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思考

第一篇：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思考

《西行漫记》读后感

——关于“民族统一战线” 的形成问题思考

摘要：《西行漫记》是一部真实记录中国革命的新闻体裁类的报告文学，内容可靠广泛，包括大量的与红军领导人、与农民的谈话，苏维埃区和前线的大部分生活以及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与策略。本文将着重从中国共产党的政策入手，谈一谈“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问题。

关键字民族统一战线中国产党国民党

美国著名记者和作家埃德加·斯诺在1936年越过国民党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封锁，尤其是国民党的军事封锁，几经辗转周折，冒着生命危险进入陕北苏维埃区进行采访。他获得了许多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真实资料，并将这些文字、图像资料整理成册。因为美国报社编辑的失误，稿子原名为《红星在中国》，结果被写成了《红星照耀中国》，斯诺看到时，大为惊喜，便定名为《红星照耀中国》，中译名为《西行漫记》。

该书从中国革命实际出发，生动而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共产党、中国工农红军和中国工农英雄的事迹，打开了世界了解“红色中国”的窗口，让世界人民包括中国人民，尤其是国民党看到了真正的“中国共产党”，真正的“红军”！该书的问世，可以说，一夜之间，红遍了大江南北，传到了世界各地。可见它的影响之大。对于该书的理解，我想着重谈一下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问题，也正如斯诺本人所说，“在中国建立‘民族统一战线’，停止内战，这是中国的惟一值得采访的消息。”（1）

一、为什么中国共产党要提出“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斯诺同样对这个问题充满了疑问。国民党对共产党进行了疯狂的“围剿”，完全是呈现出一种不赶尽杀绝不罢休的态势，决不允许共产党在中华大地上再扩大“红色”影响。面对国民党的百般阻扰，面对回族人民的误解，中国共产党尽可能地展现着“大度”以表诚意。这是为了国家的利益在委曲求全吗？斯诺的“红都之行”给了我们些许答案。

首先，外忧——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加剧。

众所周知，日本自一战开始，就对中国领土垂涎三尺，妄图将中国东北地区划入日本版图，霸占中国。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曾经说过：“为了征服中国，我们须先征服满蒙。为了征服世界，我们须先征服中国。”所以，日本帝国主义夺取中国东北地区，并进而向华北地区伸展，进而实现其卑鄙的目的。如书中描述所说，中国把五分之一的领土，百分之四十以上的铁路线，百分之八十五的荒地，一大部分的煤，百分之八十的铁矿，百分之三十七的最佳森林地带以及百分之四十左右的全国出口贸易丢给了日本侵略者。日本还控制了中国剩下来的地方的百分之七十五以上的全部铣铁和铁矿企业，中国一半以上的纺织业。对满洲的征服，不仅从中国夺去了它最方便的原料来源，而且也夺去了它自己最好的市场。

日本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有它自己的目的。1927年日本爆发经济危机，全日本出口减少，市场萧条，生产过剩，企业破产，经济萎缩，国内矛盾激化，政治危机一触即发。为了减轻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带来的消极影响，日本急于发动战争，加紧对外侵略扩张。所以，对华战争可以减缓日本国内的危机，同时，国内危机又促使战争激化爆发。这种作用与反作用的力量都施加给了中国。而最终受到最大损失的，还是中国，是处于水深火热的老百姓。

同时，国际社会的“绥靖”政策，也使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变本加厉。尤其是德、意两国，公开亮出了“绿灯”。1936年11月，签订的德日反共协定和意大利的非正式参加，激怒了中国东北。意大利本来已经猫人日本霸占东北，作为交换条件，日本承认意大利控制阿比西尼亚。有了国际盟友的支持，日本更觉得对中国的占有是势在必行。

其次，国民党一意孤行，非搞“内战”不可。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用在这里，真是再恰当不过了。可是，顽固不化的国民党，真的让人很无语。我们先来看一看国民党的罪恶有多深重。

在军事上，连续对红军进行“围剿”。第五次已经将红军逼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可是还不罢休，继续战斗，酝酿第六次“围剿”。

在管理上，组织民团，对农民进行镇压，几乎是采取一种完全消灭的政策。因为蒋总司令在一次演讲中谈到，反是苏维埃争取久已成立的地方，“是分不清赤匪和老百姓的”。这种杀光的办法在鄂豫皖共和国执行得特别凶残，主要是因为有这些负责“剿共”的国民党将领是本地人，是被共产党没收了土地的地主的儿子，因此报仇心切。在第五次“围剿”结束时，苏区人口减少了60万人。

在舆论上，国民党制造了许多“谎言”。十年来国民党一直对红区保持全面的新闻封锁，在全国到处散布“恐怖”宣传，把它自己的飞机和重炮所造成的生命与财产的破坏大都归咎于“共匪”，但事实上红军是根本没有这种武器的。

我只是简单地总结了这三个方面。斯诺在《中国的阶级战争》一章中，写了很多同徐海东及其同志们的讲话的笔记，其中有国民党军队在鄂豫皖对老百姓所犯罪行的日期、地点以及详细情况。但是他都无法重述他所听到的最残暴的罪行。这些罪行不仅无法行诸笔墨，而且像西班牙每天发生的事件一样。这里引用一下徐海东同志的原话：“在麻城，在一个运动场的坟地里，我们找到了12个被杀同志的尸体。他们身上的皮给剥掉了，眼珠被挖了出来，耳朵鼻子都给

割掉。”国民党，可恶至极！

再其次，西北地区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必须与回民建立统一战线。

共产党一直认为，西北有一千多万农民民，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目前的任务和责任是要保卫西北，在这五省内建立抗日根据地，使得能够更加有力地领导全国的抗日运动，为争取立即与日本作战而努力。同时，随着形势的发展，占领西北，便可以与苏联和外蒙取得联系。但是如果不能把回民争取到共产党的势力范围和抗日统一战线上来，这个任务就不可能实现。

最后，民心所向。

自从1935年8月起，共产党就发宣言，呼吁中国各党派联合起来抵抗日本，全国人民热烈响应这个纲领，甚至在国民党里的许多爱国分子也赞成同共产党联合，甚至在南京政府里的抗日分子和南京自己的军队，都为了我国民族存亡而准备联合起来。斯诺在去红都的路上，看到了很多用黑字写的醒目的标语，“欢迎一切抗日军队结成统一战线”，可见，在红色大地上，建立统一战线，已经成为共识，尽管国民党继续坚持“内战”。

二、“民族统一战线”战略在曲折中发展

埃德蒙斯说过，伟大的目标构成伟大的心。中国共产党在权衡利弊之后，已经下定了决心，即建立统一战线。这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改变的，不会动摇的。为了这一目标的实现，中国共产党步履维艰，在复杂的时局中，妥善处理各种关系，静观时事变化，动则宣传说服，用行动诠释诚意，用诚意构成统一。

在这场较量中，我个人认为，张学良少帅功不可没。

张学良少帅本来是奉蒋介石之命，带领东北军“剿共”的。经过几场战斗，张学良认识到他所打的“土匪”实际上是由抗日爱国的能干指挥员领导的，而“剿共”这件事可能要继续好几年，一边同红军打仗，一边抗日，是不可能的，况且，在这期间东北军却在同自己毫不相干的战事中很快地消耗兵力，土崩瓦解。吃败仗后，成千上万的东北军士兵“投向”了红军，许多军官被俘，扣了一阵子受“抗日教育”。这些军官释放回到西安以后，大肆赞扬地向张学良少帅做了关于苏区士气和组织的报告；特别是关于红军有诚意要停止内战，用和平民主方法统一全国，团结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这给了张学良很深的印象。

在中间人李健吾的引荐下，张学良与周恩来见了面。经过长时间地详细讨论以后，张学良相信了红军的诚意，相信了他们的统一战线建议的合理可行。于是，少帅正式向总司令蒋介石提出了成立民族阵线、停止内战、联俄抗日的纲领。蒋介石回答说，“在杀尽中国红军、捉尽共匪之前，我绝不谈此事。”于是，不顾张学良的反对，积极筹备第六次“围剿”。到11月底，陕西古老的关隘潼关附近已经集中了十多个满员师。一列车、一列车的弹药和供应品运进了西安。坦克、装甲车、摩托运输队也准备随之而来。但是对于这一切准备在大规模基础桑加强内战的计划，公众都还蒙在鼓里，只有西北是例外。关于西北的情况，报上很少透漏，官方的说法是，红军已被正式“剿灭”，少数“残部”也在被驱散之中。

与此同时，绥远（内蒙古）发生了紧张战事。日本飞机每天轰炸中国军队，南京飞机没有一架起飞迎战。日本要求镇压救国会，认为抗日宣传是它鼓动起来的。南京遵命办事。上海日商纱厂的工人因为抗议日本侵略绥远等原因而举行的罢工，遭到日本人在国民党合作下的暴力镇压。青岛发生其他爱国罢工时，日本人派海军陆战队登陆，逮捕罢工工人，占领了全市。在蒋介石实际上同意取缔将来青岛日商纱厂一切罢工后，海军陆战队才撤退。

所有这一切事件都进一步在西北发生了反响。11月间，张学良在自己部下官兵的压力下，发出了他著名的呼吁，要求派往绥远前线。呼吁中说，“恳请下令至少动员东北军一部立即开赴绥远前线，增援在那里完成其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神圣使命的军队。我本人和我部下10万余人愿追随钧座到底”。口气恳切，要求报仇雪耻之心，希望恢复东北军声誉之情，溢于言表。但是蒋介石断然拒绝这个要求。他仍要东北军打共产党。

少帅并不气馁，不久之后亲自到洛阳向蒋介石提出请求，得到的却是这样的答案：“这只是你的看法，我就是政府，我的行动就是革命者的行动。”少帅无功而返。

待蒋介石1936年12月7日来到西安时，东北军将领已经商量好要联合提出停止内战和抵抗日本的要求。陕西绥靖公署主任杨虎城将军的将领也参与其事。在他们看来，这场战争很丢人，因为这时日本正在侵略邻省绥远。杨将军的部队叫西北军，几个月前已与东北军结成紧密联盟，秘密参加了同红军休战的协议。

蒋介石拒拒绝东北军和西北军将领一起会见的要求，只是分别接见了他们，用各种办法诱使他们分裂。他的这个企图归于失败。他们都承认他是司令，但一个个都表示对“围剿”不满，都要求派他们到绥远抗日前线去。但是蒋介石对他们全体只有一个命令：“摧毁红军。”蒋介石在他的日记里写道，“我告诉他们，‘围剿’已到只需最后五分钟就可以实现最后胜利的阶段。”

这样，总司令不顾一切反对和警告，在12月10日召开了大本营会议，正式通过了发动第六次“围剿”。准备对已在甘肃和陕西的西北军、东北军、南京军队以及在潼关待命的南京军队颁发总动员令。当时宣布在12日公布动员令。并且公开声言，如果张少帅拒绝服从命令，他的部队将由南京军队予以缴械，本人将予撤职。同时张、杨又接到消息，说明蓝衣社同警察一起已准备好一份他们部队中同情共产党分子的“黑名单”，一俟总动员令颁发就立即加以逮捕。

这样，作为一连串复杂的历史性事件的高潮，张学良在12月11晚上10点召开了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联席会议。前一天已经秘密发出命令，调一师东北军和一团杨虎城的军队到西安府近郊。现在做出了决定，要用这些部队“逮捕”总司令和他的僚属。17万军队的兵变已成事实。在兵变那天，东北军和西北军的师以上将领联名通电中央政府，各省首脑，全国人民。这封简短的电报说明“为了要促使他觉悟”，已要求总司令“暂留西安府”。

张学良少帅的行动，在历史上，已经留下了辉煌的一笔。如果没有他的爱国热情，他的正直，抗日统一战线不会形成这么早，或者说，根本就不会形成。

在这条路上，共产党也作出了很大的努力。例如，如果有必要，红军愿意改名为国民革命军，放弃“苏维埃”的名称，在抗日备战期间修改土地政策。然而，中共最大的诚意就在于西安发生事变后，部队中有不满情绪的军官和武装起来的群众要求公审“卖国贼”蒋介石和他的僚属时，共产党说服他们饶蒋介石一命，不仅力主和平解决，释放蒋介石，而且还主张由他回到南京去担任领导。

原因很简单。共产党在蒋介石被俘以前就向国民党提出了统一战线的建议，要求停止内战，组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南京建立民主政体。这些口号是绝对诚实的，是符合一切客观条件迫使共产党采取的战略的内在原因。不论在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总之，在一切方面，他们都真正需要和平，真正需要一个代议制的、多方面参加的民主政体，来实现他们当前的目标。他们清楚地看到，这样一种民主政体，是唯一令人满意的结构，可以团结整个民族，对日本进行反帝斗争，谋求独立。所以，从一开始，他们就看到了，西安事变对他们的中心意义就是有了表示他们提出统一战线纲领具有诚意的机会。他如果获释，是会停止内战的，而且总的来说，是会执行全部“统一战线”纲领的。如果要做到这一点，必须保持蒋介石的地位，必须让他在威望无损的情况下回到南京去。因此他们清楚地看到，如果他被杀，内战不可避免地会大规模爆发，国共内战的十年僵局会大大延长，要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希望就会变得更加渺茫。这样的前途，对任何一方都没有好处，吃亏的只是中国，得利的只是日本。共产党当时就是这样辩护的。

当然，蒋介石也绝对不是一个莽夫。在沦为“阶下囚”之后，他也认识到了，他的最大的“叛徒”也许不在西安，而是在南京。因为正掌南京大权的野心勃勃的军政部长何应钦正在阴谋争取政权，竭力主张“讨伐”。考虑到这个情况，蒋介石做了决定，不能做殉难者，白白让何应钦将军或者任何别人踏着他的尸体爬上独裁者的宝座，于是，蒋介石本人亲自保证不再打内战。在澳大利亚人端纳先生（蒋介石的非正是顾问）的帮助下，宋子文飞抵西安，到这时，“原则”上的协议似乎已经达成。蒋夫人22日亲自飞到西安，对张学良进行规劝和申斥，加速了蒋介石的获释。25日，蒋介石安全飞回了南京。

就这样，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了。

三、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与教训

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以后，经过双方的努力，最终达成彻底共识，将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了中，取得了民族主义战争的胜利，保证了领土完整。通过这个战线的整个形成过程，我认为，有以下几点是需要注意的，尤其是在今天的新时期建设中。

第一，一定要注重民族问题。

我国是多民族国家，而且一直坚持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各民族共同繁荣的方针，但是在实际操作的过程中，却存在很多问题。民族之间的文化传统、生活方式等都存在很大差异，尤其是边远山区的少数民族，有些民族几乎呈现最原始的状态。是保持本民族的传统，还是将汉文化渗透进去，的确是一件难以衡量的事情。对西藏、新疆等少数民族“叛乱”，我们又将采取何种措施，才能把危害降到最低？我觉得，抗日时期共产党与回族人民的解放方式值得研究一下，也许对今天的民族问题会有很大的帮助。

第二，健全军队的人才选拔制度。

不论是共产党，还是国民党，都有一大批优秀的将领人才。他们有智有勇，德才兼备，出色地完成了历史赋予他们的重任。时至今日，我们对他们仍然肃然起敬。军队的人才建设，关乎国防的安全与否，关乎亿万人民的生死安危。拥有优秀的军队人才，即使是在信息化的作战时代，我们也毫不惧色。但是，我们也经常看到一些报道，部队的人才选拔，是很“不公平”的，就像斯诺在预旺堡政治课中“红军在哪些方面比其他军队好”的问题的回答，“红军军官是来自战士行列，完全靠表现得到提拔。但白军军官是靠钱买的，或者用政治影响的”，这个回答足以敲响警钟了。我们暂且不去追究这些报道是否属实，如果存在，就尽量避免，甚至是杜绝，如果不存在，则是民之大幸。

第三，关注民生。

这个话题已经是经久不衰了，足以说明了其重要性。党中央、国务院对于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出台了很多政策。在旧中国，国民党丧心病狂，欺压百姓，置人民生死于不顾，所以，让共产党有了扩大的机会，中国变成了“红色”的中国。人民的要求很低，很简单，吃穿住行，满足就行。当然，随着时代的发展，代表“民生”的内涵得到了扩展，已经不仅仅是对基本生存的要求了。但是，也不要忽视了这最基本的条件。关注民生，要的不是做“大”，而是做“小”做“细”，真的能从人民生存的角度，让百姓的生活“细水长流”。

第二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再评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再评析

9月3日，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9周年座谈会的讲话中，习近平同志高度评价了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倡导建立的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召唤下作出的巨大民族牺牲和取得的伟大胜利。他的讲话站在全民族的立场上，以客观公允的历史态度，实事求是地评价了国共两党的抗战功绩。

此前，经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国务院公布了第一批80处国家级抗战纪念设施、遗址名录，其中云南腾冲国殇墓园、山东台儿庄大战纪念馆、山西忻口战役遗址、湖南常德会战阵亡战士纪念公墓等一批国民党军队抗日遗址和纪念设施入选；

同时，民政部公布了第一批300名著名抗日英烈和英雄群体名录，涵盖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各个方面，包含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华南游击队、东北抗日联军和其他人民抗日武装，国民党抗日将士，民主爱国人士等不同群体的代表。

不可否认，如何看待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发挥的作用和贡献，是一个可以深入研究的课题。

但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基于意识形态、海峡两岸情势等诸多因素的影响，国民党指责共产党“游而不击、保存实力”，共产党批评国民党“消极抗日、准备投降”，双方及有关学者往往陷入相互责难、攻讦而无法沟通对话的境地。

这就遮蔽了中国人民浴血奋战、付出巨大牺牲的全民族抗战的真实面目，不仅使亲者痛仇者快——海内外爱国人士痛心疾首，国际上正义人士摇头叹息，而日本右翼势力额手称庆，而且也严重影响了对中国抗日战争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重要地位的肯定。

因此，超越国共两党党派的利益与意气之争，站在全民族的立场上实事求是地研究国共两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就显得尤为重要。“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就是一个非常合适而重要的学术立场和平台，是海内外华人评价抗战胜利之共识的“最大公约数”，它超越于国共两党和其他各党派团体之上。

抗日战争绝不是一个党、一个军队进行的战争，而是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涵盖的除了汉奸之外各个党派、团体、军队共同参加的全民族的战争。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内部，既包括中共领导的广大抗日军民，又包括民族资本家、开明士绅和地方实力派以及海外华侨中的广大爱国人士，也包括国民党政府领导的国民政府军。

应该说，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确立，中国共产党和大陆方面有关学者就已经开始注重从国家、民族的立场和视角来评价、研究抗战史。

1985年9月3日在纪念抗日战争胜利40周年之时，《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明确提出：中国的抗日战争，是“民族解放战争”，是“一次全民族抗战”；并十分罕见地称蒋介石为“先生”，指出，蒋介石先生在庐山发表谈话，宣布对日抗战，提出“如果战端一开，那就地无分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

同时，反映和肯定国民党军队与日军作战的《血战台儿庄》电影的上映，也体现了从全民族视角和立场研究抗战、评价抗战已成为大陆官方和学者的一个基本共识。

这样一个共识，随后在学术界的研究中蔚然成风。比如，以中国现代史学会会长郭德宏教授为代表的学者在其有关论文和著作中，大力倡导“民众史观”，从民族（民众）的视角，研究和反映广大民众在抗战中如何成为“陷敌于灭顶之灾的汪洋大海”。这样一个共识，也相继在纪念抗战胜利50周年、60周年的活动和中央有关领导的讲话、相关媒体的文章和报道中，得到了更进一步发展和体现。

江泽民同志在首都各界纪念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抗日战争是中华民族大团结的象征，是对中华民族生命力、凝聚力、战斗力的考验。”

胡锦涛同志在纪念抗战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是中华民族全体同胞团结奋斗的结果”，“杨靖宇、赵尚志、左权、彭雪枫、佟麟阁、赵登禹、张自忠、戴安澜等一批抗日将领，八路军‘狼牙山五壮士’、新四军‘刘老庄连’、东北抗联八位女战士、国民党军‘八百壮士’等众多英雄群体，就是中国人民不畏强暴、英勇抗争的杰出代表”。对这一“英雄群体”的表述，同样出现在习近平同志的这次讲话中。

与此同时，继承和弘扬伟大的“抗战精神”也逐渐汇聚为一大共识。抗战精神，蕴含着中华儿女不畏强暴、不甘屈辱的自强精神，蕴含着中华儿女万众一心、和衷共济的团结精神，蕴含着中华儿女舍生忘死、前赴后继的牺牲精神，蕴含着中华儿女百折不挠、奋斗到底的坚韧精神。这一精神，当年就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每一分子内心中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正如习近平同志在讲话中援引当时一篇报纸社评的话说：“今天南北战场上，是争着死，抢着死，因为大家有绝对的信仰，知道牺牲自己，是换取中华民族子子孙孙万代的独立自由，并且确有把握，一定达到。”这一精神，也因其具有的穿越时空的价值，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为海内外所有中华儿女承续担当。

当然，在认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这个取得抗战胜利之“最大公约数”之下，对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本身也有可以进一步研究的问题。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由中国共产党倡导和推动建立的，并为这一战线的发展和巩固作出了贡献，学界对此多有共识，但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实质也是抗日战争的领导权问题的认识分歧却较大。

过去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是简单地认为统一战线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另一种观点则一味颂扬国民党的领导。这两种观点比以往双方相互攻讦拆台有进步，但其偏颇偏见也是明显的，让旁观者、国际人士搞不清到底是谁领导了抗战。

对此，学界也在重新思考和研究，大陆学者大多认为国共双方对领导权有一个此消彼长的争夺过程。实际上，1947年2月毛泽东在《对中国革命新高潮的说明》中曾明确指出，革命高潮在近半个世纪的中国历史上有过三次，第一次是辛亥革命，第二次是北伐战争，第三次是抗日战争，“第二次、第三次是共产党和国民党共同领导的”。邓小平也说过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宜粗不宜细。毛泽东、邓小平的这些论断，值得我们在研究民族抗战问题上认真加以思考。

与此相关联，是如何看待“中国共产党是抗日战争的中流砥柱”这一论断。对此，有人不那么赞同。“中流砥柱”这个词本身是形象化的文学语言表述，按照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比喻能担当重任、起中坚作用的人或集体。中国共产党在抗战时期是否担当起重任、起了中坚作用呢？

有必要追根溯源先来看这一论断出自何处。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所作的《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中，总结了党成立以来领导革命特别是抗日战争的经验，在报告结尾部分指出：“三次革命（指北伐战争、土地革命战争和抗日战争——作者注）的经验，尤其是抗日战争的经验，给了我们和中国人民这样一种信心：没有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没有中国共产党人做中国人民的中流砥柱，中国的独立和解放是不可能的。”《论联合政府》一文从历史到现实，充分论证解释了中国共产党何以成为“中流砥柱”，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面对所负的民族责任而具有的担当意识。勇挑民族解放重任，争当民族解放中坚，并实至名归，体现出一个有理想抱负有责任担当大党应有的自信和追求，何错之有？

是否可以这样说，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旗帜下，如果都能像当年的中国共产党人一样积极行动起来，勇挑民族解放重任、争当民族解放中坚的“中流砥柱”，不扯皮掣肘，不消极畏缩，不磨擦内耗，不发国难财，岂不是国家之幸，民族之幸？

第三篇：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

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作用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抵抗帝国主义侵略历时最久、规模最大、受损最重、牺牲最多的战争，当数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至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抗日战争。抗战胜利已经过去70年，回顾历史，中华民族为什么能够取得胜利，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以国共合作为基础，建立了全国各民族、各党派、各阶级和各界人士及海外侨胞在内的最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抗日战争胜利的经验证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中国人民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法宝。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动了全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开始，日本不断蚕食、侵占我国领土。当时的国民党政府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方针，推行不抵抗政策，致使国土沦丧、民众流离失所。1935年8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和中共中央发表《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号召停止内战，一致抗日。12月，中共中央召开瓦窑堡会议，确定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抗战全面爆发。民族存亡面临的新的严重危机，激发了中华民族的觉醒意识和反抗意志，全国各民族、各阶级、各政党、各团体以及海外侨胞都纷纷行动起来，以各种方式表达爱国情怀，加入到抗日救亡的行列之中。7月17日，蒋介石发表庐山讲话，1900字的文稿6次提到“弱国”，同时也指出：“眼前如果要求平安无事，只有让人家军队无限制地出入于我们的国土，而我们本国军队反要忍受限制，不能在本国土地内自由驻在，或是人家向中国军队开枪，而我们不能还枪。换言之，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我们已快要临到这个人世悲惨之境地。这在世界上稍有人格的民族，都无法忍受的。”7月31日晚，蒋介石公开发表《告抗战全军将士书》：“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第二天，蒋介石发表《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全国各族人民、各民主党派、各爱国军队、各阶层爱国人士以及海外华侨参加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方针一经提出，即在社会各阶层、各党派、各界以及地方实力派中引起强烈反响，进一步提升了中华民族的斗争意志，有力推动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在共产党的强力推动下，国共两党走向合作，共同奔赴抗日战争的最前线，相互配合达到了高度的默契。国民党勇敢地担负起正面战场的作战任务，成为日寇紧盯的主要目标、主要作战对手。共产党则在敌战区开辟敌后战场，采取灵活机动的游击战，频繁发起对日寇的袭击，造成日军腹背受敌，无法集中兵力在正面战场作战，大大削弱了其在正面战场的作战能力。从一定意义上讲，抗日战争的胜利，就是国共合作的胜利。没有双方的共同努力，这场战争的胜利也是不可能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凝聚了全国各条战线上的抗日力量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使全国的工农兵学商及一切爱国同胞团结起来，使中国各派政治力量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大旗下，组成民族抗战军队，形成了反抗外来侵略势力、争取中华民族独立和解放的全民抗战。

首先，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影响下，爱国青年学生英勇地站在抗日救亡运动的前列。上海、北平、南京、武汉等多个大中城市的学生，不顾政府禁令，集会游行，进行抗日宣传，声讨日本帝国主义血腥暴行，谴责南京政府不抵抗政策，要求停止内战，武装民众，出兵抗日。12月中旬，全国学生3万余人汇集南京，受到镇压，死伤130多人。

其次，全国工人不断组织罢工游行，开展抵制日货的斗争。上海3.5万码头工人拒卸日货，80余万工人参加的抗日救国会要求政府“立即出兵抗日”“武装工人义勇军”“实行对日经济绝交”。全国工商业者亦相继开展对日经济斗争。1935年的一二九运动，更是喊出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等口号，使抗日救亡最终发展成为中国社会的政治主题。

与此同时，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国民党左派大声疾呼“武装抗日”；民主党派群情激愤，协力御侮；地方实力派也主张抗日，请缨参战。所有这些，提高了全国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升华了爱国主义精神，壮大了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的声威，鼓舞了前方将士的斗志，对南京当局向抗日方面转化，调整内外政策起了重要的催化作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推进了中国民主政治的发展进程

首先，中国共产党坚持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建立之初，党内的一些同志不能清醒地认识国民党片面抗战和一党独裁的政治本质，出现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偏向。1937年11月，毛泽东在《上海太原失陷以后抗日战争的形势和任务》的报告中强调：“‘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个原则的说明、实践和坚持，是把抗日民族革命战争引向胜利之途的中心一环。”1938年11月，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专门论述了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指出在阶级斗争服从于今天抗日的民族斗争的原则下，“保存党派和阶级的独立性，保存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这才有利于合作，也才有所谓合作。否则就是将合作变成了混一，必然牺牲统一战线。”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保证了共产党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和军事上等方面的独立性及自主权，最终实现了无产阶级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和整个抗日战争的领导权。

其次，中国共产党坚持对统一战线的政治领导。1938年5月，毛泽东在抗大讲话中指出，中共愿意同国民党一道，在统一战线、抗日第一的原则下实行三民主义，并指出三民主义是实现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必经之路。中国共产党认真实践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积极加强民主政权的建设。在我党领导的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中，普遍建立了“三三制”的统一战线性质政权，实行了减租减息等抗日民主政策。中国共产党因实行民主政治而使政治地位大大提高，国民党却因顽固坚持反动独裁而使政治地位大大下降。因此，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政治影响和作用不断增强，得到了越来越多的人们特别是广大中间势力的支持和拥护，成为团结抗战的坚强核心。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边区实行的民主政治，大力发展经济、文化教育和卫生事业，逐步成为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雏形。为新中国成立后的人民民主政权建设提供了成功的实践经验。

最后，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国民党统治区抗日民主运动的发展。争取和团结中间势力，是中国共产党巩固和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基本战略。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支持和帮助下，各民主党派先后酝酿产生。它们以中国共产党的同盟者和合作者姿态出现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在坚持抗战、争取民主的斗争中，与共产党相互支持，团结合作。在与民主党派的合作中，中国共产党充分尊重他们的利益，注意教育和引导他们与国民党顽固派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抗战后期，中国共产党提出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得到民主党派和广大人民的热烈拥护，并成为共产党与民主党派进一步团结合作的政治基础。结语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历史经验告诉我们，统一战线必须始终高举爱国主义的伟大旗帜，维护和捍卫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和强大的精神力量。抗日战争时期，中国是一个弱国，却能战胜强大的侵略势力，结束上百年屈辱和苦难的历史，究其根本，就在于中国共产党从国家和民族的根本利益出发，摒弃前嫌，通过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中华民族打不垮、摧不毁、无比坚韧的爱国精神，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和发挥。在新世纪新阶段，统一战线要始终高举爱国主义旗帜，大力弘扬爱国主义精神，进一步巩固各党派、各民族、各宗教、各团体、各阶层及一切热爱中华民族的人们的大团结，自觉把爱国热忱和情感转化为发挥才智、报效祖国的实际行动，为实现祖国统一和民族复兴提供强大的力量支持。

参考文献

1.祝志男：《中国共产党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政策研究》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12月。

2.于海涛：《抗战时期中共对国内国际两个统一战线的科学统筹》，《军事历史》2010年第四期。

第四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

导火索，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提出

九一八事变（又称奉天事变、柳条湖事件）是日本在中国东北蓄意制造并发动的一场侵华战争，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的开端。【上节课学过】

1931年9月18日夜，在日本关东军安排下，铁道“守备队”炸毁沈阳柳条湖附近的南满铁路路轨（沙俄修建，后被日本所占），并栽赃嫁祸于中国军队。日军以此为借口，炮轰沈阳北大营，是为“九一八事变”。次日，日军侵占沈阳，又陆续侵占了东北三省。1932年2月，东北全境沦陷。此后，日本在中国东北建立了伪满洲国傀儡政权，开始了对东北人民长达14年之久的奴役和殖民统治。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长期以来推行对华侵略扩张政策的必然的结果，也是企图把中国变为其独占的殖民地而采取的重要步骤。它同时标志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开始，揭开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东方战场的序幕。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帝国主义大规模侵入中国的开始，中国人民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开始的战争，正式拉开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1932年4月15日，中国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宣布对日作战。并积极参加和推动对日武装战争，特别是东北地区，组建了东北游击队，】

九一八事变之后，抗日救亡运动在全国兴起。工人、农民、学生纷纷以不同的方式参与了抗战。此时，在共产党工农红军积极抗日的同时，国民党部分爱国官兵自发进行了抗战，中国共产党开始了同这部分国民党官兵的合作。极大地变动了国内阶级关系，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结合国际情形，党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方针，是必要的。

提出和形成 1934年4月20日，中国共产党发表了《中国人民对抗日作战的基本纲领》，号召工农兵学商大联合，号召全民动员，全体人民武装大联合，放弃了打到一切帝国主义的口号，使党的统战思想得到新发展，1935年1月遵义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新中央正确领导，为确定正确统一战线策略提供条件。

一二九运动

1935年5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华北事变，民族危机加深，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划分的华北五省自治，12.9北平学生爆发了一二九运动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1935年12月9日，北平大中学生数千人举行了抗日救国示威游行，反对华北自治，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要求保全中国领土的完整，掀起全国抗日救国新高潮。

一二·九运动公开揭露了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并吞华北的阴谋，打击了国民党政府的妥协投降政策，大大地促进了中国人民的觉醒。它配合了红军北上抗日，促进了国内和平和对日抗战。它标志着中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新高潮的来到。北平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了全国学生的回应和全国人民的支持，形成了全国人民抗日民主运动的新高潮，推动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

瓦窑堡会议【红一方面军已到陕北】

瓦窑堡会议是指1935年12月17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子长县瓦窑堡召开的一次重要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出席会议的有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刘少奇、秦邦宪、邓发、何克全、李维汉、张浩（林育英）、杨尚昆、王稼祥、彭德怀、郭洪涛等十余人。这次会议，是在中日民族矛盾日益加深，大规模的抗日民主运动重新高涨的形势下，为制定正确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而召开的。会议分析了华北事变后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讨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国防政府和抗日联军等问题，批判了党内长期存在着的“左”倾关门主义，制定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方针 [1]。

12月25日，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议》。《决议》指出，目前形势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种形势给中国一切阶级和一切政治派别提出了该怎么办的问题。因此，党的策略任务就在于发动、团结和组织全中国和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党内主要危险是“左”倾关门主义。为了适应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需要，《决议》提出将“工农共和国”的口号改为“人民共和国”，并相应地改变了党的若干政策。这次会议，是遵义会议后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重要会议。它科学地总结了两次国内革命战争的基本经验，解决了遵义会议没有来得及解决的政治策略问题，确定了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 [1]。

西安事变：在先后争取张学良、杨虎城两位同志使红军、东北军、西北军团结大联合局面形成条件下，1936年12月12日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爆发了。从西安事变的产生到解决，是我党逼蒋抗日的伟大胜利，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伟大胜利。

又称“双十二事变”。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和杨虎城为了达到劝谏蒋介石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既定国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目的，在西安发动“兵谏”。1936年12月25日，在中共中央和周恩来主导下，以蒋介石接受“停止内战，联共抗日”的主张而和平解决。

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准备了必要的前提，成为由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的转折点。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国内和平基本实现，党的任务是尽快促进国共合作，一致抗日。在我党与国民党谈判过程中，关于红军改编问题，陕甘宁边区改制问题，国共合作组织形式和共同纲领等，我党都以国家民族利益为重，在坚持原则条件下，实现了最大限度的让步。在多次谈判，国内外严峻形势及压力下，蒋介石迫于走上国共合作抗日道路。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国民党做出回应

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为国共合作抗日发表的宣言。1937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将《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送交国民党。《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实行民主政治和改善人民生活等三项基本要求，重申中共为实现国共合作的四项保证。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这个宣言，标志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的历史意义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是当时世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形成有极其伟大的意义，它不仅使党获得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强大武器，而且使党和人民革命力量获得了重新发展的最好条件，标志着抗日和中国革命飞跃发展和取得伟大的胜利。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为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中流砥柱，党所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在抗日战争中得到了空前壮大，成为决定中国政治前途的根本力量。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展和壮大了人民抗日力量﹐巩固和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保证了抗日战争的胜利。认识

中国抗日战争取得完全胜利的关键，在于形成并基本坚持了以国共合作为主要内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总结这个时期的统一战线经验，主要是坚持了四个原则：

求同存异 既统一又独立 又联合又斗争

坚持依靠自己力量和争取外援相结合

抗日战争绝不是一个党一个军队就可以打赢的战争，抗日战争的胜利取决于整个民族的共同抗战，这个民族包括了除了汉奸之外的各个党派、团体、军队，也有共产党和他领导的军民还有民族资本家、地方实力派、广大华侨和爱国人士的积极参与。少了哪一部分都会对抗日战争产生不小的影响。

而对于现在的我们来说，我们能看到的只是一张张模糊的图片，纸面上的文字和没有太大的概念的数据，但是我们一定要学习的，便是抗战的精神。中华儿女团结奋进万众一心、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不畏强暴、不甘屈辱的自强精神；为了民族舍生忘死的牺牲精神和百折不挠的拼搏精神。

第五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

会前中共提出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

五项要求：

（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

（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

（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

（四）迅速完成对日作战之一切准备工作；

（五）改善人民生活。

四项保证：

（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

（二）工农民主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

（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施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

（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外交政策：坚持五大、五届二中全会方针，第 一次明确提出抗战

对内政策：宣布放弃武力统一政策

中共问题：提出《根绝赤祸案》，由“武力剿共” 改为“和平统一”，由军事解决改为政治解决

五届五中全会

“防共、限共、溶共、反共”

五届五中全会后出台的系列反共文件内容：

(1)在政治上，不承认抗日民主政权，不能令其存在；禁止组织群众团体，严令民族解放先锋队、西北青年救国联合会、工人救国会、农民救国会、妇女救国会、全国学生联合会等组织解散。

(2)在军事上，限制共产党发展，实行军令、军政统一于中央；只准许称十八集团军，第八路军名义不得再沿用，对于十八集团军的编制、补给等，均应遵照中央法令办理，不得私行征募等；十八集团军所设立之军区及其分区，应即撤销。

(3)在经济上，对抗日根据地实行封锁，既不发饷，又不准共产党自筹经费。

(4)在教育和文化宣传上，规定“教育与训练机关，必须绝对统一于中央”。陕北公学、抗日军政大学或停办或归中央接收。取缔共产党的宣传活动。

(5)在对共产党的斗争手段和策略上，规定“指定专人负责策划对共产党之调查工作”、“搜集各地共产党活动资料，每半月汇编调查专报，密令各级有关机关，协同防止”；“加强特务工作，组织特种党团，打入共党组织”；在策略上，“中央可示宽大，地方务须谨慎，下级积极斗争”；“在分工上，党部负斗争责任，政府处调和地位，军队则为后盾”。

1、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

2、正面战场的继续抵抗

3、反共摩擦的不断升级

4、抗战后期国民党的政治与外交

晋西十二月事变：

1939年12月3日，阎锡山军一部以重兵围攻晋西南新军决死第2纵队、八路军晋西4支队，并摧毁晋西南各抗日县政府和抗日救亡团体。大肆屠杀县政府和牺盟会干部及八路军伤病员。另一部进攻晋东南决死第1纵队和各县抗日民主政权，杀害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制造了晋西十二月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