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文献载体谈谈你对我国古代文化的感受

第一篇：从文献载体谈谈你对我国古代文化的感受

从文献载体谈谈你对我国古代文化的感受

11文秘1于鹏飞201110031

42文献载体对我国古代文化的传播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我国之所以能够拥有上下五千年的辉煌文化历史文化，文献载体功不可没。

我国古代用以书写和记录的文献载体，主要有甲骨、金属、玉石、竹木、锦帛、纸张等。刻在甲骨、金属、玉石等坚硬载体上的文字，就成为了我们所熟知的铭文。而记载在竹木、锦帛、纸张等易碎文献载体上的文字，则基本属于书籍了。

而我国的传统文化显然是不能够自身单独存在的，而是需要借助文献载体这一不可缺少的物质，方能成为看得见、摸得着的实质性文化。其间以语言文字作为表现符号的文献堪称是中国文化的主要载体，而主要以书籍形式表现的古典文献更是中华民族智慧与经验的结晶。据统计，现存的文典书籍总数约有十万种，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语言的文献能够与之相提并论。如此浩如烟海的文献典籍，既是承载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宝贵遗产，又是维持中国文化绵延数千年而未曾断绝的纽带。甚至直至现代社会，虽然我们的中华区民族饱经了来至国外的文化入侵，但我们的传统经典文化仍然是国人汲取人生智慧、安顿浮躁心灵的文化根底所在。“睹乔木而思故家，考文献而爱旧帮”，古典文献积聚有中国文化的认同基础，是使五千年文化不倒的坚固基石。

自古以来古典文献的研究便是中国古典学术的核心内容。所以无论是思想观点的发挥、学术流派的形成，还是学术成果的表现形式都是围绕着重要经典而展开的。从两汉经学到魏晋玄学、宋明理学、清代考据学，无不是依傍古典文献展开的，或进行章句训释，或进行义理发挥，或进行史实考据，先秦经典文本与后代阐释作品共同构成学术文献的主体。历代学士文人，无论读书治学，还是科举考试，都以经典文献为必由之路。因此，就学术而言，古典文献学几乎成为了中国文化的代名词，古典文献学与中国文化相辅相成，融为一体。

古典文献以其重要的载体形式得以让中华民族的灿烂文化绵延万代、源远流长，使得我们的共同文化得以万年常在。

第二篇：从文献载体谈谈对我国古代文化的感受

从文献载体谈谈对我国古代文化的感受

11文秘2 叶萌 20111004236 “文献”一词最早见于《论语·八佾》，古典文献的内涵则分为“文”和“献”两个方面。而文献的载体，从个人的字面上的理解来看，就是指承载文献的材料，简单的来说，则是记录资料的工具。以上是个人最初的见解，因为初学课程而不能完全的通过自己的能力去概括。

那么先从文献的载体来谈，说到古代文献的载体就不能不先说说我国古代文献的发展历史。

最早期的时候，商周时期人们将甲骨文刻写在龟甲和兽骨上，所以龟甲和兽骨可以说是最早的文献载体，与此同时人们还将文字刻写在青铜器上，这种文字被成为金文，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则开始使用竹简和丝帛，并使用毛笔，东汉时期蔡伦发明了纸，中国的文字进入了纸的时代。而丝帛作为另一种在当时不可或缺的重要载体也紧随时代而来，缣帛一种光洁细薄的丝绢，古代把重要文件书写在光洁而细薄的丝绢上，形成了缣帛档案。秦汉时期，纺织工业开始发展，生产出了细薄的丝绢，由于丝绢有质地柔软轻便、书写方便、传递轻，又可随意折叠、卷轴，易于保管、便于阅读等特点，补救了简册档案笨重量多，不便、传运、阅读、保存的不足，所以在秦汉时期，宫廷文书、官方文书便开始使用丝绢代替木竹，便产生季缣帛档案。我国第一历史档案馆也藏一些明清时代的缣帛档案。古代缣帛档案、书画，在左右或上下有木轴，阅后沿木轴卷起来保存，后以档案、图书、字画的保管计算单位，仍沿袭古时叫法称为“卷”。

以上是我国古代一些重要文献载体的简介，正式这些文献载体才得以我国古代的文化生生不息的传承下去。文化最初的出现是因为古代的人的交流，当然只是凭借口述是无法让人们详尽的表达所有的思想的，所以最初的记录工具就诞生了，即龟甲和兽骨，这些粗糙的工具正是最早的文献载体，虽然记录的数量不多而且现如今保存的也不怎么完全，但是毕竟也让我们了解到了当时代的文化，作为传承文化者，“他们”的工作还是相当到位的。纸质载体的出现可以说是我国文化历史上的一次重大进步，因为古人逐渐开始发现龟甲和兽骨的不方便携带性以及文献记录的有限性，于是致力于寻找一种更为轻便和信息储存量更大的载体作为替代。纸质载体便应时代的要求而产生了，文献载体的跨越性发展体现了人们对文化传承的重视，也间接地展现了在经济发展之外古人对于文化的重视和追求。后来的丝帛其实性质上和纸张倒是很接近，也是因为文献记载的逐渐官方化从而要和普通的载体区别开来，在当时丝帛也算是贵重的物品了，用这么贵重的东西来记录也说明了当时的文化的发展和传承在当时人心中的分量。而且由于正式化的丝帛使得当时和后来的人对官方和非官方的文献有了一定的区别能力，同时对于文献的重要程度和正规程度也有了一定的了解。

我国古代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回望由这些文献载体流传下来的文献瑰宝，不禁感叹古人技艺之高的同时也让我对我国古代文化的深厚底蕴有了一定的认识，对于更多的知识也有了一窥的好奇心，在以后的课堂上期待着能有更多的见识吧。

第三篇：分析我国古代诗歌孕育的文化

分析我国古代诗歌孕育的文化

摘 要:受狭隘的功利驱谴,许多写作者过分专注于写作的技巧和程式的追寻,写出的作品浅、伪、萎,缺乏真正的审美内涵。代写教育论文写作文本的品格依附于写作主体的品格,要想提高写作文本的品格,必须从德、志、情、气四个方面提高写作主体的品格。

关键词:写作文本 写作主体 德 志 情 气

当专家学者、教师、学生们飞鞭扬尘、鞍马劳顿地去追求写作的万用法宝———一套“通一用百、握一总万”的技巧和程式的时候,他们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尴尬!当他们检视作品的时候,却惊讶地发现:充塞视野的到处都是制作精巧的玩具,很难从中找到一件真正的艺术品。当前的文坛,技法不是不丰富纤巧,但缺乏创新;题材不是不广细繁复,但视野狭窄。缺少悦人心目、启人心智的个性化品格。像川菜,不管鸡鸭鱼肉都千篇一律要加上麻辣味的调料;不管什么题材,都要设“一点爱情、一点别离、一点意外、一点抑郁、一点做爱、一点音乐、以及咖啡、香水、孩子和流产、网”。浮躁而倦怠,庸俗而单薄,陈陈踵见,齿牙余唾。再看看我们的孩子的作文,作文与做人脱节,思想与生活剥离,视角单调狭窄,内容空泛虚假,强怒不威,强亲不和,强笑不喜,强哭不悲,强不知以为知,硬把不成熟当成熟„„如此等等。人们不禁要发问:我们的写作园地的生机哪里去了?当前的创作之园里到底缺失了什么?我们有必要回望来路,接受先贤们的耳提面命,去从他们那里获得启悟。文是什么?文的本质是什么?中国自古以来就有“文如其人”之说。宋代的大诗人陆游在他的《示子遹》中说:“我初学诗日,但欲工藻绘„„诗为六艺一,岂用资狡狯?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陆游告诉儿子,学诗不要一味地去雕章琢句,盲目追求写作技巧和程式,而要跳出狭隘的思维误区,登高望远追求“诗外工夫”。他所指的“诗外工夫”是什么呢?他在《九月一日夜读诗稿有感走笔作歌》中作出了回答:“我昔学诗未有得,残馀未免从人乞。力孱气馁心自知,妄取虚名有惭色。四十从戎驻南郑„„阅马列厩三万匹。„„诗家三昧忽见前,屈贾在前元历历。天机云锦用在我,剪裁妙处非刀尺。”①要想写好诗,首先要追求人的自身的丰富性,诗文是人自身丰富内涵的自然流淌。只有自身丰富了,诗文才会曲折婉转,随物赋形,滔滔汩汩不择地而出,行所当行,止与不可不止。清代的龚自珍在他的《书汤海秋诗集后》中说的更坚决:“皆诗与文为一,人外无诗,诗外无人,其面目也完。”②西方的学者也有同样的看法,法国18世纪启蒙主义思想家德·布封在评论文章时说:“风格即人。”马克思在《评普鲁士最近的书报检查令》中引用了布封的这句话:“真理占有我,而不是我占有真理。我只有构成我的精神个体性的形式。‘风格就是人’。”③至此,我们已洞见了文的本质:文的生产者是人,倾注的是人的感受、认识、理想和评价;文的消费者是人,是为了人的完善和完美;文本的内涵是人,表现的是人的内环境和外环境,文的本质是“人”!没有高品位之人,哪里会有高品位之文?目前的写作者,与技法已几无所缺,但缺乏的正是支撑文章风骨的“人”字。要写好文章,提升文品,首先要提升人品。

下面,我要从几个方面对此问题作进一步论证:

一、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德

提升文品,首先要求创作主体要加强必要的道德修养。孔子在《论语》中有句话:“有德者必有言。”此言极为精辟。有了较高的道德修养,就有了经济苍生的使命感,就有了悯难怜弱的同情心,就有了正道直言的方正人格,遇不平则鸣,有愤激则书,敢于为民请命,敢于为一切正义和真理而摇旗呐喊、奔走呼号。金银财色不能动其心,酷刑利刃不能钳其口。想不说话是多么难的一件事呀,何需挖空心思、搜肠刮肚、冥搜虚饰以敷缀其文呢?汉代的王充在他的《论衡·超奇》中说:“实诚在胸臆,文墨著竹帛,内外表里,自相副称,意奋而笔纵,故文见而实露也。”④说的就是这个道理。有的人也许会说:“可孔子在说上句话的同时,同样也说了句‘有言者未必有德’呀。”不错,有言者未必有德,但无德之言永远是软媚而禁不起太阳的照射的。唐代河北元氏县有一个叫李华的人,诗名虽不大,但却极具洞察力。他的《赠礼部尚书清河孝公崔沔集序》中讲了这样一句让人心服的话:“文章本乎作者,而哀乐系乎时。有德之文信, 无德之文诈。”他的这句话正好和西方三世纪的学者郎格诺斯暗合,这位西方的大学者在《论崇高》第九章中非常动情地说:“我们说,一个真正的演讲家绝不应有卑鄙龌龊的心灵。因为一个终生墨守狭窄的、奴从的思想和习惯的人,决不可能说出令人击节称赏值得永垂不朽的言辞。是的,雄伟的风格乃是一颗伟大心灵的回声,崇高的谈吐往往出自胸襟旷达、志气远大的人。”⑤文起八代之衰的韩愈,正是由于充分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他的《答李翊书》中是如此教后生为文之道的:“将蕲至于古之立言者,则无望其速成,无诱于势利,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根之茂者其实遂,膏之沃者其光晔,仁义之人,其言蔼如也。”⑥要写好文章,不要只是想去寻找一盒能让东施变西施的外用美丽霜,不要被狭隘的功利主义所驱谴,而要像为树养根,给灯加油那样,去加强道德修养,有了较高的道德水准,你的诗之树、文之灯才能根深叶茂、光焰万丈。

被称为“诗家夫子”“七绝圣手”的王昌龄,因不虚与委蛇、随波逐流而遭谤议,两窜遐荒,以“相如题柱之才,抱贾傅长沙之痛”。虽遭一贬再贬,但他仍不去随众人而大声叫好,不去为高官而拂尘送笑。他只知在他为任期间,对着作为弱势群体的百姓嘘寒问暖、体贴备致,“为政以宽”,使“政善民安”。他若改变一下策略:将笑脸由百姓而转向上司,巧于周旋,即便“政怠民困”,照样可以一路飞升。但作为一位有独立品格的诗人,他不愿也不屑去追求那种可怕的“成熟”。而是以诗人特有的傲岸与孤高,登上芙蓉楼顶高唱:“寒雨连江夜入吴,平明送客楚山孤;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不管遭受多少挫折与打击,他依然冰清玉洁、坚持操守,直至被刺史闾丘晓所杀。有德之人,方有至文。其为人至真,固其言能夺人心魄,使“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成为传唱千年的名句。极目眺望,芙蓉楼遥不可辩,但它已凝固成人们心中的一座不朽的丰碑!二、三更抚枕忽大叫,梦中夺取松亭关———志

我国的文论史中一向强调“志”在创作中的重要作用。归纳起来,大致是从如下两个角度来表述的:其一,从创作主体的角度,如《礼记·孔子闲居》中所说的“志之所至,诗亦至也”,《毛诗序》中所说的“在心为志,发言为诗”等。其二,从创作对象的角度,如《尚书·尧典》中的“诗言志”,《庄子·天下》中的“《诗》以道志”,《荀子·儒效》中的“《诗》言是,其志也”等。⑦在这些经典篇章中,我们的先人以无比睿智的目光穿透了文的本质内涵———一个“志”字!无志之文则无骨,失之于散;无志之情则无韵,失之于靡。“志”是一篇文章的魂。志鸿,则其言壮,读他们的文章,我们会感受到作者带着隐隐雷声的脚步向我们走来, 本论文由无忧论文网www.xiexiebang.com整理提供，如需转载，请注明出处。

用他们的力量和惊心动魄的辞令,把一切燃烧起来,让我们不得不去接受他,景仰他,膜拜他!志明,则其言达,就不会鹦鹉学舌,人云亦云,用一些琐屑、做作的言辞来扰人耳目;而是将无比强大的人格魅力自然地渗透到作品之中去,像疾雷闪电射入读者的心灵,用赤裸而又生动的真实扣击着读者的心扉。坚明了济世救物之志,文章就有了“慷慨多气,光英朗炼,发金石之声”的风骨,而若去掉这个“志”字,就是从肉体中取出了灵魂,墙体中抽掉了基石!“此身合是诗人未?”一位身背书囊、腰挂长剑的书生,骑着驴,一边在秃枝相伴、夕阳斜照的古道上踟躇独行,一边不停地问自己:“我这辈子只应做个诗人吗?”他忘不掉丧失的国土,忘不掉让他兴奋的抗金前线;他整日幻想着自己能手执丈八长矛,身袭一领战袍,跨下一匹战马冲锋杀敌;他整日盼望着失地的收复。他的心里热血翻涌,强硬的抗金主张虽使他一贬再贬,但铁一般冰冷的现实并没有熄灭他心头的火焰。他把那不可能实现的志向,苍凉地卷进了梦里。他的《楼上醉书》里的“三更抚枕忽大叫,梦中夺取松亭关”那声惊呼,让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感动得热泪盈眶!他,就是被后人赞誉为“篇中十九从军乐,亘古南儿一放翁”的陆游!他的每一首脍炙人口的诗作都是用他的心志敷就的,也正是这宏大而执着的志向,点亮了他的千古诗名!

三、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情

动人的篇章是澎湃激情的自然倾泻。不要“为赋新诗强说愁”,一条用技巧和程式编制的饰带,永远代替不了作者心中的浩浩荡荡的情感之流。我国南北朝时期的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情采》篇中鲜明地提出了“为情造文”和“为文造情”的本质区别,并明示了自己的褒贬态度,他说:“昔诗人什篇,为情造文;辞人赋颂,为文造情。何以明其然?盖《风》《雅》之兴,志思蓄愤,而吟咏情性,以讽其上:此为情造文也。诸子之徒,心非郁陶,苟驰夸饰,鬻声钓世:此为文而造情也。故为情者要约而写真,为文者淫丽而烦滥。”⑧有真情,方有真文;读饱含真情的文章如步入冬天的梅园,芳香四溢,沁人心脾。无真情者,则无真文;读无性灵的文章却像看三流的小品,扰攘聒噪,趣味寡淡。创作对象乃是创作主体思想感情同型同构的对应物。王国维先生说:“境非独谓景物也。喜怒哀乐,亦人心中之一境界。故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境界,否则谓之无境界。”⑨要写出有境界的文章,必须先创造“人心中之一境界”,立德修身以陶情,博学善感以养情,俯仰万物以怡情。这样,就会有了灵动而敏锐的情感触觉,就能“一叶且或迎意,虫声足以引心,情以物迁,辞以情发(钟嵘《诗品序》)”,写出滋味无穷的文章。反之,一个薄情寡趣的人,怎能会写出令人击节称赏的言辞?一个吝啬鬼,去描写同情、慷慨、好客、对国家和人类的爱这一切高尚的情操,他又到哪里去找到这些颜料?是情感强化了文章的审美情趣,单纯的技巧程式并不能给文章以本质的美感。这,是写作者必须记住的一个基本原则。

杜甫,生活在唐代由盛转衰的分界时期。他痛斥祸乱,心系人民,始终以不减的热情去直面惨淡的现实。安史之乱爆发后,四十多岁的杜甫在逃难途中,被叛军捉住,带到已经沦陷的长安。京城的遍地瓦砾和孩子们饥饿的哭声,使他的内心针扎般痛疼,他噙着满眼的热泪吟出了他的名篇:“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白头搔更短,浑欲不胜簪。”时代用冷酷的目光选中了杜甫,让他受尽种种磨难,用枯瘦的手蘸起人民像墨汁一样浓黑的悲哀,来记录盛唐一步步的走向没落的过程。他被后人尊为“诗圣”,他那被称为“诗史”的篇章中,哪一个字里不浸透着他眼中的泪、心中的血,不是他疾痛惨怛的呼喊!

四、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气

德、志、情蕴蓄涵养合而为气。气,就创作主体而言,内蓄为气质、性格;就写作载体而言,发而为个性、风格。孟子说:“吾知言,吾善养吾浩然之气。”⑩正因为他有了这股浩然之气,所以,他同诸侯论辩时才能做到:凛凛燃,高位不能屈;磅沛然,众口不能难。读他的文章,只觉得有一股至大至刚的、充塞天地的、不可违逆的气流在裹挟着你,迫使你飞向一切美丽的、壮大的、尊严的事物,让你上山入海,飞天扬地,着着实实地冲撞你,摔痛你!韩愈在《答李翊书》中说:“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之于言犹是也,气盛则言之长短与声之高下者皆宜。”(同⑥)气盛则言宜,有了这股气,就会发之而当,成文而类,信口信腕,皆成律度;“石韫玉而山辉,水怀珠而川媚”,有了这股气,你的文章才会气韵生动地鲜活起来,成为有灵性的个体;那些冗词、矫词、卑词自会淘尽。写作者要时时注意雕塑自己的气质个性,立志以高其气,修德以洁其气,培情以养其气;让你的氤氲之气充塞你的自我,成为你发而为文的最丰富的源泉。

“气岸遥凌豪士前,风流肯落他人后”的大诗人李白,一生都在追求着自由,追求着理想,追求没有丝毫卑屈的人格。在他的笔下,一切高山大川都是他这种审美心态的外化。并不高峻的天姥山,到了他的诗中成了“天姥连天向天横,势拔五岳掩赤城”,不很壮观的庐山瀑布,却是“飞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银河落九天”!他用他那吞吐宇宙的豪气,给自然景物注入崇高的审美价值。宋代的严羽说,别人写诗是用笔一句一句写下来,而李白则只要把心中的那股气一张口喷出来就行。他正是用胸中之气,喷出了那一首首独绝古今的诗篇。

修德,立志,陶情,养气,著文先塑人。要想写出优秀的作品,先做个优秀的人吧!你高尚的人格中散发的伟大的、正直的光辉,它会笼罩着你的一切作品。请不要再让那篇篇构思精致、辞藻华美的文章出现人心赤字!参考文献: [1]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一卷本)[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11~377.[2] 南京师范大学等五所院校合编.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文艺论著选读[C].江西:江西人民出版社, 1981: 32~33.[3] 章启群.西方古典诗学与美学[M].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4: 88.[4] 霍松林主编.古代文论名篇详解[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6: 1~133.[5] 王国维.人间词话[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20.[6] 郭绍虞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四卷本)[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31.

第四篇：对我国影子银行研究文献综述

国内影子银行研究文献综述

摘要：目前国内学者普遍认为中国尚未形成完整的影子银行体系，其构成与发达市场国家的影子银行也存在较大区别，对中国影子银行的研究主要从监管较少或不受监管的机构和业务两方面展开。本文从中国影子银行的内涵、特征、类型、资金来源及运用、影响作用、潜在风险等角度，综述了国内学者对中国影子银行的研究文献，并提出规范其健康发展的相关建议

一中国影子银行的内涵及主要特征

内涵 2010年12月15日，周小川在北京大学的演讲《金融政策对金融危机的响应》中指出，中国的影子银行主要包括私募股权基金、私募投资基金以及开展银信理财合作的投资公司、民间借贷机构等。刘煜辉（2011）将中国的影子银行分为两部分，一部分主要是银行机构不受监管或监管不足的证券化业务，以银信合作为主要代表，还包括委托贷款、小额贷款公司、担保公司、信托公司、财务公司和金融租赁公司等进行的“储蓄转投资”业务；另一部分为不受监管的民间金融，主要包括地下钱庄、民间借贷、典当行等。合肥中支金融稳定处课题组（2011）则根据金融稳定理事会关于影子银行的定义，把信托公司、财务公司、汽车金融公司、贷款公司、货币市场基金、各类私募基金、典当行、担保公司、小额贷款公司、信用评级机构、地下钱庄以及各类金融机构理财产品等表外业务、民间融资等纳入中国影子银行的统计范围。易宪容（2011）认为影子银行在我国主要表现为银信合作理财以及地下钱庄、小额贷款公司、典当行等非银行金融机构贷款，这种融资方式把传统的银行信贷关系演变为隐藏在证券化中的信贷关系。同时认为尽管中国以证券化为核心的影子体系没有建立起来，但变异形式的影子银行体系却在逐步发展，包括地方政府融资平台、房地产信贷产品及个人理财信托产品等。

部分学者对中国影子银行的研究则侧重于分析影子银行产品。王增武（2010）指出中国影子银行体系主要以影子银行产品为主，如（阳光）私募股权基金、证券投资基金、券商集合理财产品、信托产品、保险产品和银行理财产品等。袁增霆（2011）认为对中国影子银行的研究应按照银行的产品线和业务线来梳理，如银行理财业务及产品，特别是资产池、委托贷款项目、银信合作的贷款类理财产品等

二、主要特征

周小川（2010），龚明华、张晓朴、文竹（2011），合肥中支金融稳定处课题组（2011）等研究发现，中国影子银行总体呈现机构众多、规模较小、产品结构相对简单、杠杆化水平较低但发展较快的特征，其表现形式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有很大区别。一是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规模较小，运作形式也较为简单。如资产证券化尚在试点进程中未全面推开，信用衍生产品交易没有开展，因此产品和工具的复杂程度远比美欧等国低。二是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杠杆率低，我国在杠杆率管理上非常谨慎，如商业银行不得为私募股权基金发放并购贷款。三是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风险源与成熟市场经济国家不同，主要体现在民间金融、非正规的资产证券化、私募投资等监管灰色地带。2011年8月20日，中信银行副行长曹彤在第五届中国银行家高峰论坛上归纳了中国影子银行的主要特征。从融资角度来看，中国影子银行大部分表现为信贷融资和股权股本融资这两类业务范围；从金融工具来看，中国影子银行的资产证券化程度较低，资金来源跟传统商业银行非常相似，且杠杆率较低；从业务属性看，中国影子银行是在实体经济背景下对商业银行一部分业务的替代，属于融资型影子银行而非金融交易型影子银行。

二、中国影子银行的类型及发展现状

（一）类型

文维虎、陈荣（2010），邵延进（2011）等学者主要基于机构类型角度对影子银行进行划分，认为中国的影子银行有三大类：一是经银行业监管部门批准的非银行类金融机构，这类机构经监管部门批准设立，不组织吸收公众存款，而依据核准的业务范围，从事特定的金融业务。这类机构主要包括信托公司、企业集团财务公司、汽车金融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货币经纪公司、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等；二是经政府或有关部门批准设立的准金融机构，这类机构是相关主管部门依据职责分工，为支持特定群体或达到特定目标而创设的特有功能机构，主要包括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公司、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三是其他融资中介，包括在一定范围办理现金存、贷、汇等金融业务的农村资金互助组织、民间借贷、第三方支付以及地下钱庄等。龚明华、张晓朴、文竹（2011），易宪容（2011），合肥中支金融稳定处课题组（2011）等认为，中国影子银行的范围不仅包括以上机构，也应包括各类监管不足或不受监管的业务和产品，如资产证券化业务、银行理财产品等，部分学者还着重对此类业务和产品进行分析。袁增霆（2011）主要分析了银行理财业务的影子银行性质，指出活跃于国外影子银行体系的金融工具与业务关系，在国内银行理财产品体系中几乎都可以找到简易型版本的对应。如货币型或利率型产品非常类似于货币市场存款账户；大量挂钩型产品相当于结构化金融工具；信贷类产品相当于简易型的信贷资产支持票据，其他一些产品则具有私募基金的性质。而且，银行机构与银行同业、信托、证券、基金、保险类机构之间的理财业务合作也已经全面展开。易宪容（2011）、沈联涛（2011）也指出，中国的“银信合作理财产品”已经符合影子银行的部分特征：一方面很难被监管，另一方面商业银行通过大规模的信贷资产证券化后推向市场销售给客户后，其利润是被锁定的，而风险完全被转嫁到了客户手中，进而出现了风险和收益的不对称。

（二）主要特征

龚明华、张晓朴、文竹（2011）将中国影子银行分为五大部分，并分别就每一类型的发展现状作了分析描述。一是资产证券化业务。至2010年6月末，共有11家金融机构累计发行了17单证券化产品，发行金额为667.83亿元，基础资产已从初期的一般贷款和个人住房抵押贷款扩大到汽车抵押贷款、中小企业贷款。二是银行表外业务，该类业务包括但不限于信托贷款、受让信贷或票据资产、附加回购或回购选择权的投资、股票质押融资等。三是场外金融衍生品。目前金融衍生品市场规模小，产品单一，风险较高的信贷类衍生品尚未推出，主要的金融衍生产品是利率衍生品和外汇衍生品。至2010年6月底，利率互换市场名义本金交易总额合计达到4847亿元，主要采用额度授信和保证金作为风险缓释措施。四是私募基金，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民间私募基金，以投资咨询公司、投资顾问公司、工作室等名义，以委托理财方式为投资者提供投资服务。其运作完全靠民间的个人信誉维持，属于纯民间行为，具体规模尚未有权威性数据；另一类是阳光型私募基金，有明确的法律规范，主要是商业银行理财产品、证券公司集合理财计划、信托公司集合资金信托计划以及私募股权投资基金等。五是民间借贷。至2010年6月末，小额贷款公司机构数量达到1940家，贷款余额1248.9亿元；2010年上半年，典当行业累计发放当金103万笔，典当总额847亿元。

三、影子银行的资金来源和运用和

邵延进（2011）着重对非银行金融机构中的信托公司、金融租赁公司、财务公司以及准金融机构的资金流向作了简要分析。信托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一是银行通过银信理财产品合作（资金来源为银信理财产品的购买者）、单一资金信托（资金来源为银行自有资金即银行资本金及存款），将资金委托信托公司向特定项目和实体进行贷款、股权投资或其他投资；二是信托公司委托银行向个人、企业发售集合资金信托，将募集资金向借款人（一般为企业）进行贷款或投资；三是企业和个人将自有资金通过单一资金信托或集合信托方式，将资金委托信托公司进行贷款或投资；四是企业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信托公司将投资的股权委托给私募股权投资基金持有，信托公司与PE产生资金往来联系。金融租赁公司的资金来源主要有：一是银行通过杠杆租赁向金融租赁公司提供融资，由租赁公司购买设备，向银行指定企业和个人出租；二是银行向金融租赁公司发放贷款，由金融租赁公司购买设备，租赁给企业；三是个人及企业通过委托租赁的方式将资金委托给租赁公司购买设备，出租给指定企业；四是符合一定条件的商业银行可以出资控股或参股金融租赁公司。财务公司的主要资金来源有：一是财务公司的资本金主要由企业集团内部成员单位提供；二是财务公司可以吸收成员单位1年期以上定期存款；三是财务公司向企业集团内部成员单位发放企业债券。资金运用方面，财务公司将这些资金通过贷款、融资租赁、担保、股权投资等形式提供给集团内部成员单位。准金融机构的资金来源：一是大部分来源于自有资本金及相关业务收入；二是以一定比例从商业银行拆借的资金。而其他融资中介，包括经营类似金融业务的农村专业资金互助组织、民间借贷、第三方支付以及地下钱庄等，这些组织的参与者主要是个人及中小企业，资金的运用也主要表现为向个人或中小企业发放贷款等。

四、影子银行的潜在风险及可能的风险传导途径

龚明华、张晓朴、文竹（2011）还对影子银行各个部分的主要风险隐患分别进行了分析。资产证券化的主要风险有：一是商业银行存在隐性担保，风险不能实质剥离；二是道德风险导致银行贷款审批标准降低，资产池信贷风险高于表内贷款风险；三是市场参与方少，投资主体多为银行业机构，交叉持有问题突出，导致信贷风险仍然留在商业银行体系内；四是资产证券化可能借助银信合作、理财产品等非正式途径进行，缺乏有效监管。银行表外业务的主要风险有：一是银行的隐性担保和声誉风险。银行在贷款移出表外后依然承担着贷后管理、到期收回等实质上的法律责任和风险；二是资本不足风险。银行通过银信合作将资本移出表外，规避了相应的准备金计提和资本监管要求；三是集中度风险和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违约风险，如信托公司贷款和投资大量投向各级政府基建项目。场外金融衍生品场外金融衍生品场外金融衍生品场外金融衍生品的主要风险有：一是金融机构衍生品人才匮乏，存在衍生品定价风险；二是我国2009年发布的《中国银行间市场金融衍生品交易主协议》（NAFMII主协议），与《破产法》、《公司法》相关规定不完全一致，存在一定的法律风险；三是场外交易透明度低，隐含风险较大。私募基金的风险主要有：一是民间私募基金缺乏明确的法律规范，没有纳入监管范围，甚至滋生非法集资。近年来非法集资活动频繁发生，一些地区的非法集资案件呈多发、上升趋势；二是由于缺乏法律规范，投资者与投资管理者之间容易产生资金纠纷，当事人利益难以得到保护；三是大量私募基金游离于监管之外加大了整个金融体系的风险。部分国外对冲基金透过虚构交易、平行贷款、柜台交易、钱庄及间接通过合格境外投资者渠道进入国内市场，容易对我国金融安全和交易秩序带来冲击。民间金融的风险主要有：一是高利贷等民间金融方式造成企业或个人财务负担沉重，加剧了破产风险，甚至可能引发社会稳定风险；二是民间借贷风险经由银行信贷渠道向正规金融机构传递。此外，一旦银行从业人员违规参与民间金融，也会放大金融风险，扰乱金融秩序；三是互助组织如民间和会、标会、基金会等组织没有相关法律法规制约，容易出现利益不清、财务混乱，投资人利益难以保障等状况。邵延进（2011）对非银行金融机构与银行间的关系作了简要分析，认为非银行金融机构作为国内银行间债券市场、信贷市场、票据市场等金融市场的参与者，如信托公司、租赁公司、财务公司必然与银行及相互之间产生资金往来。同时指出中国影子银行体系存在五大系统性风险隐患。一是资产证券化技术运用导致的风险积聚问题。如在运用资产证券化技术开发银信合作理财产品时，若如果信托产品所投资的资产包整体状况不佳，即使采用了结构化设计，也可能导致风险扩散；二是资金运用不当导致的风险传递问题。如部分担保公司为追逐利润，将注册资金用于投资房地产、股票，或将主要的资金运用于委托贷款、投资等其他业务，严重影响了资金的安全性、流动性，降低了其承担保证责任的能力，一旦贷款出现违约问题，势必造成风险的传递与扩散；三是信息不充分与缺乏诚信导致的声誉风险问题。四是管理机制不完善导致风险难以处置的问题。如部分影子银行机构存在内控制度不完善、业务操作不规范、执行制度不严格、职责权限不清楚等问题，易导致资本金挪用、抽逃问题；五是中介类机构业务扩张导致资金运用风险问题。如其他金融中介、第三方支付组织类企业等缺乏规范有效的监管，容易滋生高利贷、金融诈骗、非法集资等重大事件，严重危害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

五、影子银行的作用和影响

（一）对信贷投放和货币供应量的影响

张茉楠（2011）研究发现，影子银行对我国信贷投放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银行可自由运用资金比率下降；二是脱媒资金流向直接融资市场，直接融资规模增加。由于影子银行游离于监管之外，很多银行将贷款转化为被信托公司打包的金融产品，受轻度监管的信托公司再将资金投资于实物、基础设施、金融工具和高风险高回报的领域，如股票市场、房地产等，并通过资产抵押以及股权持有等方式使更多的主体联系在一起，而一旦资产价格出现大幅波动，这些主体也就形成了一个紧密相连的风险组合。王增武（2010）以银行理财产品市场为例，分析了影子银行体系对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影响。研究结果显示，仅就银行理财产品的信贷类和组合管理产品这两类影子银行产品而言，2010年前10个月信贷规模投放的保守估计量和乐观估计量分别为2.38万亿元和4.26万亿元，外加中央银行制定的信贷规模上限7.5万亿元，全年的新增货币供应量将有可能超过10万亿元规模，远高于中央银行设定的信贷规模上限，干扰了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目标制定

（二）借贷风险逐步积累

受稳健货币政策的影响，市场流动性持续趋紧，资金供不应求刺激着借贷利率的高企以及借贷市场的持续膨胀。方迎定（2011）分析指出，仅2011年一季度，温州民间借贷的交易量是上年平均的1.4倍，民间借贷市场处于活跃阶段，借贷规模的增长也比较明显；2011年6月份，温州民间借贷综合利率水平为24.4%，折合月息超过2分，较去年同期上升了3.4个百分点。由于信贷需求旺盛，部分担保公司、典当行、小额贷款公司、投资咨询公司均转行从事高利贷业务，而一部分放贷资金来自于金融机构。同时，还有部分大型企业利用管理漏洞和虚构项目，从银行套取低成本贷款后放高利贷赚取巨额利差，一旦资金链出现断裂，借贷风险将最终传导至传统金融机构

六、加强影子银行规范发展的政策措施

尽管中国影子银行体系的风险尚处于可控范围，但已引起监管当局的高度关注。如周小川（2010）指出应吸取本轮国际金融危机教训，及时采取措施，加强对影子银行风险的监测、评估，逐步纳入监管框架。刘明康2011年10月19日在CEO组织峰会上的讲话中提出要从严防范影子银行和民间融资相关风险。而国内学者认为我国应充分汲取美欧等国在影子银行问题上的经验教训，按照规范运作、有效监管、分类指导的原则，强化影子银行监管，促进金融体系稳健发展，同时对加强中国影子银行的规范发展也提出了相关建议

（一）健全相关法律法规，填补影子银行监管的法律空白

如龚明华、张晓朴、文竹（2011）建议：一是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尽快出台《资产证券化条例》，为资产证券化规范开展提供上位法支持。二是尽快协调出台《股权投资基金管理办法》，细化对基金管理公司门槛、资质、基金管理模式、募集对象基本资质、投资规范、限售渠道的要求。三是加快民间金融法律法规建设步伐，促进和保障民间金融规范化发展。注重发挥正规金融对民间金融的引导作用，严厉打击高利贷行为和各类地下钱庄，杜绝各类非法集资、洗钱和暴力催债等违法行为，有序发展小额贷款公司、融资性担保机构和典当行等准金融机构。省级政府或地（市）政府要切实承担起准金融机构的管理和风险责任。四是尽快出台《金融机构破产条例》，明确抵押品净额结算机制是否合法，为资产证券化和衍生品市场规范发展创造良好的法制环境。曹勇（2011）、李东卫（2011）、邵延进（2011）还提出应尽快出台金融控股公司法；对私募股权基金市场准入、销售和投资进行规范；探索对影子银行实行法定特许专营；对金融衍生品基础产品的标准作出严格规定等建议

（二）强化影子银行的监管力度和强度，建立影子银行的审慎管理框架 如刘明康（2011）指出，对影子银行的监管主要有两大措施：一是坚持直接监管为主、间接监管为辅，从机制和源头上打消影子银行业务监管套利动机，防范风险传递。督促银行业金融机构在业务创新过程中，认真贯彻“成本可算、风险可控、信息充分披露”原则。坚决清理规范银信合作业务，对于商业银行承担风险的，必须及时将银信合作业务表外资产转入表内，并计提相应拨备和资本；信托公司承担风险的，信托公司也必须比照同商业银行相同的要求计提风险资本。坚持对资产证券化、回购以及其他表外业务加强审慎管理。二是坚持“隔离风险”、“疏堵结合”，综合治理民间借贷。明确要求银行业金融机构与民间借贷之间设立严格的“防火墙”，严防风险向银行业体系转移。加强“三个办法、一个指引”的执行力度，杜绝信贷资金流入民间借贷市场。坚决打击高利贷、非法集资、金融诈骗等行为，严防民间融资成为诈骗、洗钱、炒卖外汇等非法活动的“温床”。同时，探索按照市场规律疏导规范民间借贷，引导其阳光化、规范化发展。龚明华、张晓朴、文竹（2011），李东卫（2011），钟伟、谢婷（2011）等建议应根据影子银行机构不同的影响程度和风险水平，实行动态比例监管。一是有关金融监管部门应当定期评估不同影子银行机构的不同影响程度和风险水平，根据评估结果确定适度的监管方式和监管强度。对于影响小、风险低的影子银行机构可以采取市场自律、注册、监测等监管方式，对于影响大、风险高的影子银行机构则必须纳入审慎监管范围，实行最严格监管。二是尽快将影子银行监管问题纳入相关监管协调机制。统筹监管政策，明确监管主体和职责分工，变机构监管为功能监管，实施跨产品、跨机构、跨市场的协调，有效解决金融创新产品的监管归属问题，避免监管真空和多重监管。三是建立信息共享机制，加大信息共享力度。充分发挥监管机构、交易所和各行业协会的作用，定期汇总并分析市场数据，监测和预防单个机构和系统层面的风险。曹勇（2011）、李东卫（2011）、钟伟、谢婷（2011）还提出，提高影子银行的信息披露规范要求应成为加强监管的重点，让市场参与者充分了解相关信息，降低信息不对称。加大信息共享力度，尽快实现各监管机构、交易所和各行业协会统计标准的统一，定期汇总、分析并发布市场数据；加强场外交易监管，确保任何的金融交易和金融机构都在监管范围之内，尤其是交易非标准化的场外交易，尽量降低银行和投资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保证评级机构的社会公信力，改变发行方付费的业务模式，提高评级过程的透明度。合肥中支金融稳定处课题组（2011）从对影子银行进行宏观审慎性管理的视角出发，提出：一是对影子银行建立宏观审慎性管理框架，完善影子银行的风险监测评估机制。对影子银行体系中具有系统重要性的机构建立逆周期资本充足性监管要求；规定杠杆率的动态调整机制，将明确的杠杆率作为宏观审慎性约束框架的一部分；建立宏观审慎视角的风险监测机制，负责影子银行体系的宏观审慎性监测评估。二是健全金融统计制度，提升金融监管和宏观调控有效性。将中央银行金融统计对象范围由传统银行体系拓展至影子银行体系，完善传统银行与影子银行关联业务统计制度，建立健全社会融资规模总量统计制度。李建军、田光宁（2011）在总结国内外对影子银行体系相关研究的基础上，还探讨了中国影子银行监管改革的顶层设计问题。建议组建专门的影子金融监管协作委员会，由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共同委任专家组成协作委员会，按照功能监管模式设计监管职能部门，包括风险监测、信用控制、产品统计、机构统计、违规惩处等功能部门。影子金融监管协作委员会由国务院直接领导，按照功能监管对境内所有影子银行机构进行监管，包括正式的与非正式的机构。影子金融监管体系顶层设计是金融稳定框架的组成部分，是金融监管的主体。

（三）减轻影子银行系统的内在脆弱性，强化影子银行机构的自身风险管理自身风险管理自身风险管理水平

龚明华、张晓朴、文竹（2011），钟伟、谢婷（2011）等建议：一是在商业银行和影子银行之间建立防火墙制度，阻断影子银行向商业银行的风险传导渠道。如严格防范商业银行表内资金通过代客理财等渠道流向私募股权基金等影子银行机构；严格限制小额贷款公司向银行融资；银信合作等业务应严格遵守资产真实转让和洁净转让的原则等。二是加强对资产证券化业务的风险管理。银行开展资产证券化业务应关注借款人的还款能力和意愿，不能因证券化而放松审查标准；明确禁止过度复杂的证券化和再证券化；严格控制产品杠杆率。三是完善影子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加强风险内控管理水平。如改革“投机补偿”的薪酬机制，建立对影子银行高管的问责制，防止其对风险过度承担和金融腐败；加强影子银行机构的操作风险管理，严格禁止金融机构从业人员参与民间金融活动，避免风险从民间金融体系传递至银行。四是逐渐引入和提高对私募基金经理人资质的要求，通过管理人的准入限制保证基金的管理水平。

（四）完善进入基础设施建设

龚明华、张晓朴、文竹（2011），钟伟、谢婷（2011）、合肥中支金融稳定处课题组（2011）等建议：一是逐步建立涵盖个人住房、汽车、企业资产等基础资产的集中统一的抵押变更登记系统，打破行政区划造成的市场分割，为资产证券化的依法规范开展提供前提条件，消除因抵押品变更无法有效执行造成的潜在风险。二是探索场外衍生品集中清算，引入中央对手方，完善相关配套机制，切实防范交易对手风险。三是明确相关会计处理，规范市场运作。例如，对资产证券化产品“真实出售”的确认应有更加准确明晰、可操作性强的标准。四是强化影子银行的信息披露，提高其运作的透明度。加强准入及注册管理，适度披露其资质、财务、治理等方面信息。

参看文献：

[1]巴曙松.加强对影子银行系统的监管[J].中国金融，2009（14）：24-25 [2]曹勇.对影子银行体系及其管理的几点思考[J].银行管理，2011（8）：55-56 [3]方迎定.影子银行谱系[J].财经国家周刊，2011（18）

[4]龚明华、张晓朴、文竹.影子银行的风险与监管[J].中国金融，2011（3）：41-44 [5]李东卫.关于影子银行系统监管的几点思考[J].金融会计，2011（4）

[6]李建军、田光宁.影子银行体系监管改革的顶层设计问题探析[J].宏观经济研究，2011（8）： 24-28 [7]邵延进.影子银行资金流向图谱及风险_以河北省为例[J].中国金融，2011（18）：81-83 [8]王增武.影子银行体系对我国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以银行理财产品市场为例[J].中国金融，2010（23）：30-31 [9]文维虎，陈荣.重视影子银行动向，避免风险隐患显现田[J].西南金融，2010(2): 19-21 [10]易宪容.“影子银行体系”信贷危机的金融分析[[J].江海学刊，2009(3):70-76 [11]袁增霆.中外影子银行体系的本质与监管[J].中国金融，2011（1）：81-82 [12]张茉楠.加强影子银行风险监管刻不容缓[N].证券时报，2011年06月08日 [13]中国人民银行合肥中心支行金融稳定处课题组.金融稳定理事会关于加强影子银行监管的政策建议及对我国的启示[J].金融发展评论，2011（8）：86-90 [14]钟伟、谢婷.影子银行系统的风险及监管改革[J].中国金融，2011（12）：33-34 [15]周小川.金融政策对金融危机的响应.北京大学演讲，2010年12月15日

第五篇：文化冲突对我国古代管理的影响

哈佛的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孔飞力（philip A.Kuhn）有一本社会学名著《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涉及到一种非常值得重视的现象，就是两种文化冲突对政策与管理措施的影响。读这本书，或许对管理与文化的关系有所启示。

清朝建立后，统治者一直面临一个文化上的难题：一方面，他们对高度发达的汉族文化十分仰慕，尤其是对儒学及其相关的治国理论钦佩不已。顺治、康熙、乾隆都是汉化的倡导者，有些举措，说他们对汉族文化五体投地也不过分。但问题在于，作为满族统治者，他们不得不强调满族文化的优越性，在内心里，一直存在着对汉族文化的某种恐惧。从清初血淋淋地推行“削发令”，就可以看出这种忧虑和担心。

统治者的忧虑和担心，肯定会反映在国家治理方面。顺康雍乾时期，尤其是康乾时期，国家政策中的文化冲突随时可见。对不属于满族原有的文化体系，他们要大力接纳，吸收汉族文化中有利于自己统治的成分，利用汉族文化提高自己的品味，不仅开动国家的宣传机器倡导儒家学说中的君臣大义和天命神授，而且在生活中也处处向这种文化靠拢。康熙的读经，乾隆的写诗，都表现出这种对汉族文化的崇拜。

但反过来，他们又要不断提醒自己，满族文化中的尚武、淳朴，要远远优于汉族文化。正如乾隆所言：“满洲风俗，素以尊君亲上、朴诚忠敬为本，而骑射之外，一切玩物丧志之事，皆无所渐染。”汉族文化上的优雅和奢华，正是中原政权灭亡的本因。所以，他们在政策上又要极力排斥汉族文化，防止汉族文化侵蚀满族的自信心，并告诫八旗子弟不得效仿汉人恶习，甚至为了防范这种文化上的渗透而把满族与汉族隔离开来。这种对异族文化的二重心态，造成了治国方略的严重冲突。

著名的承德避暑山庄，可以看做是这种文化冲突的物化承载。一方面，模仿江南的园林，追求文化的雅致，赏心悦目的亭台楼阁，诗词对联的汉风唐韵，恨不得把汉族建筑中的优秀成分全盘生吞活剥地拿过来；但另一方面，所有这些，绝不允许触犯满族传统的神威，都要为更重要的“木兰秋狩”服务。在这里，皇帝的首要使命是率领满洲贵族以打猎的方式，重温自己驰骋疆场的雄姿，唤醒满洲血统中的战神本性。

在这种文化的矛盾心态下，治理国家的举措就难免疑神疑鬼。“文字狱”就是这种心态酿成的。其效果，恰恰是不同文化优势的互相抵消，而文化劣势却无法有效遏制。这种有选择地对汉族文化的模仿和学习，使汉族文化的价值核心被排斥，而表面的奢华则毫无阻碍被接受，很快造就出了一批堕落的八旗子弟。连乾隆也不得不承认，满族“渐染恶习，浮靡嚣薄，殊失国初浑厚之风”，“几与汉人无异”。

而对满族文化的强调和维护，又加剧了汉族的对立情绪，使受到排斥的汉族文化成为反抗统治者的思想基础。政策和举措上的冲突，使清朝对满族“特色”的强调，最后却加速了满族“特色”的丧失。其中的寓意，值得深入探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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