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深度报道与新闻记者思维方式的变革

第一篇：论深度报道与新闻记者思维方式的变革

论深度报道与新闻记者思维方式的变革

内容摘要：本文着眼于传媒变局与深度报道构成的互动关系，分析深度报道理念在我国传媒业嬗变过程中所带来的观念变构，并进而探讨中国深度报道及传媒发展的未来空间。本文还深入分析了深度报道在传媒变局中的角色扮演，认为新闻观念的质变是引发传媒变局的重要因素。

关键词：传媒变局、深度报道、观念。

当今传媒面临着进入市场、重新“洗牌”的新形势。面对如此剧烈的传媒变局，新闻报道如果只是在单向度的传统思维下做局部操作的精细化，如在新闻主题的提炼、文体的创新、表达的新颖等方面作局部的零敲碎打，已不足以有效抓住现实格局的变化所带来的重大发展机遇。传媒变局的“战略思考”带来的思维转型是深刻的，并且反映为多个层面：它既有对新闻媒介生存法则的重新认识，也有对媒介功能的新的诠释，当然还涉及到新闻媒介如何反映变动不居的社会生活等操作性问题。后者尽管在传媒视野中属于战术性问题，但“动一发而牵全身”，如果传媒赖以立足的新闻报道本身缺乏影响力，那么完全有可能在这场“洗牌”、竞争中全盘皆输。

喻国明教授在谈及“未来我国传播领域受众需求的三大趋势”时指出：“媒体，尤其是试图成为最具社会影响力或特定领域影响力的主流媒体，保持其主流地位的秘诀就在于‘随动’——伴随这一主流社会人群的转移而转移自己的目标受众的定位，力争成为服务于现阶段社会或某一特定领域内主流人群的传播媒介，成为他们所倚重的基本资讯来源、思想来源和观念来源。”①就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的传媒业发展看，这个判断是相当准确而深刻的。事实也是如此，主流媒体的制胜“法宝”恰恰在于媒体在与目标受众的“随动”中保持自己的活力，提供适合于主流人群的资讯和观念，从而巩固自身的主流地位。所有这一切，从报道模式看，传统的客观报道因其孤立、片面的提供资讯，已不足以满足主流人群的深度资讯诉求，而以深度报道为代表的新一代报道模式，恰恰与现代思维方式之变化构成一种深度契合和互动，满足了目标受众之需，从而成为新闻报道中的“主流新闻”。

一、我国传媒业观念形态的嬗变

我国大众传播业20年来的发展历程，用一句话概括就是：“从功能的单一到功能的多样；从传播者本位到受众本位；从宣传本位到新闻本位；从仅仅把新闻事业视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到承认新闻事业的产业化性质并将市场机制引入传播领域。”②这大致可以看作是对20年来我国新闻传媒变局作出的路向提示。

对于上述传媒变局，当然可以有多种解读方式。从“发生学”角度分析，在我看来，推动我国新闻传媒发展的关键力量主要来自三方面：

一是社会经济发展以及由此引发的意识形态变迁。恩格斯指出：“唯物史观是以一定历史时期的物质经济生活条件来说明一切历史事变和观念、一切政治、哲学

和宗教的。”③新闻媒介作为反映社会经济和特定意识形态的工具，它的性质、功能和发展必然受到经济基础和意识形态这双“无形之手”的影响。

二是以“受众”为代表的社会力量的影响。新闻媒介作为传播者和受传者之间的“桥梁”，它受到来自两方面的双向制约，但同时也可能构成两者之间的“纽带”。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传播者与受传者之间是分离的，新闻媒介也出现了传播“偏向”，因此受众因素实际上是被忽略了，其结果是导致本来的新闻受众无法从新闻媒介获知信息，而只能转而从其他渠道寻找资讯和思想来源。这种传、受之间的断裂，必然使新闻媒介的生存空间遭受挤压，难以担当起舆论“公器”的职责。表层地看，从90年代初开始，新闻传媒逐渐找回“受众”意识，并在结构与选择内容的标准上首次向着“受众本位”的方向发生根本性转移，而究其实质则是新闻媒介直接感受到了来自以“受众”为代表的社会力量的巨大压力，并且调整了传播关系中的位置，找到了契合两端的平衡点。尽管在实现过程中“失衡”现象经常存在，也难免出现两面不讨好的尴尬。

三是新闻实践不断探索的结果。我国有着异常复杂的国情和特点，许多现象往往不是经典理论所能涵盖和解释的。新闻媒介的嬗变也能印证这个判断。自然，人们不能否认理论对具有实践的指导乃至引领作用，但就我国新闻的实际情况看，往往是在理论上的是非曲直尚待澄清时，而某种现象却已经有了，或者说新闻实践走在前面了，从而引起新闻观念和理论的探索和更新，最终驶入官方认可的“快车道”。这是一个基本事实，令人深思和回味，但不可否认新闻实践所蕴涵的巨大推动力量。

以上是我国传媒变局的整体轨迹，而所有与此相关的问题，某种程度上都与深度报道观念有着深切的关联。这里仅着眼于“观念”形态，分析深度报道理念在我国传媒业嬗变过程中所带来的观念变构：

首先，扩展了对媒介功能的认识。一种主流报道形式的出现，事实上总与这个时代的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社会主流诉求联系在一起的。深度报道作为党派新闻、客观报道之后的第三代主流报道形式，不仅赋予新闻报道以信息功能、服务功能，而且还以启思性的透视功能、监督功能、培育功能以及审美功能给人以多方面满足。譬如有些记者就认为：“扎实地读懂中国社会这本大书，用学者的眼光观察和审视生活。”这种认识，表明深度报道带来的是记者撇开了多年形成的线性思维，而渐渐趋向对新闻的多种功能的整合认识。深度报道中“让事实经过理性的过滤”，在作品中带有“全息摄影的特征”，都表明了新闻从单纯齐一向多样统一的认识超越，更表明了驾驭深度报道的新一代记者审美意识的长足进步。所有这一切，自然会扩展为对媒介功能的重新认识。

其次，回归新闻的本质。新闻具有宣传的社会属性，但宣传毕竟不是新闻的本质属性，更不是唯一属性。以往的新闻只强调单向度的宣传，忽视新闻之所以成其为新闻的本质属性。深度报道的目标诉求之一，即在于真正实现“重要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就从本真意义上重新阐释了新闻的含义，纠正了庸俗化宣传隐含的单一属性认知。深度报道最基本的社会品格，即“深度报道是否反映了广大人民群众关心的重大问题，是否具有新闻要说真话的基本品

格，是否具有历史真实记录的新闻使命感”。④从这一个性设定中不难看出，深度报道对于新闻媒介确立以新闻为本位，摒弃宣传本位起到了“示范”作用。

再次，新闻事业的产业性质引入传播领域。新闻与市场结缘，其前提是新闻的品牌节目获得广大受众的认可，并由此凸现新闻的经济属性，进而扩大为把市场范畴引入传播领域。这里有一个隐形的逻辑延伸过程。在这个过程中，深度报道节目和作品作为媒介的“第一卖点”，吸引过受众的眼球，也赢得了“市场效应”。众所周知，传播市场是建立在社会注意力资源基础上的，而深度报道在各种新闻中最大程度上吸纳了这种社会注意力资源，并且以自己的智力投入，进一步裂变、释放出能量，最终实现了对社会注意力的占有。某种程度上讲，传媒的产业性质最终确立，也不能忽略深度报道在其中所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

二、期待视野中的传媒功能变革

传媒业态的嬗变，归根结底是缘于传媒业对传媒功能有了新的认识。无法否认，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国意识形态掌管者惯常地把报纸、广播、电视等媒介仅仅看作是宣传教化的工具，而且在这个精神空间，领袖们、精英们是睿智者、教育者、灌输者的代名词，而“凡夫俗子”的个人则是受教育者、被灌输者、服从者、行动者的另一种命名。它还只承认思想与认知的一种方式，而不能容忍思想与认知的多元性、丰富性、多样性、多层次性的思维模式。

80年代以后，随着整个社会思想的解放，新闻媒介的文化传承功能和娱乐消遣功能逐渐被接受，媒介功能有所扩大，但在表达思想言论方面仍多有“禁

区”——它与同时代哲学中的“人道主义”大讨论、文学领域中的报告文学揭露和批判现实阴暗面的“社会共振”和引起的时代激荡相比较，新闻媒介在直面时代主题、反映现实问题、触及时弊痼疾等方面明显滞后于其他社会科学。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媒介思想的进一步解放，由此引发了报纸新闻中深度报道的崛起，特别是1993年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新闻调查”等节目的开播以及以《南方周末》等为代表的报刊的创办，显著地标志着新闻开始直面现实问题，揭露和批判社会生活中的阴暗面，并担当起舆论监督的职能。这些新闻类节目或栏目提示人们，新闻的“社会守望”功能已被实际地上升为大众传媒的首要功能。

重新认识媒介功能在我国是一个艰难进程，但在新闻传播史上却是一个 “老话题”。1948年，传播学奠基人之

一、美国学者拉斯韦尔在《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一文中，就运用社会学的结构功能理论，把整个社会比拟成生物有机体，提出传播活动对于社会的存续和发展具有三大功能。它们是：

1、监视环境功能；

2、协调关系功能；

3、传承文化功能。就监视环境而言，深度报道以其全面的生态环境扫描、社会环境报道和舆论环境反映，使人们对社会问题形成整体印象和思考；就协调关系而论，深度报道通过提供详实的资讯和社会各方面意见，使问题的讨论能在最大范围内得到沟通，以实现最大程度上的理解和共识。

这里，不妨再次透析“非典型肺炎事件”中的传媒表现，或许有助于认识问题：2003年1月，一场沸沸扬扬的“非典”事件使广州的城市生活陷入罕见的社会

性恐慌，在此事件中，当地有颇多传媒在既有的宣传管理惯性思维控制下，在广大读者最需要新闻事实和舆论导向的关口，始则装聋作哑，再则隐约其词，而与此同时，网络信息空前畅通，不实的流言也盛行一时，促发了广泛的社会混乱。直至2月11日、12日两天，广州各大报纸纷纷开始大篇幅详细报道该事件，一时间，有关新闻报道和深度分析铺天盖地而来。新闻媒介的大规模介入，迅速遏止了在市民中滋生蔓延多日的恐慌，对板蓝根、白醋、口罩的抢购也于11日、12日基本平息。与此同时，民间和网上的有关“非典”流言也逐渐趋于平静。从前、后对照中不难看出，新闻媒介“装聋作哑”，实际上也就放弃了监视和协调的基本职能，其结果只能使视听混淆，莫辨一是；反之，媒介通过对社会问题、新闻事实的分析、评论，起到了解疑释惑、引导舆论的作用，从而实现了媒介联系社会、使社会各个部分协调一致的目的。⑤

对媒介功能的重新诠释其实并非新鲜之见，也基本上为我国新闻媒介管理者所认识，但在现实中履行中，许多问题仍然存在。以近年来新闻媒介中的突发性事件报道和舆论监督类报道为例，为什么媒介经常会显得如此尴尬？个中原因值得总结：首先，突发性事件的起因短时间难以查清，部分地方政府往往要求新闻媒介“待原因查明后再做报道”，这样就必然扼杀报道时机，甚至可能造成不良后果。如1994年3月，浙江千岛湖发生的32名台湾游客被抢劫杀害特大案件，报道明显滞后、反应迟钝，造成台湾民众的不满，损害了政府形象；其次，大多数突发性事件“后果消极”，与我们以正面宣传为主的方正似乎有所抵牾，因此有些主管部门动辄以“容易引起恐慌”为由，进行新闻限制和封锁，而可以回避政府工作中的失误。震惊全国的广西南丹矿难就是一个典型例子，如果不是媒体记者的调查报道，真相很可能被掩盖；再次，有些实际工作部门的官员为了逃避监督，在遇到突发性事件时往往采取文过饰非、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的态度，甚至用行政手段阻止新闻记者进行调查采访。这是媒体现状中特别是深度报道令人担忧的一面。⑥

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面前，在充满机遇与挑战的历史进程中，一些学者着眼于我国民主建设的大方向，不断思索着中国媒体发展的未来空间。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以建设性态度，对媒体应该有什么健康的环境作出了自己的思考：“首先，媒体应该有它的活动空间，能够按照自身的逻辑做事，几百年来，新闻界已经有了自己行业的一些公认准则，超越了这些准则，就是不道德的。而当他们受到不正当干预的时候，这一行业的行为准则就会被破坏，规则被破坏的结果就是行业的堕落。其次，新闻界应该有好的制度和机制，一个好的制度会使越来越多优秀者出现，而坏制度只能使人越来越堕落。第三，要处理好媒体与官员的关系，因为官员绝不会允许媒体报道对他不利的消息，这样的结果就是新闻不能提供真实信息，同时也加大了新闻成本。最后，不要出现太多的媒体败诉。”⑦他还举例说，耶鲁大学的陈志武先生曾作过研究，他发现，中美两国类似诉讼的胜诉比例正好相反，而在我国因为名誉权而状告媒体的案件中媒体的败诉率高到难以置信的程度。如果这种状况不加以改变，长此以往，新闻就会无法生存。这些见解相当深刻，足以启示包括深度报道在内的所有媒介报道。

三、深度报道在传媒变局中的角色扮演

传媒变局带来新闻业态的诸多变化，也引发了一系列的业界的连锁反应。因此有人用“革命”一词来形容80年代以来传媒界的变革，这似乎并不是什么夸张。

当然人们注意到，发生在传媒界的这次“革命”，诱发的因素可以从多个视角来探讨，但不可否认，深度报道在媒体中崛也起到了十分重要的推动作用。大众传媒以新闻立足，新闻观念的质变，必然引起媒介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传播手段、资源配置等各要素的剧变。那么在这场传媒变局中，深度报道究竟扮演了什么角色？

首先，从传媒业态的嬗变看，深度报道凸现了社会“注意力”因素，由此构成了媒体力量的重新配备和整合。深度报道是讲大事的，这些大事可以是某一构成社会强力关注的突发事件或重大时事，如伊拉克战争报道、非典事件报道；也可能是具有社会普遍意义的某种观念形态，如对改革中某些问题的认识或重要政策；还可能是某一重大问题的综合剖析，如西部地区贫困探源等。它凸现焦点、热点，以社会注意力为中心（“受众中心论”），着力于“时事追踪报道、新闻背景分析、社会热点透视、大众话题评说”，使新闻更具有可看、可听和可读性。

社会注意力，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它变动不居，弥漫于日常生活流中。新闻传媒依据传播学中的“议题设置”理论，有效地捕捉时代的社会公共性事件、问题或话题，通过必要的策划和智力投入，使本来弥漫的社会注意力集中到一个时期、时段的“问题”上，构成新闻的“看点”。一般来说，客观报道由于孤立、就事论事地对待事件和问题，所以受众的注意力是分散的、短期的，而深度报道因其深入性、关联性和持久性，足以凝聚受众探索的目光，使之关注某个特定的“焦点”。也正因为它的这个特点，媒介就不能像对待客观报道那样处理事实，而需要足够的力量（包括人力、财力、和精力）投入，真正深入地报道、分析、评说事件或问题，以伊拉克战争报道为例，世界各国为深度报道战争进程，媒介投注的人员、设备和资金，是传统业态的媒介所无法想象的。

其次，从传媒的功能变革看，深度报道强化了新闻的“社会守望”职能，并日益延伸出新的社会职能，逐渐构建起一种媒介品格和精神。深度报道是否反映了广大群众关心的“热点”、“难点”、“敏感点”问题，是否具有新闻要说真话的基本品格，是否具有历史的真实记录的新闻使命感，这是深度报道最基本的理论依据。这个理论依据，如果演化为媒介自身的职责，可以看做是“社会守望”的职志是否实现。以“新闻调查”为例，它的“调查”对象，就是正在或一直被遮蔽的“真相”：有的被权力遮蔽，有的被利益遮蔽，有的被道德观念和偏见遮蔽，还有的被我们狭窄的生活空间和集体无意识遮蔽。如果进一步分析，它一般有两种状态：一种是属于通常所说的内幕或黑幕，那就是被权力或利益遮掩的真相；另一种是复杂事物的混沌状态，一般是被道德观念、认识水平和信息不完整所遮掩的真相。社会守望者的新闻就要通过自己特定的方式，揭穿真相，去除遮蔽，使事实回归常识或真理。

深度报道应关注国计民生，张扬人文情怀，应为净化社会空气尽力，为中国的民主进程实施舆论监督等，是转型期中国的根本期待。这种期待能否实现和在多大程度上实现，已日益上升为人们对媒介品格的一种认定，或一种身份符号。以《南

方周末》为例，它的彰显爱心，关注民生，维护正义，平民视点，以及体现出来的启蒙思想、弘扬理性等特征，已构成了它的基本品格。正如一位读者在给《南方周末》的来信中写的：一个禁锢思维的民族不会有希望，《南方周末》心中永存的国脉与民瘼，为人们开启了一个思维的空间。

再次，从传媒经济发展看，深度报道作为一种重要的注意力资源，已直接成为媒介注意力经济的内容，并成为媒介经济的标识或品牌。加拿大著名传播学者麦克鲁汉在20世纪60年代就曾指出：传媒所获得的最大经济回报来自于“第二次售卖”——将凝聚在自己的版面或时段上的受众“出售”给广告商或一切对于这些受众的媒介关注感兴趣的政治宣传者、宗教宣传者等等。那么，这种所谓“出售”受众的行为到底“出售”的是什么呢？对此，麦克鲁汉的回答是：受众的注意力资源。从一定意义上说，作为文化产业的传媒业，是以社会注意力资源为主要经营对象的经济产业。媒介的注意力经济品质，是一种固有属性，其构成社会影响力的，主要取决于媒介的内容。从实际情况看，由于现实中人们认知、社会判断和社会行为的需求，几乎所有媒介的深度报道都已成为看点和关注点，这些节目或栏目一般都已具备“品牌效应”，直接影响收视率、点击率和阅读指数，这无疑有助于传媒经济链的不断延伸，并且其影响将是十分宽广、持久的。

注释：

①、②喻国明：《解析传媒变局：来自中国传媒业第一现场的报告》，第20页、第6—7页，《南方日报》出版社2002年版。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537页，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④时统宇：《深度报道范文评析》，第16页，新华出版社2001年版。

⑤杜骏飞：《流言止于传媒的公信——透析“非典型肺炎事件”中的传媒危机》，《新闻记者》2003年3期。

⑥、⑦见2003年2月27日《南方周末》，《中国媒体：责任与方向》。

第二篇：计算机毕业论文：信息时代与思维方式变革

信息时代与思维方式变革

——笛卡尔思维和打破现状思维

【 正 文 】

《中国科技信息》杂志1997年第16期上发表了中国科技信息研究所陈颖健先生的一

篇文章，题目是《打破现状思维的概念引入》（以下凡引该文皆不另行注明出处）介绍

了一种新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就是“打破现状”的思维方式，其核心概念是“概

念引入”与“概念工程学”。

“打破现状思维”的关键是引入新概念。新概念当然不是现成的、原来就有的概念，而是人们创造出来的符合产品、生产方式和营销系统所需要的概念。为了创造出产业

和市场需要的新概念，就形成了一门新学问，这就是研究概念工程学。

“打破现状思维”与笛卡尔思维是相互对立的。笛卡尔思维的基本原则是要素还原

主义，它包含三条基本假定：

1.所有事物都可以分解、还原为要素；

2.将所有要素加到一起，便得到事物的整体；

3.如果解决了各个要素的问题，就相当于解决了整体的问题。

我们对这种笛卡尔式的思维方式并不陌生，我曾把这种思维方式称作“构成论”思

维方式并作了分析批判。（金吾伦：《生成哲学导论》，载《自然哲学》第一辑，科学

出版社，1994）笛卡尔式的思维方式是工业时代，尤其是机械论时代的产物，今天已经

不能完全适用了。有人还继续把一些旧思维方式奉为圭臬。这实在是我们时代的悲剧。

我们正在迈向一个全新的时代：信息时代。我们的思维方式应适应时代变革的要求

有一个全新的变化。许多人都在孜孜探求这种新的思维方式，以及用什么样的概念来清

晰正确地表达这种思维方式。托夫勒认为，“我们正在经历的震撼性的变迁不是混乱不

堪或偶发无序的，事实上，它们形成了一个明显的，清晰可辨的模式。而且，我们的观

点还认为，这些变迁是累积性的——他们日积月累，直至形成我们生活、工作、休闲和

思维的巨变。”托夫勒将这种新的思维方式称为“浪潮前锋分析”。他指出，“按照这

一分析方法，它们并不是互不关联的偶发事件，而是以一定速度前进的一次浪潮变迁”

。（托夫勒：《创造一个新的文明》，4-6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

如果说，托夫勒对新思维方式的概括尚失之笼统，那么，用“打破现状思维”来概

括新思维方式之特点就具体深入得多了。

陈文介绍说，“打破现状思维”是作为笛卡尔思维的对立命题而提出来的。与“从

事物的分析开始”的笛卡尔思维不同，打破现状思维则主张“从整体看事物”。

“打破现状思维”的基础是以下七项原则：

1.独特性原则：每个问题都具有独特性，并需要一个具有独特的解决方案；

2.“展开目的”原则：扩展并将注意力集中在目的上，有助于排除问题的非本质方

面；

3.追求“应有状况”原则：具有目标解决方案，能够为近期解决方案指明方向，并

能向近期方案中注入较大的目的；

4.系统思维原则：每个问题都是较大问题系统的一部分，解决一个问题不可避免地

导致另一个问题。拥有一个关于什么样的要素和尺度构成解决方案的明确框架，能够确

保解决方案的可使用性和实现。

5.收集必要信息的原则：过多地收集数据也许会产生问题领域的专家，但是，知道

过多的数据会妨碍发现某些极好的替代方案。（这里强调“必要的信息”，收集过多的、不必要的信息就会形成信息垃圾——金注）

6.参与、介入原则：将来贯彻和使用解决方案的人，应始终密切地参与到解决方案的开展过程中来；

7.继续变革的原则：保持解决方案生命力的唯一办法是，在解决方案中加入一个不

断变革的计划，然后对其进行控制。因此，一系列打破现状的解决方案将成为通向美好

未来的桥梁。

如前所述，“打破现状思维”的核心是创造新概念，这正是概念工程学的任务。

“概念工程学与现存的、研究对象明确的工程学不同，它从‘无’到‘有’，创造

新对象。”

为了创造新概念，需要确定新的着眼点（目的），同时提出新的价值观，决定新的评价标准、评价尺度，也就是要从转变思维方式、设计方式开始。打破现状的概念创造

是从创造新框架新着眼点目的开始的。而这样的创造只能从“无”中生成出“有”来。

从这种意义上，是与我一贯主张的“生成论”不谋而合的。不过，生成论不只是着眼于

概念生成。

打破现状思维主要表现于研究开发领域中的思维方式，但它仍然具有普遍意义。它

采用重视整体、综合及相互关联的“系统”观点，从考察事物的本质出发进行思维。“

系统具有自身的目的性，整体性和相容性，因此，‘目的’是事物的本质，对概念创造

来说重要的是从目的着手，不断地追求目的；从系统的整体性和相容性出发，寻问目的之目的是达到全体、达到本质的途径。”笛卡尔式思维在研究开发方面具有以下五个特

点：

1.以过去的经验和现状为基础进行思考，即：在过去的延长线上创造概念；

2.以现状分析为主，将问题分解，这样做容易犯“分析麻痹症”；

3.从因果关系主面寻找问题点，追溯到过去，创造对策型概念；

4.使用从过去推测未来的“推进式思维”方式；

5.解决部分问题。

陈颖健文章强调，事实上，“未来不存在于过去的延长线”上。今天，我们正在逐

步进入用笛卡尔思维方式不能进行概念创造的时代。这正是在创造关于未来的概念时必

须转变思维方式的根本理由。”

未来不存在于过去的延长线上，未来是对现状的突破；未来难以预测，它是设计和

创造。因此，“考察过去，研究现状，然后在其延长线上描绘未来”这种“推进式思维

”是非常有害的。我们要用“牵引式思维”代替笛卡尔式的“推进式思维”，着眼于未

来，根据事物的本质来描绘未来的“应有状态”，并以此来改变现实，创造未来。

本文之所以较详细介绍陈颖健的文章，并较多篇幅的引述，是因为我意识到思维方

式的变革是时代的需要，是哲学探索的紧迫任务，而陈文恰好提供了新思维方式的很有

意义的素材。思维方式的变革定将为迎接新时代的到来，为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事业全面推向21世纪，为哲学的繁荣作出巨大的贡献！

第三篇：南方周末与深度报道

《南方周末》与深度报道

摘要：本文通过分析《南方周末》的读者定位和报道风格，进一步探讨其在深度报道领域所取得巨大成就。并提出在如今新媒体的冲击下，深度报道该如何进一步发展方向。

关键词：《南方周末》；深度报道；读者定位；报道风格；新媒体冲击

《南方周末》作为中国深具公信力的严肃大报和中国发行量最大的新闻周报，能够在日趋激烈的报业竞争中脱颖而出,离不开其独具一格的创办思想和内容风格。其在深度报道领域所取得的成就也是巨大的。

一．深度报道与《南方周末》

1.深度报道

根据《新闻学大词典》的定义，深度报道是指“运用解释、分析、预测的方法，从历史渊源、因果关系、矛盾演变、影响作用、发展趋势等方面报道新闻的形式。”在这个解释的引领下，深度报道对于新闻事件是更深层次的剖析，它以其题材重大、报道面广、深刻透视新闻事件、富有思辨色彩，成为各家新闻媒体的报道重点，同时也因为深度报道在选择题材时往往能紧抓住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热点、难点、疑点问题，挖掘新闻背后的新闻，事实背后的事实，针贬时弊，直击要害，起到监督的作用。

近些年来，西方新闻业界往往从操作的角度去理解深度报道，最广为人知的是美国专栏作家朱蒙得的观点“:以今日之事态，核对昨日的背景，从而说明日的意义”，也就是说深度报道使昨天的新闻背景与今天的事件发生关系，以获得明天的义；也有说深度报道是在“5W”理论的基础上，将五个“W”和一个“how的内涵加以扩大；而美国哈钦斯委员会也在其著名的报告《自由而负责的新闻界》 中为深度报道下定义。“所谓深度报道就是围绕社会发展的现实问题，把新闻事件呈现在一种可以表现真正意义的脉络中。”换句话说，深度报道“深”就深在以实问题的解释分析为核心，为呈“点”状分布的有关新闻事实编织出一个正确地确定其社会位置的经纬度坐标系来。如果说，客观报道的基本要求是 “实事”，那么，深度报道的本质要求就是“求是”。

然而上述几种观点也还并不能够完整地揭示出深度报道的理论本质，它们更多地体现在指导新闻从业人员的深度报道写作实践上。

我国自上世纪80年代起，深度报道也异军突起，而且在随后的日子里得到长足发展。1986年全国好新闻奖评选首次设立了“深度报道奖”；20世纪90年代，随着广播电视在中国的逐步普及，深度报道也开始进入电视领域。1993年5月1日 《东方时空》横空出世；19945月1日年中央电视台新闻纪实性栏目 《焦点访谈》 以极高的收视率吸引了全国观众的眼球；1996年5月17日 《新闻调查》等栏目也先后创立。中国报业市场也一下子开始了“扩版热”，各类大特写、大扫描、大透视遍布各报纸的重要版面。

2.《南方周末》

创办于20世纪80年代的《南方周末》, 早期的定位还是一份追求娱乐品位的大众型周报。定位为“文化娱乐类小报”，所以组稿内容多为“三星”，即演艺界明星、体育界明星、明星艺术家。受众面向全国大众，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针对。

之后随着时代的变革和周报的细分环境, 继1996 年第二次扩版之后，就有了严肃、主流的时政报道的定位。受众群体便开始发生改变，开始定位为600万的知识型读者。这群读者属于高级知识分子。他们关心中国社会发展和国际时局的热点，不满足于周边的琐碎消息，希望透过更多的事件，来探索这个社会的真实情况；他们彰显爱心，维护正义，坚守良知，看到社会的黑暗，依然能关怀所有不幸的人，以自身的力量热爱社会；他们也是中国最具有可能诞生民主政治的一代，坚持公理观、进步观、社会观以及科学观，积极参与和谐社会的建设。

二．《南方周末》的报道风格

1.风格上：以独特的视角，跳出固有模式，理性不失温情

以独特视角细挖故事背后被人忽视的内容，转移舆论焦点，并让读者用全新的思路判断事件。当主流舆论都在关注事件的一般方面的时候，该报纸总能迅速地找到一个大家都可能忽视的切入点，并对其深挖，从而给读者开辟一个全新的思考角度。

在2009年发生的荆州大学生救人溺亡事件中便充分体现。当全国的舆论都提出渔民见死不救，还漫天要价捞尸费，各种混论、不明事实真相的言辞充斥在群众中；各路主流媒体也处于跟风褒贬不一的状态下；家属们混乱之中不知找谁算账。只有《南方周末》另辟角度，多方访谈，还公众一个事实。从事件的起因到发展过程，都进行了各方面的验证。以细描的手法把读者带进荆州长江岸边的公园，这时全是大学生们烧烤郊游的好去处，同学们纷纷玩得很尽兴。文章便开始描述发生的经过，让读者亲历现场，了解各方人员的反应。大学生的惊慌和救人链的形成，老渔民的出海，捞尸主管人的无情，各级部门的态度都一一呈现。再接下来描绘了老渔民们被冤枉的现状，让读者明白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并对已经发生的一些过激行为无形中提出了批判，帮老渔民陈选德、陈恒云还清了公道，也对跳江救人的大学生表示惋惜，同时也呼吁救人前需要理性思考，不可盲目救人，造成更为巨大的损失。

在传统的舆论导向中，我们常常会形成对立的价值判断。一个社会事件出来了，我们就会对该事件形成一种不是好、就是坏的观念立场，而接下来的工作，便统统围绕着这个既定的观点进行，一切的宣传工作都为了加强这个观点。但在如今这个观点丰富的时代，过去的那一套显然是应付不了。于是，寻找读者一般思维范围里可能被忽视的报道角度就成了媒体引导的一条新路。从读者忽视的角度让读者记住你，用读者从未预想过的事实让读者改变观念。最终，达到以新闻事件本身的逻辑服众、以详实而独家的事实服众。理性的报道整个事件，不随大流，却又充满着人文情怀。

2.语言内容上：多元化发展，文学性强

《南方周末》的读者群体数目不是很庞大，只是一些有限的数目。知识分子们的欣赏品味也不尽相同，但无论如何，对于社会上发生的大事，南方周末都会各方面出动记者去调查去还原事实的真相，每期32版，分新闻、经济、文化三大板块，内容紧扣时代发展得热点与焦点，通过全面、深入、生动地反映和报道新近发生的重大事实，向广大读者提供更完整、真实的中国社会迈向未来的脉络、趋势和图景。并以政府、经济、民生为主,运用了多种通讯类新闻体裁,以调查性、解释性报道为主,容量大,篇幅长,内容详尽，多元化发展。

《南方周末》作为出版周期较长的周报,在时效性上比不过日报和电视,正好在报道的深度和广度上做文章。但是深、广并不意味着凝重和刻板。在荆州大学生救人溺亡事件中有一段描述：当时王守海立在船头,一手拉着一根尼龙绳,绳子的尽头是一把钩子,跟钩住的那具年轻的遗体一起隐没在水面下。王守海的背后是捞尸队的一名同伴,他同样拉着一条绳子,系住遗体的手腕。捞尸的小船在缓缓地靠向岸边。岸上等待着的是溺水者陷于绝望和惊慌中的同学们。

这些细节描写,丰富了人物的形象,展现了物的个性和内心情感,又通过微小的细节交代了一些容易被隐藏的事实,读来别有一番味道。

3.新年献词的魅力

《南方周末》每年的第一期都会在头版刊登新年祝词，这已经基本上成为它的精神内涵的展示。从1999年新年献词为《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2000年新年献词为《我们从来没有放弃 因为我们爱得深沉》，2001年新年献词为《愿新年的阳光照亮你的梦想》·····到2010年新年献词《这是你所拥有的时间这是你能决定的生活》，每一年每读一次就能感觉到媒体的力量。

从“阳光打在你的脸上，温暖留在我们心里。这是冬天里平常的一天。北方的树叶已经落尽，南方的树叶还留在枝上，人们在大街上懒洋洋地走着，或者急匆匆地跑着，每个人都怀着自己的希望，每个人都握紧自己的心事”这样温柔美好的文字开始，我们便对南周怀有一种信仰，中国的真实都在他们的笔下，这个世界因为有他们而变得更明亮。

三．《南方周末》深度报道的困境及应对

面对多媒体数字网络的冲击和人们日渐浮躁的心态，报纸一方面要充分认识到危机所在，适应新的社会形势，及时改变自己的生存方式；另一方面也要有自己的生存理念和信心。因为报纸自身所具有的长处和优势是网络所不具备的。

挖掘新闻背景，解读新闻背后的“新闻”。把新闻做深做透，以其深刻性吸引读者，满足读者的新闻信息需求。处在自媒体时代的我们是很容易从其他渠道获取新闻信息，但对一些现象出现的深层次原因，则需要通过报纸的深度报道来解疑释惑。

尤其是在当今这样一个快节奏的社会里，标题党式的新闻越来越多，受众更加渴望具有深度的新闻出现。深度报道不仅在向受众提供一般化的新闻信息，而且由此及彼，把个案的问题推而广之；它既要探讨事实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又要揭示事实的意义、影响，预测其发展的趋势和规律，帮助受众在纷繁复杂的信息中评判认识。

文献参考：

1.甘惜分:《新闻学大词典》[M].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153页 2.尹亚杰，《多媒体时代的报纸深度报道》，《青年记者》[J],2008（17）3.《南方周末》深度报道风格的变迁 王 健

4.喻国明 《深度报道：一种结构化的新闻操作方式》

5.查本恩:《西部大开发报道的全局观与多视角化—“南方周末走西部”系列报道探析》

中国论文联盟网

6.郑兴东、陈仁风、:《报纸编辑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4月，第337页

7.浅谈《南方周末》的深度报道 韩晓梅 8.百度词条 《南方周末》

第四篇：论羊城晚报报道方式创新（定稿）

中山大学南方学院

本 科 课 程 论 文

课程名称：《新时期广东新闻业务创新研究》 课程主讲人：程道才课程开设单位：文学系

论文题目：论羊城晚报报道方式创新

系别：公共管理学系专业：公共关系学姓名：梁均霆学号091052059指导老师：

二〇一一年 十一月

论羊城晚报报道方式创新

摘要：全国省级报纸中，综合性报纸数量不多，但发行量大，社会影响力更大。在这些综合性省级报纸中，《羊城晚报》作为独立省级晚报，可算佼佼者。因之，《羊城晚报》的改革与发展，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总体来看，《羊城晚报》改版后收到了良好效果。用《羊城晚报》自己的话说是实现了“双赢”。当然，“百尺竿头”总有“更进一步”的余地，笔者作为新闻工作的研究人员，又承蒙《羊城晚报》新闻研究所的信任，不揣冒昧，以诚恳而不无挑剔的眼光，谈一谈《羊城晚报》犹可改进之处，供报社同仁参考。

为了将建议落在实处，笔者选看了2006年2月17-23日一个星期的报纸，尤其仔细地阅读了七个头版，提出如下意见和建议。

关键词：羊城晚报、报道方式、创新

正文：

一、出发点：应增多反映市民生活的新闻

《羊城晚报》改版后，虽然在拓宽报道广度与加大报道深度方面颇见成效，但反映市民生活的新闻似乎仍嫌不够。

首先，报纸改革的关键在于“凸现新闻”。报纸的英文直译就是“新闻纸”，它应以报道消息为主。新闻不同于理论阐述，不同于思想宣传，不同于文艺创作。把新闻当成红头文件，当成经验总结，甚至当成领导人的起居注，都是对新闻的误解。倘若报纸上缺乏鲜活的新闻，就难以称为真正的报纸。报纸办得好不好？这个问题要由读者回答。新闻价值是针对受众而言的，只有传者的意愿，没有受者的认可的新闻，通常没有新闻价值。读者买报，目的是想知道昨天、今天发生了什么重大的事情。没有新闻，是我们当前报纸致命的问题。早在1956年，《人民日报》改版的第一个要义，就是增加新闻，而且增加新闻一倍半！胡乔木为《人民日报》写的改版社论说：“生活里重要的、新的事物„„人民希望在报纸上多看到一些，我们也应该多采集、多刊登一些。”——今年是2006年，这段50年前的话，今天依然是如此亲切而一语中的，依然是报纸改版应该遵循的原则。在这里，“关注人民生活”、“抓住新鲜事物”是关键，即报纸应该抓住读者迫切想了解的、与其生活相关的、时效性较强的、事件性的新闻。但是，目前状况多少还有些不尽如人意。我们来看看《羊城晚报》七天的头版头条吧：

17日的《创新型建设 广东再领跑》，是一则没有“讯头”的工作总结。《人民日报》2月16日发了头版头条《广东：新征途上再领跑》，广东没有必要再说一遍。

18日的《“上帝”被“环保”撞脑》，也是一篇没有“讯头”的文章，其副标题明确表示：“知名跨国企业„„引发消费思考”，文章既然落于“思考”二字，也就谈不上什么时效性了。

19日《贫困生用手机：必需品？奢侈品？》相对较好，有“本报讯”，是一则有新闻由头的非事件性新闻。不过，这则新闻的标题实在不像消息标题，反倒像评论标题。

20日《肇庆，追求新突破》是最具“典型”意义的综合性报道，没有“讯头”。文章分“心态突破”、“资本突破”、“人才突破”三个小标题，叙述一个“面儿”上的事，交流经验，铺陈成绩，畅谈感想。21日《省政协九届四次会议今天开幕》、22日《省十届人大四次会议开幕》、23日《张德江：让发展成果惠及老百姓》则是连续三天的会议新闻。

如上所示，七则头版头条中，一条非事件性新闻，三条会议新闻（可被看作是事件性新闻，但未必是读者迫切想了解的），三条不是真正的新闻。可见，《羊城晚报》在增加时效性强的事件性新闻方面确实还有提高的余地。像《肇庆，追求新突破》这样的典型报道，本身缺乏新闻性事实，放在新闻纸的头版头条，终归是不太合适的。列宁说：“少发些不着边际的空论，少唱些高调，少来些自我欣赏，多说些明确的意见，多注意一些具体的现实，多提供一些具体的知识。” ——这正是新闻规律的重要支点，撤掉了这个支点，新闻也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

其次，即便增加了时效性较强的事件性新闻，还要注意新闻报道内容的“三贴近”。大众传播媒体为“大众”而存在，它首先关注的是传播效果的问题，而要达到“最理想的传播效果”，媒体就应该以受众服务者的身份出现，而不能以高高在上的发号施令者的身份自居，更不能把媒体变成政府的红头文件或领导人的“起居注”。

中央要求新闻传媒“三贴近”，当然不是拍拍脑袋随便想出来的，而是针对现在的普遍问题，也就是说，现在的传媒存在着“三脱离”的倾向。这当然不仅仅是《羊城晚报》的问题，各大报纸都有这样的问题。

2003年3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研究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等工作，会议讨论了《关于进一步改进会议和领导同志活动新闻报道的意见》。《意见》指出，中央领导同志出席部门召开的会议，一般不做报道。中央领导同志题词、作序、写贺信、发贺电、参观展览、观看演出、给部门或地方的指示或批示、出席地方和部门举办的颁奖、剪彩、奠基、首发、首映等仪式和接见、照相、联欢、探望、纪念会、联谊会、研讨会等活动，一般不作公开报道。除了具有全局性的重大会议外，会议报道不应把中央领导同志是否出席作为报道与否和报道规格的惟一标准，不应完全依照职务安排报纸版面和电视时段。《意见》要求地方党报关于地方领导的报道规格，不得简单比照中央领导，因为中央领导同志担负着国务活动的任务。（这里我们做了着重表示）

很多报纸的重要版面常常是领导人的讲话或行动。不是说这样的消息不能要或不重要，但切不可过多、过滥，更不可只有领导的身影而无群众的踪迹。《羊城晚报》2月23日头版刊登了《张德江陈绍基观看粤剧〈双枪陆文龙〉》的消息，这算得上是时效性较强的事件性新闻了。可惜这则“本报讯”和《广州日报》同天刊登的头版消息《省领导观看〈双枪陆文龙〉》几乎分毫不差。两则消息几乎用完全一样的词句写了如下导语：“为庆祝广东省繁荣粤剧基金会的成立，昨晚，湛江粤剧团在友谊剧院隆重上演粤剧古装长剧《双枪陆文龙》。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广东省委书记张德江，省政协主席陈绍基，省委副书记蔡东士，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朱小丹，副省长雷于蓝，省政协副主席韩大健、周天鸿、陈蔚文观看了演出。”——领导人的名衔占了一半以上篇幅，而对于这次活动的真正主题——粤剧的发展状况却几乎没有提及，更没有关注本次演出最辛苦的剧团演员，也没有关注粤剧发展的目的——满足广大普通观众的需求。不能不说，这样的新闻报道是写给领导看而不是写给市民看的。再以2月23日《羊城晚报》的整个头版为例，“脱离市民生活”的失衡情况就更明显了。该版一共刊登了十篇文章（有消息，也有特写），其中报道领导人行动或转述领导人言论（提案）的竟达七篇之多。其余三篇中，《羊城晚报改版双赢》一文属于自说自话。真正反映市民生活的新闻，只剩两篇而已——两篇中还有一篇《业主委员会协会找不到“娘”》毫无时效性可言。

上述分析，可能有些残酷——我们也许应该把领导们的发言与提案理解为对市民生活的关注与反映吧！这是一个可以探讨的问题。然而，生活中每天都发生着许多有意思的事情，工作在各行各业、各个领域的普通人，其值得报道的事情真是难以数计，只是我们没有去发现和表现他们而已！更何况，广东是充满着无限活力与生机的省份！可是现在，在领导的身后，有大批记者追逐，而在群众的身后，却鲜有记者的身影。领导在媒体亮相已经习以为常，而老百姓的偶然一次上报，对任何人及其亲友都是一件大事！让人民群众成为新闻的主角，人民群众就会对市、对省、乃至对国家更关心，更上心，更贴心，在工作生活中更加发奋努力。这是我们新闻工作者可以做，也是应当做到的事！

综上所述，“时效性较强的事件性新闻”和“反映市民生活的新闻”可以作为两个层面的标尺来衡量新闻报道的水平。只有不断增多符合这两个标准的新闻，《羊城晚报》才会切实地更上层楼。

二、操作层：新闻报道应更有深度

前面谈到《羊城晚报》“应增多反映市民生活的新闻”，这个建议落实到操作层面，方法之一就是加强深度报道。

先看一例。《羊城晚报》22日头版刊登《“的士报废”不应损害司机利益》一文，说广州最新规定“的士”行驶50万公里就必须报废，意味着“的士”报废期从8年缩减为5年。在这篇篇幅不短的新闻报道中，记者下了不少力气，采访了多位省人大代表，文章写道： 甲代表说：“政府出台一项政策，应该有其必要性、合理性和可预见性。”乙代表说：“司机、出租车公司的利益应该按照法律的规定受到保障。”丙代表说：“‘供车’司机的利益如果受到间接损害，应该出台配套措施适当予以保护。”——这篇报道分别引证了三位代表的话，说完了报道也就完了。试问，如果您是一位出租车司机，读了这样的报道会作何感想？将心比心，颇有“隔靴搔痒”之感。阅读此报的广大“的士”司机恐怕还是一头雾水、心急如焚。因为《羊城晚报》的报道没能指出问题的症结所在，更没有对未来事态发展做出任何实质性预测。平心而论，面对这样棘手的问题，谁也不能奢求省人大代表能在很短的采访中想出两全其美的方法，因此他们说一些空话、套话在所难免；但是，如果记者的报道停留于“代表怎么说我就怎么写”而不再继续深入调查，那报道的价值肯定打折扣。

相比之下，《广州日报》同一主题的新闻报道就深入了不少。《广州日报》明确指出了解决问题的一些对策。譬如，文章引用法律专家的话说，出租车应该单独执行8年报废的标准，而不应执行50万公里的报废标准——这就给的士司机以很大的希望。文章还指出，让出租车在达到报废标准前提前转入二手车市场也是一条解决之道，虽然还存在许多问题。这些深度采访所获得的建议，毕竟让人有了一个方向，起到了一定“解惑”的作用。

深度报道的理论是西方新闻界提出的。实践证明，目前在广播、电视等电子媒介的传播手段以其时效性强和形象鲜活而占压倒优势的情况下，报纸的深度报道则是其在传播竞争中出奇制胜的绝招。深度报道要求阐明事件因果关系与其深刻背景，预测事件的发展趋向，分析事件的意义。笔者认为，《羊城晚报》在深度报道方面似乎还大有可为。

深度报道问题，既可以说是个形式问题（譬如要多采访一些新闻源而不宜采用孤证等），也可以说是个理念问题。这个理念就是：记者应该始终保持开放、独立、能动的思考状态。为什么《羊城晚报》的记者停滞于“代表怎么说我就怎么写”呢？因为记者的思维封闭了，他们没有能动地从各种可能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在其思想深处，他们天然地认为肯定有人已经替他们考虑过了。值得着重指出的是，在各种角度当中，受众的角度无疑是最重要的，这其实就回到了本节、甚至本篇文章的起点——记者是否能从传、受双方来考虑问题。想群众之所想，急群众之所急，这绝不是一句空话，若能落到实处，恐怕新闻报道的深度自然就有了。群众是什么都想知道、什么都想搞明白的，绝不仅仅是被动的倾听者。《羊城晚报》17日发表消息《珠江新城地下将走胶轮车》，18日又发表《珠江新城“胶轮车”也似地铁走“道

轨”》一文，文中说：“本报昨天报道了„„胶轮车，许多市民希望了解‘它到底是什么东西’。”仅从这条不长的科技新闻中，就可见端倪：正是群众们“欲知”的要求，促使新闻报道必须走向深入，走向理性。

诚然，上述所探讨的深度报道的理念问题，是个比较大的问题，它和我国过去新闻报道的传统思维方式息息相关。而传统思维方式则可以归纳为黑白分明的思维方式，因果单一的思维方式，今必胜昔的思维方式，证实不证伪的思维方式，等等。几十年下来，积重难返，也不是几天、几个月就能解决的。

报纸的自我表扬报道不符合职业规范

关于“应增多反映市民生活的新闻”，还有一条可操作的方法，就是尽量减少对报纸自身的报道，把版面“腾”出来。这不仅是一个操作问题，也是新闻职业规范的问题。自己报道自己做的好事或获得的成绩，还特别占用宝贵的头版位置，这对于媒介来说是一种职业耻辱，可是我们现在普遍对此麻木。让其他媒体报道自己，自己不宜自夸，则是新闻业的无形规则。否则，这假媒体会被人看不起。

也可能是凑巧，笔者选取的7天报纸中，竟然有3天的报纸——都在头版对自己做了报道！19日刊登《本报业集团12件作品获奖》，20日刊登《王选的五个梦和〈羊城晚报〉》，23日刊登《羊城晚报改版双赢》。其中，《王选的五个梦和〈羊城晚报〉》尤其扎眼，文章写道：“‘王选老师曾经对我说过，他的一生中有十个梦想，其中有五个都在羊城晚报得以成功体现！’羊城晚报报业集团总经理林志东今天撰文回忆当年往事，讲述王选在羊城晚报实现的五个梦。”

《羊城晚报》对自身曾经的荣耀有自豪感，这完全合乎情理，但这样的报道应尽量减少。因为，报纸应该是个公正的“旁观者”，这是大家对报纸的心理预设。一旦“旁观者”成了“参与者”，“报道者”成了“被报道者”，自己报道自己，自己夸奖自己，那“客观”与“公正”就会受到怀疑，报纸的“信誉度”也很可能在无形中被降低。譬如《羊城晚报改版双赢》一文，借2006年上海新春推介会的由头，讲《羊城晚报》如何得到读者的赞许，文中写读者“普遍认为当天新闻多了，内容更丰富了，观点更独到了„„”报道的情况也许确是实情，但这么报道的效果恐未必佳。

国外一本经典的新闻写作教材曾经转引一位写作教练的话说：“太多的报道没有回答读者最有挑战性的问题：跟我有什么关系呢？” 试问，《羊城晚报改版双赢》这则新闻跟读者有什么关系呢？读者需要么？这种“自吹”的作风也不符合中国文化的一贯传统。王选先生的五个梦想都在《羊城晚报》得以实现，以此作为对王选先生的纪念也无可非议，是否可以把文章放到后面的版上去呢？王选先生刚刚过世，《羊城晚报》便立刻将人家的“悲痛”化为自己的“力量”了！

由此深入地思考下去，笔者认为，《羊城晚报》在报道作风上确实有一些值得改进的地方。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原则是：报道内容应该是客观事实，而不是由媒介策划并促成其发生的“事件”。坦率地讲，虽然上述三篇文章并不是典型的新闻学界所坚决声讨的“天下本无事，新闻策划之”的新闻，但《羊城晚报》却实在有向这个方向靠近的趋势。譬如，20日消息《用手机就像出门穿衣服》开门见山地说：“本版昨日头版头条推出相关报道后，读者热议之中„„”注意，这可不是评论，而是一篇有“消息头”的消息！其意思是，正因为《羊城晚报》做了“昨天”的报道，才促成了“今天”事实的发生。这种报道作风不宜提倡，至少在消息的写作中不宜提倡。

三、细节处：新闻标题用语应更考究

《羊城晚报》的少量新闻标题在用词用句上还存在着不够精准的情况。譬如：17日《天山“娃娃”羊城获“最好”》、18日《“上帝”被“环保”撞脑》、18日《珠江新城“胶轮车”

也似地铁走“道轨”》、21日《冷空气又来，阴天雨湿湿》等。

这些标题有些是词义晦涩，有些是句义晦涩。诸如“撞脑”、“道轨”等词汇，笔者生平第一次遇见；而“阴天雨湿湿”一句，除了让笔者联想到杜甫《兵车行》中“新鬼烦冤旧鬼哭，天阴雨湿声啾啾”的句子外，实在是没觉出什么美感来；《天山“娃娃”羊城获“最好”》一题则让人迷惑不解。

广东报纸的标题很可能采用一些本地语言或特殊用法，这本无可厚非，笔者在此也没有多少发言权。但笔者还是认为，作为一份有着全国影响力的对开大报，作为一份与《北京晚报》、《新民晚报》齐名的著名晚报，作为独立省级晚报的“样板”，《羊城晚报》似乎应在新闻标题上再下些功夫。2月16日《羊城晚报》赫然将“呵呵”两个字写到了头版头条的副标题中去！头版头条标题，真乃寸土寸金之地，怎容得下“呵呵”这个几乎没有意义的词儿呢？活泼也要有个限度。

此外，新闻标题切忌“以辞害义”，没有必要为了对仗、对偶去硬凑那几个字。真正好的标题首先在于它对新闻事实的准确揭示，其次才考虑它的生动形式。标题的风格要和报纸的总体定位相一致。

总之，媒体应该如法律和医学一样，有自己独立的运行方式和规则，这种运行方式和规则中的关键是：务必时刻从传、受双方来考虑问题。如果《羊城晚报》能始终实事求是地服务市民、反映社会，那么，《羊城晚报》改版是否成功，人民自会心中有数。说到底，报纸的荣誉，绝不能是“传者”自封的，而只能是人民给予的。相信《羊城晚报》在这次改革中提定能够真正把党中央要求的“三贴近”落实到笔触间和版面上，收获得多的群众的认同。

第五篇：大数据诱发教学深度变革的实现方式

大数据诱发教学深度变革的实现方式

在“互联网+”、云技术等的支撑下，大数据以慕课、翻转课堂、微课程、自媒体教学等多种形态冲击和变革教学活动。对于被赋予独特社会职能的教学活动，大数据实质上从哪些方面变革教学活动、在何种条件下变革教学活动、以什么方式变革教学活动等，就是提高大数据变革教学活动有效性所必须审视的问题。大数据诱发的教学深度变革

自从17世纪夸美纽斯确立班级授课制以来，教学活动的基本样态就被定型了，并且教学理论的基本架构也日益变得稳固，相应地一种特殊现象就是“科学意义上的教学论正是现代班级授课制度的产物”。对于社会发展及其所产生的新技术，教学活动在理论与实践层面上通常有限地接受它们所带来的影响，仍然固执地坚守着以传统班级授课制为主的教学样态。而在知识经济时代，这一趋势正在被改变。大数据快速地传播、聚集及衍生人类世界的知识信息，还将教学活动及师生教学行为系统而动态地转变为数据信息，极大地丰富了数据信息的数量、类型与价值，从而将教学内容及教学资源的深度与广度无限放大。

（一）大数据引发教学思维的深度变革

互联网技术将师生抛掷于浩瀚的大数据之中，丰富了他们获取信息的途径与方式，使他们从传统意义上的知识获得者变为大数据背景下的知识获得者与创生者。因此，大数据深刻地影响着师生认知知识世界的内容与方式，从根本上延展和改变了教师、学生、教学内容等核心教学要素的内涵与特质，甚至构建了师生与教学内容之间、师生之间的新型关系。

大数据使人类思维发生三个转变：在信息世界里人类所面对的“不是随机样本，而是全体数据”“不是精确性，而是混杂性”“不是因果关系，而是相关关系”。这些思维转变强烈地影响着教学思维。首先，教学活动要更多地关注“不确定性”的知识。面向全体数据及其混杂性使师生在理论上需要关注所有知识，但是在实践上又无力关注所有知识。这一教学认识悖论使师生不仅要接受被人类社会所精确地确信的知识，更要接受具有一定模糊性、结构不良的知识。其次，教学活动要更多地遵循发现“是什么”的认识路线。对相关关系的探索将适度降低师生对因果关系的过度依赖，引领师生动态地跟踪快速演进的事件与现象，以连续不断、整体性层面的“是什么”相对准确地把握事件和现象的真实发展趋势，从而部分地代偿事件和现象发展背后所遵循的“为什么”。

（二）大数据引起教学结构的深度变革

受教学思维变革的深刻影响，教学活动的结构也发生了变革。第一，教学目标实现“基础知识”与“学习方法”并重。引导学生掌握普遍性与适应性最广且有生发性功能的基础知识与技能，构建学生有效掌握大数据的支架，进而引导学生在教学活动中依据自己的个性特征、认知方式、发展需求等，定向、专业地构建个性化的大数据知识图景。同时，引导学生构建有效认知与运用大数据的学习方法。一是适应情境流变的逻辑直觉方法，便于学生有效地利用大数据符合逻辑地透视问题本质、探寻基本规律、提出解决方案等；二是面对复杂数据的意义关联方法，促使学生在类型繁多甚至杂乱无章的大数据中迅捷地发现数据之间的内在联系，实现意义创生，觉察意义所负载的情感情绪等。第二，教学内容实现“基础”与“现代”的有机结合。对于课程和教材，需要根据教学目标回归基础的要求，有意识地剔除相对陈旧的知识和过于凌乱的“知识碎片”，着重选择与组织学科的基本概念、基本结构、基本原理等。同时，改变 “以不变应万变”的传统教学内容观念，跟上大数据快速更新的步伐，随时挖掘大数据中有教育价值的信息，动态更新教学内容，保证教学内容的时代性和新颖性。第三，教学时空向“课外”延展与拓宽。师生可以随时随地利用信息终端链接大数据平台及互联网世界，突破传统教室对于教学信息的封装及对教学环境的限定，构建面对面教学与在线教学有机融合的教学时空场域。第四，教学方式更加凸显学习方式。教师基于学生的学习观念而调整自身的教学观念，利用大数据有针对性地设计并组织促进学生自主发展的教学活动。学生在教师所引导的开放性教学活动中，依据自身的学习水平、学习方式、学习风格有效地进行个性化学习。第五，构建“学生主体、教师主导”的生师关系。大数据为师生在知识获得方面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捷性，从而降低了“知识拥有式”的教师权威性，使教师的职责更多地转向引导学生有效学习、培养学生健康的情感等方面。正是因为大数据拓展了学生获取知识的途径，创设了学生创生知识的方式，学生在知识世界中才可以进行适合自己认知风格、学习水平的意义建构，进一步将自己变成学习的真正主人，这在一定程度上将师生关系由“教师引导我学”转变为“我需要教师引导我学”。

大数据诱发教学深度变革的条件

虽然大数据以多种方式影响着教学活动，甚至给教学活动带来很大的冲击，但是由于教学活动具有因班级授课制而形成的自我封闭性，大数据仍然主要以“嫁接”方式影响教学活动，这难免有隔靴搔痒之嫌。针对这一问题，为了将大数据对教学思维与教学结构的深刻影响有效地落实到教学实践之中，首先要基于大数据的特性与教学活动的本质，探寻促进大数据与教学活动“有机融合”的契合点。

（一）挖掘大数据深度描绘师生教学行为

利用大数据准确、真实和全面地把握师生教学行为，深度描绘师生在教学活动中的形象及个性，是提高教学设计水平与教学活动育人效益的首要前提。大数据凭借师生教学行为数据采集系统，经过严格的数理分析与逻辑构建，可以基于教学过程生动而精细地描绘师生教学行为的变化。这种数字化的师生教学行为变化描述破解了小数据视野下师生教学行为不可测的难题，相对客观全面地评估师生教学行为，比较容易逼近师生在教学活动中的真实状态。大数据还可以采取所见即所得的方式对师生教学行为进行可视化呈现，使师生教学行为更加立体化和具象化，从而增强师生教学行为的可感性。深度描绘师生教学行为有利于从教学主体的角度为教学活动提供更为真实的科学依据，从而有效地调控和改进师生的教学行为。如美国教育部2012年发布的《通过教育数据挖掘和学习分析技术来提高教与学：问题简述》报告指出，大数据可以客观全面地展示每个学生的形象，将学生置于真实的教学场景中进行评估，针对其学习状态进行教学改进，促进学生个性化学习。

深度描绘师生教学行为的方式可以按照全面收集原始教学行为数据、提纯量化教学行为数据、探寻教学行为规律、可视化教学行为规律的步骤展开。首先，全面收集原始教学行为数据需要对教学活动进行全景式观察，尽量系统地记录教师教的行为、学生学习行为、师生教学互动行为、课前教学准备行为、课后教学反馈行为等。其次，由于大数据是一种低价值密度的数据，存在大量冗余的数据，提纯量化教学行为数据就是归并整理师生教学行为数据，排除与其无直接关联的数据，然后将提纯后的师生教学行为数据按照一定标准分级量化，尤其需要有效地刻画有关师生的小概率教学行为和异常教学行为的数据。再次，探寻教学行为规律是利用云计算、分布式计算等技术手段挖掘师生教学行为数据之间的内在关联，基于教育学、心理学等学科的理论原理确证这些关联的合理性与科学性，并作出符合教育逻辑的意义阐释，甚至发现新的师生教学行为规律。最后，可视化教学行为规律是利用信息技术手段，立体、直观地呈现有关师生教学行为规律的类型与指数、内涵与特征、意义与价值等。

（二）建设富有教育价值的大数据教学资源

大数据的开放性、多元性及混杂性使教学活动运用大数据的有效性偏低，甚至对正常开展教学活动产生干扰与阻碍，如大数据形式多样的界面、丰富多彩的主题、贴近生活的信息、随手可及的链接等特征容易过度地激发学生的好奇心，极有可能分散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注意力，甚至诱导学生偏离教学活动的基本预设方向。因此，为了让大数据有效地服务教学活动，基于教育教学规律开发大数据资源就势在必行。首先，构建符合教学需求的大数据教学资源库。大数据教学资源的来源需尽量广泛，至少包含国家设置的课程及相关课程资源、学校和教师开发的课程素材、师生传承和创生知识文化的数据、师生教学行为的数据、互联网世界的数据信息等。大数据教学资源的构建方式不是随意地植入教育价值低的数据信息，也不是简单地变形与移植学校课程，而是必须结合学校核心课程的知识体系、符合学生的认知规律及知识基础、适应师生的教学活动方式等，构建符合教育教学规律且与学校课程目标有机融合的大数据教学资源库。

其次，打造智能化的大数据教学资源运行平台。这一平台在功能上至少需要基于教学情境即时分析判断师生的教学行为、推荐与教学主题密切相关的教学资源、为师生提供高效教学的实施建议等。更为重要的是，运行平台需要系统分析较长时间内师生教学行为的数据，综合刻画师生教学行为的特性、习惯、偏好等，基于此为师生定制个性化的教学资源使用方案及教学活动方案。此外，建立大数据教学资源平台与互联网世界的良性联系，基于师生使用大数据教学资源平台的个性化情况，动态推荐与更新互联网链接资源库。在实现方式上，大数据教学资源平台必须对互联网数据信息进行智能化甄别与筛选，以此确保互联网链接资源库具有较高的教育价值。

（三）培育和谐共生的大数据教学文化

大数据的硬件支撑环境是互联网，它的无中心化特征导致大数据的生产、传播、运用等具有明显的自发性和无序性，甚至常常处于一种丛林式的混乱状态。但是教学活动需要在和谐共生的教学文化氛围中，妥善处理与教学活动关涉的师生关系、生生关系、师生与社会之间关系等，才能保证教学活动的有序性和有效性。于是，为了规避大数据可能带来的混乱状态，在大数据环境中培育和谐共生的教学文化，才能保证教学活动得以有序而高效地实施。

首先，培育大数据环境中的教学自律文化。针对在大数据环境中因身份匿名而带来的言行随意、责任泛化、道德虚无等问题，引导师生在利用大数据进行教学活动时自觉养成为自己、他人及社会负责的态度和言行，促使师生真正为了有效教学而使用大数据，从而保证大数据环境中教学活动的科学性和严肃性。

其次，培育大数据环境中的教学共享文化。利用大数据的共享交流特性，培养师生在大数据环境中勤于交流、共享信息、共同进步等方面的习惯与能力，使师生在有利于共同交流、相互切磋的教学过程中获得更佳的教学效果。尤其是大数据环境中教学时空在一定程度上的错位与分离减少了师生之间面对面交流的机会，而且个性化教学的过度强化也加大了学生自我封闭式学习的倾向性。对此，教师需要有意识地引导学生在大数据支持的教学活动中与其他学习者展开积极的交流讨论与合作探讨，从而有效地实现教学相长。

大数据诱发教学深度变革的策略

大数据诱发教学活动在思维与结构层面发生深度变革，基本指向是教师利用大数据引导学生实现个性化学习，从而更加有效地促进每一位学生得到个性化发展。循着这一变革路径，需要挖掘大数据具有的教学价值，系统地提出教学变革的策略，在实践层面实现大数据诱发的教学深度变革。

（一）教学目标的精准化确立

因教学活动涉及的因素众多、教学活动的过程复杂多变，教学目标的设定与表述大多处于较为模糊的状态，主要是描述班级中大多数学生能够和需要达成的普遍性目标，忽视针对个别学生的差异化目标，或者是重点描述可以量化的知识技能目标，难以设定情感变化和方法掌握方面的目标。而大数据可以大幅度提升教学目标的精确度。一是大数据将每一位学生的学习行为数据化，系统分析每一位学生的学习风格、学习需求、学习水平等，构建每一位学生学习状态的综合指数，找出这一指数与预设教学目标之间的差距，进而统计分析班级中所有学生关于这种差距的范围跨度，从而使教学目标更加具体化、精确化和个性化。二是大数据记录学生学习方法使用过程和捕捉学生情感态度变化，量化分析学生使用学习方法的程度和情感态度状态的稳定性及趋向性，探寻教学情境变化与学生使用学习方法及养成情感态度之间的关系，从而相对准确地提出学生在掌握学习方法与发展情感态度方面的教学目标。

（二）教学内容的全景式选择与认知化组织

大数据为教学内容提供了丰富的教学资源，有利于突破过度囿于学科领域的教学内容选择方式，支持全景式选择方式。大数据通过互联网联通了整个人类知识信息世界，使教学内容的选择突破教科书、教学参考书等学科知识来源限制，可选择直接阐释学习主题的基础性知识、与知识产生过程相连的背景性知识、与知识运用现场相连的情境性知识、学生参与生产生活的实践性知识等。除此之外，还可以参照其他学习者学习特定教学内容的行为大数据，依据学习者的学习行为大数据、教学评价大数据及情感态度发展趋势大数据，为学习者学习特定教学内容提供针对性的学习方法论知识和适宜的情感养成方案。

对于组织方式而言，大数据强化了学生认知次序和学科知识次序相结合的教学内容组织原则。利用大数据记录并分析教学活动中学生学习行为，可以直观地反映学生认知发展的内在程序性与连贯性，对学生从已知到未知、从感知到理解、从巩固到应用、从具体到抽象、从易到难、由简到繁、由近及远、由外而内、由旧到新等认知次序的水平与状态作出相对准确的判断，基于此调整教学内容出现的先后次序与形式样态，使教学内容更容易被学生掌握与理解。此外，基于大数据对师生教学活动情境的动态记录与分析，可以判断学生在有效地学习特定的教学内容时受到哪些因素的影响，在规避、适应、协同这些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优化组织教学内容，从而获得最优化的教学内容组织效果。

（三）教学方法的针对性选用

大数据引发的教学内容全景式选择使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之间的关系更为丰富，需要根据知识的特性更有针对性地选用教学方法，如背景性知识可以选用直观式教学方法，基础知识偏重选用推理式教学方法，情境性知识适宜选用体验式教学方法，实践性知识可以采用实操式教学方法，等等。而且，对学生学习行为的大数据分析也可以更加明确学生认知方式与教学方法之间的关联，进一步发挥教学方法促进学生有效学习方面的作用。如偏形象思维的学生倾向从具体感知到抽象提炼的方法论路线，选用直观式教学方法、体验式教学方法、实操式教学方法等就更为恰当。而偏逻辑思维的学生倾向从概念把握到现象印证的方法论路线，采用推理式教学方法就更加重要。显然，大数据使学生认知特征、教学内容、教学方法三类因素之间的关系更加清晰，提高了教学方法与教学内容及学生认知特征之间的匹配程度，有利于教师依据学生的认知偏好、基于知识的特性，选用适切的教学方法，更加有效地指导学生开展个性化学习。

（四）教学组织形式的混合式实现

教学组织形式是根据一定的教学思想、教学目的、教学内容以及教学主客观条件组织安排教学活动的方式。大数据改变了与教学思维有关的知识获得方式、丰富了教学内容的来源、扩大了教学活动所处的时空环境等，从而将个性化学习的要素深度融入教学活动，改变了以班级授课制为核心的主流教学组织形式，也把多种教学组织形式有机地混合在一起。

首先，大数据深化了传统的班级授课制，将同一时间内完成同一教学任务的班级准则弱化，学生可以基于自己的认知方式选取教学内容的表达形式、依据自己的认知偏好安排教学内容的呈现顺序、根据自己的知识水平与构成确定对不同教学内容的关注程度、遵循自己的学习习惯灵活调控教学时机与氛围等。这使在班级授课制下由教师完全主导的统一步调式教学过程转化为在教师适度引导下、由学生自主安排的、多线程的异步化学习过程。因为即使在由教师完全控制步调的课堂中，学生真正的学习还是由学生自己决定的，而在课堂中运用大数据实施教学使学生自我决定学习发生的规律被极大地凸显。

其次，大数据改变分组教学主要基于学生空间分布、学习任务分工、学生之间的友情等因素建构学习小组的准则。通过对学生的学习行为数据与学习效果数据进行精确分析，将学生的学习认

知方式、合作态度与技能、对教学内容的喜好程度等因素纳入建构学习小组的准则之中。由大数据教学系统更为科学合理地建构高效、和谐的学习小组，从而提升学习小组的合作水平与学习效果，让小组成员完全做到各展其能、各司其职、各有所获。再次，大数据在互联网、云技术等技术手段的有效支撑下，实现了“面对面教学与在线学习的结合”，将多种教学组织形式有机地融合。尤其是将班级授课制、个别教学组织形式、在线教学组织形式等有效地结合在一起，既继承了班级教学中由统一教学步调而获得较高教学效率、师生面对面交流而养成良好的教学情感等传统，又通过在线教学组织形式给学生提供丰富的教学资源、拓展教学活动的时空场域等，还通过个别教学组织形式激发了学生的学习主动性、自觉性、独立性等。

（五）教学模式的个性化构建

利用大数据对师生教学行为的精细化与个别化分析使师生的教学个性变得更加鲜明与具体，从而有力地推动了个性化教学发展。首要的是根据对学生学习行为的大数据分析而定制学生的个性化学习，同时也基于对教师教的行为的大数据分析而提升教师个性化教的水平，尤其是引导学生个性化学习的能力，从而构建大数据背景下以学生为中心的个性化教学模式，实现大数据支持下的学生“个性化自适应学习”。这种教学模式的构建方式涉及三个基本方面。一是引导学生自主选用教学资源。在教师对教学资源进行集中管理、科学分配、实时分析的条件下，学生充分利用丰富的大数据教学资源，自主地选择、组织、利用及开发教学资源，提升教学内容对学生的吸引力。二是引导学生自主调控学习行为。在教师对教学过程实施智能化决策与管理的条件下，学生依据大数据教学行为分析而自我监控、评价和改进自己的学习行为，保障教学过程和学习活动得以顺利展开。三是引导学生自主选择学习方式。教师利用大数据准确地把握学生的知识基础、认知特点、学习风格等，引导学生依据教学内容及教学目标自主选择最符合自身认知特征的学习方法、学习策略、学习路径等，让每位学生利用自己最擅长的学习方式实现高效的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