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校园赔偿案的思考

第一篇：关于校园赔偿案的思考

近年来，淮滨县人民法院受理的关于校园赔偿引发的各类民事、刑事案件曾逐年上升趋势。据统计，2004年受理的校园赔偿案件35件，2005年受理43件，2006年受理52件。虽然校园赔偿案件数量较少，占全年所受理案件数量的比例较小，但逐年上升的趋势仍然应当引起全社会的关注。

一、校园赔偿案的特点

1、校园赔偿案的成因

多样化。主要表现有：⑴同学之间容易因小事发生矛盾引起双方争执、互殴或伺机找人报复；⑵同学之间互相玩耍将对方无意伤害；⑶在学校组织的校外活动中引起伤害；⑷学生无故旷课、逃学过程中造成伤害以及其他伤害。

2、校园赔偿案件的诉讼主体资格呈现低龄化趋势。据统计，在2004年校园赔偿案件中，高中学生占10％,初中学生占57％，小学生占53％。2005年，高中学生占8％，初中学生占50％，小学生占52％。2006年，高中学生占9％，初中学生占48％，小学生占47％。

3、校园赔偿案件的伤害后来越来越严重。2004年，校园赔偿案件以轻伤、轻微伤为主。2005年，死亡赔偿的1件，重伤害案件10件，有的致残，酿成终身遗憾。

4、校园赔偿案件赔付困难。在校园赔偿案件中，双方当事人各执一词，对损害的成因、过程分歧较大，特别是有些当事人事后将矛头指向学校，认为孩子造成伤害完全由于校方引起，但学校认为已经尽到管理职责，对于赔偿并不积极，所以此类案件的调解率极低，执行也非常困难。

二、校园赔偿案件的成因

1、社会因素。近年来，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西方资产阶级的某些不良文化也随之传入我国。如赌博、拉帮结派、打架斗殴、个人英雄主义等，在学生的心灵上产生了不良反应，致使部分学生在与其他学生发生冲突时，不是保持冷静的态度，正确地对待矛盾、化解矛盾，而是从个人利益考虑，采取报复伤害的手段，致使矛盾激化，引发校园伤害赔偿案件。

2、家庭因素。相当一部分学生家长在子女教育问题上，由于措施不当，对于孩子也产生了一定的不良影响。诸如有些家长在孩子与其他同学发生矛盾时，特别是认为自己的孩子吃亏后，经常会鼓励孩子采取报复的手段，打击对方，这些家长认为你打了我一拳，我就要踢你一脚，致使孩子的幼小心灵产生了扭曲。一旦受了委曲，就会报复对方，极易引起校园伤害案的发生。

3、学校因素。有些学校疏忽大意，对学生缺少必要的硬件软件管理，也是导致校园赔偿案件增多的一个原因。

三、校园赔偿案的思考

校园赔偿案的逐年增加，给家庭、社会造成极大的伤害，针对校园赔偿案的成因，笔者提出如下建议：

1、加强立法，强化责任意识。虽然我国针对青少年、儿童制定的有《未成年保护法》以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但对于未成年人之间的伤害没有一部专门的法律规范。在司法实践中，往往以《民法通则》来调整，但由于未成年人之间的伤害往往比较复杂，处理起来比较棘手，所以有必要制定一部专门的法律法规来规范。

2、强化社会责任。在全社会范围内开展关心未成年人身心健康成长的活动，在全社会禁止传播对未成年人身心健康造成伤害的电视、电影节目及书籍、报刊、杂志等，在全社会形成关心、爱护下一代的潮流，使未成年人免受伤害。

3、强化家庭学校责任。学校、家庭直接接触学生，他们的管教对未成年人起到关键的影响，只有学校家庭共同努力，与社会同步，加大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力度，才能有效避免校园伤害案的发生。

第二篇：公安局请求赔偿案

【案情介绍】案例 朱某向慈利县公安局请求赔偿案

1997年6月20日上午，湖南省慈利县公安局金岩派出所民警余志勇、胡其兵接到金岩乡南岳村小学教师宿舍被盗710元的报案后，即赶到案发现场，进行现场查看和分析了解后，怀疑是朱某（男，十三岁）和其他三位儿童所为。余、胡二人便将朱某等带到金岩派出所进行审问。在审问过程中，余、胡二人强制朱某做下蹲动作，并用脚踢、打耳光、用烟头威胁等方法对朱逼供，但未有结果。余十分恼火，朝朱的腹部打了一拳，朱当即感到腹部疼痛难忍，趴倒在地上。朱被送往医院治疗后经湖南省高级人民法院法医鉴定，结论是朱某十二指肠球部前壁穿孔，急性弥漫性腹膜炎，属重伤。张家界市人民检察院法医鉴定为10级伤残。盗窃案侦破后，排除了朱某参与偷盗的情况。余志勇、胡其兵因刑讯逼供、殴打朱某致重伤，被追究刑事责任。1998年4月30日，朱某向慈

1利县公安局请求赔偿。

【法理分析】

1．本案在处理过程中，对慈利县公安局应对朱某给予国家赔偿没有争议，问题在于本案是属刑事赔偿还是行政赔偿。如果本案属于刑事赔偿案，则慈利县公安局应根据《国家赔偿法》有关刑事赔偿的规定，给朱某予以刑事赔偿；如果本案属行政赔偿案件，则慈利县公安局应根据《国家赔偿法》有关行政赔偿的规定，给朱某以行政赔偿。

2．确认本案是行政赔偿还是刑事赔偿案件的关键在于确认余、胡二人在本案中行使的是公安行政职权还是刑事侦查职权。从余、胡二人的办案程序上看，余、胡二人接到报案后，没有作任何立案（也没有作刑事案件立案）处理，当即赶到案发现场，经现场查看和分析了解后，便对怀疑对象朱某等进行审问。这一系列行为均不能认为是余、胡二人在行使侦查权。因为侦查是侦查机关对刑事案件进行的专门调查工作和有关的强制措施。既然该盗窃案数额未达到刑事立案标准，也未作刑事案件立案，那么余、胡二人的行为当然不是对刑事案件进行专门调查工作的侦查行为。按照我国刑事诉讼法第83条和第89条的规定，侦查机关的侦查活动应在刑事案件立案后进行，即侦查权的行使应针对已经立案了的刑事案件进行。所以，公安机关对尚未作刑事案件立案的案件进行的调查活动，不是侦查，仅仅是一种公安行政管理行为。可见，在本案中，余、胡二人行使的并非刑事侦查权而是公安行政权，因此本案应以行政赔偿案定性，适用有关行政赔偿的法律、法规处理。

3．从执法对象看，朱某等被怀疑对象的年龄均不满十三周岁，属无刑事责任能力的自然人。按照法律规定，对于无刑事责任能力的人，余、胡二人不能对其行使讯问的刑事侦查权，只能作为治安行政案件对其进行调查、询问，行使治安行政管理权。因此，余、胡二人对朱某的审查、询问，不是在行使刑事侦查权，而是在行使治安行政管理权。余、胡二人作为公安干警，在行使公安行政职权时，以殴打等暴力手段造成朱某伤残，依照《国家赔偿法》第3条的规定，本案属行政赔偿，而非刑事赔偿。案情详见：http:///news/2004_4/10/1705577237.htm.

第三篇：国首例见义勇为赔偿案

笔者以为，从见义勇为的本意出发，见义勇为的概念应该是：不负有特定义务的自然人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或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少受损失，冒着较大的人身和财产危险而作出的行为。

见义勇为的构成要件应该包括：第一，主体是不负有特定义务的自然人。首先，必须不负有特定义务。众所周知，国家为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处理自然灾害等紧急情况，需要设立一定的专门机构来应对，常见的有公安局和消防局等。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警察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人民警察的任务是维护国家安全，维护社会秩序，保护公民的人身安全、人身自由和合法财产，保护公共财产，预防、制止和惩治违法犯罪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第三条规定：“消防工作由国务院领导，由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将消防工作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保障消防工作与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相适应。”第三十二条第四款又规定：“消防队接到火警后，必须立即赶赴现场，救助遇险人员，排除险情，扑灭火灾。”另外，企业为维护正常的安全经营秩序也会聘请一些工作人员，如商场的保安、游泳池的救生员等。根据国家法律的规定或者劳动合同的约定，他们对违法行为有制止义务、对违法行为的受害人有救助义务、对特定主体在特定情况下负救助的义务。由此可见，他们虽然实施的“见义而为”的行为，但是基于职务和义务上的原因，是不得不为，不能构成见义勇为。其次，必须是自然人。法人或其它组织不能成为见义勇为的主体。因为构成见义勇为的基础或前提必须是有“义”的存在，而“义”是指社会正义，当然也包括法律正义。社会正义的实现依赖于人的“良心”，而“良心”则只能专属于自然人，因此，法人或其它组织不可能成为见义勇为的主体。第二，行为人主观上必须具有基于内心„良心“的驱使而为使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免受或少受到不法侵害、自然灾害或意外事故造成的损失的意图。第三，行为人客观上实施了保护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人身财产利益的行为，如抢险救灾、制止违法犯罪或者协助有关机关打击违法犯罪等。第四，行为人的行为一般是在危急和急迫情况下做出的，一般情况下要冒着较大的人身或财产危险。

第四篇：审计责任赔偿案剖析

近年来，“利害关系人”追究审计责任的案件，悄然呈上升势头，人民法院处理此类案件，“自由裁量”度很大，会计界与法律界在法庭上的对话困难重重。本文拟通过剖析案件的各种法律关系，联系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职责和法律责任进行讨论，以期对审计理论和审计实务中存在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如何降低因审计涉讼造成的执业风险作一探索。

一、案情陈述

A公司是一家建材超市有限公司，由6家股东组成。为了共同转让各自的股权给B公司，A公司于2000年1月，委托S会计师事务所，对该公司1999年12月31日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进行审计，同时委托某资产评估事务所进行净资产评估。会计师事务所在实施了包括抽查会计记录等自认为必要的审计程序后，出具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资产评估事务所依据审计报告，出具了A公司净资产评估报告。

2001年1月，B公司以“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严重失实；全体被告隐瞒重大事项，共同实施欺诈”为由，提起股权转让纠纷诉讼，将A公司原6家股东列为第一至第六被告，资产评估事务所列为第七被告，S会计师事务所列为第八被告。请求第七、第八被告对原告支付的股权转让价款1750万元和经济损失670万元，与前6位被告一起承担连带清偿责任。原告B公司诉称，1999年12月，原告与A公司6家股东共同达成受让其所持A公司51%股权的《意向书》。基于充分信任中介机构，原告同意股权转让价格以转让方指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和资产评估机构对A公司审计和评估后的净资产值确定。2000年2月，原告与前6位被告正式签订了《股权转让协议书》，以审计报告确认的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以及以审计报告为依据做出的净资产评估报告为准，确认A公司51%股权转让价格为人民币1750万元。原告依此支付了股权转让价款后，成为A公司控股股东。B公司随即对A公司的资产、负债等状况进行了审查，发现A公司的资产、负债状况严重不实，审计、评估结果严重失实。主要事实如下：①征地劳动力安置费903万元应作为负债处理，而不应列入资本公积，导致虚增净资产；②1998年末，公司开业仅一年余，违规将420万元存货作盘盈处理，导致虚增利润；③1998年末，公司会计在无任何原始凭证的情况下，违规将一笔应付账款71万元直接转为营业外收入，导致虚增净资产。

上述严重问题，审计报告均未披露，也未作任何调账处理，审计报告和评估报告确认的净资产值与A公司资产实际价值相差达1800余万元。

二、原告对审计单位的诉权问题

涉讼的会计师事务所一般会认为，本案诉讼标的是股权转让协议纠纷。该协议是原告与第一至第六被告所签订，而会计师事务所仅与前6位被告投资组成的A公司签订审计业务约定书，据以承担审计业务，这是两个主体不同，内容独立的法律关系，彼此并无必然联系。因此，在程序法上不构成共同诉讼之被告地位。况且审计报告明示会计报表由委托人负责。委托人在委托审计业务时，向会计师事务所出具的“客户声明书”明确承诺：“本公司管理当局对报表的真实性、合法性和完整性承担责任”。所以，在实际处理上，审计单位不应承担当事人在股权交易中应由自己承担的交易风险。[!--empirenews.page--] 然而，基于以下事实和法律规定，会计师事务所恐怕很难摆脱被告的地位。①《注册会计师法》第42条规定：“会计师事务所违反本法规定，给委托人、其他利害关系人造成损失的，应当依法承担赔偿责任。”②《民法通则》第106条规定：“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③股权转让协议书约定，A公司的股权转让价格以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报告和资产评估事务所的净资产评估价值为依据，审计报告是股权转让协议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原告是审计报告的直接使用者之一，会计师事务所既然接受了审计委托，出具了审计报告，就应当对其产品--审计报告承担法律责任，按照法律规定，共同侵权人构成民事诉讼共同被告。

如果原告能举证证明会计师事务所明知审计报告作为股权转让价格的依据，会计师事务所在股权转让协议上签章确认审计职责的，或在业务约定书上明确审计报告将用于股权转让价格的，可列为共同被告。如果将审计报告作为股权转让价格的依据，仅是股权转让与受让双方的约定而未告知会计师事务所的，则会计师事务所可以作为无独立请求权的第三人参加诉讼。在本案中，由于审计业务约定书未就委托目的和审计报告的使用范围作出明确的约定，在原告无力举证证明审计报告将用于确定股权转让价格的情况下，举证责任应转移到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业务约定书未约定审计报告的使用范围，是会计师事务所的过错。

三、审计风险，从业务约定书开始

审计单位对客户的责任，包括对其他利害关系人的责任，是建立在委托合同关系上的，由于审计业务不同于其他商业行为，审计业务的委托常常没有严格意义上的合同，取而代之的是由会计师事务所与客户签订的业务约定书。

《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2号--审计业务约定书》明确规定：“审计业务约定书具有法定约束力。”为了保证审计业务约定书的签订合理、无误，该准则第一章、第二章还对签订业务约定书的程序和基本内容等均作了明确的规定。因此，业务约定书是审计业务执行的必要环节和审计风险控制的重要措施。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庭将会十分重视注册会计师行业准则中，关于业务约定书具有法律效力的规定，以便查清委托审计的目的和审计报告的使用范围、使用责任等案件事实。

在S事务所的审计业务约定书中，把“委托目的”条款变为“业务范围及目的”，条款全文如下：“乙方将根据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对甲方的内部控制度进行研究和评价，对会计记录进行必要的抽查，以及在当时情况下乙方认为必要的其他审计程序，并在此基础上对上述会计报表的合法性、公允性、会计处理方法的一贯性发表审计意见。”从文字表述上未清晰反映委托人委托审计的目的。而委托目的的约定，直接影响到审计报告的用途，判定委托人是否合法、适当使用审计报告，以及由于使用审计报告不当所造成后果的法律责任等一系列问题。在“审计报告的使用责任”条款中，则约定为：“乙方向甲方出具的审计报告一式四份，这些报告由甲方分发使用，使用不当的责任与乙方无关。”也未对审计报告的使用范围作出明确的约定。因此，条款中关于“使用不当”的责任，也无从区分。由于S事务所提供的业务约定书采用格式条款订立，按照法律关于“对格式条款有争议的，应当作出不利于提供格式条款一方的解释”的规定，因此，在诉讼中，原告关于审计报告是作为股权转让价格依据，审计单位应当承担审计报告失实的民事责任的主张，与会计师事务所关于审计报告使用不当的后果与己无关的抗辩，法律可能会向原告的主张倾斜。[!--empirenews.page--] 由于审计业务委托人，以及审计报告的直接使用者或潜在的使用者对委托目的具体要求不同，被审计单位的具体情况不同，审计业务约定书的具体形式和内容也会千变万化。因此会计师事务所在接受重大审计业务或特殊用途的审计业务时，尽量避免使用格式条款业务约定书。而应当按照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2号的规定，事先了解被审计单位基本情况，经初步评价审计风险后，以公平原则确定双方的权利和义务，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客户注意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条款，并按照对方的要求予以说明，并认真签好审计业务约定书。同时，对目前正使用的格式条款约定书，进行必要的审查、修订。这些格式条款业务约定书，有的是依据《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2号—业务约定书》制定的；有的甚至根本不符合准则的规定，但均为格式条款形式；有的规定了免除自己的主要责任；有的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而这些条款，依照1999年10月1日施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中关于格式条款的法律规定，均应认定无效。因此，应当注意到法律环境发生了变化，业务约定书也应该作出符合法律规定的调整。

四、对审计结论认识上的分歧

原告认为经过审计确认的会计报表，应该是挤干“水分”的。而会计师事务所却认为，由于注册会计师的审计采用事后重点抽查的方法，加上被审单位内部控制制度固有的局限性和其他客观因素的制约，难免存在会计报表在某些重要的方面反映失实，而注册会计师又可能在审计中未予发现的情况。因此，“会计师事务所的审计责任并不能替代、减轻或免除委托方的会计责任”。涉讼的会计师事务所如果仅以此为抗辩理由，主张造成A公司资产、负债、收益不实的责任在委托方，自己应当免责，则显得苍白无力，很可能不被法庭所接受。

在法庭上，涉讼的会计师事务所，应当充分应用其专业知识，举证证明审计是严格依据《中国注册会计师独立审计准则》进行的，并确实实施了“必要的审计程序”。特别需要举证证明审计人员已经充分注意到了《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8号--错误和舞弊》，以及《独立审计具体准则第18号--违反法规行为》的规定，结合被审计单位的实际情况，编制和实施了审计计划，充分考虑审计风险，实施适当的审计程序，获取充分、适当的审计证据，以证实错误或舞弊是否存在，或确定被审计单位是否遵守了可能对会计报表产生重大影响的相关法律。对一些特殊会计业务的处理方法，审计人员必须根据具体情况对客户选用的会计原则和会计处理方法作出恰当的评价。使法官充分认识“审计固有的风险”。弄清会计信息失真的真实原因。

涉讼的会计师事务所，在审计报告的“真实性”问题的抗辩中，应该改变职业思维定势。如果仍以为注册会计师对被审验的会计报表，只要按照《准则》的规定，谨慎执业，实施了必要的审计程序，则审计报告就符合“真实性”的要求，而不应该承担由于会计报表虚假而致使审计报告失实的责任。以这样的理由抗辩，肯定将会招致对方律师有力的反驳，亦难为法官所接受。法律界一般认为：“不真实”是指审计报告的内容与事实不符，即“虚假”。这也是法律界在这个问题上的思维定势。会计界想在这个问题上以自己的思维定势来改变法律界的思维定势，特别是要改变掌握审判权和裁决权的法官，恐怕不切合实际，难以奏效。法庭对审计报告的关注，首要问题是审计报告是否具备预期的质量和功能，而不仅是审计的程序是否符合准则。只要不真实的审计报告提供给了委托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他们据以作出的决策遭受了损失，注册会计师就难以以恪守了执业准则为由，来主张免责。[!--empirenews.page--] 从理论上讲，审计准则所规定的程序和要求，是能够有效地保证注册会计师在特定的审计成本下取得真实的审计结果。当注册会计师严格执行了法定审计程序时，得出的应当是真实的审计结果。但是，这并不排除审计固有的风险，以及被审验单位的会计责任。因此，在诉讼中，会计师事务所要证明自己严格执行法定审计程序，没有过错。并假以完整、规范的工作底稿，论证这一事实，非常重要。这样，独立审计准则的权威性也得以充分的展示。反之，如果审计单位不能提供完整、规范的工作底稿，来证明自己的审计程序和内容的合法性、规范性。那么，本身就违反了准则的规定，只能咎由自取。

然而，“不真实”的审计报告，只是会计师事务所承担民事责任的必要条件，不是充分条件。会计师事务所出具了法律上认为“不真实”的审计报告，是否需要对委托人或其他利害关系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还要证明注册会计师主观上是否有过错(故意或过失)，以及过错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是否具有法律上的因果关系。只有同时具备了侵权行为全部的要件，才能确定会计师事务所最终承担赔偿责任。

但是，由于注册会计师行业的审计准则，业外人士对之知之甚少，因此注册会计师界与法律界尚难以达成一致。在司法实践中，法律界人士，无论是律师还是法官，目前都缺乏对独立审计准则本质的理性认识。当然，他们也会仔细地研究准则的规定，然而他们的目的更多地是为了判断注册会计师是否保持了“职业谨慎”，去寻找注册会计师的“过失”或“故意”，把它纳入到法律既有的框架中去进行衡量，以评判注册会计师是否应当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只有当法律界真正了解了注册会计师职业，真正理解了会计责任与审计责任的区别，真正理解了审计的固有风险，才能对审计准则进行理性的思考，才能够尊重独立审计准则的权威性。但是，这需要时间，需要更多的司法实践。

第五篇：监狱及干警不作为国家赔偿案

监狱及干警不作为国家赔偿案 姓名：温靖玉 学号：20055497 目录 前言

一、案情简述

二、案例分析

（一）监狱及其干警不作为行为是违法的。

（二）监狱及其干警不作为侵权的国家赔偿责任

（三）监狱及其干警不作为侵权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四）行政不作为赔偿案件举证责任的分配

三、结论

摘要：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遭受人身伤害的，服刑人员或其家属要求监狱管理部门承担国家赔偿责任的纠纷近年来明显增加。服刑人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由于他们特殊的身份，使得人们常常忽略了对服刑人员的人身权的保护。在监狱中，服刑人员在服刑期间遭受人身伤害的原因很多，在这里分析的是因监狱及其干警因不作为行为而导致服刑人员人身伤害，服刑人员提起国家赔偿。

关键词：行政不作为 国家赔偿 违法 监狱 服刑人员

前言：服刑人员在监舍或出工劳动时被其他服刑人员殴打后因监狱及其狱警不作为致使伤势未得到及时的救治而致残的案件屡有发生。此案就是这一类型，透过此案所要阐述的是监狱管理机关因不作为违法致服刑人员人身伤害的应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并结合此案例分析了监狱管理机关的不作为违法致罪犯人身伤害的国家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一、案情简述

2000年1月20日，Y监狱一监区组织服刑人员清除鱼池淤泥。中午就餐时，值勤民警在距离服刑人员集中就餐现场100米处的工具室就餐，田间记工服刑人员周某，命令未完成挑泥任务的李某等十几名服刑人员站出队伍跪趴在地，周某持一根长约1米直径约0．03米的木棍（锄头柄）击打李某等十几名服刑人员的臀部，这些服刑人员被殴打后向值勤民警报告，下午民警未引起重视，仍让他们参加劳动。1月23日李某感觉臀部疼痛，请假在监内休息，25日李某的父亲探监，其父将李某被周某殴打的情况向监狱反映，监狱知情后即送李某去医院检查，其结果为李某的臀部有骨折及组织坏死，即行手术治疗。手术后，李某的受伤腿比另一条腿短3公分，造成伤残。

二、案例分析

在此案中，即使监狱干警存在不作为行为，但是真正致李某、田某伤害的是其他服刑人员，而不是监狱干警的不作为行为，因而监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但是李某致残的结果却与监狱干警的不作为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监狱干警的不作为才使得李某的伤势没有得到及时的治疗而导致李某残疾的后果。所以对于李某可否提起国家赔偿存在不同观点。我认为李某可以向Y监狱要求其承担国家赔偿责任。

（一）监狱及其干警不作为行为是违法的。

所谓不作为违法是指行政机关或正处于履行行政机关职能过程中的行政机关工作人员,故意或过失地不履行行政法规定的作为义务,从而对行政管理关系造成侵害的行为是行政违法行为的一种。

要判断Y监狱干警的行为是否是违法的不作为。行政不作为与行政作为相对而言的，要确定二者之间的区分标准，有许多学者有不同的观点，我认同的观点是按照行为的意思表示和行为形式来划分行政作为与行政不作为，只要行政主体或工作人员消极的未有意思表示或未实施行政行为，即可视为行政不作为。行政不作为与行政作为一样，都存在着合法与违法的可能性，所以行政不作为也不必然是违法的。此案中李某要提起国家赔偿就应该要确定监狱干警的行为构成不作为侵权。只有当行政不作为违法是才构成行政侵权。显而易见，此案中的监狱干警的不作为是违法的，虽然服刑人员在监狱中是接受惩罚但是他们仍享有人身健康权，作为服刑人员的管理机关，监狱及其干警应该对服刑人员的人身权负有相应的义务。但是在李某向值班干警报告自己的伤势时，监狱干警采取不作为的行为没有履行其负有的义务，从而侵害了李某的权利造成了损害结果，所以Y监狱的行为是违法不作为。

（二）监狱及其干警不作为侵权的国家赔偿责任。

221 案例来源：中国法律信息网

《行政侵权研究》王世涛著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005年 177页 在本案中的赔偿请求人是服刑人员，由于这一群体的特殊性使得很多人忽视了他们利益的保护。所以要求国家赔偿是对监狱服刑人员在监狱中受到侵害时的一种保障。对于本案中的情况有的人认为，侵权的主体是与李某同是服刑人员的周某，李某的伤势是由周某打伤的，所以应向侵权人周某要求赔偿，而监狱在此方面并无过错所以不用承担国家赔偿。对于这种观点我并不认同，虽然现行的《国家赔偿法》及1995年9月8日司法部发布的《司法行政机关行政赔偿、刑事赔偿办法》，都只是对监狱的作为行为导致服刑人员人身伤害或者死亡的，规定了应负国家赔偿责任，而对监狱的不作为行为导致服刑人员的人身伤害或者死亡的则没有作出规定，但同时也正因为《国家赔偿法》并没有将国家工作人员不作为违法所致损害排除于国家赔偿范围之外，所以《国家赔偿法》颁布后，有关部门才针对客观实际情况作出补充规定。1995年司法部颁布的《司法行政机关行政赔偿、刑事赔偿办法》对《国家赔偿法》第十五条的规定作了进一步的补充规定。《司法行政机关行政赔偿、刑事赔偿办法》第五条规定的“纵容他人殴打服刑人员”中“纵容”的行为，根据司法部的批复，是指：“负有直接监管责任的干警处于监管现场，明知他人殴打服刑人员，应当制止而没有制止的行为”。在此案中，李某的伤虽然是由同监狱的周某打伤的，但是在遭到殴打后李某曾向值勤狱警报告却未引起重视导致伤势未能及时得到良好的医治使李某的伤势恶化导致骨折及组织坏死，造成伤残。监狱中服刑人员虽因罪行而接受惩罚，但是仍然享有人身权，国家应该保护他们的人身安全与健康。所以，根据司法部的批复，监狱干警在知道李某遭受殴打后并没有依职权做出相应的处理，监狱的不作为行为导致服刑人员人身伤害或者死亡的，应属于国家赔偿的范围。

（三）监狱及其干警不作为侵权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Y监狱干警的不作为行为是否构成行政侵权，李某能否要求国家赔偿？国家对行政不作为违法负赔偿责任，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即构成要件，这是分清赔偿责任的关键问题。所以要符合以下的不作为赔偿责任的构成要件：

1.行政主体所负有的行政作为义务。《监狱法》第七条规定：“罪犯的人格不受侮辱，其人身安全、合法财产和辩护、申诉、控告、检举以及其他未被依法剥夺或者限制的权利不受侵犯。”显然，服刑人员收监后，监狱负有确保服刑人员在监狱内的人身安全不受非法侵犯的义务。所以监狱及其干警员有法定的作为义务。李某、田某既然在监狱服刑，那么监狱就有责任确保其人身安全不受非法侵犯。作为专门的刑罚执行机关，监狱及其干警组织服刑人员出工，理应意识到服刑人员手中有劳动工具，有可能自伤或伤害别人。因此，组织服刑人员出工前，Y监狱及其干警应严格按照司法部等上级部门的规章精心组织，周密部署，制定应对突发事件的应急预案。只有在确保服刑人员人身安全的前提下，才能组织服刑人员出工；在劳动时应严密监视服刑人员的劳动，发现有异常情况，应及时处置，履行法定的作为义务。否则应承担不作为的法律责任。

2.行政不作为违法客观存在。此案中，在服刑人员周某殴打其他服刑人员时，干警不仅没有及时发现或制止，甚至在这些服刑人员被殴打后向该值勤民警报告时，他对被殴打的服刑人员既没有及时组织进行体检，也没有采取任何其他措施，而是让他们继续参加劳动。显然，该民警没有尽到保护服刑人员人身安全的职责，存在明显的不作为行为。所以，监狱及其干警存在不作为违法行为客观存在。

3.监狱及其干警的不作为行为使服刑人员遭受人身伤害。李某的臀部有骨折及组织坏死，即行手术治疗。手术后，李某的受伤腿比另一条腿短3公分，造成伤残。

4、行政不作为违法与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实际损害之间有因果关系。因果关系问题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国内外学者有不同的观点。在此案中，服刑人员遭受的身体伤害是由其他服刑人员的侵权行为直接造成的。所以，有人认为，上述案例中，即使监狱干警存在不作为行为，但是真正致李某、田某伤害的是其他服刑人员，而不是监狱干警的不作为行为，因而监狱不应承担赔偿责任。但是，对行政不作为引起赔偿责任的因果关系，不能简单从“外部条件”与“直接原因”来分析。“实践证明，人为地将„条件‟与„原因‟区别开来并非一种理想与现实的办法，对于确定侵权赔偿责任来说，造成损害的一切条件或要素都具有同等价值，因而都可以成为法律原因。

法律要求国家机关在某种情况下履行作为义务，来避免相对人的有害可能性向现实性转化（或帮助有利于相对人的可能性转化为现实性），如果当时条件下国家机关能够履行而不履行，导致危险状态变成现实危害，那不履行作为义务的

33黄杰等：《国家赔偿法释义与讲座》，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113页。

行为就是危害结果产生的原因力。作为刑罚执行机关，监狱应该意识到高危人群的潜在危险，因此，为确保服刑人员的人身安全，监狱及其干警应时刻警惕并采取措施避免服刑人员相互伤害的情况发生。Y监狱为生产劳动之目的，忽视对服刑人员人身安全的保障，违法使用服刑人员管理服刑人员，其不作为行为正好给侵权人实施侵权以可乘之机，因此Y监狱的不作为行为是造成李某身体伤害原因。

所以，在此案中不能简单的认为李某的伤害是由其他服刑人员造成的而认为不应由监狱承担国家赔偿责任，李某正是因为监狱及其干警的不作为而使其未及时获得应该的医治才使得伤势更加严重从而造成李某残疾的损害后果。可见，李某的损害与监狱的不作为存在因果关系。

（四）行政不作为赔偿案件举证责任的分配。

行政机关不作为也是一种具体行政行为，只不过是一种特殊表现形式的具体行政行为。但它既是具体行政行为，对其提起的行政诉讼，就必须遵循行政诉讼的一般举证规则。也就是说，在起诉被告不作为的行政诉讼中，被告对不作为行为的合法性负举证责任。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必须提供充分的证据和法律依据以证明其不作为行为的合法性，否则，承担败诉的法律后果。4 在本案中监狱应该承担举证责任，证明其没有不作为的行为。

三、结论

综上所述，我认为李某可以向Y监狱提起国家赔偿。监狱及其干警存在不作为违法行为，同时监狱负有保障服刑人员人身安全的法定义务是监狱及其干警不作为违法的前提。Y监狱严重忽视了对服刑人员的安全保障，组织服刑人员出工不仅未经周密部署，而且劳动时违法使用服刑人员管理服刑人员。在服刑人员周某殴打其他服刑人员时，干警不仅没有及时发现或制止，甚至在这些服刑人员被殴打后向该值勤民警报告时，他对被殴打的服刑人员既没有及时组织进行体检，也没有采取任何其他措施，而是让他们继续参加劳动。显然，该民警没有尽到保护服刑人员人身安全的职责，存在明显的不作为行为，同时也是因为这种不作为给李某造成了损害，如果没有这种不作为行为，李某的损害必定不会发生，4 人民法院报，作者：仇慎齐 所以我认为这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由于此案的情况是符合上述要件的不作为侵权，同时在我国，要求监狱管理机关对其干警的不作为行为负赔偿责任有利于保护服刑人员的合法权益。若将违法的行政不作为排除于国家赔偿范围之外，则无异于纵容行政主体不履行职责，所以在此案中监狱应该承担国家赔偿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