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被害人提起的民事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第一篇：本案被害人提起的民事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

[案情]：2003年6月，肖某因琐事与廖某发生争执，遂用携带的菜刀猛砍廖某头部两下，然后逃离现场。廖某的伤情经法医鉴定为重伤。2001年9月廖某向公安机关提出控告，公安机关予以立案侦查，2004年2月将肖某抓获归案。2002年4月检察机关以肖某犯故意伤害罪提起公诉。因被告人肖某申请作精神病鉴定及不服一审判决提出上诉，二审法院于2004年9月作出终审裁定。2004年10月被害人廖某提起民事诉讼，要求肖某赔偿其经济损失2万余元及精神抚慰金1万元。

[分歧]：就廖某提起的民事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有以下分歧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廖某提起的民事诉讼已经超过诉讼时效。本案应当适用特殊诉讼时效。特殊诉讼时效是指时效期间不足两年的时效。我国《民法通则》第136条、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从知道或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的，诉讼时效期间为一年。本案受害人廖某在2003年6月被肖某刀砍致重伤，诉讼时效应该从此时开始计算，其在2004年10月提起民事诉讼，显然已超过一年期间的诉讼时效。

第二种意见认为，廖某提起的民事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本案应当参照适用刑事追诉时效。我国《刑事诉讼法》第77条规定：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物质损失的，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而我国《刑法》只规定了司法机关依法对犯罪分子追究刑事责任的有效期限，即追诉时效，而未规定附带民事诉讼时效，依据《刑诉法》第77条规定应认为刑事追诉时效与附带民事诉讼时效一致。且本案民事诉讼与刑事被告人肖某的犯罪行为具有因果联系，所以，可以参照刑事追诉时效（十年）的规定，保护被害人廖某的民事权利。

第三种意见认为，廖某提起的民事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本案被害人廖某提起的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存在密切的联系，它是基于刑事被告人肖某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廖某造成物质损失和精神伤害而引发的民事诉讼，不同于普通的民事诉讼。对这类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案件，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9条规定，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如果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不知道司法机关追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的同时，自己还具有行使提起民事诉讼或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要求追究致害人的民事责任，则可将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作为特殊情况，延长诉讼时效期间。故本案廖某提起的民事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应受法律保护。

[分析]：笔者同意第三种意见，其理由如下：（1）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89条规定，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第一审判决宣告以前没有提起的，不得再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但可以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在司法实践中，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案件，往往都已超过民事诉讼时效，如果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驳回原告的诉讼请求，显然有违上述司法解释的初衷。另外，在刑事诉讼过程中，被害人既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亦可直接提起民事诉讼，如果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律保护其民事权益，而直接提起民事诉讼，法院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而不予保护，则有悖立法旨意。

（2）我国《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有特殊情况的，人民法院可以延长诉讼时效期间。延长的事由是特殊情况，其实质是赋予法院自由裁量权，以便更充分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但是，法院也不能随意地延长，特殊情况应是不可归责于当事人的客观障碍。本案被害人廖某提起的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存在密切的联系，这一基于刑事被告人肖某的犯罪行为给被害人廖某造成物质损失和精神伤害而引发的民事诉讼，不同于普通的民事诉讼，其具有特殊性是显而易见的。故依据我国法律规定，对这类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案件，经过审查，在刑事诉讼过程中，如果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的人不知道司法机关追究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的刑事责任的同时，自己还具有行使提起民事诉讼或附带民事诉讼的权利，要求追究致害人的民事责任，则可将整个刑事诉讼过程作为特殊情况，延长诉讼时效期间；如果司法机关已经告知其有权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并记录在案，而其在刑事判决生效后另行提起民事诉讼的，则从司法机关告知之日起至一审判决宣告之日止这段时间，不能作为诉讼时效延长的特殊情况。另外，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犯罪分子非法占有、处置被害人财产而使其遭受物质损失的，人民法院应当予以追缴或者责令退赔。被追缴、退赔的情况，人民法院可以作为量刑情节予以考虑。经过追缴或者退赔仍不能弥补损失的，被害人另行提起民事诉讼，人民法院可以受理。故笔者认为本案被害人廖某提起的民事诉讼没有超过诉讼时效，其合法权益依法应受法律保护。

本案被害人提起的民事诉讼是否超过诉讼时效？一文由www.xiexiebang.com搜集整理，版权归作者所有,转载请注明出处!

第二篇：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

【全文】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公告

（法释〔２００２〕１７号）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已于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１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２３０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２００２年７月２０日起施行。

二00二年七月十五日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刑事案件被害人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问题的批复

（２００２年７月１１日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１２３０次会议通过）

云南省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云高法〔２００１〕１７６号《关于人民法院是否受理被害人就刑事犯罪行为单独提起的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根据刑法第三十六条和刑事诉讼法第七十七条以及我院《关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范围问题的规定》第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对于刑事案件被害人由于被告人的犯罪行为而遭受精神损失提起的附带民事诉讼，或者在该刑事案件审结以后，被害人另行提起精神损害赔偿民事诉讼的，人民法院不予受理。

此复

第三篇：关于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是否有效的答复

《关于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超过两年诉讼时效是否有效的答复》

（2001）民二他字第27号

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

你院津高法（2001）96号《关于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超过诉讼时效规定的两年，超过部分是否有效的请示》收悉。经研究，答复如下：

一、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超过两年的主债务诉讼时效期间的，应当认定该约定有效。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应当在保证期间内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二、主债务在诉讼时效期间内，发生中断或者连续中断的，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应当在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内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三、主债务诉讼时效完成后，债权人在保证合同约定的保证期间内向连带责任保证的保证人主张权利的，保证人可以行使主债务诉讼时效完成的抗辩权。保证人没有行使主债务诉讼时效完成的抗辩权而履行了保证责任后，向债务人行使追偿权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此复

二OO五年六月八日

第四篇：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

本案是否应当中止审理？

【基本案情】

张三与李四系夫妻关系，有一女儿张甲，张三的父母早已死亡。2005年李四从家中走失，至今未归。2010年，张三在回家途中发生交通事故，当场死亡。张甲在办理完父亲的后事后，即找到肇事方就张三的赔偿问题进行协商，但肇事方仅同意补偿张甲几千元。张甲无奈之下，以肇事方为原告起诉到法院，要求其赔偿。

法院受理后认为，李四作为必要参加诉讼的当事人应当追加其为原告出庭参加诉讼，随后法院对李四进行了公告。

公告期满后，李四仍不能出庭应诉，法院告知张甲应当到其住所地法院申请宣告李四死亡。而本案应当终止审理。

【律师意见】

律师认为，根据我国相关法律的规定，本案不应当中止审理。具体理由如下： 第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法》第十八条的规定，被侵权人死亡的，其近亲属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被侵权人为单位，该单位分立、合并的，承继权利的单位有权请求侵权人承担侵权责任。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十二条的规定，民法通则中规定的近亲属，包括配偶、父母、子女、兄弟姐妹、祖父 母、外祖父母、孙子女、外孙子女。李四和张甲作为张三的近亲属有权利向侵权单位主张侵权赔偿。

第二，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五十八条的规定，人民法院追加共同诉讼的当事人时，应通知其他当事人。应当追加的原告，已明确表示放弃实体权利的，可不予追加；既不愿意参加诉讼，又不放弃实体权利的，仍追加为共同原告，其不参加诉讼，不影响人民法院对案件的审理和依法作出判决。具体到本案，李四作为共同诉讼的当事人，应当出庭参加法庭审理，但其下楼不明已有证据证明，同时，鉴于法院受理此案后，既已对应当参加诉讼的李四进行了公告，公告期满后，其仍未出庭参加诉讼，可以根据上述法律规定继续对该案进行审理，并依据相关事实依法作出判决。

第五篇：无效合同是否有诉讼时效

无效合同是否有诉讼时效

一、无效合同的定义

所谓无效合同，是相对于有效合同而言的，它是指合同虽然已经成立，但因其在内容和形式上违反了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和社会公共利益，因此应确认为无效。①无效合同属绝对无效，自始不具有法律约束力。我国《合同法》中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体现在第52、56、57、58、59条当中，但其中没有涉及诉讼时效的规定。因此，无效合同是否涉及诉讼时效就成为大家争辩不休的问题，笔者也试对此谈谈自己一点肤浅的认识，意在抛砖引玉。

二、无效合同诉讼时效的两种观点

很多民法学者认为无效合同不受诉讼时效。例如江平、王利明、崔建远等。其中，学者崔建远曾在《人民法院报》撰文对合同无效与诉讼时效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阐述，他认为合同无效不受诉讼时效限制，返还财产的时效的起算点就是判决、裁决生效之日，返还财产的义务就成立，从次日起诉讼时效就开始起算。据作者讲，其观点也被最高法院的判决采纳。事实上最高法院关于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也的确是采取否定说。最高人民法院民一庭所主编的《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2002年第一期关于深圳安益投资有限公司与深圳机场综合开发公司合作建房合同纠纷上诉一案中，法官认为“我国现行法律对合同无效提起诉讼并没有时间限制，合同未经法院判决确认为无效时，当事人往往遵守„合同‟，继续履行„合同‟义务，只有合同被确认为无效后，才发生返还财产及赔偿损失问题。故即使事隔多年，当事 1

人就确认合同无效问题起诉，法院也应当受理并对合同效力问题进行确认，这里不存在时效问题。”另外，最高人民法院（2005）民一终字第26号民事判决书也写道 “关于合同无效的请求是否适用诉讼时效问题。本院认为，确认合同无效涉及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实质是国家为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需要对当事人之间民事行为进行干预。单纯的时间经过不能改变无效合同的违法性。当事人确认合同的无效的请求，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

但是，也有法官表示反对的，如最高人民法院民二庭庭长宋晓明法官认为，一般而言，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应当自合同约定的履行期限届满之次日起算，而不应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算。如认定从合同被确认无效之日起算诉讼时效，则因权利人怠于行使权利或以合同无效为由得以在无限的期间内随时要求合同对方实施给付行为，必将使其间的民事关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有碍于社会流转的客观需求和民事秩序的稳定，有悖于民事诉讼时效制度的本旨。

三、分析

《合同法》中关于无效合同的规定，实为两个部分：一为无效合同的确认，第五十二条中明确规定以下情形合同无效：(1)一方以欺诈、胁近的手段订立合同，损害国家利益;(2)恶意串通，损害国家、集体或者第三人利益;(3)以合法形式掩盖非法目的;(4)损害社会公共利益;(5)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二为无效合同确认后相关事宜的处理，包括请求返还财物、赔偿损失、财物收归国家及返还集体或第三人。当事人要想通过确认无效合同进行救济，首先必须诉

请对合同进行无效确认，然后才能请求返还财产和赔偿损失的救济。因此，无效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体现在无效合同的确认是否受诉讼时效限制、如何确定诉讼时效以及合同被确认无效后所产生的请求权三个方面。

实践中，对于确认合同无效，在提起方式上有两种情形：一种是当事人向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进行诉讼或申请，请求确认合同无效;另一种是在审理或仲裁过程中，人民法院或仲裁机构主动审查合同效力，认为合同符合《合同法》第52条规定的有关无效情形，确认合同无效。

对于无效合同的确认是否受诉讼时效的约束，目前在理论界和务实派之间存在不同的观点。

理论界普遍认为，无效合同因其具有违法性，对无效合同实行国家干预原则，法院和仲裁机构均应主动审查并确认合同无效，而不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这种观点为之“否定说”。而务实派则对无效合同的确认受诉讼时效限制持肯定态度，这种“肯定说”观点认为，无效合同具有违法性，合同当事人对于其行为的违法性应当知晓。《民法通则》第137条规定，诉讼时效期间从当事人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算。根据该条规定，确认合同无效也同样具有诉讼时效。因此，确认合同无效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②

理论界的“否定说”，只是以无效合同具有违法性这一点来确定其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明显脱离实际，也与法律规定不符。对于“肯定说”，虽然法律未作具体规定，但有相应法律根据，也符合诉讼时

效制度的立法原则，因此，笔者作为一名司法实践者，同样认同“肯定说”，无效合同的确认应当受到诉讼时效的约束。

四、笔者认为：

（一）无效合同的确认受诉讼时效限制有法律依据。

对于合同的诉讼时效问题，在我国的《合同法》中没有规定，但仍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原因很简单，《合同法》仅是民法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我国的《民法通则》在目前尚无完整“民法典”的情况下，充当了总则的角色。因此，《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合同法》应当遵循。

纵观《民法通则》第七章和有关诉讼时效的法律法规，对于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情形，只有在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70条“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受到侵害的，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有明确规定，而这则司法解释仅适用于未授权给公民、法人经营、管理的国家财产，除此之外，再无不受诉讼时效限制的其他情形，既然法律没有明确规定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当然也不能凌驾与此之上。因此，无效合同的确认应当适用《民法通则》关于诉讼时效的规定，而主张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既不符合法律规定，也不没有法律依据。

(二)从无效合同的违法程度来看，也应受诉讼时效的限制。法律规定的违法行为，从侵犯客体来讲，包括刑事违法行为即犯罪行为、行政违法行为和民事违法行为，一般认为，这三种违法行为

中，犯罪是应受刑罚处罚的严重违法行为，对社会的危害性最大，比其他两种违法程度要严重得多。我国《刑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犯罪经过下列期限不再追诉：(一)法定最高刑为不满五年有期徒刑的，经过五年;(二)法定最高刑为五年以上不满十年有期徒刑的，经过十年;(三)法定最高刑为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的，经过十五年;(四)法定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的，经过二十年。如果二十年以后认为必须追诉的，须报请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据此规定，国家对于最严重的违法行为进行干预和处罚，都有追诉期限限制，超过此期限，除最高刑为无期徒刑、死刑认为必须追诉的以外，其余犯罪行为不再追究其刑事责任，也就是说，该犯罪行为应当给予的刑事处罚得到免除。《行政处罚法》第29条规定，“违法行为在二年内未被发现的，不再给予行政处罚。”然而，无效合同之所以无效，正是由于合同本身存在违法性，但属于民事违法范畴，其违法的严重性远远小于刑事违法，国家对最严重的刑事违法行为都规定了追诉时效，超过追诉时效则放弃对其责任追究，对于违法性较轻的民事违法行为也就无需无限期进行干预和追究责任。如果认为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受诉讼时效的限制，那么就产生一个问题，行政违法行为经过二年、罪当死刑的犯罪行为经过二十年就不再受法律的追诉，只对无效合同的确认不受诉讼时效期间的限制，永远都要接受法律的处罚，显然违反了法律体系理论中的统一性和协调性原理。因此，对于无效合同违法性的干预，应当受诉讼时效的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