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述评

第一篇：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述评

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述评

在新中国的第二代领导人中，有一个人我们会永远铭记着他，他就是邓小平。邓小平同志带领着中国富起来，他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理论，他是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读了他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使我感触颇深。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工作全面开始后，社会上极少数受林彪、“四人帮”、“极左思潮”毒害的人曲解“解放思想”的口号，打着“社会改革”的幌子，夸大党在过去工作中的错误，企图否定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党内也有极少数人思想发生了动摇。针对这种情况，邓小平受中央的委托，在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旗帜鲜明地指出：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四项基本原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为新时期精神文明建设指出了正确的前进方向。

邓小平尖锐地批判了那些鼓吹所谓“社会改革”的人的实质就是指望在中国搞资本主义。他指出，我们有计划、有选择地引进资本主义国家的先进技术和其他对我们有益的东西，但是我们决不能引进资本主义制度和各种丑恶颓废的东西。他还对“解放思想”的内涵作了科学的界定，“解放思想，就是要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以便推进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决不允许一些人借此攻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个讲话表明，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改革开放，从一开始就具有明确的社会主义方向。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把党的工作着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建设方面来，清除林彪、“四人帮”的思想流毒，要求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清醒的估计当时我国的经济状况，在经济比例失调的前提下，下决心进行必要的正确的调整，使我们的经济走向正常、稳定，走出一条中国特设的现代化道路。

邓小平还辩证地看待毛泽东，指出毛泽东思想使中国人民找到正确的革命道路，并在一九四九年获得全国解放，在一九五六年基本上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虽然在晚年发动了文化大革命，但不能因此否定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此外，邓小平提出了对当时理论工作的要求，指导理论工作。他要求马克思主义思想理论工作是不能离开现实政治的，即国内外阶级斗争的大局，是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在现实斗争中的根本利害。

要在中国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在思想政治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四项是：第一，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第二，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第三，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第四，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这是实现四个现代化的根本前提。

第一条：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这是中国人民从五四运动到现在六十年来的切身体验中得出的不可动摇的历史结论。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发展中国，社会主义的经济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生产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的物质、文化需要。

第二条，我们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即坚持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对于人民来说就是社会主义民主，是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劳动者所共同享受的民主，是历史上最广泛的民主。中国人民所需要的是适合我国国情和符合国家性质的民主。没有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的现代化。

第三条，我们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列宁说：“无产阶级专政是对旧社会势力和传统进行的顽强斗争，流血的和不流血的，暴力的和和平的，军事的和经济的，教育的和行政的斗争。……没有铁一般的和在斗争中锻炼出来的党，没有为本阶级全体忠实的人所信赖的党，没有善于考察群众情绪和影响群众情绪的党，要顺利地进行这种斗争是不可能的。”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第四条，我们必须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现代

化进程的指导思想，只有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同中国现代化建设结合起来才是真正的坚持科学的发展观。毛泽东思想不只是他个人的事业和思想，同时是他的战友、是党、是人民的事业和思想，是半个多世纪中国人民革命斗争经验的结晶，过去是中国革命的旗帜，今后将永远是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和反霸权主义事业的旗帜，我们将永远高举毛泽东思想的旗帜前进。

四项基本原则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正确方向。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就是通过改革开放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为确保社会主义方向，必须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不可动摇。邓小平指出：我们“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通过改革开放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是为了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而不是损害和背离社会主义；是为了改善和加强党的领导，而不是削弱和否定党的领导；是为了巩固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而不是动摇这个政权。四项基本原则是我们立国的根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

四项基本原则是立国之本。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之间的关系，是建设社会主义过程中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只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我们的国家才能长治久安，我们的事业才能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

目前，我们仍处于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虽然我们的综合国力取得了一定的辉煌，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也不容小窥，但我们与发达国家的距离还很大。作为新时代的大学生，我们更有责任和义务继承和发扬“四项基本原则”。我们更应该顺应潮流，积极进取，为中国的现代化事业尽我们最大的努力，早日实现祖国的繁荣富强。

第二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课程总结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程小结

目前概论课普遍存在教学内容和教学方法陈旧的现象，枯燥、乏味、没有新鲜感的教学过程影响着教学效果。所以，在备课的过程中，针对艺术类学生的特点，我花了大量的时间研究案例教学。在案例教学的实践中，虽然经历过几次小小的挫折，但在学生们的鼓励下，我坚持了下来，受益匪浅。

总结经验如下：

1、教学中盲目堆积案例。为了活跃课堂气氛，吸引学生听课，在《社会基本矛盾及其运动规律》授课过程中穿插了很多案例，而每个案例都讲不透彻。最后下课后，学生只记得讲了什么有趣案例，而没有记住授课的内容，以致本末倒置。这样使用案例，表面上热热闹闹，实际上空空如也，达不到教学目的。

2、没有真正发挥学生的主体作用。在案例教学的授课过程中，我作为教师仍处于传授者的地位，从案例的介绍、问题的提出、分析的展开、结论的得出、所涉理论知识的深浅以及时间的把握等方面，均处于主导。真正让学生来思考、分析、讨论的情形并不多，反省一下，多为举例教学。在这种情形下的课堂，学生仍是看热闹的外人，而没有真正深入到案例中去。没有积极的思考，当然就不可能有深切的体会和收获。

基于个人对于案例教学的思考，形成了一篇名为《探析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案例选择与解释——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概论课>为例》的论文，并获得“六届辽宁省高校青年德育工作者理论研讨会征文比赛”二等奖。

仅此论文，作为总结的一部分，向领导汇报。

（一）原理教学引入案例教学法的必要性

1.可听性：案例导入使抽象概念生动鲜活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通过对具体知识的概括、总结与再思考的方式，达到对世界本质和一般规律的把握。静态的基本原理是枯燥的，它们的具体作用体现在应用的过程中。为此，《原理》课必须以案例为铺垫，使其生动化。比如在“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一节讲授中，教学案例是“南街村模式与华西村模式”的比较，不仅使学生看到中国新农村的美好前景，而且使学生能够领悟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能照搬别国的模式，不能一刀切，要允许多种经济形式、多种管理方式、多种运行机制共同发展。又比如在“主要矛盾与次要矛盾”的问题上，选用关云长败走麦城的典故。关羽并没有真正接受诸葛亮的劝诫，他把孙权看成是同曹操一样可恶的“碧眼小儿”；同时打击曹、魏两家，主次不分，全线出击，最终酝成地失人亡的悲剧。这些案例的分析，学生听得津津有味，增强了学习兴趣。

2.通俗性：案例介绍加深学生对深奥理论的理解

学生不是专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者，有些基本原理教师觉得容易理解，学生就是想不明白，这主要与他们的生活阅历与思维方式有关。“案例教学法”能使抽象理论具体化、通俗化，减少学生的畏惧心理和死记硬背的习惯。比如“哲学”中所讲的“属人世界”，学生百思不得其解，尤其是理工科学生，他们所认

为的世界就是基本粒子与场，不自觉地停留在机械唯物主义的层次上。授课中可以通过对“费尔巴哈生平”的分析，讲清这位伟大的唯物主义哲学家为什么不能冲破历史唯心主义牢笼。经过讨论，使学生对机械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有个比较清晰的区分，从而带动一系列难点的解决。又比如，学生对“认识来源于实践”感受不深，觉得很多成功来源于灵感和偶然。教学中选用摩尔根纂写《古代社会》一书的案例，向同学说明，为什么生活在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摩尔根能写出研究原始社会的一部杰作？这离不开他的亲身实践，他除了对欧、美许多未开化的原始部落进行调查、考察、分析外，还在印第安易洛魁部落居住了40年之久，对原始部落的经济、社会组织、婚姻、家庭、习俗、宗教各方面都有了透彻的了解，掌握了丰富的第一手资料。而灵感和机遇的捕获，往往是多次实践的结果。这些都能引起学生思考与探究的兴趣，从而有效克服了机械的思维模式。3.实用性：案例教学培养学生分析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 理论必须要满足学生探索社会问题的需要、追求事业成功和日后人生幸福的需要，才能提高学生对它的认同感。如在讲“绝对真理和相对真理”问题时，列举人们对SARS、对甲型H1N1流感等的不断认识，通过讨论，使学生认识到人类始终处于追求真理的路上，学习是无止境的。在此过程中，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得到提高，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也随之增强。

有部分同学尽管对美国侵占伊拉克表示愤慨，但又认为美国在人权保护方面做得不错。针对这一情况，在“人的本质与价值”这一章节的教学中，可以着重介绍阿布格莱布监狱美军虐囚事件、美国政府在世界各地秘密设立的监狱以及美国国内的人权问题的大量案例，让学生了解人权是基于人的自然属性与社会属性享有的和应当享有的各种基本权利。通过案例分析，深刻地揭露了美国人权政治双重标准以及人权外交的实质。

对于学生希望成才的渴望，可以在“意识”相关章节的讲授中，列举通过主观努力取得成功的伟人，如居里夫人等；也可以在人民群众与杰出人物有关章节的讲授中，列举毛泽东、罗斯福等历史人物，回答“什么是人才？如何成才？为什么人人都可以成才”的基本道理，受到同学的欢迎。

（二）案例选择的基本原则 培养学生学习的兴趣，对提高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时效性起着重大作用。因此，在教学中应当把思想政治理论课中案例的典型性与新颖性、知识性与趣味性、相关性与辐射性相结合。这不仅是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任务的艰巨性、严肃性和教学过程的复杂性所决定的，更是由独立学院学生生理、心理发展的特点决定的。

1.典型性与新颖性

典型性是案例选取最基本的原则，是指要以讲授的知识为中心来选择案例，使案例服务于讲授的知识，而且被选案例要有举一反

三、触类旁通的作用。比如在讲到“整个世界是一个相互联系的统一整体”时，可以运用“六度空间理论”加以阐释；在讲授“事物的发展道路是曲折的，前途是光明的”，选择詹姆士·琴纳推广种牛痘遇到的困难做作为案例。这类案例具有典型性，容易说明问题，案

例的分析和讨论能够有助于学生掌握基本的原理、处理事情的方法和原则等。但有些典型案例比较陈旧，过于“正统”，如，用塞翁失马诠释对立统一规律，用田忌赛马诠释质量互变规律，虽然典型，但这些故事学生们早就耳熟能详。这个时候，就必须举一些具有新颖性的例子。

什么是新颖性？一是新近的。对于那些新近发生在国内国际的新闻时事，那些最近发生在校园里和学生身边的事情，大家都会关注。二是别人没听过的。教师的知识面一般来说比学生要宽，掌握的教学资源也比较多，应当发挥自己的特长，多举一些学生不熟悉的新奇案例。

典型案例很能说明问题，但有时候不容易引起学生的兴趣。新颖的案例能够弥补典型案例的不足，为大家喜闻乐见，但未必具有广泛的影响力。所以，应将二者结合起来。在案例的总体分配中，典型性案例和新颖性案例都应当占有一定的比例，二者不可有所偏废。

2.知识性与趣味性

在案例的选择和运用上，要将知识性与趣味性结合起来。首先，要注重知识性。只有让学生在听课的过程中潜移默化地了解更多知识，他们才会对课程和教师有较强的认同感。例如，在讲“货币的本质”时就给学生举世界文学史上“四大吝啬鬼”（夏洛克、阿巴贡、泼留希金、葛朗台）的例子，往往这个时候，学生都在做笔记。

其次，趣味性非常重要。选择趣味性较强的案例，并以幽默诙谐的语言演绎出来，往往会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这种案例不一定要求很长，但一定要贴切。例如，在讲授“资本”一节内容时，需要讲清资本的本质属性(资本是一种特殊的价值)、表现形式(资本表现为不同的物质形式)和基本特点(资本的运动性、增值性和返还性)。如果就理论讲理论就显得比较抽象，学生不易理解，记忆也不深刻。可以列举孙悟空七十二变的故事，孙悟空虽然可以有不同的变化，但它本身是孙猴子，以此来比喻资本虽然可以在不同运动阶段采取不同的物质形式，但它本质上是一种特殊的价值。为了说明资本循环过程中的增值性，可以列举八十年代的流行歌曲《回娘家》里的一段歌词，指出资本在循环运动中带回的虽然不是“胖娃娃”，却也带回了“金娃娃”。通过讲述案例，增强了趣味性，使学生对“资本”这个知识点能有比较形象的理解。

在知识性和趣味性结合的过程中，如果二者发生冲突，知识性为先。学生自然希望案例越有趣越好，但教师有自己的责任，而且案例过多，会冲淡课本知识，出现“喧宾夺主”的后果。

3.相关性与辐射性

所谓相关性，要求案例选取要与学生专业相关、与学生就业相关、与学生生活相关，即以选择最贴近学生的事例为原则。如在讲人生价值时，引入“北大才子卖肉”、“广州硕士卖猪肉”和“大学生做村官”等事件，由于这一系列事件和大学生就业以及人生价值的实现有密切联系，在学生中间获得强烈反响，课堂讨论的气氛也十分活跃。

除了相关性之外，课堂教学所采用的案例一定要能够给学生留有较大的思维空间，要有较强的辐射性，要能够培养学生发散和创新的思维，从而提高他们的思维素质。如，在讲授经济和政治关系时，可以采用美国霸权主义的推行在世界范围内带来的后果，如科索沃战争、阿富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等„„引导学生要正确认识霸权主义。同学们从不同的角度出发进行激烈的争论，提出许多很有见地的观点，使学生和教师均受益非浅。

（三）案例解释时应注意把握以下三对关系 1.教师讲授和学生讨论相结合以加强互动性

在传统教学中，教师占有绝对的主导地位，学生是教学的客体，处于被动和服从地位。在案例教学法中，学生是教学的中心，强调学生在教学活动中的主体地位，鼓励学生以主角的身份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在教学过程中，教师要创造良好的自由讨论的气氛和环境，简要介绍案例的相关背景，在讨论过程中对学生进行引导，使案例讨论紧紧围绕主题展开。

需要注意的是，学生们思想道德水平、认识问题分析问题的能力参差不齐，尤其是许多学生往往受现实阴暗面的影响较深，看问题往往具有较强的片面性和偏激性。他们过分关注社会腐败的一面，怀疑和否定社会积极的一面。因此，教师在引导学生进行课堂讨论和进行总结时，要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对学生提出的观点进行论证或批判，以平等的态度与学生共同探讨，坚持正面教育，以理服人，使学生能够真正受到启发，真正能够解决思想中存在的种种困惑，切实提高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观察世界，分析问题的能力。

2.案例教学与理论讲授相结合以凸显科学性 案例教学固然很重要，但案例教学并不能完全取代理论教学。教师对相关原理的重点和难点进行适当讲授，是教学中不能缺少的。案例中往往同时包含多个理论知识点，分析时比较复杂，难以理出头绪，这就要求教师既要把理论知识讲透，又要能指导学生运用理论去分析实际。所以，学生如果没有必要的理论基础作为铺垫，案例讨论就达不到理想的效果。在理论教学与案例教学的关系中，理论教学是案例教学的基础，案例教学是理论教学的运用。因此，教师可适当地调整教学内容，精讲知识；同时，根据理论教学的内容选择合适的案例，使二者相辅相承达到良好的教学效果。课堂理论讲授应当是诱导式和启发式的，应该与案例讨论结合起来。

3.授课方式与授课内容相结合以提高有效性

在教学中除了有好的案例之外，还必须恰当运用所选案例。运用案例进行教学，要根据不同的内容、不同的对象来决定运用方式，归纳起来大致有以下三种。

①引子悬念式：上课前用案例引出要讲授的某一具体原理，给学生留下悬念，然后教师既可以结合案例讲授理论，也可以让学生听完理论，自己去分析判断案例，教师再做总结。

②简单列举式：是教师在系统讲授了某一理论后，举

一、两个案例，用刚讲过的理论去分析解剖，也可请学生先分析、发表意见，教师再做总结。这种方式

虽然层次不高，但灵活简便，节约时间，适合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各部分教学内容和学生人数较多的班级。

③课堂讨论式：教师把选择好的案例事先发给学生，并提出思考题，指定参考书目，由同学各自阅读、分析、思考，并将分析的意见写成发言提纲，在课堂上开展对案例的分析、讨论和辩论。例如在讲哲学对立统一规律时，引入取消中医的观点，请同学们分析评价。这种方式让学生以主角的身份积极参与到教学活动中，使其在民主自由的气氛中交流彼此的看法，学生学习的兴趣大大提高。这种方式花费的时间和精力都比较多，适用于讲授教学重点内容，并且在人数较少的班级应用容易取得好的效果。

案例教学法强调“授之渔而非授之鱼”，对于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不只是传授学生课本的知识，更重要的是教导学生思考的过程，学生需要的不只是成堆的理论知识，更需要的是能够活用理论知识的能力；教师应赋予学生思考及行动的自由，发展学生个人的分析能力，提高学生倾听和沟通的能力，增进学生独立思考的能力。总之，在独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学中，对案例选择与解释的研究具有深远的意义。

第三篇：邓小平领导艺术研究述评（精选）

邓小平领导艺术研究述评

周发源 王国宇

邓小平作为我党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和第二 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在我国长期的革命斗争和现代化建 设实践中，形成了卓越的领导思想和高超的领导艺术。近２ ０多年来，理论界对邓小平的领导艺术进行了大量探讨，取 得了颇为丰富的成果，对这些成果进行归纳总结、综合分析，对于进一步加深对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研究，推动领导科学的 发展，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由于目前理论界对领导艺术的涵义存在较多分歧，本文 在评述邓小平领导艺术的同时，对其领导思想、决策思想、管理思想、领导方法等亦作相应的述论，以求比较全面、系 统地反映本专题的研究状况。

一 两大阶段及主要成果

第一阶段，从十一届三中全会到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 大。这是研究邓小平领导艺术的起步阶段。十一届三中全会 前后，邓小平在主持和领导全党批判“两个凡是”、进行真 理标准的大讨论，以摆脱长期以来“左”的干扰和束缚，推 动中国现代化建设等方面，显示了卓越的领导才能，对邓小平领导艺术和思想的研究也在此基础上起步。但在这个阶段 的前期，邓小平理论正处于形成阶段，因而对邓小平领导艺 术、思想和方法的研究并不十分明确、集中和系统，其成果 往往渗透在对邓小平哲学、经济、改革等思想的研究中。如 《人民日报》的社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中国政府 的新风格》（1）等文章均从侧面对邓小平领导思想与艺术的 精髓———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以及中国政府的务实作风进 行了论述。１９８３年，随着《邓小平文选（１９７５—１ ９８２年）》的出版，全国掀起了学习、研究《邓小平文选》 的热潮，在当时发表的２０００多篇有关学习心得体会中，许多文章在结合实际谈心得时，实际上比较明确地论述了邓 小平的领导艺术与思想。１９８３年７月１２日《解放军报》 刊登杨尚昆《革命胆略和求实精神统一的典范》、同月１５ 日《人民日报》刊登秦基伟《解放思想的先声，坚持真理的 楷模》，以及其他报刊发表的《符合历史发展必然的正确决 策》、《宽阔的胸怀，科学的态度》、《注意在“新”中求 “实”》、《开创新的历史的重要决策作用》、《总结党内 历史问题的正确方法》、《坚持解放思想、勇于破旧立新》、《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紧紧抓住历史链条 的中心环节》等文章，从不同侧面对邓小平无畏的胆略、宽 阔的胸怀、深远的政治目光、求实的作风以及勇于创新的精 神进行了初步探讨。可以说，它们是构成研究邓小平领导艺 术与思想的第一批成果。

１９８３年２月，李铁映在《科学管理研究》杂志上著 文《决策有哪些类型》；同年底，刘吉在《社会科学参考》 第１１期发表《现代领导艺术》一文。此后领导科学日益被 理论界重视。同时，随着人们对邓小平理论研究的步步深入，邓小平领导艺术、思想与方法的有关研究全面展开。１９８ ６年８月２２日《中国法制报》的《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 国的重要决策———学习邓小平同志“一手抓建设，一手抓 法制”思想的体会》，１９８８年《决策与信息》第１期的 《邓小平的对外开放决策思想初探》，是国内较早明确论述 邓小平领导思想的文章，但两文均是从某一具体方面来论述 邓小平的领导思想，从整体上直接明确论述邓小平领导艺术 的成果直至１９９０年才出现。是年，林建公《论邓小平的 领导实践和领导艺术》、马自立《“照辩证法办事”是邓小平领导艺术的显著特征》、张永武《邓小平新时期领导艺术 初探》，是国内首次明确论述邓小平领导艺术的论文。同年 １２月，国防大学出版社出版了卜晓业、林建公主编《邓小平的领导艺术》一书，该书认为邓小平领导艺术的根本宗旨 是为人民服务，精髓是实事求是。同时，该书突出阐述了邓 小平的勇气、魄力和敢于领导、善于领导的才能，并分别从 决策、创新、善任干部和运筹等不同侧面阐述了邓小平领导 艺术的基本内容，尽管该书在理论深度上有待进一步提高，但在当时国内研究邓小平领导艺术、思想与方法的成果尚十 分薄弱的情况下，卜晓业、林建公率先推出了这一开拓性成 果，对国内理论界无疑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第二阶段，邓小平南方谈话和十四大以来。１９９２年 邓小平南方谈话的发表和十四大的胜利召开，标志着邓小平理论体系的形成，以此为契机，全国再次掀起学习、研究邓 小平理论的新高潮，从而也把对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研究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此阶段与前一阶段相比，有着显著的不同：第一，研究 队伍扩大。前阶段直接研究邓小平领导艺术与思想的人很少，而此阶段至２００１年止，据不完全统计，公开著文（论文、著作）的就有６０余人，这还不包括从侧面研究的有关人员。第二，研究成果丰富。据不完全统计，公开发表或出版有关 研究邓小平的领导艺术、思想与方法的论文６０余篇、著作 １０余部。第三，社会影响扩大。前阶段由于研究者少，成 果单薄，未能造成较大影响，１９９２年以后，因大批理论 工作者和实践工作者参与有关研究，有关论文、专著纷纷问 世，使对邓小平领导思想与艺术的研究不仅成为邓小平理论 研究中的有机组成部分，而且成为领导科学研究中一项重要 课题。

第二阶段的成果，按其基本内容大体可以划分为四个方 面：即邓小平的领导艺术、领导或决策思想、管理思想及领 导方法等。这四个方面的成果相互交叉、相互渗透，形成了 研究邓小平领导艺术、思想与方法的一个较完整的体系，成 为邓小平理论研究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１）领导艺术方面研究的成果。论文主要有夏禹龙、李君如《邓小平的管理思想与领导艺术》、卜晓业《抓住时 机：邓小平领导艺术的一个重要特色》、丁士峰《邓小平领 导艺术探求》等２０余篇。这些文章有的在总体上论述了邓 小平领导艺术的基本内涵和特征，有的针对邓小平领导艺术 的某一特征进行探讨，有的就邓小平在某一具体领域的领导 艺术进行了探索。著作方面，１９９３年汪太理、贺遵政主 编《邓小平的治国艺术》，从治国艺术的角度对邓小平建设 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进行了研究，较全面地阐述了邓 小平治国艺术的丰富内涵。１９９４年丁士峰著《总设计师 的治国运筹：邓小平领导思想与艺术研究》，该书除对邓小平领导理论、领导工作的指导原则进行论述外，还对邓小平关于实现原则性与灵活性的统一；两点论与重点论相结合； 着眼于大局，精心经营战略；抓住关键，举重若轻；勇于开 拓，力主改革创新；慎重稳妥等领导艺术特征进行了论述。１９９５年牛力、倪齐生主编《社会主义中国不可战胜：邓 小平国家安全指导艺术》一书，从维护国家安全的视角研究 了邓小平国家安全指导艺术，颇具新意。

（２）领导思想、决策思想研究的成果。论文主要有原 钧的《论邓小平领导思想的基本特征》、杨义青《论邓小平决策思想》、罗小凡、周发源、罗宏全《论邓小平决策思想 的基本特征》、邢代富《邓小平决策艺术的辩证思维特征》 等１０余篇。著作方面，１９９２年李敏生、张品兴主编 《邓小平同志的战略思考与对策》，该书分别阐述了邓小平南方谈话中的一些重要决策思想；１９９６年由孟继群等著 《邓小平领导理论与实践》，着力阐述了邓小平新时期的领 导理论与实践最基本、最富有时代特色和各级领导干部最需 要学习和掌握的内容，对邓小平领导理论与实践的特征、理 论贡献分别作了概括，对领导本质论、领导认识论、领导主 题论、领导体系论、领导法制论、领导决策论分别进行了论 述，最后着力论及了领导政党论，认为归根到底要加强和改 善党的领导。１９９９年周发源著《邓小平决策思想研究》 亦从六个方面对邓小平的决策思想进行了较全面的论述，是 第一部系统研究邓小平决策思想的专著。

（３）管理思想方面研究的成果。从领导学视角来研究 邓小平管理思想且有较大影响的论文并不多见。１９９１年 陈玉金著《邓小平国家管理思想研究》，该书对邓小平国家 管理思想的形成、方法以及邓小平的政治、经济、军事、科 技教育、道德等管理思想进行了探讨。１９９６年刘吉主编 《邓小平管理思想研究》是一部论文集，内容涉及到邓小平管理思想的形成、特征、实质、目标、原则与任务，以及邓 小平管理思想的风格与邓小平行政、经济、科技、教育、人 才、文化、军事、意识形态等各具体领域的领导思想，它大 体反映了上世纪９０年代中期理论界对邓小平管理思想研究 的全貌与水平。此外，张文寿主编《邓小平行政管理思想研 究》、余太和主编《邓小平管理思想研究》等亦对邓小平的 管理思想作了不同层面的研究。

（４）方法论方面研究的成果。要把握邓小平的领导艺 术与思想，就必须理解邓小平的思维方式，尤其是邓小平思 维艺术的创造性特征。这类成果一个显著特点是与对邓小平的哲学思想研究具有明显的交叉性。包遵显主编《邓小平领 导思想方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杨春长著《邓小平治军 方法研究》，周毅之著《邓小平的思维艺术》，丁士峰、赵 小芒等著《当代伟人的思维：邓小平思维方式研究》，金羽 主编《邓小平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等是这一领域研究的 主要成果。其中，《邓小平的思维艺术》对邓小平的思维框 架、新思维体系、战略家的运筹风格等进行了全面阐述。

除上述四个方面的成果外，还有一类成果亦可看做是研 究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相关成果。即有关对邓小平智慧、谋略 之类研究的成果。如南俊英主编《邓小平治国韬略》、蔡祖 鹏主编《邓小平智慧论》、曹应旺主编《邓小平的智慧》以 及向阳、凌云等编著的研究邓小平经济、军事、人才等谋略 丛书。这类成果尽管不是直接研究邓小平领导艺术的成果，但它们从不同层面对邓小平领导智慧和谋略的描写与研究，亦是我们在综述时不可忽视的一个方面。这类成果大多可读 性强，具有直观、通俗易懂的特色。国外及港、澳、台的 有关成果。这类成果由于客观上的原因，我们不可能知之甚 详，但１９９２年以前的可从金羽等主编的《海外人士心中 的邓小平》一书中略见一斑；１９９２年至１９９７年的可 从《海外人士心中的邓小平》（第二版）和金羽主编的《评 述邓小平的一生》中观其大略。

１９９２年以来，对邓小平领导艺术、思想与方法的研 究无论是广度还是深度上均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也存在一 些不足：一是雷同多，有价值、有说服力的高水平的成果少； 二是从领导科学的视角来全面、深刻论述的成果不多，不少 文章还停留在原则分析上，缺乏深入、深刻的分析和总结。

二 主要观点及存在的分歧

1、关于邓小平的领导艺术与风格

总体上看，学术界普遍认为，邓小平的领导艺术是他运 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分析解决当代中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基本问题的结晶，既反映了领导科 学的一般规律，又具有鲜明的特色和独特的风格。但在具体 的论述中，又有着各自不同的侧重点。有论者认为，邓小平的领导风格与艺术在符合科学性的前提下，具有无畏的胆略、创新的精神、务实的作风、敏锐的洞察力、“柔中有刚，棉 里藏针”的个性特征（2）；也有论者认为，着眼大局，精心 经营战略、抓住关键，善于举重若轻、善于开拓，力主改革 创新、慎重稳妥，过细地做工作是邓小平领导艺术的基本特 征（3）。另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善于从全局思考和处理问 题、勇于开拓进取、坚持按唯物辩证法办事、坚持走群众路 线、讲求工作实效（4）；与此相类似的观点亦认为，具有战 略意识、善于从全局上谋划和指导工作、无畏的革命胆略、创新的精神、辩证地分析和处理问题、务实的作风等是邓小平的领导艺术的重要特色（5）。

上述观点实际上大同小异，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无畏的 胆略、务实的作风、勇于创新开拓、深谋远虑、着眼大局、柔中有刚、举重若轻、原则性与灵活性的高度统一等是邓小平的主要领导艺术与风格。也有些论者把注重制度建设，具 有科学性、实践性、时代性等特征视为邓小平的领导艺术与 风格。还有论者将邓小平的治国艺术与治国方略的完整性、治国实践的群体性、治国思想的人民性、治国思维的开放性（6）视为邓小平的领导艺术与风格，这虽然不无道理，但把 它们视为邓小平领导艺术的哲学基础，应该说更具科学性。

邓小平的领导艺术是我党集体领导智慧的结晶。我们只 有在对比研究中才能更准确地把握邓小平领导艺术特征。国 内在其他对比研究方面已取得了不少相关的成果，但把邓小平与我党其他重要领导者的领导艺术综合起来从领导科学的 视角进行全面、深刻分析的成果，显得十分薄弱。海外有关 人士在这方面发表了不少独特的见解，如戴维·W·张（美）认为，与毛泽东、周恩来相比，“如果说毛泽东是一个富于 想象的理想主义者，周恩来是一个脚踏实地的实干家，邓小平则是一个富于勇气的改革家、一个坚持斗争并斗争到底的 对抗主义者。”与毛泽东不同的是：“邓不把自己的意见强 加于人，这一点绝对明智的，同时也是意识形态中的一大进 步”。“周恩来在与其对手的接触中多用说服的和间接的方 法，相反，邓小平总是直截了当地批评其对手。周恩来是一 个调停家，一个仲裁者，而邓小平却是一个野战军战士和独 立自主的计划者”（7）。这些成果虽然很分散，而且他们研 究的目的、观点、方法亦与我们显然有别，但我们以马克思 主义的观点正确分析这些评论，吸收其有益的思想材料，然 后在对比研究中加以扬弃还是有必要的。通过这种对比研究，使我们能更清晰地看到我党伟大人物的领导风格艺术的异同，及其给历史留下的深刻影响。

2、关于邓小平的领导思想

大多数学者认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敢闯敢冒，人 民利益高于一切等是邓小平领导思想的主要特征。但由于研 究视角的差异，因而在内容与表述上亦存在较大的区别，主 要有四种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邓小平的领导思想具有实事求是、发 展创新、善于结合、完善制度、高瞻远瞩五大特征（8）。第 二种观点认为，新时期邓小平领导思想包括领导实质观——— 领导就是服务；领导决策观———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 发；领导方法观———解放思想、敢闯敢“冒”；领导体制 观———靠制度治党理国兴业；领导素养观———干部“四 化”方针（9）。第三种观点认为，领导就是服务，只能是人 民的公仆来领导，领导的目的就是要实现全国人民共同富裕，基本的领导方法是实事求是与群众路线等，是邓小平领导观 的集中体现（10）。第四种观点则把邓小平领导思想概括为 七个方面：一是领导本质论———领导就是服务，二是领导认识论———实事求是，三是领导主题论———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四是领导体制论———领导体制更 具有根本性，五是领导法制论———健全社会主义法制，六 是领导决策论———决策民主化科学化，七是领导战略论——— 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11）。此外，也有些论 者认为，求真务实的领导作风，注重大政方针，善于从战略 高度实施对中国社会发展的宏观领导，注意人民利益，把 “人民高兴不高兴、拥护不拥护、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 作为领导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等都应视为邓小平领导思想 的基本特征。

学者们在论述邓小平的领导思想时普遍认为，“领导就 是服务”是邓小平深刻揭示领导本质的精辟之语，“服务” 是由中国共产党的性质与时代责任决定的，“服务”的本质 至少应包含三层意义：能影响和带动群众；能对事业开拓创 新；能最大限度满足群众的合理利益需求，实现共同富裕。

邓小平领导思想是一个科学的体系，就其涵盖的领域构 成而言，涉及到政党领导思想、经济领导思想、文化领导思 想、科技领导思想、教育领导思想、行政领导思想、军事领 导思想以及外交领导思想，等等。有关学者在研究邓小平的 领导思想与艺术时，对上述一些问题亦进行了适当的探讨。有的论者认为，把握原则性与灵活性之间的最佳比例，建立 在实事求是基础上的创新精神，闪耀着智慧光芒的超常胆略，独具匠心的“慢”、“粗”、“宽”策略，是邓小平统战艺 术的四大特征（12）。有的论者认为，高举国家利益的旗帜，强化全民国防意识；审时度势，果断实行国防建设战略性转 变；谋势造势，创造国防建设的良好环境；着眼国情，建设 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国防；通观全局，正确处理国防建设中 的主要矛盾（13），是邓小平指导国防建设的五大特征。

3、关于邓小平的决策思想

在中国革命和建设的长期实践中形成，在改革开放与现 代化建设新时期达到成熟并多方面展开的邓小平决策思想，学术界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 际出发是其精髓，同时也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但对其基本内 容的论述又不尽相同，主要有四种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发展生产力、发展经济、改善人民生活，是其根本原则；敢闯敢试敢于创新是其鲜明的时代特色；民 主集中制是邓小平始终坚持并不断完善的基本决策制度；着 眼全局，着眼未来，着眼世界，展现了邓小平决策思想的开 阔境界（14）。

一种观点认为，实事求是；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面向 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统筹兼顾，突出重点；原则 性与灵活性高度统一，这五个方面构成了邓小平决策思想的 基本内容与特征。后来论者在其论著《邓小平决策思想研究》 中又对这种观点作了进一步的完善和发展，指出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是其精髓；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用“三个有利于”标准评判决策成败得失是其价值选择；面 向世界、面向现代化是其战略眼光；着眼全局，突出重点，统筹兼顾是其辩证方法；原则性与灵活性高度统一是其高超 艺术；民主化、制度化、科学化是其科学的精神（15）。

也有论者认为，高瞻远瞩，大局在胸是邓小平酝酿、思 考宏观战略决策的方略；宏观运筹，当机立断是其抉择、决 断宏观战略决策的方略；突破重点，整体推进是其部署、安 排宏观战略决策的方略；不尚空谈，务求实效是其实施、检 验宏观战略决策的方略（16）。亦有论者认为，邓小平的决 策思想特色表现为四大方面：决策框架和方法特色、民族和 时代特色、思维与艺术特色、实践和科学特色（17）。

决策离不开价值判断，有论者认为，邓小平决策的价值 取向表现为：理性取向、经济取向、民主取向、开放取向（18）。

4、关于邓小平的管理思想

邓小平的领导思想与管理实践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一 种观点认为，邓小平管理思想的哲学基础是实事求是，它含 有丰富的内容，在战略目标的确定与实施问题上，在管理制 度与方法问题上，在用人问题上，都有其鲜明的特色，主要 表现为：现实基础与宏伟目标相统一的决策思想，以实践为 基础的战略实施思想，原则性与灵活性相结合的调控方法，倾向科学的仲裁方法（19）。另一种观点认为，实践性、科 学性、系统性、创造性是邓小平管理思想的特征，其内容则 为：经济管理、民主管理、行政管理、党务管理、文化管理 以及教育、科技、人才、军队等管理思想（20）。有的论者 从科学技术管理的视角认为，邓小平科学管理思想是，必须 采用现代科学管理以促进生产力的发展，质量第一，在改革 开放的实践中引进与学习管理科学（21）。

此外，不少论者对邓小平的行政、经济、文化、教育、军队、科技、人才等具体的管理思想进行了研究，并提出了 十分有价值的观点。

5、关于邓小平的领导方法

从方法论的视角研究邓小平领导艺术的学者认为，邓小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总设计师，他的工作方 法具有鲜明的现代化和战略性特点，并且渗透于中国社会主 义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他的工作方法表现为一种实践着的 领导方式和活动方式。有的论者认为，向前看，从大局出发、照顾大局，胆子要大，步子要稳，要根据新情况、新问题，提出新办法（22）；有的论者认为，求真务实，开拓创新，远见卓识，坚韧果断，典型示范（23）；有的论者认为，多 样性、系统性、实践性（24）；有的论者认为，调查研究，群众路线，认真总结经验，抓重点，两手抓，领导工作制度 化（25）；有的论者指出，大胆试验，不搞争论，提出“判 断标准”，人民拥护、波浪递进，举重若轻（26）；有的论 者认为，从经济角度去解决政治问题等等（27），都是邓小平的领导方法。但在具体论述过程中存在一些分歧。一种观 点认为，邓小平决策艺术的辩证思维特征为：从整体与局部 相互联系中把握决策对象的系统性、把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 的灵活性高度统一的机敏性、将非凡的胆略与科学的态度有 机结合的创造性。

三 几点思考

1、应全面理解和把握邓小平领导艺术的内涵

领导艺术是领导者运用自己的智慧、才能、学识、胆略、经验在领导活动中创造性地发挥出来的领导才能和领导方法，它具有多样性、多变性、灵活性、系统性、辩证性等诸多特 点。邓小平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尤其是在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以其非凡的智慧 和胆略，高度的历史责任感和使命感，丰富的领导经验，在 长期的领导活动中所表现出来的领导艺术，是一个具有丰富 内涵和不同层次构成的完整体系，在研究中只有全面、系统 地理解和把握住这个体系，才能全面、准确、深刻地揭示这 个体系的特征及其历史与现实价值。

2、进一步加强对邓小平在某些具体领域领导艺术的研究

就邓小平领导艺术所涵盖的领域而言，涉及到政党领导 艺术、行政领导艺术、经济领导艺术、企业领导艺术、文化 领导艺术、教育领导艺术、军事领导艺术、外交领导艺术等 等。在这些领域中邓小平的领导艺术既具有共性，也各有特 点，都值得我们深入探讨。尤其是经济领导艺术，它解决了 中国共产党执政后如何领导经济的重大问题，是对马克思主 义经济领导学说的重大贡献。如邓小平提出学会用经济方法 管理经济、利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法和管理方法来发展社会 主义的生产力等，充分体现了他领导经济高超的艺术魅力。尽管不少论者对邓小平在政党、行政、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外交等领域的领导艺术进行了研究并取得了不少的成 果，但从领导科学的视角来对这些问题进行全面、系统、深 刻地研究还显得比较薄弱。因此，加强对邓小平这些具体领 域的带专题性的领导艺术研究，应是我们今后加深对邓小平领导艺术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

3、进一步加强对邓小平领导思想理论的研究

目前有关研究邓小平领导思想与艺术的成果，大多是从 邓小平在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所起的重大作用中寻找 论据，也就是说大多着眼于邓小平在重大决策尤其是十一届 三中全会以来重大决策的历史功效中寻找论据，这种论据固 然有着强烈的说服力，但仅仅局限于此是远远不够的。其实，邓小平的领导思想理论十分丰富。邓小平在长期的革命和社 会主义建设实践中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领导理论命题，在许多 方面对马克思主义领导理论有创造性的发展。如：他提出 “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面性、稳定性 和长期性”、“领导就是要善于集中人民群众的正确意见”、“加强党的领导，端正党的作风”、“注意工作方法，克服 官僚主义”、“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等等。邓小平这些丰富的领导理论，是我们研究邓小平领导思想与 艺术的重要理论依据，通过研究使之更加系统化、科学化，是广大理论工作者重要的使命。

4、进一步拓展对邓小平领导思想与艺术研究的广度

（１）加强邓小平与国外重要领导人领导艺术的比较研 究。邓小平不仅属于中国，而且属于全世界，他的领导艺术 不仅仅在中国当代史上具有显著的特色和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与一些世界著名领袖人物相比，亦具有其独特的魅力。因此，将邓小平的领导艺术与世界著名政治家的领导艺术进 行比较研究，能加深我们对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理解，从而在 更深的层次上把握其特征。而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在国内基本 上是空白，因此加强这方面的比较研究显得尤为必要。

（２）加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研究。目前国内学术界对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研究集中在十一届三中 全会以后，也就是说，主要是对１９７８年以后邓小平的领 导艺术进行研究。而对此前，特别是民主革命时期邓小平的 领导艺术研究甚少。个中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 要原因是不少研究者认为只有高层领导者的领导风格和领导 才华才能看作是艺术，从而抑制了对１９７８年以前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研究。这种仅仅把高层领导者的领导风格和才华 看作是领导艺术的观点，本身便是值得商榷的。笔者认为，领导艺术具有多层次性。而且邓小平在建国初期便是我党领 导集体的重要一员，在民主革命时期，长期与刘伯承独当一 面，其卓越的领导才能便已充分体现出来，只不过由于种种 原因没有像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那样发挥得淋漓、酣畅。因此，要全面、系统地研究邓小平的领导艺术与思想，加强 对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研究是十分必要的。

此外，邓小平的领导艺术与其独特的人格魅力是紧紧联 系在一起的，坚毅、果敢、无私、绝不苟且，坚持真理不畏 强权，永不服输、乐观豁达等人格魅力，与他的领导风格与 艺术紧紧联系在一起，有的已成为他领导艺术的重要组成部 分，但目前将二者结合起来加以论述的研究成果亦为数不多。

5、进一步加强邓小平领导艺术现实价值的研究

目前有关研究邓小平领导艺术价值的成果，大多数是着 眼于历史价值，即着眼于邓小平在重大决策中的历史性贡献，而把邓小平的领导艺术与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领导风 格艺术结合起来研究，把对邓小平领导思想与艺术的研究和 现实问题联系起来进行考察研究的成果极少。因此，加强对 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研究，以它的精髓来指导我们的工作实践，不断解决现实中出现的新问题、新情况，少犯或不犯错误，增强领导工作的科学性，是时代向我们提出的一项重要课题。

6、加强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研究，进一步推动我国领导科 学向前发展

对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研究是伴随着领导科学兴起而不断 向前发展的。我国领导科学的兴起于上世纪８０年代中期，到９０年代得到迅速发展。领导艺术是在一定的知识和经验 的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技能，领导科学则是领导艺术中系统化、规范化的知识结晶，领导科学好比一个稳定的内核，而领导 艺术好比是它的外围的软组织。两者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缺一不可。邓小平领导艺术富于系统性、灵活性、多样性、时代性的特色，是我国领导科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且具 有较普遍的指导意义。因此从领导科学的视角加强对邓小平领导艺术的研究，对于推动我国领导科学的进一步发展、繁 荣，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和现实价值。

（作者周发源系湖南省社会科学界联合会副主席，研究 员；王国宇系湖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副所长，副研究员）

注释：

（1）《人民日报》１９７８年１２月１９日；１９８０ 年９月３０日。

（2）夏禹龙、李君如：《邓小平的管理思想与领导艺术》，刘海藩、杨春贵主编：《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一卷，中 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７５－３７７页。

（3）丁士峰：《邓小平领导艺术探求》，《现代领导》 １９９８年第１２期。

（4）宋江澎：《学习和运用邓小平同志的领导艺术》，《探求》１９９５年第３期

（5）谭乃达：《努力学习和实践邓小平同志的领导思想 与艺术》，《国防大学学报》１９９５年第１期。

（6）汪太理：《卓越的治国艺术家邓小平》，《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一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７０页。

（7）戴维·W·张：《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转引自 金羽主编：《海外人士心中的邓小平》，红旗出版社１９９ ７年版，第７－８页。

（8）原钧：《论邓小平领导思想的基本特征》，《领导 科学》１９９４年第４期。

（9）张瑞枝：《新时期邓小平领导思想初探》，《学术 研究》１９９４年第２期。

（10）邵景均：《略论邓小平的领导观》，《人民日报》 １９９５年２月８日。

（11）孟继群、侯仰德、初正坤：《邓小平领导理论与 实践》，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

（12）文克成：《论邓小平的统战艺术》，《中央社会 主义学院学报》１９８７年第５期。

（13）王树春、郭同岭、郑文彬、李江洲：《试论邓小平指导国防建设的艺术》，《毛泽东军事思想研究》１９９ ２年第２期。

（14）杨义青：《论邓小平决策思想》，《邓小平理论 研究文库》第一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 ３８０－３８２页。

（15）罗小凡、周发源、罗宏全：《论邓小平决策思想 的基本特征》，《求是》１９９５年第５期。

（16）薛家玉：《邓小平制定和实施宏观战略决策的高 超艺术》，《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五卷，中共中央党校 出版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８５６页。

（17）刘文生、江波、曹博慧：《邓小平行政决策思想 的特色》，《北京社会科学》１９９８年第３期。

（18）斯夫：《论邓小平的决策思想》，《领导科学》 １９９２年第１１期。

（19）夏禹龙、李君如：《邓小平的管理思想与领导艺 术》，《邓小平理论研究文库》第一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 社１９９７年版，第３７４页。

（20）万顺福：《邓小平管理思想研究》，《西南民族 学院学报》１９９９年第３期。

（21）陈晓田：《略论邓小平科学管理思想》，《科学 与科学技术管理》１９９６年第８期。

（22）何景成：《邓小平决策方法浅析》，《领导工作 研究》１９９２年第４期。

（23）张成存、任德利：《试论邓小平领导方法的特色》，《领导科学》１９９２年第６期。

（24）王学静：《邓小平的方法论特色》，《光明日报》 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２３日。

（25）金羽主编：《邓小平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华夏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第１７７－２５８页。

（26）江岩：《邓小平领导方法研究》，《空军政治学 院学报》１９９８年第４期。

（27）宋惠昌：《论邓小平的政治思想思维艺术》，《北京日报》２０００年５月２２日。

《邓小平研究述评》

第四篇：邓小平《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 》

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

（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九日）

邓小平

我今天讲三点：

一、讲这次会议；

二、讲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

三、讲工作方法。

第一个问题，这次全会很重要，开得非常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和这次全会，都是开得好的。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多年没有这么活跃了。这次全会，真正做到了大家畅所欲言，真正体现了中央委员会的集体智慧和集体领导，在党的生活中树立了很好的风气。应该在全党各级领导机构中把这种风气推广发扬下去。

这次会议解决的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包括加强中央常委领导的问题，建立中央书记处的问题，提出党章修改草案和制定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问题等，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党是执政党。应该说，党的领导在相当一个时期受了损害。恢复我们党在全国各族人民中、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解决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认为，这次全会为解决这个问题所通过的几个决定和文件，都是正确的。会议真正体现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刘少奇同志的平反是一件很大的事，我们解决得很好。这件事情可不可以早一点办呢？恐怕不行。但是，现在再不解决，就可能犯错误。全会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其中关于“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规定，这在保障国家政治生活的安定方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总之，这次会议提出讨论的问题都非常重要，都解决得很好。

会议的消息和文件公布以后，不仅在党内、在全国各族人民中，而且在国际 1 上，都会引起很大很好的反响。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国际上议论纷纷，认为现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路线和政策是对的，但是怀疑它的继承性和稳定性。这次全会的文件和全会决定的一系列政治、组织措施，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相信，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这次全会的决定是满意的。在国际上，肯定会进一步增加国外的同志、朋友和各种程度的合作者对我们的信任。这一点，对于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对于加强国际反霸斗争，都是有利的。、第二个问题，关于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我想多说几句。

我们从党的十一大以来，特别是经过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逐步确定了现阶段党的政治路线。三中全会确立了或者说重申了党的思想路线。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考虑，不进一步解决党的组织路线问题，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就得不到可靠的保证。这次会议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党的组织路线的问题，从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就已经在着手解决，也做了很多事，比如我和一批人出来工作。但是把它更明确地提出来，还是三中全会以后的事情。这说明我们的工作大大地前进了。

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许多问题，不搞四个现代化解决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加，人民生活的逐步提高，国防相应地得到巩固和加强，都要靠搞四个现代化。全会讨论了党章修改草案。修改党章是要进一步明确党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领导？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参加讨论的同志都反映，党章修改草案是有特色的，比较好的。这不是说它已经很完善。也许还要经过几次修改才能完善。修改草案中关于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的表述中增加了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内容，这比以前 的提法更周到些，不过句子还太长。语句简短一点好记。但是不管怎样表述，实质是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请同志们在处理各种繁忙的事务的时候，务必一天也不要放松经济工作。

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一心一意地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始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建议取消宪法中关于“四大”的规定，就是为了这一点。取消宪法中关于“四大”的规定，并不是说不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而是由于多年的实践证明，“四大”不是一种好办法，它既不利于安定，也不利于民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两方面是统一的。发扬民主可以经过很多渠道来实现。比如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就规定，要讲真话，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我们这次全会就是人人畅所欲言，包括中央常委讲的话，有不妥当的，大家纠正，这很好嘛。哪有什么金口玉言，即席讲几句话就句句准确？我们全会的风气很好，发扬这样的民主风气，就有利于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四大”就决不能做到这一点。

要实现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必须解决历史的遗留问题，弄清大是大非。我们已经解决了大量的这类问题，但是还有相当多的问题需要继续解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如三中全会所说，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不能在旧帐上纠缠，要把大家的思想和目光引到搞四个现代化上面来。如果不能得到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结果，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有缺陷。所以我们总是说，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宜粗不宜细。我这里不只是讲某一个具体的案子，而是讲总的历史问题，包括将来要写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太细了不妥当。

为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讲，文化大革命前，党犯过一些错误，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一样，也犯过一些错误。我看这样讲好，符合实际。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拿我来说，能够四六开，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么好，就够满意了，大部分好嘛。我们既然说毛泽东同志都会犯错误，少奇同志就没有错误呀？其他同志就不犯错误呀？平反的决议这样评价少奇同志，可以使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是敢于面对现实讲真话的。否则不合乎事实。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只是错误有大小轻重的区别。

历史遗留的问题还要继续解决。比如这次会上提到的瞿秋白同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在处理这些历史问题的时候，要引导大家向前看，不要过分纠缠。有些同志的问题已经实际上解决了，就不必再要求中央发文件，过多地发文件并不好。

其次，谈谈思想路线问题。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我们说重申，就是说把这条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恢复起来。这条思想路线，有一段时间被抛开了，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说，党的这条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同志确立的，他在领导革命的大部分时间内是坚持这条思想路线的。我们贯彻这条思想路线，就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我们提 倡的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此提倡实事求是决不能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决不能忽视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伟大功绩。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同志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认识。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现在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这个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意思是不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三中全会的提法，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去年我们说，各地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要结合实际，要结合具体情况解决问题。这就是说，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也同样要求向前看。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使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集中于怎样恢复和提高党的威信、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怎样解决现在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的新问题。

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不开动脑筋，不解放思想不行。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全党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如果像“西单墙”的一些人那样，离开四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

解放思想必须真正解决问题。我们的思想懒汉不少，讲现话、空话的多。真正仔细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切实地想办法使我们的步伐快一些，使生产力发展快一些，使国民收入增加快一些，把领导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这样的同志还不多。比如现在很需要人才，对于一些优秀分子为什么不能上来，怎样解决挡路的问题，就非常需要认真想一想，采取有效的措施。我们这些老同志，包括我 在内，要是办不好这件事，交不了帐就是了。还有些事情，有的地方只会照搬，上面没有指示就不敢动，这能叫解放思想？我们多次讲过，就是一个生产队，也应该解放思想，开动脑筋，解决本生产队的具体问题。我看，一个生产队、一个工厂、一个车间、一个班组的党组织，如果能够面对自己单位的具体问题，走群众路线，同群众商量，提出很好的办法，由共产党员起模范作用，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那末，那里的党组织对四个现代化就做出了很可贵的贡献。

这次全会在组织路线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决策。但是，就全党来说，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还不少，我们要有清醒的估计。例如，我们现在的体制就很不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不过当前最重要的还是选好接班人。从中央起，我们各级党委，特别是老同志，一定要时刻不忘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承担起这个庄严的责任。时间紧迫，再不及早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不行。一九七五年王洪文说：十年后再看。那个时候，我跟先念同志还有其他同志谈过这件事。一九七五年我已经七十一岁了，从年龄上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所以当时我们就想，确实要有比较年轻的同志上来工作。这个问题很实际又很紧迫。五年以后再开中央全会，在座的相当一部分人不能工作了，那时再考虑接班人问题就晚了。

现在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现在确实还有一批帮派人物，奉行林彪、“四人帮”那套思想体系的，打砸抢的，头上长角、身上有刺的，这是造成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总要遇到那么一些人，一下子就给卡住了。如果对林彪、“四人帮”的残余分子，对那些拒绝接受教育、不愿改变立场的分子手软，仍然把他们放在重要的岗位上，我们就要犯大错误。另一方面，我们确实已经有不少比较优秀的年轻人，在经济建设、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中，都有不少有专业知识、有管理能力、很能干的人。政治思想好、党性强，又有见解、有本领的人，各部门各地方有的是。因此，一 方面，对那些帮派体系人物，一定要严肃处理；另一方面，又必须注意从年纪比较轻、身体比较健康、各方面表现都比较好的同志里面选一批接班人。如果能够花三五年时间解决这么一个大问题，我们的事业就越来越有希望。

我想请在座的同志们考虑，下届的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可以选五十个五十岁以下的人。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有相当数量的五十岁以下的人。如果做不到这两点，我们那个代表大会就不是成功的代表大会。再往后，我们的代表大会代表、中央委员会委员还应当更年轻一些。这是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之一。

我们党现在确实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这个问题，一九七五年就提出来了，现在还没有解决。三千八百万党员，相当一部分不合格。这次全会以后，需要结合讨论党章修改草案和贯彻执行党内生活准则，在全党进行一次教育。老干部都要参加，搞个小整风也好，无非是对照条文看合格不合格嘛。一个人十分之九合格，或者十分之七八合格，这就很好。当然百分之百合格的人也有的是。不合格的就要实行批评和自我批评，要求他们转变。

第三个问题，注意工作方法，克服官僚主义。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克服官僚主义，首先还是要着重研究体制的改革，但是工作方法不改也不行，更不能因为等体制改革就无所作为。工作方法总要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改得好一点、快一点嘛。

我们要发扬民主，但是同时需要集中。也许现在和以后一个相当时候，更要着重强调该集中的必须认真集中，以便把效率提高一些。我们强调集体领导，这次讲接班也是集体接班，这很好，很重要。但是，同时必须把分工负责的制度建立起来。集体领导解决重大问题；某一件事、某一方面的事归谁负责，必须由他承担责任，责任要专。应该说，过去我们的书记处工作效率不算低，原因之一就是做出决定交给专人分工负责，他确实有很大的权力，可以独立处理问题。现在 反正是画圈，事情无人负责，很容易解决的问题，一拖就是半年、一年，有的干脆拖得无影无踪了。办事效率太低，人民很不满意。这样能够搞四个现代化呀？我希望，从重新建立书记处开始，中央和国务院要带头搞集体办公制度，不要再光画圈圈了。书记处和国务院的某些工作，不一定全体成员都参与，有几个人一议，就定了。有些事情可以一面做，一面报告政治局和常委；要上面讨论的事情可以等，备案性质的就不要等。各级都要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比如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党委只管大的政治问题、原则问题，厂里的生产、行政方面的管理工作，就应该由厂长负责统一指挥，不能事无大小都由党委包起来。厂长和几位副厂长也各有专责，有管技术的，有管科研的，有管财务的，有管后勤的，等等，需要商量的事也可以几个人商量决定。上下都要讲究工作效率。这样做，难免有时要犯一点错误，但这种错误比那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拖拖沓沓、长期解决不了问题的错误好得多，也容易纠正。

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会上讲短话，话不离题。议这个问题，你就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赞成或反对，讲理由，扼要一点；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不开空话连篇的会，不发离题万里的议论。即使开短会、集体办公，如果一件事情老是议过去议过来，那也不得了。总之，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

这次会议的效率不算低，几天解决了这么多的问题，而且解决得比较好。中央全会带了个好头，我看我们的事业大有希望。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一届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第五篇：邓小平：《坚持党的路线_改进工作方法》(

坚持党的路线，改进工作方法

1980年2月29日

这是邓小平同志在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的讲话。

我今天讲三点：

一、讲这次会议；

二、讲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

三、讲工作方法。

第一个问题，这次全会很重要，开得非常好。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四中全会和这次全会，都是开得好的。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多年没有这么活跃了。这次全会，真正做到了大家畅所欲言，真正体现了中央委员会的集体智慧和集体领导，在党的生活中树立了很好的风气。应该在全党各级领导机构中把这种风气推广发扬下去。

这次会议解决的加强党的领导、改善党的领导的问题，包括加强中央常委领导的问题，建立中央书记处的问题，提出党章修改草案和制定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的问题等，是十分重要的。我们党是执政党。应该说，党的领导在相当一个时期受了损害。恢复我们党在全国各族人民中、在国际上的地位和作用，是摆在我们面前需要解决的非常重要的问题。我认为，这次全会为解决这个问题所通过的几个决定和文件，都是正确的。会议真正体现了我们党的实事求是的作风。刘少奇同志的平反是一件很大的事，我们解决得很好。这件事情可不可以早一点办呢？恐怕不行。但是，现在再不解决，就可能犯错误。全会建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修改宪法第四十五条，取消其中关于“四大”即大鸣、大放、大字报、大辩论的规定，这在保障国家政治生活的安定方面，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总之，这次会议提出讨论的问题都非常重要，都解决得很好。会议的消息和文件公布以后，不仅在党内、在全国各族人民中，而且在国际上，都会引起很大很好的反响。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国际上议论纷纷，认为现在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路线和政策是对的，但是怀疑它的继承性和稳定性。这次全会的文件和全会决定的一系列政治、组织措施，很好地回答了这个问题。我相信，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对这次全会的决定是满意的。在国际上，肯定会进一步增加国外的同志、朋友和各种程度的合作者对我们的信任。这一点，对于我们实现四个现代化，对于加强国际反霸斗争，都是有利的。

第二个问题，关于坚持党的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和组织路线，我想多说几句。

我们从党的十一大以来，特别是经过三中全会、四中全会，逐步确定了现阶段党的政治路线。三中全会确立了或者说重申了党的思想路线。三中全会以后，党中央考虑，不进一步解决党的组织路线问题，政治路线、思想路线就得不到可靠的保证。这次会议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解决这个问题。当然，党的组织路线的问题，从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就已经在着手解决，也做了很多事，比如我和一批人出来工作。但是把它更明确地提出来，还是三中全会以后的事情。这说明我们的工作大大地前进了。

我们党在现阶段的政治路线，概括地说，就是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这件事情，任何时候都不要受干扰，必须坚定不移地、一心一意地干下去。许多问题，不搞四个现代化解决不了。国民经济的发展，国民收入的增加，人民生活的逐步提高，国防相应地得到巩固和加强，都要靠搞四个现代化。全会讨论了党章修改草案。修改党章是要进一步明确党在四个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执政党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党，执政党的党员应该怎样才合格，党怎样才叫善于 领导？在解决这些问题方面，参加讨论的同志都反映，党章修改草案是有特色的，比较好的。这不是说它已经很完善。也许还要经过几次修改才能完善。修改草案中关于我们党的政治路线的表述中增加了高度民主、高度文明的内容，这比以前的提法更周到些，不过句子还太长。语句简短一点好记。但是不管怎样表述，实质是搞四个现代化，最主要的是搞经济建设，发展国民经济，发展社会生产力。这件事情一定要死扭住不放，一天也不能耽误。请同志们在处理各种繁忙的事务的时候，务必一天也不要放松经济工作。

一心一意地搞四个现代化建设，必须一心一意地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这始终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我们建议取消宪法中关于“四大”的规定，就是为了这一点。取消宪法中关于“四大”的规定，并不是说不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而是由于多年的实践证明，“四大”不是一种好办法，它既不利于安定，也不利于民主。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两方面是统一的。发扬民主可以经过很多渠道来实现。比如党内政治生活的准则就规定，要讲真话，有意见摆到桌面上。我们这次全会就是人人畅所欲言，包括中央常委讲的话，有不妥当的，大家纠正，这很好嘛。哪有什么金口玉言，即席讲几句话就句句准确？我们全会的风气很好，发扬这样的民主风气，就有利于维护和发展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四大”就决不能做到这一点。

要实现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必须解决历史的遗留问题，弄清大是大非。我们已经解决了大量的这类问题，但是还有相当多的问题需要继续解决。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如三中全会所说，是为了团结一致向前看。不能在旧帐上纠缠，要把大家的思想和目光引到搞四个现代化上面来。如果不能得到团结一致向前看的结果，就说明我们的工作有 缺陷。所以我们总是说，重大历史问题的解决宜粗不宜细。我这里不只是讲某一个具体的案子，而是讲总的历史问题，包括将来要写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太细了不妥当。

为少奇同志平反的决议讲，文化大革命前，党犯过一些错误，少奇同志和其他同志一样，也犯过一些错误。我看这样讲好，符合实际。不要造成一个印象，好像别人都完全正确，唯独一个人不正确。这个话我有资格讲，因为我就犯过错误。一九五七年反右派，我们是积极分子，反右派扩大化我就有责任，我是总书记呀。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我们头脑也热，在座的老同志恐怕头脑热的也不少。这些问题不是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应该承认，不犯错误的人是没有的。拿我来说，能够四六开，百分之六十做的是好事，百分之四十不那么好，就够满意了，大部分好嘛。我们既然说毛泽东同志都会犯错误，少奇同志就没有错误呀？其他同志就不犯错误呀？平反的决议这样评价少奇同志，可以使党内党外、国内国外进一步认识到，中国共产党是实事求是的，是敢于面对现实讲真话的。否则不合乎事实。没有不犯错误的人，只是错误有大小轻重的区别。

历史遗留的问题还要继续解决。比如这次会上提到的瞿秋白志，讲他是叛徒就讲不过去，非改正不可。在处理这些历史问题的时候，要引导大家向前看，不要过分纠缠。有些同志的问题已经实际上解决了，就不必再要求中央发文件，过多地发文件并不好。

其次，谈谈思想路线问题。三中全会确立了，准确地说是重申了党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马克思、恩格斯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用中国语言概括为“实事求是”四个大字。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就是我们党的思想路线。我们说重申，就是说把这条马克思 主义的思想路线恢复起来。这条思想路线，有一段时间被抛开了，给党的事业带来很大的危害，使国家遭到很大的灾难，使党和国家的形象受到很大的损害。但是我们还是应该说，党的这条思想路线是毛泽东同志确立的，他在领导革命的大部分时间内是坚持这条思想路线的。我们贯彻这条思想路线，就要反对教条主义，反对修正主义，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离开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就没有根，没有方向，也就谈不上贯彻党的思想路线。我们提倡的实事求是，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一个基本组成部分，因此提倡实事求是决不能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理，决不能忽视毛泽东同志在这个问题上的伟大功绩。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毛泽东同志在整个中国革命史上的光辉形象，不能动摇高举毛泽东思想旗帜的原则。我们要有这个觉悟，要有这个认识。这不但是中国共产党的利益所在，中华民族的利益所在，而且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利益所在。

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现在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重要性。这个讨论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意思是不要把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当作教条。三中全会的提法，叫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去年我们说，各地对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要结合实际，要结合具体情况解决问题。这就是说，坚持党的思想路线，也同样要求向前看。处理任何问题，都要使全党全国人民的注意力集中于怎样恢复和提高党的威信、加强和改善党的领导，怎样解决现在面临的国际和国内的新问题。

我们搞四个现代化，不开动脑筋，不解放思想不行。什么叫解放思想？我们讲解放思想，是指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打破习惯势力和主观偏见的束缚，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解放思想决不能够偏离四项基本原则的轨道，不能损害安定团结、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全党对这个问题要有一个统一的认识。如果像“西单墙”„‟的一些人那样，离开四 项基本原则去“解放思想”，实际上是把自己放到党和人民的对立面去了。

解放思想必须真正解决问题。我们的思想懒汉不少，讲现话、空话的多。真正仔细地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切实地想办法使我们的步伐快一些，使生产力发展快一些，使国民收入增加快一些，把领导工作做得更好一些，这样的同志还不多。比如现在很需要人才，对于一些优秀分子为什么不能上来，怎样解决挡路的问题，就非常需要认真想一想，采取有效的措施。我们这些老同志，包括我在内，要是办不好这件事，交不了帐就是了。还有些事情，有的地方只会照搬，上面没有指示就不敢动，这能叫解放思想？我们多次讲过，就是一个生产队，也应该解放思想，开动脑筋，解决本生产队的具体问题。我看，一个生产队、一个工厂、一个车间、一个班组的党组织，如果能够面对自己单位的具体问题，走群众路线，同群众商量，提出很好的办法，由共产党员起模范作用，真正解决这些问题，那末，那里的党组织对四个现代化就做出了很可贵的贡献。

这次全会在组织路线方面作出了一系列非常重要的决策。但是，就全党来说，没有解决的重要问题还不少，我们要有清醒的估计。例如，我们现在的体制就很不适应四个现代化的需要。不过当前最重要的还是选好接班人。从中央起，我们各级党委，特别是老同志，一定要时刻不忘严肃地对待这个问题，承担起这个庄严的责任。时间紧迫，再不及早妥善解决这个问题不行。一九七五年王洪文说：十年后再看。那个时候，我跟先念同志还有其他同志谈过这件事。一九七五年我已经七十一岁了，从年龄上我们是斗不过他们的。所以当时我们就想，确实要有比较年轻的同志上来工作。这个问题很实际又很紧迫。五年以后再开中央全会，在座的相当一部分人不能工作了，那时再考虑接班人问题就晚了。

现在的问题有两个方面。一方面，现在确实还有一批帮派人物，奉行林彪、“四人帮”那套思想体系的，打砸抢的，头上长角、身上有刺的，这是造成不安定的一个重要因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在贯彻执行的过程中，总要遇到那么一些人，一下子就给卡住了。如果对林彪、“四人帮”的残余分子，对那些拒绝接受教育、不愿改变立场的分子手软，仍然把他们放在重要的岗位上，我们就要犯大错误。另一方面，我们确实已经有不少比较优秀的年轻人，在经济建设、科学技术、文化教育等各个领域中，都有不少有专业知识、有管理能力、很能干的人。政治思想好、党性强，又有见解、有本领的人，各部门各地方有的是。因此，一方面，对那些帮派体系人物，一定要严肃处理；另一方面，又必须注意从年纪比较轻、身体比较健康、各方面表现都比较好的同志里面选一批接班人。如果能够花三五年时间解决这么一个大问题，我们的事业就越来越有希望。

我想请在座的同志们考虑，下届的中央委员会，是不是可以选五十个五十岁以下的人。代表大会的代表应该有相当数量的五十岁以下的人。如果做不到这两点，我们那个代表大会就不是成功的代表大会。再往后，我们的代表大会代表、中央委员会委员还应当更年轻一些。这是我们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之一。我们党现在确实存在一个整顿的问题。这个问题，一九七五年就提出来了，现在还没有解决。三千八百万党员，相当一部分不合格。这次全会以后，需要结合讨论党章修改草案和贯彻执行党内生活准则，在全党进行一次教育。老干部都要参加，搞个小整风也好，无非是对照条文看合格不合格嘛。一个人十分之九合格，或者十分之七八合格，这就很好。当然百分之百合格的人也有的是。不合格的就要实行批评和 自我批评，要求他们转变。

第三个问题，注意工作方法，克服官僚主义。这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个迫切问题。克服官僚主义，首先还是要着重研究体制的改革，但是工作方法不改也不行，更不能因为等体制改革就无所作为。工作方法总要适应四个现代化的要求，改得好一点、快一点嘛。

我们要发扬民主，但是同时需要集中。也许现在和以后一个相当时候，更要着重强调该集中的必须认真集中，以便把效率提高一些。我们强调集体领导，这次讲接班也是集体接班，这很好，很重要。但是，同时必须把分工负责的制度建立起来。集体领导解决重大问题；某一件事、某一方面的事归谁负责，必须由他承担责任，责任要专。应该说，过去我们的书记处工作效率不算低，原因之一就是做出决定交给专人分工负责，他确实有很大的权力，可以独立处理问题。现在反正是画圈，事情无人负责，很容易解决的问题，一拖就是半年、一年，有的干脆拖得无影无踪了。办事效率太低，人民很不满意。这样能够搞四个现代化呀？我希望，从重新建立书记处开始，中央和国务院要带头搞集体办公制度，不要再光画圈圈了。书记处和国务院的某些工作，不一定全体成员都参与，有几个人一议，就定了。有些事情可以一面做，一面报告政治局和常委；要上面讨论的事情可以等，备案性质的就不要等。各级都要实行集体领导、分工负责。比如实行党委领导下的厂长负责制，党委只管大的政治问题、原则问题，厂里的生产、行政方面的管理工作，就应该由厂长负责统一指挥，不能事无大小都由党委包起来。厂长和几位副厂长也各有专责，有管技术的，有管科研的，有管财务的，有管后勤的，等等，需要商量的事也可以几个人商量决定。上下都要讲究工作效率。这样做，难免有时要犯一点错误，但这种错误比那种议而不决、决而不行、拖拖沓沓、长期解 决不了问题的错误好得多，也容易纠正。

开会要开小会，开短会，不开无准备的会。会上讲短话，话不离题。议这个问题，你就对这个问题发表意见，赞成或反对，讲理由，扼要一点；没有话就把嘴巴一闭。不开空话连篇的会，不发离题万里的议论。即使开短会、集体办公，如果一件事情老是议过去议过来，那也不得了。总之，开会、讲话都要解决问题。

这次会议的效率不算低，几天解决了这么多的问题，而且解决得比较好。中央全会带了个好头，我看我们的事业大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