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人送礼方式的文化分析

第一篇：日本人送礼方式的文化分析

日本人送礼方式的文化分析

核心提示：互赠礼品在日本是极为普遍的现象，而这其中包含着独特的心理及文化因素。“程式化”是日本礼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日本人送礼从内容到顺序基本上都是固定的，“礼尚往来”在日本人的送礼方式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日本人在接受礼品时当场道谢自不必说，就是其后再见面也要再三提及以示感谢。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和日本人的受恩意识有很大的关系。另外，从送礼的社会功能来看，礼品作为交流的中介，使双方可以从繁忙的日常事务中暂时脱身，完成一次或大或小的交流，并时时意识到对方的存在，以及这种存在对于自己的意义。了解日本人的送礼方式有助于我们在国际化日益深入的今天更好地进行国际交流。

送礼对日本人来说是一件司空见惯的事情，大到一些重要的节日（如七八月份的“中元节”和十二月份的“岁暮”），小到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日本人随时随地都会用送礼这一形式来表达自己的感情，实现人际交往的目的。把送礼作为人际交往的重要环节，古今中外，概莫能外。但仔细观察日本人的送礼方式，会发现有其独特的方面。分析如下：

送礼的“程式化”及其文化成因

首先，表现在送礼的场合上，重要节日自不必说，出差旅游，初次见面，添丁升学，动土搬迁，婚丧嫁娶，日本人送礼可谓名目繁多，加上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圣诞节，父亲节，母亲节，情人节，商家利用日本人的心理推波助澜，以至于日本人刚刚送完上一件礼品，就又在规划自己下一个送礼事宜了。其次，在送礼内容上面，除了礼金之外，送礼多以食品和日用品为主。有地方特色的点心，毛巾，精致的手帕是日本人馈赠别人很常见的礼品。最后，体现在送礼时所说客套话上。日本人送礼时常常会说：“不是什么好的东西，请笑纳”、“不知合不合您的口味，请收下”诸如此类的话。

“程式化”是日本文化的一个显著特征，日本人将其浓缩成一个“型”字。日本的日常寒暄语从内容到顺序基本上都是固定的，日本人在正月（日本的春节）发的大把大把的贺卡上的传统贺词几乎是千篇一律。日本的传统文化如插花、茶道、歌舞伎都有各自的章法，轻易不会被打破。日本人似乎做什么事，说什么话都有章可依，这种秩序井然的文化给他们带

来了便利，同时一旦失去这个环境，日本人往往感到困惑，以至于连日本人自己都有“出了国门便无所适从”的感叹。

究其成因，日本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岛国，民族成分单一，自古以农耕为主，较少外来因素的干扰，异文化也是以自己单方面主动摄取、消化为主，很少有直接的双向碰撞，这种平和、有序的环境是孕育日本独特文化的土壤。以至于形成了日本无需语言交流即可心领神会的“察”的文化。

“礼尚往来”与受恩意识

“礼尚往来”在日本人的送礼方式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这一点可以通过接受方的反应得到验证。日本人在接受礼品时当场道谢自不必说，就是其后再见面也要再三提及以示感谢。当然，及时回馈对方礼品也是基本礼仪，回馈礼品的分量大致和对方相当是送礼的另一项基本规则。

之所以会出现这种现象和日本人的受恩意识有很大的关系。日本著名的民间传说“仙鹤报恩”讲的就是知恩图报的一种传统理念。从接受别人的礼物那一刻起，双方就形成了特殊的收受关系，别人就成了施恩的一方，而自己就成了受惠的一方。这种不平衡给受礼人的心理带来了微妙的变化，一种隐约的不安会在他心底日渐膨胀开来。要想尽早消除这种不平衡，达到心理的安宁，就只有早早还礼。前面所述送礼人在送礼时讲的一些客套话，也是在尽可能弱化自己给别人心理上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让对方感到接受自己的赠品是一件轻松随意的事情。从另一方面讲，为了避免产生新的不平衡，精心挑选和对方礼品相当的回馈品也是必要的。

深刻剖析日本人心理的《菊花与刀》一书对日本人蒙受别人恩惠所引发的焦灼与不适有过有趣的描述。作者引用的是日本明治时期著名作家夏目漱石的作品《哥儿》中的一幕。作品中的主人公“哥儿”是一个刚刚步入社会的年轻教员，做事一根筋，从不会绕弯，到校任教伊始曾被一个外号叫“山猪”的人请客喝过一次冷饮，后来听别人传言“山猪”为人不良，“哥儿”意欲和他绝交，无奈自己已经受恩于人，难以开口，寝食不安中“哥儿”最后想到的解决办法是把冷饮钱强行返还给“山猪”，然后心安理得宣布和他“绝交”。这种行为在西方人看来是无论如何也难以理解的，但这正是日本独特文化的一个体现。

送礼的社会功能及其文化内涵

毋庸赘言，送礼在建立良好人际关系上充当的是润滑剂的作用。亲朋好友，邻里街坊，上下级之间，公司及其客户，送礼是维持双方良性关系正常运行的重要形式。这一方面是向对方示好，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对方的重视。礼品作为交流的中介，使双方可以从繁忙的日常事务中暂时脱身，完成一次或大或小的交流，并时时意识到对方的存在，以及这种存在对

于自己的意义，这对于生活在快节奏中焦头烂额以至于有时连自身的存在都会忽略的现代人来说，是一件值得关注的事情。

日本人自古以“和“为贵，圣德太子制定的日本法律的第一条明确写明“日本国当以和为贵”。日本人的集体意识极强，换句话说，只有明确了自己的归属才能给日本人带来安全感。对日本人来说最可怕的一件事情就是自己受到周围人的孤立。日本的教育问题中报道最多的是学生间的“欺负”问题，它的核心是集体排斥个人。造成了学生辍学、出现各种心理问题甚至自杀的严重后果，成为日本人最为关注的社会问题之一。日本人每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在初次见面时往往要给以后打交道的人赠送礼品，其目的也是希望更好地融入以后的集体中去。

通过上述分析，可以得出一个结论：日本人的送礼方式有其独特的文化及心理因素。我们只有通过表象追寻实质才能实现对异文化正确理解，在国际化日渐深入的今天更好地实现和对象国的交流与沟通。

第二篇：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文化特点

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文化特点

内容提要：本文从“心理—社会均衡”理论出发，认为作为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的“缘人”，认知的参照群体不像中国人的群体那样具有恒定性，而有较大的不确定性。自我认知的文化机理是：“个我”与“群我”的融合；“表我”与“里我”的熟练切换以及序列、位置对于自我认知的重要性。这种文化机理构成一种“缘人”的“自—他协调”式的自我认知模式。这种模式有利亦有弊，在社会发生了较大变化的今天，日本人的自我认知模式也出现了变化的迹象。

关键词：日本文化 基本人际状态 文化心理 自—他协调性自我作者系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笔者曾指出许烺光的“心理一社会均衡”(Psycho—SOCial Homeostasis，简称PSH)理论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基本人际状态”(humanconstant)概念，能为我们认识诸如中国、日本、美国等大规模文明社会的“人的系统”提供新的视角。也正是从这一视角出发，笔者提议用“缘人”指称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自我认知”是基本人际状态的四个维度(其他三个维度是情感、交换与群型)之一，它指的是一种文化模式下的人如何认知、界定自我与他人的心理过程，属于人心理活动的较深层次，可称其为基本人际状态的“内形象”。自我认知与基本人际状态的其他几个维度密切相关，并因文化模式不同而不同。本文拟讨论“缘人”的自我认知维度。

一 对日本人文化心理特征的探索

“自我”(self)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人格”(personality)是心理学、精神分析学中两个重要概念。心理学对自我的定义是：“对自己的特点、行为表现等属性的认知，它是对自己发生的动作、行为、采取的决定、逻辑推断、生活体验等的组织、调节与控制，是以人的躯体及其所属社会财富(社会资源)为基础的一种特殊心理过程。”对人格的定义是“与个人有关的心理过程以及心理状态的组织集合体”。“人格是个人的内在力量与一致的态度、价值和知觉范式等复合体相关联的持久系统。”但在当代心理学中恐怕再没有像“自我”与“人格”这两个概念那样引起广泛的争议了。目前心理学教科书上使用的人格概念多是西方人对个人主义理想的一种表述，它与西方人生活的现实也未必完全相符，遑论其他文化中的人。一些心理学家似已注意到这个问题，因此得出的结论都较谨慎。如美国人格心理学家杰里·伯格(Jerry Burger)指出：“关于自我概念的不同观点也意味着来自两种文化类型的人对于自我满足和感觉良好概念的看法有所不同。典型的个体主义文化中的人想到他们独特的价值和个人成就时就会感觉良好，相反，集体主义文化中的人的自我满足感来自于他们感知到自己与他人的关系。在这种文化中，当找到归属感、感到自己承担了适当的岗位的时候，人们的感觉会良好。在集体主义文化中融入社会和完成自己分内的事是骄傲的源泉，而在个体主义文化中个人成就和独立性最被看中。”他还以日本为例，指出现代人格心理学中关于自我、自尊、自我实现、自我评价、自我表达、成功动机、人际关系等问题的看法并不适用。姑且不论他关于“个体主义文化”与“集体主义文化”的概念是否妥当，他指出现代心理学的局限性应当说是很诚实的。

其实，日本早有学者认识到现代心理学中自我、人格等概念的局限性并致力于探索日本人独特的文化心理，从这个意义上说称他们为“日本文化心理派”或无不当。不过，这方面的探讨构成一个很大的领域，涉及多种学说。从方法论上看，这个领域中较严肃的观点大体上是沿着“精神分析”和“社会心理”两个方向展开的。

“精神分析”方向的研究者大都有精神医生的背景并有丰富的病案积累，故他们多从精神病理的角度认识日本人的自我认知模式。被认为是日本最早的精神病学者的古泽平作可称为此一派的先驱。他早年留学德国并深受弗洛伊德的影响，但他对弗氏提出的“奥狄浦斯情结”的普遍性持怀疑态度，并向弗氏当面提出与之相对应的“阿阇世情结”，遗憾的是当时并没有引起弗氏的注意。1933年，古泽发表论文正式提出用来描述日本人文化心理的“阿阇世情结”概念。阿阇世是佛经中的人物，其故事梗概是：阿阇世是王舍城的王

子，母亲是韦提希夫人。韦提希为保住夫君频婆娑罗王对自己的爱，决定怀孕生子，而这个孩子是住在森林里的一个仙人的化身。根据预言，这个仙人到去世还有三年的时间。韦提希夫人生子心切，便害死了仙人，怀上的孩子就是阿阇世。由于恐惧仙人的诅咒，阿阁世出生时从一高塔上跌落下来，所幸的是只受了轻伤。阿阁世长大后知道了自己的身世，母亲的美好形象幻灭了，他要杀死母亲，却被臣下劝阻。阿阁世被一种罪恶感所困扰，身上起了脓疮，发出恶臭。这时，只有他的母亲细心照料他。通过这种无声的奉献，韦提希夫人原谅了想要杀死自己的儿子，阿阁世也原谅了母亲。

古泽平作从“杀父娶母”的奥狄浦斯想到了佛教中“杀父囚母”的阿阁世是很自然的，但当他对这个佛教故事进行文化心理学解读时发现两个故事的不同内涵：前者基于父性原理而后者基于母性原理，奥狄浦斯的结局是受惩罚而死，而阿阁世是醒悟后对他人的原谅。基于这样的差别，古泽提出用“阿阇世情结”来描述日本人的文化心理特征。古泽的弟子小此木启吾将这一思想做了进一步修正和发挥，将“阿阇世情结”的主要特点概括为：

(1)儿子与理想化了的母亲的一体感；

(2)当母亲的理想形象幻灭后，对母亲产生了怨恨；

(3)当了解事情的经过后，儿子原谅了母亲，恢复了与母亲的一体感。

这是一种基于母性原理的对罪恶感的自觉并通过忏悔恢复母子问亲密关系的心理特征，它反映的不单是对惩罚的恐惧而是一种更高层次的意识，是相互原谅和相互依赖。如果说“奥迪浦斯情结”反映的是一种基于个人主义文化的罪恶观，那么，“阿阇世情结”反映的则是以“关系”、“缘起”为特点的文化。

该学派的另一个代表人物是土居健郎。他也是一位精神医生，在长期的医疗实践中注意到日本人一种特有的心理特征，这个特征集中体现在日语中一个特有词汇“甘之”(汉译“娇宠”)中。关于土居的娇宠理论，笔者已著文专门评介过，这里补充的只是土居的“娇宠”理论与古泽平作的“阿阁世情结”的相通之处：二者都是指日本人对人关系中的一种源于母子一体化的对他人的依赖心理，反映的是一种相互依赖的自我认知模式，某种程度上“娇宠”可视为是对阿阇世情结的阐释。

同是精神医生的木村敏也同意土居的“娇宠”理论，认为“娇宠”的本质是“带着感情，以一种亲切的态度撒娇”。他认为，西方人的“自己”是“一种任何时候、任何情况下都不变的自我的一部分”，而日本人的“自己”(“自分”)不像西方“个人”的“自我”那样是一种确实的实体，而是一种在对人关系中获得的、带有流动性生活空间的东西。西方人的“自我”是一种带有独自性、恒常性和连续性的东西，而日本人的“自分”是指自己以外部分中自己应当得到的那一份，不具有恒常性、同一性。总之日本人的“自分”概念不是一种来自主体内部的抽象实体，“毋宁说是来自自身外部的、在具体的与他人关系中把握、从自己应得份额中获得的现实性”。对于日本人来说，“自分”并不在自身内部寻求存在的依据，所以“我是谁”、“你是谁”等问题并非由自身决定，而是由“我”与“你”之间即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决定的。

另一方向是一些社会心理学学者的探索。日本著名社会心理学家南博关于日本人自我的观点影响比较大。他认为：“在日本人的自我中，外在的„客我‟意识特别强，过于在意他人看法的意识影响了自我构造的整体。由于外在的客我意识太强，内在的客我受到压制，形成了否定性自我。”他提出了“日本人自我的不确实感”和“集团我”等说法，认为日本人之所以被认为缺乏主体性、没有确立自我、没有自我主张、不自己积极主动地行动等，皆是自我的不确实感造成的。他概括的日本人的文化心理特点如集团依存意识、注意个人在集团中的位置、从众、行为的定型化(“型”的重要)等，也是因为个体为了获得一种自我的确实感。南博虽然也指出日本人的这种文化心理有其优点，但他更多地是在否定意义上展开他的观点的。他认为：“社会的现代化的一个标志就是人的自我的确立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个人主义的发展。”这个观点明显带有战后日本社会急速追赶西方的时代烙印。

原京都大学社会心理学教授滨口惠俊在分析日本自我认知特点的基础上提出的“间人”理论也是有代表性的一种。他认为西方“个人”的自我认知特点是存在一个不可侵犯、独自性的“人格”，自我存在的确实感和自我依赖的态度是“个人”存在的条件，也构成个人的核心部分(通常称为“自我”)。与此相对应，“间人”没有这样一个核心。“间人”不是“自我”的延长，而是一种“在对人的关联中意识到关联性就是人自身”的存在方式。“以与他者的一体感(有时候是对立的感情)为前提，在对人感觉中来确认自己”。他也同意土居、木村等精神

分析学派的观点，认为日本人的“自我”是一种与他者共有空间并带有相对特点的、依赖他者并与他者协调的自我，是受社会制衡并建立在与他者相互依存之上的。不过，与精神医生们的看法不同的是，他不仅不把这种特点视为病态或不成熟的表现，而且给予高度评价：“此种依赖性倾向容易被视为不成熟的人格，但这并非对他者的单方面依赖，而是相互依赖。而且由于相互依赖，人的恣意性要求被有意识地抑制，社会系统方面也不断要求这种自我抑制。此种相互间的自我抑制，实际上是一种高度成熟的成年人的行为方式，而那种没有任何遮拦地提出„自我‟主张的行为在社会生活中毋宁说被视为小孩子行为。”与他持类似观点的还有公文俊平。滨口和公文都属于“日本文明学派”，他们对于日本人自我认知模式的高度肯定性评价体现了经济成功后日本人的自信。

属于社会心理学套路的还有“跨文化研究”学者的探索。他们也多是社会心理学出身，对日本人的自我认知、人格、人际关系以及与之相联系的儿童哺育、家庭成员的习惯、学校功能以及青少年的社会态度等问题作了跨文化研究，以翔实的调查数据证实了日本人自我认知的一些重要特点(也证伪了一些流行的看法)，但限于篇幅这里不拟介绍。

二 “缘人”自我认知群体的特征

上述学者们的努力旨在探讨日本人的自我认知模式的特点。但应当指出，无论是日本还是西方的研究者，在说到日本人的自我以及人格特点的时候，多是在相对于西方“个人”的意义上立论。在这个含义上关于日本人自我认知模式特点的讨论似可扩大到包括中国在内的东亚社会甚或整个非西方社会。日本人和中国人的基本人际状态，都是以强调人的相互性为特点。上文提到的“阿阇世情结”、“娇宠”理论以及“问人”理论，虽然旨在描述日本人的文化心理特点，但就其体现的强调人的相互性、在与他人的相互关系中界定自我这个意义上，与中国人的自我认知模式有相同之处。中国人和日本人都不是以生物体为中心界定人而是在一个人际圈子中界定人，自我认知模式都是“伽利略式”而非“托勒玫式”，故而这些描述许多也适于中国人。从与西方“个人”相对应含义上认识日本人的文化心理固然很重要，但仅如此还不够，还需要认识日本人的不仅区别于西方“个人”也区别于其他非西方社会(如中国)人的文化心理特点，但遗憾的是目前此种讨论还比较少。从我们的视角看，上述日本文化心理学派揭示的日本人文化心理的特点有两个关键问题没有解决：第一，日本人自我认知的参照群体的特点是什么?与同样是在人际关系中界定自我的中国人的区别在哪里?第二，日本人的自我认知遵循着怎样的文化机理?回答了这两个问题，才可以称为对日本人独特文化心理的真正把握。笔者认为，作为以强调相互性为特点的基本人际状态的一个亚类型，“缘人”这种日本人的基本人际状态的四个维度不仅与西方的“个人”不同，也与同样强调相互性的中国人相异，而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更为重要。

我们先来讨论“缘人”的自我认知参照群体的特点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的视角中可归结为“心理社会均衡”(PSH)模型中第三层(“亲密的社会与文化”层)的构成问题。亲属成员也是日本人PSH模型第三层的重要内容，但并非处于绝对优先地位，亲属集团不那么恒定和持久，但也不是像西方“个人”的第三层那样总：是由陌生者组成。“缘人”的第三层与第二层的界限较模糊，即第三层中常有本属第二层的成员。“缘人”用来界定自我的人际关系圈子也依关系的远近由内向外依次分为“身内”、“仲同”和“他人”，这与中国人由亲人、熟人和生人构成的人际关系圈子相类似，但与中国人的区别在于：它是由并非完全基于血缘资格而是基于包括其他因素的某种机缘(血缘、地缘、业缘或者其他因素)走到一起的个体组成的，因而具有一定的可转换性和不确定性。中国人的“亲人”与“熟人”之间是不可转换的，而在日本人的“身内”与“仲间”之间则存在一定的可转换性，例如传统日本人的“家”也包括非血缘关系者如仆人、雇工、弟子等。日本人所属的关系密切的小集团都具有这样的性质。

由于个体处在一个可以转换的和较不确定的人际关系圈子中，人际关系中的“自己”处于一个更不明显、更不确定的位置，这与中国人明显以“自己”为中心的同心圆式人际圈子(费孝通所称的“差序格局”)形成对照。个体的行为所依据的既不是基于自我利益、自我感受、欲望等“个人”的“自我意识”，也不是某种固定的基于伦理规范的“角色意识”，毋宁说主要是依据个体与他者互动时的情境以及基于他者的反应和感受的“他者意

识”。个体的存在通过他者的存在而界定，甚至看不出这个交往圈子的中心在哪里。自我确定的相对困难性对个体带来的一般影响就是南博所说的日本人自我的“不确实感”。

日语的一些特殊的表达方式，或许可以很好说明“缘人”自我认知上的这一特点。日语在许多情况下可以省略主语，甚至可以不出现人称，讲话者与对方的关系、身份地位等完全可根据动词的变化清楚地判 断出来。我们知道，在中国语言(可能还有其他语言)中，在某些特定情境下也可省略作为主语的人称，但日语中这种情况似乎更普遍。日语中词尾变化的特点使得许多情况下若出现作为主、宾语的人称反而显得不够洗练，交流双方完全可以根据动词(特别是日语独特的授受动词)词尾的变化弄清句子所指的主与宾。不仅如此，句子中出现的人称还可以根据讲话者与对方的关系而变化，这也是非常独特的。例如，如果是对孩子讲话，“我”可称作“papa”，“你”可称作“omae”，但若是对友人，则是另外的表现方式。“我”与“你”在几种关系中的变化如下：

这说明日本人对“我”与“你”的界定因关系不同而有不同的形式。这与英语中不变的“我”(任何时候都大写的I)与“你”(you)完全不同。汉语中对“我”的称呼也有多种，也表现出在与他人的关系中界定自我的特点，但中国语言中对“我”的不同称呼似乎更具有重视道德、重视自谦的特点，在实际生活中无论是对于孩子、朋友、地位高的人、兄弟等都可以你我相称(有时候对于地位高的人称“您”，但这种称呼主要流行于北方)。这种情况与英语类似而与日语有很大不同。这可视为日本人的自我具有更大不确定性的表现。

三 “缘人”自我认知的文化机理

仅仅指出“缘人”自我认知的参照群体的特点是不够的。根据“心理一社会均衡”原理，“基本人际状态”是一个与文化变量相关的自均衡体，每一个维度都带有均衡的性质，因此还需要了解“缘人”的自我认知的均衡机理。在讨论这个问题时，需要指出现代心理学中一些概念的局限性，例如，现代心理学中对“自我”有各种分类：美国心理学家G．H．米德的“主我”(I)与“客我”(me)，弗洛伊德的“本我”、“自我”、“超自我”，以及“现实我”、“理想我”的分类等。应当说，这些分类方法对于了解包括日本人在内的人类的心理活动是有用的，但这些概念基本上是基于西方个人社会的经验，比较适合对西方个人主义自我的分析，而在分析“缘人”独特的自我认知机理时就不完全适用了。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尝试从心理社会均衡的角度用几个适合日本文化特点的新概念来揭示“缘人”自我认知的文化机理。

第一，“个我”与“群我”的融合。在个人社会中，“个人”与“群体”处于二元对立状态，当代社会心理学中也多是在这种对立的意义上使用这一组概念的。但在基本人际状态并非“个人”的社会，个人与群体未必是对立的，如在日本社会中个人与群体之间就没有清晰的界限，因此用“个我”和“群我”这两个概念来阐述其自我认知模式比较合适。这一组概念反映的是人既具有个体性又具有相互性、个体性与相互性相辅相成的属性。从一定意义上“个我”可以看做是小的“我群”，“群我”也可看作大的“我群”。无论是在中国还是在日本，过度强调“个我”都被认为不妥，都要求将“个我”与“群我”融合在一起(这与强调个人的西方文化不同)。而“缘人”模式的特点在于：“群我”是一个因各种机缘走到一起的人缔结起来的关系密切的集团，而且集团中的“他者”是个体界定自我优先考虑的，即个体有较强的“他者意识”。从这个意义上说，“缘人”的“群我”不是“个我”的扩大而是“他我”(他者眼中的自我)的集合。

第二，“表我”与“里我”的切换。虽然文化上要求个我融合于群我，但这并非说完全否定作为生物体基础的个体的本真存在，而是将本真自我的表现置于适当的情境和针对适当的他者。这就有了另一套自我认知的文化机制，即“表我”与“里我”区分和切换。“表我”与“里我”这一组概念也包括“人前我”与“人后我”以及“真我”与“伪我”。由于基本人际状态是以强调人的相互性为特点的，生活中要较多地考虑他者的想法、感情和行为，因此个体有时就不能将真实的自我表现出来，从这个意义上说“缘人”的人生带有较大的表演性质。这较突出表现在日语中的“建前”(tatemae)与“本音”(honne)这一对概念中。“本音”指的是“里我”或“人后我”，表示的是个体真实的愿望和要求，较接近弗洛伊德的“本我”概念。而“建前”则是指“表我”或“人前我”，它代表的多是理想、道德、原则、规则、仪式等，较接近弗洛伊德的“超我”概念。在“缘人”状态下，个体的表我与里我并非处于对立状态，个体可以保留更多的本我部分。本我既没有像“个人”那样被深深压抑到潜意识中，也没有像中国人那样完全角色化。个我与群我均衡过程中需要牺牲的个我部分可以以“本音”的方式存在和释放，从而使得个人的PSH获得动态平衡。这一机制可视为对上一个机制的补充。在这种情况下，人毋宁说是相当“自由”的，其“自由”在于个体既可以保持“本我”又可保持“超自我”，而无需将“本我”压抑到潜意识中，至多是抑制到“不可表意识”层次，将其限定在特定场合、特定的人和特定的事情上。当然，无论是东方还是西方，人都是戴有“面具”的，尽管如此，对西方个人来说，行为上明显的“表我”与“里我”的区别更可能被视为某种病态人格(如分裂人格)的表现，而对“缘人”来说，将自我分为“表我”和“里我”并依据情境熟练地把握二者的切换，不仅不被认为是病态而且被视为一个人高度成熟的表现。“建前”与“本音”是一套文化设置，正确识别他者的“表我”与“里我”是一个人在社会化过程中需要掌握的“文化技能”。熟练掌握这二者的切换使得个体角色可轻易地转换，并能对集团的原则、主义、道德作相对处理，从而减轻了因群我个我融合所要求的对个我的抑制和牺牲而带来的内心焦虑，使得行为上的自—他协调以及个体与群体处于动态均衡状态成为可能。这种情况下的个体与群体不是二元对立的，集团亦非个人的对立物，二者是融合在一起的。第三，对序列的强调。界定自我的人际关系圈子的不确定性、自我的非固定性以及个我融合于群我等特点，无疑加大了行为中界定“自分”的困难，而根据PSH原理，个体在与他人的互动中需要界定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否则个体就无法与他者建立任何确实的联系而获得安全感。而要获得自我的确实感就需要借助与“他者”的某种差别来设定一个序列，这就使得序列以及在序列中的位置对于界定“自己”尤为重要。强调序列和位置是“自—他协调”性自我获得自我确实感所必需的，也是对前两个机理的补充。“缘人”为了在对人关系中界定自我而设置的序列，与印度教社会的基于超自然的种姓序列不同，它是基于现实生活的区别，也与中国人那样完全依据血缘的远近等人的角色以及与之相联系的人伦秩序规范的序列不同，它还要考虑其他差别，如年龄、性别、学历、力量、才能以及情境等某些更不固定的和随情境而变化的因素。所以，缘人社会的“他者”在许多情况下既不是个人社会那种处于平等地位的“相同资格者”，也不是中国社会那种完全固定化了的“角色”，而是一种依据种种差别处在一种或高或低位置的、带有更大机缘性的“缘者”，自我的决定也更取决于个体在当时当地情境下与他者的关系。这就是南博(还有中根千枝等文化人类学家)所概括 的日本人有较重视个体在某种序列中的位置的特点。在笔者看来，这也是日本人在文化心理上具有较容易服从权威、较容易接受自己所处的位置(所谓“各守其位”)的原因。

四 “缘人”自我认知模式的利与弊

日本人自我认知的模式既不像某些西方学者所说的那样是“不成熟”、“病态”，也不像某些日本学者褒扬的那样完美无缺。日本人的自我认知模式有利亦有弊。

“缘人”自我认知模式的优点之一，是个体采取与他人协调的行为方式融合于群体，人际关系具有较大的柔软性、融合性，表现出较强的以他人为本位的倾向以及个体与他者的较大的协调性。这个特点使日本人更易在小集团中结成和谐关系和为集团献身，集团也表现出更大的一体感。一项问卷调查证实了这种模式的优点，如亲切、尊重对方的立场、信赖和诚实、自我抑制、与对方协调、合作、妥协等。“缘人”状态的个体能较容易地与任何资格的人缔结密切关系，这是日本近代向现代企业组织较快过渡的文化心理原因。另一个优点是，缘人状态下个体的“本我”与“超自我”不是处在对立之中，个体在维持“超自我”的同时亦可保持“本我”。这意味着在一个集团中个体可以以“建前”的形式处理集团的原则、理想、主义、纪律，而同时以“本音”(“本我”)的形式处理个人的真实欲望、情感以及想法等。在西方“个人”社会这两者处于对立状态并通常无法兼顾，一个人若较多地保持“本我”就会与集团的原则、理想相冲突，这时个体通常要离开集团。由于本我处于被压抑状态，故群体与个体是对立的，而且个体常常有因本我受到压抑而产生的焦虑感。“缘人”状态下的个体能够熟练地在这二者之间切换，从而减轻了由于对本我的压抑所产生的个体心理上的焦虑。“缘人”的自我认知模式也有缺点。这种认知模式从根本上说是以“群我”为中心，个体表现出对所属群体的较大的依赖，有过分强调服从群体、忽视个体的独立性、忽视作为个体人的权利和独立价值的倾向。这种模式中的个体呈现较缺乏主体性的特点。群体对个体表现出更强的规范制约作用，这种作用是多层次的，包括风俗习惯、道德、法规等，小到遇红白喜事时穿衣服都有特定的规范，这在日本人文化心理上产生了

一些负面的特点，如忠君思想、盲目崇拜权威、因畏惧被集团孤立和被“世间”(舆论)议论而出现内心焦虑和较强的从众心理(甚至有时候因为自己没有与他人穿一样的合季的衣服也会觉得不安)、根据他人的想法来决定自己的行为以及人生有较强的表演性质等。

“缘人”的自我认知上的这些特点甚至也体现在作为日本人最大的“群我”——整体日本人的层面，例如日本在吸收外来文化上表现出的“和洋折中”的多面性，宗教信仰上的多元性和宽容性，以及日本在对外关系上的暧昧性、缺乏主体性以及随机应变性等。

上个世纪90年代日本成为经济大国之后，日本人对于自己以不同于西方个人主义的方式获得的成功感到自豪。但泡沫经济崩溃后，美国式的个人主义文化在日本大行其道，特别是在年轻人中，出现了强调个人、突出个性、优先考虑个人利益和个人幸福等趋势。近期，一本关于日本年青一代自我的心理学著作《轻视他人的年轻人》在日本成为畅销书。该书从心理学的角度人手，切人日本年轻人“干裂”的情感世界里存在着的两种截然相反的心理变化，一种是自我膨胀，另一种是自我萎缩、极端轻视他人等心理变化。该书认为，自我膨胀只是如今日本年轻人的假面具，隐藏在它背后的才是自我萎缩的真面目。从本文的角度来看，自我认知以及与之相关联的人际关系模式类似生物体的基因，是文化中较难改变的部分。这不是说自我认知以及人际关系模式不会发生变化，而是说这种变化类似生物基因的变化，不仅缓慢而且也难以判断变化的趋向和评估其得失。从理论上说，如果“缘人”的自我认知模式出现从个我与群我的融合向更强调个我、从表我与里我的切换向更强调里我、从重视序列转向无权威和平等的变化，那么对于发展日本人个体的创造性、培养独立精神等弥补日本人文化心理上的缺点应当说是有利的，但同时也可能出现“个人”模式的一些问题，如人的孤独、冷漠、缺乏与他人协调能力、人际关系的疏远等。不过，这个推测仅仅是理论上的。与文化相关的基本人际状态的每一个要素是相互整合和相互制约的，从而构成一个自均衡体。“缘人”的“自—他协调”性自我认知模式就是这样一个自均衡体。西方“个人”的自我认知模式与基督教伦理相整合，基督教中强有力的神的存在、对自我的弱化以及基于原罪伦理的罪感意识等对个人主义起着制约作用，并与后者一道构成一个自均衡体。日本缺乏基督教那样的伦理观，若没有与之相应的制约因素，很难说强调个人主义会带来怎样的结果。我们知道，人的生物基因的变化既可能使人成为天才也可能使人成为傻瓜，“缘人”的自我认知模式这个“文化基因”的变化，出现既丢弃了“缘人”模式的优点又产生“个人”模式的弊端的结果亦非不可能。《轻视他人的年轻人》一书的畅销，毋宁说反映的就是人们这种对“缘人”自我认知模式变化的不确定性的担心。

(责任编辑：林昶)

第三篇：职场礼仪：如何送礼，送礼的礼仪文化

送礼是一种表达自己的感情、加深与别人间的沟通和交流的方式,关键的是一种感情和意义上的互通交融,至于礼物轻重、何种形式都不重要,关键能表达自己心意就好。如何送礼呢?怎样送礼对方才能喜欢呢?实际上哪怕你的礼品并不贵重,但你表达了人的真挚和关切,那么你一定会给对方留下好印象。下面介绍一些如何送礼。

(1)送礼目的:每个人送礼都有一定目的,朋友送礼是加深友谊,父母给孩子送礼是增进亲情,丈夫给妻子送礼是升华爱情。职员给领导送礼是为深化私情。因此,不同的送礼目的决定购买不同的礼品。

(2)送礼对象:针对不同性格,不同地位和品味的人,所送礼品也各不相同。一个事业心很强的人,在生日或喜庆之日,若能送些含有“大展鸿图”、“马到成功”之意的礼品,他定会心满意足。晚辈给长辈送礼,要选择保健、滋补类的礼品为宜。送礼对象是一个商人,您一定要送些“财源广进”、“生意兴隆”之象征意义的礼品。

(3)送礼时节:“每逢佳节倍思亲”自然会让您想到与亲人团聚,这时不妨送上一些吉祥、团聚之物;六一儿童节,大人就会靠考虑给小孩送些玩具、学习文具之类的礼品,这也是增进亲情,鼓励上进的一种方法。因此,不同时间,赠送礼品将表达不同的感情。

(4)送礼环境:“兰舟催发,执手相看泪眼”是情人离别的意境,如送上饰品之类礼品则更能表达情人间的绵绵真情。火车的一声长鸣,四年同窗,今朝各奔天涯,给亲爱的学友留下一本纪念册或精美电话薄,将是情深意长。不同环境,需不同的礼品来表达心意。

(5)风俗习惯:情人节送玫瑰,在中国视为爱情,而在西欧一些国家则认为是伤风败俗。在中国,汉族人有些地方春节喜欢送猪肉类食物,这在回族或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度里是诬蔑祖宗的象征。所以,不同的风俗,不同的民族信仰,他们送礼也有所不同。

馈赠礼物要考虑场合,不同的场合要选送不同的礼物。赴宴做客时应给女主人带些小礼品,有孩子的可给孩子送个玩具;参加婚礼可送上一束花或一件工艺品,并致以美好的祝福;逢年过节,可送日历、烟酒、糖茶等礼物。

赠送礼品可以在公开的场合,送什么礼物好也可以在私下场合,这主要看礼品的性质。

如果赠送的礼品实用价值不高却具有某种象征意义,不妨在公开场合赠送。如一束鲜花、一枚徽章、一张贺卡等礼品,就可以直接送到对方的办公室,这样,在向受礼者表达心意的同时,也可以向其同事展示受礼者和高雅和清廉,使受礼者在感受送礼者尊重的同时,产生一种精神上的圣洁感和崇高感。

如果您想让众人变成你们真挚友情或爱情的见证人,送礼也适宜在公开场合。如举行婚礼时,新人双方在宾客的道贺声中互赠戒指等信物。

如果赠送的礼品是食品或者其他实用品,即使送亲朋好友,也不宜在公开场合相赠,因为,这容易引起旁人的误解,让人感觉有贿赂的嫌疑,使受礼者的形象受损,并可能招致他人的反感。

赠礼的时机是指送礼者把礼品递送给对方的恰当时间。一般来说,礼品应当在一见面时就送给对方,如果此时不太方便,也可以在分手道别时再赠送。送礼的时候,不管礼物丰厚还是俭薄,都应大大方方地拿出来,切忌偷偷摸摸地将礼物放在某个角落。

对选择何时送礼并无习惯可言,虽然,迟到的礼物在圣诞节和生日后送出失去了它们的意义,但是在某些场合,推迟送礼时间却是一个好主意。

当表达所受的特殊服务的感激之情时,礼物最好是在服务完结之后再送,表明您送礼的动机仅仅是感谢。

如果您有一段时间离开家,有人盛情招待了您,那么您最好在离开之前表达您的感激。在离开的那天送上一束花是再适合不过的了。

如果被邀请到一个您从未去过的地方度周末,您可以带上准备好的礼物或是事后送上一些个人物件。

人们一般在接受邀请和婚礼之前送结婚礼物。然而,亲友和好朋友可以对新娘说:“我想等您安顿下来再送礼物给您,这样我就会知道您真正需要什么,您说这样好吗?”一以提醒,新娘肯定会觉得这是一个好主意。

如果您将去一所豪华宅邸或乡村别墅小住,首次最好不要带礼物去,旅行家德布雷特是这样解释的:“礼物最好在访问之后再送,因为第一次能使您有机会了解到主人的兴趣爱好。”

但随着交往的日益增多,送礼的最佳时机在一些方面已形成惯例。如:

在会见和会谈时,如果准备向主人赠送礼品,一般应当选择在起身告别之际。

拜访、赴宴、道喜、道贺时,如拟向对方赠送礼品,通常选择在双方见面之初相赠。

出席宴会时向主人赠送礼品,可在起身辞行时进行,也可选择在餐后吃水果之时。

观看演出时,可酌情为主要赏预备一些礼品,并且在演出结束后登台祝贺时当面赠送。

浏览观光时,如果参观单位向自己赠送礼品,最好在当时向对方回赠一些礼品。

为专门的接待人员、工作人员准备的礼品,一般在抵达当地后尽早赠送给对方。

作为东道主接待外国来宾时,如要赠送一些礼品,可在来宾向自己赠送礼品之后进行回赠,也可以在外宾临行的前一天,在前往其下榻之处进行探访时赠送。

送礼还需要进行权衡,在别人最需要的时候,雪中送炭,及时给予。

雪中送炭胜过锦上添花,急人所急的礼物不需要十分贵重。对于沙漠中干渴的人来说,一袋黄金不如一罐泉水,人在最需要帮助的时候,您伸出手,会让他终身难忘。

比如,朋友家碰上意外之灾,您及时去看望他们,即使送上一份薄礼,但礼轻情义重,它会使您和朋友之间的感情更加深厚。在别人最需要帮助时,您以朋友的姿态出现在他面前,给他以帮助和鼓励,不仅会获得朋友的感情,也会树立起您重情义的良好形象。

第四篇：出国送礼文化与注意事项

送外国客户什么商务公关礼品好？

在国际商务交往中，礼尚往来是建立人际关系、拓展业务范围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很多中国人讲究面子，认为自己送给别人的礼品如果太便宜了，丢自己的面子；如果别人送给自己的商务公关礼品太便宜了，则是看不起甚至是侮辱自己。加拿大、美国的老外，朋友之间也会送一些礼品，尤其是长时间不见面的；但他们一般不送，也不接受太贵重的礼物。一是认为“礼轻情义重”，能够表达相互关怀的心意就足够了；二是商务公关礼品太贵了，老外也不习惯承担这份情(即使他们认为我们是好意)，甚至有些老外会对送贵重礼品者的动机和人格产生怀疑。有时候明明是好意，反倒适得其反。同样的道理。如果老外或海外华人送我们的礼物比较便宜(有时极为便宜)，也并不是想以此来羞辱我们。像国内某些人出手大方、一掷千金的做法，在老外中不常见，更不敢在光天化日下进行，因为这为法律和道德所禁止。要送礼表达一点儿心意的话，老外会根据对方的喜好和不同情形，送不同的礼物，而不是只注重商务公关礼品本身值多少钱。

因此，必须懂得各国的商务公关送礼习惯，掌握好送礼的规则和艺术。若运用不当，则会造成双方的不快，甚至会导致关系中断。那么，到底送外国客户什么商务公关礼品好呢？每个国家的风俗不一样：

美国人主要讲究商务公关礼品的实用性和奇特性，只要商务公关礼品能满足好奇心，他们就会对送礼者留下一个好印象。如果能送一些具有独特风格或民族特色的小礼品，美国人也会欢迎。例如，我国产的仿兵马俑，在美国人心中就是一份难得的礼品。此外，包装商务公关礼品时不要用黑色的纸，因为在美国人眼里，黑色是不吉利的颜色。同时，要注意赠送礼物不应在生意交谈的开始，而应在结束的时候。

在英国请吃饭或看歌剧子可代替送礼。给英国人送礼时，应送些价格不太高的商务公关礼品。如果价格很高，就会被误认为是一种贿赂。送一些高级巧克力、一瓶名酒或一束鲜花，都能得到受礼者的喜欢。但要注意，最好不要送印有公司标记的商务公关礼品。对于英国人来说，除非你跟他们很熟，否则不要送礼品，不然，他们会认为送礼的人很庸俗，是想得到他们的报答。

初次结识一个法国人时，不要送礼。法国人祟尚艺术，因此，商务公关礼品最好多带有一些艺术性，如有特色的仿古礼品，他们就会很喜欢。如果应邀到法国人家中用餐时，应带上几支不加捆扎的鲜花，但菊花必须除外。

德国客户很注意礼物的包装，礼品切勿用白色、黑色或棕色的包装纸或丝带包扎。如果上午公关礼品包装粗糙，他们会认为是不尊重人。另外，不要送尖锐的东西，因为德国人视其为不祥之兆。邀请郊游是德国人极喜欢的，那样会大得人心，但一定要有细致周到的安排。

给日本客户送商务公关礼物时，不要一次送4样或9样东西，因为在日文中，“4”字与“死”谐音，而“9”字则与“苦”字谐音。日本人喜欢名牌货，但对装饰着狐狸和獾的东西很反感，他们认为，狐狸是贪婪的象征，獾则代表狡诈。到日本人家中作客.携带的菊花只能有15个花瓣，因为只有皇室的帽徽上才有16个花瓣的菊花。日本人认为，赠给个人礼品应当在私下赠送，不应在公开场合赠送，除非你给在场的每个人都赠送礼品。

非洲客户对商务公关礼品的价值不大讲究，但重视商务公关礼品的实用性，不宜送高档礼品。

给外国客户送什么商务公关礼品好？在独联体国家，送商务公关礼品只要送名牌，特别是西方名牌货，不论礼品价值的高低，都容易获得他们的好感。从一盒“万宝路”香烟、一条LEVIS牌牛仔裤，到一台日本产的彩电，都会使他们感到十分满意。

阿拉伯人也像日本人一样，把礼尚往来看作一件自豪的正经事。精美华丽的商务公关礼物比平淡简单的礼物更受欢迎；有“名”的东西比无名古董更受喜欢；智力玩具和工艺品比单纯实用的东西更受偏爱；各种酒类包括那些描绘有动物的礼物不受欢迎。

给外国客户送什么商务公关礼品好，各个国家的风俗不一样，人也各有所爱好，了解这些风俗后，送礼就轻松多了。

向外国人送礼物有什么注意？

现在越来越多的人经常与老外接触，在国际交流中，一般可以通过赠送礼品礼物来达到感谢、示好的目的，以增进友谊。给外国友人馈赠礼品礼物，和在中国送礼一样，要尽可能考虑受礼人的喜好，用中国成语来说就是“投其所好”，这是赠送礼品最基本的原则。如果不了解外国友人的喜好，也不了解他们国家有哪些将就，稳妥的办法是选择具有中华民族特色的工艺品、中国特色手工艺品来送礼。

像中国的风筝、二胡、笛子、民族服饰、剪纸、国画、书法、筷子、图章、脸谱、瓷器、茶叶等都是不错的选择，这些在中国很平常的礼物礼品，到了国外，往往会备受外国人的青睐，身价倍增。礼不在重而在于合适，有时送太贵重的礼品反而会使受礼者不安，认为你有其他意图。

赠礼的方式一般以当面送礼比较好。西方人在送礼时非常看重礼品的包装是否精美，特别是韩国的礼物和日本的礼物，都是非常讲究礼物礼品的包装。一般都是用彩色包装纸和丝带包扎，西欧国家喜欢用淡色包装纸。向老外赠送礼品礼物时，既要说明其寓意、特点与用途，还要说明礼物是为对方精心挑选的。不要像在中国一样说“小意思，不成敬意、实在拿不出手”等等，这种话语出口，在国外友人眼里，礼物会大大降低分量。与中国人的习俗不同，在西方国家接受礼物后应即刻表示感谢，并当面拆看，不论其价值大小，都应对礼物表示赞赏。

送礼物礼品的时间要适宜。有些国家，在对方送礼时才能还礼，在日本，送礼的时候，要选择人不多的场合送礼，而在阿拉伯国家送礼的时候，一定要人多的时候才好，送礼才不会有贿赂的嫌疑。在英国，合适的送礼时机是请别人用完晚餐或在剧院看完演出之后。法国人一般不能向初次结识的朋友送礼，要送礼物，应等下次相逢的时候再送。

在英国不能送带有大象、鹤图案的礼物，大象代表愚笨，鹤代表荡妇。这样的礼物送出去，很容易产生误会。

在日本，不要送数字为8和9的礼物，8月为商业淡季，9的读音跟“苦”相似。也不要送有菊花图案的礼物，在日本，菊花为皇室专用图案。有讽刺人的意思。

一些东南亚国家不能送黄颜色的礼物和礼品。

阿拉伯国家：中国的工艺品在这一地区很受欢迎，造型生动的木雕或石雕动物，古香古色的瓷瓶、织锦或香木扇，绘有山水花鸟的中国画和唐三彩，都是馈赠的佳品。向阿拉伯人送礼要尊重其民族和宗教习俗，不要送古代仕女图，因为阿拉伯人不愿让女子的形象在厅堂高悬;不要送酒，因为多数阿拉伯国家明令禁酒;向女士赠礼，一定要通过她们的丈夫或父亲，赠饰品予女士更是大忌。

在美国，请客人吃顿饭，喝杯酒，或到别墅去共度周末，被视为较普遍的“赠礼”形式，你只要对此表示感谢即可，不必再作其他报答。去美国人家中做客一般不必备厚礼，带些小礼品如鲜花、美酒和工艺品即可，如果空手赴宴，则表示你将回请。

日本日本人将送礼看作是向对方表示心意的物质体现。礼物不在于有多贵重，赠送得当便会给对方留下深刻印象。送日本人礼品要选择适当，中国的文房四宝、名人字画、工艺品等最受欢迎，但字画的尺寸不宜过大。所送礼品的包装不能草率，哪怕是一盒茶叶也应精心打理，包装的漂亮一点，但日本人忌讳打上蝴蝶结。中国人讲究送烟送酒，而日本人却送酒不送烟。中国人送礼成双，日本人则避偶就奇，通常用1、3、5、7等奇数，但又忌讳其中的“9”，因为在日语中“9”的读音与“苦”相同。按日本习俗，向个人赠礼须在私下进行，不适合在人多的时候送礼！

送礼忌讳小常识

在俄国送礼要在吃晚饭的时分，而不是在办公室或会议室里。

非洲国度注重合用，非洲国度对礼品的价值不大考究，但注重礼品的合用性，不宜送高档礼品。

伊斯兰教徒：不能送人形礼品，也不能送酒、雕塑和女性的画片，因为他们认为酒是一切万恶之源。

拉丁美洲不能送手帕、刀剪等礼品。例如，在印度不能送牛成品，因为牛在那是高贵的器械。

拉丁美洲、南亚、安定洋东部沿岸各国通俗注重送礼。这些国度认为送礼是传情达意的伎俩，不会大讲礼品若何若何，不像日本那样郑重其事，考究仪式。他们感觉，他人送礼的时分，应该稍微推托一下，是礼貌的举止。但当众翻开礼品是不礼貌的。送礼应该在接见会晤终了时中止。

印度次大陆地区：不要送黑或白色的礼品，能够选择黄、红或绿色，这些颜色意味着康乐幸福。

拉丁美洲各国：不如亚洲和中东国度那么考究仪式，却也是文化中的首要构成；送礼能够显示你的心计心情和精致，增强停业联络或私家关系，因而应该多花心计心情，选择显示回收人的兴味和咀嚼的礼品。切记：没有人进展你在第一次停业会晤就送礼；假如是去他人家里吃饭，要带上一份小礼品，比如花、巧克力或酒，送给女主人；不要送皮具，因为世界上最好的皮具大部分就出自南美洲。

香港人：不能送钟、毯子、白色与红色的花，这意味着不吉利，礼品数量不能有4，而以6、8、9为最好。

法国和比利时都厌恶茶青色；紫色是秘鲁平时禁用的；俄罗斯人忌讳黑色；日自己忌讳绿色。

东南亚商人洽商商务时，严忌翘起二郎腿；同俄罗斯人洽商商业时，切忌称呼“俄国人”；到法国洽商商业时，严忌过多地谈论小我私事。

日自己忌用绿色做装饰色；沙特人忌下象棋；捷克人忌用红三角做标志；法国人忌用核桃待客或装饰品；希腊人忌养猫。

印度人，忌以荷花作捐赠品；日自己忌用菊花作室内装饰；德国人经常忌以郁金香为捐赠品；法国人经常忌送黄花；巴西人忌用绛紫色的花为礼。

烟灰缸与通心粉严忌寄往阿富汗；旧而脏的针织品严忌寄往阿根廷；避孕药物及对象严忌寄往法国；凡不贴标志的蜂蜜属于津巴布韦的忌邮物。

阿根廷人阶层浓厚，官场或工商界人士普遍服饰考究，言行举止礼貌精致，与之交往必需留意仪容。男士宜着西装打领带，女士衣着得体精致为宜。

加拿大哈德逊湾的居民很崇拜白雪。在元旦是日，人们把雪聚积在室庐周围，筑起雪岭。新西兰人个性激进，首次见面，仅笑脸及握手为礼。如今有很多商业聚会都是在家里举办的。接见同伙时，越来越多人喜好携带礼品。

土耳其虽是回教国度，但作息时候与西方无异，除进入回教寺院，须脱鞋及肃静外，国内氛围十分自由，与其他中东地区回教国度悬殊。

埃及人深信伊斯兰教，严肃遵行伊斯兰教义。埃及人将葱视为谬误的意味。当中止诉讼或争论时，如把一束大葱高高举起，则透露显示谬误在手，胜利在望。

意大利的元旦，是一个狂欢之夜，人们拥向街头，燃放爆竹和焰火，以至鸣放真枪实弹。爆炸声振聋发聩，硝烟洋溢，男男女女唱歌跳舞。

荷兰是一个没有小费轨制的国度，但旅社行李的效劳当然应给小费，平日1件行李为1美圆，或2.5荷盾；房间效劳费一次约为1美圆阁下。

韩国传统习气不收取小费。在一切旅游饭铺，你所付帐单中要加上10%的效劳费，因而不用另付小费。除非出租车司机辅佐你提行李或供应了特其余效劳，否则也不用付小费。

给外国友人送礼小常识

给外国友人送礼品时一是要考虑礼品的留念性和观赏价值，二是要具有我国的民族特征，三是要思考到客人的喜好和忌讳，四要留意礼品的外包装。如富有我国民族特征的景泰蓝艺术品、脸谱、泥人及一些针织品、剪纸等手工艺留念品等。再如小剪指甲刀、清凉油等也很受外国友人欢迎。西方人都有当面翻开礼品包装的习气，这时可即兴观赏礼品外观、赞赏礼品的用处及留念价值等以示友情。

送礼要依照主人的文化、教育、喜好送礼，须因人而异，要有雅趣。送中国书画要解说给友人听或预先预备好解说文。中国传统书画没有框，要教他们如何卷、如何挂。对那些不能挂的书画，一定要裱好才送。因为在西方，有可能找不到裱中国书画的中心。很多中国人认为送文房四宝给西方人没有多大用，既不能装饰又没有效，但送给日本和韩国人很恰当，他们能观赏，切切别送没有效也没有观赏价值的东西。

给来中国旅游的外国友人不能送太重的礼品，不要认为只有够大、够重的礼品才显出你的心意和友情。要知道，这对外国友人来说，这份礼品可能就成了一种负担。也不要给外国友人送易碎的礼品，假如你送两个无锡泥娃娃给外国友人，等他们把礼品带回自己的国家时很可能碎了。

送礼品给他人要多为他人着想，要精心包装起来，要使你的友人携带便利。送礼品，除了显示你的心意，最好还要有一定的纪念意义。

送礼品不一定要送价值很大的，送礼品花的钱多，并不说明你的心意就越浓。有时候，菲薄单薄的礼品也能表达出自己的敬意。

当面翻开礼品是西方的习俗，收礼品时，中国人的习俗是不好意思当场翻开，而在外国国或与国内老外交往时一定要当面翻开观赏并说感谢的话：“我很喜欢”或“我正要这个”，你一定要有对礼品的评价和回响，主人会很乐意。主人送你的礼品，你能够很快用上，主人会更乐意。

第五篇：英语外来词的文化分析及翻译方式

英语外来词的文化分析及翻译方式

英语是当今世界上使用最广泛的语言，随着我国对外交往的日益频繁，来自英语的外来词（借词）日益增多，特别是在中国进行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中外文化的多层次、多渠道的交流为词语的借用提供了多种条件。中国成功加入WTO，也促使更多的英语词汇进入了我们的生活。正如美国著名的语言学家萨丕尔所言：“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最简单的影响是词的'借贷'。只要有文化借贷，就可能把有关的词也借过来。”汉语中从英语借来的大量新词就是这种文化交流和融合的产物。因此，我们可以从借词中窥见文化交流的方方面面，并通过词语借用方式来发掘沉积在一个民族心理结构中的深层内蕴。新时期源于英语的借词涉及哪些方面，它们是如何在汉语中“安家落户”的，又出现了哪些新的借入形式，这些外来词对我们民族传统观念和文化心理有何影响？这些正是本文所要探讨的内容。

一、源自英语外来词所涉及的内容

汉语所吸收的英语外来词很多是跟日常生活密切相关的词语。现代生活节奏加快，新事物、新产品不断涌现，这些在外来词的吸收上可以得到明显反映。如：

饮食方面：绿色食品(green food)、肯德基(Kentucky)、麦当劳(McDonald's)、自助餐(buffet)、奶昔(milkshake)、热狗(hot dog)、奶酪(cheese)、土司(toast)、三文鱼(salmon)、沙丁鱼(sardine)、配司(paste)、西冷牛排(sirloin steak)、培根(bacon)、速溶咖啡(instant coffee)、扎啤(a jar of beer)、雪碧(Sprite)、可口可乐(Coca-Cola)、百事可乐(Pepsi-cola)、软饮料(soft drink)。

穿着方面：牛仔裤(jeans)、迷你裙(miniskirt)、比基尼(bikini)、运动夹克衫(bi-swing)。日常用品方面：隐形眼镜(contact lenses)、香波(shampoo)、席梦思(shermons)、腊克(locquer)、马赛克(mosaic)、特氟隆(teflon)。交通工具方面：汽轮机列车(turbotrain)、空中客车(airbus)、ATV(air-terrain vehicle能行驶于各种地形的全地形汽车)等。

此外还有桑拿浴(sauna)、太阳浴(suntan)、士多店(store)、超市(supermarket)、SOS儿童村、伟哥(Viagra)、爱滋病(AIDS)等等，也都与现代生活密切相关。

艺术、娱乐、体育方面，如：爵士乐(jazz music)、肥皂剧(soap opera)、迷幻摇滚乐(acid rock)、摇滚舞音乐(big beat)、爵士摇滚(jazz rock)、乡村摇滚(rockability)、迪斯科(disco)、霹雳舞(break dance)、甲壳虫乐队(the Beetles)、辣妹合唱组(the Spice Girls)、派对(party)、MTV(music television)、背景音乐(background music)、迪斯尼乐园(Disney land)、溜溜球(yo-yo)、NBA(美国职业蓝球联赛)、呼啦圈(hula-hoop)、保龄球(bowling)、高尔夫球(golf)、拉力赛(rally)、卡丁车(karting)、蹦极跳(bunge jumping)、飞镖(boomerang)、水上芭蕾(water ballet)、局点(game point)、赛末点(match point)、冠军点(championship point)等。帕默尔说：“语言忠实地反映了一个民族的的全部历史、文化，忠实地反映了它的各种游戏和娱乐、各种信仰和偏见，这一点现在是十分清楚了。”这一观点在此可以得到印证。大众传媒迅速发展使不同文化相互融合，有关西方道德文化价值观念的词也不断涌现：代沟(generation gap)、文化差距(culture gap)、单身母亲(bachelor mother)、应召女郎(call girl)、嬉皮士(Hippies)、雅皮士(Yuppies)、荫皮士(Yumpies)、朋克(punk)、裸体飞跑(streaking)等等。随着社会分工日益明确，除了传统上的“白领阶层”(white collar)、“蓝领阶层”(blue collar)外，又出现了“灰领阶层”(gray collar，从事维修保养技术工作的人)、“粉领阶层”(pink collar，指从业人员多半为妇女的职业)和“铁领阶层”(iron collar，指机器人)。新的科学理论的创立和新技术的出现产生一批新词：高科技园(hi-tech park)、硅谷(silicon valley)、传真(fax)、激光打印机(laser printer)、电视电话(videophone)、IC(集成电路)、DNA(脱氧核糖核酸)、试管婴儿(test-tube baby)、克隆羊(clone sheep)等都是近年才出现的新词。因此可以说语言所反映的就是科学理论的惊人进展及工艺技术的花样翻新。

美国未来学家约翰·奈斯比特在他的著作《全球杂谈》(Global Paradox)中描述经济全球化的背景时指出，跨国界的计算机网络和信息高速公路(information super-highway)的建立，使电视、电话、计算机连为一体，将整个世界变成了一个地球村(global village)。大量的计算机词汇已经融入我们的日常用语，如：硬件(hardware)、软件(soft ware)、数据库(data bank)、电子邮件(E-mail)、因特网(internet)、Windows98、鼠标(mouse)、对话框(dialog box)、超文本(hypertext)和CAI(computer-assisted instruction，计算机辅助教学)。伴随互联网络的兴起，又出现了：网络人(cybernaut)、网络冲浪者(cybersurfer)、网迷(cyber mania)、网络资源(cyber source)、网吧(cyber bar)、网络文化(cyber culture)、环球网(worldwide web)、远程网(remote computer network)等。

当今电讯技术得到长足发展，电子产品日新月异，这方面的外来词已经进入我们的生活，例如：拷机(call)、PPS电话机(pocket phone service)、移动电话(cellular phone)、CD(compact disc碟片)、VCD(video-compact disc，小影碟)、DVD(digital video disc，数码影音光碟；digital versatile disc，数码多功能光碟)、VTR(video tape recorder，磁带录像机)、VCR(video cassette recorder，盒式磁带录像机)、家庭录像(family video)、毫微技术(trinitron）。

从以上举例可以看出，新时期来源于英语的借词，数量大、涉及面广，尤其是科技借词多。这一方面说明科学没有国界，人类创造的科学文化知识为全人类所共享。世界范围的科技交流传播使得某些科技术语由一种语言进入多种语言，为大多数文化群体所接受。另一方面也说明了英语作为国际通用语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和影响。

二、汉语对外来词所采用的翻译方式

外来词要进入汉语的词汇系统，必须接受汉语的语音、语法和构词规则等各方面的改造，以符合汉语的发音习惯、语法和词汇规则。汉语的单音节、象形方块文字的特点等，使汉语对外来词的改造要比西方语言间的词语借用显得复杂，却又别具一格，更富于创造性。概括起来，汉语对外来词所采用的方式主要有以下几种：

1.音译：用发音近似的汉字将外来语翻译过来，这种用于译音的汉字不再有其自身的原意，只保留其语音和书写形式，如：酷(cool)、迪斯科(disco)、欧佩克(OPEC)、托福(TOEFL)、雅皮士(Yuppies)、特氟隆(teflon)、比基尼(bikini)、尤里卡(EURECA)、披头士(Beatles)、腊克(locquer)、妈咪(mummy)、朋克(punk)、黑客(hacker)、克隆(clone)等。

2.半音半意：这种方法主要用于复合外来词，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前半部分采用音译，后部分采用意译，如：呼拉圈(hula-hoop)、冰淇淋(ice-cream)、因特网(internet)、道林纸(Dowling paper)、唐宁街(Downing street)等。另外一种是前半部分采用意译，后半部分采用音译，如：文化休克(culture shock)、水上芭蕾(water ballet)、奶昔(milk shake)等。

3.音译附加汉语语素：以单音节、双音节译词加汉语语素的借词使用最多：一类为音译语素加汉语语素，如：嘉年华会(carnival+会)、高尔夫球(golf+球)、保龄球(bowling+球)、桑拿浴(sauna+浴)、拉力赛(rally+赛)、拷机(call+机)等。另一类为汉语语素加音译语素，如：打的(打+taxi)、小巴(小+bus)、中巴(中+bus)、酒吧(酒+bar)等。其中音译语素有的代表一个英语单词，有的代表部分语素。汉语语素有的是词根语素，有的是词缀语素。

4、音意兼顾：即选用接近外来词词义的汉字进行转写。汉语同音字多，为译名用字的筛选提供了方便。或者是部分或者是全部音意兼顾。如：施乐(Xerox)、香波(shampoo)、味美思(vercuth)、销品茂(shopping mall)等。汉语作为表意文字具有很强的审美意味，所选用汉字往往可以诱发人的联想。美国有一种叫Revlon的化妆品被巧妙地译为“露华浓”。“露华浓”一词取自唐朝诗人李白描写杨贵妃花容月貌的名诗《清平调三章》之一：“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这可称为归化的音意兼顾的译法，堪称两全其美，体现了汉语在吸收外来词时特有的汉化处理功能。

5.借译：按照外来词的形态结构和构词原理直译过来。例如：超人(superman)、超级明星(superstar)、超市(supermarket)、毫微技术(nano-technology)、千年虫(millennium bug)、热线(hot line)、冷战(cold war)、绿卡(green card)、情商(emotional quotient)等。

6.英文字母附加汉字：CT检查、BP机、T恤衫、IC卡、PHS电话机、SOS儿童村、三S研究会、ABC原则、OA病、BB仔、5A办公室、ABC革命、ZTZF学习等。

7.英文字母缩写形式或单词：CD、VCD、DVD、DOS、TV、MTV、PC、BOT、CD-ROM、DNA、GRE、Windows98、cute等。

从以上列举的实例不难看出，新时期外来词的输入的数量不断加大，而且外来词的借入形式又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主要表现为上面提到的6、7两种形式，即用英文字母加上汉字或英文单词的“中西合壁”甚至“全洋”的词汇直接搬入汉语，一步到位，投入流通。

这两种借入形式的出现，一方面显示出当今汉语与英语的接触已达到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相互交融的状态，说明了中国人的英语水平普遍提高了，汉语对外来词的承受能力正在加强；另一方面也说明了有些外来词的确难以译成简洁的汉语。新的借词形式具有简洁、活泼、异域风味十足的特点，可以大大缩短外来语言信息进入汉语的过程。因此，新的借入形式的出现和存在是十分必要的，并且具有一定的积极意义，对此，我们应有兼收并蓄的宽容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