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理腐败要融合各方面经验[精选合集]

第一篇：治理腐败要融合各方面经验

治理腐败要融合各方面经验

治理腐败要融合各方面经验

[日期：2013-03-04] 来源：国家预防腐败局作者：田湘波 [字体：大 中 小]

新加坡和香港治理腐败的经验不外乎以下几点：最高领导人的以身作则和反腐决心、独立的反腐机构、高薪养廉、法治、有效的预防腐败措施及严格的公务员管理制度等。但是，从比较文化角度看，这种反腐败模式是东西文化融通的结果。治理腐败很难，一些国家和地区有治理腐败的好经验。单靠从一种文化的角度去寻找治理腐败的“药方”也是难以治好腐败这个“病”的。新加坡和香港廉政建设的经验就是努力融合各民族治理腐败的精华，从而达到廉洁的效果。在新加坡和香港廉政建设模式中，带有东方文化色彩的治腐经验主要是：以身作则、独立的反腐机构、宣传儒家思想、廉洁教育等。新加坡廉洁文化教育内容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儒家文化。虽然儒家文化中人与人不平等的关系、注重血缘关系是社会稳定的基础，从而为腐败的产生打下了文化基础，但是，儒家文化中的人生美德也包括廉洁、知廉耻等内容。正是这种“廉洁” 的长期价值观导向，引领了亚洲“五小龙”（加上日本）经济的腾飞，从而开创了与西方发展模式相对抗的政府主导发展模式。

在新加坡和香港廉政建设模式中，带有西方文化色彩的治腐经验主要是：权力制衡机制、公民参与腐败治理、高薪养廉、法治、严格的公务员管理制度、“零容忍”政策、廉洁测试、信息公开和防止利益冲突等。从表面看来，在东方文化主导下的治理腐败措施好像在新加坡和香港治腐实践中发挥了主导作用。其实不然，可以说，离开了权力对权力的制衡、离开了反对党对执政党的监督、离开了公民监督和舆论监督、离开了人性恶的假设、离开了完善的廉政法和严格的执法、离开了严格的公务员制度，新加坡和香港的廉洁目标同样不能实现。同样的，不发挥本民族的优秀廉洁文化传统，只学习西方文化的形式而不吸收它的精华，同样不能实现廉洁的目标，菲律宾和印度就是这方面最好的例子。

新加坡和香港廉政建设的主要特征，是最高领导人的廉洁承诺和以身作则、建立独立的反腐机构、廉政教育等。如果不深究，就会认为新加坡和香港廉政建设模式就是中国古代御史制度的翻版。实际上，这种观点是不全面的。新加坡和香港反腐成功有学习和发扬御史制度的因素，但只靠这个传统制度肯定是不会成功的。

不同的国家和地区都要互相学习对方的优秀廉洁文化成果，才能共同实现廉洁的目标。成功的方法往往是范围广泛的多种策略，以尽可能做到相互配合发挥作用。英国在引进中国的科举制度之前，西方的人事制度是很腐败的。在它们人事制度中，不仅有爵位继承制度，还有官位的恩赐制。政党制度产生之后，人事制度又是政党“分肥制”。正是引进了中国的“第五大发明”——科举制，并将其演变为公务员制度，才使西方的人事制度迈入了现代化，这是实现政府廉洁的重要条件。

中国传统文化有许多精华，如儒家文化中的勤俭、重教育、知廉耻、以身作则、注重自身修养等，这都是一种长期导向的价值观，这与许多民族追求消费倾向、追求速效、重视面子等短期价值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儒家思想中既有产生腐败的文化因子，如“三纲五常”、官本位、重视“圈子”等，也有培养廉洁行为的文化因子，如注重教育、勤劳、廉洁、耐心和有恒等。西方人说，亚洲是一种腐败文化，不可能成功治理腐败，这种预言是错误的，新加坡和香港廉洁目标的实现就打破了这种预言。

在廉洁城市建设中，不从本国的国情出发，一味地学习西方的廉政建设硬件，最后还是不能成功。反过来说，我们学习西方的廉政建设硬件时，如财产申报制度、政府采购制度和招投标制度等，我们的心理软件是否被改造过，我们是否具备这些硬件所需要的心理软件。印度有健全的廉政法律、有权力制约机制、有多党制、有发达的公民社会等，但印度并没有实现廉洁国家的任务。越南和柬埔寨也有公务员财产申报法，但也没有这个制度所需要的心理软件，所以，这两个国家仍然很腐败。

新加坡和香港廉政建设的经验主要是从设立独立的反腐机构开始的，见效快，更为重要的是，它是对中国古代御史制度的继承和发扬，它明显带有中国制度“路径依赖”的特征，所以，我们大陆这种模式比学其他模式要容易得多。当

然，在学习这种廉政建设模式时，还必须同时进行其他预防腐败因子的培养，如法治、对权力的制约、体制外人民的监督、廉洁文化、零容忍政策、信息公开透明、防止公私利益冲突、政府机关要牢固树立为民服务的价值观、廉洁测试等。(作者系湖南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副教授)

廉政史海：古代肃贪那些事

从历史上看，因贪亡国的教训数不胜数。历代贤君为了维护自身统治，高举肃贪大旗，且手段不断翻新，真可谓亮点频出、精彩纷呈。

著书立说

夏初太康失国，太康的弟弟编写了《五子之歌》，告诫统治者不要骄奢淫逸。周公深刻总结商朝亡国教训，希望统治者“像保育自己的幼儿一样保育百姓，像关心自己的疾病一样关心民间疾苦”。不仅如此，周公还作《周礼》，规定把“廉”作为考察官吏政绩的重要尺度。法家管子把廉比喻为国家大厦的四根大柱之一，即后人概括的“礼义廉耻，国之四维，四维不张，国乃灭亡”。

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更是别出心裁，不仅亲自编印了中国历史上第一部反腐教材——《醒贪简要录》，而且教材的编写思路很吸引人的眼球，基本方法就是帮你算政治账、经济账:详细地计算官员所得俸禄，如折合成稻谷是多少，按照平均亩产折算需要多少亩地，农民耕种这些地需要花费多少劳力等等。他希望以此唤醒官吏们的良心，可谓用心良苦。

以身作则

一些开国君王和贤相名臣不仅重视廉政教育，更深知“己身正，不令而行”的道理。他们十分注重以身作则，感化百官。

春秋时鲁国宰相公仪休喜欢吃鱼，却从不接受别人送来的鱼。

唐太宗李世民患有风湿病，不能住在阴冷潮湿的地方。但他很长时间却住在隋朝阴暗潮湿的旧宫殿里。他多次对太子和大臣们说:“为君之道必须先存百姓，若损百姓以奉其身，犹割股以啖腹，腹饱而身毙。”

严刑惩贪

感化和教育尽管必要，但同样并非万能。于是，一些君王为震慑贪官，强调以严刑肃贪，一是体现在量刑上，二是不赦贪官。

先说量刑。《秦律》规定:“通一钱者，黥为城旦。”意思是哪怕受贿一个铜钱，也要受到脸上刺字，修城服苦役的惩罚。《唐律》规定官吏如在其辖区收受百姓财物，甚至牛羊瓜果等，或向百姓借贷财物，役使人力等，均以贪污罪论处。明朝惩治贪官十分严酷，包括凌迟、挑筋、剥皮实草等。据统计，明朝先后处死了15万名贪官，其中二品以上官员152人。

再说“不赦贪官”，换句话说就是“不让贪官有复出之日”。

唐太宗李世民于贞观四年大赦天下，罪无轻重，包括死罪皆赦免，却特别申明:“枉法受财之赃官不在赦列。”尽管宋王朝以忠厚开国，但也视贪赃为不赦之罪，并将贪官与“十恶杀人者”同罪。金朝世宗完颜雍也规定:“吏犯赃罪，虽令赦不叙。”

重用廉吏

重用廉吏，褒扬清官，发挥先进典型示范作用，也是古代肃贪的一大“法宝”。汉昭帝、汉宣帝时重用名相黄霸，是因为此人“以廉称”。唐太宗李世民对魏征褒奖有加，除了“敢谏”，廉洁也是重要的一条。魏征死后，李世民亲自写碑文:“以铜为鉴，可正衣冠;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以人为鉴，可知得失……今魏征逝，一鉴亡矣。”

鼓励举报

除了上述肃贪招数，一些王朝还特别重视依靠群众、发动群众。不仅鼓励百姓举报，还鼓励百姓“越级上访”，让贪官无藏身之地。

秦汉时设有“公车司马令”的官职，专门接待上访直诉者。魏晋以下各朝，正式设置“登闻鼓”，便于百姓“击鼓喊冤”。明朝允许百姓将害民贪官直接越级“绑缚赴京治罪”，若各级官吏敢有阻拦者，全家族诛。贵州黔阳县安江驿丞李添奇，“恣意为非，贪污受贿，害民不止一端”，被百姓拿获赴京。了解案情后，朱元璋当即命人砍去其脚趾。

清朝也鼓励百姓越级上告贪官，甚至可直接拦皇帝龙驾，明确规定不允许“截访”，而且严厉警告各衙门，“凡扣压平民上书者，全家族诛”。

遗憾的是，尽管一些王朝肃贪亮点频出，但无论哪个朝代，都没有跳出肃贪“开始重视，中期疏忽，后期放任”的历史周期律

第二篇：如何治理村官腐败

如何治理村官腐败

作者：刘东阳

在我国，现代化的村庄治理主要源自上世纪80年代，其主要表现就是建立村民委员会，实现村民自治。伴随着改革开放浪潮，为了推动村域发展、村民致富，农村涌现出大批能人致富、能人治村的村官。与此同时，由于村务管理不公开透明，缺乏对村官的监管以及村官个人欲望膨胀等因素影响，村官腐败问题已经非常突出。为此，我们可以结合村民自治的特点，从规范选举程序和权力控制入手，完善村务制度建设，让村官履职中没有腐败空间和漏洞可钻，用不能腐的制度体系来推动村庄治理的现代化建设，把村官手中的权力真正关进“制度的笼子里”。

严格控制村级选举中的“贿选”。由于受历史因素和制度建设等方面的制约，我国农村选举中存在着诸多问题，请客送礼、拉票买票、宗族选举等时有发生，其中，最突出的就是“贿选村官”。在经济发达地区，贿选村官现象尤为突出，因为在这些地区，村官虽小，但权力的“含金量”却很高，具有很大的腐败空间和利益。为了获取这顶“官帽”，选举前经常对村中选民采用请客、送礼、送钱进行“贿选”。很多时候，通过“贿选”当上村干部的，上台后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捞本”，把花出去的钱“收”回来，根本难以从广大村民的利益为出发点做事情，更多的时候是侵害村集体利益。因此，要从党纪政纪和法律上加大惩处贿选的力度，努力遏制贿选。加强对村民的宣传教育，让村民充分认识到，手中的选票事关自己的切身利益，并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不断创新杜绝贿选的方式方法，做好选举前的准备工作。

仔细甄别“村官”的“人选”。村“两委”人选问题直接事关村里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党的方针政策能否传递到“末梢神经”，关键依赖于村官。大量事实证明，只要村干部能干、肯干和会干，该村的工作推进起来就很顺利，群众的满意度自然就很高。引导村民群众仔细酝酿村干部人选，把“信念坚定、遵守法治、为民服务、勤政务实、敢于担当、清正廉洁”作为能否作为村干部的重要标准。在选举中，严格按照选举程序，乡镇（街道）党委和村里群众要注重村官的人品问题，真正把那些想干事、有能力、有威信的能人选上去。

认真落实村级重大事项决策的“程序”。当前，出现“村官”腐败的村庄主要原因是村级事务规范化程度不高，财务管理不公开透明，资金使用混乱和不坚持科学民主决策。有些村干部飞扬跋扈，作风霸道，搞“一言堂”，办事不讲程序和规矩，村里重大事项根本不进行民主决策，村民也不了解村里重大事项建设和经费的使用情况，有些甚至为了躲避监督，设立账外账和“小金库”，很容易滋生腐败。乡镇（街道）党委政府要引导村官依法履行职责，及时公布村务财务情况，让村民自治的权力在阳光下运行。通过教育引导村干部和群众，不断推进村务事项的民主化管理，切实保障群众的知情权、决策权、参与权和监督权，让群众关注村级事务和村级发展，减少村官贪污腐败的空间。

加大土地利用、财务等重点事项的“监督”。回顾近年来查处的村官腐败，绝大部分都涉及土地征收、占地拆迁、承包流转、惠农资金使用以及村里重大工程等事项，村官腐败也主要发生在这些领域。对此，必须切实担负起对重大项目和资金使用的监督责任，延伸监督触角，不留监督“死角”。目前，审计监督和纪检监督，主要是进行事后监督，缺乏事前监督和过程监督，贪污、受贿等问题主要发生在这些环节，负有管理的职责部门应当强化事前监督和过程监督，尤其在重点项目实施中加强跟踪，发现问题的及时督促整改。对于发现问题的，纪检监察部门要及时查处。通过严密的监督网络，不断规范农村基层党员干部廉洁奉公、依纪依法办事。

整合举报信访“信息”。在治理村官腐败中，纪委和信访等部门要充分担负起监督作用，确保监督落实到位，不停留在纸面和文字上。纪检干部要坚持信任不能代替监督的理念，结合镇村联系紧密的特点，善于整合镇村的信息资源。通过镇里党员干部了解村干部违纪的有关情况，同时，加强与基层群众沟通交流，依法借助人民群众进行反腐，了解“两委”干部的违纪线索。经常与村务监督委员会、经管站和信访办等部

门沟通，善于从村财务、村务公开和惠农资金使用中发现问题。对农村党员干部进行社会上流行的吃吃喝喝、拉帮结派等行为，及时提醒教育、诫勉谈话，防止小错酿成大错。适时关注网络舆情，收集网络上涉及本地区村官的违法违纪信息，及时查处，在紧抓办案同时，抓好党风廉政预警工作。

对村官腐败要严肃“惩处”。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中，党委负主体责任，纪委负监督责任。在“村官”反腐中，乡镇党委要加大力度落实主体责任，对村官违法违纪绝不包容迁就，更不能以本地区有腐败案件“丢面子”而加以姑息迁就。当前，有些领导干部甚至认为，如果对村官管理监督过严，可能会影响村干部干工作的积极性，以为了推动工作为借口放纵村官的某些不合法行为等。对于违法违纪的“村官”，必须加大处罚力度，坚持做到发现一起，查处一起，通报一起，坚持用身边的典型案例进行警示教育。坚决杜绝和避免搞无原则的“一团和气”，当“好好先生”。通过严肃惩处，发挥正风肃纪的威慑力，使广大村官对权力心存敬畏，为乡村治理营造清风气正的好环境。

第三篇：预防和治理腐败文档

中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当前又处于社会经济转变型的时期，腐败现象的滋长和蔓延不会在短期内消除。因而预防和治理腐败仍将是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要想很好地完成这项任务就从几个方面下功夫。

一、在教育方面

教育这个概念有广义和狭义两种：前者是家庭、学校、社会对一个人的思想、智力和体力诸方面有意识的影响；后者是通过教育机构对年轻一代进行有目的、有计划、有组织的影响。

原始教育是在共同劳动和生活中主要由长者向年轻一代传授生产和生活经验，这种教育对部族的成员都是共同及平等的。从奴隶社会初期到封建社会后期的教育称之为古代教育，它具有显明的阶级性，只为少数统治者们的子女服务，不为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女服务。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教育有着二重性：一面培养统治人才，一面培养掘墓人才。

在社会主义社会里对孩子的教育均由父母、师长和各界共同承担。假如一个人从小受到思想品德教育，那么他有可能成为像儿童时代的列宁一样敢于承认错误的“诚实的孩子”：如果一个人从小接受革命传统教育，那么他有可能成为像少年时代的刘胡兰一样“生的伟大，死的光荣”。在教育过程中教师起着主导作用，是学生身心发展过程的示范、组织、领导者。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老师有责任对学生要加强爱国主义思想道德教育，使他们从小树立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做好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然而不可否认的是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及变革对青少年的教育也面临着新的课题和挑战：首先，基础教育课程结构比较单一，内容“旧、繁、偏、难”；其次，教育得了两种病——一个是“多动症”，花样不断翻新，没有统一教材，且每年都改版。一个是“浮肿病”，平时好大喜功，一味贪大求洋。这里我们不得不特别重视诸如乱收学费，校园暴力，抄袭论著，任人唯亲等教育腐败问题。据全国政协委员、北京市海淀区法院审判员尚秀云同志介绍：她在办案过程中发现青少年的犯罪特点——低龄化趋势明显，十四五岁孩子的犯罪比例每年都在增长：升级化趋势明显，在犯罪类型上抢劫一跃代替盗窃罪占第一位。这说明教育腐败将涉及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为争夺接班人和掘墓人的问题。

要反对和预防教育腐败：一是学校改革课程设置、教材编写和教育方式：二是根据青少年的思想、行为、兴趣特点教师要及时引导学生，从确立远大志向做起树立和培育正确的理想信念，从规范行为习惯做起培养良好的道德品质和文明行为，从增强爱国情感做起弘扬和培育伟大民族精神；三是在反防腐败中领导班子起着关键性的作用。因此将以往主要对任命它的顶头上司负责制应改变为对选举它的广大群众负责制，即要加强各大中小学的校内民主生活，使教职员工直接选举领导班子。

二、在制度方面

制度是要求共同遵守的办事规程或行动准则。制度反腐防腐是我们党和国家在新时期面临的生死攸关的重大课题，尤其司法腐败将涉及人身权利和社会稳定的问题，例如：

(一)侦查机关的腐败

1996年，河北省邢台市任县固城乡南留寨村农民，老共产党员耿金堂之妻孙书芬先与长女耿志红、外甥女赵安存，后与长子耿志峰和儿媳李秀坤及三子耿志华在邢台桥东区新华南路申庄街经营小吃部。2000年3月27日、7月28日孙书芬的两儿耿志华和耿志峰因交不起高额“保护费”而先后被涉嫌黑社会头目董华宾等一伙用匕首、台秤等凶器砍成重伤(前者为7级，后者为1级)。当时据李秀坤揭发，下车行凶的是4人，2人在红色面包车里观察，其中就有姓金的派出所民警。案发当时被害人家属急呼“110”，多次要求将伤员送往医院设法抢救并捉拿案犯，可公安机关既不抢救伤员，也不追捕凶手。于是他们又急忙到派出所报案。7月29日，除了姓金的民警到医院询问几句以外，公安部门依然无任何行动。过了几天该民警开车到小吃部门前从车窗口探头喊了一句：“凶手找不到，你们自己找!”其实凶手时常出没在大庭广众之中，而且有关报案情况董之父母了如指掌，曾多次到小吃部和医院威胁被害人一家，不是故意将斧头扔到门口，就是扬言：“你们要撤诉，不然杀全家”等等。于是孙书芬多次到市公安局上访。然而市局的门卫将其连拖带拉，拳打脚踢，致使衣服被撕破，浑身是伤痕。在这两起故意伤害案中作为侦查机关的邢台市公安局桥东分局均没有出现场，对于与犯罪有关的场所、物品、人身没有进行勘验或者检查。10月22日被害人的父母将以《苍天在上，百姓安危盼人管》为题的申诉呈送到市委会和市政府。24日市领导作了“请公安刘局长阅处”的批示。11月22日刘局长下达“请桥东分局抓紧破案处理”的指示。2001年清明之日孙书芬的叔

伯弟弟孙立柱在耿金堂家透露：耿志锋出事不久董华宾曾强迫他说服耿家私了，出价20000元；因没说成，董把他打得头破血流。耿问：“你为什么跟这种人来往?”孙答：“人家在公安局有保护伞”。2002年3月12日，逍遥法外近2年的犯罪嫌疑人董华宾才被刑拘，同年4月9日被逮捕。其他5人至今未缉拿归案，说是“在逃”。

既然犯罪嫌疑人“在逃”，为什么该市公安分局在自己管辖地区内不直接发布通缉令?试问：人民公安是保护人民群众的卫士，还是罪犯嫌疑人的“保护伞”?

(二)公诉机关的腐败

1．2003年5月15日福建省福州市检察院对闽侯县公安局移送审查起诉林云霖、欧韩林等人故意杀人一案经审查认为：事实不清，证据不足，决定将此案退回，补充侦查。6月12日县局刑事侦查大队写了两份《证明》：“我队在办理林云霖、欧韩林等人故意杀人案中均能按有关法律法规办理，文明公正执法，在办案中不存在刑讯逼供、引供、诱供等违法行为”；“林云霖、欧韩林等人故意杀人一案所使用的枪支经我队多方追查，现无法弄清涉案的枪支来源及去向。”身为局长的陈红卫为什么不亲自负责补充侦查，反而令涉嫌实施刑讯逼供的刑侦队开“证明”?既然无法弄清涉案物证的来源及去向，也就不能下结论：“本局侦查终结”，“本案移送审查”!

2．检察院一旦发现公安局在侦查活动中有违法情况时应通知其予以纠正，而市检并没有这样做，尤其代理检察员郑小波在办案中没有坚持实事求是，重证据不轻信口供的原则，基本上按县局所提供的讯问笔录进行了“依法审查”。

3．检察院在被告人的犯罪事实没有查清，证据不确定、不充分的情况下急忙提起了公诉。

福州市人民检察院起诉书——榕检起诉(2003)196号——认为：“被告人林云霖、欧韩林、谢道忠、潘容华、杨华城故意非法剥夺他人生命，至(致)一人死亡”。但是客观情况并非如此。作为监督机关的检察院却名目张胆地违反了“有罪追究，无罪保护，严格依法，实现客观公正”的基本原则，充当了“保护伞”的“保护伞”!

(三)审判机关的腐败

1994年辽宁省沈阳市和平区居民刘涌因犯伤害罪被市公安局收容审查。95年刘创办民营企业嘉阳集团，从事服装、餐饮、娱乐、房地产等生意，该集团下属公司26家，员工2500人，资产7亿元。他以该集团为依托，采取暴力、威胁等手段聚敛钱财，称霸一方，以商养黑，被其致死致伤的达42人，其中死亡1人，重伤16人。99年5月25日公安机关对刘涌集团正式立案侦查。2000年7月11日他被刑拘，同年8月10日被逮捕。

2001年9月19日，以陈光中为首的14位刑诉法、刑法教授和法医专家在北京钓鱼台大酒店第一谈判厅对案件进行了专题讨论，出具了一份《沈阳市刘涌涉黑案专家论证书》，其中说：“与会专家听取了律师的介绍并查阅了公诉人提交的证据，一致认为：本案的证据方面存在严重问题”，提及关于在预审中翻供的“惊人一致”；主要书证《伤害鉴定书》等也被认为存有瑕疵，而“不能作为定罪量刑的证据。”不言而喻，该《意见书》在此案的改判中起了关键的作用。

2002年4月17日刘涌、宋健飞被辽宁省铁岭市中级人民法院以组织、领导黑社会社会性质组织罪、故意伤害罪、非法经营罪、故意损坏财务罪、行贿罪、妨碍公务罪、非法持有枪支罪等多项罪名判处死刑。2003年8月15日刘涌被省高级法院以近乎相同的罪名改判死刑，缓期两年执行。2003年12月22日最高法院在刘涌案的判决书中已经有明确的表述：首先，在整个关押期间对刘进行30多次的体检中无一次有刑讯逼供的记载；其次，律师提供的刑讯逼供证据和取证方式不符合法律的规定，证人证言当中有很多矛盾，有的本人自身有矛盾，经过严格的庭审排除了认为存在刑讯逼供的质疑：最后认定应当改判死刑。

2004年3月7日，在人民大会堂辽宁记者招待会上，全国人大代表、省长张文岳说到关于刘涌案时指出：在一审判决时沈阳市中级法院就判处刘涌死刑。后来他上诉到辽宁省高院，提出司法机关对其采用了刑讯逼供。省高院审判委员会对刘提出的上诉进行了分析，决定采取投票的形式表决，因为一票之差，审委会认为不能排除刑讯逼供的可能，所以改判死缓。后来最高法院根据有关方面的反映直接提审，排除了审理过程中的刑讯逼供，所以又改判为死刑。从一审、二审到最高法院提审、判决都是依照中国法律在办

理。令人质疑的是本案既然二审也“依照中国法律在办理”，那么有什么必要最高法院组织合议庭提审并改判为死刑?这是不是多此一举呢?

司法机关与“人大”的相互制约监督严重变质、失控。它导致很多腐败分子更加嚣张，使群众的利益没有保障，使政府的行为失去制约，使国家的政体进入混乱。治理司法腐败是指标治本的关键。因此在制度方面要反防司法腐败，将公检法受双重领导体制改为垂直领导体制，以保证其司法权的独立性和权威性。

三、在监督方面

监督是察看并督促。要从源头上解决监督腐败问题就得从理论上来认识病原在何处。

1871年3月18日法国巴黎工人武装起义，推翻了资产阶级政权，28日成立了巴黎公社，废除了官僚制度，实行了一切公务人员由人民选举并随时可以撤换的制度：由公社通过法令，决定重大问题并直接指挥执行。这样“由我决策、也由我执行”的领导方式和执政方式使工人阶级执政初期能比较便捷有效地应对所遇到的各种紧迫而复杂的局面。5月28日执政61天的公社虽然由于主客观原因被国内外反动势力所扼杀，但是它用暴力打碎国家机器，建立工人阶级专政的革命原则是永存的。1917年11月7日俄国工人和农民在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下推翻了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建立了工人阶级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随着执政时间的推移列宁发现了“议行合一”不完善的地方。于是他提出，中央委员会应成为党的决策机关，同时党内还应该设立一个执行委员会——执行机关和一个监察委员会——监督机关，使它“享受独立的权利”。这三个机关都对授予权利的党内权力机关即党的代表大会负责。后来斯大林针对国内外形势的变化集中了党和国家的权力，战胜了德、意、日三轴心国。在国际共运史上形成了以前苏联为样板的高度集权的“模式”，各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竞相仿效，结果导致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出现严重曲折，最后执政74年的苏联被解体，社会主义阵营被瓦解。

1949年中国共产党执政后也感到高度集权有问题曾经有过分解党内权力的尝试。56年邓小平同志在党的“八大”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打报告》中提到，党的代表大会要建立常任制，在代表大会闭会期间作为权力机关行使决策权；同时建立书记处，作为执行机关行使执行权；设立各级监委，作为监察机关行使监督权。57年反右扩大化和59年的庐山会议后党内民主日益缺乏，党内监督日益弱化，直至“文化大革命”过分集权现象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重建了党的纪律检查委员会。80年中央指出：将各级纪委受同级党委领导改变为受同级党委、上级纪委双重领导，以同级党委领导为主。83年中纪委要求纪委书记参加同级党委常委，再往后要求地方纪委书记参加同级党委书记办公会。2000年中纪委五次全会明确提出“中央决定逐步做到地方各级纪委书记由同级党委副书记担任。派驻纪检组组长、监察局长一般不从驻在单位产生”。“十六大”报告强调：要“建立结构合理、配置科学、程序严密、制约有效的权力运行机制，从决策和执行等环节加强对权力的监督”，“重点加强对领导干部特别是主要领导干部的监督”。

国家的一切权力都是人民赋予的，简而言之就是人民当家作主。人民不做主何谈以人为本。民主的重要内容就是人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因为“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为贯彻党的群众路线，我们建议从下而上，从地方到中央成立人民监督委员会：其成员的条件为—德才兼备，以身作则，铁面无私，刚正不阿的优秀人员；其成员的产生为——先由单位的群众酝酿，后直接投票进行选举；其任务为——一是调查国家机关与所属部门及其工作人员一切违法失职、损害国家或人民利益的行为和工作上存在的重要问题；二是征集群众对党、国家有关制定政策和法律等方面的意见和建议；三是宣传监督工作的作用和意义，启发人民群众主动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进行监督；四是设立、管理并开检人民意见箱，做好信访工作；五是向有关单位提出各种处分直至罢免违纪违法人员的意见并向媒体进行曝光。其经济来源为——一是靠社会各界的自愿赞助；二是靠受害单位和个人的部分赔偿金。

综上所述，要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第一，在加强教育反防腐方面实行直接选举校级领导；第二，在完善制度反防腐方面实行要害部门垂直领导；第三，在强化监督反防腐方面实行人民群众参加全面监督。

第四篇：如何预防治理腐败

如何预防治理腐败 预防和治理腐败是实现党执政兴国，国家长治久安的迫切需要。开展反腐败斗争，预防和治理腐败最根本的问题是要弄清楚产生腐败的根本原因，只 有找准腐败发生的根源，才能“对症”下药，否则治腐就会成为一句“空话”。我认为造成 腐败的主要原因有四个方面：

1、理想信念弱化，宗旨意识不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一些党 员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放松了自身世界观的改造，对党的信念动摇，党性不强，经不住金 钱美色的引诱，蜕化变质，腐化坠落。

2、法律、机制制度不完善是引发腐败的重要原因。随着经济的转型，管理社会事务的有关 法律、法规、管理机制和制度建设滞后于形势发展需要，为腐败的发生创造了条件。

3、私利驱动、滥用权力的现象突出。腐败很大程度上是由于追求私利而导致公共权力的滥 用。

4、监督乏力，管理不到位。我国在计划经济时期那种权力高度集中的“家长式”权力机制，在经济体制转型时依然存在，这是出现对权力难监督或监督乏力的根本问题。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要把教育放在首位和深化 “三项” 制度改革，完善制度作保证，创新工作方式、方法，从根本上铲除滋生腐败的土壤和条件，解决腐败的深层次问题，在继 续坚持行之有效的反腐败措施的同时，要把反腐败与改革结合起来，创新治腐机制、制度和 监督方式，加强源头预防腐败。

1、创新宣教形式，构建保廉教育新格局。思想支配行动，产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思 想和道德的蜕变。因此，防范治腐的一个重要途径是要强化思想政治教育，提高党员干部的 思想政治素质，尽快建立和完善教育防范机制，采取多种宣教形式，运用各种教育手段构建 党员干部思想警示保廉教育新机制，筑牢预防腐败行为发生的政治基础，提高广大党员干部 自我觉悟、自我抵制各种腐败侵蚀的能力。（1）抓好理想信念教育，树立执政为民廉为先的保廉思想。（2）推行提醒保廉防腐新思路。（3）开展警示教育，做到警钟常鸣，警醒不断。利用示范典型、剖析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创新教育机制，经常给领导干部进行提示警醒。（4）实施对导致产生腐败的相对人教育。腐败的发生都是由于一些易产生腐败的环节通过 “腐败的暗中市场”实施“交易”产生。

2、建立科学合理的“人、财、事”管理新机制。强化机制制度建设，用制度管人、管事、管物、管财，严把钻制度空缺造成权力被滥用的第一道关口，使权力在特定时期、特定阶段 能够在特定的机制制度下规范运行。首先是深化人事制

度改革。人事制度的不完善就会出现 用人失误、“小圈子”用人、凭口感用人的弊病，使一些靠讲假话、吹牛拍马屁、无德才的 人得以提升重用。实行公开推荐，选拔，差额选拔，公开招聘领导干部，条件允许可推行群 众直选领导干部，增加用人透明度，防止任意用人、关系用人，遏制领导干部用人上的以权 谋私，用健全规范的选人用人机制把德才兼备，忠诚党的事业，一心为公的好人选进领导岗 位，把无德无才、无能无力者或是靠吹牛、拍马屁、说假话欲进领导干部队伍的心术不正的 人拒之门外。否则，用人不慎就会使党和国家的事业造成极大损失。（1）合理设置权力。对于审批权的设定必须进行科学论证，要加强权力源头的治理力度，确保权力的源头科学合理有效，使审批行为规范透明，建立制约机制，对于某些重大事项的 审批，应当建立听证会制度。

（2）加强审批立法。为了使行政审批行为有法可依，要不断加强地方经济立法工作，以法 律的形式明确行政审批部门的审批权限、审批程序，从法律上杜绝政府部门利用行政审批权 干预企业经济活动。（3）推行稽察制度和复议制度。实行重大行政审批项目稽察制度和行政审批责任追究制度，对稽察出的违规违法审批问题，坚决进入法律处理程序。推行行政审批复议制，拓展行政复 议承办渠道，切实保障行政审批相对人的合法权益。（4）加强内部程序监管。各级领导在考察调研等活动中，对审批事项一律不得自行承诺，坚持会签制和办公审批制。腐败很大程度是由于追求私利而导致公共权力的滥用。反腐败应以防止公共权力滥用 为中心，通过立法、执法、司法、监督制约的法治化手段来限制权力、制约权力、净化权力。

1、从法律上规范权力行使，制约权力运作。建立以法保廉体系，制订和完善各种保廉法规，以法促廉、以法保廉，把廉政体系建设纳入法制化的管理轨道，以法律的严肃性加强权 力监督，约束权力运行。

2、不断创新监督制约机制。建立强有力的监督体系，形成整合力，才能有效防止腐败。目 前我国的监督机构设置也很多，有党内监督、人大监督、政协监督、行政监督、司法监 督、媒体、社会监督等各种监督机构。而这些机构的监督整合力没有得到很好发挥，职 责不够清晰，监督权力不灵，有时似有形同虚设，不时会出现监督“空档”现象。因此，为了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使各监督机构有职有责，监督到位，必须加强监督体系的立 法建设，从事前、事中、事后切实加强对领导干部的经济责任审计，对用权行为实行有 效监督，以利

第五篇：治理腐败源头

《治理腐败源头》13亿人民与尊贵敬仰的习主席“共勉”？(1)在家治理好女人，放大说就是：“万恶淫为首”，一切腐败源头都是从女人开始的。(2)在族群里治理好浮躁与投机取巧，放大说就是：“入则孝，出则悌，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行有余力，则以学文”。

(3)在社会里治理好偷蒙拐骗耍赖无耻，放大说就是“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必须《立法》纳入重刑法。

(4)在国与国之间国际化治理好守本精神、竞技精神、忍让和忍无可忍，放大说就是：“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入乡要随俗，不服可竞技点到为止，谦和低调、事不过三打回原形”，母仪天下、君临天下，方能国际化。

(5)官商必须立法界限，为官者做事守规章明事理，做人心服口服通情达理；经商者做事精益求精保质保量，做人诚实守信财散人聚。放大说就是：“公务员在八小时之内，纳人税吃人饭干人事，才对得起为人民服务这5颗字，下了班人人平等低调做人，上的去要下的来才叫人中龙凤”；“商仁做事要对得起自己的祖宗招牌，讲良心守道德，做人铲除垄断利益最大化，杜绝对自己的同胞剥削欺诈，做堂堂正正的仁义商侠”。以上所说综合众多书籍资料与文献史记，治理腐败问题可供参考借鉴，若有异议请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