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权力腐败的法律监督（共5篇）

第一篇：浅析权力腐败的法律监督

腐败，指思想的腐朽、生活的堕落及私欲的膨胀。其中，权力的腐败乃是核心，正如有人 形容，腐败是权力和私欲结合的罪恶之子。腐败的根源，来自于国家机关的垄断权力，权力腐败是权力异化的极端表现形式。因此，在腐败的种种表现中，最令人担心的是权力的腐败，对于权力腐败必须治理。

权力腐败和权力滥用有种种典型表现：(1)不正当占有公共资源为个人享用，包括贪污行为、挪用公款行为、侵占财物行为等，这是腐败现象的典型表现。它以腐败者拥有的公共权力作为基础，利用这种公共职位，其可以不遗余力地从事图谋私利的类似经营的活动，从生活资料的侵占发展到生产资料的侵占，使腐败从生计型向致富型方向发展。(2)利用经济上的好处改变人们对于地位、职位、财产方面的判断和安排，其行为的外部表现形式就是贿赂。贿赂的延伸，发展为变相送礼、大吃回扣、强拿硬要等。在贿赂中，受贿者丧失原则，行贿 者以较少的成本获取垂涎已久的地位或利益，诱使更多人的逐臭效尤。(3)偏离公共的角色滥用职权，泛指以权谋私、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权色交易行为。在现代，腐败的核心问题是以权谋私，腐败的形式也已经从经济上的小打小闹、小偷小摸，发展到了政经勾结的腐败类型，引起政府形象的极度损坏。(4)以亲疏之别、远近之别、上下之别、情感之别的私人关系决定公共关系的确立和维持，在公共权力机关的组成体系中，形成裙带网络。在中国，腐败拥有着地缘与人情的肥厚土壤，这种不正常的关系网络会导致权力腐败在民间的延伸，它的可怕之处正在于普通的公民对此安之若素。(5)公共权力的“人治化”行使，体现为严重的官僚主义和特权主义。在执行公务的过程中，官员们制造着一种浓浓的“官气”，集权 现象、家长制现象、神秘化现象、地方保护主义现象等普遍存在；渎职无能、擅离职守、抛弃责任、人浮于事、文山会海、强迫命令、任意决策、好大喜功、管理混乱、道德失范等等，构成了腐败产生的温床。(6)腐败还带有行业垄断色彩，多发生在权力较大的经济管理部门和执法司法机关，主要手段是依托部门和行业权力进行勒卡索要。于是，人们又在探讨立法腐败、行政腐败、司法腐败、行业腐败的特征及其根源。

自阶级社会产生以来，腐败现象如剜之不去的痼疾，生而需治，治而复生，这使历代的统治者在对其“辐辏攻之”中疲于应付。但无论是“天子们”的自我约束，还是包拯、海瑞似清官的竭忠辅弼；无论是将整饬吏治任务放在第一位的明君治世，还是在腐败面前缴械投降的昏君，哪朝哪代的“万世江山”都逃脱不出因腐败的政治统治而社稷山崩的命运。现代社会，腐败问题仍然是一个世界性问题。1992年，意大利政界爆出受贿丑闻：仅1991年，意大利各政党非法收入高达83亿美元，贿赂和回扣使这个国家的公共开支增加了30—40亿美元。一位官员形容：“当人们用刀刺透官方记录的表层时，腐败便显露出来，人们甚至在没有看到时也能闻到它的气息”。“这类事件将战后依旧纷乱的世界惊得目瞪口呆”。

权力腐败的罪恶后果十分明显。政治上，腐败引起人民的普遍反对而威胁着国家社会的稳 定；经济上，腐败破坏着分配公平而阻碍着市场的竞争；文化上，腐败引起社会道德的沦丧 而制约文明水准的提高；思想上，腐败腐蚀了人事制度的肌体，毁掉了一大批公务人员。特 别是，腐败是一种超法律、反法律的行为，它动摇着国家权威的基石——法律权威。因此，各国都把反抗权力腐败作为完成民族复兴、建设富强国家、净化社会空气的大事。权力监督 的原理论证，乃是为了解决公共权力的限制问题，最终是为了防止国家权力的超越、滥用、腐败、违法问题。其实质，在于倡导法治的方略，弘扬民主的精神，使我国不再走任人治主义倡行、任特权主义存在、任腐败行为泛滥的重复之路。具体而言，主要的法治化措施如下 ：

一、对权力腐败的规则控制：以法律制约权力

对权力腐败的规则控制，指制定严密的法律法规，规范权力的运作过程，控制官员的用权 行为。目的在于使易于越轨的公共权力在立法、行政、司法、守法的各个运行环节上都受到 法 律的制约，一旦行为“脱轨”，便有法律依据制裁这种脱轨。正如美国著名法学家博登·海默所说：“在法律统治的地方，权力的自由行使受到了规则的阻碍，这些规则使掌权者受到一定行为方式的约束”。

回溯中国反腐败过程，我们曾经走过弯路，即主要靠道德约束和政治运动抑制腐败，这要 从专制制度中追根溯源。在我国长期的封建政治统治中，极为强调的是管理者自身的素质和 才能，而其素质和能力的判定，有赖于上级的赏识、道德的约束和自我的克制。在法律监督方面，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监察权均属于皇权的组成部分，也即行政权的附庸，没有形成类似西方国家的议会监督制度和司法审查制度。这一历史留给今天的痕迹是极其发人

深省的，它导致我国公共权力的行使不是以法律为度量范围，而是以长官意志为标准边界，行政权力从未受到过法律力量的实质约束。现代社会，人们已充分认识到，控制腐败甚嚣尘上之势，必须有赖于法律的制定及其实施。法律基于公共利益和社会秩序而赋予国家机关一定的权力和职责，就必然要求国家机关符合权力运用目的而不滥用权力，维护公共利益而不以权谋私，合法执行权力而不越权违法，履行法定职责而不失职渎职，遵守法定程序而不丧失程序公正。强化法律监督的作用，正在于法律规范具有道德规范所不能比拟的普遍性、权威性和强制性。

在反腐倡廉中，法治化的明确要求，首先是必须完善廉政立法。在此方面，世界各国颁行 了诸如《反腐败法》、《阳光下的政府法》、《公务人员职责法》、《官员道德标准法》、《官员弹劾法》等，对于规范国家机关及其公职人员的行为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我国的宪 法、组织法、国家公务员法、行政监察法已就法律监督问题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全国人大 常委会、国务院、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也先后颁行了关于禁止党政机关及领导干部经商 受礼的规定、关于禁止挥霍公款的规定、关于禁止借选拔任用干部之机营私舞弊的规定、关于财产收入申报的规定等相关法律文件和政策性规则。这类文件的及时出台，不能说在监督问题上无法可依，但我国的监督立法比较简陋和粗糙，对于腐败问题的政策性文件多，立法的规范性和技术性都未能达到应有水平，还需要在立法上出台成熟健全的法律规则，实现制度的预先控制。

不仅如此，权力监控还必须从严。汉密尔顿曾经直白地指出，“野心必须用野心来对抗” ；霍布斯也强调，“不带剑的契约不过是一纸空文。”法律监督的目标，是将权力置于法律规则的控制之下，一旦被监督者有违法擅权行为，能有被察觉、防范、制止、惩戒的可能，反之，如果监控机制不健全，“得手”的容易会使违法者有恃无恐。因此，国家应当加大对于国家公职人员贪污、贿赂、挪用、豪赌等腐败行为的惩治力度，并使法律责任成为腐败行为所支付的最大成本。这种控制和惩罚，主要来自于外部的外力，它犹如一种动力，能够推动政府及其官员 的行为合法正当，但它更多的是一种威慑力，如同悬在头上的一把利剑，对于不法行为会有力的予以戳穿。就我国目前的情况看，虽然一些重大腐败案件受到了立案查处，但“漏网之鱼”仍然存在，“特权阶层”仍然存在，对一些官员处罚的“轻描淡写”也仍然存在，致使侥幸心理的、抗拒法律的人会继续腐败。因此，只有在治理权力腐败方面敢下狠心，才能真正有利于遏制腐败。如上述意大利事件发生后，该国警方逮捕1350人，受牵连者约2500人，卷入了8个政党，5名内阁部长辞职，多名国会议员、高级官员和企业家受到司法调查、审讯、逮捕或拘留，这在意大利政界虽是一件丑闻，但惩治腐败的力度从中可窥见一斑。

二、对权力腐败的体制控制：以权力制约权力

在人类文明进程中，人们总是把建立一个全心全意为自己服务的政府作为一种理想和希望，这未尝不是好事，但希望必须落实于政治体制的配套之中。以权力制约权力，意味着一种国 家权力对另一种国家权力的外在约束，通过各国家机关之间的相互制约，达到权力的基本均 衡，防止其中的一项权力过于强大而滥用。尤其需要在下列方面有所作为：

充分认识权力监督的必要性。国家机关行使公共权力的行为，关系到各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事业的发展大局，决非可有可无、可重可轻、可大可小的个人事务所能比拟。因此，立法、行政、司法机关的权力定位和相互关系的法治化由来已久。以行政权力为例，从古至今，这种权力都最为实在、最为广大、最为权威。行政机关可以运用授权、审批、颁证、收费、禁止、命令、管制、处罚等权力方式，行使委托立法权、法律执行权、国家管理权、行政处罚权、自由裁量权，并强制所有的社会成员服从这种权力。这必然导致政府与被管理者形成矛盾冲突关系，也与其他国家机关形成权力对抗关系。由此而言，重视国家机关之间的权力制衡，绝不仅仅从“人民主权”的民主意识角度考虑，还表现为一种强化国家管理的 “实用性”要求。应该说，政治家是最实用主义的。可以想象，如果构成国家机体的主要国家机关相互扯皮，如果公务人员不受限定任意扩张自己的权力，而监督体制显现出控制不力、有错不纠、放任自流的状况，自然是一种政治力量对比严重失衡的表现，而如此的社会也必然是一个失却秩序亦失去民心的社会。

合理利用人类文明的创造性。在治理权力腐败的过程中，古今中外有许多成效显著的范例。如中国历史上的监察体制，以健全完备的监察法规、相对独立的监察机构、广泛拥有的监察职权、纠举权贵的监察实效而著称于世，监察御史担负着调查、弹劾、谏诤、审计、监试、考核、侦查、公诉、审判官吏的重要使命，实际是通过“治官之官”，实现“治吏之道”，值得当代人潜心研究。而现代国家中，英国、瑞典、新加坡，都是廉政建设的成功样板。英国的文官制度严密严格，通过考核使文官队伍保持相对纯洁，在规范化的制度约束下，公务员如履薄冰，不敢“越雷池”一步。瑞典自古倡导“消除特权，官民平等”的法律精神，议会督察专员监督与政党监督、新闻监督相互配合，有效作用，由此成为北欧政治清廉的主 要国家。新加坡是一个中华传统文化气息浓厚的国家，也是一个注重法制的国家，其廉政立 法的健全和明确、廉政机构的独立和高效、廉政措施的严明和有力，都独具特色和魅力，值得我国在当今的制度完善中予以借鉴。

切实保障政体改革的有效性。当代中国正在进行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是针对国家权力设 置而进行的内制改革，它与法律监督所要达成的控制权力滥用的监督目标息息相关，有利于 控权制度的实质性兑现。基本途径和方法为：(1)权力缩减。政府只保留一部分管理权和审 批权，不能事无巨细横加干涉。(2)权力分解。权力由不同机关、不同官员掌握，防止重大 权力的独断专行。(3)权力制衡。立法机关、司法机关应切实享有对行政机关的控制权，改 变目前行政权力膨胀而立法、司法权力弱化的局面。(4)权力公开。政府应充分意识“暗箱操作”是助长权力腐败的温床，在反腐败中，我们决不能忽视“政务公开”的呼吁及其潜在 力量。(5)权力监督。现有的审查制度、审批制度、审计制度、监察制度、质询制度、考核 制度、罢免制度、听证制度、复议制度、诉讼制度等，都可以称之为权力控制的利剑，也都 应该不断健全发展。

配套建构专门监督的趋向性。除了立法权、行政权、司法权之间制约关系的建立健全外，目前，各国在法律监督体制上，正趋向建立外部的、独立的监督机关以制约权力。因为，“现在出现的问题是‘多中心’的，不是立法、行政、司法三机关所能个别解决，它需要一个综合性机构。”新加坡的反贪污调查局、香港的廉政公署、法国的行政法院、奥地利的宪法法院等，都是相对独立的监督组织，以地位明确、人员精练、权能强化、效 率高超的特点和优势，成为新型监督体制的样板。在我国，各级人大、党的纪律监察机构、行政监察机关、人民检察院、审计组织等都享有一定程度的监督权，在对于腐败的治理方面，往往采取“联合办公”的形式，查处了许多大案要案。但不足之处是，这种体制使各种平行的监督机关都享有监督权，尚有机构重叠、分工不明、权能模糊、效率低下的缺陷，需要对于上述监督主体进行明确的法律定位与权责分工。为此，笔者建议：我国应该合并反贪力量，成立专门负责腐败治理的国家廉政总署，实现外部的、专门的、独立的、实效的监督。

三、对权力腐败的社会控制：以权利制约权力

以权利制约权力，是指明确国家权力和公民权利之间的联系和界限，发挥公众对于国家权 力的制约作用，使他们在保护自身权利实现的过程中，对于国家机关及其公务人员的权力行 为进行监督。这一立论，主要基于下述三个理由：

合法的权力源于权利。按照“人民主权”的观点，公权力代表着社会共同体的共同性，政 府只是实现人民共同利益的代理人，政府与社会成员一样并不拥有特权，相反，它要服从构成共同体规则的政治的、法律的和道德的约束。自近代以来，“一切权力属于人民”的思想已经深入人心，国家权力由人民授予自然受人民权益限定的原理也通过宪政实践成为现实。社会组织、社会团体、社会成员有权通过参政权、选举权、质询权、批评权、建议权、罢免权、听证权、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的行使，维护自身利益，制约权力行为，使民主监督成为确保国家权力合法运行的重要根基。但另一方面，人们也应该深刻地认识到：人民并不直接享有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而需要委托特定的国家机关和公职人员行使公共权力，如果权力机关破坏了权力与权利的平衡结构，人民的利益就会受到损害。英国学者哈林顿曾经断言：“主权应该是必不可缺的东西，然而又是十分骇人的东西。这正像火药对于士兵一 样，可以使他安全，也可以使他遭受危险。”因此，国家每设定一种权力，都要求它代表人民的意志与利益，当公共权力过于强大，超越权力委托人的意志愿望所期待的范围，导致权力行为与人民的权利抵牾时，就必须运用法制的手段，从权力的生成、分配和实施各个方面来约束其不法运作。

违法的权力畏惧权利。民主监督的实质，在于动员各种社会的监督资源，形成社会内部的 多层次的权力监督网络，实现对于权力控制的“综合治理”。在此方面，亚里士多德给了我们许多警世名言，他说：“物多者比较不易于腐败”，“多数群众比少数人不易腐败”，“ 若干好人的集体一定较不易腐败”，都说明，大众对于权力的约束是一种重要的约束。实际上，腐败的力量在于把有着共同意志和共同利益的社会“撕成为碎片”，它是一种典型的“ 各个击破”，而当人民形成联合力量之时，腐败就无藏身之地，也无用武之地了。在当代，人们已认识了社会控制力量的强大和深刻，并且通过多种途径利用这种威力。诸如，新闻媒介的公开报道，人民群众的信访举报，政协组织的协商对话，工会妇联对于社会弱者的利益维护，社会自治团体日益发挥民间调解作用等。我们相信，当人民群众普遍动员起来之日，就是腐败分子无立足藏身之时。

他律的权力需要自律。从权力和权利的平衡关系而言，公民大众对于政府权力的限制仅仅是“一相情愿”，政府除了受民众社会的监控之外，还应该受内部自我机制的束缚，达到自律、自省、自励的要求。对于各级政府而言，接受制度的规制，遵循职业的纪律，迎合道德的评判，既是政府性质的体现，也是人类趋利避害的本性使然，否则政府会与民众社会格格不入。例如，政府会“主动”采取某些自我监控的措施，颁行各种行政法规，严格把握重大管理活动，审慎决策，实行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制，并且通过内部罢免处分等手段使违纪的成员受到制裁等，以维护政府自身(本文权属文秘之音所有，更多文章请登陆www.xiexiebang.com查看)形象，防范内部机构和成员对于政府行为总体目标的反叛。所以，约束有外部和内部之分，有他律和自律之别，有强制与自愿之异，但无论如何，约束的目的均见之于政府权力被“有限化”的后果之上。

概括言之，反腐败必须治标又治本，将权力制约纳入法制化轨道就是治本之策。而在反腐败过程中，尤其需要从严格经济监督的角度控制权力之滥用，将防范政经勾结型的腐败类型 作为重任。同时，对权力腐败者绳之以法，也是发挥监督功能的必然要求。我们坚信，腐败为败类所为，为人类共愤，采取法律监督的综合措施予以治理，必将控制腐败于未然之中，打击腐败于已然之时。在此过程中，法律监督事业也必然对于中国改革、发展、稳定之大局立有功勋。

第二篇：权力导致腐败

权力导致腐败

辛向阳在《谁能当中国的企业家？》一书中讲了一个十分有趣的分粥故事。有7个人组成的小团体，他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但同时又是自私自利的。他们想通过制度创新来解决每天的吃饭问题——要在没有计量工具或有刻度的容器的状况下分食一锅粥。大家发挥聪明才智，试验了很多种办法，多次博弈后形成了诸种规则。其中之一是，指定一个人负责分粥事宜，成为专业分粥人士。很快大家发现，这个人为自己分的粥最多，于是又换一个人，结果总是主持分粥的人碗里的粥最多最好。这就说明了一点：权力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

回顾古往今来，腐败现象不断，打击腐败工作亦无间断，但“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无论如何打击，还是无法将腐败现象扼杀。权力就是一把双刃剑，用的好的话，可以披荆斩棘，为民做好事，办实事。反之，则置民生不顾，只为一几之私，弃百姓之疾苦，让人民的生活苦不堪言，权力是人民赋予的，执掌权力之人，要做到，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切不可为一己之利，而滥用权力，让自己立于危险的处境。新华村原党委书记何远东侵占资产近亿，谋福利成谋私利；浙江永康窝案牵出27名校长，硕鼠当面育人背后腐败；贵州省交通厅原厅长卢万里，贪污受贿6000多万元，包养情妇，嫖宿娼妓。还有因网络反腐中国大陆公务员领导们中陕北房姐、河南房妹、广东房叔等贪腐案件频被爆出，仅在中共十八大后到2013年初期间，广州贪官抛售豪华住宅4880套，杭州贪官紧急卖出412栋别墅，上海贪官抛售豪华住宅4755套。数不胜数的腐败案例，不得不让人深醒，不得不让人感叹：权力导致腐败，加大反腐力度迫在眉睫。

腐败本质上就是没有正确的行使人民赋予的权力，从而违背人民意志的行为。现在的腐败形式多种多样，要从根本上解决腐败问题，就必须要保证权力按人民的意志来行使，这就需要提高社会主义民主的法制化水平，以保证各项民主权利的正确行使。那怎样去预制腐败呢？进行理想和信念教育，保持政治上的清醒和坚定；进行艰苦奋斗的教育，树立勤俭的生活态度；进行法纪教育，增强自律自控能力；实行职权分解，加强对权力的约束；实行办事公开，增强用权行为的透明度；健全监督机制；强化体制改革，重视制度建设。

只有提高国家的凝聚力，万众一心，才能努力使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强大。反腐工作，是重大的政治任务，时刻不得松懈，要坚定不移的进行反腐工作，加大对权力的监督，做到权为民所用。

（江川供电有限公司秦跃婷）

第三篇：浅论权力腐败的防治范文

浅论权力腐败的防治

—拓展从源头上预防职务犯罪工作领域问题研究

区物价局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渐深入，市场经济的日渐成熟以及民主政治的普遍推行，权力腐败的防治在社会主义政治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革和发展过程中显得尤其重要，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严重政治斗争，是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的一项重大任务。权力腐败的防治有众多的论述，笔者主要从目前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开展反腐工作的情况出发作一些显浅的探讨。

关键词：权力腐败；防治对策

在我国，职务犯罪主要表现是权力腐败。在生活中，人民已充分认识到权力腐败是可以渗透到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等各方面。其产生的根源是复杂的。要加强对权力腐败的防治，就必须从现实情况出发，分析权力腐败产生的根源。

一、权力腐败产生的根源

（一）社会经济根源。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告知我们，整个经济学都是建立在“理性人假定”基础之上的，即经济活动中的“人”时刻都在追求自身利益的最大化；马斯洛的心理分析学说，人的欲望是无穷的，满足层次是递进的（即一种欲望满足之后，新的更高层次的欲望就会产生）。相对于无穷的欲望而言，每一个人用以满足的手段或资源是有限的（稀缺性）。这种欲望和手段的矛盾就构成了对腐败的成因的最基本经济分析。即腐败的最基本动力来源于无限欲望和有限

手段的矛盾；我们知道，当个人不掌握公共权力时，其欲望的满足只能凭借个人所能独立支配的私有资源（如劳动能力，当然也能通过寻租，偷盗等形式来满足）。相反，政治权力的客观存在，就为掌权者利用公共资源满足个人私欲开避了一条新的途径。也就是说，权力配臵资源是腐败行为产生的制度基础。如果没有这一前提条件，权力腐败行为是不会产生。当异化了的权力和资源结合在一起的时候，必然会产生权与钱的交易。成克杰、胡长青、陈良宇等腐败案件无一不是如此。

（二）社会政治根源。长期以来，对权力的制约问题缺乏足够重视和有效的实践，已成为目前一个薄弱环节。并具体表现在以下几方面：一是对干部权力的限制措施主要是“软约束”，监督机制不健全，缺乏有效的监督导致权力的腐败；二是对“一把手”的监督机制存在缺陷，“一把手”搞腐败，带来的危害性更大；三是干部人事制度缺乏公开、民主、竞争机制，成为权力腐败的源头；四是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政府管理体制还不够健全和完善，为一些领导干部通过插手微观经济活动谋取私利提供了土壤和条件。

二、权力腐败的防治

权力腐败的防治，是加强党的建设的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工作。权力腐败产生的根源和各种表现形式，决定了权利腐败防治的重大意义。笔者认为应从从严治党，强化监督，推进体制改革和制度创新等三方面来加强对权力腐败的防治，并要达到既要治标，又要治本，标本兼治的效果，努力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权力腐败。

（一）从严治党。

在党的建设和发展过程中，社会上各种不良倾向和思潮不可避免地影响和侵蚀党的肌体，导致党内一些意志薄弱者的蜕变。这种现象的产生并不奇怪，问题在于党对这种现象采取什么态度。是从严治党，惩治腐败，还是容忍迁就，养痈遗患？正确的答案，肯定是前者。这

样反对权力腐败的任务就显得更加突出，从严治党就成为权力腐败防治的客观要求。

“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是对我们党长期从严治党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也是在对世界上其他长期执政党失败教训总结的基础上得出的结论。历史经验一再证明，从严治党，首先要治理好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只有把从严治理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这个关键抓住了，抓好了，才能在下级、在基层、在群众中产生教育说服力，才能把权力腐败防治的各项工作做好。从严治理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最根本的是解决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问题。要深入开展共产主义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广大党员特别是领导干部牢固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确立崇高的人生追求，使他们自觉做到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做到为政要廉，办事要公，用人得当，作风正派，永葆共产党人的政治本色和高尚情操。

（二）强化监督。

监督，作为对权力运行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检查和督导的一种手段，在权力腐败防治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此笔者认为要加强权力腐败的防治，应坚持加强党的监督。保证党的组织、党员、特别是党员领导干部严格遵守党章和党的监督条例以及党的纪律处分条例，严格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加强行政监督。通过有效的监察监督和审计监督，促进行政机关和执法部门依法行政、廉洁高效地履行职责；加强法律监督。通过法律对权力腐败行为防治强制性的体现，明确规定了贪污、受贿、行贿、挪用公款、私分国有财产、财产来源不明罪等都要负上相当的刑事责任，情节严重的处以无期徒刑和死刑，以法律的强制性来制约权力腐败；加强社会监督。首先是群众监督。邓小平同志曾强调：“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

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进行检举、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所以，人民群众的监督，是完善监督与制约机制，防止权力腐败决不可少的一环。人民群众的监督制约所具有的广泛性、敏锐性、自觉性等特点决定了这种监督制约能够有效地避免国家权力被滥用而导致权力腐败；其次是舆论监督。舆论监督这种特殊形式，其作用是其他监督形式无法代替的，它将腐败者揭露和曝光，从而产生全民公审的威力。所以，滥用权力者的“不怕处分和内部通报，就怕公开登报”，就是很好的说明。社会舆论的这种作用使权力行使者的一举一动均处于众目睽睽之下，众口评说之中，稍有不规行为，便被舆论向社会发出呼喊，从而对被监督者形成巨大的心理压力和政治压力。“众怒难犯”与“有口皆碑”的截然不同的社会效果及其影响，使任何人都不能不考虑到社会舆论的巨大作用。因此，正如马克思说的那样，舆论监督是权力腐败监督的“第三种权力”。

（三）加强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

在改革开放的条件下，开展权力腐败的防治，必须深刻认识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的地位和作用，明确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的主要作用，在实践中走出一条依靠体现改革和制度建设保持廉洁，反对权力腐败的新路子。

体制改革、制度建设在权力腐败防治中的地位和作用，简单概括就是“治本之道”。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为什么具有如此重要的地位和作用。这主要是由于体制、制度方面存在缺陷和弊端，是权力腐败滋生蔓延的原因和条件。邓小平同志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就分析了党内不正之风和腐败现象同我们体制、制度上的不完善的必然联系。他说“我们过去发生的各种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这些方面的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

分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不是说个人没有责任，而是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这种制度问题，关系到党和国家是否改变颜色，必须引起全党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讲话指出了权力腐败现象存在的体制问题。因此，我们必须认识到，要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消除体制、制度上的缺陷和弊端，建立制约机制，规范权力行为，防止和克服权力腐败现象。并且只有通过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从根本上消除体制、制度上的弊端和漏洞，才能真正减少，乃至铲除权力腐败现象滋生的土壤。

不过从实践中得知，党和国家对权力腐败防治的制度建设已经比较完善，如《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可以说是当今世界上最为健全的党内监督条例。但是根据目前权力腐败的情况看，腐败是打而不绝，而且有愈演愈烈的问题。究其原因，与监督体制有关。一般来说，在我国，不论那一级政府，对于腐败防治的监督既有党内的监督部门——纪委，也有政府的监督部门——监察局，甚至有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监察部门——检察院。但是不论那一级纪委、监察局、检察院，人事任免的最终权限都掌握在地方党委，财政则掌握在地方政府，受地方党委的领导。由地方党委提名任命的纪委书记和由地方党委提名人大任命的监察局长、检察院长对地方党委，政府主要领导的监督比较难，上级纪检、监察等监督部门又监督不到，造成权力监督处于真空状态，形成权力腐败。

因此，笔者认为，要加强权力腐败的防治，首先应在监督的体制上进行改革。对公权行使进行监督的国家机关应在人事任免和财政支付上独立于地方的党委和政府，使监督部门更加有效地行使监督的权力。可以借鉴在亚洲地区廉政建设做得非常好的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政府对腐败的监督完全由独立于政府任何部门之外，而直接受行政长官领导的“廉政公署”即“ICAC”负责，由于“廉政公署”直接受行政长官领导，且不能干涉其具体工作，政府其他部门难以对“廉政

公署”行使权力施加影响，减少了“廉政公署”行使权力的制约，减轻了“廉政公署”办案的压力，有力地打击了腐败的发生，使香港成为亚洲最为廉洁、高效的地区政府。所以，仿效香港特区政府打击腐败的方法，将各级地方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监察部门独立于地方各级党委而由中纪委统一领导，在财政上由中央统一支付，尽量减少地方各级党委及监察部门与各级地方政府的利益关系，使地方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在行使监督权力的时候减少各种各样的权力和利益牢制，有效地行使监督的各种权力，形成强大的监督压力，对权力腐败的防治起到极大的作用，从制度创新上有效地治理权力腐败。

总之，依靠体制改革、制度建设和制度创新，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推进司法体制改革，建立健全规范的廉政制度、人事管理制度、财务管理制度等消除权力腐败，将会大大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

第四篇：公共权力的腐败及其治理

【摘要】公共权力是人民赋予公共机构行使的管理公共事务的政治权力。但是，在政治权力运行中，因诸多原因产生公共权力异化，导致严重腐败。因此，要预防和克服权力腐败，必须加强对公共权力的制衡，健全民主政治机制，完善监督体制。从根本上预防腐败发生和蔓延。

【关键词】公共权力；腐败；治理

公共权力是指人民赋予公共机构行使的管理公共事务的政治权力，但是，随着公共权力的使用，以公共权力谋取私人利益的可能性就应用而生，公共权力腐败由此开始。由于它支配着巨大的垄断性资源，公共权力主体可能会使公共权力表现出扩张的内在本能，容易背离“公共权力的行使应以公共福利为目的”的初衷而产生政治腐败。通常表现为政府官员行使权力不是按照法律规范与政治公德谋求公共利益的实现，而是谋求私人和小团体利益。

一、公共权力腐败的现状

（一）公共权力使用上的腐败。公共权力的腐败通常是以权力来做交易、通过权力的作用来达到个人的目的。从***的案件就可以看出，把权力归于个人，就可以谋取个人的利益，满足个人私欲。

（二）金钱上的腐败。公共权力的腐败一般是以金钱获取利益为主要表现形式的，个人的私欲最终也是通过金钱来满足的。他们往往被金钱所诱惑，不择手段地捞钱，成为金钱彻底的奴隶。

（三）用人上的腐败。选人不凭才干，用人不凭实绩，荐人不凭公认，任职不依程序，把用人看作是自己家事一样，用所谓自己的人。

二、形成原因

（一）主观方面：

1.丧失信仰。丧失信仰在那些落马领导干部中具有一定普遍性，对信仰的背叛是导致他们开始堕落或者不能自拔的根本原因。

2.角色偏离。自我权力无限膨胀，领导干部对自己“一亩三分地”范围的权力行使已到了无法无天的程度。

3.自律瘫痪。领导干部既是政治人，也是社会人。政治人的角色要求他们必须降低、限制自我欲求，服从服务于职位权力的要求，但由于个体放松自我约束力，放任私欲膨胀，最后走向角色背离。作为“政治人”个体意志力的衰退和自律机能的瘫痪，作为“社会人”自然欲望的膨胀最终让领导干部落马。

（二）客观方面：

1.制度不到位。制度是预防腐败的重要保障。中央颁布实施了《关于实行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规定》、《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国共产党党内监督条例（试行）》、《中纪委“廉政建设”若干规定》等很多相关制度。但现在的突出问题在执行上。制度要落实就必须符合实际。由于人们认识事物不可能一步到位，社会实际不断发展变化，任何制度都会有不完善甚至过时的地方。这就需要与时俱进加以修改。可是一项制度出台后，往往就很少有人去研究它本身的缺点和在执行中出现的问题，甚至无法执行也不去修改。

2.监督“挂空挡”。失去监督的权力必然导致腐败。目前我们有一系列监督形式，如司法监督、政府内部监督、人大监督、民主党派监督、群众监督、网络监督等等。可问题是为什么监督效果不佳？

暗箱操作，不好监督。监督必需知情，不论哪种监督，离开了对情况的了解，监督就无从谈起。现在有些领导对上级的要求、政策，不向群众宣传，决策不走民主程序，领导虽是公众人物，但不愿把自己与公众利益相关的事置于阳光之下。虽然要求政务公开，但在一些地方、一些人那里，总是阳奉阴违，欺上瞒下。

三、治理措施

公共权力的腐败有以上很多原因，但是根本原因是对公共权力缺乏制衡。所以，遏制腐败，必须制约和监督公共权力。要真正制约与监督公共权力，最关键的是健全民主政治机制，实行阳光政治。在公众的监督之下，使公共权力的行使主体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危机感，在相当程度上会减少暗箱操作的运作空间，“阳光是最好的反腐剂”，公开透明本身就是一种最好的监督。

在政治生活领域，信息不对称往往容易导致公共权力异化，为公共权力腐败提供便利。执政党的党员干部控制着公共信息的发布方式、时机，一般群众无从检验所发布信息的准确度，只能充当被动受众的角色。因此，要预防和克服权力腐败，必须建立一套公共权力信息透明制度，尽力推动信息对称状态的达成。当公共权力公开运行，公共权力信息为社会绝大多数人所知晓时，腐败行为自然就很难得逞。

必须建立健全政务信息发布制度，完善公共权力运行公开制度。把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的各类公共权力运作过程，纳入政务公开的重点范畴，推进电子政务建设，加大信息发布的力度，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切实保障和维护人民群众的知情权、表达权、参与权和监督权，推进阳光政务，努力实现公共权力运行的规范化、程序化和公开化，真正把公共权力和公共事务置于普通群众的监督制约之下，防止公共权力失衡、决策失误和行为失范。

此外，反对腐败，监督是关键。通过决策监督和执行监督、体制内监督和体制外的监督、法律监督和舆论监督、机构监督和个体监督等各种手段的有机结合，大力培植多元化的监督主体，强化对公共权力和公共权力主体的社会化监督，扩大体系外监督在监督中的比重，实现与体系内监督的对接，增强监督合力，使各种公共权力合法、有序地在各自的轨道内运行，从而形成强大的外在纠偏功能。

经过长期的实践和不懈的努力，我们一定会探索出一套符合中国国情的惩治和预防公共权力腐败的方法体制，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发展的必然要求，应当不断地充实和完善其内容和形式，使之发挥更大的威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服务于全面深化改革的伟大事业。

第五篇：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

权力失去监督必然导致腐败，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王西平等人的堕落，既是私欲膨胀、思想蜕化、灵魂畸变、防线失守的结果，同时制度疏漏和监督弱化亦难辞其咎。成摞的安全生产法规，顶不上官员一个招呼；名目繁多的地毯式、拉网式专项检查，消灭不了丛生的隐患。连主司其事的局长、处长、科长也身陷利益泥淖难以自拔，其公信无存、权威荡尽，哪里还有勇气和能力将安全生产工作抓到实处呢？

泰戈尔说：“当人是兽时，他比兽还坏。”同此逻辑，当家猫将自己看作仓鼠时，它会比仓鼠更贪婪无耻。王西平、赵威等“白加黑局长”，走向暴富之路，确实比正宗的黑社会还黑。（“大学白读论”不是遮羞布

2009-09-14 13:53:05来源:新华网 手机读新闻

近日，应届本科毕业生连峰（化名）“回炉”读技校，感叹“我的大学真是白读了”的报道引起了舆论热议。

本科生回炉，并非在今年就业艰难的背景下才有，在此之前，就有不少大学生跳出自己的专业，从事与自己所学专业毫不

相干的工作，其实，这也是本科生回炉的一种体现。具体而言，在笔者所供职的平面媒体中，就有五六个编辑与记者的专业是机电工程，但专业并没有影响他们在平面媒体工作。具体到武汉这名回炉改造的大学生，找不到对口的工作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即当下计算机的普通人才已经严重过剩。

或许，这些被迫去技校回炉的大学生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几乎每个大学毕业生找工作，实际上都可能面临着回炉的过程，而且大学毕业生中有相当一部分人所从事的工作与自己的专业没有任何关联，之所以这些人依然能干得非常出色，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个人的后天努力与重新学习。从这一点而言，本科生回炉其实是带有一定普遍性的问题，而非个别的小众化的问题。

至于大学白读论，怎么看都像是一块遮羞布。诚然，决定一个人能否就业的因素非常多，但也与个人的能力和素质有着直接的关系，不能完全归咎于大学教育。

尽管目前大学教育体系并非尽善尽美，但有一点不容置疑，即大学是让学生学会心智健全地认知世界，学会正确的思维方法与判断能力的地方，而不是一个学什么专业就必须终身从事这一专业的地方，如果大学生意识不到这一点，则令人遗憾。

毕竟，专业受到了限制，但人是可以活学活用的，不论什么情况，倘若都拿出大学白读论来为自己辩护，那不是一种负责任的态度，更是这些学生没有意识到为何找不到工作的真正原因的体现。大学白读论，本来就不该是块人人适用的遮羞布。★

政协委员吃盒饭本不该是新闻

2009-09-14 13:54:51来源:新华网 手机读新闻

协委员吃盒饭了，竟也成了新闻，不免让人汗颜。这些年，我们这些大学老师参加学生论文答辩的时候，哪一次中午不是吃盒饭。为何教授吃盒饭、农民工吃盒饭、工人吃盒饭„„不能成为新闻，而政协委员吃盒饭就能成为新闻呢？

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有了路；政协委员吃盒饭本不是新闻，吃的人少了，也便成了新闻。按照“惯例”，广州市政协应在白云国际会议中心培训，吃的都是“大餐”，中午还能开房睡午觉。即便是这样，平常还是有一些委员会在附近酒店“加餐”。我们无从得知“大餐”是什么样的标准，也无法知道“加餐”会加到什么水平，我们只知道，政协委员吃盒饭确实并不多见。

“大餐”与“加餐”成了“惯例”，不知是从何时开始的。但这个“惯例”肯定不会是传统，因为我们党和政府的传统应该是“艰苦朴素、廉洁勤政”。当铺张浪费成了“惯例”，于是乎，政协委员吃盒饭，也就成了新闻。

政协委员吃盒饭了，现在是新闻。但我更愿意看到，政府官员吃“大餐”与“加餐”之类的新闻——当这些事件重新变成新闻之时，或许便是“艰苦朴素、廉洁勤政”的传统回归之时。（刘义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