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建立中部六省打击犯罪合作机制的几点思考

第一篇：关于建立中部六省打击犯罪合作机制的几点思考

关于建立中部六省打击犯罪合作机制的几 点 思 考

姚天民1[1]

中部是一个区域概念，包括河南、山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六省。近年来，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加强六省间打击犯罪的合作交流，建立打击犯罪合作机制，共同维护中部六省的繁荣稳定，就成为六省公安机关急需研究和解决的重大课题。本文试从合作打击犯罪的现实意义入手，就如何建立中部六省打击犯罪合作机制谈几点想法，和大家共同交流。

一、建立中部六省打击犯罪合作机制的现实意义

（一）是推进“中部崛起”战略顺利实施的保障之举。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继作出实施西部大开发、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战略后，又从我国现代化建设的全局出发，提出了“中部崛起”的发展战略，旨在通过实现中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又好又快发展，来促进中国经济社会的整体协调发展。目前，中部六省都在借助中部崛起政策，积极谋划自身的发展战略，加速推进本地的经济发展，形势逼人。在这样一种大背景下，中部六省必须要构建一个和谐、稳定的区域发展环境，以保障各项经济发展政策的顺利实施。建立中部六省打击犯罪合作机制，在六省间开辟一个合力打击犯罪的平台，走共同维护稳定之路，正好顺应了这一发展大势，对深化“中部崛起”战略有着不可或缺的重要现实意义。

（二）是应对动态刑事犯罪模式的必然选择。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人、财、物流动日益频繁，社会迅速由“静态封闭”向“动态开放”转型。在这种开放的社会环境下，刑事犯罪活动也由原来局限于本地作案的相对封闭的状态发展成为当前流窜性、跨区域性作案突出的明显特征。尤其是一些盗抢犯罪分子往往甲地作案，乙地销赃，短时间内流窜多个地市，跳跃式作案。有的系列性盗抢团伙甚至形成了盗、运、销一条龙的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社会危害极大。同时，随着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犯罪的科技化、智能化手段不断提高，特别是随着互联网、手机的广泛普及应用，利用计算机网络、手机短信进行盗窃、诈骗、赌博、传销等形形色色的犯罪活动日益增多，此类犯罪往往异地遥控指挥，隐蔽性较强，且地域空间跨度较大，给公安机关侦查破案增加了很大的难度。在这种动态的刑事犯罪模式下，公安机关只有打破区域界限，联手打击犯罪，形成斗争合力，才能应对挑战，跟上刑事犯罪发展趋势的需要。

（三）是深化刑侦改革的客观要求。在2007年的全国公安机关深化刑侦改革座谈会上，公安部副部长张新枫强调指出，深化刑侦改革的重点就是要创建“打击犯罪新机制”。这套新机制的核心就是，要充分调动各地区各警种各部门的积极性，有效整合公安机关的全部打击资源，建设全国信息共享、整体联动、高效率、低成本的打击犯罪新模式，从整体上形成打击犯罪的合力，从根本上提升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整体水平。顺应这一要求，中部六省必须要牢固树立全国刑侦一盘棋的思想，摒弃以往单一的、各自为战的旧的打击模式，打破地域、警种界限，建立起资源共享、信息共联、协同作战的“大刑侦”格局。而建立中部六省打击犯罪合作机制，正是落实公安部要求、创建打防犯罪新机制的实际举措。

二、建立中部六省打击犯罪合作机制的有利条件

(一)地域的邻近性和空间的开放性为建立中部六省打击犯罪合作机制提供了1[1]姚天民，周口市市长助理、市公安局长。

便利条件。中部六省位于中国内陆腹地，地界临近，山水相依，交通发达。京广、京九铁路纵穿南北，陇海、焦枝铁路横贯东西，几十条干线和几百条支线铁路与主干线融会贯通，营运里程达1.5万公里；京珠、沪瑞及几十条省际高速公路，与成百上千条国道、省道、乡道，织成一张纵横交错的公路交通网，通车里程达46万公里；长江、黄河两大主航道横贯东西，上百条河流与之相连，通航里程达3.21万公里，形成了四通八达的铁路、公路、水运交通网络，使六省之间、各个城市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相互间的往来更为便利。同时，随着中部崛起战略的实施，六省间在经贸、文化、旅游等方面的交流更加频繁，城市间的开放程度愈来愈高，所有这些都为中部六省合作打击犯罪、开展公安工作学术交流提供了良好的外部环境和基础条件。

（二）其他省市合作打击犯罪的有益探索为建立中部六省打击犯罪合作机制提供了借鉴经验。早在1985年，江浙沪三地就建立了刑侦协作区，目前成员单位已从原来的9个发展到19个，协作机制不断完善，协作内容不断丰富，在打击犯罪、维护稳定、护驾经济等工作中日益显示出了强大威力；1987年，闽浙赣皖4省毗邻地区的11个地市公安机关成立了协作区，建立了协作制度，联手打击跨省区犯罪、开展串并案侦查、协调平息边界纠纷、追捕逃犯，有力地维护了协作区的治安稳定；2004年，广东、湖南、重庆、西藏等13个省（市、自治区）开展了刑侦协作，仅一年时间共协作破获刑事案件11305起，抓获犯罪嫌疑人7786名，协查各类犯罪线索15627条，取得了非常明显的社会效果。这些省市在合作打击刑事犯罪方面的有益探索，都为中部六省建立打击犯罪合作机制提供了经验支持。

（三）全国公安机关跨区域办案协作平台的建立为中部六省合作打击犯罪奠定了坚实基础。在打击犯罪新机制的推进过程中，公安部适时在全国公安机关搭建了“跨区域办案协作平台”，即协作各方各自设立办案协作联系人，由各地联系人通过公安网操作平台，点对点地直接联系，一方发出请求，对方及时反馈，协作侦查破案。这个协作平台建立以来，广大基层民警立足公安信息网，搭乘信息化快车，足不出户就能在网上侦查破案，避免了以往辗转千里调查取证的长途奔波之苦，既节约了办案成本，又提高了办案效率，开创了一种崭新的“互帮互助、合作共赢”的侦查模式，收到了十分可喜的效果。以我市为例，今年上半年，我局依托跨区域办案协作平台，大力开展网上核实案件和调取证据工作，先后向新疆、福建、浙江、广州等远在千里之外的省、市发布协查信息448条，回复外省地市要求协查信息1215条，在“无投入”的情况下核破各类案件65起，同时利用网上追逃机制，为外省兄弟单位抓获195名网上逃犯，我们已经初步尝到了“新机制”应用系统的甜头。可以说，这样一个全国性的跨区域办案协作平台的建立，同样也为中部六省合作打击犯罪提供了一个统一的可资利用的平台。

三、建立中部六省打击犯罪合作机制的几点设想

建立中部六省打击犯罪合作机制的基本构想是:以搭建六省间打击犯罪协作平台为依托，以建立打击犯罪协作制度为保障，六省公安机关警力联动、协同作战，合力打造资源共享、优势互补、密切协作、共赢发展的“大刑侦、大协作”格局,为中部崛起战略的顺利实施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治安环境。

（一）制定一套合作打击犯罪制度。建立健全刑事犯罪定期分析研判、疑难案件会诊、大要案快速反应机制、重大信息通报、网上办案协作、刑事技术交流等一系列打击犯罪合作制度，并纳入打击犯罪合作公约，由六省共同签署，共同遵守，以制度的约束力确保六省公安机关精诚合作、戮力同心，形成打击犯罪的整体合力，推动六省合作打击犯罪工作的常态化。

（二）定期召开合作打击犯罪联席会议。每季度或每半年，由六省各省会城市轮流承办一次合作打击犯罪联席会议，召集中部区域各省辖市公安机关主要负责人以及刑侦部门负责人参加，定期分析中部区域刑事犯罪走势，总结合作的成功经验，剖析存在的问题和不足，研究明确下一步加强合作的工作建议，确保六省打击犯罪合作紧跟社会治安形势的变化。同时，以联席会议为载体，召开犯罪趋势预测、打击犯罪工作经验交流等专业课题研讨会，开展刑侦专业人员的交流培训，进一步丰富和深化协作的内涵，使协作形式更加多元化。

（三）搭建区域性刑侦协作平台。以全国公安机关跨区域办案协作平台为依托，充分利用现有的信息研判平台，在刑侦网站上开辟协作网页，建立六省间网上协作办案系统，及时发布当地重大案件的有关信息，特别是跨区域系列团伙、流窜犯罪案件的情况，广泛开展协查、追赃、追逃、联合侦查等方面的互动合作，形成“网上协作”的新刑侦协作格局。六省间各成员单位要打破信息壁垒，相互开放各自的警务信息平台，实现人口信息、违法犯罪信息、在逃人员信息等各类信息的即时查询、检索，做到信息联通、资源共享。同时，继续完善“网上追逃”工作机制，建立被盗抢赃物的信息通报制度，构筑信息互通、资源共享、快速运作、准确高效的情报体系和联动机制，减轻办案经费、警力上的压力，提高侦查破案的效率。

（四）建立联动快速反应机制。依托六省公安机关的110指挥中心，建立重特大案件联动快速反应机制。一旦发生杀人、爆炸、绑架、纵火、重大抢劫、重大交通肇事逃逸等重大、紧急性、突发性案件，需要对犯罪嫌疑人和车辆协助设卡堵截时，可由案发地公安机关指挥中心直接向犯罪分子可能逃窜地公安机关的指挥中心通报案情，发出协查请求，由被请求一方公安机关指挥中心指令相关单位立即上卡堵截，做到快速反应，整体联动，抢占抓捕犯罪嫌疑人的“先机”。同时，要制定各种应急反应预案，模拟各种情形，在六省间定期开展快速反应机制联合演习，明确处置的方法措施和基本程序，提高六省公安机关打击犯罪的整体联动和应急作战能力。

（五）推行重大系列案件侦破协作机制。对涉及到六省间的跨区域、系列性犯罪案件，建立案件侦破协作机制，由相关涉案地公安机关召开案情分析会，及时通报案情，共同研究打击对策，并成立专案领导组，对涉案地公安机关调查取证、抓捕等案件侦破工作进行统一指挥、调度。遇到重大复杂疑难案件，可邀请六省各地市破案专家进行会诊，提供人才和技术保障。凡涉及追赃、退赃、移交证据和采取冻结、扣押、查询、证据保全等侦查手段时，各地公安机关有关方面应排除阻力，积极配合，支持办案单位依法履行职责，确保任务完成。

第二篇：建立校企合作机制

建立校企合作机制，促进科技成果转化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的目标，鼓舞人心，催人奋进，特别是要瞄准世界科际前沿，强化基础研究，实现前瞻性基础研究，引领性原创成果重大突破，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可见科技创新

在科技强国的战略下，科技创新已成为企业提高生产力的战略支点，然而在现实中，我国高新成果转化率仅为10%左右，远低于发达国家40%的水平。分析其原因主要表现如下：

1.科技成果转化资金投入不足，投入方式有待创新。

一般而言，科研阶段，成果转化中间阶段与产业化阶段的资金投入比大约在1:10:100左右，而我国现阶段，由于优化科技资源配置的改革在不断深化中，其经费投入主要集中在科技成果研发阶段，而对科技成果进入市场的中间环节投入不足，缺乏相应的机制创新和科技金融平台的支撑，因此不能满足科技成果转化的需要。

2．科技成果转化供需双方难以对接，企业创新能力较弱。

长期以来，我国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在技术研发与科技成果转化环节割裂，企业自身科技成果沉淀较少，自主创新能力弱，尤其中小企业难以承接、吸纳高校，科研院所的科技成果转化和设备改造工作，此外，链接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技术创新的中间组织和平台尚未发挥功能，科技成果转化供需双方难以对接。

3．科技成果转化环节不顺畅，实现市场化困难。

由于高校，科研院所与企业缺乏沟通，其科研成果仅限于研发阶段，其对终端市场信号不敏感，即使研发成功了，也无法及时投入市场，甚至有时其科技成果的转化落后于市场的变化，不能及时满足市场需求。

针对以上科技成果转化存在的问题，其科技成果转化是涉及到多方面，多领域的系统工程，其转化过程不仅涉及政府，企业，大学，科研院所，金融机构等多个创新主体及多个主体之间的协同运作，同时涉及科研成果从研究开发，经设计试制到工业性试验，并最终成为商品，实现产业化，因此需要统筹兼顾，协调发展，需重点解决资金问题，创新环节中的薄弱环节，着力解决以下问题：

1.坚持把促进科技成果转化作为科技体制改革的重点，准确定位政府职能。

只有不断创新，企业才能不断进步，国家才能日益强盛，政府应注重引导，充分发挥市场整合带动作用，加大统筹协调力度，以科技成果转化为主线，进一步加大前沿技术供给的支持力度，为企业增强创新力提供有力保障。

2.优化科技资源配置，大幅度增加对科技成果转化环节的支持力度。

在科技计划分配中，应合理分配基础研究，应用性技术研究，科技成果转化和高新技术产业化方面的资源，大幅增加对科技成果转化环节的投入力度，运用多种资金投入方式，如无偿补助，贷款贴息，偿还性资助等，引导和带动金融和其他社会资本，促进企业和科研院所的利益机制转变，提高科技成果的转化和利用率。

3．建立企业与高校，科研院所长效合作机制，利于科研成果的及时转化。

由政府出面，使学校和企业及时对接，沟通，建立“产学研一体化”的合作机制，要将科研，成果转化与教学放在同等重要的位置。这样不仅有利于科研成果的转化，同时也避免出现高校和科研院所的研究成果落后于市场，不符合市场的需求，无法应用到实际生产和生活当中的尴尬境地。

我公司今年在香坊区政协的大力沟通和协调下，与东北农业大学动物科学技术学院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并成功合作开发了“不同氨基酸能量水平对肉鸡不同生长阶段的影响”科研项目，使我公司的饲料产品有了大幅度提高，更加符合市场需求，紧贴市场脉搏，也为公司带来了良好收益，未来，我公司还会加大科研投入，积极与学校合作，研发出更多更好的饲料产品服务于广大养殖户。

第三篇：中部六省两个比照政策实施意见

中部六省“两个比照” 政策实施意见正式出台

日前，国务院办公厅以国办函[2008]15号文件印发了中部六省实施比照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和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的通知，酝酿时间达一年之久的“两个比照” 政策实施意见正式出台。

“通知”指出，比照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有关政策，重点支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企业技术进步，加强以企业为主体的技术创新体系建设，推进产业结构调整，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增强中心城市和城市群的带动作用和辐射功能。比照实施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重点支持改善农村生产生活条件，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提高基本公共服务水平，加快扶贫开发，发展特色产业，推进商贸流通发展，促进县域经济社会全面进步。

比照实施振兴东北地区等老工业基地有关政策主要包括：

1、加快大中型国有企业股份制改革，鼓励和支持社会资本和境外投资者以多种方式参与国有企业改组改造；对中央企业分离办社会职能，国家按统一政策标准给予财政支持。

2、地方政府可根据自愿原则申请开展厂办大集体改革试点工作，并制定切实可行的试点方案和维护社会稳定的相关措施，经省级人民政府审核后，报经有关部门批准实施。

3、加快工业结构调整。利用各类专项资金，加大比照城市工业结构调整。支持中部地区开展循环经济试点。

4、实施增值税转型。该政策已于去年7月在我市全市范围内实施。

5、促进资源型城市可持续发展。

6、提高对外开放水平。支持比照城市口岸开放和通关便利化；促进外资加快向比照城市扩展，鼓励和规范比照城市境外投资。

7、提高土地集约利用效率。加快比照城市土地利用规划和城市总体规划修编的审核，积极支持城市水资源利用规划的编制；对比照城市在用地计划和指标上在本省范围内给予优先安排；支持比照城市开展行政体制创新试点，合理调整市辖区空间布局。

8、引导和支持外资金融机构、国内股份制金融机构到比照城市设立分支机构，鼓励民营资本到比照城市开办金融机构。引导政策性金融机构在其业务范围内加大贷款支持力度，支持比照城市基础设施、优势特色产业加工以及社会事业发展。

9、加强社会保障体系建设。省级财政要统筹使用中央财政安排的就业补助资金、基本养老保险专项转移支付资金、医疗保障补助资金、城乡居民最低生活保障补助资金，对比照城市给予一定倾斜。

比照实施西部大开发有关政策主要有七个方面：

1、加大财政转移支付力度。进一步完善省对下转移支付制度，加大对比照县的支持力度。

2、加大建设资金投入力度。在农业生产、农业综合开发、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交通、能源、水利、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社会事业、市政公用设施以及公检法司等建设项目的安排上，加大建设资金的投入。对国家新编制的建设规划或专项建设方案中的项目，中央投资补助比例和地方配套比例比照西部地区的政策和标准执行；对国家正在实施的重点建设规划或专项建设规划中的项目，根据实际情况，参照西部地区的标准提高中央投资比例。

3、加大对粮食生产的支持力度。继续加大对优质粮食产业工程、大型商品粮生产基地建设、种子工程等项目的扶持力度。加快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省大型排涝泵站的更新改造，在河南、山西、安徽等省的部分地区积极发展旱作节水农业，提高农业减灾防灾能力。大力发展现代农业和农业产业化经营。支持杂交水稻研究机构和相关技术研发平台建设，提升我国杂交水稻的技术创新能力。

4、促进商贸流通发展。安排资金支持比照县大型农产品批发市场和流通企业的建设和发展，支持农村商业网点和商务信息体系建设。

5、加大扶贫开发力度。国家在安排财政扶贫资金时，结合现有政策规定，加大投入力度；在重点支持国家扶贫工作重点县的同时，统筹考虑其他比照县。有关部门在安排以工代赈等专项扶贫资金时，根据国家资金规模，适当加大投入力度。有关金融机构在安排扶贫贴息贷款专项资金时，给予积极支持。省级人民政府要安排一定规模的扶贫资金支持欠发达地区发展，并逐年增加投入。

6、实施土地复垦和矿产资源勘查政策。中央分成的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按照基本农田面积等因素乡下分配，专项用于基本农田建设和保护、土地整理、耕地开发等支出。优先安排地质矿产资源勘探调查评估项目。

7、加大金融信贷支持。鼓励各类金融机构对发展特色优势产业、农村基础设施、环境保护和生态建设，以及社会事业等方面的项目，在合理控制风险基础上，加大信贷支持力度。对投资大、建设期长的基础设施项目，比照西部政策适当延长贷款期限。国家在安排国际金融组织贷款和外国政府贷款项目时给予适当倾斜，并积极争取国际赠款，降低贷款成本。积极发展农业保险，建立完善相应的担保体系。

“通知”要求，国务院各部门要抓紧制订具体实施办法，切实做好各项政策的落实。

第四篇：关于建立“大调解”机制的思考

根据省市2004年政法综治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的积极构建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的思路，结合XX街道工作实践经验，笔者现就建立“大调解”机制的内涵、特点、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谈谈粗浅的认识。

一、“大调解”机制的内涵调解工作是一项投资少、见效快、效果好的解决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工作。如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矛盾往往交织在一起，互为因果、相互渗透，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新形势下建立“大调解”机制是非常必要的。建立“大调解”机制要坚持“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的工作思路。“大调解”机制的内涵是指民间调解、治安调解、信访调解、行政调解、诉讼调解相结合的调解机制，是由党政统一领导、综治部门牵头协调、职能单位各负其责、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区街二级建立社会矛盾调解服务中心、社区建立调解服务站，是集中受理、集中办理或分流处理社会矛盾纠纷的一种方式。正确认识“大调解”机制的内涵要防止出现以下几种片面认识：

1、“大调解”不是说所有的矛盾由中心统一调解，而是由中心根据矛盾的不同性质进行梳理，分流到基层调解站或其他相关职能部门或移送到相关的上级机关处理。

2、“大调解”不是说只负责调解，还包括对矛盾纠纷的定期排查制度、重大、疑难矛盾纠纷的报告制度、考核奖惩制度、调解人员的培训、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

3、“大调解”不是说一切矛盾纠纷必须调解，还要遵循“平等自愿、合理合法、不限制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原则。

二、“大调解”机制的特点“大调解”机制是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举措，主要体现在“大调解”机制具有便民性、高效性、前瞻性等三个突出的特点上。

（一）便民性

1、从组织网络的体系看便民性。“大调解”机制在组织建设上，从上到下初步形成了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体系，突出“服务”，确实是一件便民举措。群众可直接向基层调解站或调解信息员反映情况，调解站解决不了的有责任向上级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中心反映，服务群众的关口前移了，群众跑的路少了、花的时间少了。区成立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领导小组及中心；街道成立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中心；社区成立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站；居民小区5幢楼以上及100人以上的企事业单位建立健全民调小组，少于100人的单位设立调解信息员。

2、从体系的受案方式看便民性。实行一个窗口对外，本地区各类社会矛盾纠纷在街、社区两级统一受理后，按照“统一受理、集中梳理、分级办理、限期处理”的原则进行。群众找到了中心（站），纠纷就有人处理了，解决了推诿、扯皮群众来回奔波花时间花精力的弊端，解决了“门难找、事难办”的难题。

3、从中心确定的领导接待日制度看便民性。实行街道领导每周定期接待制度。接待领导对接访的矛盾纠纷可当场解决，当场调结；不能当场解决的，及时移交相关单位处理，并实行跟踪督办。领导能够直接倾听群众的呼声、群众的疾苦，能够更好地履行执政为民的职责。

（二）高效性“廉洁高效”是行政机关的宗旨，调解工作也应与时俱进，面对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纠纷复杂突出的问题，采取“大调解”的新举措，改变重复接待、单兵作战、久拖不决浪费人力、失信于民的状况。

1、由重复接待转变为一次性受理。“大调解”机制建立前，各类社会矛盾按归口受理的原则办理，即民间纠纷归司法所、老上访问题归信访、拆迁拆违的矛盾归城管开发等部门、治安矛盾归派出所、涉诉问题归法院，而且有些问题有交叉性、性质难以分清，群众找政府要跑好几个部门反映情况，有些群众对同一问题重复向多个部门反映，既浪费了群众的时间，也耽误了接待部门人员的时间。建立“大调解”机制后，由中心（站）统一受理，由原来的重复接待转变为一次性受理。中心受理后，进行分类处理：对符合政策规定的，依据有关政策转到城管、房产、开发、信访、司法、派出所等有关部门解决；对涉及法律问题的，引导当事人按照法律程序到司法部门依法解决；对不符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无理访、异常访，劝导当事人服判、息诉、息访。

2、由单兵作战转变为联合性作战。“大调解”机制建立后，重大、疑难矛盾纠纷可由中心直接调解，中心的组成人员由归口管理的有关部门人员组成，由过去的单兵作战转变为联合性作战。如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中心，综治办主任为中心主任，司法所长为副主任，成员由街道办公室主任、社会事务科长、派出所所长、法庭庭长等组成。&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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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由久拖不决转变为及时性调结。“大调解”机制建立后，明确了中心有案件分流指派权、矛盾纠纷调解调度权、矛盾纠纷调解督办权、“一票否决”建议权。如街道辖区内的社会矛盾纠纷可由中心指派给街道相关科室、社区调解，真正来处理矛盾纠纷的实体单位多了，同时中心有权限定调结时间并要求报告调解结果，促进了基层提高工作效率，由过去的久拖不决转变为必须及时调结，否决有被“一票否决”的可能性。

（三）前瞻性

1、定期排查和报告制度有利于矛盾的预测。“大调解”机制建立后，明确规定了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体系必须实行定期排查和报告制度，改变了过去对社会矛盾纠纷闹大了再调、上门了再调“重调轻防”的现象。如街道社会矛盾调解服务中心制定了月排查、季讲评、半年小结、年终总结的制度，及时了解群众关注的难点、热点问题，及时发现和掌握社会矛盾纠纷动态，实行主动调解，控制事态，避免矛盾激化。

2、重大问题专项报告制有利于矛盾的控制。“大调解”机制建立后，明确规定了重大问题专项报告制，对影响社会稳定，可能导致突发性事件或激化为刑事案件，涉及人数较多、易引发群众性上访的事件，严重干扰正常生活秩序的疑难矛盾纠纷，可能危害公共安全及自杀事件等矛盾纠纷的线索、苗头，应在第一时间向街道工委、办事处及相关部门报告，并应尽快形成书面专报，否则要依据责任追究制处理。这充分体现了重“事前预防”的原则，矛盾的前瞻性得到了加强，矛盾的发生和激化能得到有效地控制。

三、当前落实“大调解”机制存在的问题“大调解”机制是新生事物，任何新生事物都有一个成长、发展、完善的过程，当前落实“大调解”机制主要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

1、中心日常工作人员得不到落实。当前“大调解”机制规定街道中心日常工作由司法所牵头，而司法所的编制只有2人且因公务员编制有限不能到位，司法所的本职工作具有九项职能，工作量大、任务繁重，单靠司法所人员难以很好地处理日常工作。各职能部门人员轮流坐班接待制，也因各自工作忙，而得不到很好的落实。

2、调解人员的业务素质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旧城改造、新城建设拆迁拆违引发的集访、越级访问题相当突出，工地建设单位与居民的矛盾有增无减，婚姻家庭财产邻里等纠纷呈上升趁势，历史遗留的“陈案”、久拖未决的“难案”、情况复杂的“大案”日趋增多，这些严重影响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如今的调解人员不仅要为人公正、联系群众、热心调解工作，而且要有一定的政策水平、法律水平。街道、社区懂法律的人员屈指可数，派出所法律专业毕业的人员也严重缺乏，法庭有司法执业资格的人员也没有达到100%。

3、调解中心制作的调解协议书与民事诉讼的衔接问题没有明确。最高人民法院的司法解释规定，有民事权利义务内容的调解协议，具有民事合同的性质。这实现了人民调解到民事诉讼的顺利衔接，是调解法律化的重要体现。调解中心则属于工作机制范畴，不是一个具有群众自治性质的调解组织。而调解中心其调解性质既不属于严格意义上的人民调解，也不属于法定的行政调解，更不属于法院审判活动中的司法调解，因此，调解结果是否具有民事合同性质没有明确规定。

四、建立完善“大调解”机制的对策要建立完善“大调解”机制，必须针对当前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采取有效的措施、制定相应的对策。

1、强化人员选配工作，确保中心日常工作有一支专门的队伍。街道可成立中心办公室，日常工作由中心办公室牵头，司法所及其他科室配合。中心办公室可安排1名公务员，聘用2名临时工作人员，临时工作人员可聘请老政法干警，法律服务所人员以及具有法律专业知识的社会其他人员。

2、强化业务培训工作，提高调解人员的业务素质。定期举办业务培训班；鼓励调解人员参加法律自学、函授等学习，采取报销学费、考试毕业奖励等制度；聘用常年法律顾问，调解人员与法律顾问保持热线联系；有计划地安排街道、社区调解人员参与法庭、派出所调解、庭审工作的旁听，边学边干；加强法院、司法局对基层调解工作人员的指导；选聘有法律基础的人员担任调解人员。

3、发挥重大、疑难矛盾纠纷由中心直接调解的优势。中心要坚持“多发性矛盾集中调解、突出性矛盾重点调解、季节性矛盾提前调解、经常性矛盾随时调解”的工作方式。同时，提高中心调解重大、疑难矛盾纠纷成功率，减少集体上访、越级上访，提高中心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给上级政府、公安、法院等部门减轻压力，为群众节省人力物力。一是中心成员要树立一盘棋的思想。中心成员要在中心

主任的领导下，人人重视调解工作，个个以主人翁的姿态参与调解。二是请求主管领导指导调解。中心在调解纠纷时，对拿不准、吃不透的纠纷可请公安、法院、司法局、街道等部门的领导参与指导调解。三是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明之以法做好当事人的工作。原则问题不迁就、不退让，一般问题不计较，达到当事人满意、息访息诉的效果。

4、妥善解决调解中心（站）制作的协议书的效力问题。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关于人民调解工作已于2002年11月1日有新的规定，社会矛盾综合调处中心的发展方向是人民调解委员会，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格局下建立多层次，全方位的社会矛盾综合调解处理中心，是新形势下的新要求。中心的机制上可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格局下建立，以便实现中心调解与民事诉讼的顺利衔接。中心调解实际操作时可参照人民调解委员会调解的要求进行，保证调解过程的公正合法，即严格按照《人民调解工作若干规定》的受理条件、调解程序和期限等有关规定进行调解；重视调解协议书的规范，即中心制作协议书参照司法部统一的格式规范制作，确保它的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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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关于建立“大调解”机制的思考

根据省市2004年政法综治工作要点中明确提出的积极构建矛盾纠纷“大调解”机制的思路，结合XX街道工作实践经验，笔者现就建立“大调解”机制的内涵、特点、存在的问题及对策谈谈粗浅的认识。

一、“大调解”机制的内涵调解工作是一项投资少、见效快、效果好的解决矛盾纠纷、维护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工作。如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个方面、各个领域的矛盾往往交织在一起，互为因果、相互渗透，牵一发而动全身，因此新形势下建立“大调解”机制是非常必要的。建立“大调解”机制要坚持“组织建设走在工作前，预测工作走在预防前，调解工作走在激化前”的工作思路。“大调解”机制的内涵是指民间调解、治安调解、信访调解、行政调解、诉讼调解相结合的调解机制，是由党政统一领导、综治部门牵头协调、职能单位各负其责、全社会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区街二级建立社会矛盾调解服务中心、社区建立调解服务站，是集中受理、集中办理或分流处理社会矛盾纠纷的一种方式。正确认识“大调解”机制的内涵要防止出现以下几种片面认识：

1、“大调解”不是说所有的矛盾由中心统一调解，而是由中心根据矛盾的不同性质进行梳理，分流到基层调解站或其他相关职能部门或移送到相关的上级机关处理。

2、“大调解”不是说只负责调解，还包括对矛盾纠纷的定期排查制度、重大、疑难矛盾纠纷的报告制度、考核奖惩制度、调解人员的培训、管理制度、档案管理制度等。

3、“大调解”不是说一切矛盾纠纷必须调解，还要遵循“平等自愿、合理合法、不限制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原则。

二、“大调解”机制的特点“大调解”机制是践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举措，主要体现在“大调解”机制具有便民性、高效性、前瞻性等三个突出的特点上。

（一）便民性

1、从组织网络的体系看便民性。“大调解”机制在组织建设上，从上到下初步形成了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体系，突出“服务”，确实是一件便民举措。群众可直接向基层调解站或调解信息员反映情况，调解站解决不了的有责任向上级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中心反映，服务群众的关口前移了，群众跑的路少了、花的时间少了。区成立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领导小组及中心；街道成立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中心；社区成立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站；居民小区5幢楼以上及100人以上的企事业单位建立健全民调小组，少于100人的单位设立调解信息员。

2、从体系的受案方式看便民性。实行一个窗口对外，本地区各类社会矛盾纠纷在街、社区两级统一受理后，按照“统一受理、集中梳理、分级办理、限期处理”的原则进行。群众找到了中心（站），纠纷就有人处理了，解决了推诿、扯皮群众来回奔波花时间花精力的弊端，解决了“门难找、事难办”的难题。

3、从中心确定的领导接待日制度看便民性。实行街道领导每周定期接待制度。接待领导对接访的矛盾纠纷可当场解决，当场调结；不能当场解决的，及时移交相关单位处理，并实行跟踪督办。领导能够直接倾听群众的呼声、群众的疾苦，能够更好地履行执政为民的职责。

（二）高效性“廉洁高效”是行政机关的宗旨，调解工作也应与时俱进，面对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纠纷复杂突出的问题，采取“大调解”的新举措，改变重复接待、单兵作战、久拖不决浪费人力、失信于民的状况。

1、由重复接待转变为一次性受理。“大调解”机制建立前，各类社会矛盾按归口受理的原则办理，即民间纠纷归司法所、老上访问题归信访、拆迁拆违的矛盾归城管开发等部门、治安矛盾归派出所、涉诉问题归法院，而且有些问题有交叉性、性质难以分清，群众找政府要跑好几个部门反映情况，有些群众对同一问题重复向多个部门反映，既浪费了群众的时间，也耽误了接待部门人员的时间。建立“大调解”机制后，由中心（站）统一受理，由原来的重复接待转变为一次性受理。中心受理后，进行分类处理：对符合政策规定的，依据有关政策转到城管、房产、开发、信访、司法、派出所等有关部门解决；对涉及法律问题的，引导当事人按照法律程序到司法部门依法解决；对不符合政策和法律法规的无理访、异常访，劝导当事人服判、息诉、息访。

2、由单兵作战转变为联合性作战。“大调解”机制建立后，重大、疑难矛盾纠纷可由中心直接调解，中心的组成人员由归口管理的有关部门人员组成，由过去的单兵作战转变为联合性作战。如街道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中心，综治办主任为中心主任，司法所长为副主任，成员由街道办公室主任、社会事务科长、派出所所长、法庭庭长等组成。

3、由久拖不决转变为及时性调结。“大调解”机制建立后，明确了中心有案件分流指派权、矛盾纠纷调解调度权、矛盾纠纷调解督办权、“一票否决”建议权。如街道辖区内的社会矛盾纠纷可由中心指派给街道相关科室、社区调解，真正来处理矛盾纠纷的实体单位多了，同时中心有权限定调结时间并要求报告调解结果，促进了基层提高工作效率，由过去的久拖不决转变为必须及时调结，否决有被“一票否决”的可能性。

（三）前瞻性

1、定期排查和报告制度有利于矛盾的预测。“大调解”机制建立后，明确规定了社会矛盾纠纷调解服务体系必须实行定期排查和报告制度，改变了过去对社会矛盾纠纷闹大了再调、上门了再调“重调轻防”的现象。如街道社会矛盾调解服务中心制定了月排查、季讲评、半年小结、年终总结的制度，及时了解群众关注的难点、热点问题，及时发现和掌握社会矛盾纠纷动态，实行主动调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