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激活放大区域招商的战略思考

第一篇：关于激活放大区域招商的战略思考

##县位于##省东南部。近年来，我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借助特有的口岸优势、资源禀赋和公共关系，全力做好“高、准、活、新、优”五字文章，激活放大区域招商，一改过去被动地“千辛万苦出门寻商”，呈现了“千商万贾主动上门”的繁荣景象。2005年至今，全口径引进到位资金##亿元，##已成为全省重要的南资港企承载地和创业园。找

准卖点，招商定位上求“高”。商家效益为本，资本逐利而动。在招商引资深入人心，海内外都在争资、抢商的大趋势下，要快人一步、先人一筹，关键是要以特招商，优势互融，以科学的定位和精准的卖点，吸引投资者联手创业、共同发展。##毗邻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俄罗斯滨海边区，背靠俄远东腹地。在国内发达地区产业饱合、规模转移的态势下，俄富集的能源、原材料和广袤市场对过剩资本极具吸引力和诱惑力。尤其作为全省对俄经贸的龙头，我们直接面对着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培育了一批资金雄厚、经贸网络通达、熟知俄市场规则的精品企业和优秀企业家，与俄高层、地方政府、企业间的公共关系和感情联系紧密而融洽，这客观上使##成为外埠企业进军俄罗斯市场的重要桥梁和最佳“跳板”。为此，我们抢抓“东北振兴”战略深入实施、对俄经贸加速升级的难得机遇，高点定位，差异取胜，创新落实“南联北开”战略，着眼促进外埠企业及资金的吸纳和联结，确立了“引外强内、联外促外”的招引方针，使##迅速成为了承接南资北移、港企北上的热点区域。

精选区域，招商方向上求“准”。招商引资务必避免“打乱仗”，需目标明确，一矢中的，进而开辟捷径、事半功倍。我们坚持“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明晰方向，将招商引资的重点聚焦于招外商、跑专项、启民资，三步齐走，配合发力，提升了内外招引的实效。以全省深化龙港、两江协作为契机，主攻港澳、江浙等发达地区的大企业、大财团和战略投资者，实现了香港##等外资项目的协议“落地”，签约额达1.6亿元；着力与浙、鲁、沪等地商家攀亲结缘，促成##公司斥巨资兴建##园，将成为东北沿边开放的新亮点；引导外经贸企业联合南方资金、技术和品牌共同“走出去”，##集团与名企合作，在俄投资##万元兴建##条制鞋生产线，年加工各类鞋1##万双，产品直销莫斯科等俄大中城市，得到上级认可并在全省推广，带动全县30以上边贸企业实现了由贸易向贸工结合的战略转型。吃透政策，把握导向，利用对上联络广、人员熟、路子通等便利条件，全力跑上公关，2004年争取专项资金近##亿元。发挥老百姓生活殷实、城乡储蓄存款余额高达##亿元的优势，帮助遴选项目、对接客商、提供信息，有效激发了民资潜能，去年启动民间投资##亿元，实现县域经济发展和群众自身受益的“双赢”。

创新招法，招商方式上求“活”。创新是招商的灵魂。只有应时顺势、灵活应变，不断探索、活化招商引资的形式、手段和方法，才能抢占先机、求得突破。我们以“招商引资年”活动为载体，坚持领导带动、部门联动、企业主动、干部促动，广拓渠道，凸显实效。县主要领导带队赴港开展定向、定位、定点、定人招商，同香港##等著名商会组织和社团建立了联系，与##等近百家知名港企进行了对接商洽，达成了联合开展对俄工业园区开发、林木产品加工、大型机械进口等合作意向。以##园为牵引，以商招商、以外引外，在北京、上海、浙江、福建等省（市）设立招商处30余个，动员全县力量帮助外来投资者做大“蛋糕”、形成气候，积极吸引关联产业和配套企业，释放了“引来一个，带来一批，辐射一片”的聚集效应。开展节会招商，成功举办中国（##）首届##节，同韩、日及省内外知名企业签订总值2.7亿元的购销合同，提升了##的影响和名气。

协作联动，招商机制上求“新”。变通、可行的工作机制是提升招商引资活力的现实保障，可收取“落下一子，满盘皆活”的效果。我们注重突破地域、条块局限，坚持开门招商、联动发展，促进了县内外创业资本充分、合理地交汇和涌流。强化沟通协作机制，互惠互利，共享资源，借助招商势头好、发展空间大的优势，主动对接周边口岸，与##市探索以“合作分税”方式联手招商，协作辟建占地##公顷的##进出口加工园区，实现了优势互补、发展共融；按照“谁招商、谁受益”的原则，实行县镇税收合理分成，推动了县内地域间的协力互助，促进了产业整合和项目集中。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严格落实领导责任制，对重点招商项目实施县级领导、主管部门领导和项目法人代表“三位一体”包扶，实行目标管理，加强考核督办，确保一包到底，形成了以上带下的生动局面；重新修订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及奖励办法，连续3年兑现百万元奖励基金，实奖、重奖招商直接有功人员，调动了县级领导、机关干部、企业家、群众全员参与招商的积极性，营造了人人想招商、议招商、抓招商的浓厚氛围。

软硬并重，招商环境上求“优”。“欲引凤，先筑巢”，好环境是资本，是财富，是生产

第二篇：关于激活放大区域招商的战略思考

##县位于##省东南部。近年来，我们树立和落实科学发展观，充分借助特有的口岸优势、资源禀赋和公共关系，全力做好“高、准、活、新、优”五字文章，激活放大区域招商，一改过去被动地“千辛万苦出门寻商”，呈现了“千商万贾主动上门”的繁荣景象。2005年至今，全口径引进到位资金##亿元，##已成为全省重要的南资港企承载地和创业园。

找准卖点，招商定位上求“高”。商家效益为本，资本逐利而动。在招商引资深入人心，海内外都在争资、抢商的大趋势下，要快人一步、先人一筹，关键是要以特招商，优势互融，以科学的定位和精准的卖点，吸引投资者联手创业、共同发展。##毗邻经济发达、人口密集的俄罗斯滨海边区，背靠俄远东腹地。在国内发达地区产业饱合、规模转移的态势下，俄富集的能源、原材料和广袤市场对过剩资本极具吸引力和诱惑力。尤其作为全省对俄经贸的龙头，我们直接面对着国内外两个市场、两种资源，培育了一批资金雄厚、经贸网络通达、熟知俄市场规则的精品企业和优秀企业家，与俄高层、地方政府、企业间的公共关系和感情联系紧密而融洽，这客观上使##成为外埠企业进军俄罗斯市场的重要桥梁和最佳“跳板”。为此，我们抢抓“东北振兴”战略深入实施、对俄经贸加速升级的难得机遇，高点定位，差异取胜，创新落实“南联北开”战略，着眼促进外埠企业及资金的吸纳和联结，确立了“引外强内、联外促外”的招引方针，使##迅速成为了承接南资北移、港企北上的热点区域。

精选区域，招商方向上求“准”。招商引资务必避免“打乱仗”，需目标明确，一矢中的，进而开辟捷径、事半功倍。我们坚持“突出重点、兼顾一般”的原则，明晰方向，将招商引资的重点聚焦于招外商、跑专项、启民资，三步齐走，配合发力，提升了内外招引的实效。以全省深化龙港、两江协作为契机，主攻港澳、江浙等发达地区的大企业、大财团和战略投资者，实现了香港##等外资项目的协议“落地”，签约额达1.6亿元；着力与浙、鲁、沪等地商家攀亲结缘，促成##公司斥巨资兴建##园，将成为东北沿边开放的新亮点；引导外经贸企业联合南方资金、技术和品牌共同“走出去”，##集团与名企合作，在俄投资##万元兴建##条制鞋生产线，年加工各类鞋1##万双，产品直销莫斯科等俄大中城市，得到上级认可并在全省推广，带动全县30%以上边贸企业实现了由贸易向贸工结合的战略转型。吃透政策，把握导向，利用对上联络广、人员熟、路子通等便利条件，全力跑上公关，2004年争取专项资金近##亿元。发挥老百姓生活殷实、城乡储蓄存款余额高达##亿元的优势，帮助遴选项目、对接客商、提供信息，有效激发了民资潜能，去年启动民间投资##亿元，实现县域经济发展和群众自身受益的“双赢”。

创新招法，招商方式上求“活”。创新是招商的灵魂。只有应时顺势、灵活应变，不断探索、活化招商引资的形式、手段和方法，才能抢占先机、求得突破。我们以“招商引资年”活动为载体，坚持领导带动、部门联动、企业主动、干部促动，广拓渠道，凸显实效。县主要领导带队赴港开展定向、定位、定点、定人招商，同香港##等著名商会组织和社团建立了联系，与##等近百家知名港企进行了对接商洽，达成了联合开展对俄工业园区开发、林木产品加工、大型机械进口等合作意向。以##园为牵引，以商招商、以外引外，在北京、上海、浙江、福建等省（市）设立招商处30余个，动员全县力量帮助外来投资者做大“蛋糕”、形成气候，积极吸引关联产业和配套企业，释放了“引来一个，带来一批，辐射一片”的聚集效应。开展节会招商，成功举办中国（##）首届##节，同韩、日及省内外知名企业签订总值2.7亿元的购销合同，提升了##的影响和名气。

协作联动，招商机制上求“新”。变通、可行的工作机制是提升招商引资活力的现实保障，可收取“落下一子，满盘皆活”的效果。我们注重突破地域、条块局限，坚持开门招商、联动发展，促进了县内外创业资本充分、合理地交汇和涌流。强化沟通协作机制，互惠互利，共享资源，借助招商势头好、发展空间大的优势，主动对接周边口岸，与##市探索以“合作分税”方式联手招商，协作辟建占地##公顷的##进出口加工园区，实现了优势互补、发展共融；按照“谁招商、谁受益”的原则，实行县镇税收合理分成，推动了县内地域间的协力互助，促进了产业整合和项目集中。完善激励约束机制，严格落实领导责任制，对重点招商项目实施县级领导、主管部门领导和项目法人代表“三位一体”包扶，实行目标管理，加强考核督办，确保一包到底，形成了以上带下的生动局面；重新修订招商引资优惠政策及奖励办法，连续3年兑现百万元奖励基金，实奖、重奖招商直接有功人员，调动了县级领导、机关干部、企业家、群众全员参与招商的积极性，营造了人人想招商、议招商、抓招商的浓厚氛围。

软硬并重，招商环境上求“优”。“欲引凤，先筑巢”，好环境是资本，是财富，是生产力，是招商引资的重要筹码。我们始终把优化环境摆在重要位置，着力打造创业旺地和家居乐园，形成了对外埠商家、资本的“磁性”吸引。建设“精品”城市，实施城建利民工程，城市道路硬化率、供水及排水普及率分别达62.6%、80%和47%。改善交通设施，##通乡公路和24条通村公路相继竣工。完善口岸设施，投资2000万元的口岸新联检大楼投入使用，年可过货120万吨，查验出入境人员60万人次。全力辟建“大通道”，##地方铁路正式贯通。构筑招商载体，政府投入基础建设资金5000余万元，兴建##等重点园区，现已入驻企业37户，为大项目落地提供了适宜平台。优化投资环境，推行全程领办、代办制和“保姆式”服务，对重点招商项目实行一事一议、特事特办，深入创建诚信##、平安##、法治##，##已成为各级领导关注、商家争相涌入的热土。

第三篇：区域统筹发展的战略思考（本站推荐）

××年党中央提出了振兴东北，构建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的发展战略，以中央政府的决心和东北地区良好的发展条件，东北腾飞应指日可待。同时，大家都在思考，东北起飞后，下一个开发重点在哪里？第五增长极什么时候启动？要解决什么问题？从哪里着手？我们认为，下一个开发重点或者说第五增长极，应该是以中部为主体的农业主产区，重点是解决农民问题。如果说第四增长极是为了解决老工业基地和下岗职工的问题，那么第五增长极就是为了解决传统农业、农民、农村问题（“三农”问题）。我们在此粗浅地提出第五增长极的理论问题和基本思路，抛砖引玉，供各位参考。

一、第五增长极提出的战略背景

建国以来，我国坚持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和赶超战略，该战略的指导思想是节衣缩食，以农补工，促进农村资源向城市和工业转移，农民和农业剩余向国家集中，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工商资本的原始积累，快速实现富国强民的战略目标。在实施以农补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过程中，年代还同步实施过西线开发战略。改革开放后，非均衡发展战略推向了极端，年代末期集中全国的资源重点发展珠江三角洲，年代末期倾力打造长江三角洲，年代中期重点建设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年代末期实施西部大开发，××年又提出了振兴东北的规划。多年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成绩斐然，构筑了中国四大增长极，即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和东北三省（正在构筑中）。

第一增长极：珠三角。开发珠三角的目的是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寻找出路，寻找增长的突破口。为了搞好珠三角这块“实验田”，国家给予珠三角一系列配套的特殊优惠政策，珠三角不负众望，先声夺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形成了中国第一增长极。但是珠三角的地处中国大陆的南端，难以“达则兼济天下”，撬动规模庞大的国民经济。直到现在，以珠三角为中心的第一增长极还处在极化过程中，对外的扩散效应尚不明显，暂时只能对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提供学习和示范作用，提供对外交流的窗口。要促进中国经济的全面起飞，必须在其他地区构建辐射能力更强的新增长极。

第二增长极：长三角。打造长三角是对珠三角反思的结果。邓小平同志认为，没有同步开发上海是最大的失误。痛定思痛，中央政府决定通过发展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构建中部增长极，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的起飞，弥补珠三角辐射带动力不够的缺陷。从功能上看，第二增长极是对第一增长极不足的补充和协调，从增长极的类型看，第二增长极是第一增长模式的推广和延伸。国家特殊的、优惠的发展政策和大量投资铸就了长三角的辉煌，长三角经济一日千里，很快成为了中国第二增长极。但是蓬勃发展、日新月异的长三角对长江经济带的扩散效应远小于极化效应，第二增长极暂时还难以舞活长江经济带，对全国经济的带动作用仍是“蚍蜉撼大树”。鉴于这种情况，就必须构建新的增长极，促进更多地区经济起飞。

第三增长极：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从决策角度看，开发珠三角、长三角是一种被迫的选择，是一种转型战略，开发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则是主动出击，是一种提升战略。这一极也是对长三角、珠三角发展模式的复制，其目标是通过构建北部增长极，辐射和驱动中国北部地区、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解决南北经济发展差距问题。经过几年的努力，第三增长极已初具规模，域内经济活跃，显示出勃勃生机，但是对中国北部地区、东北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仍然是“小马拉大车”，力所不逮。总体而言，东部三极对中西部的辐射带动作用明显不足，中西部地区难以共享东部繁荣。要推动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亟需培育新的区域增长极，年中央政府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基于这个考虑。

第四增长极：东北黑吉辽三省。提出第四增长极主要有三个方面考虑。首先是对西部大开发的反思。西部地区先天不足，地广人稀、环境恶劣，国家庞大的投资难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西部地区今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打基础的阶段，暂时还难以成为带动经济起飞的一个独立增长极。企图通过东西联动，带动中部发展的战略预期难以实现。其次是对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区辐射带动能力不足的反思。另外为东北地区严峻的形势所迫。东北地区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问题比较多，矛盾非常尖锐，解决东北问题刻不容缓。基于上述考虑，中央第四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提出了振兴东北，构建中国第四增长极的发展战略。目前这一极正在酝酿和推动过程中。

四大经济增长极都处在中国的最东部，通过四个极点构建增长轴心，带动整个东部地区经济整体起飞的态势已初露倪。但是东部增长轴心对中西部地区仍处于极化过程中，生产要素还在大量地向东部地区转移。指望东部地区累积因果过程自然结束后，以扩散效应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是远水难解近渴，一是时间不允许，二是问题和矛盾将会激化，最终将影响东部的稳定持续增长，甚至影响全国经济发展。“牵牛要牵牛鼻子”，解决矛盾要解决主要矛盾，随着东部“四极”的进一步发展，以中部为主的农业地区的矛盾将会成为主要矛盾，要缩小东、中、西部差距，协调地区发展水平，遏制极化过程，烫平回波效应，必须在以中部为主的农业地区构建新的增长极－－第五增长极。

二、第五增长极的战略定位

所谓第五增长极，泛指人口高

态基础，第五极增长极应该是一个工业文明、农业文明、生态文明并存的“共生极”。

增长的作用不同。东部“四极”的增长对于缓解、释放中国发展压力功不可没，但是东部“四极”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和点轴线极化效应扩大了地区发展差距，加大了东、中、西部增长的“马太效应”。东部“四极”高速增长的同时，埋下了许多不稳定因素。第五增长极却与此不同，本身就能够带来社会政治的稳定。农民占总人口的，第五增长区域的农民又占全国农民总数的，“两个”就是全国总人口的。中国能否持续稳定增长，关键在于能否稳定“两个”的农民。第五增长极的起飞能够惠及全国的农民。从这个角度看，第五增长极是一个“稳定极”、“基础极”，是东部“四极”乃至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和前提。

增长的前提不同。自古以来，第五增长区域就是经济社会发达的地区，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明，中部地区作为中国能源重化工业的主要基地，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铸就了几代人的辉煌。既使在改革开放以前，中部地区与东部“四极”相比都毫不逊色。事易时移，中部地区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渐边缘化了，在市场化和改革开放过程中衰落了。中部地区地衰落、边缘化与国家推行非均衡增长战略息息相关，其衰落和边缘化有其内在逻辑性，在所难免。可见助跑第五增长极不是开发，而是文明和经济的复兴，是凤凰涅槃，重获新生。从某种程度上，第五增长极是一个“复兴极”。

（三）第五增长极的主要特点

通过对第五极增长动力及与东部“四极”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第五增长极的主要特点：它是以均衡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的增长模式，是一种全新的、全面的、动态的、均衡的永续增长范式。具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全面增长。它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更不是的简单增加，而是经济与社会、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的全方位提升，是人与自然，经济、社会和生态和谐共存条件下的全面增长，它注重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人文环境的提升，它追求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协调统一。第五增长极的起始速度可能不会太快，暂时也难以见大成效，但是“疾风知劲草，路遥识马力”，第五增长极的后续增长效应不可估量。

全新增长。第五增长极所依赖的增长动力，不仅仅是有形产业和物质投入，它主要依靠产业与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统筹协调力量，资源的整合力量，人文环境的促进力量，生态环保的支撑力量，制度变迁的矫治力量。在经典增长范式中，这些因素都是既定的、不变的、外生的，没有被纳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我们认为，它们在第五增长极的增长范式中是内生的，是增长的重要源泉。

动态均衡增长。传统的均衡增长理论是哈德罗建立的一个增长范式，指通过投资拉动需求增长。第五增长极所追求的动态均衡增长，不同于哈德罗的需求增长，也不同于区域经济学均衡增长理论所要求的平均增长、平衡增长，它是与非均衡增长理论相对应的增长，是指产业之间、地区之间具有良性循环机理的协调增长，各产业之间、各区域之间增长率可能有高有低，但是它们的增长是协调的、和谐的、相互促进的。

可持续增长。第五增长极与东部“四极”的主要增长动力有很大的不同，它没有衰竭性，使之不尽，用之不竭。与经典增长范式相比（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除外），第五增长极所依赖的增长因素都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不存在资源的约束问题和增长极限问题，也不存在增长收敛或者趋同问题，如果整合得当、保护得当，完全能够实现可持续增长。

三、第五增长极的战略作用

第五增长区域历来是中国富庶繁华之地，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俗有“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谚语。建国以来，以中部为主体的第五增长区域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立下了汗马功劳，一直是新中国发展的中流砥柱。如果将东部“四极”视为龙头，西部地区视为龙尾，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则是龙身、龙体。中部复兴，引跑第五增长极，在经济、社会、政治、军事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意义非同凡响。

第五增长极是全面激活中国经济的引擎。东部“四极”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地理位置上都处于边陲，是一种边疆发展战略。这种边疆发展战略有很大的局限性，对全国经济的影响总是局部的、区域性的，距离极点和极轴越远，扩散效应越小，拉动作用越弱，这些增长极无法承担全面激活中国经济的重任。第五增长极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地处中部腹地，既承东又启西，既照南又顾北，能够“一肩挑两头”、“一脚踏南北”。第五增长极的每一个发展步伐的外溢效应都能同时惠及东部和西部，南部和北部，第五增长极每一个发展步伐的收益都会落在国境内，真可谓是“一波才动万波随”。不象东部“四极”和西部开发，只有部分收益惠及国内。助跑第五增长极投入产出最大，同一单位的投资，第五增长极对全国经济的带动和乘数作用要大于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如果将解决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人文问题所带来的效应考虑进来，第五增长极投入产出要高于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能够带动东南西北各个区域的经济增长。第五增长极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四两拔千斤”、“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功效。助跑中国第五增长极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能够全

面激活中国经济。构建第五增长极就是在中国中部腹地安装一个强有力的发动机。

第五增长极是实现可持续增长的保障。国民经济就象一台复杂的机器，所有的部件都必须良好且配套协调，否则就难以持续增长。第五增长区域对于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重大的支撑作用。一是第五增长极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我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工厂，廉价的劳动力功不可没。第五增长区域是中国劳动力最丰富的地区，能够源源不断地为东部“四极”、为全国经济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正如刘易斯所说“劳动力供给具有无限性”，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增长都要依靠第五增长区域的廉价劳动力来启动。二是第五增长极是国民经济的产业基础。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既为工业提供原材料，又为工业提供市场。第五增长区域是中国主要的农产品供给区，为全国提供以上的农产品，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长期被排斥在国家战略重点以外，第五增长区域目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农民增收难，结构调整难，基层政府运转难，农业的发展难，如果任其发展，势必威胁国民经济发展的产业基础。三是第五增长极是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食为政首”，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则是基础的基础。第五增长区域是国家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年出现的粮食价格异常上涨，就源于第五增长区域连续五年减少粮食种植面积。如果第五增长区域不能尽快复兴，失望失落失魄的农民还会继续减少粮食种植面积，粮食安全问题将会更加突出。试想，如果第五增长极不能为工业提供原材料和市场，不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不能充分挖掘廉价劳动力的潜力，又如何能够维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建国以来，每一次经济增长的大滑坡都是产业基础和粮食安全出了问题。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小平同志也曾经精辟指出“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第五增长区域的基础性作用、安全保障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不能忽视的。要想将中国持续了年的增长神话延续下去，必须启动第五增长极战略。

第五增长极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发展第五增长区域，助跑第五增长极是一项统揽全局，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改革改革以来，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面临东部大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双重“夹击”，已经深深塌陷下去了，区域差距进一步拉大，抑制了全国产业按照比较优势分工协作，障碍了资源在各个地区的顺畅流动和合理配置。第五增长区域的塌陷已经拖累了全国经济增长，影响了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另外如果只有东部“四极”的快速发展，中西部长期停滞不前，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只不过是海市唇楼，南柯一梦。相反，第五增长极的崛起能够实现资源和生产要素在五大增长极之间合理流动、优化配置，使五大增长极连成一体，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协调发展，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在新世纪持续增长。所以，助跑第五增长极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清除发展障碍，实现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

第五增长极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关键。“足寒伤身，民寒伤国”。“三农”问题是一个可以动摇国家根基的大问题。我国“三农”问题最严重的地区就在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林毅夫教授认为，在未来至年，中部和传统农村地区的发展状况，直接决定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格局。他主张，中国经济发展要以中部地区为突破口。还有专家也曾经说过，解决了中部的农业问题，中国的农业问题就解决了。因为东部地区有四大增长极，经济也比较发达，“三农”问题不成为问题，而且有解决“三农”问题的经济基础和产业基础，假以时日，必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尚不突出的“三农”问题。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农业和农民在全国占的比例较小，“三农”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三农”问题的重点和难点在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该区域的农民占全国农民总数的，提供全国的农产品，第五增长区域是“三农”的主体部分，也是矛盾和问题的集中地区。只有将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的“三农”问题解决了，中国的“三农”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十六大党和政府提出了要在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实现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而农村又在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的农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有破解了中部的“三农”问题，促进各个地区齐头并进的发展，才有可能在预定的时间内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可见，复兴中部，构建中国第五增长极不仅是破解“三农”的关键，还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

第五增长极是拓宽战略腹地的重要途径。新世纪我国面临着复兴中华、统一祖国的重大任务。虽然我国本着共同协商、和平解决的统一原则，但是不能排除武力统一的可能，特别是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提出制宪时间表和独立时间表，加快了分裂祖国的步伐，我国面临着更加现实的战争危机。与此同时，我国还面临着美国、日本对我国的遏制政策。战争危机要求我国必须有广阔的经济纵深和战略腹地，但是我国所有的经济增长极都在东部地区，战略经济异常脆弱，一旦发生战争，经济将会受到致命的打击，更重要的是脆弱的经济将会束缚决策，使我国在使用武力统一祖国，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时瞻前顾后，放不开手脚。第五增长极却与此不同，在中国的腹地，不管是从东部往中西部走，还是从西部向中东部走，都有层层保护屏障，是我国的战略大后方，能够避免和减少战争对经济的冲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要在复兴中华、统一祖国的大业中，赢得主动，就必须象六十年代西线开发一样，未雨绸缪，重视第五增长极的发展，拓宽中国经济的战略腹地，增强我国承受战争的能力。

第五增长极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第五增长区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华民族的“圣地”。“中原定，天下安”，逐鹿中原从来就是中国政治家、军事

家关注的重点。只要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能够稳定，全国就有稳定的基础。而今时过境迁，现在我们的“圣地”面临着严峻的稳定问题。第五增长区域长期为国家非均衡战略边缘化，许多问题和矛盾积重难返，农民负担问题集中在中部，贫困人口集中在中部，涉农案件集中在中部，乡镇政权危机也表现在中部，连老百姓最痛恨的官员腐败问题、侵害群众权益问题，中部在全国都占很高的比例。从地理位置上看，第五增长区域是稳定的基础，从不稳定的诱因看，第五增长区域现在潜伏着许多不稳定因素。复兴中部、助跑第五增长极时不待我，必须尽快提上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助跑第五增长极，能够促进中部的复兴，增强中华儿女的自豪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部的复兴能够消除我国社会政治的不稳定因素，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构建第五增长极实乃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富国安邦的根本。

四、实施第五增长极战略的可行性

实施第五增长极战略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但是大家也许会问，是否具有可能性呢？我们认为，构建第五增长极，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从南到北，先后培育了四大增长极，发展的框架基本完成，发展基础基本夯实。西部经过几年的大开发，随着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不久的将来也会步入发展的快车道。现在只有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是一块国家战略尚未重点眷顾的“处女地”。按照区域经济学的梯度推移理论，东部极点和轴线的形成，就应该着手培育中部极点和中部发展轴线，但是我们放弃了梯度开发理论，实施“跳跃式发展战略”，从东部发展极直接跳跃到西部，实施西部大开发，使中部地区失去了宝贵的起飞时机。现在东部大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大振兴，无论是按照从东向西的梯度，还是按照从西向东的梯度，还是从北向南的梯度，都该重视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了。特别是东北增长极形成后，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便成了矛盾和问题最集中的地区，中部的矛盾，特别是“三农”问题成了我国的主要矛盾，按照解决矛盾的优先序，也必须启动第五增长极战略。退一步讲，既使不按照梯度发展理论，而是按照“排排坐，吃果果”的分配顺序，现在也轮到发展中部，助跑第五增长极的时候了。同时对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极给予更多的关注，也是东部增长极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的一种自然延伸，是东部“四极”持续增长的客观要求。

（二）国家宏观战略的调整为助跑第五增长极创造了条件

建国以来，我国奉行的是非均衡发展战略，不管是过去的西线开发战略，以农补工战略，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东部“四极”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都是以牺牲其他地区利益为代价的非帕累托发展战略。第五增长区域是历次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受害者、奉献者和旁观者。××年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统筹经济社会、重视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思路，要求城乡、东中西地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统筹经济社会自然、重视区域协调就意味着放弃非均衡增长战略，意味着要逐步缩小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要求中部崛起，它表明国家地区政策的指导思想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强调统筹和协调。这一战略将使第五增长区域首次获得公平竞争、公平发展的机会，为中部起飞和复兴创造了宏观条件。

（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降低了助跑第五增长极的成本

第五增长极位于中国的地理核心，是东西南北的交汇点，经济沟通、辐射、互动能力强，便于东引西进，双向开拓。第五增长极处于沿海高经济梯度向西部低经济梯度之间的过渡地带，在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方面处于有利位置，在利用西部资源，进入西部市场也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优势。第五增长极得“中”独厚，具有对东对西的双低成本优势和条件（资源成本低、采购销售成本低），在市场竞争和资源的吸纳中，具有强有力的竞争优势。东部和西部对中部地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有所依赖，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是东部地区向内陆扩张的支撑基地，是西部地区走向全球市场的必经之地。第五增长极将以独特的区位条件，从东西交流发展中获得巨大的收益。中部地区在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低成本的流动和优化配置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的区位优势能够降低起飞的成本，加快第五增长极的成长速度。

（四）良好的发展条件是第五增长极起飞的物质基础

第五增长区域市场观念较为深入人心，多种所有制的经济体系已经基本形成，自然条件比较好，经济发展基础也相当不错，具有起飞要求的条件，一是资源组合状况和空间匹配条件较好。第五增长区域属于资源较丰富的综合经济体，既有矿产资源、自然资源、国土资源、旅游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异常丰富，还有大量的其他经济生产要素。二是具有较完整的产业体系。第五增长区域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且有一部分比较先进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既有比较优势明显的特色农业，也有轻纺工业、重工业、高新技术产业，产业基础和物质技术条件比较好。三是具有良好生态条件。虽然最近几年，中部地区的生态条件急剧恶化，但是从总体上看，第五增长区域仍然是全国生态基础最好的地区。四是教育比较发达。虽然第五增长区域经济较落后，但是比较重视教育，科技势力雄厚，仅中部五省就集中全国％的科技人员和％的高等院校，还有一大批科研机构。五是人力资源丰富。第五增长区域是主要的劳动力输出地区，全国剩余劳动力大部分集中在该区域，能够为中部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六是市场潜力大。第五增长区域人口众多，自身市场容量大，经济自我消化和循环能力强，又靠近东部和西部两个市场，市场优势比较明显。七是交通便利。第五增长区域已经形成了立体交通网络，铁路有京广线、京九线、洛湛线、湘黔线等；高速公路有京珠高速、沪蓉高速、上瑞高速、汉宜高速，等等；还有密集的航空网络、方便快捷的长江、黄河航运。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第五增长区域具备经济起飞的一切条件，缺少的是政策和整合意识、整合手段。只要顺势而为，适当引导，就能促进中部地区复兴，构建中国经济的第五增长极。

五、构建第五增长极的战略思路

第五增长极必须以均衡发展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构建，注重人文特色，注重统筹协调，注重社会总福利最大化，注重解决基础性问题。它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思路和务实的增长战略，不能盲目推崇西方发达国家的增长范式，不能照抄照搬东部“四极”开放带动模型，也不能沿袭西部大开发战略，要走自己的路，建立具有区域特色的增长模型。

（一）助跑第五增长极的原则

以人为本的原则。第五增长极发展的终极目的，不是追求物质增长，不是追求的增长，而是以人为本。发展手段要考虑人的需要，发展目的是为了人，即为了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改善人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助跑第五增长极的所有政策和措施都应遵循这一原则，助跑第五增长极的全过程必须贯穿这一原则。

统筹协调的原则。中部复兴，构建第五增长极，所依据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均衡发展理论，再就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五统筹”要求。统筹原则要成为构建第五增长极的首要工作目标和指导思想，不仅要统筹城乡、区域发展，还要统筹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统筹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

帕累托改进原则。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国家发展战略一脉相存，都是以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牺牲农民利益的为代价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它是一种非帕累托改进的增长原则，是一种非“双赢”战略。构建第五增长极，不能再沿袭这种“零和”、甚至“负和”战略，要遵循帕托改进原则，在不损害其他地区、其他群体利益的前提下稳定增长。

因地制宜的原则。第五增长区域有自己的优势，有自己的特点，如生态环境、人文环境较好，农业比较发达，劳动力资源丰富，等等。助跑第五增极不能完全移植东部增长模型，必须扬长避短，趋利避害，立足于已有优势和条件，因地制宜的发展具有地区特色的产业，寻求具有地区特色的增长路径和发展模型。

（二）助跑第五增长极的基本思路

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欲流之远，必浚其泉。中部复兴，引跑第五增长极，不能矫枉过正，指望国家给资金、给项目，也不能指望中央政府安排一系列特殊的优惠政策，要通过调整战略，创造公平发展的制度环境，要立足于盘活区域内部资源，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实现内生增长和良性循环。

调整发展战略，创造公平发展的条件。首先要调整非均衡发展战略，矫治因非均衡发展战略而强加给第五增长区域的歧视性政策，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为第五增长极提供公平、公正的发展机会。调整发展战略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矫治强加给第五增长极不合理的制度和不利于中部复兴的政策；二是中央政府要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特别是要承担起第五增长区域内全国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三是按照帕累托改进原则，对于非均衡发展战略造成的损失给予适当补偿。四是公平的分配国家资源，按照均衡、统筹、协调的原则，安排国家重点建设投资。

整合资产资源，推进经济结构革命。第五增长区域最突出的问题是结构问题和体制问题，体制问题归根结底也是结构问题。如产业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资源结构、生态要求脱节；所有制结构与市场结构、工业结构与农产品供给结构不一致；社会分工不明确，产品结构与东部地区趋同；组织结构偏小、技术结构偏低。在这种结构状态下，资源资产所提供的增长潜力，市场所提供的潜在空间没有被充分利用。因此，助跑第五增长极必须大力整合资产资源，挖掘结构优化的潜力，推进结构革命。一是收缩国有战线，将国有资源集中投向公共产品和基础性产业；二是根据资源结构发展现代农业，如垄断性的特色农业、技术型农业、劳动密集型农业；三是根据生态资源和生态要求发展生态产业、旅游产业、观光休闲产业；四是根据劳动力资源优势和农产品供给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及其加工业。

加强域内分工协作，提高区域竞争能力。长期以来，第五增长区域的政府各自为政，分头突围，如湖南省、江西省向珠三角靠拢，安徽省向长三角靠拢，河南省向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靠拢，湖北省力求自保，可以说第五增长区域的力量、资源从来没有整合和协调，从来没有从整体的角度考虑和安排与东部、西部地区的分工。分头突围，挂靠东部增长极，使第五增长区域失去区域特色，无法形成区域合力，无法建立次级增长中心和增长极。区域内部缺乏分工，反而加剧了区域内部的无序竞争，抵销

外资，按照“谁引进，谁收费”，“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大力兴办农村公共产品，通过公共产品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减轻乡村社区兴办水利设施等基本建设的压力，也就减少了农民的生产共同费用。

建立直接补贴农民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我国现行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是一种间接支持制度。这种间接支持难以真正惠及农民，也不符合精神的要求。我们认为，当前建立和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首先必须按照《农业法》的规定，保证各级政府财政投入到位。同时，要趁此机会建立规范的、农民能够直接受益的、符合贸易协定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可以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农业科研、技术推广、土地休耕、基础设施建设、粮食安全储备、农作物保险、贫民救济、环境保护、农产品加工、种苗工程等方面的直接补贴制度，让农民直接增收。特别是粮食这一具有安全性的战略商品，要将普惠式的支持改为区域性支持，而且要将补贴金直接交给农民，提高支持保护区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增强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如果不能建立起对所有农民的直接支持保护制度，可以先从第五增长区域的粮食生产者开始，然后逐步推向所有的农民。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建立农村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这个决策是英明的。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全面小康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三农”问题不可回避的重要制度。首先建立起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解决农村特困群体的生存问题。其次要建立农村公共卫生制度，解决农民的大病医疗问题。最后要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但是钱从哪里来呢？我们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想办法：一是从土地流转和非农使用中筹集资金。城镇职工能够从国有产权置换中解决部分社会保障经费，农民同样有理由从国有的土地上筹集部分资金。二是可以从国有资产的减持中提取部分资金。因为现在的国有资产也有农民兄弟的一份子。三是农民自己要承担一部分。可以考虑将减免的农业税或者特产税的作为社保税来交纳。

第四篇：区域统筹发展的战略思考

××年党中央提出了振兴东北，构建中国经济第四增长极的发展战略，以中央政府的决心和东北地区良好的发展条件，东北腾飞应指日可待。同时，大家都在思考，东北起飞后，下一个开发重点在哪里？第五增长极什么时候启动？要解决什么问题？从哪里着手？我们认为，下一个开发重点或者说第五增长极，应该是以中部为主体的农业主产区，重点是解决农民问题。如果说第四增长极是为了解决老工业基地和下岗职工的问题，那么第五增长极就是为了解决传统农业、农民、农村问题（“三农”问题）。我们在此粗浅地提出第五增长极的理论问题和基本思路，抛砖引玉，供各位参考。

一、第五增长极提出的战略背景

建国以来，我国坚持实施非均衡发展战略和赶超战略，该战略的指导思想是节衣缩食，以农补工，促进农村资源向城市和工业转移，农民和农业剩余向国家集中，不惜一切代价完成工商资本的原始积累，快速实现富国强民的战略目标。在实施以农补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战略过程中，年代还同步实施过西线开发战略。改革开放后，非均衡发展战略推向了极端，年代末期集中全国的资源重点发展珠江三角洲，年代末期倾力打造长江三角洲，年代中期重点建设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年代末期实施西部大开发，××年又提出了振兴东北的规划。多年的非均衡发展战略，成绩斐然，构筑了中国四大增长极，即珠三角、长三角、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和东北三省（正在构筑中）。

第一增长极：珠三角。开发珠三角的目的是为中国经济的发展寻找出路，寻找增长的突破口。为了搞好珠三角这块“实验田”，国家给予珠三角一系列配套的特殊优惠政策，珠三角不负众望，先声夺人，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形成了中国第一增长极。但是珠三角的地处中国大陆的南端，难以“达则兼济天下”，撬动规模庞大的国民经济。直到现在，以珠三角为中心的第一增长极还处在极化过程中，对外的扩散效应尚不明显，暂时只能对全国各地的经济发展提供学习和示范作用，提供对外交流的窗口。要促进中国经济的全面起飞，必须在其他地区构建辐射能力更强的新增长极。

第二增长极：长三角。打造长三角是对珠三角反思的结果。邓小平同志认为，没有同步开发上海是最大的失误。痛定思痛，中央政府决定通过发展以上海为中心的长三角，构建中部增长极，带动整个长江经济带的起飞，弥补珠三角辐射带动力不够的缺陷。从功能上看，第二增长极是对第一增长极不足的补充和协调，从增长极的类型看，第二增长极是第一增长模式的推广和延伸。国家特殊的、优惠的发展政策和大量投资铸就了长三角的辉煌，长三角经济一日千里，很快成为了中国第二增长极。但是蓬勃发展、日新月异的长三角对长江经济带的扩散效应远小于极化效应，第二增长极暂时还难以舞活长江经济带，对全国经济的带动作用仍是“蚍蜉撼大树”。鉴于这种情况，就必须构建新的增长极，促进更多地区经济起飞。

第三增长极：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从决策角度看，开发珠三角、长三角是一种被迫的选择，是一种转型战略，开发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则是主动出击，是一种提升战略。这一极也是对长三角、珠三角发展模式的复制，其目标是通过构建北部增长极，辐射和驱动中国北部地区、东北地区的经济发展，解决南北经济发展差距问题。经过几年的努力，第三增长极已初具规模，域内经济活跃，显示出勃勃生机，但是对中国北部地区、东北地区的辐射带动作用，仍然是“小马拉大车”，力所不逮。总体而言，东部三极对中西部的辐射带动作用明显不足，中西部地区难以共享东部繁荣。要推动国民经济协调发展，亟需培育新的区域增长极，年中央政府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基于这个考虑。

第四增长极：东北黑吉辽三省。提出第四增长极主要有三个方面考虑。首先是对西部大开发的反思。西部地区先天不足，地广人稀、环境恶劣，国家庞大的投资难以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西部地区今后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处于打基础的阶段，暂时还难以成为带动经济起飞的一个独立增长极。企图通过东西联动，带动中部发展的战略预期难以实现。其次是对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区辐射带动能力不足的反思。另外为东北地区严峻的形势所迫。东北地区是中国的老工业基地，问题比较多，矛盾非常尖锐，解决东北问题刻不容缓。基于上述考虑，中央第四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提出了振兴东北，构建中国第四增长极的发展战略。目前这一极正在酝酿和推动过程中。

四大经济增长极都处在中国的最东部，通过四个极点构建增长轴心，带动整个东部地区经济整体起飞的态势已初露倪。但是东部增长轴心对中西部地区仍处于极化过程中，生产要素还在大量地向东部地区转移。指望东部地区累积因果过程自然结束后，以扩散效应带动中西部地区发展是远水难解近渴，一是时间不允许，二是问题和矛盾将会激化，最终将影响东部的稳定持续增长，甚至影响全国经济发展

。“牵牛要牵牛鼻子”，解决矛盾要解决主要矛盾，随着东部“四极”的进一步发展，以中部为主的农业地区的矛盾将会成为主要矛盾，要缩小东、中、西部差距，协调地区发展水平，遏制极化过程，烫平回波效应，必须在以中部为主的农业地区构建新的增长极－－第五增长极。

二、第五增长极的战略定位

所谓第五增长极，泛指人口高度密集、耕地资源稀缺、以传统农业为主导产业的地区，通过引入新的生产要素，挖掘新的动力、构建新的增长模型，促进经济增长、社会进步、生态改善、群众安居乐业，实现区域协调发展。这一地区主要包括中部腹地的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山西，也包括东北三省的农业地区，西部的川西平原、渝东山地、陕南地区，甚至包括东部地区的传统农业地区。第五增长极（第五增长极所辐射带动的地区简称第五增长区域，下同）既不是一个单纯的经济概念，也不是一个纯粹的地理概念，它是一个地理、人文与产业融合的社会概念。第五增长极既与东部增长极有交集，也与西部大开发地区有交集。

（一）第五增长极的增长动力

东部“四极”增长的主要动力是先入为主的时序优势、制度安排的特许权、优惠的产业政策、庞大的国家投资、廉价的土地资源、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和已经成熟的竞争优势。这些增长因素，第五增长极望尘莫及，不敢奢求。第五增长区域要崛起，不能模仿东部“四极”的增长模式，不能照搬发达国家的增长理论，必须解放思想，开拓创新，构建新的增长理论和新的发展模式。

直从亚当斯密以分工增长论研究国家财富的增长以后，经济学成为显学，经济学家对经济增长的解释也不断丰富和完善，马克思的劳动增长论，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论，熊彼德的创新增长论，哈德罗－－多马的资本积累增长论，索洛的技术增长论，罗默、卢卡斯以知识积累和人力资本积累为主的内生性增长论，科斯、诺斯的制度增长论，等等。“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这些研究范式，对于我们寻找、挖掘第五极的增长动力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但是我们必须走出经典增长范式的樊篱，另辟蹊径，根据第五增长极的实际情况，建立具有区域特色的新经济增长理论和新的发展模式。

“为有源头活水来”。探寻和挖掘第五极的增长动力，要取长补短，兼容并蓄，不仅要充分利用已有的研究范式为我们提供的增长动力，更要用积极的眼光看待过去被经典增长范式所抛弃、忽视的因素，辩证地看待过去被视为包袱的资源和不利的条件，如比较优势低的精耕细作农业，过剩的农村劳动力，庞大的消费人口，中部、中南部的水情条件，中北部的干旱条件，“不东不西”的区位条件，良好且未被利用的生态环境，勤劳善良诚实的人民，等等，要通过构建新的增长理论和新的发展模式将这些消极因素转换成新的增长动力。

统筹协调力。美国经济学家熊彼德认为，企业家的职能就是引进“新组合”，实现创新，而所谓的经济发展，就是不断实现“新组合”的过程，“新组合”的创新是经济增长的重要源泉。实质上，“新组合”就是统筹协调。不过他的“新组合”增长理论主要指微观层面的企业结构调整和优化。我们可以将结构优化增长范式进一步提升到宏观层面，即宏观层次的统筹和协调同样是经济增长的动力。宏观层面的统筹和协调不仅包括经济、产业的统筹，还包括社会统筹，经济与社会、环境的统筹，人与自然的协调，等等。按照经济系统理论，产业之间，地区之间，经济与社会、生态环境之间是相互联系的，各对关系之间有一个最合理的组合，处于最合理组合点上的经济增长率就是最佳的经济增长率，也称之为潜在增长率。实际增长率往往低于最佳增长率，但是通过政府或者其他行为主体的统筹和协调，实际增长率能够不断提高，无限接近最佳增长率。这一过程就是经济增长，其动力来源于政府或者行为主体的统筹协调力量。对于第五增长区域来说，目前产业之间，区域之间，城乡之间，经济与社会、环境之间还存在诸多不协调因素，使得该区域的实际增长率远远小于最佳增长率，在一般人看来，这些不协调是经济增长的绊脚石，但是从积极的角度看，这些不协调表明，该区域还有很大的增长潜力可以挖掘，挖掘这些潜力就有赖于统筹协调的力量。

资源整合力。如果说统筹协调力是宏观层面的增长动力，资源整合则是微观层面的增长源泉（资源整合的外延大于熊彼德的企业家的“新组合”）。资源整合也有二个层次，一是横向整合，即各类资源的横向配置。横向整合主要是将资源配置给最会经营的主体和最应该得到的主体，让资源发挥更大的生产作用，或者通过整合形成规模经营，包括个体规模经营和整体规模经营（即许多个体通过生产相同的产品形成整体上规模生产），实现规模效应。资源的整合带来了经济的增长和效益的提高。不容置疑，整合是经济增长的源泉。二是纵向整合，即将资源整合为资产，将资产整合为资本。资源变成资产是将没有创造财富的要素，变成创造财富的手段或者实现财富的途径，将资源变成生产要素，扩大了生产规模，直接促进经济增长。资产变资本是将只能作为生产手段或者生产对象的资产，通过资本市场变成能够获取“价值的价值”，用西方经济学的理论解释就是“资产资本化”，资产通过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繁荣。可见整合也是一种促进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第五增长区域内有丰富的资源，土地、湖泊、河流、森林、丘岗山地，等等，但是大多“养在深闺人不知”，没有被整合利用。以农民的房产为例，改革开放以来，农民形成了数以万亿元的财产，但是由于房产无法资本化，农民不能通过抵押融资，筹措生产经营资金，房产潜在的生产效应无法通过资本途径转化为现实的生产能力。如果通过横向整合，房产就能释放出巨大的生产能力，促进经济增长。

政策矫治力。长期以来，第五增长区域受到国家政策和制度的歧视，不仅无法与其他增长极公平、公正的竞争，而且还被迫为国家非均衡发展战略无偿奉献。这无异于抽肥补瘦、抑弱扶强。这种歧视性的政策破坏了第五增长区域内部经济自我循环能力，抑制了域内经济增长。诺斯教授认为，制度变迁是西方大国兴起的重要源泉，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动力。第五增长区域也要充分利用制度变迁促进经济增长。第五增长区域的制度变迁其实是一种政策矫治力，即调整强加给第五增长区域不公平的政策和制度，使第五增长区域能够与其他增长极平等竞争。从这个意义来看，调整不公平的政策和制度也是经济增长动力，这种力量比诺斯教授的制度变迁动力更加直接，更加富有成效，对经济增长能够产生立竿见影的作用。由于长期的非均衡发展战略，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还有许多政策和制度亟待调整和矫治，第五增长区域通过政策矫治推动经济增长还有很大的潜力。

生态支撑力。经济学一直假定生态条件是既定的，没有将生态环境的影响纳入经济增长理论的分析框架。实际上，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举足轻重。对于生态灾害比较多的国家尤其如此。我国每年仅气象灾害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就占的至。气象灾害主要源于自然条件的破坏，生态承载能力下降，环境自我调节机制失灵。第五增长区域是主要的灾害损失区，也是维护全国生态平衡的关键区域。研究第五极的增长动力，必须将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纳入分析框架。生态环境对经济增长的支撑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一是良好的生态条件能减少生态损失。灾害损失与经济增长是此消彼长的关系，改善生态条件，能够提高经济的边际增长率，生态条件恶化，能够降低经济的边际增长率，灾害损失每降低或者增加一个百分点，经济就能增长或者降低一个百分点。二是生态损失、灾害补偿和治理费用的机会成本。全国每年的生态灾害损失与抗灾补损的支出，按最低数字估计，大约是亿元，如果再考虑生态治理费用，生态损失和治理的机会成本将是一个天文数字，每年的机会成本比年以来累计发行国债还要多。我国大部分的生态损失或者灾害补偿、生态治理发生在第五增长区域。如果将灾害损失、抗灾补损费和生态治理费用来发展生产，对经济增长的影响将不可估量。三是发展生态环保产业。生态支撑力还表现在生态环保本身就是一个新型产业，将废旧资源、残余物质变废为宝，能够创造财富，促进经济增长。以农村沼气为例，如果每个农户安装一个沼气池，将会带来巨大的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加速经济增长，提高农民的生活质量。四是改善生态环境能够提高社会总的福利。维护生态平衡、改善生态环境、发展生态环保产业，除了能够创造巨大的经济效益和生态效益外，还能够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促进人与自然的协调，实现古人所追求的“天人合一”的理想。生态支撑力所产生的社会福利的增长，虽然不能量化为，但是它是我们所倡导的新经济增长理论的重要内容，也是目前核算所漏掉的财富。

人文保障力。罗伯特巴罗在《民主与增长》中指出，民主、政治稳定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正相关的关系。发展经济学家在解释世纪年代以来中国和印度的增长差异时，认为政治社会稳定的中国是经济增长的源泉。这些研究对于将政治社会稳定因素纳入增长的分析框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是我们认为，政治社会稳定因素可以拓宽内涵，细化分解，比较全面的解释是良好的人为环境是增长的重要保障，部分人文指标本身就是经济增长的因素。第五增长区域最丰富的资源就是良好的人文环境，它是该区域起飞的重要动力。第五增长区域的人们受商业文化的影响并不深，相反传统的儒家文明主导着他们的价值观，该区域民风淳朴，人们吃苦耐劳、诚实守信、与人为善、尊师重教、奉公守法，拥护政府。这些人文指标对经济增长都有正向作用，吃苦耐劳能够直接推动经济发展；诚实守信、与人为善本身就是一笔无形资产，适当挖掘就能够变成生产力；尊师重教能够积累人力资本，培育经济增长的潜力；奉公守法，拥护政府则是罗伯特巴罗所推崇的增长保障。所以第五增长区域淳朴的民风、良好的人文环境不仅不是发展的障碍，反而是增长的源泉，发展的保障。

（二）第五增长极与前四个增长极的区别

增长的目的不同。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区是改革型、外向型、突破型、示范型的增长极，构建的主要目的是解决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问题，解决中国在世界上地位问题。第四个增长极是解决工业问题和下岗职工的就业问题。我们认为，第五增长极的任务是解决中国的“三农”问题和解决地区协调发展的问题。前三个增长极是解决“有没有”发展的问题，后二个增长极是解决发展“好不好”的问题。从这个意义上看，第五增长极是一个“协调极”。

增长的质量不同。东部地区四大增长极，偏好的增长，倚重工业动力，追求的是突破效应，扩大了地区差距和城乡差距，带来了环境污染和资源的过度耗损。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东部“四极”只能称之为增长极，从社会学的角度看，它是一个非稳定极，从生态学的角度看，它是一个破坏极。我们提出的第五增长极不是盲目照搬东部“四极”的增长模式，将突出均衡协调发展、突出人文指标的提升、突出生态条件的改善。东部“四极”是名符其实的增长极，第五极则是“发展极”。

增长的内容不同。东部“四极”都是以工业为主导、以投资为动力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一个以工业文明为主导的增长极。西部地区工业和农业比较弱，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生态改善和环境保护，如果今后西部成为一个独立的增长极，应该是以生态文明为主导的增长极。第五增长极与东、西部地区都不同，所覆盖的地区，既有较好的工业基础，也有发达的农耕文明，而且山川秀美，生态环境比较好，根据第五增长区域的资源条件和生态基础，第五极增长极应该是一个工业文明、农业文明、生态文明并存的“共生极”。

增长的作用不同。东部“四极”的增长对于缓解、释放中国发展压力功不可没，但是东部“四极”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和点轴线极化效应扩大了地区发展差距，加大了东、中、西部增长的“马太效应”。东部“四极”高速增长的同时，埋下了许多不稳定因素。第五增长极却与此不同，本身就能够带来社会政治的稳定。农民占总人口的，第五增长区域的农民又占全国农民总数的，“两个”就是全国总人口的。中国能否持续稳定增长，关键在于能否稳定“两个”的农民。第五增长极的起飞能够惠及全国的农民。从这个角度看，第五增长极是一个“稳定极”、“基础极”，是东部“四极”乃至中国经济持续增长的基础和前提。

增长的前提不同。自古以来，第五增长区域就是经济社会发达的地区，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农耕文明，中部地区作为中国能源重化工业的主要基地，在共和国的历史上铸就了几代人的辉煌。既使在改革开放以前，中部地区与东部“四极”相比都毫不逊色。事易时移，中部地区在工业化的过程中逐渐边缘化了，在市场化和改革开放过程中衰落了。中部地区地衰落、边缘化与国家推行非均衡增长战略息息相关，其衰落和边缘化有其内在逻辑性，在所难免。可见助跑第五增长极不是开发，而是文明和经济的复兴，是凤凰涅槃，重获新生。从某种程度上，第五增长极是一个“复兴极”。

（三）第五增长极的主要特点

通过对第五极增长动力及与东部“四极”的对比分析，我们可以归纳出第五增长极的主要特点：它是以均衡增长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的增长模式，是一种全新的、全面的、动态的、均衡的永续增长范式。具体来说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全面增长。它不是单纯的经济增长，更不是的简单增加，而是经济与社会、生态环境、人文环境的全方位提升，是人与自然，经济、社会和生态和谐共存条件下的全面增长，它注重生态环境的改善和人文环境的提升，它追求速度与结构、质量、效益的协调统一。第五增长极的起始速度可能不会太快，暂时也难以见大成效，但是“疾风知劲草，路遥识马力”，第五增长极的后续增长效应不可估量。

全新增长。第五增长极所依赖的增长动力，不仅仅是有形产业和物质投入，它主要依靠产业与区域、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的统筹协调力量，资源的整合力量，人文环境的促进力量，生态环保的支撑力量，制度变迁的矫治力量。在经典增长范式中，这些因素都是既定的、不变的、外生的，没有被纳入经济增长分析框架。我们认为，它们在第五增长极的增长范式中是内生的，是增长的重要源泉。

动态均衡增长。传统的均衡增长理论是哈德罗建立的一个增长范式，指通过投资拉动需求增长。第五增长极所追求的动态均衡增长，不同于哈德罗的需求增长，也不同于区域经济学均衡增长理论所要求的平均增长、平衡增长，它是与非均衡增长理论相对应的增长，是指产业之间、地区之间具有良性循环机理的协调增长，各产业之间、各区域之间增长率可能有高有低，但是它们的增长是协调的、和谐的、相互促进的。

可持续增长。第五增长极与东部“四极”的主要增长动力有很大的不同，它没有衰竭性，使之不尽，用之不竭。与经典增长范式相比（人力资本与知识资本除外），第五增长极所依赖的增长因素都具有报酬递增的特点，不存在资源的约束问题和增长极限问题，也不存在增长收敛或者趋同问题，如果整合得当、保护得当，完全能够实现可持续增长。

三、第五增长极的战略作用

第五增长区域历来是中国富庶繁华之地，是兵家必争的战略要地，俗有“得中原者得天下”的谚语。建国以来，以中部为主体的第五增长区域为新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立下了汗马功劳，一直是新中国发展的中流砥柱。如果将东部“四极”视为龙头，西部地区视为龙尾，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则是龙身、龙体。中部复兴，引跑第五增长极，在经济、社会、政治、军事等方面都具有重要的战略作用，意义非同凡响。

第五增长极是全面激活中国经济的引擎。东部“四极”发展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在地理位置上都处于边陲，是一种边疆发展战略。这种边疆发展战略有很大的局限性，对全国经济的影响总是局部的、区域性的，距离极点和极轴越远，扩散效应越小，拉动作用越弱，这些增长极无法承担全面激活中国经济的重任。第五增长极有着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地处中部腹地，既承东又启西，既照南又顾北，能够“一肩挑两头”、“一脚踏南北”。第五增长极的每一个发展步伐的外溢效应都能同时惠及东部和西部，南部和北部，第五增长极每一个发展步伐的收益都会落在国境内，真可谓是“一波才动万波随”。不象东部“四极”和西部开发，只有部分收益惠及国内。助跑第五增长极投入产出最大，同一单位的投资，第五增长极对全国经济的带动和乘数作用要大于西部大开发和东北振兴，如果将解决社会问题和生态问题、人文问题所带来的效应考虑进来，第五增长极投入产出要高于珠三角、长三角和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能够带动东南西北各个区域的经济增长。第五增长极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具有“四两拔千斤”、“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功效。助跑中国第五增长极能够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能够全面激活中国经济。构建第五增长极就是在中国中部腹地安装一个强有力的发动机。

第五增长极是实现可持续增长的保障。国民经济就象一台复杂的机器，所有的部件都必须良好且配套协调，否则就难以持续增长。第五增长区域对于国民经济持续增长具有重大的支撑作用。一是第五增长极是中国经济增长的原动力。我国之所以能够成为世界工厂，廉价的劳动力功不可没。第五增长区域是中国劳动力最丰富的地区，能够源源不断地为东部“四极”、为全国经济发展提供廉价的劳动力，正如刘易斯所说“劳动力供给具有无限性”，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经济增长都要依靠第五增长区域的廉价劳动力来启动。二是第五增长极是国民经济的产业基础。农业是国民经济基础，既为工业提供原材料，又为工业提供市场。第五增长区域是中国主要的农产品供给区，为全国提供以上的农产品，在国民经济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由于长期被排斥在国家战略重点以外，第五增长区域目前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农民增收难，结构调整难，基层政府运转难，农业的发展难，如果任其发展，势必威胁国民经济发展的产业基础。三是第五增长极是国家粮食安全的保障。“食为政首”，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则是基础的基础。第五增长区域是国家主要的粮食生产基地，是国家粮食安全的重要保障。××年出现的粮食价格异常上涨，就源于第五增长区域连续五年减少粮食种植面积。如果第五增长区域不能尽快复兴，失望失落失魄的农民还会继续减少粮食种植面积，粮食安全问题将会更加突出。试想，如果第五增长极不能为工业提供原材料和市场，不能保障国家粮食安全，不能充分挖掘廉价劳动力的潜力，又如何能够维持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建国以来，每一次经济增长的大滑坡都是产业基础和粮食安全出了问题。以史为鉴，可知兴替。小平同志也曾经精辟指出“无农不稳、无工不富、无商不活”。第五增长区域的基础性作用、安全保障作用是不可替代的，不能忽视的。要想将中国持续了年的增长神话延续下去，必须启动第五增长极战略。

第五增长极是实现区域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发展第五增长区域，助跑第五增长极是一项统揽全局，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的重大举措。改革改革以来，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面临东部大发展和西部大开发的双重“夹击”，已经深深塌陷下去了，区域差距进一步拉大，抑制了全国产业按照比较优势分工协作，障碍了资源在各个地区的顺畅流动和合理配置。第五增长区域的塌陷已经拖累了全国经济增长，影响了国民经济协调发展。另外如果只有东部“四极”的快速发展，中西部长期停滞不前，年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只不过是海市唇楼，南柯一梦。相反，第五增长极的崛起能够实现资源和生产要素在五大增长极之间合理流动、优化配置，使五大增长极连成一体，合理分工，优势互补，协调发展，促进我国国民经济在新世纪持续增长。所以，助跑第五增长极是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清除发展障碍，实现东、中、西部协调发展，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重大举措。

第五增长极是破解“三农”问题的关键。“足寒伤身，民寒伤国”。“三农”问题是一个可以动摇国家根基的大问题。我国“三农”问题最严重的地区就在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林毅夫教授认为，在未来至年，中部和传统农村地区的发展状况，直接决定整个中国经济发展的道路和格局。他主张，中国经济发展要以中部地区为突破口。还有专家也曾经说过，解决了中部的农业问题，中国的农业问题就解决了。因为东部地区有四大增长极，经济也比较发达，“三农”问题不成为问题，而且有解决“三农”问题的经济基础和产业基础，假以时日，必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尚不突出的“三农”问题。西部地区地广人稀，农业和农民在全国占的比例较小，“三农”问题比较容易解决。“三农”问题的重点和难点在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该区域的农民占全国农民总数的，提供全国的农产品，第五增长区域是“三农”的主体部分，也是矛盾和问题的集中地区。只有将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的“三农”问题解决了，中国的“三农”问题就会迎刃而解。十六大党和政府提出了要在年全面实现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实现小康社会的重点和难点在农村，而农村又在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的农村，“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有破解了中部的“三农”问题，促进各个地区齐头并进的发展，才有可能在预定的时间内实现全面小康社会。可见，复兴中部，构建中国第五增长极不仅是破解“三农”的关键，还是建设全面小康社会的关键。

第五增长极是拓宽战略腹地的重要途径。新世纪我国面临着复兴中华、统一祖国的重大任务。虽然我国本着共同协商、和平解决的统一原则，但是不能排除武力统一的可能，特别是台湾执政的民进党提出制宪时间表和独立时间表，加快了分裂祖国的步伐，我国面临着更加现实的战争危机。与此同时，我国还面临着美国、日本对我国的遏制政策。战争危机要求我国必须有广阔的经济纵深和战略腹地，但是我国所有的经济增长极都在东部地区，战略经济异常脆弱，一旦发生战争，经济将会受到致命的打击，更重要的是脆弱的经济将会束缚决策，使我国在使用武力统一祖国，维护国家和民族利益时瞻前顾后，放不开手脚。第五增长极却与此不同，在中国的腹地，不管是从东部往中西部走，还是从西部向中东部走，都有层层保护屏障，是我国的战略大后方，能够避免和减少战争对经济的冲击。“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我们要在复兴中华、统一祖国的大业中，赢得主动，就必须象六十年代西线开发一样，未雨绸缪，重视第五增长极的发展，拓宽中国经济的战略腹地，增强我国承受战争的能力。

第五增长极是维护社会政治稳定的基础。第五增长区域是中华文明的发源地，是中华民族的“圣地”。“中原定，天下安”，逐鹿中原从来就是中国政治家、军事家关注的重点。只要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能够稳定，全国就有稳定的基础。而今时过境迁，现在我们的“圣地”面临着严峻的稳定问题。第五增长区域长期为国家非均衡战略边缘化，许多问题和矛盾积重难返，农民负担问题集中在中部，贫困人口集中在中部，涉农案件集中在中部，乡镇政权危机也表现在中部，连老百姓最痛恨的官员腐败问题、侵害群众权益问题，中部在全国都占很高的比例。从地理位置上看，第五增长区域是稳定的基础，从不稳定的诱因看，第五增长区域现在潜伏着许多不稳定因素。复兴中部、助跑第五增长极时不待我，必须尽快提上党和政府的议事日程。助跑第五增长极，能够促进中部的复兴，增强中华儿女的自豪感，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中部的复兴能够消除我国社会政治的不稳定因素，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所以构建第五增长极实乃维护社会政治稳定、富国安邦的根本。

四、实施第五增长极战略的可行性

实施第五增长极战略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但是大家也许会问，是否具有可能性呢？我们认为，构建第五增长极，不仅具有必要性，而且具有可能性。

改革开放以来，东部地区从南到北，先后培育了四大增长极，发展的框架基本完成，发展基础基本夯实。西部经过几年的大开发，随着基础设施的进一步完善，不久的将来也会步入发展的快车道。现在只有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是一块国家战略尚未重点眷顾的“处女地”。按照区域经济学的梯度推移理论，东部极点和轴线的形成，就应该着手培育中部极点和中部发展轴线，但是我们放弃了梯度开发理论，实施“跳跃式发展战略”，从东部发展极直接跳跃到西部，实施西部大开发，使中部地区失去了宝贵的起飞时机。现在东部大发展、西部大开发，东北大振兴，无论是按照从东向西的梯度，还是按照从西向东的梯度，还是从北向南的梯度，都该重视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了。特别是东北增长极形成后，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便成了矛盾和问题最集中的地区，中部的矛盾，特别是“三农”问题成了我国的主要矛盾，按照解决矛盾的优先序，也必须启动第五增长极战略。退一步讲，既使不按照梯度发展理论，而是按照“排排坐，吃果果”的分配顺序，现在也轮到发展中部，助跑第五增长极的时候了。同时对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极给予更多的关注，也是东部增长极地理环境和经济条件的一种自然延伸，是东部“四极”持续增长的客观要求。

（二）国家宏观战略的调整为助跑第五增长极创造了条件

建国以来，我国奉行的是非均衡发展战略，不管是过去的西线开发战略，以农补工战略，还是改革开放以后的东部“四极”发展战略、西部大开发战略，都是以牺牲其他地区利益为代价的非帕累托发展战略。第五增长区域是历次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受害者、奉献者和旁观者。××年第四代中央领导集体提出了统筹经济社会、重视区域协调发展的战略思路，要求城乡、东中西地区、经济与社会、人与自然协调发展。统筹经济社会自然、重视区域协调就意味着放弃非均衡增长战略，意味着要逐步缩小东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差距，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也要求中部崛起，它表明国家地区政策的指导思想已经发生了根本变化，强调统筹和协调。这一战略将使第五增长区域首次获得公平竞争、公平发展的机会，为中部起飞和复兴创造了宏观条件。

（三）得天独厚的区位优势降低了助跑第五增长极的成本

第五增长极位于中国的地理核心，是东西南北的交汇点，经济沟通、辐射、互动能力强，便于东引西进，双向开拓。第五增长极处于沿海高经济梯度向西部低经济梯度之间的过渡地带，在承接国内外产业转移方面处于有利位置，在利用西部资源，进入西部市场也有“近水楼台先得月”优势。第五增长极得“中”独厚，具有对东对西的双低成本优势和条件（资源成本低、采购销售成本低），在市场竞争和资源的吸纳中，具有强有力的竞争优势。东部和西部对中部地区在时间上和空间上都有所依赖，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是东部地区向内陆扩张的支撑基地，是西部地区走向全球市场的必经之地。第五增长极将以独特的区位条件，从东西交流发展中获得巨大的收益。中部地区在人流、物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低成本的流动和优化配置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以中部为主的第五增长区域的区位优势能够降低起飞的成本，加快第五增长极的成长速度。

（四）良好的发展条件是第五增长极起飞的物质基础

第五增长区域市场观念较为深入人心，多种所有制的经济体系已经基本形成，自然条件比较好，经济发展基础也相当不错，具有起飞要求的条件，一是资源组合状况和空间匹配条件较好。第五增长区域属于资源较丰富的综合经济体，既有矿产资源、自然资源、国土资源、旅游资源、水资源、生物资源异常丰富，还有大量的其他经济生产要素。二是具有较完整的产业体系。第五增长区域已经建立起比较完整且有一部分比较先进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既有比较优势明显的特色农业，也有轻纺工业、重工业、高新技术产业，产业基础和物质技术条件比较好。三是具有良好生态条件。虽然最近几年，中部地区的生态条件急剧恶化，但是从总体上看，第五增长区域仍然是全国生态基础最好的地区。四是教育比较发达。虽然第五增长区域经济较落后，但是比较重视教育，科技势力雄厚，仅中部五省就集中全国％的科技人员和％的高等院校，还有一大批科研机构。五是人力资源丰富。第五增长区域是主要的劳动力输出地区，全国剩余劳动力大部分集中在该区域，能够为中部复兴提供源源不断的廉价劳动力。六是市场潜力大。第五增长区域人口众多，自身市场容量大，经济自我消化和循环能力强，又靠近东部和西部两个市场，市场优势比较明显。七是交通便利。第五增长区域已经形成了立体交通网络，铁路有京广线、京九线、洛湛线、湘黔线等；高速公路有京珠高速、沪蓉高速、上瑞高速、汉宜高速，等等；还有密集的航空网络、方便快捷的长江、黄河航运。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第五增长区域具备经济起飞的一切条件，缺少的是政策和整合意识、整合手段。只要顺势而为，适当引导，就能促进中部地区复兴，构建中国经济的第五增长极。

五、构建第五增长极的战略思路

第五增长极必须以均衡发展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为基础构建，注重人文特色，注重统筹协调，注重社会总福利最大化，注重解决基础性问题。它是一种全新的发展思路和务实的增长战略，不能盲目推崇西方发达国家的增长范式，不能照抄照搬东部“四极”开放带动模型，也不能沿袭西部大开发战略，要走自己的路，建立具有区域特色的增长模型。

（一）助跑第五增长极的原则

以人为本的原则。第五增长极发展的终极目的，不是追求物质增长，不是追求的增长，而是以人为本。发展手段要考虑人的需要，发展目的是为了人，即为了提高人的生活质量，改善人的生活环境、工作环境。助跑第五增长极的所有政策和措施都应遵循这一原则，助跑第五增长极的全过程必须贯穿这一原则。

统筹协调的原则。中部复兴，构建第五增长极，所依据的一个重要理论就是均衡发展理论，再就是胡锦涛总书记提出的“五统筹”要求。统筹原则要成为构建第五增长极的首要工作目标和指导思想，不仅要统筹城乡、区域发展，还要统筹人与自然、经济与社会、统筹短期利益与长远利益。

帕累托改进原则。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的国家发展战略一脉相存，都是以牺牲其他地区利益、牺牲农民利益的为代价的非均衡发展战略。它是一种非帕累托改进的增长原则，是一种非“双赢”战略。构建第五增长极，不能再沿袭这种“零和”、甚至“负和”战略，要遵循帕托改进原则，在不损害其他地区、其他群体利益的前提下稳定增长。

因地制宜的原则。第五增长区域有自己的优势，有自己的特点，如生态环境、人文环境较好，农业比较发达，劳动力资源丰富，等等。助跑第五增极不能完全移植东部增长模型，必须扬长避短，趋利避害，立足于已有优势和条件，因地制宜的发展具有地区特色的产业，寻求具有地区特色的增长路径和发展模型。

（二）助跑第五增长极的基本思路

求木之长，必固其根；欲流之远，必浚其泉。中部复兴，引跑第五增长极，不能矫枉过正，指望国家给资金、给项目，也不能指望中央政府安排一系列特殊的优惠政策，要通过调整战略，创造公平发展的制度环境，要立足于盘活区域内部资源，优化经济发展环境，实现内生增长和良性循环。

调整发展战略，创造公平发展的条件。首先要调整非均衡发展战略，矫治因非均衡发展战略而强加给第五增长区域的歧视性政策，实施区域经济协调发展战略，为第五增长极提供公平、公正的发展机会。调整发展战略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矫治强加给第五增长极不合理的制度和不利于中部复兴的政策；二是中央政府要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责任，特别是要承担起第五增长区域内全国性公共产品的供给责任。三是按照帕累托改进原则，对于非均衡发展战略造成的损失给予适当补偿。四是公平的分配国家资源，按照均衡、统筹、协调的原则，安排国家重点建设投资。

整合资产资源，推进经济结构革命。第五增长区域最突出的问题是结构问题和体制问题，体制问题归根结底也是结构问题。如产业结构与市场需求结构、资源结构、生态要求脱节；所有制结构与市场结构、工业结构与农产品供给结构不一致；社会分工不明确，产品结构与东部地区趋同；组织结构偏小、技术结构偏低。在这种结构状态下，资源资产所提供的增长潜力，市场所提供的潜在空间没有被充分利用。因此，助跑第五增长极必须大力整合资产资源，挖掘结构优化的潜力，推进结构革命。一是收缩国有战线，将国有资源集中投向公共产品和基础性产业；二是根据资源结构发展现代农业，如垄断性的特色农业、技术型农业、劳动密集型农业；三是根据生态资源和生态要求发展生态产业、旅游产业、观光休闲产业；四是根据劳动力资源优势和农产品供给优势，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的农产品及其加工业。

加强域内分工协作，提高区域竞争能力。长期以来，第五增长区域的政府各自为政，分头突围，如湖南省、江西省向珠三角靠拢，安徽省向长三角靠拢，河南省向京津唐及渤海三角地带靠拢，湖北省力求自保，可以说第五增长区域的力量、资源从来没有整合和协调，从来没有从整体的角度考虑和安排与东部、西部地区的分工。分头突围，挂靠东部增长极，使第五增长区域失去区域特色，无法形成区域合力，无法建立次级增长中心和增长极。区域内部缺乏分工，反而加剧了区域内部的无序竞争，抵销各自的努力程度。要构建第五增长极，使之成为中国的次级增长中心，必须强化第五增长区域力量的整合，各个地区既需要相互竞争，也需要强化合作，既需要区域内各地创造发展条件，也需要区域内省与省、地区与地区之间协作与联合，促进区域经济一体化，增强和放大国民经济的整体功能，提高区域整体竞争力，赢得区域竞争的主动权，实现第五增长区域的整体起飞。

优化经济环境，增强资源吸纳力。环境也是生产力。良好的发展环境，能够降低发展成本，吸引较多的投资者。第五增长区域经济落后，与较差的发展环境有很大的关系。助跑第五增长极，要全面提高对内对外开放水平，优化发展环境，促进人流、物流、商流、资金流、技术流、信息流在第五增长区域有效集聚。一是完善区域内部的市场建设。为了促进第五增长极的快速成长，可以考虑将武汉市确定为第五增长极的资本交易中心、金融证券处理中心。各地区要降低物流经营的门槛，引进发达国家的现代物流公司，加速第五增长极市场体系的建设，促使物尽其流。二是建立与国际接轨的管理制度。要清除积弊，按照的要求，规范行政行为，简化审批手续，提高服务质量和办事效率，建立与国际接轨的行政管理制度。三是加快基础设施建设。近几年，第五增长区域的基础设施有所改进，但是与东部相比、与经济发展的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要不断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形成以铁路、高速公路、航空港为主的立体交通网络，加快信息网络的建设，构建信息收集处理运转平台。

推进新乡村运动，建设新农村。新农村运动是上世纪六十年代，韩国为解决当时城乡差距、工农发展脱节、农民增收困难等问题提出并成功实践的一种发展战略。我们可以借鉴韩国新乡村运动的经验，以建设全面小康社会为目标，发动一场新乡村运动，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新乡村运动应主要解决农村最难的问题和最突出的矛盾为目标。一是村庄建设运动。要利用现在普通工业产品过剩的机会，采取国家资助建材，农民出工出力的原则，或者国家资助启动资金，或者采取财政贴息的方式，大力兴建农村道路、能源、饮水设施。同时实施村庄整治，迁村移民工程，促进农民集中，降低村庄建设成本。农民都进城，在我国是不现实的，当务之急是要加强村庄整治，促进农民集中居住，降低乡村建设成本。乡村建设能够让不能进城的农民安心舒适的生活在农村。这也是稳定农民，提高农民社会福利的重要途径。二是人文环境建设运动。乡村的人文环境建设，改革前是依靠意识形态宣传，改革后是听之任之，导致了不少农民价值观的扭曲，诚信失落、道德沦丧，封建迷信、家族活动、黑恶势力又沉渣泛起，人文环境恶化。我们在湖北洪湖地区领办的老人协会，维护老人的权利，帮助老人们安度晚年，成效相当不错。人文环境建设就是要通过组建老人协会、妇女协会等社会组织和产业协会、销售协会等经济组织这些载体，开展更多有意义的活动，引导人们形成良好的人文环境。

（三）助跑第五增长极的政策建议

构建第五增长极的目标就是要解决“三农”问题。助跑第五增长极与破解“三农”难题是一个硬币的两面，解决了“三农”问题，中部就起飞了，中部起飞了，第五增长极就形成了。中部复兴，构建第五增长极要从调整农业制度安排着手。

优先安排基础设施建设项目。要本着“还帐”的原则，在全国一盘棋的基础上，适当优先安排第五增长区域的基础设施建设，允许基础设施建设按照市场方式融资，加速第五增长极基础设施建设步伐，为第五增长极起飞提供更好的硬环境。一是大力建设第五增长极的交通干线，打通第五增长区域内部交通瓶颈，建设农业生产基地的交通线路。二是大力建设能源项目。要利用中部地区水利资源丰富的优势，大力开发水利资源，提高水利资源在能源结构中的比重。三是要更多的安排大江、大河、大河的治理项目。大江、大河、大湖的治理要与流域的生态保护结合起来，支持退耕还林、退田还湖、退耕还草；搞好河道的疏浚，扩大行洪量；完善流域的绿化体系，建设绿色屏障；要采取生物措施和工程措施，搞好小流域治理，遏制水土流失，改善第五增长区域的生态环境。

改革农村税费制度，免征农业税。我国农民是世界上收入最低的纳税人，是税费负担最重的群体。几十年来，农民特别是第五增长区域的农民已经为新中国的建设做出了巨大的奉献，于情于理都应让其休养生息了。我们认为，休养生息首先要减征农业税和免征农业特产税。××年农业各税只有亿元，只占全国财政收入总额的，中央政府完全有承受能力。另外，中央政府要加大对第五增长极的转移支付力度，并出台相关政策协助第五增长极化解乡村财政危机和债务危机。

改革农村教育筹集制度，义务教育由中央政府承担成本。基础教育是一项公共产品，必须由政府承担。可以考虑农村九年制义务教育经费由地市级以上政府为主负担（因为中西部大部分的县都是农业财政，县级政府承担也是农民承担）。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实行二年制农民义务职业教育，如果不读高中，可以免费接受二年的职业教育，未读完高中的，可以免费接受一年的职业教育。

农村公共品供给由县级以上政府负责供给。考虑到第五增长极的产业基础作用和粮食安全作用，农村公共产品供给应以县级以上财政为主来承担。全国性的农业基础设施工程国家要全额投资；区域的基础工程可以由国家和地方共同负担；区域性的小型水利设施，地方政府、乡村社区和农民共同负担。同时应积极引进外资，按照“谁引进，谁收费”，“谁投资，谁受益”的原则，大力兴办农村公共产品，通过公共产品投资主体的多元化，减轻乡村社区兴办水利设施等基本建设的压力，也就减少了农民的生产共同费用。

建立直接补贴农民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我国现行农业支持保护制度是一种间接支持制度。这种间接支持难以真正惠及农民，也不符合精神的要求。我们认为，当前建立和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首先必须按照《农业法》的规定，保证各级政府财政投入到位。同时，要趁此机会建立规范的、农民能够直接受益的、符合贸易协定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可以参照发达国家的经验，建立农业科研、技术推广、土地休耕、基础设施建设、粮食安全储备、农作物保险、贫民救济、环境保护、农产品加工、种苗工程等方面的直接补贴制度，让农民直接增收。特别是粮食这一具有安全性的战略商品，要将普惠式的支持改为区域性支持，而且要将补贴金直接交给农民，提高支持保护区农民种粮的积极性，增强粮食的综合生产能力。如果不能建立起对所有农民的直接支持保护制度，可以先从第五增长区域的粮食生产者开始，然后逐步推向所有的农民。

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农村社会保障制度。党的十六大提出要建立农村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这个决策是英明的。建立农村社会保障制度是全面小康建设的重要内容，也是解决“三农”问题不可回避的重要制度。首先建立起农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解决农村特困群体的生存问题。其次要建立农村公共卫生制度，解决农民的大病医疗问题。最后要建立社会养老保障制度，解决农民的后顾之忧。但是钱从哪里来呢？我们认为，可以从三个方面想办法：一是从土地流转和非农使用中筹集资金。城镇职工能够从国有产权置换中解决部分社会保障经费，农民同样有理由从国有的土地上筹集部分资金。二是可以从国有资产的减持中提取部分资金。因为现在的国有资产也有农民兄弟的一份子。三是农民自己要承担一部分。可以考虑将减免的农业税或者特产税的作为社保税来交纳。

第五篇：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

对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战略思考

——对话全国人大代表、经济学家张兆安研究员

编辑:admin 时间:2011-3-24 21:46:00

“十二五”开局之初，中国经济就以崭新的形象出现在国际舞台上。作为目前全球最大的外汇储备国，中国保持着世界第一商品出口国和世界第二商品进口国的头衔。从经济总量只占日本的二分之一，到超越日本成为世界排名第二的经济体，中国只用了十年时间。在中国的沿海，已经出现了省份经济可以匹敌东南亚国别经济的比对；如已是全球第一大港的上海经济总量和泰国相当，相连的江苏经济总量超过了印度尼西亚。就中国的深层次变化而言，城乡差距开始出现缩小的势头、环境保护终于不再让位于经济增长、中西部进入跨国公司新一轮直接投资的首选、创新驱动成为破解发展瓶颈的首要理念„„总之，中国如同在世界经济海洋上高速行驶的巨轮，被发现的已经不只是上海这样的桅杆。西方看中国，再也不是拿着望远镜倒过来只看到中国的渺小；当然，我们也不希望西方拿着放大镜，无限扩大中国的经济能量。对此，我们必须更准确地认识自己的祖国，了解她变化中的“大”和进步中的“别”；中国之大，在于区域辽阔，她的国土面积相当于40个英国或26个日本；中国之别，在于区域差异，她拥有后工业化、重工业化、初步工业化和农业社会为主体的各个代表区域。而值此全国“两会”召开之际，笔者采访了全国人大代表、著名区域经济学家张兆安研究员，现将我们深入交流的基本成果公布于“新财经周刊”，以期获得读者朋友的共鸣。

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形态是板块经济

王：你曾经长时间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从事区域经济的研究工作，最近10多年来又考察过中国几乎所有的省会城市，也比较过我国区域经济与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等国大都市圈的区别。那么，在你看来，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形态是什么呢？它和美、日、德等国的明显区别又在哪里呢？

张：如果用一句最简练的话来进行归纳或表述，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形态，就是板块经济。具体来讲，我国板块经济是基于资源禀赋、地理优势、产业布局和历史条件而形成的，按现实态势大致可以划分为四个层面或四种形态。

第一个层面，可谓是 “大板块”。从全国来看，可以分为东部、西部、东北和中部等四大板块，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 “东部率先，西部开发，东北振兴，中部崛起”，或者说是全国的基本构架。第二个层面，是 “强板块”。在全国四大板块的区域范围内部，还分布着一些经济势能强劲的经济区域。这些经济区域，有的主要是在本省行政区域范围内的，如东南沿海地区的珠三角；有的主要是跨省级行政区域的，如东部沿海地区的长三角、环渤海地区等。第三个层面，是 “新板块”。这主要是指一些后起的区域经济发展亮点，特别是本世纪以来抓住后发优势而崛起的板块，而且主要是以各个省会城市为中心、周边一些主要城市为呼应而形成的区域经济板块，如武汉城市圈，湖南省的长沙、株洲、湘潭所形成的 “长株潭”城市群，太原城市群等。第四个层面，是目前开始活跃的 “常板块”。这主要是指一些通常概念上的区域经济板块，例如，由一些地级城市为主所构成的区域经济，当然，这个层面上也可以把面广量多的县域经济包括在内。

从我国的四大板块来看，区域经济发展还是很不平衡的，在历史演变上和现实发展中都形成了 “东西差距”和 “南北差距”的态势。例如，在全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中，东部地区所占的比重接近60%，而中部地区、西部地区、东北地区等三大板块加起来所占的比重才40%多一点。这表明，在我国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整体进程中，当前的区域经济主要还是集聚在东部沿海地区的 “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三大都市圈，因此，统筹区域发展的任务还是相当艰巨的。

和西方国家相比，我国区域经济的国际化程度和发展政策聚焦点有明显差别。如美国按地理区域也有实力领头增长的州际板块经济，但其依托太平洋、大西洋和北美自由贸易区、亚太经合组织等国际化便利条件充分发展，各板块之间的国际化程度是相当的。美国又较早地完成了铁路动脉的全国均衡布局，各板

块之间的经济要素流动也十分便捷，其发展差异已经主要表现在法律、教育、科技、医疗等上层建筑层面，而不是体现在经济政策如对吸引外资的具体鼓励上。

尽快让城市群向欠发达地区延伸

王：据我了解，民建成员在参与板块经济建设与发展方面非常活跃，作为民建上海市委的专职副主委，你经常参加各项针对性的调研工作，自然也十分清楚各个板块经济发展的现状和各自优势。而发展往往会形成特征，既然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形态是板块经济，那么，板块经济发展的特征模式是什么呢？张：从本质上和推动上来看，板块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就叫都市圈，或者说叫城市群。

很显然，在中国区域经济的现实发展中，哪里有都市圈或城市群，哪里就是发达地区；哪里没有都市圈或城市群，哪里就是欠发达地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我国的东部沿海地区为什么相对这么发达？因素很多，主要是因为那里有三大 “发动机”，那就是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的三大都市圈。例如，在2010年，16座城市的长三角，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1%，国内生产总值要占到全国的近五分之一；苏浙沪两省一市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2%，人口约占全国的5%，却创造了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近四分之一；珠三角土地面积约占全国的0.57%，人口约占全国的3.6%，也创造了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十分之一。足以可见，都市圈或城市群对区域经济发展具有重要的引擎价值，也是中国经济的晴雨表。

从全国的发展现状来看，东部沿海地区都市圈或城市群发展起步比较早，成效比较大，如珠三角、长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的三大都市圈。中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已经有了一些城市群的发展，如中部地区的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太原城市群、中原经济区等，东北地区的辽宁沿海和沈阳经济区、长吉图经济区、哈大齐经济区等。在西部地区中，西南地区已经出现了一些新的模样，如发展势头不错的成渝经济区和广西北部湾经济区等。目前，唯一比较缺乏城市群发展模式和发展形态的就是西北地区，由于没有城市群发展的强力支撑，西北地区的发展就显得相对比较落后。当然，随着国家对新疆开发战略的新政策布局和西安、兰州等西北名城的产业积累与科技优势，西北地区出现新兴城市群是必然趋势。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由于我国的都市圈或城市群是地域高度集中、功能高度集聚的 “局域经济空间”，而 “非都市圈”是弥散的 “广域经济空间”。因此，为了使两个落差比较大的经济空间实现有效对接，必须要有助推梯度转移的“二传手”式的产业聚集带。目前，在我国区域经济现实发展中，“梯度”不畅是一个比较大的问题，在东西部之间和南北地区之间，缺乏连接东西南北强有力的区域经济，尤其是具有很强集聚和辐射功能的都市圈或城市群，从而使得各个板块经济之间缺乏有效的梯度转移和产业对接。从这个战略视角出发，在 “十二五”期间，我国的都市圈或城市群应尽快向中西部地区和东北地区延伸，可以珠三角、长三角、环渤海地区三大都市圈为标杆，尽快培育壮大具有桥梁作用的“中部都市圈”，谋划发展好 “西南都市圈”、“西北都市圈”以及 “东北都市圈”。

跨行政区的都市圈带动力更大

王： “十二五”时期，我国的区域经济将会得到更有效的发展，我国的城市化进程也将进一步加快。在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二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以及今年全国人代会审议的全国“十二五”规划中，都对我国的区域经济发展和城市化进程做出了重要部署。这些部署，是对已有经验的科学总结，也有新的发展判断。而既然都市圈或城市群是板块经济发展的基本模式，那么，都市圈或城市群发展的基本路径是什么呢？

张：从发展现实和 “十二五”发展思路来看，基本路径就是以中心城市为龙头带动周边城市和周边地区共同发展；同时，中心城市在功能上也会有新的发展。

拿长三角来说，上海、南京、杭州这三个中心城市组装成一台发动机。这个发动机一开，把周边的中等城市包括地级市和县级市全部带动起来了，所以长三角就起来了。拿珠三角来讲，主要是有了广州和深圳两个中心城市的联合带动。同时，我个人还认为，凡是跨省界行政区域的经济合作和联动发展，比单纯一个省域范围内区域经济发展的潜力更大。例如，珠三角是先发展地区，但珠三角主要是在广东省行政区

域范围内，但是，等到长三角一经发力，就开始出现了赶超珠三角的态势。为什么？其中一个重要因素，就是长三角包括了跨省界行政区域的苏浙沪两省一市。因此，如果跨行政区域的都市圈架构得好，就一定可能比一个行政区域内的都市圈发展得更有规模，更有带动能力，也更有国际影响。

对全国的区域经济来讲，中心城市明显具有比较强的集聚和辐射功能，在带动周边城市和周边地区共同发展方面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当然，中心城市本身也要不断增强自身的实力，匹配新兴的产业优势和功能要素；只有这样，才能继续担当带动周边地区继续发展的责任。

如何认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王：我国的区域经济既然是板块经济，板块之间就一定存在着差距。我最近一个时期接连考察了北京、天津、浙江、贵州和云南的经济发展状况，以及结合我自己对上海的了解，事实上经济差距还比较明显。如浙江省沿海农民的年可支配收入与贵州省很多地区职工的年可支配收入相当；就长江中部和入海口比较，上海的经济总量是武汉的两倍多；就长三角区域内，2010年杭州的税收收入也只相当上海的45%。那么，应该如何认识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

张：应该清醒地认识到，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既是现实发展问题，也是历史延续问题，更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常态化的基本特征。关键在于，这种不平衡性是否能够为整个社会所接受，或者说主要取决于整个社会的承受能力。

一方面，不平衡性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在大千世界中，任何事物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就拿生物界来说，影响生物成长发展大体有三种选择：一是自然选择，二是人工选择，三是自我选择。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也是同样道理，这在我国东部沿海地区三大都市圈的发展比较中反映得十分明显。在改革开放之前，三大都市圈大都处于自然选择状态，以及由各自的发展潜质决定的自我选择状态。长三角的各项经济指标优于珠三角和环渤海地区，珠三角大部分又落后于环渤海地区。改革开放以后，珠三角率先导入和享受改革开放政策，因而政策效应十分明显，政策选择也是人工选择，使得珠三角一跃跨入到领先地位，长三角开始落后于珠三角，而环渤海地区则更落后于长三角。由此可见，三地在不同时期的差异十分明显，随着选择要素的变化而发生动态性的变化，这种变化也可以是常态。

另一方面，差别发展是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如果说不平衡性是区域经济发展的基本特征，那么，在区域统筹引领下的差别发展则成为了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动力。例如，对于地域属性、环境属性、功能属性相近或相容的经济区域之间，最大的动力来自于差别发展。差别发展就是让一部分 “区域”率先发展起来，产生较大的落差，在市场和利益竞争的驱动下，由差别推动了发展。我们仍然可以从实证的角度来考察，由差别发展引来差别竞争，而差别竞争必然会带动共同发展。例如，当珠三角领先于长三角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长三角大踏步、大手笔推进区域经济的发展，充分发挥了长三角的潜质优势，于新世纪之后又重新超越了珠三角，在新的平台上领先于珠三角，从而使得长三角和珠三角并驾齐驱。当然，我们还可以看到更近的案例——这些年环渤海地区在天津滨海新区的引领下强势崛起，有可能在 “十二五”期间超越长三角区域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些发展事实，实际上也可以充分说明差别发展的适用环境、发展魅力和后发潜力。

如何统筹协调我国区域经济的发展

王：既然我国区域经济之间还存在着比较大的差距，那么，如何缩小这些差距？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你对统筹协调我国区域经济发展有何具体建议呢？

张：我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不平衡性，决定了区域经济非均衡发展的现实选择。我国区域经济的非均衡发展的最终目的是：不仅使各经济区域之间得到共同发展，而且在共同发展中不断地缩小差距。这也是市场调控和宏观调控的双重调控的最终目标。实现双重调控的主要抓手是 “协调发展”，也可以说是非均衡发展的基本策动力。从协调的内涵来看，协调的方式应该是多样化的：

一是市场化方式。例如，经济区域之间形成资源配置通道，实现低成本双向资源配置，实现双向产业

投资，建立双向的大物流体系，建立关联产业链等。二是规划化方式。先要协调规划，进而协调执行，最终落实到协调发展。从规划要素来看，最为重要的是国家层面的宏观区域规划，明确国家对各经济区域发展的功能定位和宏观指向，如党的十七届五中全会和 “十二五”规划中提出的区域发展总体战略和主体功能区战略等，然后需要有关联规划，如经济区域内的各类专业规划等。三是统筹化方式。内涵包括：经济统筹、市场统筹、资金统筹、财政统筹等。经济统筹是对经济区域 “都市圈”地区密集的经济资源，进行统筹调节，转移到 “非都市圈”地区。市场统筹是用市场方式调节资源大配置、产业大分工。资金统筹主要体现在信贷、融资向关联经济项目倾斜。财政统筹应重点加强对欠发达经济区域的资助、增强财政转移支付力度等。四是政策调节方式。内涵相当丰富，但关键在于包括经济政策、产业政策、税收政策、收益政策、就业政策等在内的一系列政策。五是战略联盟方式。例如，可以鼓励各经济区域之间建立经济联盟、产业联盟、市场联盟、企业联盟、服务联盟、对口互助联盟等各种战略联盟，促进发达经济区域与欠发达经济区域的关联发展和带动发展。

作者：王泠一

来源：《解放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