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解摩托车保险难题 鄂州创新管理促共赢

第一篇：破解摩托车保险难题 鄂州创新管理促共赢

破解摩托车保险难题 鄂州创新管理促共赢

时间： 2011-07-13 11:36:28 来源：湖北日报 【关闭】

湖北日报讯（记者周立新、通讯员张继果）鄂州市从破解摩托车保险难题做起，逐步形成以政府为主导的“两新”（社会和非公经济）管理模式，实现了各方共赢。

近3年，鄂州摩托车数量由原来的6万辆翻了一番多，涉及摩托车的交通事故占总数的65%以上，造成103人死亡。大量摩托车没有“交强险”，当事人难以赔付，由此引发的纠纷、群体性事件增多。

摩托车主不愿“花钱买平安”，保险公司因摩托车保费低不主动揽“活”，市综治委、交警等部门因此头痛不已。

从去年11月初开始，鄂州以政府为主导，动员社会组织和非公经济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着力破解这一困局。

在社会组织和非公经济组织中建立健全党组织，充分发挥其龙头作用。市保险行业协会党组织出台两份规范性文件，使7家保险公司达成协议，按照鄂州市机动车辆在各公司实际投保的比例份额，分摊摩托车承保数量。各家保险公司利益与风险均等，不再拒绝摩托车保险业务。

交警部门下沉警力，下放权力，保险部门下设窗口，建立办牌、办证、办保险的常态化便民服务机制。各乡镇、社区设立交通事故调处中心，完善交通事故及并发矛盾的“第三方”调解机制。各级政府、综治办、交通客运等部门共同参与改善交通环境和管理交通秩序。全市各社区组织对涉摩交通事故积极参与调解，减少了矛盾纠纷。旅店、娱乐场所、金融部门、政府机关、公安区域都自觉安装探头。

截至目前，鄂州市共登记摩托车8万多辆，办理牌证、保险近5万辆（份），“涉摩”交通事故、矛盾纠纷和刑事案件呈大幅下降趋势，各保险公司也扭转了摩托车保险业务亏损局面。目前，鄂州开始全面推广这一社会管理创新模式。

（责任编辑 陈辉）

第二篇：1创新管理 破解难题

1创新管理

破解难题

打造道路交通安全社会化管理新模式

中共滨州市委

滨州市人民政府

2全国文明交通行动计划启动以来，滨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2坚持把文明交通行动作为改善民生、构建和谐社会的重要举措，1创新管理，努力破解各类难题，精心打造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社会化模式，3在机动车和驾驶人总量快速增长、交通流量不断上升的情况下，交通安全管理工作不断跃上新台阶，取得新成绩。1滨州市连续两年被省安委会评为交通安全管理工作先进市；1 2010年被省文明办、省公安厅授予实施“文明交通行动计划”先进城市荣誉称号。

3一、构建社会化管理体系，实现由“部门职能”向“政府主导”转变

3交通安全管理是一项社会性系统工程。为进一步加强交通安全管理，滨州市委、市政府坚持把道路交通安全工作作为一项重要任务来抓，2健全完善了 “政府领导、部门协作、社会联动、齐抓共管、综合治理”的工作机制。2一是政府主导，健全四级网络。1市政府将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工作纳入重要议事日程，1专门成立了由分管副市长任组长，1委宣传部、1文明办、1安局、1育局等11个部门负责人为成员的市文明交通行动计划领导小组，3断完善政府主导、相关部门参加的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联席会议制度，定期召开会议，分析安全形势，研究解决各类实际问题，1督促各有关部门认真履行道路交通安全工作职责。2在市、县两级管理网络的基础上，进一步延伸管理触角，将管理范围延伸到乡镇、村庄，建立起四级管理网络，2各乡镇政府都成立了主要负责人任组长的交通安全工作小组，各村都设有专门的交通安全员，使交通安全事事有人管、处处有人抓，有力地推进了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社会化进程。2二是明确分工，落实部门责任。1进一步明确公安、交通、农机、安监等部门是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的主力军，1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为本单位道路交通安全管理第一责任人，切实加强对系统内部车辆和驾驶人的管理。2实行道路交通安全管理包保责任制，层层落实县区级1领导包乡镇、包交通主干道，1乡镇干部包村，1村（居）委会干部包车辆、包路段、包驾驶人的包保责任，1签订道路交通安全责任状，1将路段管理责任到人，1车辆管理责任到单位，驾驶人管理责任到村（居）委会、单位，1形成县区、乡镇、村（居）委会三级联动，1一级对一级负责的道路交通安全社会责任体系。2三是严格考核，推动整体工作。1实行政府统一领导、1统一部署、1统一督查、1统一考核。1组织公安、交通、安监等有关部门全面参与交通安全管理，按照确定的目标任务，1研究制定了“文明交通行动计划”考核细则，将文明交通行动计划的主要业务指标纳入文明单位评价指标体系，1由市政府督查室牵头进行考核验收，严格实行“一票否决”，确保各项措施落到实处。2今年3月28日，市政府召开道路交通安全工作暨“春风行动”动员会议，对全市实施“文明交通行动计划”4个先进县区、6个先进单位和100名先进个人进行了隆重表彰，1其中二等功20人，三等功30人，嘉奖50人，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有力地促进了各项工作的全面落实。

3二、创新社会化管理机制，1实现由“集中整治”向“长效机制”转变

我市立足长远，不断总结经验，创新管理，建立起交通安全管理长效机制。2一是建立和完善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12008年，我市建立了政府领导下的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治理机制。年初组织有关部门对交通安全隐患进行全面排查，1确定整改措施、整改责任单位和整改时限，2由市政府制发《滨州市交通安全隐患整改通知书》，下发各县区政府和有关部门单位，实行销号管理制度。2年中市政府督查室组织有关部门对整改情况进行督导检查，并将整改情况通报各县区主要领导和分管领导，年底对安全隐患整改情况进行考核验收，将交通安全隐患整改完成情况列入市政府对各县区年终考核内容，强力推进交通安全隐患排查整改。2三年来，共排查交通安全隐患488处，投资1.5亿元，整改456处，改造危桥35座，安装中央隔离设施152.1公里。交通安全隐患整改率达93.4%。2二是建立和完善重点交通违法行为查处机制。1针对道路交通安全形势，公安、交通、公路等部门不断加强对交通事故发生规律的分析研究，建立事故定期研判制度，做到警力跟着警情走，开展不间断的交通秩序整治。2各部门最大限度地把执法力量充实到路面，建立联勤制度，实行全时空、全天候、全方位巡逻，做到国省道、城区道路、高速公路及重点路段、重点时段不失控不漏管。3交通部门组织开展运输行业安全生产治理和安全稳定督查专项行动，对超限、非法营运等违法行为进行查处；1农机部门突出查处重点，深入乡村道路、田间地头等执法区域，1严厉查处拖拉机、1联合收割机改装、违法载人等行为。2公安、交通、公路、农机等部门联合执法，每月都组织开展短、平、快的专项整治，1严查严纠严处超员、超速、超载、酒后驾驶等严重交通违法行为。2两年来，共出动人员43余万人次，查处各类交通违法行为90万起，行政拘留1479人次，形成严管严查严纠的高压态势。3三是建立和完善交通安全设施保障机制。1市政府制定出台了《滨州市道路交通安全设施三同时暂行办法》、《停车场管理暂行办法》和《城市道路沿线重大建设项目交通影响评价暂行办法》，2城建、规划、发改等部门密切配合，严把规划关、立项关、验收关，对重大建设项目实行交通影响评价，实现所有交通安全设施与道路建设主体工程“三同时”，2从源头上建立和完善了规范化、常态化的交通安全设施建设保障机制。2为切实解决市城区道路交通安全设施缺失、维护资金紧张等问题，市政府专门召开会议，1形成《市城区交通管理有关问题专题会议纪要》，1进一步明确了城区交通安全设施建设资金渠道。2去年以来，先后完成了渤海七路、黄河五路、环湖路等重点工程55个，1新改建道路120公里，总面积240万平方米，1投资1860万元对城区41条道路施划交通标线45万平方米，1增设指路标志124面、1警告标志330面、1信号灯20处，1安装中央隔离护栏15000余米、视频监控点100处。各县区也参照会议纪要，落实了交通安全设施建设资金来源，加大交通安全基础设施建设投入。2四是建立和完善重点车辆和驾驶人管理长效监督机制。1安监、公安、交通等部门严把驾驶人培训关、考试关、机动车登记关和查验关，1加强对客运车辆、危化品运输车辆、校车的管理，全部安装GPS，建立台帐，实行户籍化管理，督促运输企业、学校落实内部管理责任。1交通、1旅游、1安监、1公安等部门密切配合，1深入推行机动车驾驶人分类管理，1对重点车辆驾驶人实行动态管理和联动监管，1定期相互抄告交通违法信息，督促有关单位落实交通安全主体责任。2无棣县在全省首家推行校车公营模式，投资460万元购买校车22辆，县财政按每生每月50元的标准给于补贴，41400余名学生乘上了安全舒适的校车，从根本上解决了校车安全隐患多、管理不规范的问题。2国务院办公厅简报上介绍了无棣县的经验做法，国务委员刘延东做出批示，给予充分肯定，中国教育报、香港大公报、山东电视台等多家媒体相继报道。

2三、依托社会化管理模式，实现由“说教宣传”向“创新载体”转变

1依托社会化管理模式，1不断创新载体，建立政府主导、1部门联动的一体化模式，1突破了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向社会延伸的制约瓶颈。3一是以文化为载体，打好攻心战，提升市民文明素质。1广泛运用文化的亲和力、影响力与艺术魅力，把整个活动融入到浓厚的交通安全文化氛围中。2设计制作了“文明交通行动计划”专用标识，广泛应用于各种道路交通安全教育宣传活动。开展了交通安全宣传作品征集评选，包括小品、相声、摄影、征文等十个类型，通过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1寓教于乐，组织了全市巡回演出，把戏唱到工厂、企业、田间地头。2与中国诗歌界权威刊物《诗刊》联合举办了“春天送你一首诗——我与文明同行、呼唤交通安全”1大型诗歌朗诵活动，来自全国的著名诗人纷纷登台朗诵。3组织了一系列书画文艺界人士进警营活动，1先后组织举办“滨州作家温馨祝福交通安全”、“水墨方舟进警营活动”，1用小说、诗歌、散文、书画等形式1倡导交通文明，鞭挞交通陋习。2二是以“春风行动”为载体，打好攻坚战，营造浓厚宣传氛围。1 今年3月1日，我市组织开展了交通安全宣传教育“春风行动”，广泛开展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教育。1组建交通安全宣讲团，设计制作了交通安全宣传教育专题讲座多媒体课件30个，1深入单位、乡村宣讲1500余场次，摆放展出交通安全宣传展板，发放宣传资料100余万份。3新闻传媒与交警联合建立了县区记者站，在第一时间播报路面动态，邀请专家、社会知名人士与领导干部走进直播间访谈互动。2组织开展了 “交通安全邮政函件寄发”活动，向全市重点驾驶人、企事业单位等寄发春风行动宣传教育资料80余万本。有针对性进行了分众教育，交通、运管部门在客货运站、出租车、公交车、长途客运车辆上的LED电子显示屏、影视播放机上播放道路交通安全宣传标语、警示短片。3滨州移动、联通、电信公司先后向广大市民发送道路交通安全宣传短信800余万条。2酒店、酒吧、网吧等公共场所摆设、播放9000余条道路交通安全温馨提示语。3为各类学校、幼儿园编印道路交通安全知识小刊物、图片20余万份。1连续两年组织开展了全市中小学生道路交通安全知识竞赛。2三是以宣传阵地为载体，打好基础战，扩大教育覆盖范围。1投资800万元建设了交通安全宣传教育基地，将最新研制的13D立体电影、1中小学生互动式宣传教育软件、1模拟驾驶器、1场景式交通安全游戏装配到宣传教育基地。1广州、贵州、上海、张家港等省市先后前来交流观摩。各县区也高标准建设了各具特色的教育基地，1并充分发挥其宣传教育的阵地作用，组织机关、学校、企业、团体等到基地接受交通安全教育，自全市9处教育基地建成以来，受教育人数达110万余人次。2投资200余万元在高速公路、国省道明显位置设立宣传标牌1300余块，1在市区道路护栏、标志牌后设交通安全提示1000余块。2全市交警执法场所、交通违法处理窗口、事故科等基层单位搭建交通事故模拟展台，设置固定交通安全宣传栏、电视播放设备，循环播放交通安全专题片、公益广告。1在社区、企业、农村设立了交通安全宣传室，交警、交通安全员定期为群众上交通安全课。3组织开展了“畅通安全行--新闻媒体我先行”活动，滨州电视台、滨州日报、山东商报、鲁中晨报、人民网滨州频道、大众网滨州频道等1分别开设专版专栏，其中报道“春风行动”头版头条12篇，1在市级以上媒体发表稿件4600余篇，营造了良好的舆论氛围。

2同时，在工作推进中，我市还不断强化社会化管理手段，积极倡导和谐理念，努力打造文明交通品牌、执法为民品牌和“大交管”品牌，2广泛组织开展交通志愿者活动，2建立了交通事故处理“绿色通道”，2开通了“网上车管所”，设立了社区交通警务室，1建设了交通信息发布中心，努力以精细化服务的方式方法，为广大人民群众提供良好的服务，受到社会各界的好评。

2滨州市在实施“文明交通行动计划”工作中，虽然做了一些积极的探索，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与上级的要求、与先进城市相比，还存有很大差距。今后，我们将按照这次会议要求，再接再厉，推动全市交通安全工作再上新台阶！2

第三篇：社会管理创新 着力破解四大难题

社会管理创新 着力破解四大难题】

难题一：社会矛盾日益复杂 正确调处考验智慧

矛盾凸显，是当前我国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我国用３０多年时间实现的快速发展，相当于西方发达国家用上百年甚至几百年时间走完的发展历程，西方国家在不同时期渐次出现的许多矛盾和问题，在我国相对短得多的时间里集中表现出来。动态调处社会矛盾，既是社会管理的基本任务之一，也考验着各级党委政府的执政能力。社会管理创新就是要正视这些矛盾，想办法、解难题、促和谐。

难题二：利益主体日益多元 科学协调体现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的利益主体越来越多元化，不同利益主体之间的利益矛盾也时有发生。如何科学有效地协调利益关系，成为当前社会管理创新的一大课题。理性看待利益矛盾，这是一个社会发展中正常存在的现象。“大众”与“小众”的利益协调，是社会发展的常态。

难题三：服务意识关系宗旨 关键在于尊重群众

社会管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管理是服务的手段，服务是管理的最高境界。“为人民服务”是党的根本宗旨，也应该是党员领导干部一切行动的出发点和归宿。

难题四：大家事情大家来办 形成合力事关全局

群众力量和政府力量形成合力。扩大群众参与度，多种社会力量与政府形成社会管理合力的一项管理创新。

其新解是，社会管理需要创新与加强，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就要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这一点是根据我国国情所确立的。我国仍处于并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没有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问题依然突出，我们解决各种社会问题的物质基础还比较薄弱。因此，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动摇，都要坚定正确的方向与立场。要抓好社会管理创新，就要提高管理水平，就要通过健全的制度与机制予以保障。进一步加强和完善社会管理，就是要在观念上有个全新的认识，就是要在管理方法上提高能力，就是要有全局意识和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就是要让社会增添和谐的氛围。说到底，就是要坚持“以人为本”，就是要切实贯彻党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不断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根本利益。

其新任务和新要求是，各级政府，各个部门和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围绕这8点意见开展工作，只有在不断创新和不断完善机制上下工夫，只有努力提高社会管理能力与服务水平，那么就能化解多种复杂的社会矛盾，就能增添人民群众对

社会管理的认同感，就能让社会管理造福社会，造福于人民，就能团结和带领人民群众克服我们共同面临的困难，就能确保社会既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

由此，我们可以很自豪地说，我们这个社会在充满活力又和谐稳定的环境里前行，国家何不昌盛，人民何不感到幸福？

有限责任的社会意义

这原是一个经济概念,但在社会科学领域同样十分有价值

无论个人或群体的行为都会有不同方面的影响,对行为的评估的客观性准确性会影响持续性

恰如其分的认同和否定,有限度的承担会把影响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对社会的稳定性,持续性无疑有十分积极的意义

以点带面,片面夸大的评价机制,脱责过责的极端思维放大了事实,违背了规律,也压缩了空间,抑制了活力,尤其是放大了风险

有限责任要求细化显化责权利,且有更好的可操作性,无疑是一个先进的模式,这对社会创造力的释放有积极意义

社会管理创新重在化解突出问题

《瞭望》：2011年，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核心任务是什么？

陈冀平：2011年全国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的核心在于，深入开展社会矛盾化解，狠抓社会管理创新，大力加强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进一步加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基层基础工作，深化平安建设，为庆祝建党90周年、实施“十二五”规划和2012年党的十八大顺利召开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

其中一项重点工作是抓好社会管理创新工作。我国正处于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历史时期，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信息化、国际化的深入发展，原有的社会管理体制机制和手段方法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客观要求，必须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深入推进社会管理创新。

为指导全国社会管理综合试点地区在全国率先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

管理体系，并充分发挥对全国各地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示范带动作用，中央政法委、中央综治委专门召开了全国社会管理创新综合试点工作推进会议，对试点工作的指导思想、目标任务和基本原则等作了认真的研究部署。

从指导思想和基本原则上看，主要强调积极推动全国各地及各综合试点城市从实际出发，针对社会管理领域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创新社会管理理念，探索完善相关政策法规体系，理顺工作体制，健全工作机制，强化工作措施，力争使各综合试点地区用一至两年时间在全国率先建立起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系，为深入推进全国社会管理创新提供经验和借鉴。基本原则主要有：坚持党委领导，政府负责；坚持依靠群众，服务民生；坚持固本强基，健全网络；坚持依法管理，规范建设；坚持综合治理，齐抓共管；坚持重点突破，整体推进。

由于社会管理概念很大，内容很多，涉及社会建设方方面面。因此，在对综合试点地区社会管理创新主要内容的考虑上，侧重于解决社会管理领域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突出问题。根据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和全国综治工作会议精神，社会管理创新主要内容包括创新社会服务管理模式，如深化行政管理体制改革，建立现代服务型政府，强化政府的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加强社会建设，注重改善和保障民生，推进建设城乡一体的公共服务体系；建立完善网格化社会服务管理模式等要求，同时，针对社会管理中的薄弱环节，围绕社会矛盾化解、特殊人群的服务管理、社会治安重点地区排查整治、基层基础建设、“两新组织”服务管理、互联网管理等方面提出了具体的要求和措施。

一是要求各地及各综合试点地区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工作，将其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十二五”规划，纳入本地领导班子、领导干部的任期目标和社会治安综合治理考评体系，作为党政主要领导政绩考核的重要内容，严格落实责任奖惩；成立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综治部门组织协调，主管部门分工负责，政法各部门及纪检、组织、编制、发改委、民政、财政、人力资源社会保障、住房和城乡建设、工商等有关部门参加的社会管理创新工作领导小组，加强组织领导。

二是要求各省(区、市)加强对所辖全国综合试点地区工作的指导督导，组织协调综治委成员单位发挥职能作用，形成合力。要求中央综治委各成员单位根据本部门在社会管理创新工作中承担的职责任务，研究制定推进所承担社会管理创新工作的总体规划，积极参与对全国及全国综合试点地区相关工作的联系指导。

三是要求各地及各综合试点地区建立专兼职的社会管理队伍，大力加强和发展社会工作者队伍、社会治安志愿者组织和志愿者队伍、群防群治队伍，充分发挥他们在社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建立政府调控机制与社会协调机制互联、政府行政管理与社会自治管理互补、政府管理力量与社会管理力量互动的社会管理网络。

四是要求各地及各综合试点地区充分发挥信息化手段在社会管理创新中的作用，建立全面覆盖、动态跟踪、联通共享、功能齐全的社会管理综合信息系统，构建社会管理信息化平台，提高新形势下社会管理信息化水平。

五是要求各地及各综合试点地区抓住制定实施“十二五”规划的契机，对社会管理创新工作实行立项管理，进行项目化建设。

多策并举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瞭望》：还有哪些方面是当前需要着力解决的？

陈冀平：除了抓好社会管理创新工作，2011年，我们的工作还将针对当前的突出问题有的放矢、对症下药，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开展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调解法》实施为契机，深入推进人民调解工作，进一步健全大调解工作体系，突出加强行政调解，推动部门履行职能化解矛盾。

具体来看，包括全面推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重大工程项目和重大政策，在决策前进行经济效益和社会稳定风险“双评估”，既看要不要干，又看能不能干，防止因决策不当引发社会矛盾；建立健全征地拆迁、劳动纠纷、医疗纠纷、安全生产、食品药品安全、知识产权、交通事故等领域的行业性、专业性调解组织；推进涉法涉诉信访案件的排查调处工作，针对其中影响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开展专项研究，召开全国社会矛盾化解工作经验现场会交流经验，等等。

第二，加强社会治安防控。当前形势下，一方面，要始终坚持严打方针不动摇，多部门、多警种协同作战，深入开展集中打击行动，严厉打击、严密防范黑恶势力犯罪、严重暴力犯罪、“两抢一盗”等多发性侵财犯罪，切实将严打精神贯穿于侦查破案、批捕起诉、审判执行等各个环节，依法严惩一批严重违法犯罪分子，形成对违法犯罪活动的强大震慑态势。继续深入开展全国社会治安重点地区排查整治行动，全年拟适时组织两次暗访督查。

另一方面，要本着标本兼治的原则，坚持预防为主，立足当前，着眼长远，认真剖析问题产生的深层次原因，从体制机制和手段方法等方面提出加强社会建设、创新社会管理的有效措施，从源头上消除产生治安乱点和突出治安问题的土壤和条件，大力加强基层党政组织，逐步完善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全面落实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等各项措施，不断改进社会管理服务工作。

第三，加强基层基础工作。具体来说，加强乡镇(街道)综治委、办建设，配齐配强专职干部。

重点抓好村居(社区)和企事业单位等综治工作站(室)建设，完善和规范乡镇(街道)综治工作中心建设，发挥其基层服务管理平台的联动功能。□文/《瞭望》新闻周刊记者陈泽伟 一是提高人自身的综合素质；二是加强管理者为民服务的服务意识；三是强化对社会管理者权力的监督；四是形成人人参与和管理社会的机制

习近平强调，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进步，离不开人民的创造力量；党的全部执政活动，离不开强有力的群众工作。社会管理主要是对人的服务和管理，说到底是做群众的工作。一切社会管理部门都是为群众服务的部门，一切社会管理工作都是为群众谋利益的工作，一切社会管理过程都是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说，群众工作是社会管理的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

习近平强调，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发展阶段，群众工作会有不同的具体特点。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群众工作对象更加多样化，群众工作内容更加丰富，群众工作环境越来越复杂，群众工作组织网络需要进一步健全。这就要求我们把做好新形势下群众工作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增强群众工作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习近平指出，做好群众工作必须贯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从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入手，努力解决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的问题，真心实意为群众谋利益，扎扎实实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时时处处、切切实实关心群众生活，紧抓民生之本、解决民生之急、排除民生之忧，这是密切党群关系的治本之策，也是最根本的群众工作。

习近平强调，党的基层组织和基层干部是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做好群众工作最基本、最直接、最有效的力量，是我们党执政为民最为重要的组织基础。各级党委要切实加强基层组织建设，推动基层组织把知民情、解民忧、化民怨、暖民心作为经常性工作，按照情况掌握在基层、问题解决在基层、矛盾化解在基层、工作推动在基层、感情融洽在基层的要求做好群众工作。要进一步突出重视基层的用人导向，通过多种方式使那些适合基层工作、作风好能力强的干部留在基层，让那些在基层工作有经验、有实绩的优秀干部得到更好的培养和使用。要在继承和运用以往群众工作有效做法的基础上不断创新方式方法，帮助基层干部不断提高新形势下群众工作能力。

习近平强调，做好群众工作是领导干部的重要职责。是否重视做群众工作，是否善于做群众工作，是衡量领导干部政治上是否合格、工作上是否称职、领导能力强不强的一个基本标准。各级领导干部要以身作则，从树立群众观点、坚定群众立场、坚持群众路线、增进同群众的感情和创新群众工作方式方法等方面加

强修养和锻炼，以正确的世界观立身，以正确的权力观用权，以正确的事业观做事，在做好群众工作中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

第四篇：破解难题促转变化解矛盾促和谐

破解难题促转变化解矛盾促和谐

----阿图什市开展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经验材料

阿图什市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中，从决策、措施、机制和责任四个环节把握主动，以强化矛盾纠纷化解的联动衔接、基础建设、制度建设为抓手，全面加强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工作，实现了“哪里有矛盾纠纷，哪里就有调解组织，就在哪里调解”，形成了多层次、多渠道化解矛盾纠纷的工作格局。

一、建立体系，创新模式，规范流程，较好整治了矛盾调处秩序。一是建立了人民调解、司法调解、行政调解五大联动机制。即人民调解与行政调解联动工作机制；人民调解与司法调解联动工作机制；行政调解与司法调解联动工作机制；重大矛盾纠纷联动工作机制；跟踪回访机制，初步实现了有机结合、有效运转。二是基层建立了“三调两会一报告”工作机制。“三调”即在村级进行人民内部调解；通过乡级政法综治中心进行行政调解；通过乡政府出面进行调解。“两会”即矛盾纠纷（信访）专题党政联席会和矛盾纠纷（信访）专题党委会。“一报告”即矛盾纠纷（信访）专题报告。针对一些矛盾纠纷比较复杂，涉及范围广，涉及到法律法规答疑解惑以及涉法涉诉等，依靠基层力量难以或者无法解决的问题，以报告的形式进行转交，力求为当事人双方找到合法解决的渠道。三是农村基层创新了“三纵三横”调解模式，“三纵”即通过在乡政法综治中心和村政法综治工作站分别设立信访问题接待处，实现了市、乡、村三级网络纵向贯通，畅通了信访渠道，构建了立体调解体系，1大大方便了群众诉求。“三横”即通过建立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联动机制，实现了调解工作的横向联动，大大提高了调解效率。通过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和受理的信访问题实行统一受理、统一登记、统一疏理、归口办理并实施“五步”工作法即：第一步村级人民调解，先由村人民调解委员会进行调解，努力调解在最基层；第二步中心行政调解，当事人对村调解委员会调解不满意的，由村委会给当事人开据《人民群众矛盾纠纷（信访）联调介绍信》到乡政法综治中心，乡政法综治中心在接到村委会的介绍信两个工作日以内报中心主任或常务副主任（乡党政一把手）批示，再由中心按照案件性质和疑难程度进行分流调处或协调办理；第三步乡信访联席会议解决，当事人对中心办理不满意的，由中心提请乡信访联系会议解决；第四步乡党委会研究解决，当事人对乡信访联系会议研究解决仍不满意的，由信访联系会议办公室提交乡党委研究解决；第五步司法调解，当事人对乡党委会研究解决还不满意的，由当事人到相关司法机关申诉。对重大矛盾纠纷、疑难信访问题相关部门或各级可提前介入，否则见不到介绍信等材料层层不予受理，有效地规范了信访秩序，预防了越级上访。

二、健全制度，完善机制，明确任务，较好地促进了工作职责落实。从社会矛盾的预防、排查、受理、接访、下访、调解、分流、联调、领导包案、督办到群体性事件的处臵等各个环节，建立健全了一整套规章制度，确保工作规范，有章可循。一是建立了日报告、周例会、月研判和日常排查、集中排查、领导大接访、干部大下访等工作长效运行机制；二是实行领导联合接访制度，对重大矛盾纠纷按照分级对口的原则，包案到

领导，将党政“一把手”推向化解矛盾纠纷的第一线，增强了解决问题的能力和水平。三是健全了首问负责和责任查究制度，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逐一登记在册，明确责任单位、责任人、限时化解，使每项工作和每个环节有人抓、有人管，有力推动了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工作。

三、狠抓排查，注重预防，积极化解，较好地实现了矛盾调处有序。我们在工作中，变被动调解、等案上门为主动出击、注重预防，突出抓早、抓小、抓苗头，坚持开展“五项排查”活动，切实做到早发现、早报告、早处臵。早发现。一是日常排查，平稳时期每周排查，敏感时期每天排查；二是集中排查，每月定期开展集中排查，做到不留死角和盲点；三是重点排查，在重大节日、重要会议、重大活动等重要节点和敏感时期，对重点单位、重点地方、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人群开展全面排查；四是下访排查，按照“四包”机制，每季度组织包乡（村）、街道（社区）、学校、清真寺领导和包户干部深入联系点，变上访为下访，开展大下访活动，全面排查化解；五是滚动排查，对一些可能滋事的重点人员，可能引发集体上访的热点问题，可能导致群体性事件的突出矛盾逐村组、社区、单位滚动排查，切实将各类矛盾纠纷发现在萌芽状态，解决在始发阶段。早预防。为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纠纷，建立了信访稳定风险评估机制，对一些涉及征地拆迁、事关民生的重大事项和重大建设项目在实施前，组织开展稳定风险评估，按照风险大小和有无风险实行四级评估：即风险很大、有风险、风险较小和无风险，多渠道、多途径广泛征求群众意见和建议，最大限度赋予群众知情权和表达权，对大多数群众满意无风险的快办，大多数群众不理解有风险或风险较小的缓办，大多数群众不满意风险很大的坚决不办，有效地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了重大社会矛盾纠纷、信访问题和群体性事件发生。早化解。结合“三项工作机制”组织小队维稳干部、基层人民调解员、驻村集中整治队员、包户干部及时逐户、逐村开展拉网式排查化解。充分调动人民调解员、治安信息员、联防队员等基层各群防群治力量工作积极性，充分发挥他们有着广泛的群众基础，具有人熟、地熟、情况熟的优势，及时调处。对排查出的矛盾纠纷，逐一登记，能解决的当即解决，不能解决的及时登记在案上报，逐级综合运用法律、政策、行政、经济、教育等手段及时化解，确保将大量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在一线。

四、统一领导，部门联动，分级负责，确保了各类矛盾纠纷得到有效化解。近两年来，我们以民生建设年为统领，以效能建设为抓手，综合运用司法调解、行政调解和人民调解等多种方式，深入开展矛盾纠纷“大排查、大调处”，实施“信访积案攻坚年”活动，进一步畅通民意诉求渠道，排查信访积案件，调处化解矛盾纠纷，深入推进重大事项社会稳定风险评估，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发生。一是创建巡回法庭工作室，由法院牵头负责，在全市村居（社区）挂牌设立巡回法庭工作室，向群众发放“便民联系卡”公开联系电话，巡回法官围绕当地党委、政府确定重点工作，走访联系群众、了解社区民意，提供法律咨询、调处简易纠纷、指导民事调解、进行普法宣传、案例讲解、协助办理立案手续、协助解决信访问题，为困难群众做实事、做好事，主动为人民群众提供法律服务。二是创建“人民调解工作室”由司法行政机关牵头负责，依托

乡（街道）综治维稳中心，建立了94个人民调解委员会，充实调解员419人，农村基本实现了全覆盖，切实做到了村村有调解组织、小队（单位）有调解信息员，逐步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三级调解网络，叫响“有纠纷去调解，有上访找司法”的工作理念。通过采取有效调解措施，达到了“三个明显减少、两个明显提高”的总体目标。“三个明显减少”即民转刑案件减少；重大群体性事件减少；群众上访事件减少；“两个明显提高”即调解员队伍的整体素质有所提高；预防和化解纠纷的实际能力有所提高。三是扎实开展“信访事项办结、积案化解攻坚年”活动，采取“一个案件、一名领导、一个班子、一个方案、一抓到底”的方法，扎实推进积案化解信访事项办结工作。将重大信访、重访全部纳入重点案件，实行挂牌督办，千方百计予以化解，防止重大信访、重访演变为信访积案，有效防止了因信访案件引发的重大矛盾纠纷发生。2010年至2011年8月，人民调解领域共排查矛盾纠纷8005件，成功调解8001件，调成率为99.95%；行政调解领域共排查受理信访问题81件，解决64件，办结率为80%；司法调解领域共受理民商事案件1903件，成功调解1142件，调成率达60%，切实将一批矛盾纠纷化解在了基层，将一批信访问题解决在了当地，有效地预防了矛盾激化和越级上访。

阿图什市综治办

2011年9月3日

第五篇：破解新阶段下社会管理创新几大难题

破解新阶段下社会管理创新几大难题

迟福林

有组织的理性比非组织的个人行为更有利于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有组织就可以谈判、协商，规范发展民间组织，形成在党和政府领导下的协商对话机制，远比非理性的个体行为要规范得多、好得多

2011年初，胡锦涛总书记指出：“当前我国既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又处于社会矛盾凸显期，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还不少。从总体上看，我国社会管理领域存在的问题，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阶段性特征的集中反映。”从我国的现实需求看，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关键在于，客观把握我国发展的阶段性特征。经过30多年的改革开放，我国已开始由以温饱为主要目标的生存型阶段进入到以人的自身发展为主题的发展型新阶段。我国发展阶段的突出特征，既反映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性进程，又成为新阶段经济转型、社会转型、政府转型的历史新起点。

公共产品短缺会带来什么？

创新社会管理，首要在于准确地把握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我国由生存型阶段进入到发展型新阶段，尽管人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主要矛盾没有变，但是人们物质文化需求的内涵发生了重要变化。公共产品短缺取代私人产品短缺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具体反映在：全社会的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短缺、基本公共服务不到位的矛盾日益突出。近年来，包括义务教育、公共卫生与基本医疗、基本社会保障、公共就业服务、基本住房保障等公共产品短缺的矛盾越来越突出。我认为，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不仅是新阶段经济矛盾的重要表现，也是新阶段社会矛盾的聚焦点。

全社会公共需求的变化将带来需求结构和供给结构的变化，并导致原有经济结构不合理的矛盾日益凸显，由此形成新阶段经济转型的巨大压力。以我国投资与消费失衡的矛盾为例，这一矛盾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公共产品短缺影响了广大城乡居民的消费能力、降低了他们的消费预期。为此，推进以消费主导的结构性调整和改革，应当成为我国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战略重点。

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是不是开始成为社会矛盾的聚焦点？以甘肃正宁县的“11 16”校车交通事故为例，这一事故之所以引起全社会的关注，就在于它反映了我国基础教育公共产品短缺的现实。由此看来，新阶段日益增多的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在一定程度上同公共产品短缺、基本公共服务尚不到位有很大关联。

公共产品短缺的突出矛盾有没有可能成为引发社会矛盾的导火索？公共产品短缺涉及到多数人的自身发展需求，联结城乡，涉及到千家万户的利益，容易引发社会情绪和社会共鸣，容易成为群体性事件的导因。与一般的群体性事件相比，因公共产品短缺直接或间接导致的社会矛盾量大面广，而且伴随着社会对政府的某些不信任与抵触情绪，它很容易成为新阶段群体性事件、突发事件的缘由。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加强创新社会管理面临着新挑战、新压力。这就需要把创新社会管理与建立公共服务体系相结合；把化解社会矛盾与加大公共产品供给相结合；把公共产品供给的政府主导与社会协同相结合，由此探索发展型新阶段社会管理创新的有效途径。

社会管理难在协调利益关系

我国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主体分化是大趋势。而且，随着经济社会发展，这一趋势仍在逐步加大。应当说，当前经济转型的难点在于

协调利益关系，社会管理最难的地方也在于协调利益关系。为此，调整社会利益关系，提升公平正义的能力，是发展型新阶段社会管理创新的重大课题。首先，进入发展型新阶段，各利益群体的进一步形成并相对固化，是一个客观现实。与此相联系，基于利益关系的社会矛盾和社会冲突将逐步增多。在这个特定背景下，应当承认，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开始成为全社会一种新的公共需求。基于这个判断，需要做出利益表达的制度安排，从而将利益表达纳入制度化、规范化的轨道。目前的突出问题是，我们对利益表达和利益诉求是不是一种公共需求还缺乏足够的估计，在制度设计上还严重缺位。社会利益诉求和表达需要“出气口”，需要“减压阀”，需要构建制度化、规范化的表达渠道，以引导社会利益的表达行为。适应这种社会公共需求的变化，我认为十分有必要把“排气”和“减压”的“减压阀”系统建设作为新阶段社会管理创新的一项公共产品。其次，在利益主体分化、利益表达诉求增多的背景下，应当把社会协商对话作为社会管理创新的主要制度安排。总体上说，当前多数的群体性事件大都基于利益诉求，是可以通过社会协商对话机制进行利益协调得到妥善解决的。为此，要通过有组织、有序、制度化的谈判协商协调具体的利益关系。

再次，利益表达、社会协商、公众参与的目标是形成完善、有效的公共治理。为此，新阶段创新社会管理，应当规范发展多种形式的社会参与。例如：健全信息公开、听证、检举等公共参与制度，建立各类群体与政府、公共领域的沟通渠道，使之成为各利益主体进行利益协调的主渠道。吸收不同群体代表加入各类公共组织，在公共政策的制订和执行中，保证其话语权和参与权。我认为，在这个问题上，还需要适应发展趋势，进一步解放思想。

总之，处在发展型新阶段的社会转型，社会矛盾与社会风险因素增多是一个客观趋势。局部的“小乱”难以避免，这是我们不得不面对的社会现实；社会危

机管理重在将“大乱”化解于“小乱”之中，防止全局性社会问题的发生。社会管理的重要任务，在于不能将社会矛盾积累起来，使“小乱”变成“大乱”。这就需要加快建立社会协商对话机制，加快建立完善的公共治理结构。让民间组织发挥作用

在利益主体和社会结构多元化已成为基本现实的背景下，民间组织的发展是一个客观趋势。如何使民间组织能够反映“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要求，在协调利益关系中扮演积极角色，是社会管理和社会安全的重大课题。

在公共产品短缺成为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的背景下，强调政府在公共服务供给中最终责任的同时，也应当看到，相当多的公共服务，比如慈善事业、艾滋病防治、公益性文化等都可以通过民间组织，在基层和社区解决。适应公共需求全面快速增长的客观形势，把农村基层自治组织和城市社区打造为基层公共服务平台，大力发展专业化、公益性服务的民间组织，能够解决基层多样化的公共服务需求，并由此化解社会矛盾和社会风险。

需要注意的是，协调利益关系的突出矛盾是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保护弱势群体利益的关键在于积极规范地提高其组织化程度。

近年来，有些地方由于经济利益关系处理不当引发的社会矛盾和冲突，往往与当地政府直接介入具体的经济活动、充当一方利益主体的代表有直接关系。由此可以看出，各级地方政府从具体的经济活动和利益中摆脱出来，根据利益关系变化的客观要求，规范发展各类民间组织，有利于解决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有利于实现社会稳定。

从我国现实情况看，有组织的理性比非组织的个人行为更有利于社会和谐与社会稳定。有组织就可以谈判、协商，规范发展民间组织，形成在党和政府领导

下的协商对话机制，远比非理性的个体行为要规范得多、好得多。“社会协同、公众参与”重在实现有组织的协商对话，防止无组织的对抗。当然，这取决于制度与法律的安排。

作者系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