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析受众对于正面新闻报道的负面解读

第一篇：浅析受众对于正面新闻报道的负面解读

浅析受众对于正面新闻报道的负面解读

[摘要]“坚持正面报道”是我国新闻宣传工作一条重要的原则。随着媒介环境的不断变化和受众素质的不断提高，传统的正面报道理念面临着巨大的挑战，其中最主要的是受众对于正面报道的负面解读。文章试图全面地解析正面新闻报道的负面解读的主要表现、产生的根源以及其存在的危害性，并提出相应的解决之策。

[关键词]正面报道；负面解读；全民记者时代

[中图分类号]G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2728（2013）03-0120-04

2013年2月3日《河南日报》旗下的大河网关于连霍高速事故的报道引发网民不满。有网民统计，这篇1300多字的报道中，有1134字都是表扬河南当局如何辛苦工作，对事故本身和死者遭遇却轻描淡写。媒体人范炜微博总结称，该报道中“褒扬用语25处，如‘迅速、立即、难度很大、全力救援’……没有出现一次伤亡人员或家属名字，没有家属一滴眼泪、没有一句对政府的批评、没有一声领导的道歉……”

该条新闻本来是传递政府公共政策的新闻，却并未在受众端得到应有的解读，受众更多的是从负面去解读。正面新闻报道是指新闻媒体对社会生活中体现时代特色、代表社会主流、具有积极意义的人和事进行肯定，以期能引导社会氛围良性发展的一种报道。正面新闻报道本来是想发挥媒体影响力大、社会引导能力强等方面的特点去积极地解读公共政策、宣传社会主流意识，但由于报道视角的单

一、报道中存在的一些负面细节等问题削弱了预期传播效果，甚至导致受众更多解读的是负面信息。

一、正面新闻报道负面解读的具体表现

正面报道是新闻报道的主体，发挥着引领舆论导向，树立榜样力量，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功效。但从实际的传播效果来看，许多正面报道传递给受众更多的是负面信息，具体表现如下：

（一）新闻人物的神化——只可远观不可亵学焉

典型人物报道，是我国新闻报道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长期以来，“我树榜样你学习”的单向传播模式一直主导着新闻人物报道的方向，现在宣传一些榜样人物时，主基调依然是其“废寝忘食，不顾家庭，一心扑在工作上”，甚至为了体现新闻人物的完美形象，故意拔高，不惜造假。受众本来就对典型人物抱一丝怀疑的态度，如果发现其中明显的负面消息，这个典型人物的榜样形象会荡然无存。《新闻联播》里还有病危期间甚至去世后才被宣传为典型人物的新闻报道，被网友戏称为“不死不模范，不病不典型”。这是典型人物宣传的极端负面信息。

（二）新闻事件的片面性解读——一切都是和谐的重大新闻事件的及时报道，能够积极地引导受众去感知社会，提高其社会参与意识。但是对于新闻事件的片面性解读，只提供一个报道视角，从政府努力的角度出发，对其他新闻主体的报道不足。这让本来对事件有所期待的受众参与性不足。

在连霍高速的报道中，河南当地媒体作正面报道突出政府在抢险救人中的表现是无可厚非的，但是要把握一定的度，不能一味的报喜不报忧，忽视了人文关怀，忽视对相关事故责任人的责任追究。对于重大的新闻事件必须全方位地进行报道，体现各方的观点，这样才能避免受众对正面报道的负面解读。

（三）缺乏对社会热点的正面回应——漠视大众的感受

在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各种社会热点突出，如医疗体制改革、教育体制改革等关系社会大众切身利益的社会制度的变革，对于这方面的正面报道，一般显得四平八稳，往往拿

一句“正在研究调研之中，一定要相信政府”去搪塞大众，对于公众的合理要求不能正面回应，而采取的是消极回避，殊不知在一次次的消极回应中，大众对于媒体的信任感也在不断地丧失。在正面报道之中，不能正面回应民众疑惑及进行合理引导，势必会让民众解读为政府的不作为，这是正面报道不全面引起的负面信息。

“郭美美炫富”事件中，由于官方媒体不及时正面回应此事，仅仅是发布一个声明，没有及时澄清相关的责任，以至于事件不断发酵，最后造成红十字会的捐款数额大幅缩水。从中国红十字会的“郭美美事件”到中华慈善总会的“尚德诈捐门”，再到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的“中非希望工程”，慈善信任风暴愈演愈烈，慈善组织成为“众矢之的”。

（四）会议新闻的空虚化——领导形象的过度再现

谈到会议新闻，大众的普遍反映就是无聊。但是会议新闻却是目前正面新闻报道的主力。会议新闻几乎成为黄金段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当地的领导按照职位的高低，逐次的抛头露面似乎已经成为一种习惯。新闻的排序不是按新闻价值进行排序，而是靠领导职位的高低进行排序。会议新闻基本模式化：哪些领导出席，主要领导讲话指出，最后强调。对于大众关心的会议内容却是一笔带过，不作详细解读。

二、正面新闻报道中负面解读产生的根源

正面新闻报道的预期传播效果是想从正面积极引导受众，但事与愿违，受众更多的是从负面进行解读，这其中的原因值得我们去深刻反思，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理念上的僵化——宣传价值大于新闻价值

理念决定思路，思想决定高度。之所以正面新闻报道会引起受众的负面解读，一个深层次的问题就是新闻机构依然固守宣传价值大于新闻价值的观念。在当下资讯发达、受众媒介素养不断提高的时代大背景下，受众不再是以前信息匮乏时代“你报道什么，我接受什么”，而是选择性地接受对自己有用的信息，接受具有新闻价值的信息。

（二）传播方式上守旧——单一的报道角度

传统的正面新闻报道传播方式单一，主要是选择政府的报道视角，整条新闻主要是政府采取了何种措施，对于整个事件的进展政府作出的努力，有一种政府是万能的感觉，这种传播方式在树立政府权威形象，提高民众对政府的信任感方面确实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随着民众权利意识的觉醒和整个社会民主法制进程的推进，现代的政府不应当是一个大包大揽的政府，而是一个依法行政、服务性的政府。作为一个社会主体，政府只能是依法行政，而不是所有的事都管起来。

（三）内容建构的空中楼阁——脱离大众生活

传统的正面新闻报道内容主要是以政府行为、政府决策、领导活动为主，在追求宏观视角的过程中，更多的是政府系统内部的一些信息传达，离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远，即使有关于大众生活的报道也是从领导参与的角度进行报道，很少去涉及大众的现实生活，这就造成领导看新闻、大众看娱乐的传播心理。政府需要民众知晓的信息传达出去，但是民众接受不到。民众越接受不到，越是简单地加大宣传的频率，越是引起受众的反感，受众越是逃离电视新闻正面报道，逐渐形成恶性循环。

其实大众并不是完全讨厌政府行为的正面报道，只是相关性不足，造成其参与性不强。要想真正地提高正面报道的受众认可度，要从受众的视角去解读政府行为，提高受众在政府行为中的表达权。央视新闻报道中“新春走基层”、“央视记者蹲点日记”等报道在民众中引起很大反响就是最好的例证。只有不断地深入基层，深入生活，深入老百姓的生活，报道民众的现实生活，才能不至于在内容上如同空中楼阁，不至于引起受众对于电视新闻正面报道的负面解读。

（四）受众信息获取渠道的多元化——告别“一枝独秀”

随着“全民记者”时代的到来，微博等新兴媒介的不断发展，受众在信息的获取上不再是单单的依靠传统的媒体，甚至在新闻的时效上，电视媒介有时候落后于微博等新兴媒介，如前面谈到的“郭美美炫富”事件，开始时就是在新浪微博上传播。在传媒格局发生变革的时代背景下，传统的正面新闻报道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挑战。

一个新闻事件发生后，网络媒介上各方面的态度与各种各样的小道消息满天飞，而传统新闻媒介依然是四平八稳的正面报道，不能起到消除社会的不确定性、有力回击谣言的作用，不能很好满足受众对电视媒介提供权威信息的需求。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受众的不信任感，也助长了受众对电视新闻正面报道的负面解读。

三、正面新闻报道中负面解读存在的危害性

正面新闻报道是为了引导社会大众以阳光的心态、积极的视角去认知社会、关注政府的行动与政策动向，如果达不到预期的传播效果，甚至出现负面的解读，对于整个媒介环境和社会环境都有很大的危害性，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受众出走——对正面报道失去兴趣

当受众对正面新闻报道开始作负面解读的时候，也是受众对正面报道失去兴趣的时刻。正面报道存在的意义是为了引导受众积极的去认识社会，知晓政府在社会管理等方面的优势，提高社会整体的向心力，构建一个和谐的社会环境。当正面报道的受众开始失去兴趣的时候，正面报道就失去了其应有的意义。

（二）政府无奈——上传不能下达

正面报道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及时传达政府的政策及相关工作计划，让社会大众知晓政府的工作重点以及公务人员在具体执行过程中的先锋模范作用，引导社会大众共同去建设和谐的社会。

作为政府信息重要传递渠道的传统新闻正面报道不断受到负面的解读，很大的一个危害就是政府的一些政策与工作计划不能很好地传递到社会大众之中。如若一个政府的行为得不到社会大众的支持，就会增加政府的行政沟通成本，增加政府沟通协调的困难，减缓社会整体发展的步伐。

（三）媒体叹息——信息的无效性

作为正面报道的传播主体，传统新闻媒介面临正面报道被负面解读的危机时，就会造成社会大众对整体新闻节目可信度的质疑，对“舆论领袖”地位的质疑，随之而来降低对节目的“黏性”，受众就会不断地流失，传统媒体的整体经营压力就会不断上升。

面临如此困境，传统媒体为了自身品牌的发展，就会减少正面报道的栏目设置，减少正面报道的时长，增加一些娱乐类的节目去争取收视率，进而提高其经营业绩。这样就会形成恶性循环，正面报道就会在经营压力下被媒体淡化，对受众的引导就越不足，受众就更多地去关注一些娱乐类的节目，减少对正面报道的需求。长期以往，媒体就会丧失对社会舆论的引导能力，进而丧失其权威性。

（四）社会悲哀——社会心态的浮躁

正面报道在引导社会舆论、塑造社会大众素养方面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随着正面报道被大众不断地负面解读，这方面的作用也在不断消解，社会大众更多地听信微博等社交媒体上没有核实的各种小道消息，被其中故意夸大的故事情节所吸引，接受各种各样的解读方式，在没有权威媒体引导以及对新闻事件没有全面认识的情况下，会造成不必要的社会对抗情绪。

在社会变革的大背景下，各种社会事件层出不穷，在没有正面报道的合理引导下，受众很可能被各种负面报道所吸引，对社会产生悲观情绪，进而造成社会心态的普遍浮躁，丧失了基本的思考与判断，只是简单地盲从各种观念，并不自觉地作为人生的行动取向。长期发展下去，便会造成整体社会价值观的混乱，对于处在改革攻坚期的当代中国很不利。

四、正面新闻报道中负面解读的解决之策

正面新闻报道的负面解读，其危害存在于各个层面，不仅是传媒内部层面上，而且对

社会良性氛围的形成都有很大的影响，传媒人不能坐以待毙，要积极地行动起来，从时代的要求出发，创新正面报道，消减受众对其负面解读，继续发挥其引导舆论、沟通社会的作用，具体要从以下几点做起：

（一）更新观念——在宣传价值和新闻价值中找寻平衡点

要解决正面新闻报道负面解读的问题，必须标本兼治，其根本性的问题就是宣传系统观念的问题，要想改变这种现状，必须转变其宣传价值大于新闻价值的传统观念，只有作为正面新闻报道的主管部门的传播理念进行创新，才能在源头上保证正面报道的新闻性。在受众的媒介素养不断提高、传媒格局不断变化的时代大背景下，宣传部门应当认识到单纯注重宣传价值，对受众进行灌输式教育的时代已经成为过去式。要想对受众进行正面的引导，必须注重正面报道的客观性、真实性，采取平民的视角去报道，才能吸引受众去关注正面报道，才能谈得上正面报道的引导效用。最近央视记者走基层的正面报道能够吸引受众的关注，获得社会大众热烈讨论就是最好的例证。

（二）多角度的传播——追求多角度、全面的解析新闻事件

媒体在进行正面报道时，要放弃其传统的单一的政府报道角度，要力求从不同的角度解析新闻事件，占领舆论的制高点，而不是在受众质疑的时候出来当“灭火队员”，甚至保持沉默，任由其不断发酵。

在新闻事件发生时，电视媒介要选取最佳的报道角度，尝试从政府的角度、平民的角度对新闻事件进行全面的解析，成为受众关注新闻事件的权威信息源，从源头上杜绝受众负面解读的可能性。在媒介观点横飞的时代，受众渴望一个真实、权威信息源的心理是没有变的，只是在电视媒介不能满足其新闻需求的情况下，才去听信谣言，进行负面解读。如若电视媒介能发挥自身权威性、客观性、声画合一的优势，积极地多角度地解析新闻事件，受众依然会回归。

（三）内容来源的多元化——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生活

传统的正面新闻报道主要是以政府动态、领导活动为主，才造成普通受众无心参与，甚至进行负面解读。正面新闻报道要想得到受众的关注，必须要求记者深入基层、深入群众、深入生活中，去采写社会大众真实的生活状态，解读政府政策在现实生活状态中的执行情况，听取大众对于政府执政能力的一些褒贬，才能更好地为政府履行管理社会、为民众服务的职能提供科学依据。

对于政府行为的好与坏，对于媒体报道的人物的好与坏，受众拥有最直接的发言权，只有真正地深入他们的生活，才能了解其最真实的想法，从根源上截断其对正面报道的负面解读。正面报道的先进人物是大众生活中可以感知，可以学习的榜样，受众就不会负面解读。中宣部和中央文明办推出的“身边好人”为何会引起社会大众的积极参与，就是对正面报道过时之说的最有力的回击，也再一次证明受众不是拒绝正面报道，只是缺乏对生硬宣传、与其生活无关的正面报道的耐心。

（四）注重与受众的互动——倾听百姓的声音，建构沟通的桥梁

传统的正面新闻报道，主体的思路就是“我做指示，你学习”、“我树榜样，你模仿”这样的一种单向的传播模式。受众只是单纯地作为一个接受者，被生硬地成为一个学习者，个人的参与意识得不到表达。在新的时代背景下，这样的单向传播模式必然被受众所抛弃。正面新闻报道要想在新的环境中得到受众的青睐，必须加强与受众的互动，让其参与正面报道，听取其对于政府政策的感知，给予其表达自身观点的平台。电视媒体只有真正成为百姓和政府之间沟通的桥梁，才能更好地弘扬社会主旋律，引领社会舆论。

央视《感动中国》作为一档正面报道栏目，为何每年能得到大众的追捧，其主要的原因便是：从感动中国人物最初的全民推荐，全民票选，全民评判，到最后节目现场的全民参与，整个流程都有社会大众的全程参与，社会大众就会相信自己参与的正面报道，相信这是

客观的，这是值得自己信任的正面报道，就不会去负面解读。

五、结语

正面新闻报道作为引导社会大众积极认知社会、感受先进人物，理解政府行为的一个重要的平台，其在塑造民众的社会素养与媒介解读能力方面有不可或缺的作用。在新的媒介环境下，正面报道面临受众的负面解读，不仅是传媒内部的问题，更是一个关乎社会整体氛围的问题，作为传媒人，有责任去破解这个难题，让电视新闻正面报道起到其应有的功用。

[参考文献]

[1]凯斯·桑斯坦，网络共和国——网络社会中的民主问题[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2]王蒙，公信力，包容性和人文精神[N]，人民日报，2011-06-07

[3]焦娜，浅析《感动中国》正面报道中的创新与突破[M]，新闻窗，2012，（6）

[4]陈先，探讨正面报道中的几个偏颇倾向——从颂扬招来质疑、策划成了造假、新闻爱戴“官帽”谈起[J]，新闻与写作，2011，（6）

[5]何可可，新闻舆论监督也是正面报道[J]，新闻传播，2010，（10）

[责任编辑：钟山]

第二篇：负面情绪的正面意义

负面情绪的正面意义

人人抗拒和不接受的负面情绪，却能带给你的礼物，所有的心理痛苦都是有意义的，所有的体验对生命都是重要的，心理痛苦是自我在成长中的必经阶段。如果人们明白情绪的困扰是人类生存的一种自然状态，就像白天和黑夜的更替一样，快乐和悲伤，开朗和消沉都是交替的。你可以把情绪困扰想象为不期而来的‘客人’，他让你感觉不舒服，但他不是你的家人，终究会走。每当她们来时，你需要做的就是静静地与其相伴，不评价、不批判。动机和情绪总不会错，只是行为没有效果而已。所有负面的情绪会有其正面的价值。只要你明白了,就能善用它。如果你认同痛苦，那么痛苦反倒会成为你的资源；如果试图快速消除它，那你就扩大了痛苦。当你升起负面的情绪和感受，不是要驱逐它，而是拥抱它。请深深感恩一切的感受和情绪，无论它是正面还是负面，都请迎向它。人生中出现的各种负面情绪，除了一种“恨”之外，都有其正面的价值和意义，不是给我们一些力量，就是指引我们找寻更好的方向，有一些甚至两者俱备。以下是常见的负面情绪的正面价值和意义：

1、愤怒：给我们力量去改变一个不能接受的情况。电影中和社会罪案里的主角警告对方不要激怒他，否则“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便是最好的例证。今天的社会里充满内心力量不足的人，他们往往需要生活在愤怒里，以维持更多的力量去面对人生的状态。这就像一个人在冬天里燃烧自己的腿去取暖，只会使问题越来越严重。世人最大的错误是企图运用愤怒带来的力量去改变外面的人事物，这当然不会成功。这样的人以为需要更大的力，于是变得更愤怒。用愤怒带来的力量改变自己，这才是突破方向。当每个人出生的时候，已经拥有完全足够的力量，怎么会变得力量不足呢？力量消耗在哪里了？或者，什么事是不能接受的，真的不能接受吗？这些都是在辅导工作里应该探索的方向。

2、痛苦：指引我们去搭建一个摆脱的方向。痛苦是使我们能避开危险，并提升人生经验的信号。痛苦可分为生理和心理的痛苦，但意义是一样的。例如果把手放在火上感觉痛苦，手会拿开，如果仍感到痛苦便会继续拿开，直到痛苦消失为止。所以，痛苦给人动力，这份动力是必须的。没有它，这个人便不会改变和突破了。心理治疗大师罗伯·麦当奴在教授处理感情关系问题的技巧时说：在有痛苦的两人关系中，感到痛苦的人就是该做出改变的人！

3、悲伤：从失去里取得力量，使我们更能珍惜自己仍然拥有的，包括记忆。“珍惜”的意思是妥善运用。所以悲伤既指指引方向，亦给予力量。一种能促进深沉思考的反应，能更好的从失去中取得智慧，从而更珍惜目前所拥有的。

4、后悔：找出一个得不到最好效果的做法中的意义，提醒我们，要找出一个有更好效果的作法，同时让我们更明确内心价值观的排序。

5、左右为难：说明内心价值观的排序尚未清晰明确。

6、恐惧：一种高能量的情绪，恐惧可以提高神经系统的灵敏度，并能使意识性增强，这对我们提高对潜在问题的警觉性很有帮助。它使我们获得本不能得到的信息，它使我们迅速作出反应，并在必要条件下选择逃避。恐惧指引我们找出不必付出的却原以为需要付出的代价。恐惧指引我们去找出原以为需要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并去思考可以做些什么使自己不必付出这些代价。与困难一样，处理这种情绪的目的并不一定是使我们做某一件事，而是多了一份“可以做这件事”的选择。恐惧是维持动物生存下去的第一重要工具，人活着不能也不应该完全没有恐惧。勇气并不是没有恐惧。真正的勇气是：虽然有恐惧，但还能继续走下去。

7、无可奈何：已知的办法全不适用，需要创新与突破思考。

8、内疚：这是一种与评估是非对错连在一起的情绪。如果我们没有其他的方式评估与价值有关的行为的话，内疚可限制我们的行为选择范围。现在我们明白了这个道理，我们就能用更富有建设性的评估方法来取代内疚。指引我们已经完结的事里尚有未完结的部分并转化为完成的力量。这些情绪是指引方向的，若明白了它们的意思，便能将它们转化成力量推动拥有者把未完结的部分完成。关于这一点，家庭系统排列的学问里有关付出与收取的平衡

概念很有帮助。

9、焦虑、紧张：事情很重要，需要额外的专注和照顾；已拥有的资料与能力不足，须添加更多所需。同样也指引我们找寻方向。焦虑、紧张常常跟本人对自己的身份定位搞不清楚或者本人与系统的关系不清晰或者误解有关。

10、困难：指引我们去量化须付出的代价比可收到的回报更大。很少人注意到困难也是一份情绪感觉，它也是指引方向。对于困难只要清晰地量化须付出的和收取的，便能马上改变这份感觉。咨询师应当注意：处理这种情绪的目的并不一定是使来访者去做某一件事，而是使他多了一份“可以做这件事”的选择。

11、嫉妒：嫉妒是中转站般的情绪，有两个发展方向：第一种是“我低你高，但是我相信我可以凭增高终而超越你”。这样的嫉妒会变成“不服气”，从而产生动力，让这个人发奋努力。另一种是“我低你高，但是我无法增高或超越你”，这样的嫉妒会变为憎恨。

12、害怕：不甘愿付出本来自己认为需要自己付出，或者觉得付出的大过得到的。它促使我们对所期望的东西重新进行评价及对实现期望采取的方法进行重新调整。

13、惭愧：一件表面上已经完结的事，但还需要采取一个行动的部分。

14、失望：发生在所期望的目标已确定但没有实现的时候，是一种能促使对期望作出重新评估及对实现期望目标所采取的方法作出重新调整的信号。失望其实可分为两种：对人事物的失望和对自己的失望。对人事物的失望必然来自想控制它们的企图，无法如愿便失望了。对自己的失望来自不接受自己，“接受自己”就是解决的方向。所以，失望也是指引方向的情绪。

15、讨厌：需要摆脱或者改变的提醒信号，帮助我们去找出改变及摆脱的办法。

16、压力：是转变动力之前的准备，就想弹簧一样，压得越低，弹得越高。

17、忧虑：一种高能量的情绪，它把主意力集中在一个就要发生，但后果令我们担心的事情上。让我们出去精力集中的状态并将其变成兴奋，为我们提供能量。

18、憎恨：我的研究里，只有“憎恨”尚未发现有什么正面价值和意义。这种情绪的意义，是要维持本人在无法提升、同时必须把对方拉下来的境界里，它基本违背了“本人有足够能力去建立成功快乐的人生”的信念。来访者既不接受对方比自己高的事实，又不能操控对方让他降下来，亦不能提升自己去超越对方，内心会产生愤怒，并会把愤怒提供的力量用在企图毁灭对方的行为上。在企图毁灭对方的过程中，对方大多数不会被毁灭，但是自己却毁灭了。把时间和资源浪费在那份企图上，人就无法经营好自己的人生，原来可得的成功快乐的机会也就被毁灭了。所以，我的建议是：小心不要让自己沾上这种情绪。化解憎恨的最有效方法是让心中充满感恩。

19、委屈：小孩子对父母的情结投射在其他人事物身上。委屈的意思是：“你没有给我你应该给我的。”感到委屈的人把自己放在低位，把对方放在高位，操控着自己。在这个世界上只有小孩子会觉得什么都是他该得到的，而且不管要多少、什么时候要，父母都有责任满足他。而心理成熟的人知道：满足自己的需要是自己的责任，对方没有一定的责任要给我什么；并且，这里得不到，我可以去别的地方拿到。

20、感恩：“恩”是本人没有权利得到却得到了的东西，对恩有感谢的感觉，就是感恩。小孩子有父母走在后面搞定一切，没有感恩的需要。思想成熟的人才知道感恩，因此，不懂得感恩也是没有充分成长的心态的表现。

从上面这些定义中我们明白，每个负面情绪其实都是给人一份推动力，推动我们作出行动，这种推动力或者是指出了一个方向，也可能给予了一种力量，或者两者皆有。既然问题不在情绪本身，就要看你如何去拓展情绪上的选择空间，也就是运用情绪的能力。如果你感觉你在情绪上无能为力，那么，负面情绪似乎往往要占上风，它将主宰并控制你的行为。有时候，当我感到自己有一种负面情绪时，我外在的意识通常就通知我对这些情绪作出评估。假如，我最近感到工作上很有压力，我就会问自己：最近是否需要在工作中加入一些动力？如果答案是肯定的，我就会让自己去体会这种压力，这是我的选择。当我主动这么做的时候，事实上，压力已经不是压力，它更是一种刺激，一种挑战，一种动力！在此其间，我的外在意识会定期的使我对压力予以注意，因而我会对我的想法所维持的时间的长短是否合适作出估计。如果已经达到合适的程度，我就会选择一种新的情绪状态，对我来说，时间量的大小就是我获得信息并决定对其怎样作出反应所需要的时间。进一步说，所谓的负面情绪，多数都是把我们的注意力转移导那些不开心的事情上。通过把我们的注意力引向不开心的事并使我们处于一种情绪状态，通过这些状态就可以帮助我们对所处的局面做出评价，所有负面情绪状态可以帮助我们搞清楚事情并找到解决困难的方法。如果这个反应过程中，外部环境发生变化，我们就会完全自由的调整我的情绪状态以应对新的情况作出反应。我发现这种情绪的选择模式很有趣。因为我已经学会前面讲到的技巧，所以我对我的情绪有了一种意识力，从而任何特定的时候，我都能对它作出合适的选择。我们的情绪的发生总是配合生活中的每一件事，帮助我们向着自己的主观愿望前景。我发现负面情绪的真的很有道理，而且是有用的。当你再去体验负面情绪的时候，结果发现痛苦感不见了，你就会看到负面情绪可以为你服务，并能不断的帮助你找到方法同时给予能量动力去解决困难。就向前面所说的，上帝创造的功能总是有用的。你一旦获得了情绪上的自由，也就大大拓展了精神领域的活动空间。态度就想磁铁，不论我们的思想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我们都受它的牵引，而思想就想轮子一般，使我们朝着一个特定的方向前进。虽然我们无法选择发生的事情，但我们可以选择我们的情绪状态，虽然我们无法调整环境来适应你的生活，但可以调整情绪来适应一切的环境。毕竟，你的生活不是由生命所发生的事所决定的，而是自己面对生命的态度，和你的心灵看待事情的态度来决定的。

第三篇：负面新闻报道与构建和谐社会

一般认为，正面报道利于和谐社会的构建；负面报道不利于社会的和谐运转。但这种理解最多只对一半。本文采取理论与实例相结合的方法，对负面报道的社会效用进行了全新解读，以期在建构和谐社会的进程中为新闻报道如何发挥更大效能提供理性参考。

每年4月份，不同国家的传媒都会不约而同地把普利策新闻奖评选结果公之于世。因此，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每年一度的普利策新闻奖所产生的冲击波，尤其是其获奖作品所折射出的新闻报道观念，越来越冲出美国，走向世界，愈来愈显现出蓬勃的生命力。随着中美间各领域的交往日益频繁，当我们提出吸收一切国家优秀文化成果构建和谐社会之时，科学理性地看待美国新闻报道观的优缺，汲菁祛芜，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提供镜鉴，亦属中国新闻界的当务之急之一。

一

负面报道“集中于那些与现行社会秩序和道德标准相冲突的行为，及像犯罪、丑闻、性攻击、事故和自然灾害等类似的反常事件。” ①正面报道的旨趣偏向积极与光明面；写作基调是宣传教化和正面赞颂。②处在正、负面报道之间的可称之为中性报道。以此番界定来省察90届普利策新闻奖，结果是：除解释性报道奖、批评报道奖和社论写作奖基本属中性报道外，其余11项大奖均属纯粹的负面新闻，负面报道占获奖总额的78.6％，几乎没有正面报道。

其实，对负面消息的大量报道绝不仅仅是普利策奖的偶然钟爱。扒粪揭丑(muckraking)、揭露社会弊端是众所周知的美国新闻报道的主旋律。正如美国普利策新闻奖委员会现任执行官西格·基塞勒（Sig Gissler）所言，“战争、灾难、挖掘社会问题、揭露贪污、揭露政府等的问题一直是评委喜欢的题材。”③

根据美国作者道格拉斯·贝茨在《普利策奖内幕》一书的估计,从1917 年到1990 年颁发的普利策奖中,约有40%属于揭露性报道,另有40%属战争、犯罪、公民自由、种族关系、自然灾害和国际方面的报道。④这一估计反映了美国的主流媒体一直是以揭露性和灾难性事件为报道主体的,反映了一种西方新闻报道的基本理念。

中国式思维惯常认为，既然社会的主流是好的，那么光明面就应该是九个指头的问题而阴暗面顶多是一个指头的问题。于是乎，“报喜不报忧”就自然成了恒久不变不言自喻的铁律，当然，灾难不是新闻，救灾才是新闻也演绎成我们新闻报道的习惯性思维。

那么以歌功和赞颂为基调的报道在当今的中国现实语境中果真全然是包打天下而又威力无穷、弘优扬善而又受人欢迎吗？以灾害凶杀和揭丑鞭挞为主旋律的负面报道在美国所产生的作用就必然是舍本求末、诲淫诲盗、乖离“和谐”吗？

二

我们先来看美国的情况。

在美国，新闻报道重在扒粪揭丑，惩恶除奸，监督政府，警示凶险的观念由来已久。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社会进入了所谓的“镀金时代（Gilded age）”，开始兴起以“扒粪（muckraking）”为主的负面报道。当时的美国经济迅速发展，但急剧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社会产生了种种腐败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普利策倡导报纸进行揭露性报道，他说：“罪恶、卑鄙、腐败最怕的就是报纸，因为任何法律、伦理、规章制度都无法和报纸相比。”⑤由普利策拟定的“新闻揭丑”思想后来不但成了由其自己发起成立的普利策新闻奖的“主旋律”，而且逐渐演变成了美国新闻报道观念的主流话语。以“观点自由市场”和“意见自我修正”为原则的自由主义理论和以“报刊应成为对行政、立法、司法起制衡作用的第四种权力”为主导观念的媒介体制生态长期衍生而成的政治和文化逻辑，加之以“受众是上帝、市场竞争和经济收益永远第一”为金科玉律的商业逻辑，这一切无疑为美国大众传媒长期倾心各种负面报道提供了取之不竭的动力，打开了通向“地狱”之门。世纪《纽约太阳报》编辑约翰·伯卡特（John·B·Bogart)的名言 “狗咬人不是新闻,人咬狗才是新闻”成为负面报道大行其道的第一声呐喊和冲锋号。美国报人认为，对读者来说，一个具有负面效应的新闻题材比正面题材的新闻具有“更大的”兴趣。⑥于是“好消息就是没新闻”（Good news is no news）、“坏消息就是好新闻”（Bad news is good news）就成了美国主流的新闻遴选取向和报道观念。

虽然以负面报道为主的“揭丑”新闻屡获大奖，但是这并不表明普利策奖对现实社会完全持否定态度，相反，普利策新闻奖的评选标准彰显着美国社会主流价值观，即自由意志、社会责任感、民众知情权、信用、监督权、社会正义、同情心等。美国媒体对诸如灾害事件、暴力冲突、政府丑闻、商界腐败等负面消息的报道虽然充溢着的尽是施害者的残酷性与毁灭性、受害者的极度绝望和无助抗争、救援行动的杯水车薪或邋遢迟滞、官场政客的失职渎职贪赃枉法、商界大鳄的违法乱纪贪得无厌，当然，这样的报道无疑具有相当的负面影响，会使部分受众涣散抗争斗志，产生惊慌、恐惧甚或看客心理。但它更多时候使人们对负面事件本身的认知进一步深化，引发他们思考诸如生命在自然界中的存在状态、自然与人之间的关系、个体生命的意义、社会冲突与不和谐的根源等问题，有助于普通民众和政府官员在接触媒介信息的过程中 ,潜移默化地培育生命伦理观、环保意识、社会正义与责任意识、历史使命感以及维护社会公德、主持社会公道、保护弱势群体、铲除丑恶毒瘤等诸多基本社会价值观念，并为下一次面对突如其来的重大破坏性事件时如何预防、规避、求生、救助、协调、追惩，提供了深刻的借鉴、启示与反思。这正是我们所看到的，在美国尽管负面报道之风劲吹，可社会稳定和秩序之树却不但少见根基动摇，而且有愈吹弥坚之势，甚至某些时候还大有“负面”之风不吹、“美利坚”大厦根基难固的基本原因之所在。

由此看来，在美国，在宪法的言论和出版自由的条款保障下，以扒粪揭丑为主要内容的负面报道新闻自由为核心的新闻报道观是为既存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服务的,新闻界与美国政府“这两股势力都是致力于同一个目标——维护民主体制和现行制度。”⑦

三

再来看中国的情况。

按照我们的观点，灾害灾情不是新闻，抗灾救灾才是新闻；抢劫犯罪不是新闻，案件侦破才是新闻；官场腐败不是新闻，擒获贪官才是新闻。如果卡特里娜飓风发生在中国，这么大的自然灾害我们会因担心过度展现灾情残酷而涣散民心，而只会重点着墨于各级政府和灾区民众战天斗地的抗灾“壮举”。“优点不说不得了，缺点不说自会少”。于是，在我们的突发性灾害事件报道中，灾情的惨烈、灾民的凄苦、救灾物的随意克扣、救援行动的渎职散漫等等常常会被众多领导干部声泪俱下、誓与人民共存亡的豪言壮语所置换，会被一个个感天地、泣鬼神的草根民众的“牺牲我一个，幸福十亿人”的激情故事所遮蔽；于是，小灾小胜利，大灾大胜利；小灾出小典型，大灾出大典型；小案出小英雄，大案出大英雄，就成了我们新闻界报道负面消息时的英雄“三部曲”。新闻贵在打气鼓劲，即使负面消息我们也要挖掘出积极意义从正面角度进行报道。这种对待负面消息与西方完全不同的报道观，确实表扬了先进，鼓舞了人心，极大地推动了社会的发展与进步。但同时，由于受众在接触媒介提供的有关灾难性事件的图像和文字报道时 ,只能认知了解灾难性事件的概念性、抽象性信息以及政府的抗灾救灾行为，人们从负面消息正面化的报道中获知的灾难性事件的受害者的生存状态的信息接近于零，受众的知情权和监督权根本无法得到保障，隐藏在灾害事件背后的失职渎职玩忽职守等人为致祸因素难以得见天日，受众的视听在一曲曲高扬主旋律的凯歌中被淹没在纷至沓来的英雄事迹与胜利佳音的汪洋大海之中，他们一次次失去了反思造成巨大人身财产损失的天灾人祸因素、人类生存境况、生态保护、人类与自然的和谐共处等一系列重大现实问题的最宝贵机会。1998年春夏之交，长江发生了百年一遇的大洪水，成千上万人伤亡，数百万人无家可归，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达数千亿元。洪水过后，“一位作者在参观了1998 年抗洪救灾摄影展后大发感叹：摄影展根本没有反映 1998 年洪灾的状态 ,后人无法凭借这些图片来描绘1998年发生在中国的洪灾 ,特别是无法借助于这些图片了解当时灾民的生活状态。”⑧

正面信息扩大化，负面消息正面化，此等心照不宣的报道传统和潜规则，带来的负面影响如果仅仅是大众传媒权威性与公信力的日渐锐减和受众满意度的不断降低，那还不足惜，最让人忍无可忍的是，本来是一件突如其来、防不胜防的自然灾害，却被宣传成领导处置有方、上级措施得当的得胜还朝之役；本应是一起必须深究缘由、追惩责任的人祸最后却演变成塑造出诸多典型的皆大欢喜的群英会、庆功宴和升迁答谢；本该是理应被推到审判台前的历史罪人却摇身一变成了巡游四海到处宣讲先进事迹的人民功臣……

回首既往岁月，不难发现这么一种现象，只要什么时候新闻媒体只报喜不报忧，往往这个时候就是社会秩序、经济状况和民主生活发展最糟糕最脆弱之际，只要什么时候坚持既报喜也报忧，这个时期常常就是人心舒畅政通人和百业俱兴之时。反右斗争扩大化，五八年大跃进，紧接着三年自然灾害，再接着十年文革，这几个时段媒体的新闻几近清一色属于弘扬“光明”、树立“正气”的正面报道，可实际上没把多少科学理性的正气鼓起来，却鼓出一股股“阶级斗争，一抓就灵”、“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等阴阳怪气。在70年代末之前的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我们的媒体塑造出的拟态环境要么是“与天斗其乐无穷，与地斗其乐无穷”的人定胜天群英图，要么是“飒爽英姿五尺枪，五星红旗迎风飘扬”的豪情乌托邦，广大人民对外部世界的把握和理解的途径完全被媒体垒砌起的无知之幕区隔开来，他们无法了解周围环境的吉凶，把拟态环境当作现实世界来看待，因此缺乏理性的集体盲动之举就在所难免了。

结语

传播1.利用民生新闻报道，维护群众的合法权益。由于一些人法律意识薄弱，受利益驱动，见利忘义，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受到伤害的群众心中不平，强烈不满。如果不及时使矛盾解决，极少数人就有可能一时想不通而走向极端，造成严重后果。如果新闻媒体得知此类新闻线索或得到他们的“投诉”后，及时利用民生新闻舆论监督的力量，取得社会各界的支持，与有关部门配合，使群众的合法权益受到保护，那就可避免矛盾激化，不至于出现不和谐因素。如《燕赵都市报》接到群众“一打工妹被个体老板剃了阴阳头遭到人身侮辱”的投诉后，将个体老板的不法恶行予以曝光，执法部门对恶老板予以惩处，为打工妹伸张了正义，并对打工妹进行了妥善安置，避免了不良后果。又如他们接到群众投诉，利用舆论监督的力量，成功解救了被困在外地的受传销所骗的群众，避免了恶性事件的发生。群众的合法权益得到了维护，也就理顺了情绪。这样把不安定因素化解在基层，对社会的稳定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像一些群众受骗受欺，把一些心中的不平反映到新闻媒体，该媒体组织派人调查核实，将事实真相予以公布，批评了不良行为，也让这些群众出了口怨气，得到了宣泄，心理上得到了安慰，便可以化解许多矛盾。

2.利用民生新闻报道，消除群众的各种疑惑。喻国明教授把新闻媒体对社会生活的影响划分为三个阶段，上世纪80年代是“解气”的时期，90年代是“解闷”的时期，进入2l世纪是“解惑”的时期。改革开放是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也是走别人没有走过的道路。实行改革开放，会涉及到一些人的切身利益，甚至在一些很是特殊的时候，相当一部分群众对社会转轨过程中的各种变化（譬如政策的调整或新规定的制定），由于一时不理解，或从局部利益出发，产生了不满甚至对立情绪。如果不及时理顺这些群众的情绪，就会影响社会和谐。这就要求新闻媒体要发挥民生新闻报道联系群众的优势，针对群众的不满情绪，多做宣传解释工作，让群众了解新的政策调整、采用新规定的意义，解除群众的疑虑，消除群众的困惑，使群众心平气和。

如国家“房改政策”“医保政策”的颁行，新闻媒体就宜用大量篇幅进行宣传，解答群众的各种疑问，群众心里清楚了，疑虑消除了，就会转向支持和配合。又如城市整容，必然使马路边上的摊贩产生怨言，新闻媒体要多做宣传解释工作，取得广大群众的理解与支持。另外，新闻媒体也要为群众开辟“来电来信”“百姓心里话”等栏目，让群众有反映意见、抒发心声的地方，这也是理顺群众情绪的一种有效途径。

由此可见，新闻媒体所做出的民生新闻报道，应从民生角度悉心解读我们党和政府的政策，尽可能地满足民众思考、行动和日常生活的需要，从民生的角度诠释“国计”，关注政策影响下的社会生活状态,更好地服务大众。

3.利用民生新闻报道，揭露消极腐败现象。广大群众对腐败现象，社会不良风气、坏人坏事极为不满。新闻媒体要与纪检、监察、执法部门密切配合，不断揭露消极腐败现象，揭露坏人坏事，使腐败分子、坏人恶人受到惩处，让群众拍手称快。群众消了气，去掉了堵心的事，才能促进社会和谐。学劝服理论告诉我们，受众文化素质越高，他们对正面的反面的好的坏的都说的“两面之词”越感兴趣，对只说正面的好的一面之词越不感兴趣。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当他遭受挫折心灰意冷时，理应给他多打气儿多鼓劲儿，当他一路顺风捷报频传时，就该适时适量地指出缺漏提出警告。目前，在我国现阶段，无论从受众的生活需要和心理承受能力来讲，还是从社会发展和稳定程度来说，都该是我们为负面报道“松绑”“铺路”的时候。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爱听好话可能是人的天性，但坏话难听话对人的成长进步和社会的持久和谐可能更有利、更具建设性。

第四篇：“负面清单”正面推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负面清单”正面推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

“负面清单”正面推动现代大学制度建设近日，湖北省委印发了《关于进一步加强党对高校领导的若干意见》（以下简称《意见》），要求在省属高校开展校级领导干部任期全职化试点。即要求在试点高校的党委书记、校长任职期间全职从事管理工作，原则上做到“五不”：不参加学校学术委员会、不申报教学科研项目、不参加教学科研评奖、不参与专业技术岗位竞聘、不申报各类人才工程项目。实施范围逐步扩大到试点高校领导班子其他成员，着力打造潜心从事管理和服务的职业化高校领导班子。

这就是湖北省委给湖北省属高校校领导制定的“负面清单”。这张“负面清单”的实质是规范校长（书记）行为，同时指明了校级领导干部任期全职化的改革方向，从一个侧面显示了现代大学制度对高校领导的要求，所以，它的实施将助推湖北现代大学制度的建设。

当前高校的改革重心就是建设中国特色现代大学制度，这个任务是在《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中提出的。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在国家的宏观调控政策指导下，大学面向社会，依法自主办学，实行科学管理。为实现大学依法自主办学，2012年，教育部下文，将制定大学《章程》作为推进现代大学制度建设的抓手，而2016年，各地高校将全面进入《章程》实施阶段，《意见》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颁布的。

强调规范校领导的行为，有重要的意义。以“负面清单”的形式规范校长、书记们的行为，是走向校级领导职业化的第一步。长期以来，高校与政府机构政事不分。名为事业单位的高校，一直不能真正成为“依法独立享有民事权利和承担民事义务”的事业法人。2012年以前，中国没有一所高校制定了学校《章程》，清华、北大这样高校中的“大佬”也一样。学校《章程》是高校实现自治的依据，是学校的小“宪法”。没有学校《章程》，校长、书记的职权及履职方式就没有制度规范，出现因人而异的主观随意性就在所难免。比如湖南大学校长履新时就郑重宣布，在自己的校长任期内，不申报新科研课题，不新带研究生；但清华校长履新时，则表示希望以后还有机会能亲自给本科生上课。显然《意见》的颁布，有可能规范校长们的行为，当然也为下一步实现职业化奠定基础。

开列“负面清单”，可以助力省属高校《章程》的实施。2012年，教育部颁布了《全面推进依法治校实施纲要》，要求所有高校把制定《章程》提到重要议事日程。此后，教育部又提出了各级各类高校完成《章程》制定、审核的时间表，2016年是全部省属高校章程制定完成的时间。从现在教育部已经公布的、通过审核的各部属高校的《章程》看，规定校长职权是“规定动作”，省属高校章程应该也大体相同。我国的高校实行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校长是学校法定代表人和行政主要负责人，全面负责学校的教学、科学研究和其他行政管理工作。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当高校真正成为独立法人以后，校长作为法定代表人的责任会明显增加，校长需要心无旁骛地专注于自己的学校管理工作。《意见》推出的校长“负面清单”，一定会对各个高校《章程》的实施起到敦促的作用。

实施“负面清单”，可以推进高校内部行政权和学术权的分离。现代大学制度下的大学内部治理结构是，党委领导、校长负责、教授治学、民主监督，即高校应该实现行政权和学术权的分离。高校是学术机构，在内部管理上要遵循教育和学术规律，实行与行政科层制完全不同的专家治校、教授治学。“负面清单”的第一条，“校长不参加学校学术委员会”就是针对这个要求提出的。长期存在的教育行政化，使得学校内部行政权和学术权不分，校长兼校内各类学术组织领导的现象司空见惯，导致学术评价与行政评价混为一谈，学术自由、学术平等不能实现，甚至还会产生学术不公。比如在有数量或名额限制的各类申报、评选中，行政权取代学术权，就会让行政领导获得更多的机会，或者按行政领导的意图让特定的人获得机会。“负面清单”的实施，将为高校学术委员会保持学术独立提供条件，从而也将使高校能够真正实现现代大学制度要求的行政权和学术权两权分离。

实行“负面清单”，有利于净化高校的学术风气。“负面清单”规定校长们不能参加各类项目申报和各种奖项的评选，不仅符合高校领导全职化的改革要求，也能够杜绝各种申报、评选中的造假不实。位居高位的校领导们，在各类申报评选中与普通教师同台竞争，往往会因为各种资源、信息的占有量明显优于普通教师而容易胜出。如果说校长们都是各自领域的顶级专家，申报成功研究项目还可以理解，那么他们获得“国家级教学名师奖”，同时担任几部国家规划教材主编的现象出现，就难免不让人对参评材料的真实性表示怀疑了。所以用“负面清单”的形式，禁止校长们的这些行为，对规范高校的内部治理是有利无害的。（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研究所所长徐双敏）《中国教育报》2015年6月23日第5版

第五篇：资产支持政权负面清单解读

《资产证券化基础资产负面清单》

原文：

一、以地方政府为直接或间接债务人的基础资产。但地方政府按照事先公开的收益约定规则，在政府与社会资本合作模式（PPP）下应当支付或承担的财政补贴除外。

解读：按照本条规定，除了项目企业采取PPP模式形成的基础资产可以设计成资产证券化产品以外，其他“以地方政府为直接或间接债务人的基础资产”就不能再做成资产证券化产品了。PPP模式下项目收入来源主要有三种：一种是政府授予项目业主特许经营权方式，社会资本业主将项目建成并负责运营，运营收入来源主要为使用者付费形式，运营期满后移交政府；一种是社会资本项目业主负责将项目建成并运营，运营收入来源为政府付费购买；另一种是社会资本项目业主的收入来源为使用者购买与政府财政补贴结合形式。上述采用PPP模式建成后收入来源现金流稳定持续可靠，采特许经营权方式建成运营的项目收入属于项目业主资产收益类的基础资产；而运营收入依靠政府付费购买或者政府财政补贴方式形成的基础资产属于项目公司的债权类资产，均可以做成资产证券化产品。

“以地方政府为直接或间接债务人的基础资产”是指以下情形：一是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或下属子公司项目收入来源直接依靠地方政府财政资金支付，即项目（公司）是债权人，地方政府是该项目（公司）的债务人。根据国务院关于清理整顿、分类管理各级政府投融资平台的指示精神，此类平台形成的债权类基础资产不能通过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形式筹集资金，如政府投融资平台公司采用BT模式建成后，其合作相对方形成的债权类基础资产，政府就是直接债务人；另一类主要是指地方政府为政府融资平台公司担保或者承诺为其债务兜底而形成的或然负债，此时政府就是间接债务人，若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合作相对方以其对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债权为基础资产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则属于本负面清单管理之列。

下面以原始权益人以对政府的BT 债权资产作为基础资产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结构图加以说明：

原文：

二、以地方融资平台公司为债务人的基础资产。本条所指的地方融资平台公司是指根据国务院相关文件规定，由地方政府及其部门和机构等通过财政拨款或注入土地、股权等资产设立，承担政府投资项目融资功能，并拥有独立法人资格的经济实体。

解读：“以地方融资平台公司为债务人的基础资产”是指与地方融资平台的合作方为债权人，地方融资平台为债务人而形成的债权类基础资产。此类基础资产的原始权益人是民间社会资本法人，其以对地方融资平台的债权为基础资产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因此类政府融资平台属于国务院相关文件中清理整顿、分类管理范围，其最终地位取决于融资平台公司业务范围是公益性还是自营性，若属于公益性（如政府保障房建设等），政府最终为平台公司的债务兜底，此类基础资产就可以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而自营性平台公司则在经营上自负盈亏，其在和社会资本合作过程中形成的债务是自营债务，政府不存在为此类融资平台公司财政支付和财政补贴责任，由于未来现金流不稳定持续，故不能发行资产证券化产品。

原文：

三、矿产资源开采收益权、土地出让收益权等产生现金流的能力具有较大不确定性的资产。

解读：矿产资源开采收益权更多属于项目资产收益权，其收益受制于国际国内两个市场的波动影响，现金流收益不稳定；土地出让收益同样受房地产市场波动影响太大，现金流收益不确定，也不是资产证券化的适格基础资产。这两类基础资产现金流还均缺乏可预测性，受外在市场环境影响太大。不过，上述资产虽不好实施资产证券化，却可以进行准资产证券化——采取集合资金信托计划的方式融资。

原文：

四、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与不动产相关的基础资产：

1、因空置等原因不能产生稳定现金流的不动产租金债权；

2、待开发或在建占比超过10%的基础设施、商业物业、居民住宅等不动产或相关不动产收益权。当地政府证明已列入国家保障房计划并已开工建设的项目除外。

解读：这是指不动产证券化（Reits）。一般认为，不动产证券化的基础资产最恰当的是已经建成的商业地产与工业园区出租人出租不动产使用权而产生的租金债权；至于在建的不动产一般认为不是恰当的证券化的基础资产，因此该条款才规定将“待开发或在建占比超过10%的基础设施、商业物业、居民住宅等不动产或相关不动产收益权”列入负面清单。而将国家建设的保障房纳入准许证券化的基础资产范围，笔者的理解仍然是基础资产现金流的稳定性、可持续性与可预测性。一般在建商业地产与工业地产的资金来源不外乎由开发商的少部分自有资金、银行贷款与地产的销售收入三类资金组成，而若通过不动产证券化募集资金用于项目建设，其还款来源不外乎是房地产项目的销售收入，但房地产销售受市场因素与政府宏观调控影响较大，政府保障房由于在建设期间资金来源有保障，建成后销售收入受市场影响较小，现金流稳定持续，故被排除在负面清单之外。

原文：

五、不能直接产生现金流、仅依托处置资产才能产生现金流的基础资产。如提单、仓单、产权证书等具有物权属性的权利凭证。

解读：提单、仓单与产权证书等之类的权利凭证，一般认为属于准物权，本身不能产生现金流，需处置后才能有收益，且只能一次性而不能分割处置，不是资产证券化的适格基础资产。

原文：

六、法律界定及业务形态属于不同类型且缺乏相关性的资产组合，如基础资产中包含企业应收账款、高速公路收费权等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类型资产。

解读： 根据《证券公司及基金管理公司子公司资产证券化业务管理规定》第三条 “本规定所称基础资产，是指符合法律法规，权属明确，可以产生独立、可预测的现金流且可特定化的财产权利或者财产。基础资产可以是单项财产权利或者财产，也可以是多项财产权利或者财产构成的资产组合。”至于基础资产能否是不同类型且缺乏相关性的财产权利或者财产构成的资产组合，规定中无相应明确条款。试想：某原始权益人企业既有应收账款类债权资产，又有收益权类的资产，若将其两类业务不同，法律权属相异的基础资产打包在一起发行证券化产品，则至少会出现以下问题——一是违反基础资产的法律权属明确原则。权属明确的含义只能指基础资产归属于一种权属，而不能够是债权与资产收益权两种权属的混合。二是资产池现金流的归集风险增大。基础资产产生的现金流统一归集到专项计划托管账户中，若该账户中既归集有债权类资金，又归集有收益权类资金，则两类资金会发生混同，对账户监管不利，容易引发财务与法律风险。三是信用增级措施触发条件与操作流程不同，债权类资产经营现金流更多受到个别债务人自身经营情况的影响，收益权类资产经营现金流更多受到外部市场环境影响，二者并不兼容。将“法律界定及业务形态属于不同类型且缺乏相关性的资产组合”的基础资产纳入负面清单是正确的选择。

原文：

七、违反相关法律法规或政策规定的资产。

解读：不赘述。

原文：

八、最终投资标的为上述资产的信托计划受益权等基础资产。

解读：将上述已纳入负面清单基础资产转化为信托受益权等基础资产，再将该信托受益权作为基础资产进行证券化，则属于基础资产的再证券化，是更加抽象的远离原始基础资产的资产证券化衍生产品，当属禁止之列。当然，如果是以未纳入负面清单基础资产转化为信托受益权等基础资产，再将该信托受益权证券化自然是允许的。

以下是以信托计划收益权作为基础资产实施资产证券化的交易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