日本的能力。

花园口决堤（1938年6月）

花园口决堤，又称花园口事件、花园口惨案，是中国抗战史上与文夕大火（长沙大火）、重庆防空洞惨案并称的三大惨案之一。1938年5月19日，侵华日军攻陷徐州，并沿陇海线西犯，郑州危急，武汉震动。6月9日，为阻止日军西进，蒋介石采取“以水代兵”的办法，下令扒开位于中国河南省郑州市区北郊17公里处的黄河南岸的渡口——花园口，造成人为的黄河决堤改道，形成大片的黄泛区，史称花园口决堤。

事件影响

国民政府认为，1938年6月9日的花园口决堤，也是中日双方沿着黄泛区边界东西对峙的开始，依赖机械化军事装备进攻陇海线和平汉线的日军被迫改变原来沿铁路线西进南下的战略，战事南移到豫南、皖西、赣北、鄂东的广大湖沼山地地区，豫东战场逐渐冷却下来，武汉附近地区接着成了中日两国军队厮杀的新战场。这样一来，从郑州斜贯东南，穿越豫东大平原的新黄河就成为军事分界线，把日军阻隔在泛区的东面，相持一直延续到1944年日本发动打通大陆交通线战役。

但这次决口直接造成了1941年至1943年连续两年的大规模旱灾，并由此引发著名的的“河南大饥荒”，数千万人沦为难民，仅河南一地就有300万农民死于饥饿，花园口决口造成了历史上人为的一次大灾难。这次洪灾，河南、安徽、江苏共计44县市被淹，受灾面积29000平方公里，受灾人口1000万以上，冲毁140万民房、淹没近2000万亩耕地。黄水所到之处，房倒屋塌，饥民遍野。

武汉会战（1938年6月11日－10月27日）

武汉会战，是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军队在武汉地区同日本侵略军展开的一场会战。中华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6月至10月，中国第5、第9战区部队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是抗日战争战略防御阶段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一次战役。

此战，中国军队浴血奋战，大小战斗数百次，以伤亡40余万的代价，毙伤日军25.7余万，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日军虽然攻占了武汉，但其速战速决，逼迫国民政府屈服以结束战争的战略企图并未达到。此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战争结果 日本分兵在广州登陆，10月11晚，日军7万多人，2.7万匹马在广州大亚湾登陆成功，由于广州守备松懈，一路势如破竹，广州于21日下午沦陷。广州一失，粤汉铁路被切断，武汉就更不值得用重兵防守了，面对这种情况，蒋介石又吸取南京保卫战的教训，不做孤城困守，决定放弃武汉，10月25日弃守该城。日军26日占领武昌、汉口。27日，占领汉阳，武汉保卫战至此结束。

战役影响

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以国军主动撤出武汉而告结束。就战役而言，日军占领了武汉三镇，并控制了中国的腹心地区，取得了胜利。但就战略而言，则日本并未能实现其战略企图。

因为日本速战速决的战略方针被彻底粉碎以及国力因损耗过巨而开始急剧表面化，所以武汉会战，不仅使日军又遭到一次战略性的失败，而且成为日本由战略进攻走向战略保守的转折点。

战略相持阶段（1938年10月至1943年7月）

1938年10月下旬广州、武汉失守以后，全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日本鉴于战线过长、兵力不足，被迫调整侵华政策，逐渐将其主要兵力用于打击在敌后战场的八路军和新四军，而对国民党政府则采取以政治诱降为主的方针，敌后战场逐渐成为抗日战争的主要战场。

1938年12月29日，在日本政府的诱降下，国民政府内亲日派头子汪精卫公开投降，在越南发表“艳电”响应近卫声明，提出与日本“恢复和平”。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二号人物，汪精卫在战争最为紧张之时的这番言论，被视作公开的叛国投降，中国抗战的士气受到巨大打击。

1940年3月30，汪精卫在日本的保护下来到南京，以“还都”的名义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

文夕大火（1938年11月13日）

文夕大火于1938年11月13日凌晨发生在长沙。因应日寇的进犯，国民党当局采用焦土政策，制定了焚烧长沙的计划。但在计划正式实施之前，一系列偶然因素却让这场火灾变得完全不受控制，最终导致长沙30000多人丧生，全城90%以上的房屋被烧毁，经济损失约10亿元。也让长沙与斯大林格勒、广岛和长崎一起成为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毁坏最严重的城市。是中国抗战史上与花园口决堤、重庆防空洞惨案并称的三大惨案之一。

长沙会战(1939年9月至1944年8月)长沙会战发生在抗日战争1939年9月到1944年8月期间，中国军队与侵华日军在长沙为中心的第九战区进行了4次大规模的激烈攻防战，史称为“长沙会战”，或称“长沙保卫战”。

在二次世界大战中，长沙是举世罕有的受灾最严重城市之一，整个城市被大火连续烧了两天两夜。在这场大火的背后，正是持续6年的四次长沙会战。

国民政府特别重视长沙地区的防御，由薛岳率领的第9战区集结重兵与日军在战线对峙。前2次长沙会战，双方都自称获得了胜利。从战术上看，双方并未分出胜败，中国军队的损失更大；但从战略上，阻止了日军的战略目的，可以认为是抗战中的胜利。第3次长沙保卫战则是国民党军队一场典型的胜仗，国民党军队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终将日军击退。第4次长沙会战日军以优势兵力发动猛攻，中国军队被迫撤退。

1938年至1944年，腥风血雨的四次“长沙大会战”，是八年全国抗战中中日双方出动兵力最多（日军66万人次，中国军队100余万人次）、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一次大会战。这场震惊世界的会战前三次以中国军队的大获全胜而告结束，日军受到中国军队的沉重打击，日军共伤亡10.7万人，中国军队共伤亡13万人。

战役结果

在第四次长沙会战，即长衡会战（是豫湘桂战役的一个战场，日本通过该战役成功打通了大陆交通线），日本动用了发动全面侵华战争以来对一个地区进攻所使用之最多的兵力。攻击的日军人数约有36万，守势的中国国军约有30万。6月16日，逼进长沙的日军开始向长沙城区猛攻。6月19日中国军队撤退，日本攻陷长沙。8月8日，日军占领衡阳。日军以此战役为组成部分的豫湘桂战役成功打通大陆交通线，成为1944年反法西斯战场上最惨烈的失败。蒋介石慨叹“1944年对中国来说是在长期战争中最坏的一年”，自称“从事革命以来，从来没有受过现在这样的耻辱”

历史意义

尽管长沙会战最终在战役上以国军失败告终，但第三次长沙会战打出了中国人的气势。第三次长沙会战，日军伤亡56000余人，俘虏139人，中国军队伤亡28000余人，中国军队取得辉煌胜利！这是珍珠港事变以来，盟国在亚洲战区中唯一的胜利，是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盟军的第一次重大军事胜利。

罗斯福在第三次长沙大捷后的第22天给蒋介石发来了一份热情洋溢的贺电，同时宣布再次向中国提供5亿美元的贷款。其后，他并以他夫人的名义，邀请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访问美国，在美国国会发表演说。他还通过他的代表，驻华美军司令官、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授予第9战区司令长官、第三次长沙会战的具体组织者、指挥者薛岳一枚美国勋章。另外，第三次长沙会战胜利后不久，美、英政府便主动向中国提出，要废除西方列强与中国历届政府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归还上海、厦门等地的公共租界，取消领事裁判权，中国国际地位得到提高。

大隧道惨案

大隧道惨案发生于1941年6月5日，这是中国抗战期间发生在大后方的最惨痛的事件，它与黄河花园口决堤、长沙大火，并称为抗战时期的中国三大惨案。

抗日战争时期日军为了动摇国民政府的抗战决心，迫使其屈服投降，从1938年到1943年，日军出动大量飞机对重庆进行了数年惨无人道的战略轰炸，惨案发生当日，日军出动24架飞机分三批轮番轰炸重庆，空袭时长达5个小时，因为当时未及时对市民进行疏散，所以大量民众拥向公共防空隧道（十八梯大隧道）中造成洞内人数接近饱和，由于管理隧道口的宪兵及防护人员紧锁栅门，不准隧道内的市民在空袭期间出入隧道，在长达10小时的高温和严重缺氧的情况下，上万（有官方和民间不同人数说法）左右避难民众因通风不畅导致窒息，同时又发生推挤践踏，造成了骇人听闻的防空隧道惨案，史称“大隧道惨案”。战略反攻阶段（1943年7月至1945年9月）

中国抗日战争的战略反攻，是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根本转折和日军逐渐失去战略主动权的形势下进行的。中国对日战略反攻包括局部反攻和全面反攻两个阶段。

从1943年7月开始，共产党领导的敌后军民在华北、华中、华南地区，对日伪军普遍发起局部反攻。

1943年10月和1944年5月，中国驻印军和远征军在缅北、滇西也开始反攻作战。

常德会战（1943年11月2日12月10日）

豫湘桂会战，是日本陆军于1944年4月至12月期间贯穿中国河南、湖南和广西三地进行的大规模进攻战役，包涵了豫中会战、长衡会战、桂柳会战三大会战。

豫湘桂战役的大溃退是抗战以来国民党正面战场的第二次大溃退，8个月中，中国在豫湘桂战场上损兵50-60余万，丧失4个省会和146座城市（豫中会战37天失38城）、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6000万人民。

战役中至少2.4万日军死亡，加上伤病者共十万人。日军尽管达成作战企图，却无力保障大陆交通线畅通，也未能阻挡美机空袭日本本土。除此之外，由于分散了兵力，反而为国民党军队反攻提供了条件。战争结果

从1944年4月中旬至12月，短短的8个月中，国民党军队豫湘桂战役损失兵力五六十万，丧失了河南、湖南、广东、广西、福建等省大部和贵州一部，丢掉了洛阳、长沙、福州、桂林4个省会城市和郑州、许昌、柳州、温州等146个中小城市，衡阳、零陵、宝庆、桂林、柳州、丹竹、南宁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丧失国土20多万平方公里，伤亡约6000万人民。

豫湘桂战役中，仅河南就损失88家工厂，湘粤桂3省工厂全部沦于敌手，湖南著名的钨锑等重要战略物资亦被敌攫夺，豫湘桂是重要农业地区，也被日军掌握。日军所到之处残暴地烧杀抢掠，仅萍乡一地，被杀害者1.9万余人，被虏者2万余人，妇女被侮辱者6000余人，房屋被毁700余间，农具被毁值4700余万元，米谷被劫5万余担，棉花被劫9500余担。豫湘桂大溃败，是正面战场继抗战初期的大溃败后，出现的又一次大溃败。

战争影响

豫湘桂战役是日军在溃败前夕一次回光返照式的挣扎。在这次抗战中规模最大的进攻战役中，日寇在付出了沉重的伤亡之后，使得国民党军队一溃千里，捣毁了数十个国军机场，占领了上百个城市。这次战役虽然以日军取胜而告终，但大陆交通线作战在战略上其实没有达到预期目标，日军兵力比战役之前更加分散，为敌后活动创造了更大空间，反而加速了日本的战败。

湘西会战（1945年4月9日至6月7日）

湘西会战也称雪峰山战役，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中的最后一次会战。侵华日军此战目的是争夺芷江空军基地，故又称“芷江作战”。战争起于1945年4月9日，止于6月7日。在双方参战总兵力28万余人，战线长达200余公里。在王耀武指挥下，湘西会战取得了雪峰山大捷，歼敌3万余人。湘西会战最后一仗主战场为怀化溆浦县的龙潭镇、温水乡和邵阳市洞口县的高沙、江口、青岩、铁山一带。战役以日本军队战败而结束。湘西会战的胜利标志着中国抗日正面战场进入最后反攻阶段。

战争结果

1945年5月13日，芷江方面出动P51野马对被包围的日军进攻轰炸，同时国军各部发动猛攻。重广支队全面溃散，各部分头逃窜。最终重广支队全军覆没，只有少量残兵和47师团汇合。1945年6月1日，47师团余部全线后撤。至此，日军各部全线退回湘西会战之前地域，长达55个昼夜的湘西会战到此结束。

历史影响

雪峰山战役挫败了日军企图占领中国芷江空军机场的阴谋，提高了国军“反攻之士气”，它是国民党战场从防御转入进攻的重大转折点。极大地打击了日军士气，日军在雪峰山麓遭到惨败后，整个中国战场都陷入混乱溃逃的狼狈境地。

1945年7月26日，美、英、中三国共同发表《波茨坦公告》，敦促日本无条件投降，否则将予以日本“最后之打击”。

1945年8月6日、9日，美军分别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1945年8月15日，日本照会中、苏、美、英四国，表示接受《波茨坦公告》。15日正午，日本裕仁天皇通过广播发表《终战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

1945年9月2日，日本外相重光葵在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正式签署投降书。9月9日，在南京陆军总部举行的中国战区受降仪式上，日本驻中国侵略军总司令冈村宁次代表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并交出他的随身佩刀，以表示侵华日军正式向中国缴械投降，标志着中国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9月3日被定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纪念日。

第五篇：党早期组织历史早期研究探讨

党早期组织历史的早期研究探讨 ——对刘昌玉、任武雄、常美英、庄有为研究的分析 [摘 要]1978 年底，上海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中共党史教研室教师刘昌玉、常美英、庄有为和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任武雄等老一辈党史研究工作者，就组成了研究团队，聚焦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创建实践，展开大量资料搜集和研究工作，相关研究涉及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早期组织、其他各地早期组织建党活动、早期共产主义者建党思想等领域。他们率先推出了改革开放以来相关研究的首批成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研究和宣传作出了重要贡献。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党实践

2020 年是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创建 100 周年。在“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总结大会上，习近平将中国共产党近百年的奋斗历程生动形象地概括为“从石库门到天安门，从兴业路到复兴路”。其中，“石库门”就是渔阳里、树德里等中国共产党人创建活动的区域，“兴业路”就是中共一大会址所在地。习近平这一重要讲话重申了“上海是党的诞生地”，明确了上海在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中的特殊重要地位。作为上海的党史研究工作者，理应站在大力发掘建党资源和传承弘扬建党精神工作一线，切实发挥好应有作用。而早在 1978 年底，刘昌玉、任武雄、常美英、庄有为四位老一辈党史研究工作者，就已聚焦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创党实践，展开大量资料搜集和研究工作，率先推出了改革开放以来相关研究的首批成果，为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研究和宣传作出了重要贡献。

一、四人团队的研究经过

改革开放初期，神州大地上掀起一场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吹响了社会科学界思想解放的号角。中共党史研究也冲破长期以来的思想禁锢，在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指导下重新展开对重要党史人物和党史事件的研究与评价。适时，上海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教师刘昌玉、常美英、庄有为与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任武雄一道组成研究班底，在分工合作的基础上对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及其创党实践展开了深入细致的学术研究工作。

1978 年上海师范学院恢复建制，学校在原先马列主义教研室的基础上组建成立了政治教育系。当时，政治教育系除了完成全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必修课程《中共党史》外，还为恢复招生后政教系第一批学生开设了作为专业课的《中共党史》。刘昌玉、常美英、庄有为分别承担了《中共党史》的教学任务。他们在前期备课工作时，开始涉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相关资料搜集。与此同时，上海师范学院政治教育系为了推进科研工作，在中共党史教研室设立“中国共产党创建史”为课题研究项目，由刘昌玉、常美英、庄有为三人共同承担。为了更好地完成这一研

究课题，刘昌玉等人邀请任武雄共同参与，以期借助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馆藏文献丰富的独特优势，为课题研究提供支持。

1978 年 11 月，刘昌玉、常美英、庄有为专程前往北京、天津、济南、南京等地，采访了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一大代表以及相关领域研究专家，并在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南开大学和山东师范大学搜集了大量史料。由于当时条件有限，大多材料只能用复写纸誊抄下来。据庄有为回忆，他们三人于 1978 年 11 月 1 日至 5 日和 12 月 1 日对早期党员罗章龙做了访谈，11 月18 日对中国社科院近代史所研究员、五四运动研究专家丁守和做了访谈，11 月 29 日对早期党员张申府做了访谈，12 月 1 日对一大代表包惠僧做了访谈。他们整理了访问记录并请受访者审核。包惠僧在看了访问记录后的回信中说，“记录大体不错”。这些工作为学术研究开展和论文撰写积累了大量口述史料和文献史料，奠定了强有力的学术基础和史料基础。

经过相关资料的搜集、整理和研究，四人团队在没有先例可循和经验可鉴的情况下撰写出改革开放以来第一批关于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学术论文。经中国知网查验，这些论文分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以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为研究对象最早公开发表的学术论文，开创了相关领域研究的先河。

在上述研究的基础上，1984 年，研究团队编写了《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史稿》，但由于种种原因未能正式出版发行。1988 年，四人共同署名的著作《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作为“祖国丛书”的一种，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公开出版发行。该书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兴起、共产主义小组的建立、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和工人运动的开展到中共一大、中共二大的召开，全面阐述了中国共产党的创党过程及其历史意义。此书一经发行，广受好评，不仅成为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的热销读物，也成为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的重要参考书目。

二、关于中国共产党在上海早期组织的研究

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早期组织是中国大地上成立的第一个共产党组织，在 1921 年中共一大召开前的创党实践中始终发挥着领导核心作用，肩负着正式成立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使命，其他各地党组织都无法与之相比拟。1979 年，研究团队在《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79年第一期）上发表了《关于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活动》一文，通过对上海早期党组织创党实践的梳理，肯定了其在中国共产党筹建过程中的重要贡献。1980 年，任武雄、刘昌玉撰写了《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有关几个问题》，聚焦组织名称、形成过程等关键问题展开研究。两篇文章有如下三个观点值得关注。

第一，关于组织的名称。文章指出，改革开放初期的党史讲义和论文大都习惯性地沿用 1926年葛萨廖夫在《中国共产党的初期革命活动》中的说法，将党在上海的早期组织称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这容易使人们产生误解，不仅不能反映历史事实，也无法凸显上海党组织相较其他各地党组织的独特地位。研究通过罗列李达、施存统、包惠僧等党的早期成员的回忆、《共产党》月刊和《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的“中国共产党”的表述等史料，论证了 1920 年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组织并不是“中国共产主义小组”，而是“中国共产党”。因此，“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改称为“中国共产党在上海的早期组织”或“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更为妥当。

第二，关于组织的创建过程。文章指出，1920 年夏天，党在上海的早期组织的成立不是偶然的。五四运动后，先进分子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压迫无比愤怒，对于军阀政府的倒行逆施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根本改造中国社会、劳工神圣、愿与俄国人民携手互助的呼声传遍全国。1920 年4 月，共产国际派魏金斯基（现称为维金斯基——笔者注）以记者身份来华了解情况。到达北京后，魏金斯基先后同李大钊、陈独秀会晤，并同一些倾向马克思主义的青年学生和进步人士进行过几次座谈，提出筹建中国共产党的意见。经过一段时间酝酿，大约在 1920 年 8 月，在上海环龙路渔阳里（现南昌路 100 弄）2 号的《新青年》编辑部（也是陈独秀的寓所），首先成立了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推选陈独秀为负责人。党在上海的早期组织一经成立，便积极投入到广泛传播马克思主义和组织动员工人运动的工作中，并通过各种方式与其他地方的共产主义者取得联系，从组织上推动了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除了一般为人们所熟知的历史事实外，研究团队还就沪西小沙渡地区开办的劳动补习学校做了专题研究，认为它与北京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一样，通俗地向工人传播马克思主义真理，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工人运动的起点，在中国工人运动史上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清晰梳理了上海党组织的创建过程，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一是酝酿阶段（1920 年5 月至 8 月），陈独秀、沈玄庐、邵力子、李汉俊、李达、沈雁冰、陈望道等人在上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研究探讨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问题，开始时并未直接建立党的早期组织，半年后才逐渐形成共产主义性质的政党组织。二是 1920 年暑假期间，陈独秀等人在上海筹建了具有无产阶级政党性质的组织，并改组《新青年》，自 1920 年 9 月发行的第八卷第一期起，公开、系统地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苏俄革命和建设的经验，同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三是 1920年 11 月，上海早期党组织正式定名为“中国共产党”。主要依据是，11 月陈独秀主持起草了供党员内部学习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并将《共产党》月刊作为机关刊物出版发行，而此前各地共产主义者开展建党活动时都没有明确宣称“共产党”。作者还根据早期党员的回忆录认为上海早期党组织的人员构成共有 14 人，分别为陈独秀、杨明斋、李汉俊、李达、沈玄庐、邵力子、陈望道、俞秀松、李震瀛、沈雁冰、周佛海、施存统、李启汉、沈泽民。

第三，关于党的一大召开时全国党员人数、参会代表人数和召开时间。上海早期党组织承载着筹备标志中国共产党正式创建的全国代表大会的重要任务。研究团队基于对国内外存有史料的研究和考证，在对重要人物进行访谈的基础上，就上述党史研究中悬而未决的相关问题做出了初步回答。

关于党的一大时全国党员人数问题，当时一说 53 人，一说 57 人，未有定论。研究团队依据向共产国际汇报的《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这份当时所能见到的唯一留下来的文件，认为党的一大召开党员人数为 53 人的说法更为妥当。虽然，后来又有材料提到有 57 人，53 人之外还包括 4 名工人，但究竟是谁未可知晓。而且，很多材料也显示在建党之初，工人党员还很少，大都是学生、知识分子与大学教授，最早的工人活动家项英、王荷波等人都是在党的一大后才入党的。

针对党的一大参会代表人数和召开时间，文章明确提出，1921 年 6 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赤色职工国际代表尼柯尔斯基到达上海，他们同李汉俊、李达等交换意见，建议应及时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宣告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于是，李汉俊、李达写信同陈独秀、李大钊商讨决定，由李汉俊、李达发信请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各派代表 2 人到上海开会。文章详细罗列了各地党的早期组织所派代表的名单，共 13 人，其中国内六个支部派来 12 名代表，东京支部派代表 1 人。与会代表大都安排在博文女校里住宿。当时学校正放暑假。党的一大是 7 月下旬在望志路 106 号（现

兴业路 76 号）李汉俊家里举行的。数天之后会议遭到法国巡捕无理搜查，因而在浙江嘉兴南湖中的画舫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

其中，值得关注的是，党史学界长期将包惠僧认作陈独秀个人指派的不同于其他 12 名一大代表的特殊代表。刘昌玉等人于 1978 年 12 月 1 日采访包惠僧时谈及了这一问题，包惠僧特别强调说：“有人说我是陈独秀的私人代表，不是广东的代表，这是不对的。我是广东代表，不是陈独秀的私人代表。”研究团队基于包惠僧的访谈记录和其他有关材料，在《关于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活动》一文中明确指出包惠僧是作为中国共产党广州支部的 2 名代表之一出席党的一大。此例也证明了研究团队的相关研究是具有充分的史料依据的，是有几分材料就说几分话的。

三、关于其他各地早期组织建党活动的研究

研究团队先后在《上海师范学院学报》1980 年第二期和 1981 年第二期上发表了《李大钊同志领导的北京党的早期组织》《武汉、广州、济南、长沙、留法学生的早期建党活动》，分别介绍了北京早期党组织的建立过程，以及在上海、北京两地早期党组织的推动下，全国其他地方早期党组织相继成立以及留法学生开展建党活动的详细情况。

第一，关于北京早期党组织的建党活动。在梳理史实的基础上，文章认为北京早期党组织的建立有一个过程，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

一是从五四运动前夕至 1920 年春，在李大钊周围的一批要求进步的学生，从思想上倾向社会主义，发展到组织起来研究马克思主义，成立了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参加者十分踊跃，不久会员发展到一百余人。在李大钊亲自指导下，他们以研究马克思主义著述为目的，组织会员分组深入研究马克思主义，搜集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对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产生了积极推动作用。部分会员还组织讲演团到北京四城讲演所和街头去讲演，到工人比较集中的长辛店、赵辛店等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使工农群众加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二是从 1920 年初至 9 月，李大钊先后与陈独秀、邓中夏酝酿讨论过建党问题。共产国际派魏金斯基等人到北京后，对北京建立党组织的准备工作起了积极推动作用。在共产国际代表的热情帮助下，北京的共产主义者更加坚定了学习俄国革命的决心。李大钊完全同意共产国际代表的意见，认为中国不仅必须建立共产党，而且已经具备了建立共产党组织的条件。

三是 1920 年 10 月，以李大钊为核心的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骨干，一起成立了北京党的早期组织。之前，李大钊收到陈独秀来信，知晓了上海已经成立了党的组织。信中，陈独秀还商请李大钊在北京发起建立党组织，并负责北方的建党工作。在李大钊的领导下，北京早期党组织于 10月宣告成立，组织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邓中夏等人。

文章充分肯定了李大钊领导的北京早期党组织在广泛宣传马克思主义和组织工人群众运动方面的积极作用。文章指出，北京早期党组织成立后，以李大钊为主要代表的早期党员，十分重视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同工人运动实践相结合，通过创办刊物《劳动音》和开办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向工人宣传马克思主义，为组织工会和领导工人开展斗争准备了条件，推动了工人运动的迅速发

展。此外，早期成员还参加了社会政治活动和青年学生运动，李大钊直接领导了北京社会主义青年团的成立。在与反马克思主义思潮作斗争方面，李大钊在几次论战中撰写文章，对梁启超、张东荪等人的各种反动论调进行了有力的揭露和驳斥，肯定了中国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这对正在兴起的工人运动是极大的支持和鼓舞。

此外，文章还特别纠正了把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和北京早期党组织相提并论的认识误区。文章指出，在北京早期党组织成立以后，马克思学说研究会仍然存在。前者具有政党性质，是研究会的核心力量，当时它是秘密的，因此经常以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的名义开展活动。后者成为公开的群众性的学术团体，人数较多。研究会会员不一定就是共产主义小组的成员，所以两者不能等同。

第二，关于全国其他地方早期党组织的建党活动。上海和北京早期党组织相继成立后，陈独秀等人主动函约或直接派人去全国各地，请各地共产主义者成立党支部，得到了各地共产主义者的积极响应，为中国共产党完成创建工作奠定了重要的组织基础。研究团队通过对武汉、广州、济南、长沙和留法学生早期创党实践的历史考察，指出各地开展的建党活动在思想和组织上为建立全国性的统一的中国共产党作了必要准备。文章充分挖掘了早期建党史实，从三方面出发进行了论证和分析。

一是指出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都将学习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当作主要任务。武汉临时支部每周学习一次，内容是学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新青年社出版的丛书和有关俄国革命的小册子。广州党的组织创办“宣传员养成所”，这是一所培养传播马克思主义知识的宣传员的学校，第一期学员有100 多人，该所办了将近二年，收到了相当成效。留法学生中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勤奋学习法语，努力钻研并宣传马克思主义。蔡和森经过“猛看猛译”，从法文翻译了《共产党宣言》。周恩来在旅欧期间写了 50 篇文章，宣传世界范围内阶级斗争形势，揭露帝国主义重新分割殖民地。各地党的早期组织还十分重视对工人群众的宣传工作，向工人群众进行通俗的马克思主义宣传。

二是认为各地党的早期组织建立后，深入工人群众，进行调查研究，这是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工人中进行宣传和组织工作的第一步。武汉早期党组织的工人党员郑凯卿根据陈独秀制定的武汉工人状况调查要求开展调查，形成了《武昌五局工人状况》一文，发表在《新青年》第八卷第一号上。包惠僧的《我对于武汉劳动界的调查和感想》发表在 1921 年 4 月 8 日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在湖南，毛泽东和其他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经常到当地的纺纱厂、造纸厂、火车头修理厂等工人中去了解情况，交朋友，做艰苦细致的工作。留法学生中的早期马克思主义者，也到工厂劳动，调查劳动运动的状况。

三是指出为了团结和教育广大进步青年参加革命斗争和学习马克思主义，各地党的早期组织还先后开展了建立和发展青年团的工作。自上海社会主义青年团建立后，长沙、武汉、广州、济南等地的团组织也都相继成立。长沙社会主义青年团是全国建团较早的地方之一，在青年学生和工人中发展了相当数量的团员。毛泽东对于发展团员的工作是非常严肃认真的，强调慎重吸收，注意团员质量。广州社会主义青年团最初于 1920 年 8 月成立，谭平山是领导人之一。但是因为当时没有明确信仰，也没有拟定具体的计划，所以该青年团在 1921 年 3 月至 4 月间自行宣布解散。1921 年秋冬，团临时中央局在上海提出改组，明确规定社会主义青年团为信奉社会主义的团体，谭平山受临时中央局的委托，重新在广州建团。武汉团组织的成员是以董必武创办的武汉中学为重点，也有湖北第一师范学校、湖北女子师范学校、武昌高等师范学校的学生共十多人。武汉团组织每周开会一次，并通过他们向周围群众宣传革命理论。

四、关于早期共产主义者建党思想的研究

早期共产主义者积极探讨建党思想，为在中国建设一个无产阶级新型政党提供理论依据。但是，早期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研究更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创党实践，而从理论层面对早期共产主义者建党思想的研究相对匮乏。研究团队成员庄有为则于 1985 年发表了《早期共产主义者关于建党思想的探讨》，专文就早期共产主义者关于党的性质、党的指导思想、党的奋斗目标和党的组织原则等问题的认识进行研究。

文章指出，早期共产主义者对建党思想的讨论，同批判各种错误思潮有着密切联系。他认为，五四运动后，马克思主义广泛传播，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空想社会主义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错误思潮也有所滋长。早期共产主义者在《新青年》《共产党》月刊等刊物上发表了许多文章予以批判，并在一些社团内部活动中展开了热烈讨论，形成了早期共产主义者建党思想的基本面貌。早期共产主义者关于建党思想的讨论，在思想、理论上坚持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建党学说，在实践上推动了各地建立工人阶级政党，预示着一个完全新式、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主义为行动指南、统一的中国共产党即将诞生。

第一，关于党的性质问题。文章指出，蔡和森在给毛泽东的通信中最早论述了党的性质，提出要建立“主义明确、方法得当、和俄一致”的工人阶级政党，并认为共产党是革命运动的发动者、宣传者、先锋队和作战部。只有建立起这样一个无产阶级的组织，才能领导中国革命取得彻底胜利。文章还列举李大钊关于建立工人阶级政党的明确论述，进一步阐释了早期共产党员对党的性质的认识。李大钊在 1921 年 3 月发表的《团体的训练与革新的事业》一文中强调了在中国建立工人阶级的“强固精密的团体”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这个团体不是政客组织的政党，也不是中产阶级的民主党，乃是平民的劳动家的政党，即社会主义的团体。

第二，关于党的指导思想。文章指出，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在与胡适派改良主义的论战中，已接触到要不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的问题，并且经过对胡适派的改良主义的批判，初步解决了必须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导中国共产党开展革命的问题。例如，李大钊的《再论问题与主义》一文针对胡适借口反对空谈主义实际上是反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的谬论，公开表明拥护布尔什维主义（即马克思列宁主义），坚定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革命旗帜。文章还引用毛泽东与友人的通信以及陈独秀在《主义与努力》中的相关表述，论证了早期共产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认可和拥护。

第三，关于党的奋斗目标。文章认为 1920 年 11 月制定的《中国共产党宣言》和出版的《共产党》月刊比较明确地提出了党的奋斗目标。《中国共产党宣言》所说的党的奋斗目标，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剥削、没有阶级压迫、最终消灭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共产党》月刊也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肩负的经济和政治上的两大使命。文章还指出，早期共产主义者已普遍认识到要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思想，这是“惟一无二的方法”。

第四，关于党的组织原则。文章指出，《共产党》月刊从创刊起就开始介绍一些国家的建党情况，在该刊第 3 号上发表的《加入第三次国际大会的条件》的译文，还专门介绍了 1920 年 7月召开的共产国际第二次大会规定的加入共产国际的 22 个条件。据此，早期共产主义者也对加强党的组织建设的指导原则进行了论述，普遍认为党内要有严格的组织纪律，要有民主和集中，要

注意开展发展党员和争取群众的工作。文章认为这些论述构成了民主集中制原则的重要内容，为党的组织建设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认为，在党的一大前，早期共产主义者关于建党思想的讨论，在思想、理论上对于坚持列宁的建党学说，在实践上对于推动各地共产主义小组建立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都有着重要的意义。这一讨论表明了中国共产党从成立的第一天起，就是一个完全新式、以共产主义为目的、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行动指南、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