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校为何招生难（范文）

第一篇：技校为何招生难（范文）

技校为何招生难

职校毕业生就业形势虽然一片大好，但吸引力有限，每年招生时节需要全校教师齐动员花很大力气才能完成招生任务——

4月18日，“八闽行巡回招聘”——“校企对接送岗位”泉州技工专场招聘会，吸引了来自省内外的312家企业参会，提供岗位2万个；到场参加应聘的泉州各职业学校与技校的应届、往届毕业生以及农民工与其他求职群体达到1万多人。据统计，技工专场招聘会当天初步达成求职意向的就有3100多人。

尽管面对金融危机，技工依然凸显优势。目前，福建全省共有96所技工院校，每年可向社会输送技能型人才约3万名，就业率达96%以上。不过，职校毕业生就业形势虽然一片大好，但是吸引力有限，每年招生时节需要全校教师齐动员花很大力气才能完成招生任务。

“招生是学校的生命线”

职业学校招生难的问题由来已久。离中考还有一个多月的时间，为了争取更多生源，各大技校负责招生的老师从3月份起，甚至更早就已开始利用手中的各种关系，频繁与各个中学联系生源。

福州某技校的一位老师告诉记者，技校招生主要瞄准三个突破口，即学校、家长和乡镇领导。通过中学关系，在中考前的家长会时，到校园里做宣传。那些不读高中的学生，一般都会收到十几所技校的通知书。

实际上，“招生是学校的生命线”。为完成招生任务，很多中职学校几乎每年将招生工作列为重中之重，不惜人力、物力、财力投入。一些学校甚至把招生任务分配到每个教职工身上，完不成者，将被扣发年终奖或工资，且不能参与评先评优。

福建省内一所著名的职业学校的一名老师告诉记者，由于普通高中以及民办高中的冲击等原因，1998年后，学校的生源日渐萎缩，生源质量渐差。为应对激烈的竞争，该校从2003年起，就将学校的招生任务分派给全体教职工。超额完成任务者，超出部分的生源单独给予奖励。

“出口”容易“进口”难

近年来，地处东南沿海的福建省经济得到很大的发展，随着经济的转型，对技术工人的需求也越来越大，结构性缺工为技工学校的生存和发展提供了很大的空间。

以服装、石雕、电子等行业为主的惠安县近年来对技术工人的需求越来越大，该县目前有3所公办职专、4所民办职专，但前几年在校学生只有四五千人，今年有6000多人，学生招不满。

由于初中毕业生数量减少，许多技工学校反映今年招生有点难，有的技校甚至招生数量减少了

四五成。

福建省虽然从2005年开始就将技校招生列入了教育部门发布的中职招生手册，但在传统的观念里技校只是一种依附。在填报志愿时，技校也一直“垫底”在最后一栏。

技工学校出现“出口”容易“进口”难的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近年来国内高校的不断扩招，使大学的门槛相对降低，因此更多的高中毕业生走进了大学校园，而舍弃技校。另一方面，国内人口增长速度的减缓，也使近年来的初、高中毕业生相比以前有所减少。

不过，“技校生难招，关键还是观念问题”。教育部门一位专家告诉记者，“尽管就业前景看好，但不少学生及家长依然认为上大学才是真正的出路，而读技校终归低人一等。”

高级技工的薪酬虽高，但要达到这个级别却并不容易。福建省劳动和社会保障厅有关人士介绍，目前大部分技校培养的学生多是中级职称水平，继续升级则需要通过技能和年限两方面的考核。一些好的企业出于自身发展需要，会有意识地培养一些技术人才，为职工创造不断晋升的工作环境。倘若企业不重视，只是让技工一直在同一条流水线上重复工作，即使经过十几年，其操作水平和待遇也都很难得到提高。

专家指出，职业学校招生难的问题由来已久，其形成原因也较为复杂，其解决办法也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比如提高职业学校教育质量，扭转人们对职业学校的看法，对职业教育增加投入力度等，而不是下发一个文件、开一次会就能解决的。

有关部门应加大宣传力度，切实转变传统观念。技校则应认准培养目标，确保人才质量。建立各种激励措施，为对口高等院校培养和输送人才。

第二篇：技校招生演讲

尊敬的领导，各位同事们：

大家好！今年是我作为咱们学校一名老师的第三年，也是我参与到招生工作的第二年，带班，上课，招生，我们的工作每天周而复始。虽然称不上经验丰富，但在工作积累中却也是有一些心得。

几年前的我也是一名学生，我也从中学时代走过，那时的我跟我们校园中的孩子们一样青春有朝气，简单有梦想。在一次次选择中我逐渐成长成熟，所以如今的我了解我们所面对的学生们想要什么，应该要什么，而他们真正又能得到什么。首先，这个年龄段的孩子都是怀揣梦想的，而且多数还未被现实的世俗所骚扰。他们已经逐渐成熟，接触到社会的形形色色，有了自己的认知能力。想上好学校，想有好工作，甚至相当明星，因为年轻，所以未来有着很多的可能。

一、观念的转变时成就大未来的开始。

由于受社会价值观的影响，许多人认为，上职高没出息，被人瞧不起。上职高不能考大学，今后没有前途。这种完全错误看法和颠倒的观念，正是因为不了解。现在的职业学校，也可以和普高、重高一样，参加全国高考。近年来，这个社会对培养技术人才的重视度在不断提高，这使得职高类学校学生的成才路更广，也更加受到社会的尊重。

二、选择适合自己的才能更快更好的接近成功。

人生成功路，何止千万条。何谓成功，实现自己的人人生价值就是成功。但是适合每个人发展的路，却只有一、二条。对于职业学校的学生来讲，学一门适合自己个性特长与爱好的专业最重要。职业学校专业不在于多，而在于精，在于能否切合学生今后发展的需要。化工类，分析类专业为我们学校的老牌强项，近年来为迎合学生们的“胃口”，我们也尝试着新开了平面设计，影视动画设计等当前紧俏热门的专业，再加上有校企合作的保障，学生不到毕业时就被我们本地的一些大中型企业集团一抢而空，毕业生工作岗位好，收入待遇高。而这皆因为有着

一技傍身，他们选择了合适的成功之路。

三、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这是我们的校训，但更是我们对学生的承诺。如今的社会上职业学校林林总总，参差不齐，这也是造成整个社会质疑的原因之一。但是作为我们学校，我们时常开玩笑说自己“后台硬”，因为我们经得起考量，我们是正经的政府办学，在政策上能得到很多帮扶。学校本身校风过硬，管理严谨。一直以来，我校坚持倡导“做事先做人，做人德为先”的教育理念，对于家庭贫困的学生，我校建立完善的助学制度，除积极落实国家对中职学生每人1500元/年的资助政策外，还设有奖学金、助学金、特困生补助等，使每位学生都能享受到不同和项目的资助。

第三篇：高材生为何就业更加难？doc

高材生为何就业更加难？

“个人简历——女，年轻，热情，待人友善，做事专注、认真，能够轻松快速地学习新技能，对完美的不懈追求渗透到我生活的方方面面。”读到这样的简历内容，你会作何感想？是不是会觉得没什么大不了的，和其他简历说的都一个样儿？

但如果在这份简历中加入“剑桥大学现代语言专业应届毕业生，成绩优良”，情况会有所不同吗？再加上如下内容：家中五个子女之一，从小成绩优异；13岁就成为划桨手，至今维持每天跑步8英里的习惯；连续四年获得剑桥唱诗班奖学金，极有唱歌剧潜质；BBC“青年音乐人”地区决赛中获得优异成绩；毕业前在传播机构和公关公司有过四段实习经历„„

21岁的凯特里纳——一个表现出众、自信而生气勃勃的女孩，就是上面这份简历的主人公。当她对我说要向英国魔咒般的毕业生就业率宣战之时，我惊讶得下巴快掉到桌子上。这样的毕业生，一定是雇主争相追求的吧，因为在她身上，有种发电机般强大的动力，还是台多功能的发电机。怎么就没有人雇用她呢？为什么她得在失业救济办公室的合同上签字，为的是获得诸如清洁工、售货员或酒吧女招待这样的工作呢？

凯特里纳叹气道：“有时候，我觉得我的简历就像废纸一样没人看一眼。我爱好广泛，拥有技能，实习经验丰富，可是现在的状况让我开始怀疑，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上个月，我申请了二三十个职位，但最终只收到一个面试通知。”惨淡的就业环境

如果你身为英国2011年26.3845万名大学毕业生中的一员，心情也不会太明朗。数据显示，2011年6至8月间，英国16岁至24岁的未就业者人数为99.1万。处在经济不景气的大环境下，也许我们能够预料到，在小城市的高中毕业生可能找不到工作，但是像凯特里纳这样的毕业生，像她这样在牛津或剑桥以优异成绩毕业的高材生，也落得如此失魂落魄，却有些始料未及。去年，英国1/10的大学毕业生没有找到工作，还有超过10%的毕业生即使找到了工作，却并不如意，不是成为工厂的蓝领，就是基础的行政工作或者起点很低的初级职位。

僧多粥少的局面在英国毕业生就业市场上非常明显。2008年和2009年，平1

均每个职位分别有31和49名毕业生申请，而到了2011年，这一数字蹿升到83。这也让企业的选择变得更加艰难。因为，毕业生“有病乱投医”，申请大量职位，却没有对各个企业做深入调查，简历的内容常常千篇一律，缺乏相关性和针对性，有的甚至只改改地址就又用到另一个职位申请中。所以，企业大多不会给这样的申请人提供机会。

如果你一天投递20份职位申请书，你认为成功几率怎样？而如果你为了一个实习机会，花数天时间仔细研究、准备，这样的命中率又当如何？在这里，耕耘和收获同样成正比。尽管准备工作很辛苦，又耗费时间，但刻薄一点讲，一个没找到工作的毕业生所拥有的不正是大把时间吗？

英国毕业生招聘协会会长这样说：这是一段艰难时期，一些优秀毕业生可能因此被忽略，这虽令人低落，但仍需保持乐观。此外，毕业生们要找到自身的附加价值，并不断予以发扬。

对，附加价值是一个重点。忘却你的优异成绩，它并不能让你在成百上千份简历中脱颖而出。当所有学生都在滔滔不绝地讲述如何出色完成学业时，你如何体现不同之处？这就需要一个课业以外的成功“卖点”，在某个领域或某方面，避免和别人一样毫无特色。

没历练=没工作

国际数一数二的投行高盛也有着独特的招聘标准：除了优异的学业，更要有创造力。在高盛看来，如果学生们把每天时间都用在完成学业上就太令人沮丧了。他们重视的是应聘者的领导能力——是否担任过某支体育或国际象棋队的队长，是否有创造力，是否有企业家头脑，此外还必须要有工作经验。总之，他们挑选的人必定是学业优异的，但这些人却并非因为学业优异而被聘用。当下，很多想进入银行的毕业生却没有在简历中注明这些至关重要的因素，或者说还没有这样的工作历练。高盛一位常务董事建议他们，干半年的无薪工作后再去人才市场物色理想工作，或干脆去国外如亚洲锻炼一番。

没有实习的经历就无法跻身就业人群，几乎所有的毕业生，在谈到实习时，都异口同声抱怨其中的残酷竞争。

21岁的尼日利亚裔牛津毕业生奥泰嘉·乌瓦巴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自认为牛津大学毕业会是块很好的敲门砖，但当她把自己惟一的实习经历（一份不太重

要的工作）加到简历中后，所有的申请都石沉大海、再无音讯，现在只能一边打临时工，一边找工作。

21岁的约翰·杜菲刚刚毕业于伦敦大学学院，为了以优异的成绩毕业，他把大量时间集中于获得满意的学分，而忽视规划自己的实习经历。结果在写简历时，他甚至无法把实习经历那一栏填满。他深有感触地说：“如今雇主想要的，是应聘者在某一领域里持续的实习经历，别说是上大学后，即使是上大学前，你就最好开始打工了。”

26岁的伦理学硕士生盖瑞斯·雨戈正在寻找有关慈善或环境顾问的工作，尽管他周游世界的经历为简历添了不少彩，但贷款上学造成的资金紧张，让他无力去伦敦寻找实习机会，这对他想找一份满意的工作十分不利。比盖瑞斯更心急如焚的恐怕是他的父母，因为盖瑞斯的哥哥和姐姐毕业后也没有找到工作。由于不景气，26岁的西门·邦尼刚刚丢了在出版社的工作，他回想5年前在曼彻斯特大学上学时，没有人告诉他实习的重要性。如今看来，他的简历实在是平淡得一团糟。邦尼认为大学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找工作，更是一种对未来心灵生活的选择和憧憬。选择英语语言学为专业，也是因为他喜欢，他是为了学习而学习。

保有自己的理想和渴望，是年轻人的可贵之处，可是，经济不景气时，丧钟就要为理想而鸣了吗？

出奇才能制胜

奥兰多·巴利的经历让附加价值的强大威力暴露无遗。从英国名校杜伦大学毕业后，他立志要从事保险业。但简历发出无数，却没有收到一个回复，无奈之下他想出了一个办法：让母亲邮寄给他西装和领带，随后，他来到伦敦莱姆街，在金融保险业巨头劳埃德公司总部大楼前举出一个大告示牌，上面写着“刚从杜伦毕业，正寻找保险业工作。”那天他随身带着70份简历，最终成功发出67份，22人向他提供名片，有三位保险业界人士当场邀请他喝咖啡。他获得两次短暂工作机会，收到大量邮件，还参加了四次面试，其中之一就是一家精于保险的猎头公司，他有工作了。

一天中午，我和奥兰多相约来到他当初举着告示牌的地方。回忆当时的情景，奥

兰多说：“刚开始，我感觉自己好像一丝不挂地展示在路人面前，可是5分钟后，我开始高兴起来，因为每个人都非常友好，积极鼓励我，让我感觉很棒。如果让我给毕业生一些建议，我会说，不要坐在家里等待机会上门，你得走出去，自己寻找。”

22岁的格雷·斯蒙森也有着独特的经历。毕业后，他和其他三个毕业生相约参加划桨比赛，赛程3000英里，借由这次经历，一方面想筹钱继续学习；另一方面，也是最主要的目的，就是让自己变得更出众，从而增加就业的机会。在比赛中，面对着汪洋大海，他们要在鲨鱼出没的水域划行和休息，这也颇让格雷的母亲担心，不过他们最终还是成功了。所筹到的10万英镑让他能够继续学习，并培养和锻炼了自己的实践技能、后勤技巧和领导能力。

剑桥女孩凯特里纳对我说：如果她2012年6月前依然找不到工作，就在网上开店，卖果酱、酸辣酱，还会缝制棉被，让自己忙起来。人们都说创业精神来源于逆境，也许自己也会成为一个很酷的女企业家。

金融危机或许还有一个好处，它会避免让优秀毕业生一拥而入金融行业，有的开始创业，有的当学徒，有的进入不那么时髦但却相当重要的行业，如建筑业。也许我们所需要的是新一波的创业者，如阿兰·苏格（Alan Sugar，英国著名的企业家）般白手起家却能身价千万。“失业的学徒”，这名称深沉却响亮，正蕴藏着无限力量，值得我们思考。如果有一天，预料成真，别忘了这篇先知先觉的文章。

第四篇：领导干部为何休假难

领导干部为何休假难

“人们认为我们在这里休假。但事实上，不可能休假，甚至一天也不能。”

对于高层领导人来说，一般要到退休之后，才能真正享受到休假疗养的诸多福利。

“倘若哪一天，我们的领导干部能够真正潇洒地去休假了，或许权力运行制度就已经成熟完善了。”

在高温天气仍在全国大范围地区持续时，中国北方的避暑胜地——北戴河，迎来这个夏天的重要客人。

2013年8月5日，受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委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刘云山在北戴河看望参加今年暑期休假活动的60位专家。据人民网报道，邀请专家暑期赴北戴河休假，是中央联系广大专家和各类优秀人才的一项制度性安排。自2001年以来，党中央、国务院先后邀请了13批七百余位专家休假。

北戴河不只是各行业专才放松身心的海滨城市，在新中国成立后相当长一段时间里，这里也是毛泽东、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暑期办公和休养的场所。2003年7月，中央决定，中共中央、国务院、全国人大、全国政协、中央军委五大领导班子当年夏天不到北戴河办公。从此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赴北戴河暑期办公的说法不再见诸报端。

与西方国家历史悠久的带薪休假制度相比，中国人对休假的认识尚处于初级阶段，公众休假制度也在完善之中。在中国特色的政治体制中，日理万机的高层领导人们，能否有时间休假？在各种公众的节假日，他们能否保证休息？领导人带薪休年假背后又有怎样的政治逻辑？

一边办公一边疗养

过去的北戴河暑期办公制度，实际上并不是纯粹的休假。但对于中央领导人来说，在夏天到来时，赴北戴河一边办公一边疗养，已经是一年中难得的放松时节。某种意义上说，这就是中央领导人的“假期”。

科技部一位卸任司长记得，以前中央领导在北戴河暑期办公时，7月上旬国务院办公厅就会打招呼，“从7月15日到8月15日，国务院领导要到北戴河办公，需要加紧处理的文件要标明特急件，以便能及时送到。”

中央领导暑期办公期间，中央办公厅会有一小部分人跟随，负责安全警卫、通信保障、随行服务等。一位中办内部人士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日常工作通过机要通信维持，办公形式没有差别。”

为了方便处理公务，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北戴河与北京之间每天都有火车往返，用以传送各类文件。中国前驻菲律宾大使黄桂芳曾经做过国务院副总理吴学谦的外事秘书，他曾陪同首长去北戴河办公多次。他回忆，北京送来文件分两类，一类是阅读，一类是需要处理的事项，“后者要审批，再由机要系统送回”。

每天早上，黄桂芳都要到指定地点，中办和国办系统都有专人来送文件。那时领导人们都以居住的楼号指代，吴学谦住在215号楼，黄桂芳会按照编号把当天需要吴学谦阅读的文件收好，再将首长已经批复的文件交付机要人员，由他们送回北京。

在北戴河办公期间，中央领导人一般是上午开会，下午休息。上世纪50年代末，中央疗养区中建立了酷似人民大会堂外观的俱乐部，里面可以放电影、看演出，还有大大小小几十间会议室。据《秦皇岛日报》高级编辑、北戴河区文化顾问孙志升透露，“领导人平时住在各自的二层小楼里，开会时去俱乐部。”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中央许多重大决策都在北戴河的会议上作出。上世纪80年代末，中央决定设立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也是在北戴河暑期办公时做出的决定。黄桂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之前一直由吴学谦负责台湾事务，当中央决定由丁关根牵头成立国台办时，学谦同志就让我代表他参加了筹备会。”

当时吴学谦所住的215号楼，周围住着丁关根和方毅，在办公休闲之余，这也是领导人们难得的交流机会。黄桂芳就有一次让自己的同乡、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方毅给家乡的中学题词。

在北戴河疗养期间，中央领导人最喜欢下水游泳。为了保证首长安全，每个游泳区都有专门坐着小船的救护员。海边还设立了牌子，提醒领导人和他身边工作人员涨潮和退潮的时间，退潮就不宜游泳。

吴学谦来自上海，不会水，平时的休闲活动就是在住处的院子里散步。秘书黄桂芳从小在厦门海边长大，水性好，却因此常常有机会下水游泳，黄桂芳曾经好几次看到邓小平游泳。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吴学谦任国务院副总理时，身边配备三个秘书。暑期办公时，三个秘书很少同时到北戴河，通常是一个秘书在北戴河，一个秘书在中南海。“一些不算紧急的文件，就由北京的秘书处理好再给首长送去。”黄桂芳说，“毕竟在北戴河是休闲，除非是特急的事才会报告首长。”

据北戴河当地干部介绍，2003年后中央提出不在北戴河办公，但退休后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上的领导人，同样会在每年暑期受邀前往北戴河度假。

“不可能休假，甚至一天也不能”

中央领导之所以选择在北戴河暑期办公，上述科技部司长认为，“就是因为不能休假，所以去那边办公。”

2001年8月，江泽民在北戴河接见美国《纽约时报》代表团，并接受该报记者采访时说，“人们认为我们在这里休假。但事实上，不可能休假，甚至一天也不能。”

中秋、春节等传统节假日，也不是高层领导人的假期。他们也很少像普通公民或外国人那样在家里休假或者外出度假。实际上在春节假期，这些领导人往往最忙碌，许多中央领导人都会在各地访贫问苦，在普通百姓家中过年。

中国领导人为何难以休假？按中国的制度，越是高层的领导人，治国理政的领导事务越是庞杂。从高层领导人的新闻报道中可以发现，处理公文、外出考察调研、处理突发事件、出席各种会议、发表重要讲话、迎来送往、出国访问等等，占据了领导人的大部分时间。繁重的工作压力使他们很难完全脱离工作休假。

中央领导人不能彻底丢开工作，省部级领导干部也难得到空闲。

“可能有休假安排，但我从来没有休假过。”一位卸任的国新办主要领导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一般只有少量人有机会去疗养，“多数人去不了，工作离不开。”

按照规定，国务院直属机构的一把手休假，需要向国务院报备，机构副职则需要向所属单位党组请假。但是，领导都形成了一种既定思维：永远要把工作放第一位。全年假期中，很少能够完整休息，领导级别越高越忙碌，越到节假日事越多。

教育部一位内部人士说，“教育部休假是按照工作年限来安排的，并未将部领导单列。”上述教育部内部人士就透露，部领导周末和平常加班的情况非常普遍，“像党组会经常一下午就安排几个议题，开到晚上七八点都很正常。”

广州前副市长苏泽群的一位秘书说，他给领导当秘书的时间不长，就七八个月，“当时正值换届，领导忙得根本没有时间休假”。

原国家统计局副局长贺铿也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在统计局工作时没有休过假，退休后这十年，恐怕也没有见到在任的领导休过假。”

在地方，省部级领导同样没有休假。每年天津市都会组织省部级干部去北戴河疗养，但天津市原人大副主任张元龙都是“很自觉地不休，主要是工作忙”。

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省部级领导都表示，他们在职时从未休过假。“春节是可以休息的。”贺铿说，“但过节领导也要轮流值班，有时有国务院领导要数据，我们就要马上准备。”

“休假不扣工资，也没有补贴。”上述已卸任的国新办主要领导向南方周末记者透露，“忙碌终日，想不起休假来。家人有大病时可请假。”

退休后享受休假福利

休息权，是现代社会每位公民应该享有的法定权利。1991年6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职工休假问题的通知》中，对公务员年休假制度就有明确规定，1995年、2005年也分别写入了劳动法和公务员法。

南方周末记者未能查询到关于高级干部休假方面的特别规定。《公务员法对于公务员如何休假，规定得比较模糊，第七十六条只是说：公务员实行国家规定的工时制度，按照国家规定享受休假。公务员在法定工作日之外加班的，应当给予相应的补休。

实际执行中，政府部门多依照2008年颁布实施的《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其中的规定更为具体：累计工作已满1年不满10年的，年休假5天；已满10年不满20年的，年休假10天；已满20年的，年休假15天。

这些规定主要面向一般公务员或企事业单位职工。对于高层领导人来说，在任期间往往百事缠身，一般要到退休之后，才能真正享受到休假疗养的诸多福利。

诸多中央部门，都有为本系统干部专门开设的疗养院。例如，外交部在北戴河、北京通州和怀柔都有自己的疗养院。按照级别，退休干部每年都有机会分别去以上疗养院休养。

从外交部退休的黄桂芳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去北戴河疗养有六七天时间，部级以上领导有专车接送，司局级干部则自行乘坐火车前往。“住宿免费，不过要是配偶非外交部干部，每天还要额外缴纳30元床位费。无论是否属于本单位，每个人每天都收取餐费20元。”

在第十一届全国人大担任财经委员会副主任委员的贺铿告诉南方周末记者：“真正出去休养一下，可能还是人大和政协稍微做得规范一点，每年暑期它们都有一到两个星期的休养，比如去庐山、北戴河。”

解放军系统中，也有遍布全国的疗养院，比如鼓浪屿、庐山、青岛、杭州、大连等地，都有直属于总后勤部的疗养院。每年总后卫生部会根据各疗养院床位数，统一向全军配发疗养证，师、军、军区级别的领导人，可根据各自部队得到的疗养证数目申请疗养，一般来说，两年有一次疗养机会。

据一位曾经在解放军杭州疗养院工作的人士透露，军人疗养周期一般是半个月，师级干部住标准间，军以上干部可以住套间。疗养期间不仅可以游览西湖风景，还会安排一次全面的健康体检，并且还有护士带领下的打太极拳等保健活动，“但是，在任领导人很少有来的，多数是退休后才有机会来。”

法治政府应落实领导休假规定

改革开放以前，中国并未建立带薪休假制度，仅规定了公众假期。1949年12月，新中国第一个《全国年节及职工休假纪念日放假办法》由政务院颁布实施，这一休假蓝本被沿用达50年之久，直到1999年国务院修订颁布了《全国年节及纪念日放假办法》。

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休假时间，并不受公众节假日限制。1954年11月，北戴河暑期办公制度建立，之后每年暑期中央领导人在北戴河办公。

除暑期在北戴河办公外，当时的中央领导人也经常利用工作闲暇休假。例如，据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与山东》一书透露，从1952年10月25日到11月1日晚，毛泽东进行了7天休假。在这期间，毛泽东在山东用了3天时间，观看了济南、曲阜、徐州的一些景点。

1979年盛夏时节，邓小平来到胶东半岛。当专列抵达青岛时，邓小平微笑着走下火车，与迎上来的地方党政军负责干部握手寒暄。他说，“此行主要是休息，什么也不干。”

改革开放之前的节假日安排，多突出政治意义，领导人休假，也很难脱离当时的政治气候，无法单纯地休息。不仅如此，在特殊的历史时期，“休假”一词还有着特殊的政治意义。

1961年8月17日，正在北戴河休假的胡乔木给毛泽东写信，表示不能参加庐山会议的遗憾。不久，第二次庐山会议召开，会议第三天毛泽东给胡乔木回信：

“你须长期休养，不计时日，已愈唯度„„游山玩水、专看闲书，不看正书，不问时事。做一、二、三年休养的打算”。胡乔木追随毛泽东20年，这封意味深长的信标志着胡乔木“被休假”了，是靠边站，也是保护。

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中国政治环境已今非昔比，“休假”二字早已回归正常语境，公众假期也日益制度化和正常化。但长期以来，这一制度对大部分高级官员来说，只是一项“纸上权利”。

据南方周末记者了解，很多领导并非不想休假，也知道有相关政策规定，无暇休假除公务繁忙外，也和中国特色的政治思维有关：提出休假申请，容易给上级领导留下工作“不求上进”的印象；在大多数政府部门，带薪休假也未形成风气，上级领导都没去休假，上行下效，下属更不会休假。

在社会长期形成的思维意识里，那些加班加点、不计得失、“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老黄牛”往往是学习的楷模。社会舆论也鼓励官员加班加点，对累倒甚至累死在工作岗位上的官员，主流媒体往往褒奖有加。

全国政协委员、南开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侯欣一曾经呼吁，领导人可以带头休假，这样可以传递一种安全和自信的心理暗示。

“将领导干部的休假规定落到实处，是建立法治政府的题中应有之义，是完善权力运行机制的具体实践。”福建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徐华就发表文章认为，“倘若哪一天，我们的领导干部能够真正潇洒地去休假了，或许我国的权力运行制度就已经成熟完善了。”

外国官员如何休假

不少国家的休假制度比较健全。官员从上到下形成了定期休假的习惯，国民也对各级官员带薪休假，视作理所当然的事。

根据俄罗斯《国家公务员法》，担任国家重要职务的领导人每年享有35天的假期。此外，作为总统还有“额外的国务工龄带薪假”，每一年工龄加一天假，但累计不得超过45天。

近几天，俄总统普京和总理梅德韦杰夫就在图瓦及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地区一起度假。普京在托克帕克-霍尔湖上钓鱼，最终钓上了一条21公斤重的大白斑狗鱼。

韩国总统朴槿惠也从7月29日起开始度过5天假期。她在休假地猪岛将自己度假的照片上传到脸书网站（Facebook）个人主页上，并且写道：“来到这个与父母一起待过的记忆之乡，思绪万千。即使过去了很长时间，猪岛的样子依然没有变化。”

从8月2日起，法国总统奥朗德和政府阁员将短暂度假两周，但因为经济形势不佳，总统不能抛开工作。据他身边的人透露：奥朗德自己以身作则，他将在8月前15天期间休假一周，因为“不能让人觉得在法国老百姓遭受危机之际，总统却在休息”。

历任美国总统公务再繁重，也会定期度假。前总统里根在任8年，共休假436天；小布什在任期间，去了克劳福德农场65次，停留了418天。今年夏天，奥巴马计划于8月10日携家人前往马萨诸塞州东海岸的马撒葡萄园岛度假8天，这将是他担任总统以来，第四次来此地度假。

总体看来，欧美国家政府官员将工作与休假的界限明确区隔，某种时候，工作甚至可以为休假让路。2007年，德国财长竟因为要和家人去休假而缺席西方七国财长会议，一时间引起广泛议论。(

第五篇：职业学校招生难

班主任要学会演戏！

职业学校招生难，留住学生更难。据统计职业学校招生人数在逐年下降，辍学率也保持居高不下，个中原因，除了受普高招生扩招的冲击外，学校内部的管理和教学质量的高低是分不开的。就职业学校内部来说存在以下问题：

1、管理不到位。学校管理不能形成合力，各科室、各部门都在各自为战，都在各管各的事，井水不犯河水，以为管好自己的部门就万事大吉。其实不然，这种各自为政的管理，很容易被学生“各个击破”，学生科只管批评、处分学生，不管平时看到的漏水漏电问题；教务科只管安排课程表，不管学生的迟到、早退和旷课，任课教师只管自己讲课如何精彩，只管能如何熬过这40分钟，不管学生课堂睡觉、玩手机等等，演变到最后就变成了没人管的局面。

2、教学质量不高。学生厌学，老师厌教，这种现象在中职学校很普遍。素质教育提了很多年，各级教育主管部门也一再强调要将素质教育进行到底，但是，还是逃不出应试教育的魔掌。有相当多的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校，人为的将学生分为所谓的快班和普通班，将学习好的同学编在同一个班，学习相对差的便在一个班，这样的结果是，好的越好，而差的就越来越差，因为学校、班主任、任课教师都喜欢快班的同学，而普通班就成了没人管的没人疼的孤儿，在得不到老师、家长鼓励的情况下，学生看不到未来，对学习失去信心逐渐厌学，最后学生就只能选择逃学、旷课，最后就辍学了。

人都说：多一所职校就少一所监狱！职业教育是就业教育，是与普通教育同等重要国民教育，让上不了普通高中的同学到职校学习技能，让学习文化课有困难的同学到职业技术学校学习一门技术，为今后的就业做准备，是国策。职校也担负起了这个责任，所有符合升入职校的学生都能到职校就读，而且学校还想方设法动员提前离开九年义务教育阶段的同学到校学习。当职业学校降低门槛招生后，问题也随之而来，很多的“问题”学生都涌入校园，给学校的管理和教学造成了不小的影响。而许多的职业学校的教育教学仍然沿用普通教育的管理和教学模式，在教学师资、实训设备紧缺的情况下，采取上文化课为主，很多实训课也只能是“纸上谈修车”、“黑板上修电视”….教师教学观念落后、动手实训能力也不高，当然上课没有吸引力，学生对学习没有兴趣。教师虽然上课很卖力，最后学生学不会，再到不愿意学，最终老师也不愿意教了。

3、就业难。职业教育根本目的在于通过全面提升学生的整体素质，让其成为从事某种社会职业所必须具备的知识和技能的应用型人才。职业学校根据当地的经济发展情况设置相应的专业，意在培养能为当地经济建设服务的技能型人才，紧跟市场变化，不断调整学校的办学方向，培养适合企业需要的应用型人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