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国公民权利意识演变的历史考察

第一篇：近代中国公民权利意识演变的历史考察

近代中国公民权利意识演变的历史考察

<<史学月刊>>2007年 第08期

作者: 刘保刚, 郑永福,是否有权利意识，是现代公民与传统臣民的重要区别之一。关于中国近代公民权利意识问题，学界有所论述。台湾学者王尔敏在《中国近代之人权觉醒》一文中，就主要讨论了晚清时期人权的觉醒。大陆法学界的学者也有所讨论，夏勇在《中国民权哲学》一书中，从法学、政治学角度，对中国近代权利问题有所分析。大陆史学界的一些论著，对该问题也或多或少论及。本文则在前人基础上，对其演变和特点进行阶段划分和系统考察。

一 权利意识觉醒时期（甲午战前～1899年）

中国近代权利意识觉醒主要得益于西学的输入。严复在《主客平议》一文中说：“夫自由、平等、民主、人权、立宪、革命诸义，为吾国六经历史之不言固也。然即以其不言，见古人论治之所短。”[1](p373)事实上，民权、人权概念的提出，都是受西学启发的结果。据学者考证：民权一词最早见于郭嵩焘光绪四年四月（1875年5月）的日记：“西洋政教以民为重，故一切取顺民意，即诸君主之国，大政一出之议绅，民权常重于君。”[2](p9)此说还不敢确定。康有为仿照几何原理编著的《实理公法》（1887年）一书中称：“公法于父母不得责子女以孝，子女不得责父母以慈，人有自主之权焉。”[3](p333)这应该是较早提到人权概念的，同样也受到西学的启发。虽然在甲午战前，民权、人权都被提到过，但作为一种主张被公开宣扬，并形成一种思潮，是在甲午战后。严复首先提出天赋人权的观念。严复在《论世变之亟》一文中说：“西人之言曰：唯天生民，各具赋畀，得自由者，乃为全受，故人人各得自由，国国各得自由，第务令毋相侵损而已。侵人自由者，斯为逆天理，赋人道……故侵人自由，虽国君不能。”[4](p73)

从甲午战前至戊戌变法时期，维新派关于权利的论述，有三个显著特点：其一，基于人的价值实现谈论人权。比如谭嗣同说：“大抵全体，竟与一副精巧之机器。各司其职，缺一不可，与天地之大机器相似。独是天必造此一种全体之精巧机器，果何为也哉？原是要使人顶天立地，做出一番事业来，所谓赞天地之化育与天地参也。诸君！当知此堂堂七尺之躯，不是与人当奴仆，当牛马的。诸君诸君！我辈不好自为之，则去当奴仆牛马之日不远矣。”[1](p386)其二，基于人格平等谈论人权。皮嘉祐说：“夫平等之说，导源于墨子，阐义于佛氏，立法于泰西。墨子兼爱尚同也，佛法之平等也，泰西之人人有自主权利，爱汝邻如已，而倡为君民一体也，名不同而旨则一也。”[1](p387)其三，基于人道主义谈论人权。比如黄遵宪在阐述妇女缠足的危害时，其中一条就是阐述妇女缠足有违人道。黄遵宪说：“夫讥不亲迎，《春秋》平等之微言；妻之言齐，《礼经》应有之义例。而乃曲附抑阴扶阳之说，只为冶容好色之求。以充服役，则视之如犬马；以供玩好，则饰之如花鸟。既不学以愚其心，更残刑以斲其性，遂使遇强暴则膝行而前，嗟实命则抱足而泣。锁闭在室，呼吁无门；战战在心，拳拳缩足。人权丧失，何义之有？”[5](p530)

在这一时期，人们对权利的论述还仅限于抽象观念。既没有指出权利的具体内容，也没有区分所谓积极权利与消极权利，更没有理论展开。

二 参与意识觉醒时期（1899～1915年）

戊戌政变的发生，阻挡不住思想解放的潮流。特别是随着新的知识分子群的出现，中国人对权利内涵的认识显然更加深入。这一时期，国人对权利的认识呈现出一些新的特点：

1.基于人格的觉醒认识人权。人格觉醒包括两个方面的含义：一是人之为人的人格觉醒。何启、胡礼垣说：“夫自主之谓，何谓哉？盖以人之一身而言也。人之一身而不能自主，此说也，虽极至下愚之辈，绝无学问之人，亦断断乎不谓其然。”[6](p412)二是公民人格的自觉。公民当然是与奴隶、臣民相对而言。戊戌变法前，国人基本上没有提到过公民的概念。戊戌变法后，公民意识觉醒。公民的内涵当然很多，其中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权利意识。邹容在阐述国民人格与奴隶人格的差别时说：“奴隶者，与国民相对峙而不齿于人类之贱称也。国民者，有自治之才力，有独立之性质，有参政公权、有自由之幸福。无论所执何业，而皆得为完全无欠缺之人。曰奴隶矣，则既无自治之力，亦无独立之心。举凡饮食男女，衣服起居，无不待命于主人，而天赋之人权，应享之幸福，亦遂无不奉之主人之手。”[7](p357)

2.争取权利的意识。权利不仅是价值上所应必有，而且要努力去争取。梁启超说：“权利思想之强弱，实为其人品格之所关。”[8](p129)权利的保障，在于人们的争取。“权利何自生？曰生于强……人人欲伸张己之权力而无所厌，天性然也。是故权利之为物，必有甲焉先放弃之，然后有乙焉能侵入之。人人务自强以自保吾权，此实固其群、善其群之不二法门也。”[8](p128)要想争取权利，必须放弃圣君贤相的观念。“夫出吾仁以仁人者，虽非侵入自由，而待仁于人者，则是放弃自由也。仁焉者多，则待仁于人者亦必多，其弊可以使人格曰趋于卑下。若是乎仁政者，非政体之至焉者也。吾中国人惟日望仁政于其君上也，故遇仁焉者，则为之婴儿，遇不仁焉者，则为之鱼肉。古今仁君少而暴君多，故吾民自数千年来祖宗之遗传，即以受人鱼肉为天经地义，则权利二字之识想，断绝于吾人脑质中固已久矣。”[8](p132)

3.对权利认识进一步具体化。戊戌维新时期，国人对权利的认识是抽象的、整体的，更多的是一种意识。具体而言，也就是没对权利作出进一步的具体区分。这一时期，国人对权利的认识具体化。邹容在《革命军》中指出：“各人不可夺之权利，皆由天授。生命自由及一切利益之事，皆属天赋之权利。不得侵人自由，如言论、思想、出版等事。”[7](p362)这一时期，国人对积极自由与消极自由也作出了区分。梁启超在《开明专制论》一文中，说“人人自由，而以不侵人之自由为界”者，为消极自由。“人人有自发达其体力之义务，同时有不使他人妨害吾发达之权利”，为积极自由。[9](p1076)同时，值得注意的是女权意识的兴起。戊戌维新时期，对妇女权利的认识是从人道主义角度出发，主要关注缠足等不良习俗对妇女身体的戕害。这一时期，对女权的认识上升到要求男女平等和女子参政权的层面。秋瑾在《勉女权歌》中写道：“吾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10](p341)

4.特别强调国民对国事的参与权，尤其是国民对国家的义务。虽然这一时期思想界人人谈论权利，但他们强调的权利更多的是参政公权，而不是个人私权。正如严复所说：“特观吾国今处之形，则小己自由，尚非所急，而所以祛异族之侵横，求有立于天地之间，斯真刻不容缓之事。故所急者乃国群自由，非小己自由也。”[11](p267)思想界所希望的是，通过对国民参政公权的强调，国民由爱一己之权利，去争取国家之权利。严复说：“求国群之自由，非合通国之群策群力不可。欲合群策群力，又非人人爱国，人人于国家皆有一部分之义务不能。欲人人皆有一部分之义务，因以生其爱国之心，非诱之使与闻国事，教之使洞达外情，又不可得也。”[11](p267)这也就是说，参政公权是为了让国民关心国事，了解世界大势，从而培养其爱国之心，为国尽义务。正是基于这一目的，参政公权而非个人权利成为当时思想界关心的首要问题。邹容说：“一国之政治机关，一国之人共司之，苟不能司政治机关，参与行政权者，不得谓之国，不得谓之国民，此世界之公理，万国所同然也。”[12](p100)权利是义务，争权利首先是为国争权利。梁启超说：“权利思想者，非徒我对于我应尽之义务而已，实亦一私人对于一公群应当尽之义务也。”[8](p132)所以说，此时思想界所强调的“权利意识”、“权利思想”，其实是一种义务思想、责任思想。呼唤的是国民挽救危亡的责任心。

三 伦理人权时期（1915～1925年）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这标志着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提到新文化运动，人们自然想起科学与民主。其实，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首先提到的是科学与人权。陈独秀在《敬告青年》一文中对青年提出的第一个要求，就是“自主的而非奴隶的”。[13] 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陈独秀明确提出个人人权：“西洋民族，自古迄今，彻头彻尾，个人主义之民族也……举一切伦理、道德、政治、法律、社会之所向往，国家之所祈求，拥护个人之自由权利与幸福而已。思想言论之自由，谋个性之发展也。法律之前，个人平等也。个人之自由权利，载诸宪章，国法不得而剥夺之，所谓人权是也。”[14] 将这一时期称作伦理人权时期，就在于思想界主要从伦理角度论述人权。

1.国家伦理与个人人权。国家与个人孰轻孰重？国家与个人谁是目的？在新文化运动以前，这个答案是非常明确的，即国家是目的。民国建立后，有所谓的民权派与国权派之争，其实是反袁与拥袁之争。双方在对国家权力的认识上并没大的原则差别。当然，随着袁世凯一步步以加强国权为名，走向专制独裁，也有人强调了国民个人权利。章士钊是其代表。章士钊指出，如果不爱护人的权利，人道主义将不复存在。“人民自由权利之尊，宗教民族利益之异，皆置之于不甚爱惜之伦，以为无足轻重之事……治道至此，一如机

盘，轮轴一旋，举凡人道主义所赖以存，民之秉彝所赖守，博爱行谊之风，衡平司直之道，悉为磨洗以去，不可复求。”[15](p172)章士钊还认为，国家、社会公益是一时，个人权利是长久。“为权说者之通病，在昧于一时久远之分。有时抹一小己一阶级之权利，诚不失为社会暂时之益。然若为社会计及久长，求其福祉，则此种权利，将万无蹂躏理。”[15](p17)无疑，章士钊关于权利的论述，在中国权利思想发展史上有其重要的位置。但在当时，这种看法尚属空谷幽音。真正将个人权利置于国家权利之上，作为一种思潮被人们普遍接受，还是在新文化运动时期。高一涵在《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论》一文中说：“今吾国之主张国家主义者，多宗数千年前之古义而以损己利国为主。以为苟利于国，虽损其权利以至于零而不惜。推厥旨归，盖以国家为人生之蕲响，人生为国家之凭借。易词言之，即人为国家而生，人生之归宿也，即在国家是也。人生离外国家，绝无毫黍之价值。国家行为茫然无限制之标准，小己对于国家绝无并立之资格，而国家万能主义实为此种思想所酿成。”[16] 要想改变国家万能主义观念，必须首先改变国家伦理观念。高一涵认为，把国家当作人生道德，幸福的归宿，必然造成国权过大，“必损人民之自由以为国家之刍狗”[16]。正确的国家观念应该是国家非人生之归宿，而是保护权利的机构。“国家职务在立于亿兆之间，以裁判其相侵相害之事实，调和其相需相待之机宜。奖励其自由，所以发其自治之动因；保护其人格，所以期其独立之结果；人民求其归宿，必取径于权利之一途。国家惟立于人民之后，持其权力，鼓舞而振起之，以杜其害，以启其机，足矣。”[16]

2.政治伦理与人权。中国传统政治伦理是君师主义。严复曾说：“西国之王者，其事专于作君而已；而中国帝王，作君而外，兼以作师……使后而仁，其视民也，犹儿子耳；使后而暴，其遇民也，犹奴虏矣。为儿子奴虏矣，而其于国也，无尺寸之治柄，无丝毫应有必不可夺之权利，则同。”[11](p191)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对于这种传统的君师主义也作了深刻批判。高一涵在《非“君师主义”》一文中，对君师主义的危害作了详细剖析。其危害有三：（1）专制政治的基础。“扩张国家的权力，使干涉人民精神上的自由；凡信仰、感情、思想等事，莫不受国权之拘束；则道德的范围，道德的解释，皆由统治者自定，于是专制的弊端见矣。”[17]（2）贤人政治的基础。“柏拉图以道德为国家的绝对目的，所以柏拉图又尊尚贤人政治。因凡在道德法律混合的国家，其国家的元首，不是教主，即是家长，不然则是„首出庶物‟„天亶聪明‟的伟人……所以被治者之沦灵启智，皆须得治者为之引导。此即贤人政治所以成立之基础，以元首不自信为贤人，则必不敢“揭櫫道德，以为群伦之表率也”。[17]（3）政教混合政治的基础。“中古以后，道德属宗教的范围，法律属国家的范围，本有界线。惟元首并法律道德而皆干涉之，则是„奉天承运‟„替天行道‟的教主与„元后作民父母‟的皇帝合而为一矣。”[17] 总之，君师主义是极权政治、神权政治的思想沃土，不消除君师主义的思想，人权社会就建不起来。

3.社会伦理与人权。人与人当如何相处？传统伦理的要求是克己无欲，牺牲一己以利他人。新文化运动时期，人们高唱为我主义，个人主义。李亦民在《人生唯一之目的》一文中说：“撒格逊民族以个人主义著闻于世也。富于独立自尊之心，用能发展民族精神，以臻今日之强盛。我国惩忿窒欲之说，入人最深。凡事涉利己者，皆视为卑卑不足道，必须断绝欲求；济人利物，乃能为世崇仰。不知自我欲求，所以资其生也。设无欲求，则一切活动立时灭绝，岂复有生存之必要。顾欲以人力禁制之，于是日言合群公益者，尽变为涂饰耳目之名词。”[18] 济人利物，只能建立在先有自我的基础上。“如谓人曰汝须爱人，须利人，须爱物，顺利物，为达爱人利人，爱物利物之目的，虽牺牲本身，亦为当然之事，则必决定一前提曰„人也者，为人与物而生者也‟，然后乃有立脚之根据。否则其结论为不可通。盖叩其何以爱与利不在本身而在人物，不能得切当之解答也。人类既无为人为物之天职，则所当为者舍我而外，更有谁哉……为我两字既为天经地义，无可为讳……人性之自然，天赋之权利，吾人所当自为主张者也。”[18]

4.家族伦理与人权。关于传统家族伦理对人权的危害，辛亥革命时期就有人批判过。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这一批判更为猛烈深入。陈独秀在《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一文中，总结了宗法制度的四大危害：“一曰损坏个人独立自尊之人格；一曰窒碍个人意思之自由；一曰剥夺个人法律上平等之权利（如尊长幼卑同罪异罚之类）；一曰养成依赖性，戕贼个人生产力。”[14] 应该说，其他批判家族伦理的文章，虽言词激烈，但基本上没超出陈独秀的论证范围。

四 法治人权时期（1929～1936年）

1929年5月胡适在《新月》发表《人权与约法》一文，标志着人权论战的开始。1932年12月，中国国民党四届二中全会决定拟定宪法。围绕着制宪问题，人权问题又被提起。这一时期围绕着人权论战与制宪问题，国人的权利观念有哪些变化发展，这正是笔者要讨论的问题。

1.厘清人权概念。自从严复在中国介绍西方天赋人权的概念后，一个时期内，人们从没有对天赋人权的内涵作出详细的解释。进入民国后，有人对天赋人权，特别是“天赋”二字提出质疑。严复在《民约评议》一文中，就认为天赋人权不合事实。“天然之自由平等，诚无此物”，“自由平等者，法律之所据以为施，而非云民质之本如此也。”[11](p337)章渊若在《民国日报》发表《论人权》一文，认为不应该用“人权”，而应改为“民权”。章渊若认为“人之本义，既带天地之性，则人权之上，即不带天赋二字，亦有天赋之精神也”。而天赋人权是过时的理念。他认为把“人民身体、言论种种之自由”，作为“构成人格之要素，为做人之自然权”，“国家目的，只在保障人权”是不对的。[19] 还认为：“国权之所以应限制，国家之所以不得任意侵犯人民之自由，乃因人民之自由，为发展人民智德体优性之所必需；而人民之所以必须发展其智德体优性者，则因社会联立关系之需要，为完成其分工合作的社会使命也。故现代人民之自由，不仅有其消极的限制，复应有其积极的限制。”[19] 这也就是说身体、言论自由等权利不具价值目的，只有工具意义，为了人的积极发展，国家可以进行积极干涉。

对于这些质疑，人权派作出了回答。首先，他们认为人权是人生必需，而非抽象名词。罗隆基说：“人权是做人的那些必须的条件。人权是衣、食、住的权利，是身体安全的保障，是个人„成我至善之我‟，享受个人生命上的幸福，进而达到人群完成人群可能的至善，达到最大多数享受最大幸福目的的必须条件。”[20] 这也就是说，人权并不像一些人所认为的是“抽象的名词，是饥不可食，寒不可衣的口头语”，而是切切实实的维持生命、表现自我所必需的条件。其次，他们认为事实与价值不能混为一谈。人权派也并不认为，在历史上某个时期，人类有过完美自然的社会，那里一切人权都是具备了。但是，人权派坚持“人权先国家法律而存在，意谓先承认了这些人类生活上必须的条件，而后才谈得上国家，谈得上法律”[19]。关于人与国家的关系，人权派认为：“国家……是人的工具；人不是国家的工具。”[19]

2.法治与人权。这一时期，关于人权讨论的显著特点是非常重视法治与人权的关系。人们对法治的认识，除了强调人人守法，特别是当权者更应守法外，更注重的是法律应具的精神：（1）拥护人权的人认为，法律精神应该是保障人权。罗隆基说：“争人权的人，主张法治，逻辑上是对的，法律的根本作用在保障人权。”[20] 如果离开保障人权而谈法律，那就是法律之治而非法治。罗隆基说：“国家有了形式上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文，这不算法治。是一个国家，姑无论他野蛮退化，他的执政者横暴专制到什么地步，他总有几条法律。”[21]（2）人权先于法律而存在。丘汉平在《宪法上关于人民之权利规定之商榷》一文中说：“说人民的权利是宪法所给予的，没有宪法就没有人权，要有人权就要有宪法，这是很不通的，很矛盾的，因为人之生存权利是先宪法而存在。”[22] 人们之所以强调人权先于法律存在，有两个考量：一是强调人权的至上价值。因为如果认为人权依赖法律为根据，那么法律既可予之，亦可取之。二是针对当时中国的现实而言。在中国，把人权规定于法律之中，始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但无论是《临时约法》或以后制定的约法、宪法，在关于人民权利的规定中，都有一句话：“依法律得停止或限制。”正是这条规定，给统治者以玩弄法律的凭据。所有权利都成了“左手与之，右手取之”。人权拥护者希望的是，一些人的基本权利，法律是不能干涉的。即使有特殊情况，也应该是只能限制，不能停止或取消。

五 权利理论的深入探讨期（1945～1949年）

1937～1945年抗日战争中，关于权利的讨论趋于沉寂。抗战胜利后，思想界的讨论重新活跃并达到高潮。这一时期，人们对一些基本公民权利之间的关系，以及实现权利的社会基础，作了较为深入的探讨。

1.强调普通人的权益意识，是建立法治社会的基础。以前思想界探讨权利意识，更注重的是国家权利，或言论、思想自由等。这当然没有什么不正确，但毕竟与普通人，特别是下层民众的关系，不是十分密切。这一时期，思想界更强调普通百姓争取权益的重要。李浩培说：“笔者以为我国的不真正实行法治，一部分的原因在于人民自身。权利需要主张，方能确立，需要维护，方能保持。一个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可能被他人违法侵害。于此被违法侵害的情形，如权利人能依法保护其权利，以各种合法的手段与违法者相周旋，并寻求适当的救济，则其权利仍有保持的希望，而法律效力亦赖以保持。故权利人的努力卫护其依法享有的权利，实有拥护法治的效果。相反的，如权利人不卫护权利，不与违法侵害者相周旋，则权利人的行为，等于权利的抛弃。如权利人每次被违法侵害权利时，每次予以容忍，则在侵害者与一般人的心理中，将逐渐视违法的侵害为正当，而权利人依法享有的权利将归于乌有，法律亦将等于具文。故不卫护依法享有的权利，不与违法侵害者相周旋，实毁弃法治。不幸，我国的一般人民，大都有权利而不卫护。”[23] 这也就是说争取权利，争取法治，不但要从大处着眼，更要从小处着手。

2.自由与民主的关系。从一般意义上而言，自由是指对个人权利的保护，民主更注重对政治的参与权利。无论自由或民主，都是思想界极力提倡的。但二者关系如何？谁是基础？以往思想界基本上是二者并重，从某种程度而言，或许更重民主，认为民主是自由的保证。这一时期，思想界更重视自由，认为自由是民主的基础。邹文海说：“民主政治产生于自由主义之后，这是不能否认的事实……闭塞的社会，迷信的传统，专制的威权，完全是不能生长民主种子的石田……人民从无知无识的奴隶，变成有选举权的公民，还是要经过无数的奋斗和努力的。但是没有自由主义作动力，一切的运动都会归于失败。”[24]

3.个人自由与社会公道的关系。抗战后，中国面临着向何处去的问题。也就是以苏联为榜样，还是以英美为榜样。其争论的背后，包含了政治权利与经济权利哪个重要。或言之，也就是个人自由与社会公道哪个更重要。当时人们的普遍观点是：“英美人民有充分的权，而利则不足；苏联人民有充分的利，而权则不足。”[25] 最理想的当然是二者兼顾。杨人楩说：“民主政治演变到今日，显然要包括经济民主的意义，否则便是倒退或固着，必为自由主义者所摈弃。不过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一张票与一碗饭是同样重要的，我们必须努力达到兼而有之的地步。”[26] 那么二者不能统一时怎么办呢？有人说：“中国人需要丰衣足食是天经地义，而自由则更可贵。”[25] 然而，总体而言，中国的自由主义者对此看法是，虽要二者兼顾，也有主次之分：个人自由第一，社会公道第二。张君劢说：“所谓个人自由，就是说一国之中，有千万人民，各人的才能、思想、职业、境遇各不相同，政府无法以一种统治的大法使其平均发展，因为各人有各人的能力，唯由听其自由发挥所长，倘使政府干涉，才能是无法发挥的，所以民主政治的第一个条件在发展个人自由。社会上各种人民，既各有各的职业，境遇，好比工程师、工匠、农夫无法使其一律，但其生活程度，教育机会、求业机会、参政权力，应差不多求其平等，否则，要使教育普及、工会组织普遍化是不可能的，压迫无产阶级，不令其得到自上发展的机会，人生乐趣的享受也是不可能的，所以社会公道为民主政治的第二个条件。”[27](p366)

综上所述，近代中国人们对公民权利问题的认识，是一步一步具体深化的。经过考察不难发现，其中存在着不少缺憾。笔者认为，其中之一便是对于私有财产权利的探讨明显不足。虽然人们认为财产权是人的一项基本权利，但在思想界几乎无人将其置于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比如，张知本一方面认为身体、居住、言论、结社等自由应绝对化，一方面认为对私有财产应严格限制。张知本说：“与社会生计有重大关系的财产自由和契约自由等，我以为无妨使之社会化，换句话说，即无妨加以严格的限制。本来在资本主义初期的绝对个人主义时代，所谓„财产神圣不可侵犯‟，所谓„个人意志自由不能干涉‟，是不容许法律对于财产自由和契约自由，加以任何限制的。但个人本位法律观念一变而为社会本位后，此种有关社会生计之财产自由和契约自由，已是要在维持社会福利的范围内，才得受到保护。”[28] 应该说，类似观点在当时思想界是非常普遍的，这自然需要从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解读。

第二篇：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考察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考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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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中文摘要.................................................................................................错误！未定义书签。ABSTRACT................................................................................................错误！未定义书签。第一章 引言......................................................................................错误！未定义书签。

1.1问题的引出与意义.......................................................................错误！未定义书签。1.1.1问题的引出............................................................................错误！未定义书签。1.1.2问题引出的意义....................................................................错误！未定义书签。1.2研究框架.......................................................................................错误！未定义书签。1.2.1研究类容................................................................................错误！未定义书签。1.2.2研究方法................................................................................错误！未定义书签。1.3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错误！未定义书签。第二章计划生育政策的内容：文献综述.............................................错误！未定义书签。2.1计划生育政策的诞生...................................................................错误！未定义书签。2.1.1计划生育诞生的时代背景....................................................错误！未定义书签。2.1.2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的目的及意义....................................错误！未定义书签。2.2计划生育政策的发展过程...........................................................错误！未定义书签。2.2.1计划生育政策发展的几个阶段............................................错误！未定义书签。2.2.2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下的中国国民行为表现........................错误！未定义书签。3.3新时代的计划生育政策...............................................................错误！未定义书签。3.1.1新时代的计划生育政策内容................................................错误！未定义书签。3.1.2新时代背景下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办法............................错误！未定义书签。4.1总结与评述...................................................................................错误！未定义书签。第三章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错误！未定义书签。3.1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错误！未定义书签。3.1.1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严谨时期....................................错误！未定义书签。3.1.2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实施的松懈时期....................................错误！未定义书签。3.1.3我国现有的计划生育政策的地位........................................错误！未定义书签。第四章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演变因素分析.................................错误！未定义书签。4.1 我国不同经济背景下的计划生育政策......................................错误！未定义书签。4.1.1我国后计划经济时代的计划生育........................................错误！未定义书签。4.1.2我国市场经济条件下的计划生育........................................错误！未定义书签。4.2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与家庭观念的逻辑关系...........................错误！未定义书签。4.2.1我国旧时代的家庭观念与计划生育政策............................错误！未定义书签。4.2.2我国新时期的家庭观念与计划生育政策............................错误！未定义书签。4.3小结...............................................................................................错误！未定义书签。第五章不同视角下的计划生育政策演变.............................................错误！未定义书签。5.1宏观视角下的计划生育政策演变（以欧洲与亚洲国家为例）错误！未定义书签。5.1.1西方人口政策与我国人口政策对比——以俄罗斯为例....错误！未定义书签。5.1.2南亚人口政策与我国人口政策对比——以印度为例........错误！未定义书签。5.2微观视角下的计划生育政策演变（以我国普通家庭人口数量变化为例）错误！未定义书签。

5.2.1我国农村家庭人均人口数量变化(数据分析)......................错误！未定义书签。5.2.2我国城市家庭人均人口数量变化(数据分析)......................错误！未定义书签。5.3小结...............................................................................................错误！未定义书签。第六章总结.............................................................................................错误！未定义书签。6.1结论...............................................................................................错误！未定义书签。6.2进一步讨论...................................................................................错误！未定义书签。参考文献.................................................................................................错误！未定义书签。致谢.........................................................................................................错误！未定义书签。

攻读硕士学位期间发表论文目录.........................................错误！未定义书签。

摘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全球经济逐渐稳步发展起来，世界人口增长率迅速提升，人口规模随之不断扩大。而我国作为当时的人口大国，人口增长率却仍然位居世界前列，为了控制人口规模，调节出生率与死亡率严重失衡问题，我国政府自上世纪五十年代末，便开始酝酿制定计划生育政策，在历经了在十余年的调查与探索后，我国政府于上世纪60年代初正式出台计划生育政策。其政策的内容可区分为广义计划生育政策和独生子女政策两类。独生子女政策是特定时代的产物,其人口控制效果与广义计划生育政策相比并无明显优势。在当时的人口背景下，在不同的地区、不同的民族以及不同的人口类型上，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实施又有所不同。同时，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在不同时期的内容又有所差异，在经济不断发展，人口结构不断变化的情况下，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又不断的在寻求革新与改变，以期符合我国不同时期的劳动力需求，在我国实施计划生育政策的数十年间，其自身的历史演变过程不仅反映了我国各个时期的人口数量变化情况，还为研究我国各个时期的经济发展、政治发展以及文化发展情况提供了契入点。在本文的行文结构中，作者首先是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制定的背景以及内容进行了探究，进而对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剖析。同时，在分析演变因素的基础上，又从宏观与微观的角度上，运用演变因素对计划生育政策进行探讨，以此来全面、整体、细致地为读者解读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历程。在六个章节的探讨中，作者借鉴前人研究之成果，同时结合自身有限之认知，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之历史演变进行了详细的考察与探究，虽苛求完善，但密中有疏，还望读者指正。

关键词：计划生育历史演变独生子女

ABSTRACT:

After the end of the second world war, the global economy gradually developed steadily, and the world's population growth rapidly, population scale expanding.And our country as the most populous country, population growth rate is still among the world top, in order to control the population size, adjust the birth rate and mortality of severe imbalances, since the late 1950 s, our government began brewing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fter the after the investigation and exploration of more than 10 years, our country government in the early 1960 s official policy of family planning.Its policy of content can be divided into the generalized two categories,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nd the one-child policy.The one-child policy is a product of a specific era, its population control effect compared with the general policy of family planning, there is no obvious advantage.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population in different areas,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and different types of population,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is different.At the same time, our country'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in different periods of contents and differences, i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 population structure changing, under the condition of our country'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and constantly seeking innovation and change, in order to conform to the demand for Labour in different period, the implementation of family planning policy for decades in our country, its own historical evolution process not only reflects the various periods of change of the population in our country, also for the study of the various periods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political development, cultural development provides the entry point.In the writing of this article structure, the author first is on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 to explore the background and content of, and in the different periods of development carries on the analysis.At the same time, based on the analysis of the evolution factors, and from the macro and micro point of view, discusses the evolution factors on the family planning policy, in order to comprehensive, overall and detail for readers to interpret the evolution course of China's family planning policy.第一章 引言 1.1问题的引出及意义

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社会主义初期的建设伴随着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开展而拉开序幕，而此时的庞大的人口数量严重的阻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因此人口问题成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面临的重大问题，庞大的人口基数成为了制约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关键因素。为了控制人口数量，提高人口素质，快速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宏伟目标和可持续发展的重大战略决策，我国政府创造性的提出了计划生育政策。如今，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提出至今已逾近五十年之久，在这五十多年的政策实行中，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断改革与创新，以期快速适应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在政策实施的数十年间，尤其是在计划经济时期，计划生育政策有效地控制了人口数量的过快增长，使我国的生育水平下降到自然更替水平以下，实现了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到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历史性转变。计划生育政策的成功实施代表了我国成功地探索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综合治理人口问题的道路，促进了我国综合国力的迅速提高、和谐社会的快速进步以及人民幸福生活的全面改善，从宏观上看，计划生育政策也对世界人口的合理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简而言之，计划生育政策是我国人口政策的最核心内容，其从制定到开始实行历经了十余年的时间，而在其实行的数十年间，中国的经济、政治、军事、文化乃至人口思维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此在其实施的过程中，其自身也在不断演变。本文作者以计划生育政策的诞生、发展为文章结构的轴线，通过对其政策内容、政策实施过程的分析来表现其在不同时期的演变过程。

1.1.1问题的引出

千禧年以来，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已经为我国人口规模的控制产生了积极的效应，但凡事必有都有利弊，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的确为我国的人口控制计划贡献了积极的力量，但另一方面，计划生育将我国的人口出生率降低到了自然更替率以下，这就导致了如今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出现。据著名期刊《国际先驱导报》报道：2009年全国人口普查统计结果表明，我国现有的达到60岁以上的老人约有1.68亿，且这一数据的比例正在不断的扩大，更具我国现有的经济产业结构以及生产劳动力需求来看，如果不尽快停止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加快二胎政策的开放，那么极有可能面临未富先老的尴尬局面。因此，对我国政府来说，如何合理的做出人口政策的调整，将会决定未来几十年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发展速度以及发展高度。而要想做出明智的人口政策调整，政府就必须要依托学者对于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分析，只有牢牢把握住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演变规律，才能有效的制定出符合新时期现代化建设的人口控制政策。在新的人口环境以及社会发展背景下，作者深知出生率低、人口结构老龄化已然成为了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的最大隐患。因此，调整人口政策的实施方向已经迫在眉睫，但新的人口政策实施必须要“瞻前顾后”，摸清我国人口历史演变规律，做到知己知彼，温故而知新。只有这样，新的的人口政策才能最大化的凸显其价值与意义。

1.1.2问题引出的意义

在本文的探讨中，作者围绕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进行考察与探究。其本质的意义在于为新时期的人口政策制定提供有力的依据以及参考价值。同时，也为解决我国现有的人口结构老化问题、基础医疗问题、社会养老保险问题以及公共财产转移问题等提供了最及时的研究资料。

在改革开放的三十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经济总体规模占比始终位于着世界的前列，尤其是在过去二十多年间，我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但，随着人口红利的耗尽，人口结构的逐渐老化，我国现有的人口生产力已经远远不能满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而更令人尴尬的是，我国的社会仍然是处在一个发展中国家的水平，虽然经济总量超越了日本，成为了实际第二大经济体，但事实上，我国居民的整体生活水平仍然处于发展中国家水平，虽然我国政府已经意识到了经济发展的速度受制于现有的人口劳动力老化问题，但仅仅从谋求产业转型上去解决这样的问题，往往是治标不治本的。要想彻底解决我国的人口发展问题进而解决我国经济发展的窘境，就必须要实施新的人口政策。现如今，我国的社会经济发展速度逐渐下降到发展中国家的正常水平，在长达三十多年的高速发展中，我国的自然环境、人口架构、医疗保障等问题逐渐被放大，社会各界人士对新的人口政策推出呼声愈高。纵观整个世界的发展，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在严重老龄化的情况下实现国家的崛起。许多经济学家分析，只要稳步发展到2050年左右，在社会不出现大的动荡的情况下，我国的经济体量将会超越美国成为全世界最大的经济实体。但本文作者观点却不尽相同，本文作者认为，依据现有的国民生育率来看，本世纪中业我国的经济总量将仍然处于世界第二位，甚至还有被印度反超的可能性。因为那时的中国已经步入了严重的人口老龄化泥潭中。参考美利坚合众国现有的生育率，其在经济发展的数百年间始终保持着自身人口世代更替水平，也就是一对夫妇平均生育生两个孩子，这样的人口政策成就了合理的人口结构，同时，美联邦一直对外来移民持包容态度，甚至出台相关的移民政策来吸引国外先进的科学技术人才，这些举措使得美国的人口基数一直处于自然增长环境之中。同时，由于印度也不实行强制计划生育政策，因此，其人口结构也没有受到外来因素的干扰，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全球经济发展中，人力资源以及人才资源更具有优势的印度将全面超过中国。基于以上原因，本文的将我国计划生育的历史演变过程作为论点，通过解析其演变历程来为我国未来社会经济发展开山辟路，为我国在本世纪中业实现经济总量的进一步提升保驾护航。

1.2研究框架

在《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考察》这篇论文的撰写过程中，为了使论文整体的结构合理、条理清晰。作者对论文整体的框架结构进行了详尽的考量。其大致结构如下：本文主要通过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历史演变过程的探究，找出其演变过程的规律，进而为我国新时期的人口政策制定提出有效的解决对策。本文主要是从世界人口发展的规律出发，以自然的演变更替作为人口发展的参考方向，在探讨计划生育政策历史演变的过程中，本文从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制定的背景以及内容出发，对其在不同时期的发展历程进行了剖析。同时，在宏观与微观的角度上，运用国内外人口发展案例进行对比讨论。进而对其演变因素进行进行详细的解读，在结合了以上研究的情况下，本文作者随即做出了相应的结论以及个人评价。全文共分为六个章节，在第一章的研究中，本文将计划生育问题的引出以及其引出的意义进行了阐述。同时，也对本文的研究框架、研究方法进行了说明。在第二章的研究中，本文将计划生育政策的内容进行了文献说明。其主要包含方面为计划生育政策的诞生历程、发展阶段以及实施计划生育政策期间的国民行为表现。第三章的研究是本文的主要重心，在这个章节的探讨中，作者将历史演变的过程进行了详尽的、全方位的解读。第四章的主要研究内容是计划生育政策历史演变的因素分析，这个章节的主要研究对象是不同时代背景下的经济条件。第五章的主要内容是将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演变历程从宏观与微观的角度进行分析。第六章的主要内容是本文的总结以及作者个人观点的陈述。本文在通过对现实中计划生育政策历史演变过程的深入研究，在回答“计划生育政策是什么”的基础上，提出“计划生育政策怎样演变”的问题。同时，本文从已有的计划生育政策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运用数据分析、文献参考等方法，从社会学、经济学等角度出发，对计划生育历史演变的原因进行了详细的分析，并通过东西方国家的实际案例以及我国家庭的人员数量变化来反映出人口政策对于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影响。基于以上分析，为我国的现代化人口策略制定，提出建议与参考。

1.2.1研究内容

本文的论文中心是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在开展本文研究的过程中，我们首先要对计划生育以及历史演变进行概念上的定义。

计划生育：计划生育是人口控制计划的一种有效方式，其其全称是有计划的节制生育。计划生育的实施手段多样，依据不同的文化背景、人口类型以及经济条件，计划生育方法可以划分为早婚、早育以及晚婚、晚育、少育甚至是不育。早婚早育的理念在日本提出，其最早提出的原因也是为了解决本国人口老化的问题。而晚婚晚育、少育不育是我国人口控制的一种主要方式，其最为常见方法有增加农村家庭二胎生育的时间间隔，限制城市居民只能生养一胎。通过这样的方式来缓解人口压力，解放经济发展的人口桎梏。但这样的人口控制方式违背了自然更替的法则，虽然解决了一定时期的人口发展与经济协调问题，但最终的人口老化问题始终会产生，由此也会造成未富先老的局面出现。在到21世纪初期，我国的沿海经济发展较快，计划生育政策也就做出了适当的调整，但对于少数民族来说，计划生育政策并不实行。计划生育政策严格意义上来说，是针对汉族实施的，这主要从我国的国情以及民族构成考虑的。

计划生育政策概念的提出：计划生育概念并非是我国最先提出的，其最早的历史可以追述到18世纪末，据现有资料记载，1798年，英国人马尔萨斯在最早的一本研究人类人口数量的变化的刊物——《人口学原理》上发表了一篇关于人口增长与食物供应关系的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分析了食物供应与人口增长之间的制约关系，并于当年创造性的提出了遏制人口过快增长的方式方法，在提到的诸多方式中，其主要可以划分为两个大类：一是自然原因遏制人口增长。二是人为原因遏制人口增长。这其中的自然原因值得是各种事故、自然衰老、瘟疫、饥荒等。而人为原因则包含了战争、道德杀戮（例如乌干达大屠杀、穆斯林宗教仇杀等）、节育等。此次节育的提出，便是后来人口政策中计划生育的最早概念。相较于西方，我国的最早引入这一概念的是著名人类学家马寅初，他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于《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著名的《新人口论》，在在这篇文章中，他率先引入了节制生育的概念。由于新中国在战后潜移默化的鼓励人口数量发展，这一文章的发展在当时引起了巨大的轰动。这对于后来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历史演变：历史演变概念是各个时期人们对于过往事物研究的一种手段。其存在历史悠久，本质的意义就是对事物的发展规律进行梳理，在对于事物发展规律的探讨中，分析其发展演变原因，总结梳理其历史效果以及以及借鉴价值。我国最早将历史演变概念运用到文学研究以及创作中的书籍是《史记》，其产生主要是依托国家政权的更迭作为行文脉络，而后来人们也逐渐开始效仿，例如《资治通鉴》、《百年中国》等，都是依托这种思路产生的。

本文的研究内容是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顾名思义就是对我计划生育政策的实施、发展过程的探讨。在分析其演变历程的过程中，着重探究其演变影响因素，为我国乃至世界的人口政策制定提供理论研究的基础。

1.2.1研究方法

本文的研究是以理论研究为主，因此在研究方法的选定上，作者采用了如下的方法：

1.文献资料法 ○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制定与实施历史较短，但政策研究内容较为丰富。截至2016年底，我国关于计划政策的相关文献研究多达100万篇，在众多的研究中，不乏国内外顶尖的人类学家的真知灼见，参考他们的研究成果将会如人立于巨人之肩，将会为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历史演变研究提供最为可靠的文献咨询。

2.访谈法 ○在对我国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演变调查中，通过对计划生育政策的实际作用人——我国广大的60后以及70后乃至80后的实际访谈调查，以第一手的资料来确保研究的真实性、有效性以及合理性。访谈的对象设置为不同年代的，不同年龄段的已婚男女人士以及未婚人士。确保抽样调查的人群随机性大，分属于不同的阶层、不同的民族、不同的地区。将科学、真实的研究原则贯彻到底。在实际的调查中，本文作者通过联系的各地人口研究专家与其进行合作调查，力求通过人物自身的口述来还原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与演变的真实历程。在通过与访谈对象的交流中，了解计划生育政策对于国民的切身影响，以及国民对于计划生育的反应与行为表现，为文章的初期分析做准备。问卷调查法

在本次问卷调查中，本文作者通过对我国各个阶层的国民的调查分析，初步了解了我国计划生育政策对于我国经济、社会、家庭发展的影响程度。同时通过其对于各个阶层的影响度来衡量其演变的方式方法。数理统计法

基于文献资料的数据整理以及实际访谈、问卷调查的数据反馈，利用表格、函数等数理统计手段来解读计划生育政策的历史演变过程。将计划生育政策的调查结果数理化将更具有说服力，也符合当下文献研究的科学原则与合理原则。1.3研究的创新与不足之处

那次研究囿于研究对象较为宏观以及抽象，同时，其本身的影响因素众多，其本身在创新研究的同时，也存在诸多不足之处。本文的创新之处在与将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演变与世界整体的人口发展情况进行对比研究，这样的好处在于能够更加宏观的把握我国与世界人口发展的联系。而不足之处在于本文对计划生育政策演变因素的探究不足，仅仅将最主要的经济发展因素作为主要研究对象，这在计划生育政策的研究中来看，是具有一定的局限性的。第二章：计划生育的内容：文献综述 2.1计划生育政策的诞生

我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诞生历程是曲折多变的，对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而言，计划生育就是在全国或整个地区范围内，对人口发展进行有计划的调节，使人口的增长同社会和经济的发展相适应。对一个汉族家庭或一对汉族育龄夫妇而言，则是有计划的安排生育子女。1975年，毛泽东在国家计委《关于一九七五年国民经济计划的报告》上批示：人口非控制不行。国家制定了“晚、稀、少”和“提倡一对夫妇生育子女数量最好一个，最多两个”的生育政策。由于措施有力，这段时间的计划生育取得了明显成效，总和生育率由1970年的5.8下降到1979年的2.7。这是我国对于计划生育的最早国家层面的应对策略。

第三篇：《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读书报告

《走向世界——近代中国知识分子考察西方的历史》读书报告

《走向世界丛书》是从１９８０年开始出版，１９８６年出齐了第一辑３６本的一系列丛书。它摘选了中国近代多人的亲历西方或日本的记述，并在１８４０－１９８０的１４０年中挑选了极为特殊了前７０年，十月革命前的七十年。后七十年的的历史是极为复杂，互相交融，前后徘徊的，也是已经相对成年的；而前七十年的历史则从“刘姥姥进大观园”似的开头开始，近乎于单线发展，易于跟踪，且意义重大。这七十年，是生死存亡的七十年，是脱胎换骨的七十年，是寻找救命药的七十年，是追寻真理的七十年。

作者在《走向世界丛书总序》的序言中说道，“一个民族从中世纪到现代的历史，就是他打开眼界和走向世界的历史 ”。李侃在本书的序言中说，“‘走向世界‘是近代历史赋予中国人的时代使命”。《中国近现代史纲要》教材中说，“中国近现代史，究其主流与本质来说，是中国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和人民群众为救亡图存和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英勇奋斗，艰苦探索的历史。”“救亡图存”因为国门被撞开，“实现民族复兴”是中国历史上史无前例的一次大规模从外国提取生存经验。中国近代史，与中国从前的任何一个时代的历史的最大的不同，就是它是一部紧密与外国相连的，正式登上世界舞台的历史。对西方的学习，如空气一般，浸入了中国近代的每一寸肌体。

一、当世界走向中国

钱钟书序文里说，“中国‘走向世界’，也可以说是‘世界走向中国’；咱们开门走出去，正由于外面有人推门，敲门，撞门，甚至是破门跳窗进来。”每每当我读到此处，我都陷入深深的如果论：如果，如果当初中国大步迈向了世界，正如当时西方诸国无处不抵的航船，世界的历史，又会被怎样的重写？中国为何迟迟没有走向世界，非得先等世界破门跳窗而入？

太宗谓梁公曰：“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我曾想，以唐太宗的智慧与眼界，以开唐盛世的开放文化环境与文明交流，都没有人意识到“他国”也是一面重要的镜子。如果唐太宗没有意识到，那么古代中国上下五千年，再没有人可能意识到。中国的封闭，难道是血脉里注定的宿命，再没有人能打破？

距离，只对突破了她的人存在意义。中国大陆与日本岛之间的险海，对日本人来说是求知路上的风浪与与生命的考验，然而对中国人来说，是无法跨越的鸿沟天堑。黄遵宪１８８７年写《日本国之自叙》还说道，“昔契丹主有言，我于宋国之事纤悉皆知，而宋人视我国事如隔十重云雾。以余观日本士夫，类能读中国之书，考中国之事，而中国士夫好谈古义，足己自封，于外事不屑措意，无论泰西，即日本与我仅隔一衣带水，朝发可以夕至，亦视之若海外三神山，可望而不可即，可不谓狭隘与？”如果中国自古对于如此近邻都是这样态度，又怎么能指望他走出去看世界？

林鍼作为最早游览西海者之一，他回乡后写下的游记收到的评论不过是恭维他的壮游，欣赏他的艳遇，或大讲“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因为“父母在不远游”的封建基本道德信条，他不得不附言一篇来表孝心。所有人的评论中，竟只有一位妓女有一句“思乡不羡寄居虫”有着过人的才识。

郭嵩焘曾比较过西方与东方的伦理观念，他说“中国圣人之教道，足于己而

无责于人”是一种内向而保守的文明；“耶稣为教主与爱人”是一种外向而进取的文明。然而我却有不解：既然自足，又何必“慎独”？即是外向，又为何不向外索取只向主？上学期我的思修老师曾说，中国的儒教文明若真能成为一种宗教就好了，那么便不会有人意欲随意篡改它，外国文明也不得不看在宗教自由，宗教的神圣性上尊重。然而我却庆幸这一点，中国文明没有成为宗教，因此它有不竭的更新力与吸收力，它的生命力从古至今。

钟叔河在本书最后中说道，“一种文化决不能靠排斥其他文明而得到真正的发展。有没有容纳外来成分的气魄，能不能吸收和消化新的分子而又不机械搬运，盲目崇洋，正是衡量一种文化有没有生命力的标志。”在这一点上说，到清朝末年，官方统治思想连带统治者已经完全僵化，必临一死；而植根人民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依然保有他不竭的活力，并且在这个特殊的年代，开出了一朵特殊的花。

二、自我定位的颠覆

在漫长的古代岁月中，中国缺乏在国际社会上与其他国家平等打交道的经验。正如美国历史学家Ｔｙｌｅｒ Ｄｅｎｎｅｔｔ 评价过的“在东方政治经济学上只有两类国家——进贡国和收贡国。”要么是天朝上国国威远播，八方夷狄年年进贡贺朝，要么是夷狄侵中土，朝廷向番邦输款乞和。

在清朝以前的中国，学习外语的从来都是卑微的边境商人，极少有官方令使者学习语言。远方国家到王朝朝拜，需要九重重译，但中国从不觉得不方便，相反当作是一种排场。粗俗的商人当做翻译，也并不觉得有可能不大合适。在清朝少数民族统治，满蒙联盟的背景下，总算是皇帝也要精通满蒙汉三种语言，然而这并没有使中国更开放些。在清朝末期与多国打交道的时候，他们的译官也多是被瞧不起的。中国的政治核心集团，从来没有把与他国的外交看做是一件多么重要的事情。这与西方诸国王室通婚的传统，与王室成员精通多种语言有着巨大的差别。

乃至十九世纪中期，外国人已经逼近了家门口，与外人打交道再也躲不过的时候，中外双方净值不能正常通使节，而不能通使节的原因，竟是一个简简单单的三拜九叩礼。这个礼仪把外国使节挡了那么多年，一方面让人笑话不已，竟迂腐成这样，但其实一个礼节里，透漏着很多信息。中国皇帝不能接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坚定信仰受到打击，而正是这样的夜郎自大。自大的后果自然是受到打击，直到不得不接受的时候，接受的就不只是一个降面子的见面礼了。等到中国人终于想起来主动通使节的时候，长期鄙视蛮夷的心理导致对于对方几乎没有任何实质性地了解，竟没有一个人可以胜任使节，不得不让美国人蒲安臣代为担任。一个国家的使节竟不是本国人，只是怎样的可悲？

马克思曾经评价鸦片战争是说“甚至是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样离奇的悲剧题材，”因为“在这场决斗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基于道义原则，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当然是如此。然而我们也不禁反思，中华民族的美德，真的被发挥到了实质么？奕诉曾说“天下之耻，莫耻于不若人„„读中国狃于因循旧习，不思振作，耻孰甚焉？今不以不如人为耻，而独以学其人为耻，遂可雪其耻乎？”在这时，中华民族谦逊好学的美德哪里去了，不耻下问，三人行必有我师的观点哪里去了？我们看不到中华民族，只看到了一个狂妄自大，打肿脸充胖子的怪胎。

三、灵魂到物质的开放

正如最初的中国人把外国人的一切都成为“奇技淫巧”一样，若读最初的中国人游外记，那感觉活脱脱像古代的志怪小说。那些文化水平并不太高，社会目光并不深远的游者，只满足于记录新奇的器物，新奇的风俗，连出访考察，都并不比出游多出些什么来。当然，这是一个人最直接的感受。连孙中山当初1878也说过“ 始见舟轮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真正邻略到西方比中国强的地方，则是很久以后的事。郭嵩焘到英国时，发现当时在英国的留学生不过数百人，全是学海军的。而同时期日本在英留学生却清楚地知道“兵法末也，各种创制，皆国之本也。”中国人当时的视野可见一斑。

志刚一句“炮大船坚，不如此言”，在当时的社会引起了不少反响。他说“是国家之安危，未有不系于民情之爱恶也。”“因布人妇有爱其君主之言，而其君已能取威定霸于欧洲。”“故西国君主，治法不必尽同，而不敢肆志于拂民之情，则有同揆焉！”民主治国的思想的学习，才是决定中国命运的一步。

中国从来都以尊古为骄傲，然而志刚对此也作出了质疑，我们所做的，不过是神化古代，而这真正的作用是让我们忘记古代的表与里，寸步难行。“国人皆通呼之。„„因思讳名之典，始于中古；特为子孙自敬其先人，非欲其祖父之名没而无称也。故《记》有诗书不讳、临文不讳及二名不偏讳、嫌名不讳之说。西国不讳，亦犹行古之道欤？”这样的反思，已经大大脱出了当时社会的束缚，通过考察别人，认识到了真正的自己，这样的发现，才能让中国重生，脱胎换骨。

从郭嵩焘开始，算是有人真正意识到了当时清朝的腐败政治无可救药。他考察西方，深刻的感受到了“公理”儿子无处不在。严复曾对他说“英国与诸欧之所以富强，公理日伸，其理在此一事。”郭回复到“吾观英吉利之除黑奴，知其国享强未艾也。”公理二字，本是中国的骄傲，然而此时，公理却在西方。

“圣人以一身为天下任劳，而西洋以公之臣庶。”“泰西立国之势，与百姓共之。”“然西洋汲汲以求便民，中国是与相反„„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亦不知西洋之富，专在民，不在国家也。”

民主之火在中原一旦燃起，便只能在人们心中越燃越旺。虽然这一步走得如此艰难，也许是中国有史以来最艰难的一程，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三次革命„„但民主，从此变成不灭的希望。

四、鲜活的人物走过

这么多的人物中，打动我心灵的很多，但我只写两个罢。

“我的杯很小，但我用我的杯喝水。”这句法国诗人缪塞的诗句，被作者钟叔河用作为后记之文。真的不能搬别人扼杯喝水么？其实也不尽然。不过有那么一点洁癖，就不大容易随大流而去了。

容闳因时代与命运遭遇不通中学，然而这并不能是它的光芒减少一丝一毫。当他孤身在美求学时，美国教会提出赞助但要求他毕业后做教师传道，他立马拒绝。“予虽贫，自由固所有。他日竟学，无论何业，将择其最有益于中国者为之。”年纪轻轻的容闳，不是只用“爱国”就能形容的。要知孙中山也曾变通而申请并获得了美国国籍。他不畏贫穷，重视自己的选择，更重要的是一诺千金。人穷则见其志坚，这样的精神，怎是一个感动了得？

英国H.N.Shore曾评论说，“一个能够产生这样人物的国家，就能够做成伟大的事业。这个国家的前途不会是卑贱的。„„可以看到，中国本身拥有力量，可以在真正完全摆脱迷信的重担和对过去的崇拜时，迅速使自己新生，把自己建设成为一个真正伟大的国家。”

中国本身拥有力量，一代代传承的精神不变，就不怕任何外装的艰难险阻。中国本身拥有力量，愿其力量伸展之日，就在不久的明天！

第四篇：近代中国的耻辱历史_简述

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人权首先是人民的生存权。没有生存权，其他一切人权均无从谈起。这是最简单的道理。《世界人权宣言》确认，人人有权享有生命、自由和人身安全。在旧中国，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人民的生命毫无保障，因战乱饥寒而死者不计其数。争取生存权利历史地成为中国人民必须首先要解决的人权问题。

国家不能独立，人民的生命就没有保障。危害中国人民生存的，首先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因此，争取生存权首先要争取国家独立权。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一步一步地由一个封建大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从1840年到1949年的110年间，英、法、日、美、俄等帝国主义列强先后对中国发动过大小数百次侵略战争，给中国人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失。

——帝国主义者在因次侵略战争中，大规模地屠杀中国人民。1900年八国联军烧杀抢掠，将5万多人的塘沽镇变成空无一人的废墟，使拥有100万人的天津在烧杀之后仅存10万人，进入北京后，杀人不计其数，仅庄王府一处就杀死1700多人。在1937年开始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华战争中，2100余万人被打死打伤，1000余万人被残害致死。其中，在1937年12月13日后的6个星期内，日本侵略军在南京就杀害了30万人。

——帝国主义者大肆贩卖和虐杀华工，使旧中国无数生灵惨遭涂炭。据不完全统计，从十九世纪中叶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被贩卖到世界各地的华工多达1200万人。这些被绑架、被欺骗去的华工囚禁在“猪仔馆”，被烙上贩卖目的地的字号。1852—1858年间，仅汕头一地“猪仔馆”中的4万华工，就有8000多人被折磨致死。列强在中国各地开办的工程和矿山中，肆意虐杀华工的记录骇人听闻。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期间，仅东北地区就有不下200万劳工被折磨致死。华工被迫害致死后，被扔进山沟或乱石坑。现已发现的这种“万人坑”就有80多处，埋有劳工尸骨70多万具。

——帝国主义在中国实行殖民统治，使中国人民备受凌辱，毫无人格尊严可言。那时，外国侵略者享有不受中国法律官辖的“治外法权”。1946年12月24日，北平发生美国士兵皮尔逊强奸北京大学女生沈崇的暴行，激起全国人民的极大愤慨，但是，罪犯却由美国单方面处理，被宣布无罪释放。列强在中国设立的“租界”，拥有行政、立法、司法、警察和财政大权，成为完全独立于中国的行政和法律制度之外的“国中之国”。1885年，外国侵略者甚至在上海法租界公园门口公然竖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肆无忌惮地侮辱中国人的人格。

——帝国主义强迫中国签订了1100多个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财富进行了大规模的疯狂掠夺。据统计，近百年来，外国侵略者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掠去战争赔款和其他款项达白银1000亿两。其中《南京条约》、《马关条约》、《辛丑条约》等8个不平等条约就勒索赔款19.53亿两白银，相当于清政府1901年收入的16倍。而日本仅通过《马关条约》勒索的赔款2.3亿两白银，就相当于当时日本国家财政四年半的收入。侵略者在战争中的破坏和抢劫造成的损失，更是难以估算。日本全面侵华战争期间(1937—1945年)，中国有930余座城市被占领，直接经济损失达620亿美元，间接经济损失过5000亿美元。国家主权丧失，社会财富遭洗劫，使中国人民失去了最起码的生存条件。

面对国家主权的沦丧和人民生命的浩劫，中国人民为救亡图存，争取国家独立，同外国侵略者进行了一个多世纪不屈挠的斗争。在这期间，中国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义和团运动以及推翻了封建清王朝的辛亥革命。这些革命运动虽然沉重地打击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势力，但终究没有能使中国摆脱半殖民地的地位。直到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之后，这种状况才发生根本的变化。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诞生后，就在政治纲领中明确地提出，“推翻国际帝国主义的压迫，达到中华民族的完全独立”，“打倒军阀，统计表中国为真正民主共和国”，并领导人民进行了艰苦卓绝的斗争，取得了民族民主革命的胜利。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在中国大陆上铲除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势力，结束了中国一百多年来任人宰割、受尽欺凌的屈辱历史和长期战乱、一盘散少的动荡局面，实现了人民梦寐以求的国家独立和统一。占人类总数近四分之一的中华民族再也不是侵略者可以任意屠杀侮辱的民族，中国人民以国家主人的姿态站立起来，第一次真正享有了应有的人格尊严，赢得了全世界的尊敬。中国人民的生命安全从此获得了根本保障。

国家的独立虽然使中国人民的生命不再遭受外国侵略者的蹂躏，但是，还必须在此基础上使人民享有基本的生活保障，才能真正解决生存权问题。

吃饱穿暖，这是长期陷于饥寒交迫困境的中国人民的最低要求。旧中国的历代政府不仅没有能解决这一问题，反而加重了人民的灾难。在旧中国，只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和富农占有70%的土地，而占农村人口70%的贫雇农却只占有10%的土地；占人口极少数的官僚买办资产阶级垄断着80%的工业资本，操纵着全国的经济命脉。中国人民遭受着地租、赋税、高利贷和工商资本的层层盘剥，其所受的剥削和贫困的程度是世界上罕见的。据统计，1932年，仅苛捐杂税的名目就多达1656种，捐额约占农民收获量的60%至90%。加上反动政府在政治上腐败无能，丧权辱国，充当帝国主义的统治工具，大小军阀割据，长期战乱不已，使人民灾骏深重，生存维艰。据估算，旧中国有80%的人长期处于饥饿、半饥饿状态，几乎每年都有几万到几十万人因饥饿而死。一遇自然灾害，更是饿殍遍野。1931年，华东地区水灾，造成370多万人死亡。1943年，仅河南省饿死者就达300万人，另有1500万人靠啃草根、吃树皮度日，濒临死亡边缘。抗日战争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政府发动内战，榨取民脂民膏，造成经济全面崩溃。1946年，各地饿死1000万人。1947年，全国饥民竟达1亿多人，占当时全国人口的22%。

1949年新中国建立以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始终把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作为自己的头等大事和最紧迫的任务。人民政府领导全国人民用了三年时间，集中精力医治战争创伤，使国民经济迅速恢复到历史的最高水平。在此基础上，中国又不失时机地实现了对农业、手工业烽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根本上消灭了剥削制度，实行了社会主义制度，使中国人民在历史上第一次成为生产资料的主人和社会财富的享有者。这就极大地激发了人民群众建设新中国和新生活的积极性，解放了社会生产力，使社会经济以中国历史上空前的速度心。1979年以后，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进一步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心，从而基本解决了11亿人口的吃饭、穿衣问题。中国耕地只占世界耕地的7%，人均占有量只有1.3亩，比美国的人均12.16亩和世界平数4.52亩低得多，却养活了占世界人口22%的人。西方某些政治家曾经断言：中国没有一个政府能够解决人民的吃饭问题。但是，社会主义中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了这一历史难题。40多年来，虽然中国平每年净增1400多万人口，但是主要生活消费品人均攫消费量却有很大提高。根据抽样调查，中国居民每人每天从食品中摄取的热量，1952年为2270千卡，1978年为2311千卡左右，1990年达到2630千卡左右，已接近世界平均水平。

中国人民的寿命和健康水平有了很大提高。据统计，中国人口平均预期寿命已从解放前的35岁提议到1988年的70岁，超过世界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人口死亡率从解放前高达33‰下降到1990年的6.67‰，成为世界上死亡率最低的国家之一。1987年，中国的婴儿死亡率为31‰，已接近高收入国家水平。中国人口的体质特别是青少年的身体发育状况，也比旧中国有很大提高。1979年同1937—1941年相比，15岁的男孩身高增加1.8厘米，平均体重增加2.1公斤；15岁的女孩身高增加1.3厘米，体重增加1公斤。从1979年至今，中国人民的体质又有了明显的提高，彻底甩掉了旧中国“东亚病夫”的帽子。

人民的温饱问题基本解决了，人民的生存权问题也就基本解决了。这是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在争取和维护人权方面取得的历史性的成就。

在中国，维护人民的生存权利，改善人民的生存条件，至今仍然是一个首要问题。虽然中国已取得了独立，但中国仍然是发展中国家，国力有限，维护中国的独立与主权，保证中国不再受到帝国主义的欺凌，仍然是中国人民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虽然中国已经基本解决了温饱问题，但是，经济发展水平还比较低，人民的生活水平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较大的差距，人口的压力和人均资源的相对贫乏还将制约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民生活的改善。一旦发生**或其他灾难，人民的生存权还会受到威胁。所以，保持国家稳定，沿着已取得成功的路线，集中精力发展生产力，坚持改革开放，努力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增强国力，使全国人民的生活在温饱的基础上进一步达到小康水平，从而使人民的生存权不致受到威胁，这是中国人民最根本的愿望和要求，也是中国政府一项长期而紧迫的任务。

不平等条约一览表

南京条约 1842年8月 英国 主要内容

1.割香港岛给英国 2.赔款2100万银元

3.开放广州、厦门、福州、宁波、上海五处为通商口岸 4.中国海关收取英商进出口货物的关税税率要与英方商定 影响

1.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开端

2.主要矛盾由地主阶级与农民阶级的矛盾，转化为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 3.外国资本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最主要的矛盾

4.中国人民从此肩负起反对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和本国封建统治的双重革命任务 5.中国进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五口通商章程和虎门条约 1844年 英国 主要内容

从中攫取领事裁判权、片面最惠国待遇和在通商口岸租赁土地房屋拘留等特权

望厦条约和黄埔条约 1844年 美国和法国 主要内容

取得更多的侵略权益

天津条约 1858年夏 俄美英法 主要内容

1.外国公使进驻北京

2.增开沿海沿江是10处商口岸

3.外国军舰商船可以在长江各口岸通航 4.外国人可以到中国内地游历、通商、传教

5.清政府赔偿英法两国经费各200万两白银，赔常英商损失200万两白银

北京条约 1860年 俄国 主要内容

1.清政府承认天津条约有效 2.增开天津为商埠

3.割九龙司地方一区给英国

4.对英法两国的赔款各增至800万两白银 天津条与北京条约的共同影响

清政府开始被列强控制，中外反动势力公开勾结，共同镇压中国人民的反抗 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化的程度加深了

北京条约 1860年 俄国

至19世纪80年代，侵占中国东北和西北150多万平方千米的领土

马关条约 1895年4月 日本 主要内容

1.割辽东半岛、台湾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给日本 2.赔偿日本军费2亿两白银

3.开放沙市、重庆、苏州、杭州为商埠，日本轮船可以沿内河驶入以上各口岸 4.日本可以在华通商口岸投资设厂，产品运销中国内地免收内地税 影响

1.中国的领土和主权再一步遭受受严重损失

2.此后帝国主义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 3.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向列强进行政治大借款

4.新通商口案的开辟使外国侵略势力进一步深入中国内地

5.允许日本在华投资办厂，拓展了其对华资本输出的途径，严重阻碍了中华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

6.中国社会半殖民地化的程度大大加深

辛丑条约 1901年9月 英美俄日法德意奥 主要内容

1.清政府向各国赔偿白银4.5亿两，分39年还清，本息共计9.8亿两

2.赔偿以中国的关税和盐税做抵押，中国的税收在更大程度上受到外国控制 3.在北京东交民巷设立“使馆界”，届内不许中国人居住，各地驻兵保护

4.拆毁北京至大沽的炮台，准许各国派兵驻守北京到山海关铁路沿线的战略要地

5.惩办义和团运动中曾与列强“作对”的官吏，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和参加反帝性质的各种组织

6.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位居六部之上 影响

这样的使馆界成为列强在中国都城的占领地

清政府彻底成为帝国主义统治中国、镇压人民的工具 列强可通过外交途径加强对清政府的控制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立后，不承认以前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

第五篇：土地证的历史演变

 【农村】“农业六十条（修正草案）”完成了农村土地“集体所有”

1951年土改发放“土地证”

50年代的“土改”，对中国农民而言，是一件欢天喜地的大事。以下内容，录自1951年中共风阳县委《姚湾乡颁发土地证的工作报告》，颇能反映当时民众的反应：

“贫雇农听到发证都欢天喜地。贫雇农许志邦说：‘土地证什么时候到手？我一辈子没见过大契，这下可有了宝贝了！’另一户贫雇农军属说：‘分了土地，县长盖了章，子孙万代不会磨牙吵嘴，永远传下去了！’佃中农因佃田改成自田，自耕自种，对发放土地证表示高兴。佃中农杨荣家里种地主几辈子田，这次发证时说：‘领到土地证，佃田变自田，回去一定加油生产。’自中农原田不动，对发证认为迟早没有关系，抱可有可无的无所谓态度。自中农李中魁在发证中开会也不来，说：‘发证不是我们的事，开会你们去，我田中的麦子半半拉拉呢。’富农因占有土地数量大，听说发证，也想“早点定规”。富农万子邦说：‘以前人家盖房子盖到我门口也不敢说，现在界线分明，大家有产权就好。’地主因土改中打得狠，害怕农民再换田、算旧帐。地主范保文说：‘解放后三七分租，收到的也有限。现在政府宽大，分给一份土地，发个证，劳动改造是应当的。’

“发证以村为单位召开村民会(地主不参加)，举行发证仪式，宣传旧契作废。土地证是合法的契约，在发土地房屋所有证的时候，群众情绪高昂。世子坟村干部捧出土地证时，群众鼓掌达10分钟。十里铺农民领证时主动向毛主席像鞠躬，贫农方桂文说：‘大红契到手，土地到家。真翻了身！’

“专门召集地主训话，宣布华东军政委员会《关于土地改革完成地区改造管制地主的规定》，并当场宣布从县批准管制的不法地主，及怎样就要加强管制，怎样就可取消管制等规定，以后发给土地证。一个地主回家后，向床上一躺，叹了一口气，死心塌气的说：‘就落这几亩!’”

“1951年土地证”意味着农民对土地拥有所有权

1951年土改颁发的“土地证”是什么性质？1950年11月25日中央人民政府内务部颁发的《关于填发土地房产所有证的指示》第一条对此有所说明：

“根据共同纲领第二十七条：“保障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及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土地改革完成后，由人民政府发给、颁发土地证的规定：凡土地改革已经完成 的地区，为切实保障土地改革后各阶层人民的土地房产所有权，巩固与提高农民生产情绪，不论农民新分的土地及原有土地，均应一律颁发土地房产所有证。同样，对土地改革后分给地主的土地房屋，也发给所有证。发新证时，应根据土地改革法第三十条之规定，土地制度改革以前的土地契约，一律作废，并予缴销。”

也就是说：1951年颁发给农民的“土地证”，是为了保障农民对分到的土地的“所有权”。

层层审核：防备农村土地买卖的制度设计

担忧农民得到土地所有权之后，会盲目买卖，是当下反对土地私有化的声音中极流行的一种理由。1951年颁发“土地证”，当局在保障农民土地所有权的同时，也怀有前述同样的隐忧，故而采取了一系列的制度设计。1955年5月7日国务院《关于农村土地的移转及契税工作的通知》，即是这一系列制度设计中的重要环节，通知中说：

“对农村土地的买卖在法律上虽不禁止，但在实际工作中应防止农民不必要地出卖或出典土地。因此，农村土地买卖、典当及其他移转，均应首先报请乡人民委员会审核，转报区公所或区人民委员会批准(未设区的，报县、市人民委员会批准)，并取具区公所或区人民委员会的介绍信(未设区的取具县、市人民委员会的介绍信)，始得办理契税手续。上列各机关对于申请开具土地买卖、典当及其他移转介绍信的事项，必须查明其原因，分别处理：对于农民因生产、生活困难而出卖、出典土地者，应帮助他们解决困难，以免他们出卖、出典土地；对于农民之间为了生产上的便利而互相调换远近好坏土地的，则不应加以限制；对于以出租土地进行剥削为目的而购买土地者，以及对于无正当职业、不事生产而出卖、出典土地维持生活者，则不应开具介绍信。”

“农业六十条”变农村土地私有制变为集体所有制

贫雇农许志邦们手里的“大契”被当作“宝”珍藏的时间不会太长。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到来，农村土地所有制已悄然发生变化，最终变成了“集体所有制”。对于这个隐秘的过程，此处不妨用一个很流行的法律案例说明：

问：土改时政府颁发的土地证，能否作为确定宅基地使用权的凭证？

答：有些地方在调剂宅基地或者其他土地时，有的农民要求以土改时人民政府发给的包括宅基地在内的土地证为据，要搞所谓的“宅基地还家”、“清原耕”、“继祖业”，这种做法是错误的。它违背了我国社会主义土地集体所有制原则，不符合国家现行的政策、法令。解放初期，为尽快废除封建性或半封建性剥削的土地制度，在全国范围内进行了土地改革，没收了地主等用以剥削农民的土地，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或留作公有)，实行了耕者有其田的土地制度，为保障农民已得土地的所有权，对农民颁发了土地所有证。土改后，党本着自愿互利的原则，逐步引导农民将土地入社，走合作化的道路。1952年普遍成立了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1956年由初级社普遍转为高级社，1962年又在高级社的基础上成立了人民公社。根据《农业合作社示范章程》和《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示范章程》的规定，在农业合作社初级阶段，土地以入股形式参加统一经营，保留农民对土地的私有权，对入社的土地评定产量，根据产量规定土地报酬。转入高级合作社后，把私有土地转为合作社集体所有。1962年《农村人民公社工作条例修正草案》(即《六十条》)规定：“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因此，村民对宅基地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土改时发给的土地证就自然失

去法律效力，不能作为处理宅基地使用权。

上述问答，作为标准范式，在许多有关农村土地使用的法律咨询类书籍中均可见到。其中所提到的《六十条》中的规定，原文是这样的：

“二

十一、生产队范围内的土地，都归生产队所有。生产队所有的土地，包括社员的自留地、自留山、宅基地等等，一律不准出租和买卖。生产队所有的土地，不经过县级以上人民委员会的审查和批准，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得占用。”

需要补充的一点是：将《六十条》中的这条规定，作为农村土地由私有制彻底转向集体所有制的法律依据，是存在问题的，因为《六十条》自始至终，只是一个“条例”，而且还只是一个“条例草案”，它从来就没有“转正”过。

 【城市】1982年《宪法》一夜之间完成城市土地的“国有化”

1954年《宪法》：明确保护城市居民房地产所有权

历史上，中国城市土地基本上以私人所有制为主。1950年代的土地改革，主要限于传统意义上的农村，对城市包括城郊土地，则是基本上维持了建国前的土地所有制状况，土地私有制也基本得以延续。这种处理方式有政策渊源—— 1949年4月25日毛泽东、朱德签署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布告》中明确强调：“城市的土地房屋，不能和农村土地问题一样处理”。1949年9月通过的《共同纲领》乃是一部临时宪法，其第三条明确规定：“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这些“私有财产”当中，就包括私有土地。

1954年《宪法》在城市土地问题上与《共同纲领》有些区别。最重要的一点，是删去了《共同纲领》中所明确规定的“保护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经济利益及其私有财产”，宣布要“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保证逐步消灭剥削制度，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但同时又规定：“国家依照法律保护手工业者和其他非农业的个体劳动者的生产资料所有权”以及“资本家的生产资料所有权和其他资本所有权”，而且，“国家保护公民的合法收入、储蓄、房屋和各种生活资料的所有权”。也就是说，无论是作为生产资料还是作为生活资料，城市居民的土地所有权仍然受到1954年《宪法》承认和保护。1954年宪法对城市居民房地产所有权的明确保护，在实际数据中也有所体现，“据有关文件，直至1955年，私有房地产在各城市房地产总量中仍然很高，最高如苏州可达到86%.14在当时，在城市里，私人之间的房地产自由买卖相当活跃。1950年代初期和中期，一些文化名人为了在北京安家落户购置了房地产，如吴祖光购买了一套四合院，价钱在1～2万元之间。当时的四合院包括土地和房屋建筑，这些私人财产受到1954年宪法的保护。”（据

杨俊峰《我国城市土地国有制的演进与由来》，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01期）

私房改造：以“国家经租”方式曲线“国有化”

1956年1月18日，中央于批转了中央书记处第二办公室提出的《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意见》提出，要对私有房产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改造的“总的要求是加强国家控制，首先使私有房产出租完全服从国家的政策，进而逐步改变其所有制”。

改造的具体方式有两种：一是国家经租，即“由国家进行统一租赁、统一分配使用和修缮维护，并根据不同对象，给房主以合理利润”。时至今日，“经租房”已成为一个严重的“历史遗留问题”。二是公私合营，即对“原有的私营房产公司和某些大的房屋占有者，可以组织统一的公私合营房产公司，进行公私合营”。两种方式当中，国家经租是绝对主流。国家经租，不仅仅意味着房主丧失了经营自主权，还意味着房主同时也丧失了房屋所有权——按相关规定，“凡是由国家经租的房屋，„„房主只能领取固定租金，不能收回已由国家经租的房屋”；并对“有些房主认为房屋由国家经租还没有过渡到全民所有制，仍然属于个人所有”的意见做了严厉批判。也就是说，“国家经租只不过是将城市私有房强制收归国有但又回避国有化这个称谓的手段。”1964年9月18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国家经租的房屋不允许继承问题的批复》中称：“国家经租房屋的业主实际上已经丧失了所有权。因此业主死后，经租房屋不能允许他的家属继承”

1982年宪法：“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

目前已知最早的、主张一次性将城镇土地全部收归国有的政策性文件，是1967年11月4日，由国家房产管理局、财政部税务总局出具的《答复关于城镇土地国有化请示提纲的记录》。

1956年中央批转的《关于目前城市私有房产基本情况及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意见》中，已经有“一切私人占有的城市空地，街基等地产，经过适当的办法，一律收归国有”的条款。《纪录》则将“城市空地，街基等地产”解释为“其中街基等地产应包括在城镇上建有房屋的私有宅基地”；并强调“无论什么空地（包括旗地），无论什么人的土地（包括剥削者、劳动人民）都要收归国有”。城镇私有宅基地，终于开始了其被国有化的历史进程。但和《六十条》并非农村土地转变为集体所有制的法律依据一样，《纪录》虽已出台，但在法律上，并未废除城市土地私有权，至少在名义上还维持着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和私人所有并存的城市土地所有制格局。直到1982年宪法颁布。

1982年12月4日，第五届全国人大第五次会议通过了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第一款简洁、明确地增加了这样的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对此一划时代的变故，1989年由农业出版社出版的《土地经济学》一书如此描述：

“1982年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以前，中国没有正式宣布一切城市土地实行国有化。虽然城市土地的绝大部分已为国家所有了，但还有少量的仍属于集体和个人所有。因此，城市土地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以国家所有制为主，国家，集体和个人三种所有制形式同时并存。据1982年全国226个城市统计，城市建成区土地面积为7438平方公里，集体和个人所有的土地约有335平方公里，占4.5％左右。属于集体所有的城市土地，主要是城市中的个体劳动者在组织成为合作社时将其作业场所入股变为合作社的作业场所所占用的土地。属于个人所有的城市土地，主要，是个人自住房屋及当时在社会主义改造起点以下的个人出租房屋的宅基地。1982年经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的《中华

人民共和国宪法》第10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不仅明确了原来的国有土地的权属，而且把城市中残存的非国有上地通过立法也宣布为国有土地了。通过这种方式将土地收归国有是无偿的，但这并没有引起波动。原因是涉及的土地面积较小，而且长期以来就对私人土地所有权就作了严格限制，只准使用，不得买卖、出租或以其他形式进行转让，土地私有权早就是极不完全的了。”

《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5期刊文《城市土地私有产权是何时消失的？》，其中说道： “1982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条规定‘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这是以往三个宪法文本中从未出现过的。城市‘土改’的既成事实地写入了宪法，没有给公民的财产损失以任何补偿。当时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公众权利意识淡薄，对‘私有’二字心存疑惧，无人敢于提出异议。此外，还有一项‘文革战果’被保留下来，即公私合营企业未经任何法律手续转为国营企业。上述两项剥夺如果放到今天实行，势必引发社会动荡。”

“城市的土地属于国家所有”一条，具体是如何写入1982年宪法的，目前尚无资料说明；写入宪法之后，在当时，也并未引起民众的注意。但颁布之后，宪法又经历四次修正，几乎每次都要涉及到土地制度的修改。

最为关键的的修正，是1988年4月12日第七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通过的宪法修正案，此次修正将宪法第十条第四款修改为：“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侵占、买卖或者以其他形式非法转让土地。土地的使用权可以依照法律的规定转让。”另一关键修正，是2004年3月14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二次会议通过了第四次宪法修正案，将宪法第十条第三款修改为：“国家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照法律规定对土地实行征收或者征用并给予补偿。”

资料来源：王坤、李志强《新中国土地征收制度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档案馆编《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农村经济体制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杨俊峰《我国城市土地国有制的演进与由来》，载《甘肃行政学院学报》2011年01期；章立凡《城市土地私有产权是何时消失的？》，载《新世纪周刊》2010年第5期；《新中国法制研究史料通鉴·第5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周诚《土地经济学》，农业出版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